中國基督教史綱 · 第六章
元代基督教的傳布
當13世紀的時候，在東方崛起了一個民族，憑著他們舉世聞名的武功，東征西討，建立成橫跨歐、亞兩洲的大帝國，這便是中國的元朝。元朝開始於1206年的成吉思汗鐵木真，他帶領了蒙古軍隊，從中國的西北部出發，平定了西遼及花剌子模，滅西夏，雄震亞洲。他的兒子窩闊台，就是元太宗，繼承遺志，聯宋滅金，併吞了中國北部及高麗，復侵入歐洲，進軍俄羅斯、波蘭、匈牙利。此後歷定宗、憲宗而至世祖忽必烈，他在1260年即位，至1278年滅宋而一統中國，定都燕京，又東征日本，南征緬甸、安南、占城、爪哇等國，其領土之廣，包括東歐及亞洲大部，實為前此所未有。
蒙古帝國既憑藉其武力，統治了中國，他的國際貿易，不但推行到中亞細亞，更及到了歐洲，海道陸路的交通，遠至歐洲的義大利等國，聽到「中國」這個名字，亦相率東來。蒙古的長官，對於外來的商人和教士，具著極優容的態度，處處予他們各方面的便利。在宗教方面，允許人民有信仰的自由。蒙古人所崇奉的宗教，本來是多神的，所以朝廷在那時候，對於各種宗教是兼收並蓄，來者不拒，天主教也好，景教也好，佛教也好，回教也好，什麼都歡迎，什麼都附和。凡屬教徒，都可以不納租賦，不完捐稅，並免除其他任何國民的義務。借著這漫無限制的機會，於是潛伏在蒙古與內地的景教，既可以捲土重來，即流行於羅馬的天主教，亦得乘時東漸，這兩派基督教，使沉寂已歷四百年之久的基督教，從新復活起來。現在且分說之。
一 元代的景教
聶斯脫里派景教在唐朝以後，不但在美索不達米亞、中亞細亞及蒙古境內沒有絕跡，甚至連中國疆域以內的景教團體還有存在，已見上述。最近宓亨利中國基督教四大危急時期的演說中，在敘述景教之後，又說：
基督教在中國本部，未及推廣，其在中亞，則繼續傳布，在十三世紀中葉元世祖時，東方基督教日漸來華，重整旗鼓。
相傳成吉思汗為他兒子娶了開爾脫（Kerart）部的公主為妻，這公主是個景教徒，所以在他的營內也有個景教寺。開爾脫的景教徒，都占有相當的權勢，在成吉思汗的領導下，在黃河北面河套的地方，所以隨忽必烈入主中國復興起來，並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景教這個名稱，在元朝的歷史中，卻有一個特殊的名字，叫做「也里可溫」「」。也里可溫是蒙古語的譯音，意思就是福分人，或有緣人，或即「」奉福音人。多桑謂蒙古人呼基督徒為Arcoun，唐朝傳景教之大德阿羅本，或即「」也里可溫的古音。多桑譯著《旭烈兀傳》：
有蒙古人稱天主教為「阿勒可溫」一語，始不解所謂，繼知阿剌伯文回紇文「也」「阿」二音，往往相混，「阿勒可溫」即「也里可溫」。
但也里可溫究竟是那一派的基督教呢？是聶斯脫里派的景教呢，還是佛蘭西斯派的天主教呢？清洪鈞《元史譯文證補》中《元世各教名考》曾經這樣說：
也里可溫之為天主教，有鎮江北固山下殘碑可證；自唐時景教入中國，支裔流傳，歷久未絕，也里可溫，當即景教之遺緒。
洪鈞之分不清楚也里可溫是天主教，抑是景教，是很難怪的，因為那時候所稱的也里可溫，正像現在人稱基督教一樣普通，變為任何派別不同的總名稱。其實在鎮江等地的也里可溫，還是景教一派。從《至順鎮江志》考證，知道有一位也里可溫教徒叫馬薛里吉思，他做了鎮江的副達魯花赤，在1278至1282年間，在城內外興建了景教寺院六所，又在杭州建寺一所，其熱心宗教的情形，可以從《梁相記》中見之：
薛迷思賢，在中原西北十萬餘里，乃也里可溫行教之地。愚聞其所謂教者，……今馬薛里吉思，是其徒也，教以禮東方為主，與天竺寂滅之教不同。……十字者，取像人身，揭於屋，繪於殿，冠於首，侶於胸，四方上下，以是為準。……十四年欽受宣命虎符懷遠大將軍、鎮江府路總管府副達魯花赤，雖極榮顯，持教尤謹，常有志於推廣教法。一夕，夢中天門開七重，二神人告云：汝當興寺七所，贈以白物為記。覺而有感，遂休官，務建寺：首於鐵瓮門舍宅建八世忽木剌大興國寺，次得西津豎土山並建答石忽木剌雲山寺、都打吾兒忽木剌聚明寺，二寺之下創為也里可溫義阡。又于丹徒開沙建打雷忽木剌四瀆安寺，登雲門外黃山建的廉海牙忽木剌高安寺，大興國寺側又建馬里吉瓦里吉思忽木剌甘泉寺，杭州薦橋門建樣宜忽木剌大普興寺；此七寺實起於公之心，公忠君愛國，無以自見，而見之於寺耳。完澤丞相謂公以好心建七寺奏聞，璽書護持，仍撥賜江南官田三十頃，又益置浙西民田三十四頃，為七寺常住。公在鎮江五年，連興土木之役，秋毫無擾於民；家之人口受戒者，悉為也里可溫。（見《大興國寺記》）
我們在這一段文中，不但可以知道鎮江也里可溫的創始，與馬薛里吉思的舍宅建寺情形，而且知道當時的也里可溫就是唐朝的景教。在馬氏興建七寺的時候，正元世祖入主中國之始，僅僅鎮江一地，已有那樣偉大的建設，其他亦可想而知。關於鎮江一隅的事實，後來在馬哥孛羅的遊記中，亦曾提到：
鎮江府有景教禮拜堂二所，千二百七十八年，大可汗命景教徒名馬薛里吉思者為其地長官。寺即其所建。
這明明說鎮江的教堂，乃是景教寺院，清朝俞曲園序《楊文杰東城記余》說道：
余讀其中大普興寺一條，稱其奉也里可溫之教，有十字者，乃其祖師麻也里牙之靈跡，上下四方以是為準，與《景教流行中國碑》所云「判十字以定四方」者，其說相同。（見《春在堂雜文》）
當時景教在中國的復興，不下於唐朝，幾乎瀰漫到各地，固不獨在鎮江、杭州之有景教寺院；一般人所以只提到鎮江、杭州，乃因鎮江大興國寺碑文獨得保存在《至順鎮江志》中的緣故。假若我們看一看元朝的官制，根據《元通制條格僧道詞訟門》的一條記載：
至大四年十月十四日，省台官同奏，昨前宣政院為和尚也里可溫先生等，開讀了聖旨的上頭，奉聖旨教俺與御史台集賢院崇福司官人每，一同商量者麼道，聖旨有來，御史台集賢院崇福司來省里一處商量來，崇福司官說：楊暗普奏也里可溫教崇福司管時分，我聽得道來，這勾當是大勾當，不會與省台一處商量，省台必回奏，如今四海之大，也里可溫犯的勾當多有，便有一百個官人，也管不得，這事斷難行。
宣政院是管釋教的，集賢院是管道教的，崇福司乃是管也里可溫的。當時楊暗普做江南釋教總統，崇福司就根據他的奏章提出這番意見，以為也里可溫所犯的勾當既這樣多，就是有一百個官員，也管不了許多，可見也里可溫人數之多了。再從《至順鎮江志》戶口調查：寓戶3 845之中，有也里可溫23戶；10 555人口之中，有也里可溫106人；2 948單身人之中，有也里可溫109人。從鎮江一區而論，平均167戶中，有一戶是也里可溫；63人中，有一個也里可溫人。無怪這個崇福司官要著急了。若再從《元史》職官、列傳去看，有許多職官寫著也里可溫字樣的。北方如山西、陝西、河南、山東、直隸等省，南方如廣東、雲南、浙江等地，皆有也里可溫散居著。有也里可溫駐居的地方，當然有禮拜寺及崇福司官在管理。《元史·順帝紀》，說到別吉太后之喪，有下列的話：
後至元元年三月，中書省臣言甘肅甘州路十字寺，奉安世祖皇帝母別吉太后云云。
甘州有十字寺，馬哥孛羅也提及過：
甘州者……其地基督教徒，於城中建大禮拜寺二所。
別吉太后是個基督徒，所以奉安在甘州十字寺中，《文苑記》也有「命也里可溫於顯懿莊聖皇后神御殿作佛事」的話。這不獨可以知道別吉太后是基督徒，更足以證明也里可溫教的普遍全國了。在《元史》中所稱為也里可溫人者，有不少是達官，是孝子，是良醫，是學者，是義士；而且他們的名氏，又多與古基督徒相同。當時著名的文學家馬祖常（見《元史》卷一四三本傳），是聶斯脫里望族，他的祖宗都是歷代的達官，他曾為他的曾祖月合乃做《神道碑》（見《元史》卷一三四），可以看出他們是元代大族，並且都是信也里可溫的。黃溍曾著《馬氏世譜》、余闕《合肥修城記》記馬氏政績，都有也里可溫字樣。
後來更有從地下掘出許多景教的遺蹟，如在福建泉州及附近地方，掘得了五塊有十字的石碑，都是這時的遺物。泉州是中國中古時代的通商海口，等於後來的廈門，是唐朝以來一切阿剌伯人及其他外國商人教士們進出的地方，到現在還有許多關於佛教、回教、基督教的遺蹟。又在蒙古石柱子梁找得了好幾個有十字的墓石，大約也是十二、十三世紀的遺物。1919年在北平西南四十里地方的十字寺里，又發現了兩塊刻花的石碑，碑頭上都有十字，與泉州出土的石碑相似。此外在新疆、蒙古等處，有幾個義冢里有十字形的墓碑，大都刻著十三、十四世紀的年代。凡此皆足證明元代景教的發達了。
二 元代的天主教
當蒙古侵入中國的時候，也正是歐洲發生大變動的時候。自西羅馬帝國滅亡後，偉大的新時代產生了，文化的改進，商業的繁榮，影響及於東方，於是商人們歡喜到中國來，引起了羅馬教徒傳教東方的熱忱，便在西亞細亞設立了傳教的分所。當時有二個新興的宗派：一名方濟各派（Franciscus），一名多明尼派（Dominicus）。聖方濟各是死在1226年的，他曾經傳道給埃及的回教徒，並且到過聖地。多明尼很想聯合全世界傳教工作，使羅馬各教派都隸屬於正宗天主教。當蒙古軍隊快速度發展的時候，歐洲人很受到他的威脅，教皇依諾增德四世（Innocent IV）派遣專使，赴蒙古探訪，這個專使，就是方濟各派的修士，名叫柏朗嘉賓（Jean de Plan Carpin），他是義大利人，是方濟各的弟子，在1245年由里昂（Lyons）出發，次年7月才到蒙古都城喀拉庫倫（Karakorum），朝見新君定宗貴由，呈遞教皇文書，二月間得了定宗回書回歐，於1247年到了法國，報告教皇。
1248年因法王得到蒙古長官阿爾及吉台（Aljigidai）所差來兩個景教徒的報告，知道定宗皇帝和他的母親，都信了天主教。就派遣多明尼派的法國人，名叫龍如美（Andre dē Longjumean），帶了另外兩個多明尼派修士，於1249年從賽普勒斯（Cyprus）動身，次年到了蒙古，可惜定宗已於上一年去世了，僅取得皇后兀立海迷失（Ogul-Gaimish）的回書。此後教廷與蒙古間的使節往還，固非一次，而從這些使者的報告中，得知有許多聶派的景教徒改信了天主教，並且知道天主教在東方一天發達一天。元世祖忽必烈派遣馬哥孛羅的父親和叔父回去向教皇要求派科學家和宗教師一百人來中國，結果，因著戰爭的阻礙，那將來中國的多明尼派教士，中途折回，只剩馬哥孛羅父子二人回到中國。馬哥孛羅在中國住了多年，幫助了忽必烈許多事體，他也曾遊歷過中國許多地方，著成世界聞名的一部遊記（已經譯成中文），引起了歐洲人對中國的興趣。
在這個時期里，與天主教在中國工作上關係最大的人，莫如那個約翰·蒙高維諾（Giovanni da Montecorvino）了。他是方濟各派的意籍教士，在1294年奉教皇派遣，來到中國的京都北平，得著新皇帝元成宗鐵木耳的歡迎，他就開始在中國做傳教工作。第一件事，就是他勸化了一個景教徒高唐王闊里吉思信教，這位高唐王為了紀念教士的緣故，替他自己的兒子題名叫約翰。他在景教徒的反對情形之下，創建三座教堂於北平—從1298至1318年間—當1305那一年，替六百人施洗。又曾招收了一百五十個外教人家的男孩—7歲至11歲—給他們施洗，教他們學習拉丁文和教會禮節，把他們組織成一個唱經班和歌詠隊，用蒙古文譯出許多經文和歌詞，一部分學習成功的，便在禮拜時幫助崇拜的儀式，每逢禮拜，甚至在皇帝宮裡也聽到他們的歌唱聲音。那個高唐王，也在教堂里擔任些職務。高唐王闊里吉思更領導了他的人民信奉天主教。他死之後，他的兄弟把這些人民帶回到綏遠東南部自己的封地，所以約翰常常去看他們，因此對於那地方的語言文字都很熟悉了，把《新約》與《詩篇》翻譯成這種文字，他的工作範圍便日愈擴大了。
約翰雖只是有58歲的人，但他的形狀卻已經很老了。因為有十二年之久，沒有得到一些教皇的消息。十年以來，只有他獨個兒主持這樣的繁劇，到1303年方有一位德國教士阿諾爾德（ArnoldofCologne）來和他同工，但也只有大約兩年工夫。
他在1306年所建造的第二座教堂，離開皇宮很近，皇宮裡的人，早晚都能聽見歌唱。這個教堂的地基，是一個名叫彼得的送他的，建造的經費，是向各慈善家捐來的。禮堂可容二百人，另外有辦公室，規模雖不甚大也可見得他獨力經營的不易了。他鑒於事業一天天的擴大，自己覺得孤立無援，曾經寫信給同會的弟兄，又托一位在亞洲多年傳道的教士叫多倫底諾（Tolentino）帶信給教皇，結果，約翰被委為北平總主教，管理東方全境教會，並且又派來七個副主教，從1307年啟程，其中有三位，都在印度死了，又有一位做了得利斯帶（Trieste）主教，只有三位於1313年到了中國，一名安德肋貝魯日亞（Andrea da Perugia），一名日辣多阿布意尼（Gerado Albuini），一名貝來格理諾加斯歹勞（Peregrino da Castello）。那個日辣多做了新教區泉州的第一任主教，在泉州建造起一座教堂。其餘的二位，留在北平幫助總主教辦事。除了在泉州新教區以外，並且分派修士們到浙江的杭州、江蘇的揚州去開教。
1322年，有一位意籍方濟各派教士名和德里（Friar Odorac ofPordenone）到了中國，在泉州登陸，後來取道福州、杭州、南京、揚州、臨津、濟寧，沿著黃河，到了北平，一路上考察各該地教會情形，在北平耽擱大約有三年之久—1325至1328—勸化了許多人信奉天主教。1328年才由西北經陝西、四川、西藏、巴大格山、波斯、亞美尼亞，回到義大利，原期請求教皇派遣五十個教士，同來中國傳教，不意在到達義大利的次年—1331年—即逝世了。
1318年泉州主教日辣多逝世，由貝來格理諾繼任，五年後又逝世了；再由安德肋繼任。在他的任內，又建造起一座教堂與一座較大的修道院，建築剛完成，他也在1326年病故，便沒有人繼續他的職位。1328年北平總主教也去世了。他在中國做了三十年工作，在中國的首都建立起天主教的事業，他那種勇敢有毅力的精神，實在給予當時的影響不少，可以算得元朝天主教中的偉人，可是從他死了以後，得不到一個相當繼任的人。教皇曾派遣了巴黎大學神學教授尼哥拉司（Nicholas），不幸中途死了，沒有到任，所以蒙古皇帝派了大使和十五個教會代表，去請求教皇派遣繼任的人。信裡面寫著這樣懇切的話：
自約翰死後，中國教會缺少了一個精神上的領袖，需要派一個繼續的人。
結果，教皇派來了一個名叫馬利諾利（John ofMarignolli）於1342年來到中國北平，他穿著很莊嚴的祭服，在盛大的儀式中朝覲中國皇帝元順帝，並且把教皇所贈送的戰馬和禮物書信獻上，頗得皇帝的歡喜。但他鑒於中國那時的政潮險惡，逆料元朝的命運不久，大亂即將發生，於1345年決計回歐，雖經元帝懇切挽留，亦置之不顧。他取道馬剌甲、錫蘭、耶路撒冷等地，於1352年到達亞味濃（Avignon）向教皇陳說有繼續派遣教士至中國的必要。雖然後來曾經先後派過三個人：—一名多默（Tomasso）1362年，一名伯拉多（Prato）1370年，一名加布阿（Capua）
1426年，都沒有到任，所以天主教在中國便無形地停頓了。
三 元朝基督教的滅亡
元朝借武力所造成的國家，不到一百年，便被中國人把他們驅回蒙古去。同時，在中亞細亞等地也被回教所占領，一般西方的商人和教士，都受著阻礙。不但元朝的國運從此告終，即將近百年慘澹經營的基督教，也受了致命的打擊。
原來羅馬教皇很想把中國天主教的工作繼續地保存下去，他在1370年以後派了許多主教，像考斯米薩來亞（Cosme Sarai）沒有到任；威廉伯拉多（William of Prato）帶著許多同伴，也不知下落；佛蘭西斯波多（Francis of Pedio）帶了十二個同伴，也失了蹤。還有十個北京主教的名字，最後一個，在1475年被土耳其人捉去，監禁了七年，釋出後不久就死了。其他有北京主教的頭銜的，大都是有名而無實，因為那些人根本沒有到中國任職。所以天主教在這時候，便無法繼續。關於這一代天主教在中國的成績，也難加以考證。根據一部分不很確實的報告，說歸化天主教的有三萬人，不過這些人不都是漢族人，以阿蘭人及蒙古人居多。可見得當時民眾，對於天主教，沒有受到重大影響。穆爾氏（A．C．Moule）在《1550年前的中國耶穌信友》一書中這樣說：
古代和中古時代中國信徒的故事，並不是天主教的教會在中國開始成立的故事，卻多少在名義上或是在實際上，是信奉耶穌的外國人，在中國久居，或是暫居的記載。
他又根據古經上題著的文字，都是拉丁波斯及回文而沒有中國字，斷定德主教約翰所施洗的外教人，都是中亞細亞民族的人民，而不是真正的漢人。那些方濟各派的教士，他們留下來的遺蹟，可以做我們考證的卻是很少，只有現在保存在義大利弗勞倫斯老楞佐圖書館中的一本拉丁文《聖經》，這本《聖經》，是由於耶穌會修士柏應理（Couplet）在江蘇常州地方一個外教人家裡得著的，據說這是他家的祖先從元朝傳下來的。最近德禮賢氏尋獲一隻14世紀的天主教聖爵。
在景教方面，我們從元朝文告中，見到一件重大的故事，就是也里可溫同佛道的爭端。《至元辨偽錄》所記：
釋道兩路，各不相妨，只欲專擅自家，遏他門戶，非通論也。今先生言道門最高，秀才人言儒門第一，迭屑人奉「彌失訶」，言得生天，「達失蠻」叫空謝天賜與，細思根本，皆難與佛齊。（見錢大昕《二十二史考異》卷八十七所引）
「彌失訶」指景教，「達失蠻」指回教，這一番話，出於佛教徒排斥他教的口吻，也可以見得當時各教互爭地位的情形。我們又從《元典章》里見有一道咨文，大致是說：
大德八年，江浙行省准中書省咨，禮部呈奉省判集賢院呈：江南諸路道教所呈，溫州路有也理可溫，創立掌教司衙門，招收民戶，充本教戶計，及行將法籙先生誘化，侵奪管領，及於祝聖處祈禱去處，必欲班立於先生之上，動致爭競，將先生人等毆打，深為不便，申訖轉呈上司禁約事。得此，照得江南自前至今，止有僧道二教，各令管領，別無也里可溫教門，近年以來，因隨路有一等規避差役之人，投充本教戶計，遂於各處再設衙門，又將道教法籙先生侵奪管領，實為不應，呈乞照驗。得此，奉都堂鈞旨，送禮部照擬，議得即日隨朝慶賀班次，和尚先生祝讚之後，方至也里可溫人等，擬合依例照會外，據擅自招收戶計，並攙管法籙先生事理移咨本道行省，嚴加禁治，相應具呈照詳。得此，都省咨請照驗，依上禁治施行外，行移合屬並僧籙司也里可溫掌教司，依上施行。（見《元典章》卷三十三）
這道教呈控里的重要理由，一為也里可溫將法籙先生誘化，所謂招收民戶，充本教戶計，認為是侵奪管領之權。一為祝聖祈禱時的班次，列在佛道之前，甚至將法籙先生毆打。這可以想見當時也里可溫的興盛，乃引起佛道二教的排擠。實際上當時景教徒的行為，的確也有許多可以非議的地方，在來德理（K．S．Latourette）著《中國基督教史》里這樣說：
景教徒是不是可以稱為基督徒的，是很難說。有一個名威廉羅伯萊克（William of Rubruck）的，在中國邊境遇到幾個景教徒，他們念起經來，果然同歐洲的僧侶一樣，但是他們大都是醉漢，多妻的，盤剝重利的人。
這未始不可以說是景教內部的腐化，足以招致外來的排擠。再看鎮江的十字寺被佛教沒收改作金山寺院的一次交涉，也里可溫實遭受一次很大的打擊。原來這寺本來是由佛教金山寺改建的。金山寺是晉朝建武時建立的，初名澤心，後來梁天監在這寺內舉行水陸道場，宋大中祥符時改名龍游，到元朝至元十六年，馬薛里吉思做鎮江副達魯花赤，始改建為十字寺，到二十八年，復被收為金山寺院，歸佛教所有。這是根據趙孟的按語的；趙孟曾為該寺撰碑，其碑文有云：
也里可溫擅作十字寺於金山地，……特奉玉旨，金山寺地，外道也里可溫，倚勢修蓋十字寺，既除拆所塑，其重作佛像，繪畫寺壁，永以為金山寺院，命臣趙孟為文，立碑金山，傳示無極云云。（見《至順鎮江志》卷十）
同時，潘昂霄也奉旨撰碑，有大旨相同的話。鎮江景教受此打擊以後，其勢力日就衰微，而漸至滅亡。所以總景教滅亡之原因，除了受著異教的壓迫以外，還有自身內部的問題，在《四大危急時期》中說：
中國景教徒為數頗眾，大半系蒙古人，非中國人，威廉伯羅魯克來華，即在中亞傳道，與中亞景教接觸，評其缺乏知識。……設此兩派耶教，均以基督為法，互相敬愛，則耶教在華在亞之發展，必無限量也。總主教約翰初居北京寧夏時，景教徒極力反對，是以兩方互仇，不能協力同心。
物必自腐而後蟲生，兩派互相傾軋，使佛道二教坐收漁人之利，是不足為怪的。
末了，我們要問為什麼元朝基督教會和唐朝景教一樣的失敗？為什麼他們對於中國人的影響會這樣小？實在的原因如何？我們不能知道。但是元朝比唐朝的情形更覺得困難，是無可否認的。元朝是挾帶了蒙古民族習慣來統治中國，處處與漢人顯得異樣，也許漢族人民的民族思想，對於蒙古民族有些歧視，所以蒙古皇帝與長官所熱烈提倡的基督教，漢人對之，格外冷淡。尤其在唐朝與元朝的兩時期中，基督教的活動都在君王與貴族之間，與普通的平民階級沒有發生什麼關係，君王的勢力一倒，基督教也隨著消滅。等到漢族人起來推翻蒙古人的統治，把他們驅逐出長城以外，盛極一時的基督教也就沒有站足之處了。本來與基督教站在對立地位的儒釋道三教，仿佛得了一個報復的機會，也在這種變動之中發展其排擠的一部分力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