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基督教史綱 · 第五章
基督教在唐朝的傳布
沒有說到唐朝基督教以前，先須說到唐朝的政治背景與宗教情形。從南北朝以來，經過了大約二百年（420—620）的紛紜擾攘與政治分裂，至此才告統一。唐高祖開創基業以後，有太宗的英明守成，規復了漢朝承平的舊觀，史稱為貞觀之治，發揮其偉大的政治力量，不但在治內方面臻於全盛，而且四夷賓服，滿、蒙、朝鮮、新疆、西藏、安南、北印諸地，盡隸版圖，國富民安，實為中國歷史上最光明的時代。又與中亞細亞的波斯、米索布達米以及印度等國，有水陸交通，往來貿易，東西各邦外人的來華觀光、朝貢、遊學者，頗不乏人。由是西方宗教信徒，亦得挾其宗教經典，東漸宣傳，如火祆、摩尼、回回等教，在中國創立起不少寺宇，尤其是佛教徒，往來頻繁，為中國佛教最發達的時期。那末，在中亞細亞最活動的景教，乘此向東發展，實是一件很自然的事。
一 景教碑的發現
說到景教，當時並沒有人知道是基督教，在《唐會要》、《唐書》等典籍中，只有波斯僧、大秦穆護祆、彌屍訶教等名稱，一般人都看它是佛教一類的東西，而且在唐武宗毀滅佛教以後，與景教碑未發現以前，很少有人知道在九百年前，有過這長時期傳布的景教，因為在中國歷史上沒有什麼顯著的記錄。及至明朝天啟五年（1625年）陝西西安西郊土中無意中掘得了一塊大石碑，上面刻著「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頌」等字樣，方始引起了許多學者及教士們的注意而加以考證。在學者之中，那些研究金石文字的，如清代有錢謙益的《金石文跋尾》（見《潛研堂集》卷七）、王昶的《金石萃編》（卷一○二）等等，他們的考證，往往有許多附會錯誤的地方。惟有仁和李之藻的《讀景教碑書後》一文與葡萄牙教士陽瑪諾的《唐景教碑頌正詮》一書，以及後來義大利教士艾儒略所著《西學凡》中附錄《大秦寺碑》一篇，比較正確。李之藻得岐陽張賡虞拓寄碑文云：
邇者長安中掘地所得，名曰景教流行中國碑頌，此教未之前聞，其即利氏西泰所傳聖教乎？余讀之良然。
才知道這所謂大秦景教，就是現在所盛行的基督教。並且繼續在清光緒庚子時，從敦煌石室中發現了《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贊》、《世尊布施論》、《序聽迷詩所經》（由日本羽田享氏譯出共170條）與李盛鐸氏所藏《志元安樂經》、《宣天至本經》二種，以及日人所收藏的《一神論》、《一天論》等，更足以證明景教之即基督教無疑。再根據這些材料，考證到前此的《西溪叢話》、《僧史略》、《釋門正統斥偽志》、《唐會要》、《冊府元龜》、《貞元釋教錄》、《新舊唐書》一類的古籍，更知道景教在唐朝的流行，確是一樁實事，並沒有絲毫的假借。當時有人懷疑到埋沒土中七百八十年之久，碑文未嘗剝蝕的緣故，認為近代教士所偽造，究竟無法否認其事實。
這塊石碑上刻著「大唐建中二年歲在作噩太簇月七日大耀森文日建立」字樣。建中是唐德宗的年號，建立後經六十四年因唐武宗毀滅佛教及大秦教的緣故，或由教士們自動把這石碑埋入土中，直到明朝末葉重行發現。碑的形式是這樣的：上端刻著十字架，兩旁有蓮花雲霓；碑高長四尺七寸半，廣三尺五寸，除上下款碑題及具名外，文長凡1 695字。碑文之後與左右兩旁，具人名及職名，每一人名有敘利亞文漢文並列，並敘利亞文之職務，如大主教、中國教父、長老、鄉主教、修士、牧師、博士等分別。人名之上皆題一「僧」字，撰碑文者具名為「大秦寺僧景淨述」，後有「時法主僧寧恕知東方之景眾也」句（意或寧恕為當時的大主教）。書寫碑文的，具名為「朝議郎前行台州司參軍呂秀岩書」（有人懷疑到呂秀岩就是呂洞賓，我以為是穿鑿的）。
從碑文中寫著「太宗文皇帝光華啟運，明聖臨人，大秦國有上德曰阿羅本，占青雲而載真經，望風律以馳艱險，貞觀九祀，至於長安，帝使宰臣房公玄齡，總使西郊，賓迎入內，翻經書殿，問道禁闈」等語，知道景教傳入中國，乃在唐太宗貞觀九年（635），首來中國的教士，名阿羅本。我們從基督教歷史中知道431年的時候，在以弗所第三次會議中，聶斯脫里派與亞力山大派起了衝突。聶斯脫里是第5世紀中一個教會領袖，他當過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具有虔敬的信心與辦事的熱忱的。因為神學上有他自己的主張，注重耶穌為人之道，而與亞派注重耶穌為神之道不同。故亞派領袖西里爾（Cyril）訟聶派於東羅馬帝及教皇，結果，判定聶派為異端而開除教籍。聶派便流竄到阿拉伯及埃及，後來他的學說為波斯學者所歡迎，遂得由波斯漸布及印度、中國等處，阿羅本奉其教而來中國，可知此所謂景教者，即聶斯脫里派的基督教。
二 景教教義與基督教
現在且把景教教義與基督教互相比較，可以確實承認景教之即基督教，李之藻亦曾從景教碑加以比較，略舉如下：
這些經名或人名，都是譯音的，略舉幾條以概其餘，若再從《世尊布施論》加以研究，更為明了。所云：
「若左手布施，勿令右覺。」與《馬太》六章三節同。
「有財物不須放置地上，……有盜賊將去，財物皆須向天堂上，必竟不壞不失。」與《馬太》六章十九節同。
「唯看飛鳥，亦不種不列，亦無倉窖可守。」與《馬太》六章廿六節同。
「樑柱著自己眼裡，倒向餘人說言汝眼裡有物。」與《馬太》七章四節同。
「汝等於父邊索餅，即得，若從索石，恐畏自害，即不得。若索魚亦可，若索蛇恐螫汝，為此不與。」與《馬太》七章九節同。
從這幾條，已可見兩種經義完全相同，惟譯文稍有分別耳。此可證景教之即基督教毫無疑義。
三 景教的盛況
根據碑文所載，我們便可以推測景教在當時的經過情形。碑云：
貞觀十二年秋七月詔曰：道無常名，聖無常體，隨方設教，密濟群生。大秦國大德阿羅本，遠將聖像，來獻上京，詳其教旨，玄妙無為，觀其元宗，生成立要，詞無繁說，理有忘筌，濟物利人，宜行天下，所司即於京師義寧坊造大秦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
這一個詔諭，在《唐會要》中亦有相同記錄：
貞觀十二年七月詔曰：道無常名，聖無常體，隨方設教，密濟群生，波斯僧阿羅本遠將經教，來獻上京，詳其教旨，玄妙無為，生成立要，濟物利人，宜行天下，所司即於義寧坊建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見《唐會要》卷四十九）
其不同之點，即一稱波斯，一稱大秦，宋敏求《長安志》卷十有云：
「義寧坊街東之北波斯胡寺」，其原注「義寧坊本名熙光坊」。波斯胡寺下注云：「貞觀十二年太宗為大秦國胡僧阿羅斯立。」
阿羅斯當即是阿羅本之誤。先是唐韋述《兩京新記》中亦有「義寧坊十字街之東北波斯胡寺」的話。起初原皆稱波斯寺，後來因為要與火祆教有所分別，乃改稱為大秦。《唐會要》卷四十九有詔改寺名之事，云：
波斯經教，出自大秦，傳習而來，久行中國，爰初建寺，因以為名，將欲示人，必修其本，其兩京波斯寺宜改為大秦寺，天下諸府郡置之者，亦准此。
碑文又說：
高宗大帝，克恭纘祖，潤色真宗，而於諸州各置景寺，乃崇阿羅本為鎮國大法主，法流十道，國富元休，寺滿百城，家殷景福。
可見太宗為建景寺於義寧坊後，高宗又繼續建立景寺於各州，乃至有「法流十道，寺滿百城」的盛況。（唐分全國為十道，故所謂十道即全國之意）碑文又云：「聖歷年釋子（和尚）用壯（疑即玄奘）騰口於東周；先天末下士（道士）大笑訕謗於西鎬，。」東周即洛陽，西鎬乃長安，又可見長安、洛陽皆設立景寺，引起佛教與道教的反對，景教處此道佛交攻的情形下，得以繼續維持於不墮，當然是因為當時帝王的優遇，而景教教士的繼來，聲望毅力，其功亦有足多故碑文有雲。：「有若僧首羅含，大德及烈，並金方貴緒，物外高僧，共振玄綱，俱維絕紐。」羅含、及烈，當是繼阿羅本之後而來的教士，及烈之名，亦曾兩見於《冊府元龜》：「開元二十年九月波斯王遣首領潘那密與大德僧及烈朝貢。」「開元二十年八月庚戌，波斯王遣首領潘那密與大德僧及烈來朝。」及烈原是武后時景教的領袖，這裡所說在玄宗時來華，據近人考證，當時曾經回國而復來的。但在玄宗後期，又有許多教士來華，據碑文云：
三載（即天寶三年）大秦國有僧佶和瞻星問化，望日期尊，詔僧羅含僧普論等一七人與大德佶和於興慶宮修功德。
肅宗時命令景僧伊斯，參郭子儀戎事，碑云：
伊斯和而好惠，聞道勤行，遠自王舍之城，聿來中夏，……中書令汾陽郡王郭公子儀初總戎於朔方也，肅宗俾之從邁，雖親見於臥內，不自異於行間，為公爪牙，作軍耳目。
亦見教士中，於修德傳教之外，竟有參與戎幕的人。西來教士，見於碑文中的，雖僅二十餘人，一為推測，必不止此數。從碑末具名之人數計之，有七十六人之多。長安大約為景教教會之總機關，列名於碑上的，當為總機關中的職員。而當時教會已推及全國，所謂「法流十道，寺滿百城」，雖屬形容之詞，但教會日漸擴展，傳道人數，更不止碑文所載十人而已。
碑文中的話，雖近於誇大，但當時取得帝王及大臣的贊助，不是絕對無因的。因為唐朝對各種外來宗教的優容，不獨於景教是如此。碑中所舉自太宗以至德宗六代帝王，莫不予景教以好感；如太宗命宰臣房玄齡賓迎阿羅本，又把皇帝肖像畫在景教寺牆壁之上，碑云：「旋命有司，將帝寫真，轉模寺壁。」高宗又於諸州各置景寺，仍崇阿羅本為鎮國大法主；玄宗命寧國五王，親到景寺中設立壇場，並且把五代祖宗遺像，陳列寺中；碑云：「玄宗至道皇帝，令寧國五王，親臨福宇，建立壇場。天寶初，令大將軍高力士送五聖寫真，寺內安置。」肅宗又重建景寺，碑云：「肅宗文明皇帝於靈武等五郡，重立景寺。」代宗則於耶穌聖誕時送香賜饌，以表慶祝，碑云：「代宗文武皇帝，每於降誕之辰，錫天香以告成功，頌御饌以光景象。」至於德宗登極的第二年，即為立碑紀念之時，其於景教的優容，亦可以見。德宗以後情形如何，我們不得而知，而從此至武宗，尚有六十多年經過，單從武宗毀廢佛寺的詔令中，與李德裕的《德音表》觀之，亦可以反證當時景教的隆盛，與佛教相伯仲。當時大臣如房玄齡、高力士、郭子儀等皆奉命招待，與景教發生密切關係，後人疑房、郭為景教徒，雖無佐證，也有可能。
四 景教的傳教方法
景教的傳教方法，我們在景教碑里，可以看出有兩種：一為翻譯經典，一為醫治疾病。當唐太宗賓迎阿羅本時，即令為他「翻經書殿」。後來那個撰碑的景淨，確是景教中的一個著作家，《諸經目錄》中曾說他譯經三十部卷，大約當時景教經典，經他翻譯的，一定不少。從敦煌石室中所獲得的《三威蒙度贊》等等（見上述），是不是這三十部卷中的東西，卻不能斷定，但他確曾努力譯著，是可信的。我們從《貞元釋教錄》，知道他曾與般若共同翻譯佛經，其文如下：
乃與大秦寺波斯僧景淨，依胡本《六波羅密經》譯成七卷，時為般若不閒胡語，復未解唐言，景淨不識梵文，復未明釋教；雖稱傳譯，未獲半球，圖竊虛名，匪為福利，錄表聞奏，意望流行。聖上浚哲文明，允恭釋典，察其所譯，理昧詞疏。且夫釋氏伽南，大秦寺僧，居止既別，行法全乖。景淨應傳彌屍訶教，沙門釋子，弘闡佛經，欲使法區分，人無濫涉，正邪異類，涇渭殊流。
查《六波羅密經》，原有兩譯本，一為十卷本，一為七卷本，現存藏中，題為唐罽賓沙門般若譯，而七卷本今已無存，當即般若、景淨合譯，德宗評其「理昧詞疏」，乃至廢棄。然所謂理昧詞疏，大約是譯文中有許多牽強之處，基督徒而翻譯佛經，所用名詞，或許多附會，看景教碑與《三威蒙度贊》等文中，有許多佛教名詞，如「妙身」、「慈航」、「真寂」、「僧」、「法王」、「寺」、「功德」、「大施主」、「救度無邊」、「普度」、「世尊」等類，便可以知道了。
傳教之士，往往有精通醫術的人，以醫藥為傳教方法，為歷來基督教所看重。唐朝景教教士中，亦必有不少醫生在內。《舊唐書》記睿宗之子玄宗之弟讓皇帝憲有病，經景僧崇一為他醫治。《讓皇帝憲傳》里這樣記著：
開元二十八年冬，憲寢疾，上令中使送醫及珍膳，相望於路；僧崇一療憲稍瘳，上大悅，特賜緋袍魚袋，以賞異崇一。（見《舊唐書》卷九十五）
崇一這個名字，含有「崇奉一神」的意思，景教徒中以「一」為名的，如景教碑所列的人名中有「元一」、「守一」、「明一」，以「崇」為名的，也有「敬崇」、「崇德」等類，可知「崇一」是個景教教士，而不是和尚。並且所賜的「緋袍魚袋」，據《唐書·輿服志》，緋袍是紅色的品官服飾：
四品服深緋色，五品服淺緋色。
魚袋也是唐朝一種大官所用的東西，上面刻著官姓名，隨身懸佩，都不是和尚所用的，故可以斷定這崇一是景教徒之名醫的。又杜環《經行記》說：
大秦善醫眼及痢，或未病先見，或開腦出蟲。
足證西醫已於此時隨景教以輸入，而為傳教的一種工具了。
五 景教的滅亡
景教傳到了武宗會昌五年（845年）遭受著很大的打擊，因為武宗聽信了道士趙歸真的話，發出一道嚴厲的滅佛詔諭。從經濟的立場，以為僧尼穆護，都是坐食分利，飭令還俗。在詔諭中有這樣的話：
僧徒日廣，佛寺日崇，勞人力於土木之功，奪人利為金寶之飾，……今天下僧尼不可勝數，皆待農而食，待蠶而衣。（《唐書》卷八十）
當是宰相李德裕十分贊成，所以上一道慶賀武宗毀佛寺《德音表》，也這樣說：
遂使土木興妖，山林增構，一岩之秀，必極雕鐫，一川之腴，已布高剎，耗蠹生靈，侵滅徵稅。（見《李衛公文集》卷二十）
《資治通鑑》記著：
會昌五年秋七月，上惡僧民耗蠹天下，欲去之；道士趙歸真復勸之，乃先毀山野招提蘭若。至是敕上都東都兩街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十人。天下節度觀察使治所，及同、華、商、汝州各留一寺。分為三等：上等留僧二十人，中等留十人，下等五人，余僧及尼並大秦穆護祆僧，皆勒還俗。寺非應留者，立期令所在毀撤，仍遣御史分道督之。財貨田產並沒官，寺材以葺公廨驛舍，銅像鐘磬以鑄錢。（見《資治通鑑》卷二百四十八）
這裡說「道士趙歸真復勸之」，究竟他是勸武宗毀滅佛教呢？還是勸武宗存留都城的佛寺呢？很難知道。若以「耗蠹天下」為滅佛理由，當時道教也非常興盛，何以在這大案中，別的宗教都牽連在內，獨不及於道教，難道道教不是耗蠹天下麼？那可以知道趙歸真之勸與唐武宗之惡，並不單是經濟方面的耗蠹天下。我們再看他詔諭中所說：
是逢季時，傳此異俗。……而豈可以區區西方之教與我抗衡哉？
一則曰「異俗」，再則曰「西方之教」，便可瞭然於武宗此舉，是出發於排外思想，佛教是印度來的，景教是大秦來的，其餘波及的一切宗教，都是外國教，所以他毀滅了一切宗教而獨不及道教。究竟當時毀滅的宗教有多少呢？《唐書·食貨志》云：
武宗即位，廢浮屠法，天下毀寺四千六百，招提蘭若四萬，籍僧尼為民二十六萬五千人，奴婢十五萬人，田數千萬頃。（官賜額為寺，私造者為招提蘭若，招提梵語，漢譯為四方僧物，蘭若亦梵語，漢語譯為空淨閒靜之處。）大秦穆護祆二千餘人。（即景教回教祆教信徒）
《唐會要》有相同的記載：
其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餘所，還俗僧尼二十六萬餘人，收充兩稅戶；拆招提蘭若四萬餘所，收膏腴上田四千萬頃，收奴婢為兩稅戶十五萬人，隸僧尼屬主客，明顯外國之教，勸大秦穆護祆三千餘人還俗。（見《唐會要》卷四十九）
而李德裕《德音表》中所舉數目略有不同：
拆寺蘭若共四萬六千六百餘所，還俗僧尼並奴婢為兩稅戶共約四十一萬餘人，得良田數千頃，其僧尼令屬主客戶。大秦穆護祆二十餘人，並令還俗者。（見《李衛公文集》卷二十）
這裡所說的二十餘人，或為二千餘人之誤。數目雖有不同，毀滅佛教及一切外來宗教的事實，是可信的。所以在唐朝二百十年傳布的景教，遭著這一次空前的教難，是非常不幸的。觀會昌五年七月中書門下條奏所云：「其大秦穆護等祠，釋教既已釐革，邪法不可獨存，其人並勒還俗，遞歸本貫，充稅戶。如外國人所送還本處收管。」知道外國教士都被驅逐回國，中國信徒均須納稅為民（當時宗教徒是免納國稅的），景教在中國，似乎告一段落，但卻依舊沒有絕跡。因為下一年武宗就死了，繼他的王位的是宣宗，是武宗的叔父。他即位之始，便貶斥李德裕，一反武宗所為，收回滅教的成命，重建寺院，有「雖雲異方之教，無損致理之源，中國之人，久行其道，釐革未當，事體未弘，其靈山勝境，天下州府，應會昌五年四月所廢寺宇，有宿舊名僧，復能修創，一任住持，所司不能禁止」這一番敕諭，佛教便恢復起來。景教有沒有恢復呢？這卻無從知道。不過從此三十多年以後，據一個阿拉伯作家的述說，黃巢作亂時，曾經在廣府殲滅了十二萬回回、猶太、波斯和信奉景教的人，事在880年左右。廣府在何處？有說是廣州，有說是杭州，至難考定，不過在武宗以後，景教仍舊在傳布，可以想見的。經過黃巢的大屠殺以後，中國又入於紛亂之局，西北土地淪陷於吐蕃，西域來華之路於是被塞，又經八姓十三君的五代大亂，景教便陷於無法繼續的情形之下了。一部分教士退入到蒙古境內，待機恢復，裴化行在所著的《天主教16世紀在華傳教志》中這樣說：
景教直到一四○五年，在外蒙古一帶，還有他們的蹤跡。又有一個親眼見過他們的人記載說：那些聶斯脫里教人，仿佛是從作坊里走出來的鐵匠一樣。直到現在，還時常在黃河套左近發現些古時崇拜十字架的人們的遺蹟，有人曾想在當時那些人們所信奉的或許是景教。（見該書32、33頁）
似乎景教在中國已經滅絕，只活動在蒙古境內；其實不然。我們從馬哥孛羅的遊記中，看見他跟著他父親到中國來的時候，經過梁州府、寧夏、歸化等處，多遇到景教的人。後來他另一次旅行，經河間府，見該處有景教徒，也有教堂。南行經運河到揚州，記載在該處及鎮江有景教教堂，杭州亦有景教堂一所，這可見唐朝以後，景教在中國內地未嘗絕跡，惟其勢力不若唐時之盛而已。容於下文再為詳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