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基督教史綱 · 第八章
利瑪竇與其他教士
開創第三期中國基督教事工的，當然要算到利瑪竇，在他以前許多冒險而努力的人，都不過是他的開路先鋒。前人種，後人收，前人之功固不可沒，而利氏苦心孤詣，亦足以垂萬世而不朽。其生平事跡，見之於一般記述者甚多，茲且據艾儒略《大西利先生行跡》略述如次：
利瑪竇，字西泰，（明代天主教士，依照中國習慣，往往于姓名之外，特題字號。）生於1552年義大利馬知拉打（Macerata）地方。這一年便是沙勿略去世的一年。他的父親，曾經做過高官，也希望他的兒子能步其後塵，所以叫他到羅馬京城去肄習法政。但在他年十九的時候，有志修道，不願婚娶，屏除名利，入耶穌會，有傳道四方之志。他把這意思寫信告訴他的父親，他的父親極端反對，欲親往羅馬去勸阻他，正欲動身，忽然得病，病癒欲行，又病而回，這樣有三次，乃幡然覺悟，以為這或是天主的意思，便寫了一封回信給他，慰勉一番。他便在研究習文理科學識之外，進聖安德修道院研究神學，在院立志傳道印度，於1577年附舟歷數國輾轉至印度。1580年受司鐸之職，次年得范禮安之召，乃至澳門。這時澳門已經中國政府允許作葡萄牙人居留地，耶穌會士創立了會所一座，並且成立為主教區。利氏到了澳門之後，范禮安便命他學習華語，因為范氏鑒於前此諸教士工作的未獲成效，乃由於不懂華語之故，於是命羅明堅、利瑪竇等努力學習。後來，因為他們能操華語之故，獲得總督嘉許，使耶穌會得由廣州而入肇慶，立定了傳道的基礎。先是廣東總督名叫陳瑞，起初到任的時候，便藉口調查澳門葡僑之名，乃傳令召澳門首領門多薩（Airoz Gonjaloj de Mendoja）及新近登岸的薩來約（Don Leonardo de Saa）主教到肇慶總督府質問，其實他別有用意。這消息傳到澳門之後，一般僑商，咸為不安，恐怕有什麼不幸的來臨。不得已選派兩個能說華語的人員代替前往，於是令檢查官巴乃拉（Panela）代替門多薩，羅明堅代替薩主教，來到肇慶，向總督從容陳辭，並呈獻所帶布匹、絲絨、水晶鏡等約值二千餘元銀兩之物，總督遂變其傲慢態度，款待禮遇，留居府內十五天之久，又以羅明堅酷好文學，贈給他們許多中國書籍。羅明堅見時機可乘，便向總督請求駐所，以便留此學習中國文字，雖然未得允許，卻彼此十分投契。此後羅明堅得幾次謁見總督，在肇慶建立了根基。二年以後，羅明堅乃帶了利瑪竇（1583年）到肇慶謁見新任總督郭公。肇慶是當時廣東省的省城，風景非常美麗。他們到了那裡，首先謁見知府王公，按照中國習俗，行跪拜禮。知府對於這幾位外來的朋友，十分殷勤。他們向知府唯一的要求，希望得到一塊遠離市廛的空地，可以為建築教堂及寓所之用。知府立即派人帶他們到西門外江邊觀看地方，離這裡不遠正在建築一九層高的八角塔，他們覺得這地方非常合宜，乃在附近擇定一角。羅明堅便回澳門計劃建築經費，利瑪竇一人留在肇慶。因為他學習中國語還不過二年工夫，對於各種事務的處理，自感非常困難。官廳雖然允許他們建築，而民眾卻異常反對，於是引起了騷動，謠言蜂起，幾乎釀成大獄。幸虧那個知府加意保護，張貼告示，說明教士來華理由，經過六個月的口舌，風潮方始和緩。所建造的房屋，完全是歐式的，下層一共五間，中層暫作教堂的一間客廳，上層為教士們住室，前面有一個陽台，從遠處看來，式樣非常美觀，而且與旁峙的九層高塔互相輝映。人民少見多怪，轟動全城。利氏因而常住肇慶。他本是長於數學及地理的研究，於是把一張世界地圖放大尺寸，改繪成中國字的地圖，將中國本部十五省繪在中央，雖然與事實不符，但卻投合中國人自大的心理。他把這地圖與渾天儀、天地球考、時晷、報時鐘等物贈予當道，他們都覺得非常新奇，並佩服他們的學問而得一般學者的尊敬。羅明堅既然跟著卸任的總督到紹興去了，利瑪竇便獨當一面地進行著他的工作。他不但是用學問使人佩服，並且用道德去感召人，橫逆之來，都能忍受。有一次，他的傭人捉住一個從後面牆上進來偷柴的人，他反而自己背了些柴送給他，說他是為了貧窮的緣故，不必和他計較，那個人覺得很慚愧。自然這樣的事情便傳布開來，他的名字也一天天受人稱讚。他們在肇慶，差不多有十年光景，苦心學習中國語言，並且研究中國文字，對於中國的五經子史，都能明曉其意義，據此著書立說，發明教義。他欲實現保羅所說的「在什麼樣人中成什麼人」的教訓，他要「在中國成中國人」，於是他也像羅明堅一樣在飯食起居儀節生活上都完全中國化，穿著和尚的服裝，而改變歐洲的習慣。後來遇到瞿太素，才勸他改穿儒服，廢除僧名。那時有因愛慕其學問，而來跟從他的，如鍾銘仁、黃明沙等人。亦有因邪魔作祟而來請求祈禱的，於是在肇慶便有許多人信奉天主教了。到1589年一個新任總督叫劉節齋的，他羨慕利氏等的住宅，想要把他奪去，逼迫那些教士退到澳門，但卻不願居一惡名，所以仍舊叫教士回到肇慶，願償還其房價，利氏等力辭不受，只望在別一城中居住，總督遂指定韶州南華寺為其居所。韶州接近江西，傳教工作遂因此向北推進一步。利氏既到韶州，便請在城河西首官地建造堂宇。鑒於前次的糾紛，不復用歐洲式，建成華式的住宅及禮拜堂各一所，時在1589年。在韶州遇到瞿太素。（按：太素乃文懿公常熟景淳長子，文懿公有數子曰汝夔，曰汝稷，曰汝說，後來殉國的瞿式耜是汝說的兒子，也是個熱忱的基督徒，可見太素之接受基督教，影響於其後來的家庭。）他本來認識利氏於肇慶，適過韶州，談論甚契，願奉為師。本來他想從利氏學得仙丹，卻不料所學的乃是宗教真理與數理幾何等學問，歷時不久，頗有心得，所以後來在1605年受洗入教了。利氏曾問太素有何祈求？太素答以行年四十三，尚未有子，能為我祈天主乎？是年，太素果生一子，名曰式穀。太素本是一個著名的學者，得其揄揚於縉紳之間，利氏之名遂大噪。
利瑪竇曾乘暇游南雄，遇見王玉沙在南雄做官，深為契合，遂得在南雄暫住，為若干人授洗。時同伴麥安東（Antoine d'Almeyde）、石方西（Francois de Petris）相繼逝世，利氏遂感到孤單。適郭居靜（LazarusCattaneo）至韶州（1594年），遂共商赴北京計劃。次年跟隨起復之大吏姓石的少司馬同行，想藉此以至北京。逾梅嶺後，溯贛江而上，要經過十八灘，波濤險惡，所乘之船觸灘沉沒，全船之人皆落水，隨行的青年名Jean Barradas者慘遭溺斃。利氏自己既沒水中，不諳游泳，度無生望，忽手觸一繩，乃得脫險。不意該大吏忽然變計，深恐攜一外人入境而獲咎，欲把利氏遣回廣州，幾經力請，始許帶至南京，而該大吏本人則陸行北上了。既至南京，不為官吏所容，復還江西，至南昌，心頗懊喪，適有醫士王繼樓者，本相識於韶州，至是見利氏至，殷勤款待，賴其見容，得識城中士人。時江西巡撫陸仲鶴，邀見甚喜，利氏以其所著書並三稜鏡獻之，遂得留居於南昌。由此，得謁見建安王，王甚歡迎之，握手而言曰：
凡有德行之人，吾未嘗不交且敬之，西邦為道義之鄉，願聞其交友之道。
利氏便著成《交友論》一卷獻之。時適同會蘇若望（Jean Soerio）帶了些金錢來，遂租得小屋同居於此。從此利氏之名愈著，過訪者戶限為穿，有見其太煩而勸其託詞不在以謝客，利氏答曰：
天主不容我作偽言，寧願過客倍增，不願言行背道。
因此，人家愈加看重其人格與其教道。利氏身居南昌，心常不忘北上，1598年適有舊相識王忠銘，新授南京禮部尚書，將入京覲見，路過韶州，原欲攜帶利氏入京，繼知利氏在南昌，遂偕郭居靜至南昌，將與利氏同至北京。
先是利氏在肇慶時，繪有地圖一幅，為趙心堂所得。時趙公方將開府姑蘇，適王忠銘帶利氏到南京，趙公饋送禮物中有此地圖，王公甚奇，以示利氏，方知此圖本為利氏所作，乃作書以告趙公，趙公喜出望外，具車以邀利氏，相得甚歡。利氏並出天主像，趙公懸之於日常拜天之所，稽首敬禮，並遍請當道諸公，同為瞻仰，暢談十餘日。時王忠銘已先北上了，趙公乃命人護送入京。時正因中國與日本因朝鮮事發生戰爭，流言外國人為日本間諜，為避嫌計，不得已使郭居靜徑返南京，自己則往蘇州訪瞿太素，太素勸其在蘇州建一住所，然以利氏久病新愈，寧赴鎮江休養，至1599年仍還南京。時王忠銘已就南京新職，介紹許多官吏與之訂交，一般士大夫咸以與利氏訂交為榮。郭居靜亦由山東來會，商量建築住所。戶部劉斗墟曾於洪武岡建有住宅一所，因常為魔擾，願讓給利氏；視之，極為滿意，即奉天主神像於其中，夜與郭居靜、鍾念江遷入同居，安然無異。次日諸相知過訪，咸以為邪不勝正，始知堪輿擇日之俱屬妄誕。有太史王順庵者，博學多聞，常有志於度數曆法之學，知利氏精此學，乃令張養默先就利氏受業，習之既久，於渾儀度數，始有所得，乃喟然嘆曰：「彼釋氏之言天地也，但聞一須彌山而日月繞其前後，日在前為晝，在背為夜。其言日月之蝕也，則雲羅漢以右手掩日而日蝕，左手掩月而月蝕。言地在須彌山四面，分四大部州，而中國居其南。天地之可形像測者，尚創為不經之談，況不可測度者，其空幻虛謬可知也。今利子之言天地也，明者測驗可據，毫髮不爽，即其粗可知其細。聖教之與釋氏，孰正孰邪，必有辨之者矣。」名士吳左海、李卓吾亦皆訂交利氏，賦詩為贈。又嘗折服道家李公、高僧三槐，其學識為當時人所驚服者類此。諸大夫中首先奉教的，乃一七十歲之武官，洗名為保祿，後其子及全家皆受洗。斯時奉之人日多，就其新住的禮拜堂中公開禮拜。郭居靜將此情形赴澳門報告，並請派輔助之人。不久，郭氏偕龐迪我（Didace de Pantoja）同來，留郭氏主持南京教務，利氏則偕龐氏作北京之行，時在1600年。所帶貢物，有大小自鳴鐘各一，油畫三幅，內聖母像一，耶穌偕約翰像一，救世主像一，鏡數面，三棱玻璃柱兩面，《聖課日禱書》一冊，手琴一具，《萬國輿圖》等。被內臣馬堂，截奪貢物，自行上奏，奉旨便殿召見，命內臣學習西琴，並問西洋曲意，利氏乃譯《西琴八曲》以進；帝尤愛自鳴鐘，命此二外國人留居京師，並賜月俸。向例外臣貢物，必由禮部呈進，今因利氏徑由內官直達，禮部大臣認為越級，頗示不滿；後經利氏說明馬堂強奪邀功之事，方釋嫌怨。利氏雖留京師，卻居夷館中，乃具疏請命，冀能於兩京或吳越，得一居所，未蒙報可；後經禮部趙邦靖周旋其間，始得在北京僦屋以居。後趙公因事去官，利氏獨往唁慰，趙公感激相知，歸而研究利氏《天學實義》一書，頗多領悟。利氏住京師凡十年，時與名公巨卿論學，賓客過訪，絡繹不絕。每接見賓客時，輒言天主教理，一有賓客，則倒屣出迎，雖在抱病呻吟之時，亦必欣然出接，忘其所苦，客去則呻吟如故，無分貧富貴賤，一視同仁。因此，交遊日廣，人多樂以相親，受其感召者，大不乏人。名公巨卿，翰苑聞人，頗多受洗入教，徐光啟、李之藻即其中之一。時北京奉教者已有二百餘人。徐光啟本於1603年領洗於南京羅如望（Jean de Rocha），次年為翰林，至1632年入閣為尚書，為當時華人信道中最有貢獻的一人。李之藻從利氏學西學，深佩利氏器識；適患重病，以獨居京師，乏人照料，利氏朝夕於床第之間，為之調護，及病篤時，乃勸其立志奉教，遂為施洗，而病亦漸痊，後為基督教多所著述。
1609年利氏曾創立信徒團體，名曰天主母會，在會之人，相約以德行范世，贍養窮人為務，按月聚會，互相策勵。其日常工作，除為志願受洗之人講說教理外，又嘗努力學問，於中國文學造詣甚深，《四書》、《五經》都能熟讀，故其在應對周旋之時，往往引經據典，闡明教義，深得當時儒者的欽佩。本其於中國學問的素養，從事著述，一書之出，莫不受人稱譽。教內外人士致書請問的，日有多起，輒手自裁答，雖縷縷長言，亦不憚煩。又嘗就北京建築大禮拜堂，親自督理工程。以一身任此繁劇，勞苦不辭，乃至促其年壽，於1610年6月11日臥疾不起，年僅57歲。遺命以龍華民（Longobardi）繼其後任。龐迪我、熊三拔等具疏奏請葬地，乃以籍沒楊內官私創二里溝佛寺及房屋三十八間，地基二十畝，賜為利氏葬地，即今北京城外教士公葬之所。在京與南京、南昌、韶州諸士大夫都來參加葬禮，京兆玉沙王公撰文立石以資紀念。內臣中有以為外臣賜葬，向無此例為言，宰相葉向高乃曰：「遑論利氏之道德學問，即就其所譯《幾何原本》一書，亦足當葬地之賜。」此利氏之死，實予基督教在中國以莫大影響。當利氏臨終之前，曾致書於其同僚，有雲「我思在中國傳播基督教之良法，莫為我死」。果然，他不平凡的死，成為基督教史上的偉績。其生平所著漢文書籍甚多，當於下文另述。
總利瑪竇逝世時的教會情形，從上述的一篇傳記里，可以知道當時已開設教會的，有下列的幾處：
（一）肇慶府。於1583年建一住宅。
（二）韶州府。於1589年建立教堂與住宅。郭居靜於1594年到此工作。到1606年已有教友八百人。
（三）南昌府。於1595年，以六十金買一小屋作教堂；1607年李瑪諾又以百金買一較大之屋立堂。1609年時有教友約三四百人。
（四）南京。於1599年建造堂宇。
（五）北京。於1605年以五百金購一屋建立聖堂，即為南堂。
（六）上海。於1608年由徐光啟、郭居靜開教，建立堂宇，二年中受洗者有二百人。
（七）杭州。於1611年由李之藻、郭居靜開教。
當時奉教人中有名望的，如（一）瞿太素，江蘇常熟人，大宗伯文懿公長子，1604年領洗於羅如望之手，聖名依納爵。（二）徐光啟，上海人，官至禮部尚書，1603年領洗於羅如望，聖名保祿。（三）李之藻，杭州人，1610年病篤時在北京領洗於利瑪竇。（四）楊廷筠，杭州人，1611年在本地郭居靜手領洗入教。（五）馮應京，安徽盱眙人，讀《天主實義》而受感。（六）李天經，河間吳橋人，以進士仕京師，由徐光啟勸導而入教。（七）張壽，李之藻門人，與其師同受洗於利瑪竇，聖名彌額爾。（八）孫元化，嘉定人，在北京受徐光啟感化，於1621年領洗，聖名依納爵。（九）王征，陝西涇陽人，官至布政司，聖名斐伯理。（十）韓霏，山西絳州人，在北京與徐光啟善，聖名多默。（十一）段袞，山西絳州人，亦在北京做官時奉教。（十二）金聲，安徽休寧人，崇禎進士，與徐光啟善而奉教，其女守貞不嫁，亦奉教。（十三）瞿式耜，為瞿太素之侄，萬曆進士，後殉國。（十四）張賡，福建晉邑人。
與利瑪竇同時同工的人，除上述羅明堅為其先進外，如：麥安東，是葡萄牙人，他的號叫立修，在1585年偕孟三德到澳門，協助羅明堅、利瑪竇傳教內地工作，曾隨羅氏至紹興，並與利氏共事於肇慶、韶州，1589年病歿。
孟三德（Edouard de Sande），也是葡萄牙人，號叫寧寰。1572年至印度，奉范禮安之命，輔助羅、利工作於澳門，後經羅氏帶往肇慶，總督曾面詢其曾否思家，乃答曰：「永與華人處，是我願也。」後因肇慶教士為總督所逐，相率至韶州，勸導青年華人入教，不久，孟氏遄返澳門。1600年病歿。
石方西（Francois de Petris），義大利人，號叫鎮宇，1590年奉范禮安之招來至澳門，以麥安東病歿，赴韶州，繼其職，抵韶不久，有盜夜劫其室，被盜斫傷其頭，並傷僕役三人，官捕得盜，判處死刑，石氏等請寬其罪，僅杖二十釋之。助利氏傳布教道。體魄雖健，然預知不壽，未三年果病終。
郭居靜（Lazarus Cattaneo），亦義大利人，字曰仰鳳，石方西病歿，利氏獨居韶州，郭乃召氏來助。利氏第一次赴南京時，留韶管理教務。後偕利氏同赴北京。及還南京，被遣歸澳門報告旅行經過。事畢遂攜龐迪我至南京，利氏最後離開南京時，郭氏留居南京，管理南京、南昌、韶州等處教務。後來范禮安卒，郭氏遂繼其視察之職，留居澳門。會荷蘭人因嫉葡萄牙遠徵得利，乃遣海盜擾沿海島嶼，並欲謀據台灣，進取澳門，於是葡人設防以備。華人見之，遂有外國人謀據中國，推郭氏為帝之流言，且有不良教徒，以教士們不袒庇其訟事，懷恨於心，又從而煽動，釀成焚燒教堂的暴動。流言既熾，教士等處境甚危，兩廣總督派人調查，召見郭氏，欲觀其武庫，郭氏導之入圖書室，乃指其藏書曰：「此我所持以謀據中國之武器也。」又導之入學校，而指其學生曰：「此我將率以侵據中國之兵卒也。」流言之不實，至是始為之釋然。這件事體是在1606年。後帶熊三拔（sabbathin de Ursis）來中國，及至南昌，三拔到赴北京，郭氏則止南京。時徐光啟因父喪回上海，道經南京，邀郭氏同往開教（1608年）。時上海因商業興盛，已成重要城市，居民約四萬戶，人口約三十萬人。以徐光啟位高望重之故，易於號召，得建一華麗教堂。郭氏居上海二年，受洗者有二百人。復奉新會督龍華民（Nicolas Longobardi）之命，偕同金尼閣（N．Trigault）、鍾巴相赴杭州開教。李之藻是杭州人，已在北京受洗，時亦因丁憂在籍，力助開教事業，並勸其友楊廷筠入教，徐、李、楊三人，實為當時開創教會之三大柱石。杭州亦建堂施洗，日臻興盛，兩地教會，皆由郭氏主持，居杭州約三十年，至1640年逝世，年已八十。
龍華民，義大利人，號曰精華，1597年到中國，先在韶州傳道，遭受甚多困難，仇教的民眾和尚，屢加侮陷。1603年在韶州靖村建立教堂，此實為中國首建立之教堂，以其尚在利氏所建之北京教堂以前故。1609年被召至北京，任中國全國會督，其第一工作，即為編纂《洗禮用語》，其意見與利氏不同，所以為引起後來禮儀問題討論的導火線。1616年南京教案起，在華教士盡被驅逐，及至1622年熹宗帝以與滿洲戰事，乃召回諸教士，謀軍事上的幫助。龍氏得與陽瑪諾（Emmanuel Diaz Junior）同至北京，仍做傳教工作，並常至山東泰安傳教，勸化受洗甚多。年九十五，因跌傷而去世，時已為清朝，順治帝賜葬銀並致祭。
羅如望（Jean de Rocha），葡萄牙人，號曰懷中，1598年被派至韶州，後來復派至南京，曾為瞿太素及徐光啟施洗。南京教案起，偕一中國修士邱良厚避難建昌，在建昌也曾為一名翰林萬瑪竇全家施洗。後來從建昌至福建漳州開教，又至江蘇嘉定傳教，並建築教堂一所。當南京教案時，曾與徐光啟起草奏疏，辨明沈㴶之誣。熹宗召回北京並任會督，次年（1623年）去世，葬杭州方井南。徐光啟聞訃，全家持服，如遭父喪。
龐迪我（Didace de Pantoja），西班牙人，號順陽，1599年至澳門，范禮安遣往南京與利氏同工，利氏第二次入京，攜以同往，得其助力不少。曾赴近郊各村莊傳教，領洗者數十人，利氏死後，為之奏請葬地。奉朝命改正曆書，被暴徒毆擊，幾瀕於死。南京教案起，卒被驅逐，甫至澳門，得疾而死，時為1617年。
熊三拔（Sabbathin de Ursis），義大利人，號曰有綱，1606年被派至北京，利氏令其精研中國語言。時因中國欽天監推算差錯，朝命龐迪我與熊氏共同修歷，著書推其經緯度數與日蝕。結果，雖遭官吏嫉恨，卻得萬曆帝的歡心。及至南京教案起，熊、龐二氏同被驅至澳門。1620年病歿。
李瑪諾（Emmanuel Diaz Senior），號曰海岳，1585年至印度，1596年任澳門會團長，並視察韶州、南昌、南京教務。1604年至北京，偕郭居靜南下。次年攜中國修士邱良厚返南昌傳教，受洗者有二百餘人，並勸化一明朝宗王全家受洗。四年後重返澳門任團長職，後又奉命視察各處教會。1637年曾上書主教，自言居東方五十一年，任布道長或諮議逾四十九年云云。1639年病歿於澳門。
費奇規（Gaspard Ferreira），葡萄牙人，號曰揆一，曾至北京協助利氏，做培植教友工作，自任講授之職，因而受洗入教者有一百四十人之多。後與陽瑪諾共管韶州教務，曾在建昌建一教堂，清兵入關，乃退回廣州傳道。
上述諸西教士，皆與利瑪竇有直接關係，同時工作的人，尚有若干中國人士。在當時傳教工作上有相當貢獻的，除上述之徐光啟、李之藻、楊廷筠外，如：
鍾巴相，一名銘仁，是第一個入耶穌會的中國人，他的號叫念江，廣東新會人，諳西方語，曾任利氏舌人，從行數年。時華人信教頗易遭受意外困難，在韶州曾受刑負枷，被驅逐後，又在杭州受杖而幽禁，隨利氏至北京後，復受第三次的禁錮，皆因其宣傳福音之故。在南京教案中受苦最多。1622年歿於杭州，入教凡三十二年。
黃明沙，偕鍾巴相同入耶穌會，偕傳教師入內地傳教，在南京曾說瞿太素入教，後至南昌傳教，旋奉視察員之召至廣州。時正流言葡萄牙人謀反甚盛，氏為新入教而背教者誣告於總督，謂為郭居靜之間諜，捕之入獄，備受苦刑，問無實據，本可釋放，不意彼告詰者，復誣以私藏火藥，乃被囚禁，受重笞，體無完膚，次日復遭刑訊，抵獄即死，年僅三十三歲，時在1606年。
游文輝，字含朴，澳門人，1598年隨利、郭二教士在南京傳道，1605年得范禮安之許可，入耶穌會為修士。後隨利氏至北京，當利氏臨終時，彼曾在側。1630年歿於杭州。
雷安東，也是澳門人，在北京入耶穌會，常偕龐迪我傳道近畿各村莊，雖體弱多病，仍能不辭勞苦。為費奇規伴侶，遣至韶州休養，後又由韶州赴澳門，歿於舟中，時在1611年。
邱良厚，字永修，也是澳門人，父母皆基督徒，故自幼即入教，後為副教師，偕羅如望居南昌、建昌數年。1621年隨畢方濟（F．Sambiasi）至北京，為龍華民之勤勞伴侶，受其勸化而受洗者甚多，其中有經龍氏施洗之太監龐天壽，亦為邱氏勸化之功。1640年歿於北京。
鐘鳴禮，字若翰，與其父念山其兄鳴仁同在澳門入教。當其兄隨利氏赴北京時，他留居在江西南昌，後從王豐肅於南京，遂入耶穌會。利氏既死，曾往北京會葬。在南京教案中被刑殘廢，幾瀕於死，其為道受難如此，不意在1621年被會中除名。
石宏基，亦澳門人，字厚齋，1612年隨郭居靜至杭州，次年隨林斐理至處州，又曾在南京、絳州、建昌等處傳道。
邱良稟，字完初，生於澳門，或為邱良厚的兄弟，1610年入耶穌會。在韶州修院肄業時，被拘入獄，備受苦刑。被釋出後，曾奉派往安南南坼。長於口才，勸化多人入教。
倪雅各，字一誠，生於日本，范禮安遣之回中國工作，1604年隨李瑪諾至北京，入耶穌會為修士，居北京多年。
凡此諸人，乃利瑪竇前後中西同工的幾個重要人物，是創造這一時期中國基督教的有力分子。此後在明末清初之間，尚有幾個重要西國教士，像葡萄牙人陽瑪諾，在1611年與費奇規同至韶州。法蘭西人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1610年至澳門，次年被派至南京，又工作於杭州、北京等處。又有義大利人艾儒略（Jules Aleni），1613年被派往北京，曾至開封訪求猶太教經典，後勸化揚州某大吏信教，教名伯多祿（Preire）。因伯多祿任職陝西之故，隨赴陝西，後由陝西至山西，勸化若干人信教；又赴常熟為瞿太素之侄進士式耜施洗，名公巨卿與之往還者甚多。畢方濟（Francois Sambiasi），亦義大利人，1613年被召至北京，南京教案起，被逐南還。山東巡撫孫元化留之居嘉定，後仇教事息，潛入北京匿居徐光啟宅。後至上海、松江、開封、南京各處傳教，頗為明末隆武、永曆諸帝盡力，冀挽頹運。葡萄牙人傅泛際（Francois Furlado Heurtado），1618年隨金尼閣來中國，初在嘉定，後至杭州與李之藻相隨，李之藻死後，便至陝西西安，在該處建立教堂一所，與艾儒略分主南北兩教區：南區包括南京、福建、湖廣、浙江、江西、兩廣，由艾氏管轄；北區包括京畿、山西、山東、陝西、河南、四川，由傅氏管轄。日耳曼人鄧玉函，亦與金尼閣同來，被召至北京，助熊三拔等修歷，因南京仇教事起，乃南歸，迨事平，復召西士修歷；時在北京者，僅龍華民與鄧氏二人，乃命鄧氏主其事；迨鄧氏於1630年卒，湯若望、羅雅各繼續其未成之業。說到湯若望（Jean Adam Schall von Bell），也是日耳曼人，對於中國教會，在歐洲教士中占重要地位。當鄧玉函卒後，朝廷召湯氏入京繼其修歷之任。中國曆官頗嫉恨之，得徐光啟以閣老地位加以庇護，故未遭意外。光啟將死，曾托其他信教大臣，為之保護。當時湯氏曾為若干太監施洗，其中以若瑟與龐天壽為最著名；若瑟在宮廷內傳道，宮內婦女太監及后妃因而信教者有二百餘人。滿清入關，順治帝亦甚寵眷湯氏，呼之曰瑪法（Mofa，滿洲語父也）。湯氏曾致書歐洲母會，請派會士來華，因已得皇帝自由傳教之許可。自1650至1664年間，受洗者逾十萬人。後以楊光先反教之故，與當時同工神甫南懷仁、利賴思、安文思入獄，幾喪性命。其生平事跡，可與利瑪竇相比。同時在上海經營教務的，如義大利人潘國光，後來為南京主教的則為南懷仁，皆天主教中的有名教師，其他不及詳舉。
在此，我們應當補述明末皇室與教會的關係。自滿清侵入北京，崇禎殉國，福王稱帝於南京；迨南京失守，唐王稱帝於福建，號曰隆武。隆武被執，丁魁楚、瞿式耜奉桂王稱帝於肇慶，改元永曆。永曆是萬曆之孫，在位十五年，端賴奉教大臣瞿式耜、龐天壽、焦璉等之力，支此殘局。永曆太后及皇后奉受洗進教，太后聖名赫肋納，皇后聖名亞納，太子亦因病受洗，聖名公斯當定。同時，宮中領洗的有五十人。太后曾遣使至澳門獻祭，並欲遣使至羅馬謁教皇。龐天壽本願自往，太后以其年高，乃改派卜彌格神甫前往，於永曆四年起程，持國書二通，一上教皇，一致耶穌會長，信中請求為中國祈禱太平，並多派教師來中國傳教。龐天壽亦備上教皇書帶往。卜神甫在途歷二年始達羅馬，適教皇因諾增爵故世，乃謁新教皇亞立山大第七，得教皇回書，及回中國，太后已死。永曆帝卒不能復興明室，與太子共殉國於雲南，其皇后及宮女等均送至北京，居於別宮，不能得見神甫，只有幾個女教友，時常去安慰她們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