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教育史 · 第二十八章 元代教育家及其學說

第一節 概論 元朝以異族入主中原，對於漢族壓迫過甚，待遇極不平等，名義上雖說提倡宋學，實際不過以優俳看待，故民間有九儒十丐之謠，他們所尊崇的還是喇嘛佛教。當時中國一班學者，處在蠻橫的蒙古民族壓迫之下，日以道統中斷為憂，故他們所以講學、所以教育後進，雖對於朱、陸小有偏執，但無非以繼承宋學、開示後來為己身責任。生活既在壓迫與侮辱之下，只求能夠傳續固有的學說為滿足，至於新的開闢及教育界的特殊貢獻，殊少概見，此元代思想界所以無大起色。他們論性，全採取張橫渠的二元論：一為天地之性，二為氣質之性。天地之性即天理，又本於程伊川的「性即理」說了。他們論教育，除了許魯齋的低能教育說，吳草廬的真知實踐論，尤少精粹。至於修養的理論則更不多見，只有金仁山以「靜見天地之心」一點而已。不過熱心教育，善於教導，個個皆然，此元代教育家一大特色。 蒙古騎兵作戰圖 元朝統馭中國九十年，教育學者，有在朝活動的，有在野隱居的，不下數十輩，現在我們只取趙復、許衡、劉因、金履祥、許謙及吳澄六人為代表。此六人中，除吳氏折中於朱、陸之間以外，全是崇拜程、朱學說的，尤以許衡差不多為朱子的後身。程、朱學說在元代為最有力的學風，故這一班學者對於新的門徑雖不能有所開闢，但宋學——尤其程、朱之學——得他們的講貫而益昌明，我們卻不能一筆抹煞。又此六人中，除許衡、吳澄二人外，均含有幾分民族思想，但守志堅定不移，終身不肯臣事元朝的，只有金履祥與許謙二人，其餘概不能及了。 第二節 趙復 開元代宋學之江山的，要推趙江漢先生為首功。先生姓趙名復，字仁甫，湖北德安人，江漢先生是學者給他的稱呼。他的生死年月，很難考見，但他被虜時在太宗滅金之後，即宋理宗端平年間，其為宋朝末年的人物無疑。只因他個人關係於元代的教育及學術很大，所以把他列為本期教育家之首席。德安為宋朝的領土，趙氏當然是純粹的宋人。當太宗遣將南下攻取宋領時，德安被害最慘，百姓數十萬或虜或殺，差不多沒有存留的。趙氏也在虜中，他的全家早被蒙古兵殺得乾淨了，他自然是憤不欲生。當時北方學者漢人姚樞在軍前，奉了元帝的使命，凡儒、道、釋、醫、卜、士只要有一藝之長的，皆合脫釋。在眾俘虜中，瞥見了趙氏人物，一談論便知道他是一個有學問、有氣節的人物，極其欽佩，乃勉強勸諭他同己北上。到北平以後，姚樞與楊惟中特建太極書院及國子祠，並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子配食，趙氏為講師，留此講學。燕、雲十六州，自五代割於契丹，久已淪於化外，北宋雖有河南程氏講學於伊洛，仍與薊北不通聲氣，其學說只隨國力所至而南遷。趙氏以江漢學者，攜帶了程、朱學說，講學於燕、薊，由是北方始知程、朱之學，而宋儒的教育思想遂流被於北方了。趙氏著作有三：一為《傳道圖》，一為《師友圖》，一為《希賢錄》，皆是纂述自堯、舜至程、朱許多聖賢的言行，以開示學者，這就是他的教育工作。後來姚樞退隱蘇門，請復傳其所學，並與許衡、郝經、竇默諸學者講學於其間，自此人才蔚出，宋學遂大顯於元代。 第三節 許魯齋（1209—1281） 一 生活小史 成吉斯汗，今通作成吉思汗。 魯齋姓許名衡字仲平，是河內的人氏。河內即現今河南沁陽縣，此地在當時屬於金人管轄之下，許氏幼時稱為金國之民亦無不可。許氏生於金之太和九年，即宋寧宗嘉定二年，當時正是蒙古領袖帖木真即成吉斯汗位的第四年。其後蒙古勢力洶洶南侵，金國滅亡，許氏以姚樞的介紹，遂臣事元世祖，為元朝立官制，定朝儀，興教育；可算元朝初年很有關係的一個人物。許氏是一個勤學的學者，幼年嗜學如饑渴，家貧無錢買書，見日者家有《尚書疏義》，則請寄宿，手抄以歸。迨後逃離蛆崍山，始得《王輔嗣易說》，雖在兵亂，而晝思夜誦，孜孜不倦。此時間或教授，而學子亦稍稍來從。三年之後，世亂稍定，許氏回到故鄉。聽見姚樞講學蘇門，特往拜訪，得見程、朱遺書，知識陡然大進，始悟從前所學所講盡屬孟浪，全不可靠，而一一改從程、朱講習之法，教授門人，自此慨然以道為己任了。許氏又是一個謹守繩墨的道學家。嘗當暑天往來洛陽，道傍有梨，眾人莫不爭先取食，他雖口渴，卻危坐樹下不動。有人問他，他說：「非其有而取之，不義。」別人又說：「世亂此無主。」他答道：「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當家貧時，即親身耕田，粟熟則吃粟，不熟則吃食菜羹與稗糠；稍有剩餘，即分給族人及貧苦學生；別人如贈送禮物，倘一毫不義，絕不接收，為人之耿介廉潔可見一斑。 許衡像及家譜書影 許氏獻身蒙古政府，始於蒙古憲宗五年，即宋理宗寶祐三年，是時他已四十六歲。從這一年起，到他死的前一年止，共計服官二十六年。此二十六年中，關於教育事業的合計四次：一為提舉，三為祭酒。提舉所掌的是地方一路的教育行政大權，祭酒所掌的是中央的國子學教育行政大權。除服官以外，退休時也曾私設講壇，到處有成績，受學生的歡迎與愛戴。死之時為元世祖至元十八年，享年七十有三歲。以其平日教導之殷，感人之盛，所以懷人不論貴賤少長皆哭泣於其門，四方學士聞訃聚哭，有由數千里來哭祭墓下的。教育家當年本極清苦，果能盡心職業，愛惜後進，死後不無相當之榮哀。在封建時代，人間究竟尚有幾分道義與感情存在，享身後之精神的報酬。古今此例很多，不僅許氏一人。 二 品質論 許氏雖未明白如張橫渠所說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但觀他平日的言論，確有這樣的主張。他說：「人之良心本無不善，由有生之後，氣稟所拘，物慾所蔽，而其私意妄作，始有不善。」（《小學大學》）「良心」是天賦與人類的一種形體，中間蘊藏著天地萬物之理，謂之「性」，亦謂之「明德」。此性，是「虛靈明覺」，神妙不測，與天地一般，此又是本著程伊川「性即理」的說法——就是天地之性。天地之性原來純粹至善的，只因受生之初，機會不等，而稟氣遂有差異——有清的有濁的，有美的有惡的。這就是氣質之性。受生之初，其氣稟得清的，則為智；稟得濁的為愚；稟得美的為賢；稟得惡的為不肖。全清全美，明德全明，謂之聖人；全濁全惡，明德全昧，謂之惡人。清美之氣，所得的分數，便是明德存得的分數；濁惡所得的分數，便是明德堵塞了的分數。清的分數、濁的分數、美的分數、惡的分數，參差不齊，多寡不一，所以人類的品質便有千萬般的等第。但大概區分，可得三品：明德止存得二三分的，則為下等品質；存得七八分的，則為上等品質；存得一半，則為中等品質。此各種品質，雖得自受生之初，並非固定了的，原可以變化的。所謂「明德在五分以下，則為惡常順，為善常難；在五分以上，則為善常順，為惡常難。明德正在五分，則為善為惡，交戰於胸中而未定，外有正人正言助之，則明德長而為善；外有惡人惡言助之，則明德消而為惡」。由此得一結論：人之良心本來是善的，其所以為惡者，一因氣稟所拘，一因物慾所蔽。所以教育的功用有二：一則培養已有的善端，開發未來的善端；一則防止未來的惡端，革除已有的惡端。所謂「聖人設教使養其良心之本善，去其私意之不善，其上者可以入聖，其次者可以為賢，又其次者不失為善人」（均見《小學大義》對小大學問論大學明明德論生來所稟）。 三 教育論及教授法 「用人當用其所長，教人當教其所短」，這是許氏對於教育主張的一句名言。所謂短者即明德不全。明德全明的人，不教而善，謂之上等品質。明德不全的人，即中等以下的品質，須有教育而後能進於善，所以教人當教其所短。教其所短，即特別注意低能兒童的教育，凡天資愚笨、性情不良，全包括在內，與提倡天才教育者適相反對。當許氏第二次掌國子祭酒時，世祖特擇蒙古子弟命他教授。他得了這個差事，非常喜悅地說：「此吾事也。國人子大朴未散，視聽專一，若置之善類中，涵養數年，將必為國家用。」（見本傳）許氏可謂注重低能教育的教育家了。 許衡墓 位於河南焦作。 關於教授方法，有數點可以敘述。（1）教兒童當培養他們的羞恥心，所謂「知恥近乎勇」。兒童有了羞恥心，則有所愛憎，施行獎懲，方有效力。當懲罰時施行懲罰，兒童因有所畏懼，遂不敢為惡；當獎賞時施行獎賞，兒童因有所羨慕，遂樂於為善。否則羞恥全亡，勿論如何施教，全不中用了。許氏嘗言為學者以治生最為先務，有了生理，則可以少分其向學之誠實，亦所以養其羞恥之心。（2）教兒童當因材施教。人類品質不一，有夙成的，有晚成的，有可成其大的，有可成其小的，有性情近於此科而遠於彼科的。人品千萬不一，絕不可施以劃一的教法。因材施教，不僅適應其個性，還須按照其學力。不僅因其個性與學力，還須隨其動機因勢利導，躐等固然不好，強注亦非良法。所以許氏平日教人，總以「因覺以明善，因明以開蔽，因其動息以為張弛」（見本傳）。（3）教授要有次序。許氏把教育分為兩個階段，一為小學教育，一為大學教育，先小學而後大學，乃一定的次序。小學教育，以朱子的《小學》及《四書》為教材，以灑掃、應對、進退為實地練習；大學教育，以《詩》、《書》、《易》、《春秋》為教材，講求修己治人之道。許氏是崇拜朱子的，這一點是完全模仿朱子教人之法。 許氏亦善於教授之人，平日講學，取漸進不取急進，務了解不務貪多。以慈母的心腸對待兒童，以寬容的態度淘養諸生，以熱忱耿介的精神感化群倫。[1]史言「其言煦煦」，可以想見其教誨之親切。史言「懇款周折」，可以想見其誨人不倦之精神。所以先生每到一處，勿論貴賤賢不肖，莫不樂從與游，隨材施教，皆有所得。離開之後，從游諸子哭泣不忍捨去，服念其教如金科玉條，終身不敢忘，許氏可謂元代僅有的良善教育家了。牧庵姚氏評曰：「語述作先生固不及朱子之富，而扶植人極、開世太平之功，不慚德焉。」所謂扶植人極即指教育之功說，可謂定評。 第四節 劉靜修（1249—1293） 一 劉因與許衡之比較 元代學者，以魯齋、靜修及草廬三人為著。草廬身世較晚，且為南方學者，元朝初年所藉以立國的唯魯齋與靜修二人，此黃百家在《靜修學案》里所說的幾句話。靜修即劉因的別號。劉氏為保定容城人，祖先屢代服官於金國，與許魯齋同為北方學者。許氏臣事元朝，官階幾至宰相，功業炳然，而享年又永，門生故吏滿朝野，所以名位大著。劉氏家世雖然貴顯，而己身則以恬靜為懷，終身不肯出山，享年又不永，所以影響所及比較許氏相差很大。以宋儒比較，許氏如同朱晦庵，而劉氏好似張南軒。他們同傳趙江漢之學，但許氏一生崇拜朱子，為程、朱的正派；劉氏頗服膺周濂溪，而性行近於邵堯夫此又一不同之點。後來的人以許氏北面臣事蒙古，頗有貶辭。其實他們祖先皆以漢族臣事金人，事元與否有何高下？且劉氏亦曾拜贊善大夫之命，再看他上宰相的書，何嘗存心於宋，與金履祥輩之絕對不臣元者迥不相同，而金氏諸人才算富有民族思想的教育家。 劉因像 二 生活小史及其思想 劉因字夢吉，嘗愛諸葛孔明靜以修身之語，把他的住室表名「靜修」，故別人稱他為靜修先生。靜修以宋理宗淳祐九年生於容城，死時為元世祖至元三十年，享年只四十五歲，較宋儒張南軒還少活三歲。史稱劉氏「天資絕人，三歲識書，日記千百言，過目既成誦。六歲能詩，七歲能屬文，落筆驚人」（見本傳），可以想見其天才了。他的《希聖解》作於弱冠時期，所以表示他一生的志願的。劉氏開始讀經學時，研究訓詁注釋之說，嘗不滿意。及得宋儒周、邵、張、程、朱、呂諸人的遺書，一見能發見內中的精義，而極端稱許。嘗評論宋儒之所長，曰「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但他所服膺的還是以周子的學說為宗。劉氏終身不願做官，至於至元十九年稍一應裕皇之請，在宮中教授近侍子弟，不到一年即以母疾辭歸；故其二十五年之教育生活全屬私人講學——以其家庭為學校。「師道尊嚴，弟子造其門者，隨材器教之，皆有成就」（見本傳），由此數語，吾人於劉氏講學的態度與方法可見一斑。 劉氏的著作有：《四書精要》三十卷，詩五卷，號《丁亥集》——是他自己撰的；又有《文集》十餘卷，及《小學四書語錄》——門生故友所錄的；《易繫辭說》，是他在病中時的作品。他的思想分見於《希聖解》、《遂初亭說》、《宣化堂記》及《訓鼠記》等編，皆收在靜修文集裡面，而《希聖解》尤稱為靜修思想的中心。在《希聖解》裡面，假託夢中與三神人相問答：一為梧溪拙翁，似指周濂溪；一為西洛無名公，似指邵康節；一為西土誠明子，似指張橫渠。問答結果，卒折服於拙翁「士希賢，賢希聖」之教。何以能夠希聖呢？據拙翁所說，凡民與聖賢原無兩樣，同稟健順五常之性，後來所以不同的，一在有欲，一在無欲。所以我們要希求聖賢，只要做到「無欲」二字就行了，人人可以做到無欲，即人人可以為聖賢。希聖是劉氏為人的標準，即是他教人的目的，而「無欲」二字乃修養的工夫。做到無欲，自然與物競；做到與與物無競，才能物我兩忘，而相與安然並存，最後物我一體了。此種工夫隨時隨地可以修養，修養成功而代天宣化時，亦隨時隨地可以表現，不拘物於出處，亦無分乎進退。此恬靜的思想在二十餘年的私人教授中，一定能夠自由表現，劉氏的教育可謂恬靜的教育了。 《劉因評傳》書影 第五節 金履祥（？—1303）與許謙（1270—1337） 一 金許之關係 我們所敘元代教育家六人中，真正懷有民族思想，不肯以漢族華胄北面臣事蒙古的，只有金履祥與許謙二人，雖然他們生長在魯齋、靜修諸人之後。以時代論，他們自然是元代的人物；但以精神論，尚不愧為宋朝的遺民。金氏字吉父，婺州蘭溪人，婺州即現今浙江金華縣。許氏字益之，原籍本在京兆，五世祖南遷金華，遂與金氏為同鄉。金氏生於何年，史書未載，但以他的成就及器量推測，絕非短壽人，至少年在六十歲以上。他去世時為元成宗大德七年，以六十五歲計算，其生年當在宋理宗淳祐初年。許氏即金氏的高第弟子，生於元世祖至元七年，卒於順帝至元三年，享年六十八歲。 金履祥像 元成德七年上距蒙古圍襄陽三十五年，是時金代曾進搗虛牽制之策。此時以前彼已師事王柏、何基，學業早有成就，想必年至少在六十歲以上。 金氏幼年得力於家庭教育，天資敏睿而肯於勤學，凡天文地形禮樂田乘兵謀陰陽律歷等書，莫不研究，少年為一才氣縱橫之志士。在年近三十時興趣一變，始傾向性理之學。當初師事同郡王柏，後來又從王氏直登何基之門，王氏為金氏的老師，而何基等於太老師。講論數年，學問所造益深。當時尚有志匡復宋室，屢進奇策，卒不能用，其後遂屏居山中，不復與問世事。在仁山之下，一面著書，一面講學，以傳斯道於將來。三十年的隱居生活，即其私人教授生活。門下士很多，而以許氏為高第，學者以他嘗隱居仁山之下，故稱曰仁山先生。平生著作很多，而以《通鑑前編》及《論孟考證》二書為最有關係的作品。 許氏幼年境遇很苦，生數年死了父親，不到十歲，宋室滅亡，家庭亦遭兵亂，隨著破毀了。僑寓他鄉，無力買書，乃借別人的書，分部晝夜勤讀，雖病也不廢。但初無師傅，有疑無從就正。後來知道鄉先生金仁山深明道學之要，遂拜金氏為老師，委身而學。後來所學益博，品節之高與老師相等，而收穫更大。三十歲以後，即開門授徒，設講壇於八華山中，四方學子，聞風接踵而來，遠自幽、冀、齊、魯，近則荊、揚、吳、越，前後著錄不下千餘人。綜計講學時期三十餘年，而以一身系社會的重望者垂四十年，史稱「其晚節獨以身任正學之重，遠近學者以其身之安否為斯道之隆替」（見本傳）。由此看來，許氏的思想與人格可以為當時民間的重心——其講學方面，亦可謂元代有數的教育大家。 黃氏編《宋元學案》，將北山四先生並為一案。北山四先生即是以師弟相傳的金華四先生——由何基傳授於王柏，再傳於金履祥，三傳於許謙，每傳一代而學術更昌明一代。何基為黃勉齋的弟子，黃氏又親受業於朱子，金氏可謂朱子的四傳弟子，許氏可謂五傳弟子了。元代教育諸家雖多宗程、朱，若論其嫡派，須推仁山與白雲二先生，白雲先生即許氏的別號。 二 金氏的修養論 金氏私人講學近三十年，平日所講貫的多關於哲學思想，尤重「理一分殊」之說。關於教育學理的發表，只有性論及修養論兩點。性論見於所編《孟子性命章講義》，分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為二，與許魯齋主張略同，但說理精深過於魯齋。修養論見於所編《復其見天地之心講義》，立言較性論更為透闢詳明。金氏說：「天地之心者何也？仁也，生生之道也。」宇宙萬物，生生不已，循環無窮，乃是天地之心。此心即是仁心，即是天理；有此仁心才可以見人性，推此心而擴充起來，謂之完人，謂之聖人。教育的功用，一面教者的責任，在說明此心、啟發此心；一面學者的工夫，在培養此心、擴充此心。但此心如同浩氣一樣，與天地終古，與宇宙並存，只因吾人被物慾所惑，視聽所蔽，所以不常看見。如要復見此心之明，莫如修養。如何修養，莫如以「靜」，故「靜」之一字即是金氏修養方法。靜的工夫，要「收視反聽，澄心定慮」。在此種情形之下，「玩索天理，省察初心」，必有柳暗花明之景象起來。天理復現了，即是仁心一天地之心，由此謹持不失，再加以擴充，於是天理彰而人慾泯，斯謂之完人，而教育才算成功了。所以他說：「學者須是於此下耐靜工夫，察此一念天理之復，充此所復，天理之正，而敬以持之，學以廣之，力行以踐之，古人求仁之功蓋得諸此。」 金履祥眉批《禮記》 三 許氏的講學要旨 仁山先生嘗告許氏說：「吾儒之學理一而分殊，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又說：「聖人之道，中而已矣。」許氏一生學問，完全遵守這兩句話，身體而力行。「理」是學問的大綱，「分殊」是學問的細目，捨棄細目而高談大綱，此象山以來許多學者所患籠統的通病，結果必落於釋氏之空談。許氏是朱學的嫡傳，所以特别致力於分殊之辨，無論巨細精粗，靡不研究；不務新奇，不尚異同，每事每物只求合於中道即為可行。所以他《送古愚序》上說：「夫聖人之道，常道也，不出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應事接物之間，致其極則中庸而已耳；非有絕世離倫、幻視天地、埃等世故如老佛之所云者。」許氏一生自修是如此，一生教人也是如此。學者求學當以聖人為準的；要學聖人必先得聖人之心，聖人之心全在四書，四書之義莫備於朱子，所以吾人讀書必以四書——朱子集注的四書——為基本科目。概括起來，許氏講學的大要，不外四點：一以五性人倫為本，二以開明心術、變化氣質為先，三以為己為立心之要，四以分別義利為處事之制。第一點是教育宗旨，即所以求聖人之心；第二點是訓練的工夫，即為善去惡之意；第三點是教人力求實際學問，不務虛名；第四點分別義利即分殊之辨，為君子、為小人皆從此分，屬於人格的陶冶，尤為許氏所斤斤致意的。 第六節 吳草廬（1249—1333） 一 生活小史 吳澄字幼清，撫州崇仁人。崇仁與金溪同屬於現今江西豫章道，則吳氏與南宋陸象山可謂同鄉人了。吳氏生於宋理宗淳祐九年，即元朝統一中國前二十七年，死於元順帝元統元年，即元朝滅亡前三十六年，享年八十五歲。說他是元朝初年的人物也可，說他是元朝後期的人物也可，其實在他三十歲以前還是一個宋朝人。他幼年時代，穎悟而又勤學，當三歲時他的祖父即授以古詩，能誦數百篇。年甫五歲，出就外傅，每日讀書數十餘言，一閱過即能成誦。到十五歲時，遂有志聖賢之學，不愛科舉業。吳氏受教育較早，其省悟處也較一般人為早。二十二歲，中了鄉試的選。二十四歲，開始在山中設帳，從事於教授生活，其後時局大亂，乃隱居於布水谷數年。自此以前，吳氏尚純粹為宋朝的一個青年學者。元朝統一中原十年以後，訪求江南人才，始由程文海把他薦送到燕京，而吳氏時已四十歲了。但吳氏冷於宦途，雖經元廷諸臣屢次勸駕，而終以他故辭去，綜計在元只做官兩次：一在江西，當儒學副提舉三個月；一在京師，當國子監丞及司業約三年，而行年已為六十多歲的老人。吳氏自二十五歲起到老死為止，六十年間，除兩次三年多的宦業外，全為私人講學時期，而兩次宦業亦不外教育，論終身以教育為生活者，吳氏可謂當之而無愧。元朝名儒，前有許魯齋，後有吳草廬，可謂兩個頂柱，但論功業之大，吳不如許；論教授之專，則許卻不如吳。草廬即吳氏的別號。 吳澄像 總計吳氏講學的地方，有樂安、宜黃、福州、龍興、揚州、袁州、真州、永豐、建康及燕京，約十處。或以特被延聘，或以過從所及，或臨時演講，或居住講學，每到一處，四方學子莫不聞風遠赴，如蟻聚雨集，此史書所謂「出登朝暑，退歸於家，與郡邑之所經由，士大夫皆迎請執業，而四方之士不憚數千里躡履負笈、來學山中者，常不下千數百人」（見《元史》本傳）。講學之餘，即執筆著書，到老不倦，所以他一生的著作也很豐富，此一點恐要算元代學者之最了。在國子司業職任內，吳氏曾參酌宋儒胡、程、朱三家的成法，定為教法四條，即將國學課程分為四系，令學生自由選入。一為經學系，包含《易》、《書》、《詩》、《儀禮》、《周禮》、《禮記》、《春秋》二傳等科目。二為行實系，包含孝、弟、睦、、任、恤六目。三為文藝系，包含古文及詩等科目。四為治事系，包含選舉、食貨、水利、數學、禮儀、樂律、通典、刑統等科目。但法制業已草定，因事辭歸，卒未施行。 元代朱學風氣極盛，我們以上所舉各家，皆是崇拜朱子的，而吳氏則是會合朱、陸兩家學說為一的一個學者。他在《送陳洪範序》上有一段話：「朱子之教人也，必先之讀書講學；陸子之教人也，必使之真知實踐。讀書講學者，固以為真知實踐之地，其知實踐者亦必自讀書講學而入。二師之為教一也，而二家庸劣之門人各立標榜，互相詆訾，固至於今學者猶惑。嗚呼甚矣！道之無傳，而人之易惑難曉也！」（《草廬文集》）由此一段話，可以證明他是朱、陸二家的調和派，所以他論為學的基礎，絕對主張陸子「尊德性，明本心」之說；論研究的工夫即主張朱子「格物誠意」之說，至於論性則又主張程子「性即理」之說。 二 性論 吳氏論性並無創見，不過一則主張程子的「性即理」之說，一則解釋張子的「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二句的意義。他說天地之大，不外陰陽二氣。二氣流行，變化無窮，於是有形。而二氣之所以變化不亂的則有理為之秩序，而秩序即是理，故氣外無理，理外亦無氣。理在天地曰元、亨、利、貞，賦於人曰仁、義、禮、智，謂之性。形聚而後有人的身體。性寓於人的體中，如同理寓於天地的氣中，所以說性即天理。天理沒有不善，故人性亦沒有不善；天理只有一個，故人性沒有不同的。但吾人受氣之初有清有濁，成質之後有美有惡，此等清濁美惡的程度萬有不齊，所以人的氣質亦萬有不齊。氣質至清至美的人，本性之真無所污壞，謂之上聖；氣質至濁至惡的人，本性之真完全污壞，謂之下愚。除此二等以外，中間或清或濁，或美或惡，分數多少萬有不齊，本性之受污壞亦參差不一，此世間人類的個性所以有千差萬別。以張子的解釋，前者所云「性即理」，乃天地之性，孟子常言性善，即指這個性說的；後者所云「氣質萬有不齊」，乃氣質之性，告子所謂生之謂性，荀子所謂性惡，揚子所謂善惡混，及一般人所謂性緩性急，性剛性柔，種種不一，即指這個性說的。但吳氏以為氣質之性，不過受生之初，所稟受的一種氣質，原不得謂之性，成年以後，若此種氣質固定不復變易，遂成為第二天性了。假如有良善的教育，極力滌除，勿使氣質害性，使本性之真日就光明而擴充，工夫久了，氣質變好，本性自恢復其初了，所謂「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佛性者焉」。 元人狩獵圖（局部） 三 教育論 吳氏教育論，雖兼采朱、陸兩家學說，但以陸子為基礎。「聖人教人使人順其倫理，克其氣性，因其同，革其異，所以同其同也。」（送某教諭序）這幾句話即吳氏的教育宗旨。「倫理」即天理、即本性，凡人皆相同的。氣質是因人而異的，順適兒童的本性，即因其同者而利導。變易兒童的氣質，即革除其不同者使歸於同。簡單一句話：教育宗旨，一方在培養兒童相同的善良的天地之性，一方在消除他們相異的不良的氣質之性。要達到這個目的，須先明其本心；因天性附著於心中，倘心為物慾所蔽，昏而不明，而本性也受其污壞。必也使心地清明，一塵不染，待根本肅清了，則已有的善良可以發育滋長，外面的事事物物可以明白認取。心為一身的主宰，教育第一步在先明本心，此吳氏之學所以又稱求心之學。他說： 夫學孰為要，孰為至？心是也。天之所以與我，我之所以為人者在是。不是之求而他求焉，所學何學哉？聖門之教，各因其人，各隨其事，雖不言心，無非心也。孟子始直指而言先立乎其大者。噫！其要矣乎，其至矣乎！邵子曰「心為太極」，周子曰「純心要矣」，張子曰「心清時，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羈束而自然恭敬」，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入身來」，此皆得孟子之正傳者也。（《草廬精語》） 他又說： 夫人之生也，以天地之氣凝聚而有形，以天地之理付畀而有性。心也者，形之主宰，性之郛郭也。此一心也，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傳之以至於孔子，其道同。道之為道具於心，豈有外心而求道者哉？而孔子教人未嘗直言心體，蓋日用事物莫非此心之用，於其用處各當其理，而心之體在是矣。操舍存亡惟心之謂，孔子之言也，其言不見於《論語》之所記，而得於孟子之傳，則知孔子教人非不言心也，一時學者未可與言，而言之有所未及耳。孟子傳孔子之道，而患學者之失其本心也，於是始明指本心以教人。……此陸子之學所從出也。（《草廬精語》） 觀他這兩段說法，偏於陸子明心之學極其顯然。但不說承繼陸子，而說直接孔孟，且謂這種學說為古代聖賢相傳之大道，此吳氏掩護偏於陸子之誚，亦所以自高其價值的意思。 求本心在回複本性，本心清明以後怎樣呢？第二步則在讀書窮理，關於朱子的學說也必兼采。他說：「若曰『徒求之五經而不反之吾心，是買櫝而棄珠也』。此則至論，不肖一生切切然惟恐其墮其窠臼。學者來此講問，每先令其主一持敬以尊德性，然後令其讀書窮理以道問學，有數條目警省之語，又採擇數件書以開學者格致之端，是蓋欲先反之吾心而後求之六經也。」（《草廬精語》）此數句話，即先明本心而後讀書窮理——先尊德性而後道學問的意思，朱、陸兼采，不過有先後次第。道學問而不尊德性，則屬於聞見之知，記誦之學，如無源之水，無根之草，所得皆是死知識。但若只尊德性而不道問學，則又流於空虛，不免為釋氏異端之學。要內外合一，本末兼顧，所知方為真知，所學才是實學。所以他說：「蓋聞見雖得於外，而所聞見之理，則具於心，故外之物格則內之知致。此儒者內外合一之學，固非如記誦之徒博覽於外，而無得於內；亦非如釋氏之徒專求於內，而無事於外也。」（《草廬精語》） 吳澄研究著作書影 吳氏雖反對記誦之知，亦反對空虛之學，他是最重實踐的。在日用人倫上求知識，亦在日用人倫上實踐所得的知識。換一句話，行以求知，知必本於行，不從行上求知，謂之假知識；知不本於行，謂之死知識。所以他說：「窮物理者多不切於人倫日用，析經義者說無關於身心性情，如此而博文，非復如夫子之所以教，顏子之所以學者矣。」（《草廬精語》）他更有一段話說得最明顯，我們引在下面作一個結束： 今不就身上實學，卻就文字上鑽刺，言某人言性如何，某人言性如何，非善學者也，孔、孟教人之法不如此。如欲去燕京者，觀其行程節次，即日僱船買馬起程，兩月之間可到燕京，則見其宮闕如何，街道如何，風沙如何，習俗如何，並自瞭然，不待問人。今不求到燕京，卻但將曾到人所記錄逐一去挨究，參互比較，見他人所記錄者有不同，愈添惑亂。蓋不親到其地，而但憑人之言，則愈求而愈不得其真矣。（《草廬精語》） 本章參考書舉要 （1）《元史》的各家本傳 （2）《宋元學案》的《江漢學案》、《靜修學案》、《草廬學案》、《北山學案》 （3）《理學宗傳》的《元儒考》 （4）《許魯齋集》 （5）《靜修文集》 （6）《吳草廬集》 * * * [1] 《魯齋遺書·古今儒先議論》：「牧庵姚氏曰：『先生之學，一以朱子之言為師，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其教也，入德之門，始惟由《小學》而《四書》；講貫之精，而後進於《易》、《詩》、《書》、《春秋》。耳提面命，莫不以孝、弟、忠、信為本，四方化之。』」 《歐陽元神道碑》：「其為學也，以明德達用為主；其修己也，以存心養性為要；其事君也，以責難陳善為務。其教人也，以灑掃應對進退為始，精義入神為終。雖時當枘鑿，不少變其規矩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