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教育史 · 第二十二章 宋代學風及學派

一 學風 宋代國力雖弱，而學術思想可較前朝異常發達。我們考究此時學術思想所以發達的原因，大概不外下之四點：第一，由於各種思想的融會日久，自然能夠產生新的種子；第二，由於書院制的興起，有了專門講學的人才及專門研究學術的場所；第三，由於印刷術的發明，知識時傳播較前迅速；第四，在當時有較多的賢者在位，新的學術只經政府裡面有力者二三人一提倡，演為風氣更覺容易。但宋代學術思想雖然發達，而宋儒所研究的對象與方法，完全與漢、唐諸儒不同，他們簡直重新組成了一種學風。這一種學風，倡導於宋儒，元、明兩朝相繼演繹其說，已形成學術史上的一個體系，後世目之曰「宋學」。以宋學的內容與漢、唐諸儒所講的訓詁註疏學區別，又名此學曰「義理之學」。但這一種儒者所講的義理，並未包含六經全體，只有《易經》、《論語》、《大學》、《中庸》及《孟子》等書為他們研究的主要材料，有餘力則涉及他經。他們把這五部書，融會與擴充，概括為兩個問題：一則研究天地之大原，謂之本體論；一則研究人性之究極，謂之道德觀。綜合起來，不外「理氣心性」四個字——理氣是研究天地之大原的，心性是研究人性之究極的。天地萬象皆由陰、陽二氣所變化，變化雖有千形萬狀，氣質不一，但在此變化不一之中卻有一定的法則，而理未有不同。理是宇宙變化的自然法則，氣是所變化的種種形態；形態雖有種種，而法則總是一個，所謂「理一而分殊」。性是與理相對的，心是與氣相對的；不過自存諸天而言謂之理與氣，自賦諸人而言謂之性與心。人是稟受於天而與天一致的，天之所有者人莫不有，人就是一個小天；所以宋儒所講的「理氣與心性」，也可以說是「天人合一論」。這種學說，純粹屬於形上學，其思想的進步，探討的精深，自然駕乎漢、唐諸儒之上；不過他們這種研究，自以為直接孔、孟的真傳，其實極不純一。本體論由老、莊思想嬗脫而來，心性說又入了佛家的範圍，他們是融合佛、老於孔、孟而另組成一種形上學的宋學。可是他們口頭上還是反對佛、老，自謂真儒，是什麼意思？佛、老全講理一，儒家是主張分殊的。唯其分殊，所以人與禽獸不同，男女有別，貴賤不等，各安各的本分，不相逾越。唯其理一，在地位雖有貴賤不等，而性分相同，人格則一，可以藉此自為安慰，能夠安貧樂道而不悔。這種天人合一的觀念，理一分殊的主張，真是士大夫階級的口吻，有諸內自然形諸外，不可以絲毫假借的。 畢升 蘇軾回翰林院圖 二 學派 宋代學術思想較漢、唐發達，而派別流長亦較漢、唐為多。在北宋有二種區別：（1）自學術上分，有王、程二派，王學是以《三經新義》為主的，程學是以《易》及《論》、《孟》、《大學》、《中庸》為主的——前者近於事功，後者偏於性理。（2）自地域上分，有洛、蜀兩派，洛黨以程頤為領袖，態度嚴整；蜀黨以蘇軾為領袖，性情放浪——前者謂之道學家，後者屬於文士派。在南宋有朱、陸及永嘉三派：朱子的學問以道問學為主，是由窮理以盡性的；陸子的學問以尊德性為主，是由明心以達理的——但兩家所講全屬於性理學的範圍，可謂同一。至於永嘉學派，完全與前者相反，他們不講性理，喜談政治，是主張經國治民的——屬於事功一派。綜合起來，北宋之程，南宋之朱、陸，同屬於性理派；北宋之王，南宋之永嘉，同屬於事功派；至於蘇氏父子，只以文章名世，且近於縱橫者流，於哲學上尚稱隔膜。除此以外，在北宋，還有濂溪周敦頤、洛陽邵雍、關中張載，雖同講性理之學，與程、朱相近，但前二人為道士派的儒者，後一人頗有荀學的遺風。在南宋還有廣漢張拭，東萊呂祖謙，與朱子一派很接近。總之，論其體系，則以程、朱之學為宋學的正統，其他皆屬旁支。論其在當時的勢力，北宋以王學為大，南宋以程、朱之說為歸；其餘雖各闢門徑，互持異議，究不敢與前兩家抗衡了。 黃宗羲《宋元學案》書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