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教育史 · 第十七章 隋唐學風

在隋、唐時代，有三種學風：第一是佛學，第二是文藝，第三是儒術。此三種學風中，以一、二兩種所出人才最多，成績最大，而儒術反瞠乎其後。推究其原因，佛學與文藝皆以時代的趨勢及政府的提倡，所以特別發達，而儒術則因政府教育政策束縛過甚，所以反形退化了。 佛學自魏、晉以來，已為中土人士所歡迎，潮流所趨，奔騰澎湃，不可遏抑。中經中外信徒費三百年運動之力，儘量輸入國內，上下相習，靡然從風，所以到了隋朝，民間佛經多於六經數十倍。隋亡唐興，研究佛學的接踵而起，因此佛學界上再進一步，由灌輸時期而達於譯著與組織時期。且在六朝時代，傳導佛學的多為外國學者；到了隋、唐，著名學者盡屬國人，所有佛家各宗各派，皆於此時期先後成立，而佛學之在隋、唐可謂大放異彩。 長安大雁塔 六朝時代，士氣雖極頹廢，思想雖不統一，而藝術的文學確較前代為發達。經三百餘年的流行，到了隋、唐則更加進步。且隋、唐之科舉取士制度，於文藝之提倡，尤有幫助。隋朝以進士科取士，唐朝科目雖多，所重仍在進士一科。進士科考試詩賦及時務策，沒有經術的制限，其個人的聰明才智得以自由發展，且由進士出身者在社會上比較有名譽；故當時學子莫不趨赴於進士一途。因此之故，凡打算求仕進的人們，莫不致力於詩賦及時務策。思路既辟，天才大啟，既得政府的提倡，又受社會的激勵，一倡百和，演為學風。且當時國力既富，在經濟方面亦足以培養各種藝術人才，此唐代文藝所以特陳偉觀。 《五經正義》書影 至於儒家學術之在當時，則覺寂寞多了。隋朝二帝皆不重儒術。唐朝政府初年雖然極力提倡學校教育與儒術，但不再傳之後莫不趨赴於科舉了，科舉特重進士科，此科既不考試經術，志在進士的人們自然不肯誦習。其次則為明經科，此科雖試經術，而出題範圍又只限於《五經正義》。[1]國家既指定幾種書籍、幾人學說，強國人以必學，從事這一途的人們自無自由選擇的餘地。且考試時又有「墨義」及「帖經」等方式，一般學子平日多半研究括帖，忽略實學，於是「死記經文，默誦註疏」，成為當時特有的教育。限制這樣的死，束縛這樣的嚴，聰明才智之士自然群趨於文藝與佛學兩途，在儒術方面求生存的大半皆凡品，則儒術怎樣有成績。所以隋、唐三百多年，對於儒家思想稍有所發揮的，只有王通及韓、李二三人，而陸、孔輩不過記問的學者而已；這種記問的學者亦難與漢、魏比較。 * * * [1] 《唐會要·貢舉下》：「貞觀二年，國子祭酒孔穎達，撰《五經義疏》一百七十卷，名曰《義贊》。有詔改為《五經正義》。大學博士馬嘉運每掎摭之，有詔更令詳章。未就而卒。永徽四年，太常長孫無忌、左僕射張行成、侍中高季輔及國子監官司先受詔修改《五經正義》。至是功畢，進之，詔頒於天下，每年明經依此考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