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教育財政之改進 · 第三章 教育方案的經費

學校和教育機構的經常費用 對中國全部教育方案的經費進行科學研究是很難的，其原因如下： 1. 教育部所報告的各類學校和教育機構的支出，是各個學校和教育機構年度支出相加的總額。這些報告中說的「歲出」，往往是指每年的實際現金支付數。注63因此，「總管理費」的支出，即行政間接費用和某些協調活動之類的支出，是不包括在這種總額中的。 2. 對各項開支缺乏恰當的分類。本研究所獲得的往往只有按組織單位劃分的支出總額。誠然，教育部（學部）編制的1907—1909年間教育統計和圖表的一些報告，曾對各項支出進行過分類。但那之後，除了1928年到1931—1932年度的高等教育報告外，其他報告都只有總額。注64而且這些報告也沒有列出政府教育預算的數據。這些數據很少公布，也很少有標準化、統一的分類。 3. 「應計經濟費用」注65（accrued economic charge ）不確定。應計經濟費用不是指支付金額，而是指學校設施折舊消耗的金額。1907—1909年間的報告都只列一項：學校基金和資產合併的總額。從1916年起，能夠找到類似可用數據的只有1928—1931年間的高等教育數據和1930—1931年度的初等教育數據。注66學校設施的價值包括在這個總額之中，但也像1907—1909年間的報告那樣沒有加以分類。在這三年中，學校的建築、場地和設備的價值平均為總額的57.43％注67，另外42.57％是學校地產和其他營利資產及學校基金。這並不是應計經濟費用。 此外，因為沒有精確的基數，所以也無法估算每年的折舊率。不同類型的設施和設備的折舊率必定有很大不同。 因此，只有把所有學校和教育機構的經常費用合計總額，用來作為估算全國教育系統運作所需經費總額的工具了。 表9提供了中國1930—1931年度所有公立和私立學校以及教育機構的實際經常費用。正如其所列原始資料來源所清楚表明的那樣，這些費用合計額不包括行政管理費和某些間接費用，如特別委員會、運動會以及醫藥衛生服務之類的花費，這些費用由教育部及各教育廳、局承擔。 表9 1930—1931年度各類學校機構經常費用一覽表 資料來源：（5）的來源與學生註冊資料相同，參見本書表1。除兩個小案例外，（1）、（2）、（3）、（4）、（6）均已經重新計算。 註：1. 由於未找到1930—1931年度的單列數據資料，故此處暫用1929—1930年度的百分比，見J1，表3。 2. 1929—1930年度的數據，見J3，表1。 3. 將總數分劃為公立和私立兩項的辦法，見內部第5號文件。 4. 1931—1932年度的數據。參見《1931—1932年度全國高等教育統計》，第三部分，1933年，第2頁，表2。 （2）和（4）是指占公立學校和私立學校合計總費用的百分比。 （6）指每類教育占中國所有學校和教育機構總費用的百分比。 ?從原始資料來源的性質來看，最可能的是，這裡都不包括「總管理費」，即管理費用（administrative overhead cost）的支出。 海外留學生的費用以及公立小學和私立小學的費用之間比率，依據的都是1929—1930年度的數據，所以總計是可靠的。（見表10的注。） 從表9可以看出，我國現在每年用於各級公立學校和教育機構的費用為130，673，315元，而用於各級私立學校和教育機構的費用為64，932，447元。包括留學生的費用在內，這些學校和教育機構費用總計為195，705，762元；若不包括留學生的費用，則為185，777，762元。所有公立學校及教育機構的費用與所有私立學校及教育機構的費用之間的比率，包括留學生的費用，為66.9％比33.1％。 所有小學的費用共為89，416，977元，其中79％是公立小學的費用。所有中學的費用共為48，713,057元，其中64.2％是公立中學的費用。全部高等教育費用為33，619，237元，其中大約58.1％是公立大學和學院的費用。社會教育機構的費用為14,028，491元，其中大約47.4%是公立教育機構的費用。公立小學和中學一共才花費101，891,065元。 在我國所有學校和教育機構的總費用中，小學占48.1%，中學占26.2%，高等院校占18.1%，而社會教育機構則只占7.6%。 三級政府管理下的公立學校和教育機構的經常費用 表10顯示了公立學校和教育機構的經常支出或費用，由三級政府承擔的情況。分配方法在該表的腳註中做了解釋。由於國民政府即中央政府幾乎沒有直接在預算中支持初等教育，所以初等教育的費用只由各省和特別市級政府以及縣級地方政府承擔。省和特別市政府用於初等教育的金額為估算值注68，其具體估算方法見表11的說明。 表10 1930—1931年度三級政府承擔公立學校和教育機構經常費用的比重 （單位：元） 註：（1）、（5）、（10）項原始數據，見《申報年鑑》，1934年，第1165—1166頁的表。 （2）、（7）項原始數據，見《全國高等教育統計》，第三部分，第2頁，表2。 （3）、（8），見《中華民國20年度國家普通歲入歲出總預算》，第179頁。（8）是由合計數（即2，600,000元）減去（3）（即34,000元）而得。 （4）是按各省和特別市教育經費的12.21%計算而得。據本書表34第11欄，1929—1930年度各省估算教育支出為42,016,059元。據行政院主計處的《各省市概算》，1931—1932年度五個特別市估算的教育經費為4，371，155元。（1931—1932年，第1—3頁，以及內部第7號文件。）兩項支出相加，取其12.21%便得（4） （9）是由初等教育合計減去（4）而得。 1933—1934財經年度所有省、特別市政府估算教育總支出為46，387，214元（42,016,059+4，371，155），而其當年實際總費用為43，258，876元。（參見江蘇省立教育學院《教育與民眾》雜誌，第5卷第6期，1934年2月，第1068頁。摘自26個省和特別市的實際狀況的報告。） （6）中加入了1930—1931年度26個省和特別市政府社會教育的實際支出。調查由教育部社會教育司進行。見附錄J4。 （11）由社會教育合計數減去（6）而得。 合計及總合計數，均見本書表9。其他所有的空白處表示數額極小，不會影響分配數。 表10表明，中央政府承擔所有公立學校和教育機構總費用的11.05%，省和特別市政府承擔28.25%，縣級地方政府承擔60.70%。因此，全國的公立教育主要依靠地方政府和社團維持。 公立小學總經費的大約92％注69（64，975，533元）由縣級政府承擔，公立中學總經費的大約63％（19，722，825元）由省和特別市政府承擔。中央政府大約僅承擔了公立中學總經費的2.6%。公立社會教育機構的經費幾乎全由省及特別市政府和縣級地方政府平均分擔。 中央政府為高等院校支出13，615，603元，這大概占公立高等院校總經費的61.6%，或者說，占中央政府為所有公立學校和教育機構所付總經費的94.5%。 因此，公立高等院校的經費主要由中央政府承擔；公立中學的經費由省和特別市政府承擔；而公立小學的經費主要由縣級地方政府和社團承擔。 各省和特別市承擔的小學經費總額（估算） 如上所述，表10所示的各省和特別市政府承擔的初等教育經費總額是估計值，為了得到這項估計值，筆者使用了如下一些推理估算程序。 首先，筆者編制表11以獲得初等教育支出占省政府教育總支出的百分比，即占省教育總預算的百分比。這裡取了17個樣本，1930—1931年度的5例，1928—1929年度的12例。該表揭示，所選5個省政府在1930—1931年度初等教育支出為1，909，114元，占其總教育預算的13.8%。所選的12個省政府在1928—1929年度初等教育支出為2，523，377元，占其總教育支出的11.50%。所有17個案例歸總，初等教育支出占總教育支出的合計平均百分比為12.4%。這17個百分比的均值為12.21%，概差為1.48%。 表11 初等教育支出占省級政府教育總支出的百分比表 資料來源：（1）湖北省教育廳：《最近湖北教育一覽》，1932年，第12—13頁。 （2）《統計月報》，第1卷第10期，1929年12月，第45頁。 註：a. 1929—1930年度。 b. 原始錯誤數字已在本書表34第（5）欄中更正。 c. 原始錯誤數字已用安徽省教育廳編制的1929—1930年度《安徽省教育統計圖表》第3頁數據替換。 省和特別市的教育支出總計為46，387，214元，按初等教育占其中的12.21%計算，可得所有省和特別市負擔的初等教育總費用的估計值為5，663，879元。注70 各省和特別市教育總支出中的行政支出（即管理費）的比例 在估算中國各級政府在推動教育系統運作中，為教育行政即管理費上花了多少錢時，最好的方法是先從可用樣本中，算出這項支出占教育總預算支出的平均百分比，然後從公立學校和教育機構的經常費用總額，按這個百分比算出這項支出的數額。 表12列出了本研究已收集的13個省和1個特別市1928—1929財政年度到1932—1933財政年度期間，歷年總管理費占教育總支出百分比的全部樣本數據。 從這些數據中，選用了跨度在3.6％到14.2％之間可用的25個平均數進行計算。這25個平均數的合計平均數是6.84％。它是由管理費的合計值4，366，692元除以教育總支出合計值64,012，133元得來。第（2）欄列出了有可用數據的11省市的百分比的合計均值。其分布均值為6.4％，概差為0.583％。這個6.4％便可推定為全國各省和特別市政府的總管理費占其教育總支出的公平百分比了。 表12 1928—1933年間管理費支出占各省政府教育總支出的百分比表 說明： 第（2）欄中11省市合計平均數的集中趨勢和變率： 中位值：5.70％ 均值：6.399％或6.40％±0.583％（概差） 標準差：2.874％或2.87％ 資料來源： a、b、c、d、h、j、l、o、q、r，湖北省教育廳：《最近湖北教育一覽》，第一部分，1932年，第1、11—12頁。a、b、d的數據已經重新計算。 f，漢口特別市政府：《1929—1930財政年度漢口特別市市政統計年刊》，1930年，第362頁。 g，河南省教育廳：《河南教育年鑑》（1930），開封，1931年，第304頁。 i、k、m、p、y、z和?、?、?，《統計月報》，第1卷第10期，1929年12月，第45頁，「關於12個省政府1928—1929年度教育支出分配表」；湖南省教育廳的調查。其中兩處錯誤已經更正，有兩個案例沒有令人滿意的數據。 ?、?、?是指標出的數據極端，頗有疑問，本書不傾向於選用。 所有百分比都已經重新計算。 n，安徽省教育廳：《安徽省教育統計圖表》，1930—1931年度，第3頁。 s、t、u，浙江省教育廳：《浙江省三年來教育概況》（1929—1932），1933年，第38頁。 v、w、x，廣西省教育廳：《廣西省教育狀況》，1931—1932年度，第5頁。 註：上述13省政府的教育總支出，占1929—1930年度全國各省報告的教育總支出的61％，見本書表34，第11欄。 縣級政府教育總支出中用於管理費的比例 表13列出兩組選用樣本：第一組選取七個可用數據較齊的省，整理其全省各縣總管理費占縣政府教育總支出的合計均值百分比。第二組選取三個有可用數據的省，對其個別縣份的數據進行了隨機抽樣。 在第一組樣本中，用每個省所有縣的管理費總額除以教育總支出額就得出合計平均百分比。江西省、遼寧省、吉林省、江蘇省和浙江省平均值為14.30％；所有七個省平均值為11.68％，概差為1.11％。 表13 1928—1932年間管理費占各縣級政府教育總支出的百分比表 續表 資料來源： 1. 山東省教育廳：《財政年鑑：山東省各縣地方民國21年度教育費預算》，圖表3，第1128頁。 2. 湖南省教育廳：《湖南省教育行政文件通報》，1930年4月，第5期附錄； 1930年10—12月，第10期附錄。湖南省政府秘書處：《湖南省政治年鑑》（1930），第422頁。 3.4.5.6.7.《統計月報》第1卷第10期，1929年12月，第47頁。 8. 湖北省政府民政專員孟廣平：《安陸、光化、棗陽、襄陽和宜城的巡視報告》，1933年。 9. 河南省教育廳：《河南教育年鑑》（1930），第二部分。 10. 安徽省教育廳：《一年來之安徽教育》，1930年，第二部分。 第二組樣本中，所選三個省隨機樣本百分比的跨度為7.3％到28.3％，均值分別為14.64％、11.73％和13.01％。表13中所有中位值的平均數為12.16％，所有均值的平均數為12.77％。12.77％這個值就被推定為全國各縣公平的、有代表性的均值平均數值。 總管理費外的間接活動支出所占的比例 根據可資利用的數據對所有的政府教育預算進行認真考核，發現除了政府管理下所有學校和教育機構的支出和總管理費（在預算中被稱為「行政費用」）外，還有一些單獨立項的其他間接支出。注71為了弄清這項開支所占的比例，筆者根據九省的現有數據製作表14。 表14 管理費外的間接開支和補助金占省、縣級政府教育總預算的百分比表 續表 資料來源：與表12、13來源同。 註：「間接活動」包括特別委員會的項目、醫療服務、運動會等，以及其他沒有劃入行政費的支出。在得出上述數據過程中，所有錯誤的、可疑的、極端的或計重的數據都已被剔除或更正。 在省外學習學生的獎學金通常劃在留學生的支出內。湖北省的這項支出大概占留學生總支出的10％。從全國來看，這對整個教育經費支出無足輕重，其數目相當少。 財政補助金計入了各個學校賬戶的經常費用總額中，就整個縣級政府而言，這部分款項可能不大。 只有a、b、c是隨機抽樣的。 在中國，補助金或補貼大多是給私立教育機構的。1931—1932年度的中央政府預算中不包括這一項。 表14顯示，從1928—1929年度到1931—1932年度期間，這九個省級政府除總管理費外的間接開支占教育總預算的均值百分比為5.04％。縣級政府這一數字平均為5.66％。這兩個百分比遂被認可為代表全國整體狀況的數字。 補助金平均占省政府教育預算的5.02％左右。列出這一項只是表明政府補貼的程度。政府給學校和教育機構的補助金額已包括在所有學校和教育機構的經常費用總額之內。 1930—1931年度全國教育系統經費總額（包括管理費和所有間接支出）的估算 1. 公立教育的經費 （a）中央政府承擔的經費。從表10第2欄可以查出，1930—1931年度中央政府管理下的所有公立學校和教育機構的經常費用總額為14，459，569元。另據教育部有關資料，同年度用於這些學校和機構的管理費和其他間接支出的預算，分別占教育部總預算的6.18％和4.30％。注72設總經費為100%，那麼，經常費用總額占總經費的份額相當於100%-（6.18%+4.3%）=89.52%。所以，總經費就等於14，459，569除以89.52，再乘以100，即16，152，333元了。 （b）各省和特別市政府承擔的經費。從表10可以查出，各省和特別市管理下的學校和教育機構的經常費用為37,005,096元。管理費和間接費用占教育總預算的百分比分別為6.4%（見表12）和5.04%（見表14）。設各省市承擔的總經費為100％，那麼經常費用占總經費的份額為100%-（6.4%+5.04%）=88.56％。那麼，總經費就是37,005,096元除以0.8856，即41，785，331元。 （c）縣級地方政府承擔的經費。已知縣級地方政府管理下的所有公立學校和教育機構的經常費用為79，208，650元（見表10），總管理費和其他間接費用所占比例分別為12.77％和5.66％（見表13、14）。那麼，應用上述同類數學程序計算，可得縣級地方公立教育系統的總經費為97，105，124元（包括總管理費和其他間接費用）。 2. 私立教育的經費 幾乎所有的私立教育機構都是獨立機構。它們的間接費用一般都納入其機構費用報告之中，不過，教會教育董事會和其他私立理事會及基金會的一些花費不在其內。因此，他們上報的教育費用64，932，447元（見表9）中，包含省市政府的補助金。各省和特別市教育支出總額為46，387，214元（見表10的注4），其頒發的補助金占其教育費用的5.02％（見表14），即2,097，624元。故由私人資助的私立學校的教育經費總額，應為64，932，447元減去政府補貼2,097，624元而得。 因此，1930—1931年度全國教育系統的經費總額大約是上述四項總費用之和。這個總數見於表15。表15還顯示，1930—1931年度全國公立學校系統的經費約為155,042，788元，由私人資助的私立學校的經費為62，834，823元。包括公立和私立教育在內的整個教育系統的總合計經費約為217，877，611元。公立學校和私立學校經費的比例約為71.16％比28.84％。這是本研究可能提供的最佳估算值。 表15 1930—1931年度全國教育系統經費總額分配表（估算） 註：關於政府資助私立學校等情況，見表14的注釋。 學校經費的走勢 表16表明，1907年所有學校和教育機構的經常費用總額為18,203,716元，民國元年即1912—1913年度增加到29,667,803元，1922—1923年度增加到59,424,541元。國民政府成立後，1929—1930年度增加到159,690,889元，1930—1931年度增加到195,705,762元。按照1913年的幣值計算，1922—1923年度實際上增加到1912—1913年度的156％，1929—1930年度增加到354％，而1930—1931年度增加到396%。 表17還顯示，按1913年的幣值計算，1930—1931年度的小學教育支出僅增加到1912—1913年度的281％，而同期中學的教育支出則增加到458％，大學則為450%，1931—1932年度又增到461％。 表16 全國教育支出發展趨勢表（包括公立和私立、中央和地方） 資料來源： （1）和學校註冊資料的來源相同。 a. 此處皆採用原始數據計算，但有三個省當年沒有報數據，採用了其上年數據。 b. 此數額是126,242,541元加上社會教育支出，包括七個沒有報告的省的支出估計值而得來的。補加的支出估計值是根據中國學生人均支出與最接近的類似省份的學生人均支出估算出的，兩者分別為7,468,000元和6,500,000元。 （2）《1870—1926年間中國和其他國家批發物價指數表》，以1913年的指數為100。參見王清彬等：《第一次中國勞動年鑑》，附錄二，第154—156頁。 全國稅法委員會制定的批發物價指數，以1926年的指數為100。參見邢必信等：《第二次中國勞動年鑑》，1932年，第207頁。兩個系列已結合使用。 （4）設定1912年指數為100，以便與學生註冊趨勢做比較。 （5）和學校學生註冊資料來源同。 c. 見表9。 d. 《申報年鑑》，1934年，第1092頁；《1931—1932年度全國高等教育統計》，第8頁，表4。小學為220,880,761元，高等院校為6,379,778元。 表17 三等教育學校支出發展趨勢表 續表 資料來源：和學校學生註冊資料來源相同。教育部1934年的《第一次中國教育年鑑》的數據與上表中標註字母的數字很不一致（未注字母者除外），亦未給出解釋。 標有字母的數字來自參考書目中的J1、J2、J3，《1931—1932年度全國高等教育統計》和筆者自己的計算。這些數據經筆者一再核實，而且詳盡查閱了可以找到的資料，其可靠性是有實際依據的。 茲將該不同數據依次排列如下： 註：指數是按1913年幣值計算的實際指數，參見表16，注釋，中國批發物價指數的數據來源。 學校經費增加與學生註冊人數增加的對比 圖3顯示了有關學校經費和學生註冊人數的數據，從中可以看出以下重要事實： 1. 自1914年起，所有學校和教育機構的總支出一直就跟不上學生註冊總人數的增長。與1912—1913年度相比，1930—1931年度總支出增加到396％，而學生註冊人數卻增加到430％。 2. 自1914年起，初等教育經費支出的增長就一直遠遠落後於註冊學生數的增長，按等價幣值計算，其增長是最慢的。高等教育支出的增長則遠遠超過註冊學生數的增長，相對於1912—1913年度，兩者增長的差距在300％以上。高等教育支出在1929年以前的幾年中增長得最快。中等教育支出與註冊學生數比較同步，但近期有落後的趨勢。相對於1912—1913年度，1930—1931年度中等教育支出的增長速度是各類支出中增長最快的。 學校經費增加的原因 人們應當警惕學校經費的迅速增長和資金投入的巨大數額所造成的假象。近年來學校費用大幅增長的原因可以簡述如下： 1. 註冊學生總數增多 由於學校系統的擴大，需要越來越多的教師、學校設施和設備。這就導致更多的現金支出和基建投資。 圖3 1912—1931年間中國學校經費與註冊人數增長率比較示意圖 （根據表3、6、16、17數據，以1912年為基準計算） 2. 中學和大學中的服務更加昂貴 中學生的註冊人數表明，它比學校系統中任何其他各級註冊人數都增加得要快。中學生的人均花費幾乎是小學生的12倍。1930—1931年度中學生人均花費94.66元，而小學生的人均花費只有8.17元（見表25）。 大學的花費更比中學花費高得多。1930—1931年度，各類大專院校的在校學生人均花費為693元，是中學生人均花費的7.3倍（見表25），1931—1932年度則增到每生799.1元。注73大學註冊人數增長緩慢，但在1916年以後，高等教育開支的增長卻比其他各級教育開支增長都快。因此說，早在那時以前，大學就已成為學校總經費增加的最大因素了（見圖3）。 每年我國都要派出數千名學生出國。從1929年到1931—1932年度，共派出了3，137名留學生。注74平均而言，每個去日本的留學生花費國家1,000元，去其他國家的留學生花費國家1，770元。注75他們每年大約花費1,000萬元（見表9）。 中學和大學教育支出約占全部教育方案總支出的44.3％（見表9）。 3. 課程增多及教育服務質量的改善 我國的現代學校如今能提供比從前更多樣、更豐富的課程，這些課程的費用也很高。考察中國學校課程的演變和進展不在本研究的範圍之內。1933年英文版的《中國年鑑》對當前課程擴展的情況曾有描述。注76夏承楓教授對過去開設的課程曾有敘述。注77另外，受過專業培訓的教師在增加，這些教師的工資也比較高。 4. 社會和成人教育成為新重點 中國的教育體系還有兩個焦點：兒童和成人，即掃盲和成人啟蒙教育的費用大大增長了。教育部曾做出一項決定：社會教育的開支不得低於當地教育預算總額的20％，最低也不得少於10％。注78現在有一百多萬人正在大眾教育機構接受教育（見表1）。還需要增建更多的圖書館、演講廳和電影院等，最近還把農業推廣服務納入方案，這些都需要增加經費。 5. 銀元幣值變化 為教育所花費的銀元實際數額，看起來很可觀，但易形成誤導。其實按等價幣值計算，這些金額是趕不上註冊學生數增長的。 （a）中國銀元的獨特性。銀元的幣值是隨金價和商品價格而波動的，而且不同城市和省份的銀元幣值也不一樣。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我國一直採用變動不定的單位「兩」作為兌換標準（這個單位到最近才被廢除），同時也是由於紙幣和輔幣的通貨膨脹導致各地差異。例如，遼寧、吉林、雲南等省銀元的幣值就常常遠低於上海銀元的幣值。注79因為呈報的銀元單位未作說明並按等價幣值加以校正，所以中國貨幣的混亂狀態，使得無論是從地域上還是年度上對教育的準確費用進行比較都有困難。不過，要提醒讀者的是，我們研究的是發展趨勢和合計額度，有了銀元的數字，總比沒有這類數字而僅憑「想當然」要有用得多。 （b）如何對不同年份的幣值進行等價換算?為了用購買商品的能力即「購買力」來衡量不同年份的幣值變化，我們一直採用「全國商品批發物價指數」。儘管各地有地區差異，但經濟學家們設計的這種合計指數，還適於反映總的趨勢。不過必須提醒的是，對待這個指數不能太認真。要想得到精確的結果，還有待於建立精確生活費用指數的未來數據，也有待於中國貨幣的標準化。但至少在目前，採用現有這種指數，不失為能找出中國教育的實值費用的一種方法。 表16表明，與1913年相比，1929—1930年度的批發物價指數上漲到161%。這意味著貨幣貶值和生活費上漲。1929年要花161元才能買到1913年花100元就能買到的東西。換句話說，1929年的1元錢只值1913年的6角2分錢。表16第3欄顯示了按1913年幣值計算的教育總支出的走勢。該表說明，1929年的教育總支出的增加量中，有184％是貨幣貶值所造成的。注80根據1913年的幣值，1930—1931年度的教育總支出名為195，705，762元注81，但實際上僅為110，568，233元注82，所以，教育總支出實際上只增加為1912年的396％，而不是660％，那264％的增加量被貨幣貶值吃掉了。 資本費用 如上所述，中國學校系統的設施費用是和學校基金及其他校產一起作為學校收入來源呈報的，可用的數據如表16第5欄所示。表18則顯示了在這個項目下所包含的學校設施和設備價值所占比例。 表18 1907—1909年間各項校產和基金的分類百分比表 資料來源：根據參考文獻中A、B、C的原始總數計算。 在1907—1909這三年中，學校的資本費用占合計資本的57.43％，即在三年合計資本111，165，902元中，資本費用大約為63，700,000元，平均一年21,000,000元。表16第5欄中1930—1931年度的合計227，260，540元，僅指初等和高等教育。這裡沒有分類信息。 湖南省的此項數字為12，640，211元注83，其公報中的分類如下： 1. 學校基金……………………… 4，843，154元 2. 建築…………………………… 4，373，847元 3. 設備…………………………… 1,073，137元 4. 場地價值……………………… 2，350,073元 合計……………………………12，640，211元 這裡又一次出現一個難題：通過此表無法估算學校設施的價值，因為「建築」必須包括諸如宿舍、商店等其他建築物，它們都是學校收入的來源。 從上述數據可以估算出，中國單是用於初等和高等教育機構的資本費用，包括學校設施和設備，就可能花費約100,000,000元。 各省和特別市承擔的經費的差別 表20表明，因為財富、人口密度及現代化程度不同，不同行政單位的教育支出總額相差很大。除內蒙古地區材料不全外，廣東省教育經費支出最多，將近1，400萬元，是西康省的300多倍。只有10個省的教育經費支出超過500萬元。在中國18省中，廣東省教育經費支出約為貴州省的15倍。在各個特別市中，上海教育支出最多，總共超過700萬元。北平第二，略多於600萬元。青島最少，大約為上海的1/30。其他市的教育支出在100萬元到200萬元之間。 其中，為發展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而支出最多的省份，依次為：廣東省、江蘇省、遼寧省、河北省、四川省、山東省、湖南省和浙江省，支出額在6，151，803元到9，694，410元之間。（見表19） 表19 1929—1930年度各省和特別市初等和中等教育收支差別表 （單位：元） 續表 1. 加上了摘自J1的B部分第1節表12的No.1初等教育合計額和J2中第II部分表43的中等教育合計額。中等教育的收入數額則來自J2的單列表格51—86。 2. 編號為8、10、12、13、21、23和26的省份的初等教育收入和支出數據，是筆者按照其註冊學生人數乘以其他各省小學生人均花費的8元而得的估算值。 ▲青海省支出中沒有初等教育的數據。 ▲▲廣州初等教育支出總額1,041，309元，未被納入教育部統計報告所列全國合計數（64，721,025元）之內。 表20 1929—1930年度各行政單位教育總支出分項統計表（單位：元） 續表 資料來源：（1）摘自J4第II部分的表6及附表1和附表2。 （2）摘自J3。根據表69和表94中分列的教育機構的數字重新制表。華中大學、齊魯大學、交通大學1931年的數據，摘自1933年《高等教育統計》。 （3）摘自J3的表101、表106，採用的是教育部的估算基數，即到日本的留學生每人花費1，000元，到其他國家花費3，000元。根據流行的慣例，學生的籍貫和他們各自的省派出學生的數量有很大關係。中央黨部辦公廳1929—1930年度派出了10名留學生到日本、77名留學生到其他國家，每年花費241，000元。（見中央執行委員會1931年的《黨員留學調查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