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繪畫史 · 第二章　唐虞夏商周之繪畫

自黃帝後，歷少昊、顓頊、帝嚳、帝摯四代，文化漸次開展。循至唐虞之世，更發揮而光大之。社會之各制度及秩序等，亦入有條理之狀態，稱至治之世。繪畫亦由起源成立而見漸漸之長成。《尚書·益稷篇》云：「余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繡，以五采施於五色，作服。」孔安國注云：「會，五采也。以五采成此畫焉。」又《漢書·刑法志》云：「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戮，而民弗犯。」蓋吾國繪畫，至虞代，所謂繪宗彝，畫衣冠，其應用漸廣；象形色彩諸端，固由簡單而臻複雜，技巧亦由生疏而臻純熟矣。又《周禮·春官·司服》注云：「古天子冕服十二章，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旗。」考《虞書十二服章圖譜》，其式樣：一為日輪中三脛之鴉，二為月輪中兔搗不死之藥，三為星辰，四為山，五為龍，六為華蟲即雉，七為宗彝即為畫猴之杯，八為水藻，九為火，十為粉米，十一為黼即斧形之圖案，十二為黻即亞字形之文字。與日人中村不折氏所言者相同。恐中村不折氏，亦以《虞書》十二服章圖譜為根據。證之吾國古陶器之圖案等，亦相吻合，當無相差耳。當時以能畫名者，有舜女弟首，見《列女傳》等各書籍中，為吾國畫家之祖。吾國唐虞以前之繪畫，純為出於人類現實生活之要求，其意義全在於實用，可謂實用化時期。虞舜以後，君權確立，因以禮教輔助政治法律之不足，以增君權特殊之穩固。致繪畫亦漸由實用而為禮教之傀儡。至其極，竟使凡百繪畫，無不寓警戒誘掖之意，誠如張彥遠所謂：「成教化，助人倫，窮神變，測幽微，與六籍同功，四時並運者也。」例如虞異章服，而民弗犯，即其明證。第自夏代以後，尤見顯著耳。 唐虞而後，夏商繼起，繪畫之思想，雖漸見範圍於禮教之下，然其技巧方法等，卻有與時俱進之進展。《左傳》云：「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奸。」是畫用之於鑄金矣。《史記》稱伊尹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事，劉向《別錄》曰：九主者，有法君、專君、授君、勞君、等君、寄君、破君、國君、三歲社君、凡九品，圖畫其形。」又《尚書·商書·說命篇》云：「高宗武丁，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於天下。說築傅岩之野，惟肖，爰立作相。」已開人物畫之歷史故實與寫真之先聲矣。原吾國繪畫，至夏商之世，作用既大，應用之範圍亦廣，即諸工藝品上，亦施以便化之繪畫，以為美觀。如鐘鼎彝器之雞彝、黃彝、斧木爵、大巳卣等，或魚鳥其形體，或螭龍其柄蓋；又以雲雷紋、卍字回字紋等，點綴其間，益見精工巧整，為後世諸工藝品上所因襲。又吾國之建築，虞夏初期，尚屬簡陋。至夏桀，極欲窮奢，大興土木，即有瓊室瑤台等宏麗之建築。商紂加厲，南距朝歌，北距邯鄲，皆為離宮別館，開亘古所未有。原建築與繪畫，為姊妹藝術，每相攜手而生長。有此等壯麗之建築，自必需多量之繪畫，以為裝飾，以促其進步。惜吾國史例，慣以奢侈華麗，為淫巧傷德，多缺而不記，致無從考查耳。 周代，承夏商二代政教之美，以成鬱郁彬彬之文化。對於繪畫，尤為重視，並設官分掌其事。《周禮·考工記》云：「設色之工，畫繢鍾筐。畫繪之事，雜五色，青與白相次，赤與黑相次，玄與黃相次。」布彩之次第，皆有一定之法度矣。《周禮》地官大司徒，掌建邦土地之圖。鄭氏註：土地之圖，即今司空郡國輿地圖。則輿圖與繪畫，已分科而專工其事矣。周代冕服之章凡九，馬融曰：「周制冕服之章九，則畫宗彝於衣。」《尚書·益稷》疏云：「冕服九章，一龍，二山，三華蟲，四火，五宗彝，皆以畫以繢；六藻，七粉米，八黼，九黻，以為繡。則袞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蓋因襲虞十二服裝，而缺其日月星辰三者。旗常之章亦九，《周禮》春官掌九旗：曰常，曰旂，曰旜，曰物，曰旗，曰旟，曰旐，曰旞，曰旌，王者畫日月，象天明也。諸侯畫交龍，一象其升朝，一象其下復也。畫熊虎，鄉遂出軍賦，象其守猛莫敢犯也。鳥隼，象其勇健也。龜蛇，象其扞難避害也。尊彝，亦春官司之。彝六種：曰雞彝、鳥彝、斝彝、黃彝、虎彝、蜼彝。尊亦六種：曰犧尊、象尊、壺尊、著尊、大尊、山尊，皆宗廟之彝器也。均刻而畫之，以為雞鳳凰牛象之形，極精工富麗，各視其禮之所用而異。山罍，亦刻而畫之，為山雲之形。又《圖畫見聞志》載：「舊稱周穆王八駿，日馳三萬里。晉武帝所得古本，乃穆王時畫，黃素上為之，腐敗昏聵，而骨氣宛在，逸狀奇形，亦龍之類也。」按周穆王約在西紀前一千年；晉武帝，約在西紀後四百年；其間約相差一千四百年。原本雖系絲質，恐不易保存如是其久？且周時繪畫，無以捲軸裝者，或為漢人偽品，不足徵信。又周制明堂，置畫斧之扆，天子負扆，南鄉以朝諸侯。扆，即今之屏風，畫以斧，置戶牖之間以為障者，以示威嚴也。《禮記·喪大記》：「君，龍帷。大夫，畫帷。」別等級也。《禮記·曲禮》：「飾羔雁者以繢。」孔穎達註：「畫布為雲氣，以覆羔雁為飾以相見也。」又云：「前有水，則載青旌。前有塵埃，則載鳴鳶。前有車騎，則載飛鴻。前有士師，則載虎皮。前有摯獸，則載貔貅。」鄭氏註：「禮，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前驅舉此，則士眾知所有也。」又王門則畫虎以示勇守。周禮春官師氏，居虎門之左，司王朝。戰盾，則畫龍以明應變。毛詩，龍盾之合。天子大廟之節梲，則文以山藻以為華飾。《禮記·明堂位》，山節藻梲，復廟重檐，刮楹，達鄉，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蓋尚文之周，固無處不以繪畫為應用耳。 此外周代繪畫，最可為吾人注意者，即為壁畫之新興，大啟發秦漢繪畫之進展。《孔子家語》云：「孔子觀乎明堂，睹四門墉，有堯舜之容，桀紂之象，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誡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斧扆，南面以朝諸侯之圖。孔子徘徊而望之，謂從者曰：「此周之所以盛也！」《孔子家語》又云：「有周盛時，褒賞功德，或藏在盟府，或紀於太常，或銘於昆吾之鼎。獨周公有大勛，勞於天下，乃繪像於明堂之墉。」周代為吾國禮教興盛時代，其注意繪畫之動機，原非為繪畫美感之鑑賞，實處處欲藉形象色彩之力，與吾人以具體之觀感，而達禮教之意旨耳。夫鐘鼎刻，則識魑魅而知神奸；旂章明，則昭軌度而備國制；清廟肅而尊彝陳，廣輪度而疆理辨，勛臣圖而德范留。誠如陸士衡所謂：「丹青之興，比雅頌之述作，美大業之馨香；宣物莫大於言，存形莫善於畫者也。」繪畫固為禮教所傀儡，然亦藉禮教之傀儡而得特殊之進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