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畫學全史 · 第三章

漢之畫學 自漢高祖元年乙未，迄獻帝建安二十四年己亥，即紀元前二〇六年至紀元二一九年，凡四百二十餘年，是為漢代。當其盛時，兵威遠震異域，圖畫之事，外與域外藝術時相接觸交換；內則代有帝王相當之提倡；習繪事者，漸有著名之士夫，不如前代之僅限於工匠。惟其所作，則仍多取材於經史故事。故漢代圖畫，在藝術上雖呈變態；以應用論，實為禮教化極盛時期。或者謂中國明確之畫史，實始於漢。蓋漢以前之歷史，尚不免有一部分之傳疑；入漢而關於圖畫之記錄，翔實可征者較多雲。 第五節 概況 漢高起于田間而有天下，政法雖不如秦之尚苛，而君權集中則一。其專挫任俠，刻薄寡恩，尤有影響於人民思想之束縛。然當時人民，以久承春秋戰國長期之紛亂，秦代土木戰伐之勞役，物力盪盡，生計困罷，皆呈厭世之傾向，黃老之學，於是風行一時。凡此清淨高尚之思想，實足助畫學之昌明。故漢初繪畫，得不以專制故而退步，且已非若秦代之暗澹矣。文景以還，國富民殷，國中文藝之士，皆有餘暇研習所好，畫學亦得以發達。在上者又多效法古制古儀，往往以畫點綴政教，文帝三年，於未央宮承明殿，畫屈軼草，進善旌，誹謗木，敢諫鼓，即其一例也。至武帝時，設太學，置博士，欲以儒術為政教之標準，雖罷斥百家，反對藝術，而對於繪畫，則反與以尊重。嘗創置秘閣，搜集天下之法書名畫，其職任親近以供奉百物者，如黃門之署，亦有畫士以備應詔。帝又好大喜功，以兵力經營四遠，征匈奴，通西域，雖遠如波斯方面之文明，亦漸播及中土。當時圖畫之作品，受域外藝術之接觸，作法上雖無甚變動，而取材上則頗見新異。如天馬蒲桃竟之鏤紋，即取材大宛所獻之天馬蒲桃也。其後諸帝，亦多重視繪畫，畫家輩出，或供奉帝室，黼黻典章；或隱身工匠，粉飾金石，大而宮殿之類，小而竟鑒之屬，無不飾畫如制。關於天文兵家之類，亦皆有圖，可謂盛矣。宣帝甘露三年，單于入朝，上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王充《論衡》謂宣帝之時，圖畫烈士，或不在畫上者，子孫恥之雲。自是以後，凡有紀功頌德以及其他關於紀念之事，往往借畫以達其用。始於王家，次及士夫，乃至庶民，亦多效法之，此則尤有影響於政教者也。至於貴族私室畫，亦出乎禮教之外者，《景十三王傳》：「海陽嗣，十五年，坐畫室，為男女臝交接，置酒請諸父姊妹飲，令仰視畫。」此種繪畫，前未之見，實為後世春畫之濫觴。元帝好色，宮人既多，常令畫工圖之，欲有幸者，輒按圖召之。故其宮庭中，置尚方畫工，從事圖畫，是蓋繼武帝黃門附設畫工之制，而更專其官者，實為後世設立畫院之濫觴。當時以畫名家者，頗不乏人，如毛延壽、陳敞、劉白、龔寬、陽望、樊育等，皆其尤著者也。降及哀平，政治混亂，新莽篡立，則又兵戈相尋，繪畫之事，無可紀述。 光武中興，以兵力削平群雄，功以武立，而於文藝，亦極注重，而尤崇獎節義，宮中常列古代聖帝賢后等像，以為觀瞻。光武嘗與馬後觀覽宮中畫室，帝指娥皇女英圖而戲謂後曰：恨不得如此之妃。進而見陶唐像，後指堯謂帝曰：群臣百姓，恨不得君如此。帝顧而笑。至明帝繼立，又尚儒術，對於圖畫即以尚儒術崇節義為提倡之標準，創鴻都學以積奇藝。別開畫室，詔班固賈逵等博洽之士，選諸經史故事，命尚方畫工畫之。其於繪畫之提倡，厥功甚偉；亦即禮教作用的繪畫極盛之時期也。且襲中興餘威，一變先帝柔遠政策，用兵西域，犁庭掃穴，繼武帝之後，再振國威於域外。其在藝術上，最有影響者，即為佛教畫之傳入。按《拾遺記》：「周靈王時，有韓房者，自渠胥國來，身長一丈，垂髮至膝，以丹砂畫左右手如日月盈缺之勢，可照百餘步。」又謂騫霄國人烈裔，於秦始皇元年獻畫，是我國繪畫受域外藝術之影響，殆始於周季，然其說過奇，而韓房之名，未見於我國談畫之書，似不足信。至烈裔之來秦，雖較為可據，但究與我國繪畫有如何之影響，亦殊無可考。故我國繪畫之受域外藝術之影響，實以漢之始有佛教畫為最顯著。蓋漢自武帝刻意欲從蜀滇通印度以來，不久即由合浦渡海，而達印度，與佛教之國相交通。魏收謂武帝嘗得休屠王金人，置之甘泉宮，焚香禮拜雲。至明帝嘗夢金人以為佛，遣蔡愔等求佛經於天竺，偕沙門攝摩騰竺法蘭攜經及釋迦立像，東還洛陽，明帝命畫工圖佛置清涼台及顯節陵上。略見《魏書·釋老志》而天竺僧之隨中國使者同來如攝摩騰等，亦曾畫首楞嚴二十五觀之圖於保福院。於是我國繪畫，乃有所謂佛畫矣。蔡愔等之使天竺也，實僅至月氏。時月氏為佛教盛行之地，即將白氍之畫佛雕像經典齎歸於洛陽城西雍關外，起立佛寺，即所謂白馬寺者。於其中壁作千乘萬騎群象繞塔圖。梁任公著佛教之初輸入，以其時西域與中國交通斷絕，似無遣使求法之可能，遂根本否認之。於是對於因求法所有之事跡，皆存疑以為不足信。然從其畫跡而論，則似非出於附會者。蓋明帝所夢者為金人，而南印度案達羅派之雕塗確用金色，至所畫千乘萬騎群象繞塔之圖，則明屬西印南印之圖案也。且漢人對於域外交通，特具狂熱，如班超、張騫之出使，皆由堅苦中成功，況有宗教關係者乎。當時陸路交通即或斷絕，而中印海道交通，則自武帝以來固無所阻，佛教傳入，不由陸而由海，或亦可能。時楚王英極信佛，楚在東南，其佛教之布行，或即不受西域交通斷絕的影響之一證。佛教之輸入，必與佛教之宣傳品佛畫以俱來，故佛教之傳入在漢，而中國繪畫之受佛畫之影響亦自漢始。惟案漢代著名之畫家，無有以能作佛畫稱者，是殆佛畫初入，尚不為中土畫士所習；即有習之，亦不甚為當時一般社會所注意所樂道也。抑漢人多崇尚黃老，而視佛與黃老為一流，凡言黃老，往往兼及浮圖，《後漢書·楚王英傳》云：「英晚節更喜老子，學為浮圖，齋戒祭祀，襄楷上桓帝疏云：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又《後漢書·西域傳》：「楚王英始信其術，中國因此頗有奉其道者。後桓帝好神，數祀浮圖老子，百姓稍有奉者，後遂稱盛。」是皆視佛道為一流之證。當時所謂佛教畫，或受佛道混合之影響，在製作上不能特現其色相，亦未可知也。明章而後，王室之提倡不衰，域外文明，又隨時輸入，畫風漸有革新之趨勢。畫家之享名者亦漸多。桓帝之世，則有劉裦；靈帝之世，則有蔡邕，稱宗匠焉。 第六節 畫跡 漢之武力文治，其結果皆能促進繪畫，已略如前述。又漢武創置秘閣，以聚圖書，漢明建立鴻都學，以集奇藝，天下之藝，雲集王室；其收藏之富，寶貴之殷，固有足多。及董卓之亂，山陽西遷，圖書縑帛，軍人皆取為帷囊，又當時所收而西之七十餘乘，因遇雨道艱，半皆遺棄，於是先朝所收藏而寶貴之者，致遭極大之劫運，漢畫真跡，用是極少流傳。劉裦之雲漢圖，令人見而覺熱，北風圖，令人見而覺涼，妙跡相傳，徒供畫苑之掌故談矣。欲考漢畫之仿佛，惟有證諸記載，索諸金石而已。 （一）漢畫散見於記載者甚多，但言當時之畫，須放大範圍；若僅以後人所謂入審美者衡之，則直可謂無畫。茲各從其類而述之。 蔡氏《漢官典職》：「明光殿省中皆以胡粉壁紫青界之，畫古烈士。」《漢書·景十三王傳》：「廣川惠王越殿門有成慶畫，短衣，大袴，長劍。」《後漢·郊祀志》：「文成言上即欲與神通，宮室被服，非象神之物不至，乃作畫雲氣車。」《古今注》：「武帝天漢四年，令諸侯王大國朱輪，畫特虎居前，左兕右麋；小國朱輪，畫特熊居前，寢麋居左。」是皆有關於禮制者也。《歷代名畫記》：「漢明帝雅好圖畫，別立畫官，詔博洽之士班固、賈逵輩，取諸經史事命尚方畫工圖畫。」《後漢·蔡邕傳》：「光和元年，置鴻都門學，畫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玉海》：「成都學，有周公禮殿，雲漢獻帝時立，高朕文翁石室在焉，益州刺史張收畫盤古三皇五帝三代君臣與仲尼七十弟子於壁間。」是皆有關於教化者也。《漢書·天文志》：「凡天文在圖籍昭昭可知者，經宿常宿，中外官，凡百一十八名，積數七百八十三星，皆有州圖官宮物類之象。」《漢書·藝文志》：「凡兵書五十三家，圖四十三卷。」前者關於天文學，後者關於軍事學，皆所以表釋學術者也。《漢書·郊祀志》：「上指文帝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水環宮垣為復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名曰崑崙，天子從之入，以拜祀上帝焉。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帶圖。」《後漢書·王景傳》：「永平十二年議修汴渠，乃引見景，問以理水形便。景陳其利害，應對敏給，帝善之。又以嘗修浚儀功業有成，乃賜景《山海經》、《河渠書》、《禹貢圖》。」前者關於建築，後者關於疏浚，皆所以經畫工程者也。《漢書·成帝紀》：「漢元帝在太子宮，成帝生甲觀畫堂。」顏師古註：「畫堂謂畫飾。」王延壽《魯靈光殿賦》：「圖畫天地，品類群生，雜物奇怪，山神海靈，寫載其狀，托之丹青，千變萬化，事各繆形，隨色象類，曲得其情。」《後漢書·南蠻傳》：「肅宗時郡尉府舍，皆有雕飾，畫山神海靈奇禽異獸以炫耀之，夷人益畏憚焉。」是皆以畫為裝飾，而各有其深長之寓意焉。時有用以記功者，如麟閣、雲台之功臣及趙充國像等。《漢書·蘇武傳》：「漢宣帝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後漢·二十八將傳論》：「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台，其外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漢書·趙充國傳》：「初，充國以功德與霍光等列畫未央宮，成帝時，西羌嘗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乃召黃門郎揚雄，即充國圖畫而頌之。」時有用以頌德者，如休屠王閼氏、《漢書·金日磾傳》曰：「金日磾母，教誨兩子甚有法度，上聞而嘉之，詔圖畫於甘泉宮，署曰休屠王閼氏。日磾每見畫常拜，鄉之涕泣，然後乃去。」胡廣、黃瓊、《後漢書·胡廣傳》：「熹平六年，靈帝思感舊德，乃圖畫廣及太尉黃瓊省內，詔議郎蔡邕為頌。」楊竦、《後漢書·南蠻傳》：「安帝時，蜀郡夷叛，益州刺史張喬遣從事楊竦擊破之，竦厚加慰納，余種皆降，論功未上，會竦病創卒，張喬深痛惜之、乃刻石勒銘，圖畫其像。」許楊《後漢書·方術列傳》：「建武中，汝南太守晨鄧，署許楊為都水掾，復修鴻卻陂後卒，晨於都宮為楊起廟，圖畫形像，百姓思其功，皆祀之。」等像；用以表行者，則如陳紀、《後漢書·陳紀傳》：「紀字元方，實之子也。遭父憂，雖衰服已除，而積毀消瘠，殆將滅性，豫州刺史嘉其至行，表上尚書，圖像百城，以厲風俗。」叔先雄《後漢書·列女傳》：「孝女叔先雄，父泥和墮湍水死，百許日，自投水，與父相持浮於江上，郡縣表言，為雄立碑，圖像其形焉。」等像，以表孝行；如延篤像《後漢書·延篤傳》：「延篤遭黨事禁錮，卒於家，鄉里圖其形於屈原之廟。」以表貞行；如李業像《後漢書·獨行傳》：「公孫述欲以李業為博士，持毒酒劫令起，業飲毒死。蜀平，光武下詔，表其閭，益部紀載其高節，圖畫形像。」以表獨行；如皇甫規妻像，《後漢書·列女傳》：「皇甫規妻，為董卓所酷，罵卓，死卓車下。後人圖畫，號為禮宗。」所表烈行；如蔡邕、高彪以及樂松等像，《後漢書·蔡邕傳》：「邕死，年六十一，縉紳諸儒，莫不流涕，兗州、陳留聞之，皆畫像而頌之。」《後漢書·文苑傳》：「高彪遷內黃令，帝敕同僚臨送祖於上東門，詔東觀畫彪像以勸學者。」《後漢書·楊球傳》：「樂松江覽為鴻都文學、詔敕中尚書為松等三十二人圖像立贊。」以表學行；凡有功德文學及義烈之足表頌者，往往為之圖像。他若畫人於桃板，《風俗通義》：「黃帝時，有神荼、鬱壘兄弟二人，能執鬼，於度朔山桃木下，簡閱百鬼之無道者，縛以葦索，執以飼虎。帝及立桃板於門，畫二人像以御鬼，謂之仙木。」此漢應劭記桃板語也。蓋漢承古風，民間畫仙木以祛邪，不獨此也。畫雞於牖上，《拾遺記》云：「堯時有祇支之國，獻重明之鳥，一名重精，雙睛在目，狀如雞鳴，似鳳，時解羽毛肉翮而飛，能搏逐猛獸虎狼，使妖災群惡不能為害，國人或刻木或鑄金，為此鳥之狀，置於門戶之間，則魑魅自然退伏。今人每歲元日，圖畫為雞於牖上，蓋重精之遺像也。是則漢承古風，而加以變化，由刻木鑄金而又為圖畫矣。」用以祛邪。武帝畫天地太一諸鬼神於甘泉宮，《漢書·郊祀志》略云：武帝作甘泉宮，中為台室。畫天地太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明帝圖佛，《後漢書·西域傳》略云：漢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頂有光明，以問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長丈六尺，而黃金色。帝於是遣使天竺，問佛道法，遂於中國圖畫形象焉。桓帝畫孔子像於老子廟壁，《魏志·倉慈傳注》：「漢桓帝立老子廟於苦縣之賴鄉，畫孔子像於壁。」用以奉祀。霍光之周公負成王朝諸侯圖，《前漢書·霍光傳》曰：「上使黃門畫者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圖，以賜光。」順烈梁皇后左右之列女圖，《後漢書·皇后紀》：「順烈梁皇后，常以列女圖畫置左右，以自監戒。」以及郡府廳事壁之諸尹畫，《後漢書·郡國志注》：「郡府廳事壁諸尹畫，肇自建武，迄於陽嘉，注其清濁進退。」用以警勉，皆有圖畫焉。 綜上所舉各例，用途雖異，而用意則與前代以畫成教化助人倫者率相合。且能更廣其義而益擴其用，自帝室而普及民眾，狀現俗而兼寫史跡，由中國而並及域外。故按各例之內容而推論之，可見漢代政教風俗之真象，如光武以還，凡表行頌德之畫跡獨多，是即尚節義崇儒術之結果，而有此純為禮教作用之風俗畫也。然上述諸畫跡，或附屬於建築，或飾施於輿服，或與其他不能壽世之物質共生命，故自考諸記載，僅能得其軼史外，而其實跡，已早不可得見，欲求其近似實跡者而觀之，更當索諸金石。 （二）漢代金石類之傳遺於後世者，大如碑，小如竟，不勝枚舉。蓋漢代極重鬼神之事，墓有石碑，祠有石室，多畫以種種事物而刻之。或取象於魚龍禽獸，以寓招祥祈福之意；或取象於神話歷史，以申借古鑒今之義；或實狀當時人事，以見風俗制度之概。於石如是，於金亦然，茲分述之： 石　石之最有名而畫亦最繁富工致者，當推武梁祠及孝堂山祠石刻。孝堂山祠在山東肥城，順帝永建四年前作，其圖畫為大王車，成王，胡王，貫胸國人，升鼎，墮車，行刑，歌舞等歷史風俗畫，系陰刻；武梁祠石室在山東嘉祥縣，桓帝建和年間作，其圖畫概為神話歷史畫，其中帝王聖賢名士列女諸像，攻戰庖廚升鼎樂舞諸事，以及舟車輿馬弓矢斧鉞釜甑權衡諸器，魚龍鬼神奇禽異獸祥瑞諸物皆備，系陽刻。二者作風，概極古拙而雄健，雖有不甚合理處，然亦頗能表示各種事物之情狀，以見一時代作風焉。他如關於死者之墳墓、祠堂、碑闕，則有趙岐壽藏圖，李剛石室畫像，魯恭祠廟畫像，伏尉公墓中畫像，朱浮墓石壁畫像，阮君神祠碑畫像，郭巨墓石室畫像，交阯都尉二神道畫像，嘉祥劉村洪福院畫像，焦城村畫像，不其令董恢闕，雒陽令王稚子二闕，處士金慕沛相范君闕、鄧君闕、魏君闕、黃尚石闕等畫像。岐自為壽藏，圖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四像居賓位，自畫像居主位，皆為讚頌。昔人謂漢人圖畫於墟墓間見之史冊者始此，其實岐以獻帝建安六年卒，其先用圖畫於墟墓者，其例固甚多也。李剛石室在巨野黃水南，石室四壁，隱起雕刻，為君臣官屬龜龍麟鳳之文，飛禽走獸之像，製作工麗。見《水經注》魯恭像在焦氏山北，前有石祠石廟，四壁皆青石隱起，刻自書契以來忠臣、孝子、貞婦、孔子及弟子七十二人形象。見《西征記》伏尉公墓，在資州內江縣，蜀人謂之燕王墓，所刻畫多人物，但未知何據。見《漢隸字原》朱浮墓在濟州坡，中有石壁，上刻車服人物，所畫皆浮生平乘服；有曰作令時車者，作京兆尹時四馬轅者，儀衛人馬頗多；有曰鮮明隊，曰某隊者，皆刻如制見米芾《畫史》阮君祠亦謂之五部神廟，以其碑畫像，有石堤、西戎樹谷、五樓先生、東台御史、王翦將軍也。見《集古錄》郭巨墓亦謂之孝經堂，在平陰縣東北官道側，冢上有石室，製作工巧，其內鐫刻人物車馬。見《金石錄》交阯都尉二神道，在梁山軍，其上各刻朱雀，其形相向，下又刻龜蛇虎首，所畫甚工。見《隸釋》劉村洪福院畫像，焦城村畫像，皆陰刻，類孝堂山祠，皆在嘉祥縣。前者上層畫霹靂列缺吐火施鞭之狀，後者下層畫一人牽犬二人荷畢，雉兔奔走田獵之狀，甚有奇致。石闕畫像，以不其令董恢闕畫像最為精巧。此闕刻一冢，冢上三木，葉叢茂，冢前置香爐一，煙起縷縷，二男子向之跪拜，其後有一婦人二稚子，又有六婦人魚貫於後；冢旁有一樹，枝上懸一物若罄，樹下系一馬，馬之前後，各立一人，類仆御；又有狀若雞鶩者，啄食樹下，或謂此為子孫展墓之圖雲。以上所述，皆系死者墓祠碑闕之類，其餘石刻，如雍丘令畫像，孔子見老子畫像，功曹史殘畫像，豫州刺史路君畫像，成王周公畫像，人物碑畫像等，所畫為人物車馬之類；麒麟鳳凰碑，山陽麟鳳碑，益州太守無名碑，益州太守碑陰，李翕五瑞碑，是邦雄桀碑額等，所畫為龍虎麟鳳牛馬及其他奇禽異獸之類；真定郡絳侯亭石刻，鄒縣齋祠畫像碑等，所畫只有人像，別無他物；又有竹葉碑者，則所畫為竹。茲就其更大者而言，如孔子見老子畫像，畫孔子面右贄雁，老子面左曳曲竹杖，中間復有一雁一人，俯首其下，有物拄地，狀若扇，侍孔子者，一人其後，雙馬駕車，車上一人，馬首外向，老子後一馬駕車，車上亦一人，車後一人，回首向外。總計凡人七，車二，馬三，雁二，杖一；其人物車馬之多，雖不及雍丘令畫像及功曹殘畫像，但其賓主相見之情狀，能盡表現。麒麟鳳凰碑，麟鳳各石，其像高二丈，陽刻，各有生氣。漢人所圖二瑞，獨此最為奇偉。見《隸續》山陽麟鳳碑，則麟鳳共石，其像較小，亦陽刻。此圖半篆半隸，麟一角上翹如足，類惡馬；鳳高冠長尾，甚可奇也。見米芾《畫史》李翕五瑞碑，石在甘肅階州之成縣，所畫為黃龍白鹿連理嘉木，有一人承甘露於喬木之下，其畫法之工巧，特勝他石。齋祠畫像，陰刻一人正面坐，拱手執一斧，厥態嚴正，蓋古者天子將出，或有齋祠，先令道路灑掃清淨，此圖刻力士像，似即灑掃者之所奉也。竹葉碑，藏曲阜顏氏樂圃，因兩面泐文成竹，故名。其正面極泐，只存數字，碑陰則極清楚，竹亦頗完好，竹干由左向上，側向右，作背風勢，干用實筆，葉則隨勢布滿全石，作雙鉤，畫法尤妙。 金　漢代金屬器之遺傳者，如鐘鼎罄洗之類，皆有畫飾。但不及竟鑒製作之妙。漢竟鑒之屬，自尚方製作者外，多系私家所出。一竟之微，而所繪事物，至窮天人動植之妙且美。故即就竟鑒，即可考見當時繪畫之遺型。漢竟甚多，如宜官竟、仙人不老佳竟、宜子孫竟、千秋萬歲竟、延年益壽竟、八子九孫竟等，多作花邊，較為簡單者外；若大王日月竟，中作四神四獸之飾，邊作回鸞舞鳳之紋，皆極細緻。尚方盤龍竟，中作兩層盤龍之飾，起伏異狀，有在馬上作角牴者。上方吉陽竟，中畫龍虎及六女子，龍虎作飛舞狀，女子作拱揖狀，皆有神趣。盍氏仙人竟，中以四乳分四格：二格為二神人四侍從；一格似供奉之物若有光焰者，又有二人跪其旁；餘一格則為龍，作飛舞狀。西王母竟中，以六乳分六格：一格畫一女坐而聽琴，題西王母三字，西王母也；一格畫一女鼓琴，西王母侍也；一格畫一女翻身而舞，倒乘纖履，狀極苗條；一格畫龍，一格畫麟，一格畫一神鬼，兩手如翼，跪而擊球，亦極生動。又如四神四虎竟、三神四獸竟等，雖以人物禽獸而稍帶便化，要皆生動而壯麗。至若許氏竟、馬氏竟、鄒氏魯氏竟、張氏蒙氏竟、龍氏竟、周仲竟等，所畫人物器具愈備，寓意愈顯，其中尤以龍氏竟、周仲竟為妙。龍氏竟凡三：其一分四格，一格畫曲轅車，車上有蓋，蓋下坐一女，一馬駕之；二格畫六女子。中二女坐，旁四女皆侍立，手中執拂；餘一格畫龍虎相對之狀。其二，亦分四格，一格畫一女鼓琴，一女吹簫，一小女坐而聽之，其前置一盒；二格畫六女子，中者坐，旁者立，有擊鼓者；一格畫龍虎。周仲竟以四乳分四格，二格各畫一人，趺坐蓮台上，各有侍立八人，人俱有兩翼；一格畫一車四馬；一格畫一車六馬，作絕馳狀，皆甚密緻。此外如雙鳳雙獅竟，不分格，而分內外二層，內層中畫雙鳳雙獅，鳳則舒翼揚尾，獅則奮爪昂首，其間花枝相連，曲折以綴之；外層邊作曲形，凡十齣，每出中間畫作鳥飛枝頭蝶舞花間之狀。天馬蒲桃竟凡六，其一最精，亦作內外二層，內層作五天馬，以其一為竟紐，又有孔雀二，其尾甚巨，蒲桃錯雜其間；外層則畫蒲桃累累，其藤支蔓，蜂蝶鵲鴿之類，飛鳴啄立於其間，皆甚有生氣。至人物畫像竟，其制精古，尤為各竟冠，竟以四乳分四格，其一格中立一人，帽上簪花，張袖而舞，旁一人鼓琴，又二女在後，翻身舞，望之有若長蛇形者，其舞紗也，琴旁有一香爐，復有一劍一玉環；一格中畫一人重茵而坐，左右侍者各二人，有播鞀者，其他亦各有執持，想亦樂器類耳；一格畫中坐者有須，亦重茵，左右坐三人，有作舉手狀者，旁置壺盒，又有二女子袖手凝立於後，皆高丫髻瘦腰長裙；其一格畫二車，往來相值皆駕五馬，所謂良馬五之者，車有圓蓋，有方軫，有直櫺窗，有斜紋席，車後有疊山，有飛鳥；外緣邊作便化回鸞舞鳳之飾；此竟止漢尺八寸七分，畫人凡十五，車二，馬十，一切歌舞飲食器具皆備，而男女衣著，翹然皆古制，與武梁石室相似，真奇物也。夫據記載以考漢畫，或聖賢，或忠烈，或鬼神，多系單純之畫像，猶未見其富美； 今合金石而統觀之，則知漢畫之類別，凡三，曰傳寫經史故事，曰實寫風俗現狀，曰意寫神怪祥瑞。顧實寫風俗現狀，意寫神怪祥瑞，多為當時民間的藝術作品。至若王室士族，則極注重經史故事之傳寫，以其有足昭炯戒助教化之用也。如「周公輔成王」、「孔子見老子」等經史故事，尤為絕妙之畫材。其製作也，用筆多古拙雄渾；漢代圖畫，用筆描線極古拙雄渾，實為其作風之特點。或謂金石上之畫跡，已經刻鑄，面目非真，誠何足據，然加以細審，雖畫經刻鑄，有陰陽精粗之各異，而其古拙成風，蓋前比諸三代而不如，後比諸唐宋而不類，確乎其有時代精神。而狀物圖事，則不避繁複而務求實在，其取材要以人物為主。人而聖賢忠孝節義之輩，物而動植飛潛器皿之屬，乃至日月風雨神靈鬼怪，極其繁博。其應用也，要以禮教為化；上而朝廷制度典章之大，下而民眾娛樂服飾之細，其他關於政教風俗之事實，多可考見一斑焉。即就上述武梁祠孝堂山祠石刻，不其令董恢闕畫像，盍氏仙人竟，人物畫竟等觀之，漢畫之藝術程度及用意，已不難舉一反三矣。 第七節 畫家 漢代畫跡，稽之記載，索之金石，既有如上述之多且賾。誰實作之，留此名跡？則當時以畫名家者，必大有人在。惟當時畫家之於圖畫，但在致用，不在致名，非若後人之有畫必有款。故從畫跡而求畫家，或就畫家而求畫跡，皆甚困難。茲據記載可考者而言，前漢約六人，曰毛延壽、陳敞、劉白、龔寬、陽望、樊育；後漢約六人，曰張衡、蔡邕、趙岐、劉裦、劉旦、楊魯。之數人者，各有專藝：以善布色名者，長安樊育、林下陽望也。以善畫牛馬飛鳥名者，洛陽龔寬、新豐劉白、安陵陳敞也。若以階級論，則多士大夫也，或待詔尚方，專任畫職，楊魯、劉旦、毛延壽等是也；或於從政之暇，以畫遣興者，則趙岐、蔡邕、張衡、劉裦等是也。茲擇其要者，略述其史。 毛延壽　延壽漢元帝時杜陵人，擅長人物，畫人形丑好老少，能得其真。元帝後宮甚多，不得常見，乃使畫工毛延壽等圖形，案圖召幸之。 諸宮人之求幸者，皆賄畫工，獨王嬙不肯，遂被毀，不得見幸。後匈奴入朝求美人為閼氏，上案圖以昭君行。及去，召見，貌實為後宮第一，帝悔之，而名籍已定，乃窮案其事，畫工毛延壽等，皆同日棄市。 張衡　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少善屬文，通五經，貫六藝。安帝時，征拜郎中，遷侍中，出為河間相，官至尚書。按《異物志》建州浦城縣，山有獸，名駭神，豕身人首，好出水邊石上，平子往寫之，獸入潭中不出。或曰：此獸畏人畫，故不出也，可去紙筆。獸果出，平子拱手不動，潛以足指畫獸雲。建初戊寅生，永和己卯卒。 蔡邕　邕字伯喈，陳留圉人。初平元年，拜左中郎將，封高陽侯。善鼓琴，工書畫。靈帝時，嘗詔邕畫赤泉侯五代將相於省，兼命為贊及書，邕書畫與贊，皆擅名，時稱三美。《歷代名畫記》云：邕畫之傳於世者，有講學圖，小列女圖等。《後漢書》本傳，邕以陽嘉癸酉生，初平壬申卒。 趙岐　岐字邠卿，京兆長陵人，初名嘉，字台卿，後避難故自改名字，示不忘本也。岐少明經，有才藝，擅長人物，嘗自為壽藏圖。官太常，於獻帝建安六年卒，年九十餘。 劉褒　褒桓帝時人，官至蜀郡太守，善畫鳥鵲，《博物志》云：裦嘗畫雲漢圖，人見之覺熱，又畫北風圖，人見之覺涼雲。 以上所述，皆為漢代畫家之最著名者，其餘如沛人周勃，高祖時人，能畫人物。劉旦、楊魯，光和中待詔尚方，於鴻都學，亦皆有名。夫漢代畫家，固不僅此數，惟此數人，卒以為士大夫故而名，其非士大夫而能畫者，則如所謂工匠者流，其姓名不著於記載，卒無從考見之。至士夫畫家所以得名之故，亦可得而言也。蓋漢代繪畫，既重歷史故事的擬寫，故當時從事繪畫工作者，因取題材之關係，有不得不與博聞洽識之士接近，甚或非具有博聞洽識之才者，即不能應時代之需要，從事繪畫史實。於是一般僅有畫技之工匠，不得不知難而自退，而士大夫之習繪畫者，遂乘機而起，漸占繪畫界之勢力。當時凡有記載，即記載此少數士大夫畫家之事跡，其餘無數之工匠畫家，雖仍在民間工作，一如現在之業圬鏝者流，事功多而名被掩。故漢以前之畫家，有以工匠名者；至漢，畫跡固富且美，而以繪畫名者，除此少數士大夫外，別無所見，致漢代畫史，盡為貴族士夫藝術家所獨占。 當時畫家之名不名固與其階級有關，其於地理亦有可得而言者。蓋在專制時代，一切政教文藝，要皆與其首都所在，有密切之關係。漢都長安，其時繪畫之都會，即在長安，考諸當時畫家之產生地，皆在今陝西河南間，為黃河流域附近地。如毛延壽杜陵人，而杜陵即在今陝西長安縣南。劉白新豐人，而新豐即在今陝西臨潼縣東北。龔寬洛陽人，而洛陽即在今河南洛陽縣。陳敞安陵人，而安陵即在今咸陽縣東，皆黃河流域地也。雖曰我國文明，當時實在黃河流域為盛，故畫家輩出於其間，亦因身近輦轂，成學易成名亦易，所謂近水樓台先得月也。 第八節 畫論 漢以先，對於圖畫藝術上之評論，惟齊王容易鬼魅而難犬馬之對。至漢，研究圖畫者日多，而藝術上評論，則亦罕聞。劉安之言曰：「尋常之外，畫者謹毛而失貌。」高誘注曰：「謹悉微毛，留意於小，則失其大貌。」張衡之言曰：「畫工惡圖犬馬而好作鬼魅，誠以實事難形，而虛偽不窮也。」或謂二子之言不過取喻於畫，非絕對的用藝術上之眼光相評論。然於畫圖之學理固甚有合也。夫漢代繪畫之應用，既含禮教化，而偏於人事之實際；賞鑒之風未開，審美之力殊淺，故論畫著作，絕少流傳；然較之往代，已稍見曙光。劉、張所論，以其質量言，都無足奇；然在史家以時代眼光觀之，則以為論畫之發端，甚有記述之必要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