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典文心 · 第五講 「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
以曾子之小心謹慎，他所說「君子」如何？
曾子在孔子門下是能繼承道統的，只是小心謹慎不成。低處著手，是為高處著眼做準備，如登樓，為了要上最高層，不能不從一、二級開始。我們既沒有天才那麼長腿，又不甘心在底下待著，非一步步向上走不可。
「士不可以不弘毅……」，高處著眼。眼光多遠，多精神，多高！再想到他的「吾日三省吾身」，那是小學，這是研究院了。從初小一年級到研究院相差甚遠，然也是一級級升上來的。
再舉一段更具體一點：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論語•泰伯》）
先不用說這點道理、這點精神，這點文章就這麼好，陸機《文賦》 [1] 所謂「要辭達而理舉，故無取乎冗長」。文章真好。一般說不完全，說不透徹，是沒懂明白。「君子人與」一句，可不要，但非要不可。此所以為曾子，任重道遠，不只是小心謹慎。三代而後，誰能這樣？僅一諸葛亮。
顏淵從《論語》一書中看不出什麼來，縱不敢說幽靈，也是仙靈。看不清楚。佛家偈頌 [2] 曰：
海中三神山，縹緲在天際。舟欲近之，風輒引之去。 [3]
（《揞黑豆集》卷首《拈頌佛祖機用言句》）
寫得很美，神話中美的幻想。此為美的象徵，象徵高的理想。顏淵亦孔門一最高理想而已。至於有點痕跡可尋的，還是曾子。
曾子有點基本功夫，「吾日三省吾身」；然而他有他遠大眼光，「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真是讀之可以增意氣，開胸臆。
青年最怕意氣頹唐，胸襟窄小。而增意氣不是囂張，開胸襟而非狂妄。增意氣是使人不萎靡，青年人該蓬蓬勃勃；開胸襟是使人不狹隘，如此便能容、能進。曾子這幾句真叫人增意氣，開胸臆。
三省吾身，任重道遠，合起來是苦行。然與禪宗佛門不同，他們是為己的，雖最早釋迦亦講「度他」，「自度、度他，自利、利他」。佛門及儒家到後來，路愈來愈窄，只有上半截——自度、自利，沒有下半截——度他、利他。
苦行是為己，而曾子苦行不是為己，「仁以為己任」。
一己為人——仁，自己做一個人是仁，對己（己欲立，自度）；施之於人——仁，施之於人是仁，對人（立人、度人）。朱子講「仁，心之全德」（此如佛家《楞嚴》之「圓妙明心」），余以為「心之全德」不如改為「人之全德」。「仁」字太廣泛，「仁以為己任」，絕非為己。
要想活著，不免要常想到曾子這兩句話：「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至「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真偉大起來了。
「六尺之孤」——國君（幼）；「百里之命」——國政。
「寄」，猶託也：「託」與「托」很相近，自托曰托，託人受託曰託。「寄」，暫存。
「臨大節而不可奪」，梁朝皇侃 [4] 疏曰：「國有大難，臣能臣之，是臨大節不可奪也。」（《論語義疏》）南朝北伐成功者：一桓溫 [5] ，一劉裕 [6] 。桓溫沒造起反來，然亦一世跋扈；劉裕成功，歸而篡位，是亦變節（自變）。受外界壓迫、影響而變節曰「奪」。此言國有大難臣能死之，只說了一面。文天祥、史可法 [7] 至今受人崇敬，便因臨大難能死之。然家貧出孝子，國難顯忠臣，何如家不貧、國無難？
愧無半策匡時難，惟餘一死報君恩。 [8]
死何濟於事？依然輕如鴻毛，不是重於泰山。不死而降不可，只死也不成。這點朱子感到了，他說：
其才 可以輔幼君，攝國政，其節即至於死生之際而不可奪，可謂君子矣。
（《論語集注》）
單單注意「才」字，要有這本領。程子 [9] 則不然，程子單注意節操。程子曰：
節操如此，可謂君子矣。
（《論語集注》引程子語）
曾子的話原是兩面，前二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是積極的作為；後一句「臨大節而不可奪」是消極的操守。真到國難，作為比操守還有用，可補救於萬一；操守無濟於事。
不是說不辦壞事，是說怎麼辦好事；不是給人辦事，是給自己辦事。曹操求人才，便不問人品如何，只問有才能沒有。曹操所殺皆無用之人，亂世無需如孔融、楊修等秀才裝飾品。遇到曹操因死一人而哭的時候，那必是真有才能的人。由此可見曹操是英雄。
現在有操守固然好，而更要緊是有作為，「不患人之不己用，求為可用也」。魯迅說四里路能走麼？四兩擔能挑麼？自己沒能，發什麼牢騷？「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如哉？」（《論語•先進》，知——知用。）所以朱子講得好。朱子生於亂世，北宋之仇不能報，而現在局面又不能持久，故先言「才」。程子生於北宋，不理會此點，而且程子人太古板。伊川先生為侍講 [10] ，陪哲宗遊園，哲宗折柳一支，伊川責之。 [11] 其實不折固然好，折也沒關係，何傷乎？書呆子，不通人情，不可接近。北宋末洛蜀之爭，即程與東坡之爭。東坡通點人情，看不起伊川。朱子乃洛派嫡系，而此點較程子強，即因所生時代不同。
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後世儒家只做到前三步。前三者是空言，無補；後幾句是大言不慚。前三者不失為「自了漢」，後者則成為妄人。《宗門武庫》 [12] 云：
儒門淡薄，收拾不住，皆入佛門中來。 [13]
就算我們想做一儒家信徒，試問從何處下手？在何處立腳？只剩一空架子，而真靈魂、真精神早已沒有了。
《論語•陽貨》有言：
詩可以興。
豈但詩，現在一切事皆有待於興。興，是喚醒；興，起來了。一種是心中有思想了，一種是在形體上有了作為、行為。譬如作詩，不是該不該的問題，是興不興的問題。
書怕念得不熟，也怕念得太爛。亦如和尚念「南無阿彌陀佛」，他自己懂麼？厭故喜新不是壞事，是一件好事；否則，到現在我們還是椎輪大輅、茹毛飲血、巢居穴處。而現在，我們進步了，這都是厭故喜新的好處。有這一點心情，推動一切。
新的是新；在舊的裡面發現出新來，也是新。儒家教義沒有新鮮的了，所以淡泊沒味，都成為臭文，當然陳舊了。所以現在需要「興」。
死人若不活在活人心裡，是真死了；書若不在人心裡活起來，也是死書，那就是陳舊了，成為臭文了，一點效力也沒有了。我們讀書不是想記住幾句話，為談話時裝自己門面。
君子「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如此則君子並非「自了漢」，還可以興，可以活。
讀《論語》上述曾子「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一段話，真可以喚起我們一股勁兒來，想挺起腰板干點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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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陸機（261—303）：字士衡，吳郡華亭（今上海松江）人，西晉太康文學代表人物，與其弟陸雲合稱「二陸」。因曾任平原內史，世稱陸平原。其所作《文賦》為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第一篇系統闡述創作論的文章。
[2] 偈頌：又稱「偈子」、「頌語」，即佛經中的唱頌詞，為宣揚佛理的短句，通常為四句聯結而成的韻文，用於教說的段落或經文的末尾。
[3] 司馬遷《史記•封禪書》：「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勃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船風引而去。」
[4] 皇侃（488—545）：其字不詳，吳郡（今江蘇蘇州）人，南朝梁儒家學者、經學家，著有《論語義疏》十卷。
[5] 桓溫（312—373）：字元子，譙國龍亢（今安徽懷遠）人，東晉軍事家，曾剿滅成漢，收復蜀地，後三次出兵北伐，晚年欲廢帝自立，未果而死。
[6] 劉裕（363—422）：字德輿，小名寄奴，祖居彭城（今江蘇徐州），廢東晉恭帝司馬德文，自立為帝，建立劉宋王朝，史稱宋武帝。
[7] 史可法（1601—1645）：字憲之，又字道鄰，祥符（今河南開封）人，明代政治家，抗清名將。1645年清兵圍困揚州，拒降固守，城破被俘，不屈犧牲。
[8] 《明史紀事本末》卷八十《甲申殉難》記載：「左副都御史施邦曜聞變慟哭，題辭於幾曰：『愧無半策匡時難，但有微軀報主恩。』遂自縊。仆解之復甦，邦曜叱曰：『若知大義，毋久留我死。』乃更飲藥而卒。」清初顏元《性理評》一文提及明亡慘禍有言：「吾讀《甲申殉難錄》，至『愧無半策匡時難，惟餘一死報君恩』，未嘗不悽然泣下也！至覽和靖祭伊川『不背其師有之，有益於世則未』二語，又不覺廢卷浩嘆，為生民愴惶久之。」
[9] 程子：「二程」中的程頤。程頤（1033—1107），字正叔，洛陽伊川（今屬河南）人，世稱伊川先生，北宋理學家。
[10] 侍講：官職名，其職為講論文史以備君王顧問。
[11] 《宋史紀事本末》卷十：「帝嘗憑檻偶折柳枝，頤正色曰：『方春時和，萬物發生，不當輕有所折，以傷天地之和。』帝頷之。」
[12] 《宗門武庫》系由宋代禪宗臨濟宗著名禪師大慧宗杲言說、弟子道謙纂輯的禪宗古德言行錄。
[13] 《宗門武庫》：「王荊公一日問張文定公（張方平）曰：『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亞聖，後絕無人，何也？』文定公曰：『豈無人？亦有過孔孟者。』公曰：『誰？』文定曰：「江西馬大師、坦然禪師、汾陽無業禪師、雪峰、岩頭、丹霞、雲門。』荊公聞舉意，不甚解，乃問曰：『何謂也？』文定曰：『儒門淡薄，收拾不住，皆歸釋氏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