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文化史 · 第十二章 古代的碑刻與書法

第一節 古代的碑刻 概說 在石上刊刻以文字為主的東西，用來供閱讀識別，是我國特有的一種文化現象。它起源於黃河流域，不久遍及漢族生活地區，還旁及兄弟民族和受我國文化影響的日本和朝鮮半島等地方。 收集著錄這種石刻文字的事情開始於北宋。這是因為到北宋我國已進入成熟的封建地主制社會，學術文化出現前所未有的新局面，研究這種石刻文字之風自隨之而興起。 當時是把這種石刻文字和青銅器及其銘文統在一起稱為「金石」的，直到清代以至民國還習慣承用稱這門學問為「金石學」。只是對石刻文字的收集研究遠多於青銅器銘文，以「金石」命名的書除開頭有極少數著錄青銅器銘文外，絕大部分都是石刻文字。如今青銅器的研究已納入考古學中，青銅器銘文即所謂「金文」的研究也成為古文字學的一部分，講石刻文字自應單獨用個名稱。稱「石刻文字學」似不妥，易誤會為文字學的一種；就石刻文字中為數最多的碑和墓誌稱為「碑誌學」，也不妥，因為僅存於古人文集中的碑誌也可闌入。以此不如用「碑刻」一詞來概括石刻文字，稱這門學問為「碑刻學」。說「碑」自可連帶同類的墓誌、造像……稱「刻」則規定必須是石刻而不包括僅存文集中的碑誌在內。 當然，今天的碑刻學仍舊是在繼承前人成果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前人成果很多，初學可先看清末葉昌熾的《語石》和民國時馬衡的《中國金石學概要》（北京大學講義，後收入所著《凡將齋金石叢稿》）。要查閱碑刻的錄文和考證，可利用清中葉王昶的《金石萃編》和其後陸增祥的《八瓊室金石補正》。北宋的金石名著則有歐陽修的《集古錄》和趙明誠的《金石錄》。至於民國以來尤其是建國後出土的大量墓誌和其他碑刻，則尚在整理中。 下面，將碑刻區分為碣、碑、墓誌、畫像、造像、石經、題詠題名、建築物器物刻字共八大類來講述。 碣 碑 按照刊刻的內容，碑又可區分為下列幾類。 （一）墓碑：為數最多。著名的如東漢《鄭固碑》、《孔宙碑》、《衡方碑》、《魯峻碑》（均八分）、《袁安碑》、《袁敞碑》（均小篆），曹魏《曹真碑》、《王基碑》、（均八分）東晉《爨寶子碑》、劉宋《爨龍顏碑》，北魏《鄭羲碑》（摩崖上下二刻）、《高貞碑》（均由隸至楷的過渡時期書體，自《爨龍顏碑》以下俗稱為北魏體、魏體），唐昭陵陪葬諸碑（多數楷書），宋以來則數量更多但較少著名。還有釋道身後的碑也和墓碑同樣性質。著名的有北魏《馬鳴寺根法師碑》（魏體），唐《道因法師碑》、《信行禪師碑》、《不空和尚碑》、《大達法師玄秘塔碑》、《圭峰定慧禪師碑》（均楷書），這都是僧徒。道士較少，著名的有唐《孟法師碑》和《魏法師碑》（均楷書），前者是女道士。 （四）其他雜刻之碑，有： （1）詔敕文牒：詔敕如唐太宗《少林寺賜田敕》，唐玄宗《令長新誡》，宋太祖《戒石銘》、徽宗《辟雍詔》、《大觀聖作碑》（均楷書），而元《聖旨碑》存世尤多，都用漢文白話（亦楷書）。文牒則如北宋景祐元年《中書門下牒永興軍》、二年《中書門下牒永興軍》均是（均楷書）。 （3）界至：稱「界碑」、「界至碑」、「四至碑」，標明土地的東南西北各至何處，佛寺也稱「界相碑」。如唐《豐樂寺大界相碑》，北宋《棲嚴寺四至記》、南宋《常熟縣經界記》（均楷書）。 （4）醫方：較早的有北齊《都邑師道興治疾方》（魏體），與造像記同刻一石。陝西耀縣有三石刻醫方，傳為孫思邈《千金方》（均楷書）。 （5）書目：杭州有元《西湖書院重整書目記》。 墓誌附塔銘買地券 墓碑立在墓前日久易於損毀，古人另在墓壙中安置石刻記死者姓名簡歷，以供後世子孫辨認。其事大概起源於東漢。光緒末年山東嶧縣出土的《臨為父作封記》就是這種墓石（八分）。同時河南孟津還出土東漢時刑徒死後埋葬的磚刻，刻有姓名、籍貫、刑罰和年月。西晉時這類墓石有所謂《荀岳墓題字》、《魏雛柩題字》、《石尠墓題字》、《石定墓題字》等等（均八分），但仍沒有稱為「墓誌」，而且形制廣狹不一，沒有定式。 這種墓誌北朝多，東晉、南朝少。南朝墓誌出土的過去推劉宋《劉懷民志》為最早（八分過渡初期字體）。建國後南京附近又出土東晉《謝鯤志》（八分）、《劉謙婦劉氏志》、《王興之志》、《劉剋志》、《王丹虎志》、《王閩之志》（均所謂魏體）。蕭齊有《呂超靜志》，蕭梁有《程虔志》、《永陽王蕭敷志》、《蕭敷妻王氏志》、（均魏體而有變化）。北朝的則推北魏太和二十三年《韓顯宗志》（魏體）為最早，以後為數極多。舊時出土著名的北魏有《刁遵志》、《崔敬邕志》、《張玄（黑女）志》、《鄭道忠志》、《李超志》（均魏體），隋有《常丑奴志》、《董美人志》、《蘇孝慈志》（均楷書）。民國時洛陽北郊出土元氏志和其他北魏將相大臣志更多，多為于右任鴛鴦七志齋所收得，後移贈西安碑林博物館。唐志則民國時洛陽出土的多歸張鈁千唐志齋，今仍在河南新安縣鐵門鎮張氏故居；少數為李根源曲石精廬所得，在江蘇蘇州。建國後陝西出土唐志頗多大而精美者，多在碑林博物館及昭陵博物館。宋志出土轉少於唐，且常不被重視。元明以下更少見收藏著錄。 僧尼和居士不用棺葬而用火葬，有骨灰塔，一人一塔，不用墓誌而在此塔上刻墓誌式的文字叫「塔銘」。有名的如唐《化度寺邕禪師塔銘》、《王居士磚塔銘》等（均楷書）。 還有一種「買地券」，也叫「墓」，刻石標明死者姓名及墓地「四至」，像前面所說的「界碑」那樣，埋入墓中。已出土的有吳《浩宗墓券》、西晉《楊紹墓》（均八分）、南漢《馬二十四娘墓券》（楷書）所說四至都在虛無之中並非實地。四至為實地的有唐《劉玄簡墓券》（楷書）。 畫像 唐宋碑刻上也偶爾刻有工細的線條畫。如西安唐大雁塔四個門楣石上刻有佛寺庭院，碑林唐《道德寺碑》的碑陰刻有女尼畫像，都是唐畫精美之作。 造像 石像之外還有用銅、泥造佛像的。造銅佛像的事情多見於《太平廣記》「釋證」門，今存銅造像也多北朝隋唐時所造，小的只有二三寸，大的不過一尺多，像下有座，造像記或刻座上，或刻像背上，有的還塗了金。看《太平廣記》所說這種造像多在私宅供養，不必送佛寺。泥像在佛寺中的都沒有題記，不屬碑刻研究範圍，只有所謂「善業泥」造像，形制像小銅造像，背面有「大唐善業泥壓得真如妙色身」陽文十二字（楷書），是用僧人骨灰和泥模壓而成，清中葉西安大雁塔下尚有這種「善業泥」造像被人拾得。 道教很多地方模仿佛教，也留有少數造像，有名的只有北齊末年陽文方格的《馬天祥造像》（隸書），原石失佚，流傳拓本多翻刻。陝西耀縣的《姚伯多造像》（魏體）則尚無恙。 石經 唐石經，文宗開成二年刻於長安，楷書，世稱《開成石經》，有《易》、《書》、《詩》、《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左傳》、《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九經，加上《論語》、《孝經》、《爾雅》為十二經，又附以唐張參《五經文字》、唐玄度《九經字樣》，後存西安碑林。明嘉靖時因地震斷裂損字，王堯典按舊文集所缺字另刻小石立其旁，頗有錯誤。清康熙時巡撫賈漢復又補刻《孟子》。 孟蜀石經，廣政七年毋昭裔立石，世稱《蜀石經》，楷書，不僅正文，且有唐人習用之注，是其特色，有《周易》、《尚書》、《毛詩》、《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左傳》、《論語》、《孝經》、《爾雅》十經，北宋皇祐時田況又補刻《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宣和時席貢又補刻《孟子》。石原在成都，久佚失，僅存殘拓，民國時劉體智據以影印。 北宋石經，仁宗時立石，有《易》、《詩》、《書》、《周禮》、《禮記》、《春秋》、《論語》、《孝經》、《孟子》九經，一行篆書，一行楷書。石原在開封，今存殘石及舊拓殘本。 清石經，乾隆五年蔣衡進獻楷書《十三經》，五十六年刻石，今存原國子監中，不為世重。 此外還有零星刊刻的。最有名的是唐玄宗天寶四載所立御注《孝經》，御書八分體，四碑合成一柱，世稱《石台孝經》，今在西安碑林。 道經刻石，多用碑石，所刻以《老子道德經》居多，今存有唐刻五石，宋刻一石，元刻二石，以唐中宗景龍二年龍興觀一石為最古。此外尚刻有《陰符經》、《常清靜經》、《消災護命經》等（均楷書），遠不如佛經刻石之多。 題詠題名 又有職官及科舉及第者之題名，亦始於唐代。今存者以開元時《御史台精舍題名碑》及大中時《郎官石柱題名》為著。科舉及第之題名存者皆宋元以下，而明清進士題名碑之在北京者為數尤夥，皆有資於史學考證。 建築物器物刻字 上列諸項，悉以文字為主，即造像亦文字與所造佛像並重。至石質建築物、器物之刻有文字，則以物為主體而附加文字而已。 建築物之刻有文字者，如： 闕。東漢魏晉南朝皆有刻字之石闕。東漢嵩山《太室》、《少室》、《開母》三石闕，都是神廟前的闕（均漢籙）。墓道前的闕則山東有東漢《武氏》二闕、《南武陽》三闕，四川有東漢《王稚子》、《高頤》等闕（均八分），江蘇有南朝的梁闕（均楷書，西闕之字均反書）。 柱。唐宋寺觀的石柱或柱礎上多有刻字的。安陽出土鑿孔的方形石刻有「趙建武四年造泰武殿前猨戲絞柱石孔」（八分），是傳世柱礎刻字最古的。 塔。塔蓋、塔盤、塔座之用石刻者間或有刻字，如登封會善寺的塔蓋有北魏神龜三年刻字（魏體），蘇州治平寺塔盤有隋大業七年刻字（八分，已佚），陵縣塔座有唐天寶六載刻字（楷書）。 黃腸。顯貴者用黃心柏木累砌棺外叫「黃腸」。到東漢時多用石替代，上刻年號及尺寸數字。 石人石獸。多立在宮室及冢墓之前，有的刻上文字。如曲阜魯恭王墓前有二石人，胸前一刻「府門之卒」，一刻「漢故樂安太守麃君亭長」（均漢籙）。掖縣太基山有鄭述祖所造石人，刻「甲申年造乙酉年成」（魏體）。建國後灌縣出土東漢造李冰石像（八分），胸前也刻有職銜姓名。石獸中著名的有東漢時刻獅子，刻有「雒陽中東門外劉漢所作師子一雙」一行（八分）。 橋。江浙石橋多刻有宋元年號，有明清年號的更多。 井。井欄刻字以梁天監十五年刻字為最古（魏體），江浙一帶多有宋元明清刻字的井欄。 石質器物刻有文字的，有： 幡竿石。寺院用來立幡竿，存者以唐開元時虞鄉石佛寺一刻為古（楷書）。 石燈台。形制近似經幢而用來燃燈的，存者以唐天寶時洛陽、元氏二刻為古（均楷書）。 石香爐。寺觀祠廟用來焚香的，存者以後晉天福時密縣超化寺、益都玉皇廟二刻為古（均楷書）。 石盆。以北宋治平時蘇軾所銘雪浪盆最為著名（楷書）。 石磑。山東有晉太康九年刻字石磑（八分）。 拓本 拓本的「拓」，要讀作tà，拓本也可寫作「搨本」。是用紙稍微弄濕後覆蓋在碑刻之上，加以捶打，使有字劃處紙凹下，再在紙將干未乾時用拓包沾墨在上面輕輕打過，這樣揭下來的紙就成為黑底白字的「拓片」，這種拓片就是此碑刻的「拓本」。《隋書·經籍志》著錄「一字石經」、「三字石經」若干卷，還註明「梁有幾卷」，說明這種拓碑技術當起於南北朝時，因為《後漢書·蔡邕傳》講立石經後只說「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足證當時還不懂得捶拓只好摹寫。 碑刻雖是石質，日久也易損泐。拓本時代早的損泐少，晚的損泐多，所以舊拓最受重視。再有原石佚失，拓本僅存，就成為孤本或稀見之本。碑估或好事者從而覆刻，即拓本又有原石本和翻刻本之別。所以同一名目的拓本大有優劣，價格也隨之貴賤不一。 舊拓中今存最早有唐拓，都是在敦煌發現的，有唐太宗書《溫泉銘》（行書）殘存後半篇，有長慶四年柳公權書《金剛經》（楷書），都裱成卷子，有歐陽詢書《化度寺邕禪師塔銘》，剪裱存單開12頁。 明拓除上述諸唐碑外，已廣及漢魏六朝。今東漢名碑如《禮器碑》、《乙瑛碑》、《史晨前後碑》、《張遷碑》等均以明拓為上品，明末出土的《曹全碑》自更貴明拓。北魏碑刻至清中葉才被重視，北魏《張猛龍碑》、隋《龍藏寺碑》、《常丑奴志》（楷書）的明拓就以少見珍。 清拓中的舊拓，又有清初拓（清人曰國初）和乾嘉拓（乾隆、嘉慶，有時還包括道光、咸豐）之稱。今存碑刻之清初及乾嘉時出土或搜獲的，如東漢《韓仁銘》（八分）、北魏《鄭羲碑》、《馬鳴寺根法師碑》、《高貞碑》、《刁遵志》、東魏《劉懿志》（魏體）、唐《韓仲良碑》、《樊興碑》等（均楷書），均以清初拓或乾嘉拓為初拓，價格不在明拓之下。但有明拓的碑刻，則乾嘉拓也只稱稍舊拓，並不十分貴重。 以上這些宋拓、明拓、清初拓、乾嘉拓，過去都統稱為舊拓。遇到時代難於確定時，也可泛稱為舊拓。 清同治光緒以來到民國的拓本，過去概稱為近拓、新拓，除非原石已告佚失，不受重視。其實這些近拓留至今日也已有幾十年上百年的歷史，在此時期內原石難免再有損壞，加以為保護原石起見目前已多數禁拓，則這種近拓也必然日見珍貴，將來都會升格成舊拓。 再說孤本和稀見本。原石佚失僅存一個拓本的，此拓本叫孤本。如明拓北魏《張玄志》（在無錫秦氏），宋拓《永陽王蕭敷夫婦志》（在上海博物館），宋拓隋丁道護《啟法寺碑》（在日本），唐拓唐太宗《溫泉銘》殘卷（在法國巴黎），宋拓褚遂良《孟法師碑》，宋拓魏棲梧《善才寺碑》（楷書），宋拓薛稷《信行禪師碑》（楷書，以上均在日本），宋拓李邕《法華寺碑》（行書，在上海博物館），宋拓沈傳師《羅池神廟碑》（楷書，在日本），唐拓柳公權《金剛經》（在巴黎），宋拓柳公權《神策軍紀聖德碑》裱本上冊（楷書，在北京圖書館）等均是。 仿照原有碑刻重刻一石，則又有原石拓本和翻刻本（也稱覆刻本）的區別。翻刻有三種情況：（1）原石佚失，據原石拓本翻刻一石，拓了冒充原石拓本，多墓誌，因為石小工省。其中如清中葉翻刻的《司馬紹志》、《司馬昞志》以及《董美人志》，民國時翻刻《常季繁志》，均尚近真。（2）原石尚存，據損泐較少的舊拓翻刻一石，拓了冒充舊拓以牟利，如翻刻了《禮器碑》冒充宋拓，翻刻了《張猛龍碑》冒充明拓，多清人所為。（3）原石尚存，另刻一石拓了出售，以供兒童習字臨寫，如《皇甫誕碑》、《九成宮醴泉銘》、《多寶塔碑》、集王書《聖教序記》等都有這類翻刻本，此外《龍門二十品》也有多種翻刻，《鄭羲碑》、《等慈寺碑》也有翻刻。 拓本的紙張。宋拓有用麻紙的，明拓、清初拓多用棉紙，以後或用連史紙，或用毛邊紙，邊遠地區也有用粗皮紙的。但憑此來鑑別拓本的時代實很困難，和紙的新舊更無關係。有的乾隆時的連史紙拓本至今仍潔淨如新。 拓本的墨色。多黑色，精者用墨，劣者用煙煤，精者椎拓，劣者用刷子沾墨在紙上刷過，叫刷拓。椎拓又有重墨、輕墨之分，重的色濃叫「烏金拓」，輕的色淡叫「蟬翼拓」。從拓墨不易看出拓本的新舊，新拓放置潮濕處便會生白黴，而舊拓往往從不生霉。只有烏金拓而有光的，多為清末民國時拓法。此外也有用朱色、藍色、綠色拓的，不多見，多數是近拓。 還有拓本雖從原石拓出但仍有作偽的，有兩種偽法：（1）拓時將原石缺泐的筆道填蠟，做得像並未缺泐，還有將缺泐處留空不拓，另刻塊筆道完整的小石，在此留空處補拓，但看上去總欠自然。（2）拓成後用墨筆描填缺泐的筆道，但後塗的墨色和原拓本不可能一致，細看即可覺察。 要鑑別拓本的新舊、原翻、真偽，最可靠是細審此碑刻某處的文字筆道是完善抑或缺泐，並辨認原石與翻刻在某些文字筆道上的差別，這就是碑估的所謂「考據」之處。民國時方若的《校碑隨筆》對此記錄頗詳，「文革」後又出了王壯弘的《增補校碑隨筆》，大體可以信據，可購置備查閱。 拓本之外還有影印本，即把拓本攝影后製作的本子，包括照片本、珂羅版本、石印本、膠印本幾種。照片本即攝影后按原大洗出的照片，有的還裝裱成冊。珂羅版本的珂羅是英文collotype音譯，也叫玻璃版，印出來效果好，墨色濃淡一如照片，但每版僅能印二三百份，多則模糊。石印本可無限量地印，但只有黑白兩色，不能分濃淡。膠印本則能分濃淡，且能多印，近來最風行。 影印本多據舊拓影印，但有時所據的號稱宋拓、明拓不一定可信，甚至有用墨筆描填過的。此外，也有人用影印本染紙剪裱冒充舊拓的，但字口光且平，和拓本不同，細審即易分辨。 裝裱 裝裱，也叫「裝潢」，是我國的特有技術，用來裝裱書畫，也用來裝裱碑刻拓本。不過裝裱拓本不能像書畫那樣將紙刷得過於平直，過於平直會使筆畫變肥失真。 拓本的裝裱有多種方式： （一）整裝。即不將拓片剪開，以保存碑刻原式，多用之於舊拓或孤本，缺點是不便披覽臨摹。這種整裝又有三種方式： （1）掛軸式，和書畫掛軸的式樣相同。 （2）背面裱托一層白紙，然後摺疊，工省價廉，且便於收藏。 （3）有時還恐損傷拓片，就僅將拓片四角粘在白紙之上，摺疊收藏。 （二）剪裱。即將拓片剪成若干直條，再割成同樣尺寸的若干短條，按文義依次裱裝成若干頁，以便翻看臨摹，缺點是不能保存碑刻原式。這種剪裱又有四種方式： （1）裱成每頁分離的所謂「單開」。每開用白紙條或棕、藍、黑色紙條裱在四周，講究點也有挖空嵌裱的。然後將若干單開在翻閱處粘合成冊，也叫「蝴蝶裝」（但和宋元刻本書的蝴蝶裝在摺疊處粘合正相反），每冊前後再加木板或硬紙板以資保護。 （2）形似單開，其實相連接，可拉成長條，叫「經摺裝」或「旋風裝」（和刻本書的經摺裝、旋風葉相同），前後也加木板或硬紙板。 （3）也是單開，但只裱一層，向外摺疊成書本式，加封面線裝，可省工省錢。 （4）自己動手，粘貼在空白冊子或無用的線裝書上，但頁數多了，中間必凸起不平。又凡裝裱都必用極稀薄的糨糊，如不內行用了普通的厚糨糊粘貼，日後要重裱就有揭不下之苦。 當然拓片也可不裝裱而摺疊存放，但摺疊處日久易於破裂損傷。 第二節 古代的書法 概說 漢字是一種語素一音節文字而不是拼音文字。拼音文字由若干字母組成，儘管可以寫得好或寫得壞，還產生了字母的花體寫法，仍總的形成不了藝術。漢字則由於結構繁複且多變化，書寫漢字很早就成為一種藝術，人們稱之為「書法」。又由於漢族和用漢字的人在我國占了絕大多數，通常也就把這種「書法」定為我國特有的藝術。日本和朝鮮半島等地也講書法（日本稱之為「書道」），則是因為用過或仍用著漢字，受了中國書法的影響。 任何事物都在發展演變，中國的書法自不例外。所以講書法得從它的發展演變來講，也就是從書法史來講才講得清楚。這又牽涉字體的演變，這雖是文字學的內容，在這裡仍不能不講到。 歷史上有名的書法家要不要講？當然要講。但要知道這些書法家，只是書法發展到某一階段產生出來的傑出人物，並非脫離了時代風尚孤立的人物，不要把他們神秘化。 書法要根據什麼資料來講？當然最好根據實物，即古人書寫的墨跡。但傳世的寫在紙或絹帛上的書法家的墨跡，唐和唐以前的幾乎沒有真的，最好的不過是後人的摹本臨本，往往走了樣，多數還出於後人偽造，完全不能信據。因此除了先秦時期可利用甲骨、青銅器外，秦漢以來下至魏晉南北朝隋唐主要得用碑刻。碑刻也有缺點，它不論是用硃砂寫在石板上，或者寫在紙上再摹到石板上，最後都得把筆畫刻出鑿出，總難免留下斧鑿痕而多少失去毛筆書寫的氣韻，當然更看不到原來用硃砂用墨書寫時顯出的輕重濃淡。不過它一般不會偽造，比誤用了偽造的和臨摹失真的所謂墨跡以及據此刊刻的帖要好得多。此外，出土的秦漢魏晉的帛書、簡牘書以及敦煌的寫經和其他文書同樣可供參考，這些很少能偽造，當然也有缺點，即多數並非出於書法家之手，不是上乘之作。再則史傳和其他文獻上講到書法之處也值得重視，會發現和碑刻、寫經所顯示的情況十分一致。宋以來則多有可靠的真跡流傳，即使有偽造的也多經鑑別剔除，可憑這些真跡，再輔以文獻、碑刻，來研究講述。 甲骨文 最早的原始的漢字是什麼模樣，今天已不清楚了。今天知道的現存的早期文字有甲骨文，它已比較成熟而並非原始的漢字。 稍有歷史常識的人都知道，殷商時候的統治者很迷信，經常要燒灼龜甲（腹甲、背甲）或獸骨（主要是牛的肩胛骨），看其裂縫（叫「兆」）來卜吉凶，並且把卜的事由、吉凶以至應驗與否刻在這些甲和骨上面，今天就叫它甲骨文。但切莫誤會，認為當時人們還不知道用筆，要寫字只會用刀來刻；也不要以為當時的龜甲和獸骨就像後世的紙一樣，是專用來書寫文字的東西；另外，殷商時代也並不是只有甲骨文，在青銅器上的文字——即通稱為金文的並不是在西周才出現然後取代了甲骨文。 先說筆。我國傳統的用來寫字的毛筆，早在殷商就已存在而且成為書寫文字的主要工具了。證據是甲骨文中已出現了「聿」字，其原形作「」，正像一隻手拿著毛筆的樣子。難道殷商的知識分子就如此傻，有了毛筆不用要用刀。《尚書》的《多士》篇是可靠的西周文獻，其中有「惟殷先人，有冊有典」的話，這「冊」字也見於甲骨文，作「」「」等形，很明顯是用繩子把若干細長的竹木編聯成「冊」，「典」則是把「冊」存放在架座即「」的上面。所以當時正式的文書——典冊是用毛筆書寫在竹木簡上的，這種竹木簡在漢代紙出現後還使用了一段時間，到東晉以後才逐漸絕跡。遺憾的是，已發現的最早只有戰國時楚墓里的竹簡，殷商的典冊迄今不曾發現。但不要緊，殷商時已經能鑄造精美的青銅器，青銅器上常有銘文，亦即殷商的金文，這種金文肯定是用毛筆書寫後鑄在器上的，字形美觀，筆道有方有圓，有粗有細，可以看出當時書寫者已在講究書法藝術。此外，在甲骨出土的河南安陽殷墟，還發現陶片上有個別用黑色書寫的文字，陶皿上和甲骨上有朱色書寫的文字。有人推測有些甲骨文還是先寫了再用刀刻的，刀刻當然是怕筆寫的日久會磨滅。 甲骨文因為用刀刻，不易刻出圓的筆道，所以看上去和金文不一樣，但仍舊在講書法藝術。出土的甲骨中有在牛骨上刻「干支譜」的。干支者，古人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為十干，以子、丑、寅、卯、辰、已、午、未、申、酉、戌、亥為十二支，二者相配成甲子、乙丑、丙寅、丁卯……正好六十輪轉一次，其中甲子、甲戌、甲申、甲午、甲辰、甲寅有甲字的計出現六次，因而也叫「六甲」，古人用它來紀日子、紀年以及做種種迷信活動。所以在漢代幼童初入學首先要學「六甲」、「九九」，「九九」即數學的小九九表，「六甲」即練習書寫「六甲」，是習字的開始。而甲骨上居然也出現了「干支譜」，其中有的刻得精美整齊，有的歪斜拙劣，說明早在殷商時已用「六甲」來習字，其精美整齊者是老師刻的範本，歪斜拙劣者是學生刻的作業。這個習字的傳統一直延續到今天，說明我國對書法藝術的一貫提倡重視。 金文和小篆 已發現的西周的青銅器多為周王朝的貴族、臣僚所有，春秋時則是各個諸侯國的。因此這各諸侯國青銅器上的金文，除起初還沿襲西周晚期的風格外，以後各國以及各地區逐漸形成自己的特色，字形構造雖大體近似，書寫風格卻有區別。尤其是某些地處東方、南方的國家，有些金文字形特別狹長，筆畫故意宛轉屈曲，出現了明顯的美術化傾向。到春秋末戰國初，楚、宋、蔡、吳、越等國的金文中還流行一種加進鳥形、蟲形紋飾的美術字體，後人稱之為「鳥蟲書」。 戰國時東方六國的文字，在青銅器、璽印、貨幣、陶器、竹木簡和帛上都可看到，但仍以青銅器上的金文為主。在戰國早期，這六國的金文和春秋後期還差不多。到中後期則長篇的已很少見，一般只有作器年份、主管作器的官吏和作器工人的名字等少數文字，而且往往不是鑄在器上，是器鑄成後再用刀刻上去，和過去相比已較為簡率。 再看西方的秦國。在周王室東遷今洛陽以後，周王室在今陝西的領地就為秦國所占有。加以秦國的經濟文化不如東方那樣發展迅速，所以秦國的文字基本上還近似西周晚期。當然也在緩慢地向前演變，現存的春秋戰國之間刻在石碣上的秦文字即所謂《石鼓文》的，在字形上已比較整齊勻稱。以後還有《詛楚文》，是戰國後期秦王詛咒楚王的告神之辭，每告一神刻一石，北宋時發現了三石，可惜原石及拓本均已佚失，現存的摹刻本只略存字形，看不出它的書法藝術。 這種文字通稱為「小篆」，也叫「秦籙」。不過這都不是當時就有的，是漢代人叫起來的，當時大概只稱之為「籙」。這「籙」和「瑑」字古人通用，而「瑑」是「雕刻為文」的意思。所以稱之為「籙」者，是說這是當時正規的文字，是可以銘刻在金石上的文字。 從隸書到八分 小篆在統一我國字體上起了大作用，而且從藝術角度來說確實很美觀，美中不足的是書寫起來還太麻煩，很多筆道像畫圓弧，而圓弧畫起來比直線要吃力得多。像琅琊、嶧山等莊嚴的刻石固可慢工出細活地書寫，日常使用就不能不隨便一些，把本該畫圓弧的改成直線，改成折角。這樣，就很快地在小篆普及的同時又出現了改圓成方的隸書。《漢書·藝文志》說秦時「始造隸書」，「起於官獄多事，苟趨省易，施之於徒隸」。是大體說對了的。 秦代的隸書今天雖已看不到，但看秦權、秦量上的文字已不如琅琊等石刻整齊，已有變圓為方的地方，說明已在開始向隸書轉變。到西漢時的石刻，如現存的《群臣上酬刻石》、《巴州民楊量買山地刻石》、《魯孝王刻石》、《麃孝禹刻石》，新莽時的《萊子侯刻石》，已都是這種由小篆演化成的隸書，說明在西漢時這種隸書已有逐漸取代小篆之勢。 這種八分的藝術性不亞於過去的小篆，可同樣又產生了書寫費時費力的缺點。好在不久又出現了一種新字體，叫做「草書」。顧名思義，它就是比舊隸書和八分寫得草率一些的字體。這種字體中仍有像八分那樣的波磔，是它和後來出現的無波磔的草書的最大區別。無波磔的草書人們稱之為「今草」，而給有波磔的起了個「章草」的名稱。 在東漢以前，沒有說誰是書法家。到東漢末年書法藝術在社會上日見重視，就出現了公認的大書法家鍾繇。東晉時另一位大書法家王羲之曾說：「我書比鍾繇當抗行，比張芝草當雁行」，見《晉書》本傳。稍後劉宋時人羊欣也說「鍾書有三體：一曰銘石之書，最妙者也；二曰章程書，傳秘書教小學者也；三曰行狎書，相聞者也」（《法書要錄》）。行狎書是寫信札所用，肯定和同時的張芝一樣用章草來寫。章程書則用來抄書，字體當在章草和八分之間，和敦煌發現的早期寫經差不多。銘石書則是純正的八分，相傳曹魏的《上尊號碑》、《受禪碑》都是他的手筆。《晉書·荀勖傳》說勖「領秘書監」，「立書博士，置弟子教習，以鍾、胡為法」。可見鍾繇的書法已成為西晉時的官學。這胡是胡昭，也善寫八分、章草。西晉時官方立的《皇帝三臨辟雍碑》，就一承《上尊號碑》等的書法。 從八分向楷書過渡 這從現存的碑刻上的銘石之書和寫經的章程書都看得清楚。東晉《王興之及妻宋氏志》（348）、《劉剋志》（358）、《王丹虎志》（360）、《爨寶子碑》（405），以及北魏《嵩高靈廟碑》（456），都已逐漸擺脫八分的波磔，這是向楷書過渡的第一階段。第二階段則不但原先的波磔都已變成險勁的方筆，結體也多傾斜作勢，形成了我們今天所說的「北魏體」。它開端於劉宋的《爨龍顏碑》（458）、《劉懷民志》（464），以後如北魏的《始平公造像》（488）、《孫秋生造像》（502）、《穆亮志》（502）、《寇臻志》（505）、《司馬紹志》（511）、《元珍志》（514）、《元祐志》（519）、《鄭道忠志》（521）、《楊乾志》（526）等造像墓誌幾無一不做這種北魏體，而《賈思伯碑》（519）和《張猛龍碑》（521）尤為標準北魏體的名碑。這時候北朝和南朝的書法發展基本上是一致的。到北魏末、南朝蕭梁時，南朝超越了北朝首先進入第三階段，即變方筆險勁為虛和流美，結體也由傾斜轉趨平正。這在蕭梁的《永陽王蕭敷志》、《妻王氏志》（520）上就看得很清楚。接著北朝也受影響而轉變，北魏末年的《爾朱紹志》（529）、《元天穆志》（531），東魏的《高湛志》（538）、《劉懿志》（540）、《敬顯俊碑》（540）、《李仲璇碑》（541），北齊的《崔志》（551）、《徐之才志》（572）等均已跟著進入第三階段。北周文化比較落後，進入第三階段遲一些，但看稍後的《張滿澤妻郝氏志》（577）等也和北齊無大差別。寫經已公開發表的不如碑誌多，但看上去也大體經歷這麼三個階段。最後進入隋及唐初，今天的所謂楷書就正式成立。 這和文獻記載也符合。劉宋時羊欣講「鍾書有三體」時說「皆世人所善」，宋齊之間的王僧虔還說「鍾公之書，謂之盡妙」（《法書要錄》）。說明南朝前期鍾繇的舊字體還未被淘汰。北朝也是如此，《魏書·崔玄伯傳》說「玄伯祖悅與范陽盧諶並以博藝著名，諶法鍾繇，悅法衛瓘，而俱習索靖之草，皆盡其妙，故魏初重崔盧之書」，也和西晉時以鍾書為官學一脈相承。可到南朝後期的講法便不一樣了。陶弘景上樑武帝的《論書啟》里這麼說：「比世皆尚子敬（王羲之子獻之的字）。……非唯不復知有元常（鍾繇的字），於逸少（王羲之的字）亦然。」可見不僅鍾繇連王羲之在這時也被認為過時了。北朝的書法也在這時候被南朝人看不起。顏之推本是南朝梁人被俘入西魏繼又逃到北齊的，在他的《顏氏家訓·雜藝篇》里就說「北朝喪亂之餘，書跡鄙陋」。《周書·藝術·趙文深傳》說：「文深雅有鍾、王之則，筆勢可觀……及平江陵之後，王褒入關，貴游等翕然並學褒書，文深之書，遂被遐棄。文深……後知好尚難反，亦攻習褒書，然竟無所成。」這又說明北周書風向南朝趨同，上述北周進入第三階段的《郝氏志》，正是在這以後的產物。 剩下一個問題是寫信札用的行狎書。從文獻上看，這時期確實出現了「行書」，羊欣就說誰「善行書」，誰「善草、行書」，這時不帶波磔、不同於章草的今草當已出現，而行書則是介乎今草和上述過渡時期書體之間的新字體。現在人們見到的傳為王羲之的《蘭亭序》，就用這種行書書寫。有人又認為像《蘭亭序》這種行書要遲至梁、陳時才能出現，就是東晉時王羲之所書寫怕靠不住。究竟如何，尚有待繼續研究。 唐楷及其他 「楷書」這個名稱出現得比較早。早在南北朝時曾用它來稱八分，本是說八分整齊規矩，可作為楷模的意思。以後也就一直用下去，把脫離了八分的波磔向前過渡的新字體仍叫「楷書」。同時，「隸書」一詞並沒有取消，它覆蓋面更廣，從西漢的隸書開始，經過東漢以後的八分，再向前過渡的新字體，都可統統叫「隸書」。另外，南北朝時又出現一個名詞叫「正書」或「真書」，是對草書而言，和八分以來的隸書以及楷書實際上成為同義詞。到了宋代，就以籙、隸（或八分）、真（或正、楷）、行、草定為五種字體，稱為「五體書」。其中真書到近代更多稱之為「楷書」。 楷書到隋代可說初步定型，到唐代就完全成熟。唐初書法家以歐陽詢、虞世南和褚遂良最為有名，其中歐和虞行輩最先，實際都系隋人到晚年才入唐的。虞世南的楷書只寫過一塊《孔子廟堂碑》，原石早已佚失，有北宋初王彥超在西安摹刻的所謂陝本和元人在山東城武摹刻的城武本，還有清臨川李氏舊藏的所謂原拓殘本，但均不見佳妙，因為虞的專長本非楷書而是行草，因唐太宗李世民同樣愛好行草，才使虞獲得崇高的地位。唐人學虞楷書的只有高宗時張德言所書《魏法師碑》，很少被人稱道，可見虞書在當時並無多大影響。楷書真高明的是歐陽詢，他寫的《九成宮醴泉銘》、《溫彥博碑》、《皇甫誕碑》以及原石佚後有唐宋舊拓傳世的《化度寺邕禪師塔銘》，都極有名。以至在書法史上有「歐體」、「歐字」之稱。但這種字體在隋代早就流行了，隋墓誌中如《元公志》、《姬夫人志》、《蘇孝慈志》等有很多和歐體同一風格同一面目，而唐初碑誌中寫歐體的僅發現一方《文安縣主志》。這說明歐體在當時已偏舊而無大影響，雖然到中唐以後又流行起來曾用它書寫《開成石經》，宋代官刻書也多模仿這種歐體。歐陽詢子歐陽通也有書名，但所書《道因法師碑》和《泉男生志》轉形古拙，更無影響可說。 唐太宗開始用行書來寫碑刻，今存《晉祠銘》已剜損，只有《溫泉銘》唐拓殘卷能得其真。其後高宗書《李碑》，武太后書《升仙太子碑》，李邕書《李思訓碑》、《李秀碑》、《麓山寺碑》，都是行書中的佳作。顏真卿也能寫行書，如《爭座位帖》等都頗有名。草書則懷素在今草基礎上又創造一種「狂草」，有《東陵聖母帖》刻石傳世。 八分在北齊曾用來書寫碑誌。到唐代又出現一種別開生面的「唐隸」，如玄宗書《石台孝經》，梁升卿書《御史台精舍碑》，史維則書《大智禪師碑》，都體態豐厚，結構妙麗，較前此的八分另有一種藝術意味。 南北朝以至隋及唐初已不太會寫小篆，碑額和墓誌蓋上的小篆都甚為拙劣。到中唐前期才有李陽冰出來一振頹風，所書《縉雲縣城隍廟記》、《三墳記》、《棲先塋記》較之秦籙可稱青出於藍，為後來寫小篆者臨摹學習。 宋以來的書法 宋以來的書法，仍以楷書為主，擅長楷書者也多能寫行書。草書不論章草、今草、狂草都談不上創新，隸書也缺乏創新，只有篆書到清代出現點新面目。 北宋的楷書、行書，多數走的是顏真卿一路。當時有「蘇、黃、米、蔡」四大家的說法，蘇是蘇軾，黃是黃庭堅，米是米芾，蔡本是蔡京，後人因為蔡京奸佞，把他的前輩蔡襄換上。清人王澍說「宋四家皆出魯公（顏真卿封魯國公）」，「《爭座》一藁（顏行書《爭座位帖》）便可陶鑄蘇、米四家」，這至少對蘇、蔡來講是不錯的。蔡襄楷書《萬安橋記》、《晝錦堂記》，蘇軾楷書《豐樂亭記》、《醉翁亭記》，都是顏字的味道，蘇軾的行書更是如此。蔡京留下的多為行書，好像和顏字不同，但據其子蔡絛《鐵圍山叢談》所說，蔡京先受筆法於蔡襄，後與蘇軾同學唐人徐浩，則和顏字仍有淵源。米芾也未見有楷書，行草則似追蹤所謂王羲之、王獻之父子的書帖。黃庭堅的楷書以及宋徽宗的瘦金體楷書，則像是學了褚遂良再加進點柳公權的筆法。到南宋楷書行書仍多學顏體，從過去故宮博物院影印的《宋人法書》看得很清楚。值得注意的，連當時福建建陽刊刻的大量書籍都一律用顏字，足見顏字在當時社會風行的程度。 褚、趙這一路的書法進入明代後仍很流行，明代初年的書法家沈度、沈粲兄弟創立當時的所謂「館閣體」，楷書端正雅麗，仍是趙字的氣派格局。從明初到正德以前刻書的也照舊用趙字。正德、嘉靖時祝允明、文徵明等都以楷書和行草著稱。祝允明的楷書仍源出褚、趙，文徵明楷書也承褚法而稍帶瘦勁。當然也有寫顏字的，但多不著名。學顏而著名的是明末的董其昌，但行書尚秀潤可喜，楷書則全仿顏字缺乏新意。明末還有張瑞圖、倪元璐等寫行書有古拙意味，清初傅山也是這一路，但總有點走偏鋒而不夠正宗。 清人的楷書、行書，分別走顏、董和褚、趙兩條路子。師承顏、董的以張照、劉墉、錢灃等最有名，淵源褚、趙的推王文治、梁同書等最傑出。同時還有一位翁方綱，寫唐楷中的歐體，在書壇很有地位，其實只是臨摹《化度寺邕禪師塔銘》等石刻，缺乏自己的個性。大概由於寫唐楷、學宋元學得厭了，到清中葉鄧石如、包世臣又主張學北魏，包的《藝舟雙楫》論書部分對魏碑宣傳得最起勁。其實包的行書甚至楷書仍多得力於《淳化閣帖》，不過摻雜了魏碑的筆道。這方面比較成功是稍後的何紹基，但他仍是以顏字作底子，再加點北魏《張玄志》的筆意，成功之處是能形成自己的風格。此外籙刻大家趙之謙在印石上刻邊款模仿魏碑仿得真像，但用筆在紙上寫北魏體就太軟弱少氣魄。清末陶濬宣學龍門造像又太板滯欠生動。總之，魏碑的字是寫了以後在碑誌上用刀刻出來的，用毛筆去硬寫總有些勉強，還不如寫顏字寫趙字能雅俗共賞，既夠藝術又有禆於實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