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文化史 · 第八章 古代書籍制度的發展

書籍是人類用以記載和傳承信息、知識與文明的載體。在我國悠久輝煌的古代文明中，書籍產生的時代很早，有漫長的發展歷史。不同時期的書籍，由於所用材料及樣式的不同，形成各異的書籍制度。概括而言，我國古代書籍制度主要分為三大類，即簡牘制度、捲軸制度和冊頁（葉）制度。至於商周的甲骨刻辭、銅器銘文及後來的碑石刻文，也有學者認為可以列入古代書籍之列。不過甲骨刻辭和銅器銘文一般都有特定的內容和用途，大多不以廣泛傳播文化知識為目的，而屬於文獻檔案之類；碑石雖有銘刻古代典籍或詩文的，但畢竟是特殊的形式。因此，這幾種寫刻載體在書籍制度上不具有典型性，這裡姑且略而不論。 第一節 簡牘制度 一、簡牘的起源和歷史 簡，指竹木製成的簡冊；牘，指木製的版牘。竹木由於遍地生長、物豐價廉，是我國最早使用的書籍材料之一。用竹木製成的簡冊，從古文字學和歷史文獻考察，可以推斷至遲在商代就已出現。商代甲骨文中有「冊」字，也有「典」字。「冊」寫作「」、「」、「」等，均象竹木簡編連之形；「典」則寫作「」、「」等。東漢許慎的《說文解字》引莊都說：「典，大冊也。」今人認為象以手捧冊置於架上。從甲骨文還知道，商代已把史官稱為「作冊」，這與我國早期文獻《尚書》中的「王命作冊」、［1］「命作冊度」等語適相印證。［2］《尚書·多士》篇還明確說：「惟殷先人，有冊有典。」這些都可視為商代已使用簡冊的有力佐證。至於版牘，文獻記載周代已使用。《周禮·司書》說：「掌邦人之版。」《司民》說：「掌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等等。不過，可能由於年代久遠、朽蠹殆盡的原因，在考古發掘中，至今沒有發現商周時期的簡牘實物。 不過，商周的簡牘典冊，最初還不等同於後世的書籍。因為最早的典冊都是史官的著作，內容大多是記錄統治者的言行，目的是為統治者提供參考。加之春秋以前，史官壟斷了著作權和典藏權，這些典冊不是一般人所能見到的，因此基本屬於文書檔案性質。另外，西周至春秋時，還產生了許多詩歌作品，收集起來以配合舞樂，就成為後來的《詩經》；用蓍草占卜的卦辭、爻辭，收集起來以判吉凶，就成為後來的《周易》；貴族之間通行的禮儀，收集起來以節制行止，就成為後來的《儀禮》，等等。這些資料的收集整理者本是貴族中有文化的「祝」、「史」之流，寫於典冊後也由他們掌握，一般人同樣不能見到，所以最初也都屬文書檔案性質。 春秋後期，中國社會發生了劇烈的變革，文化開始從祝史的手中下移到民間。儒家創始人孔子，以個人身份整理修訂六經，並用以在民間傳播知識文化。這樣，《書》、《詩》、《易》、《禮》、《樂》、《春秋》之類，就成了傳授文化知識的教科書，正式變成了供人閱讀的圖書。此時個人著述也大量出現，到戰國時期，不同學派、不同思想的人們紛紛著書立說，形成「百家爭鳴」的局面。此時，書籍作為思想文化的載體，無論從內容到形式，還是從數量到質量都有了一個劃時代的發展。 春秋戰國以前的書籍，大多寫在簡冊上，也有的寫在縑帛上。簡冊與帛書，甚至與後來的紙書，在行用的時間上有或長或短的交叉重疊時期。據現有資料，至遲在春秋戰國時期，絲質的縑帛就已被用作書寫材料，不過由於價格昂貴，在行用上始終未能獨占一個時代（詳見「捲軸制度」一節）。兩漢時期雖然發明了紙，但直到東晉，官府公文、戶口黃籍等還常用簡牘書寫，以示莊重。唐徐堅《初學記》卷二一引《桓玄偽事》說：「古無帋（紙），故用簡，非主於敬也。今諸用簡者，皆以黃紙代之。」桓玄（369—404）在東晉末年曾代晉稱帝，可見在此之後，簡牘才基本為紙所代替。 如果從商代開始算起，直至公元四五世紀，竹木簡冊的使用，至少已有一千多年的歷史。 二、簡牘的形制 20世紀20年代，王國維和馬衡二先生先後撰寫了《簡牘檢署考》、《中國書籍制度變遷之研究》兩文，對簡牘和帛書的形制多所論證。由於此後，特別是近些年來簡牘實物的不斷發現，王、馬兩先生的考證大多得到了證明，而其中的小疵微瑕，也有了補正的依據。 簡牘形制的書，固然主要以竹木為載體，但有時也用玉石。1965年以來，文物考古工作者在山西省侯馬市秦村以西，發現了幾百個晉國盟誓遺址，共出土盟書五千多件，文字可辨識的有六百多件，大多是春秋時晉國的盟誓公約，這就是著名的「侯馬盟書」。這些盟書寫在玉石片上，形狀類似圭、璋，也頗似簡片，大多用朱筆寫成，少數則為墨書。近年來在河南輝縣，還曾出土50枚一束尚未寫字的玉簡。 用竹製簡，首先須將竹竿截成段、劈成竹片，然後刮削修治成狹長條的簡片，亦即古書中所謂「截竹為筒，破以為牒」［3］。簡原有青皮的一面稱為「篾青」，另一面稱為「篾黃」，文字一般寫在「篾黃」的一面。新竹水分多，易朽爛變形，所以還必須烘乾水分，這叫「汗青」、「汗簡」，也叫「殺青」。東漢應劭《風俗通》說：「劉向《別錄》雲，殺青者，直治竹作簡書之耳。新竹有汗，善朽蠹，凡作簡者，皆於火上炙干之。陳楚間謂之『汗』，汗者，去其汁也。吳越曰『殺』，亦治也。」［4］「殺青」後的簡，就可用來寫字了，所以後人常用作書籍的代稱，南宋文天祥就有「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詩句。［5］後來人們寫定書稿，也稱為「殺青」。在乾燥少竹之地，人們也常用木材制簡。19世紀末以來，曾在新疆南部、甘肅敦煌以及古居延等地多次發現西漢至東晉時期的木簡。這些木簡所用樹材，多半是白楊木、柳木、松木，因其色白、質軟，易於吸收墨汁。製作方法大體與竹簡相似。 竹木簡上的文字，通常是先將空白簡編連成冊，然後書寫。《後漢書·周磐傳》就說：「編二尺四寸簡，寫《堯典》一篇。」已經發現的竹木簡冊，許多編繩雖已朽壞，但編痕處常留有空白，正是書寫時避開編繩的結果。當然也有的簡冊是先寫好後編的，所以簡上的編繩有時蓋過了文字，如《永元兵器簿》。 竹木簡上的文字，過去傳說是用漆書寫的，但目前出土的簡冊上的文字，幾乎都是用毛筆蘸上墨汁書寫的。隨同簡冊，人們還發現過戰國、秦及漢代的毛筆、墨、硯等文具，這就更加有力地證明所謂漆書寫簡，恐怕是一種誤傳。過去還傳說用刀在簡上刻字，其實也是誤傳。在發現戰國毛筆的河南信陽長台關一號楚墓，曾發現銅鋸、錛、刀、削等物；湖北江陵鳳凰山漢墓，隨同筆、硯、墨等也曾出土青銅削刀。但是可以看得出來，這些都不是用來刻字的。銅鋸、錛、刀等，是用來砍削製作簡牘的，至於「削」或「削刀」，古稱「書刀」，則是刪改文字時所用。漢代劉熙《釋名·釋兵》說：「書刀，給書簡札有所刊削之刀也。」所謂「刊削」，指簡上文字如果需要糾正或改動時，用書刀把原字刮削除去，再補寫新字。所以《史記·孔子世家》稱孔子修《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唐人顏師古解釋說：「削者，謂有所刪去，以刀削簡牘也；筆者，謂有所增益，以筆就而書之。」［11］ 每根簡上的文字，多少沒有一定。大多數隻寫一行字，也有寫兩行、三行的；少的只有幾個、甚至一二個字，多的則有數十字。如甘肅武威出土的木簡，一般有60—80字。文字的書寫格式，有的上下兩端留有空白，如同後代書籍的天頭地腳；有的則自上而下寫滿文字，兩端不留餘地；有的一根簡上下分為數欄書寫，如湖北雲夢睡虎地秦簡《為吏之道》，51枚簡均分上下5欄書寫。此外還有圖、表格等形式。［12］ 簡冊的長度，王國維和馬衡根據文獻資料的記載，認為視書籍的性質、內容有所區別：依照漢尺的長度，戰國兩漢的簡最長為二尺四寸（約55厘米多），用以寫六經及傳注、國史、禮書、法令，即《說文》所說的「大冊」之「典」；其次為一尺二寸（約27厘米多），用以寫《孝經》等書；最短的八寸（約18.5厘米），用以寫《論語》及其他諸子、傳記書籍。所以東漢王充的《論衡·量知》篇說：「大者為經，小者為傳記。」因為戰國尺制，有一種相當漢尺八寸，所以漢尺的二尺四寸、一尺二寸、八寸，分別相當於戰國尺制的三尺、一尺半和一尺，所以「二尺四寸之律」，漢人或稱為「三尺法」、「三尺律令」；［13］而八寸之「諸子短書」，也有被稱為「尺籍短書」的。［14］ 版牘是與簡冊形制不同的書寫材料，由長方形木板製成，兩面削治平滑以供書寫，文獻中稱為「版」（也寫作「板」），或稱為「牘」。《論衡·量知》說：「斷木為槧，析之為板，力加刮削，乃成奏牘。」另有一種三尺（指漢尺）長牘，也稱為「槧」。《釋名·釋書契》說：「槧，板之長三尺者也。槧，漸也，言其漸漸然長也。」與版牘類似的書寫材料，文獻中還常提及「方」。《儀禮·聘禮》說：「書帽於方。」《周禮·秋官·硩蔟氏》說：「以方書十日之號。」等等。過去以為「方」就是版牘，東漢鄭玄注《既夕禮》就說：「方，版也。」但據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種》的《司空》說：「令縣及都官取柳及木楘（柔）可用書者，方之以書；毋（無）方者乃用版。」［17］似乎與「版」的形制有所不同。《史記·酷吏列傳》裴駰《集解》引《漢書音義》說：「觚，方。」所謂「觚」，則是一種方柱或三棱形的木製書寫材料。 古時臣子在朝向天子奏稟事由，為了簡潔明了及防止遺忘，常寫在一塊比牘狹小的長方形小木板上，持在手中，漢人稱為「奏」或「奏牘」。《釋名·釋書契》說：「奏，鄒也，狹小之言也。」後世則常用玉石或象牙製成，其形略曲，兩端稍窄，稱為「笏版」，但並不在上面記事，逐漸演化為一種朝政裝飾物。 三、簡牘制度的影響 簡牘制度是我國最早的書籍制度，對後來書籍形制的發展有很大影響。 簡冊形制的書，其編連長度要視書籍內容的長短而定。但如果太長，抄寫、閱讀和收藏都不方便，因此就需要分成若干「篇」。每一篇往往是由若干枚簡編成的一冊，然後合數篇為一書，如《論語》20篇、《孟子》七篇等。《漢書·藝文志》著錄圖書，「篇」與「卷」同時使用。「卷」指捲軸形制的帛書，「篇」即指簡冊形制的圖書。簡冊之「篇」，內容上或是一意相貫，或是以類相從，大多自成段落，這正是後世書籍文章分「篇」的由來。同樣，後世的長篇巨帙往往分成若干冊，也正肇始於簡冊各篇之「冊」。 古代的書籍，許多本無書名和篇名，或者有篇名而無書名，出土實物多有所見。如果書名、篇名都有，簡冊中往往是篇名（小題）在上，書名（大題）在下。這種方式，早期古籍中還採用，後來則改為大題在上、小題在下了。考古資料中還發現這樣的情況：全書書名寫在最末一簡的背面，如睡虎地秦簡《封診式》，這在後世書籍中很少見到。簡冊的篇名書寫格式，考古發現有多種，其中對後來書籍形式影響較大的有： 1．篇名單獨寫在篇首第一簡的正面，正文從第二根簡開始書寫。這種篇名在正文之前的格式，後來成為書籍的通用格式。 2．篇名寫在篇首第一枚簡的背面，正面書寫正文。這種格式與簡冊的收藏方式有關。簡冊書寫完畢，往往是捲成一束放置。卷的方向是由左到右，這樣，寫在篇首第一簡背面的篇名就正好顯露在外，方便查閱。這與後來書籍都要在外封面上寫或印上書名，作用是一樣的。由簡冊的捲起收藏，還令人想到，後來捲軸制的帛書及紙卷所以捲起收藏，固然與其質地柔軟、便於卷舒的性質有關，但恐怕最早也是受了簡冊卷束收藏方式的啟發。 3．簡冊的開頭兩根簡不寫正文，篇名有時寫在其中一簡的背面，作用與上述第2種相同；有時也寫在空白簡之後、正文的前邊。這篇首的兩根空白簡，稱為「贅簡」，作用是保護後簡少受磨損。後來的帛書、紙卷，前面也都留有空白，以免後邊的文字部分受損，顯然是沿襲簡冊的遺風。再後來冊頁制的書籍，封面及封底內往往留有一頁至幾頁的空白護紙，稱為「護頁」或「副頁」，也正是這種遺風的一脈相承。 4．篇名寫在篇末最後一簡的文字結束處，或是寫在最後一簡的背面。這種篇名在正文後的格式，在《詩經》、《禮記》等多種古籍的早期版本中常見，但後代版式則很少見到。如《禮記·樂記》，據《史記·樂書》及唐張守節的《正義》，原本有多項小題，今天的通行本（如《十三經註疏》本）中大多不存，但《子貢問樂》一篇的篇題尚在，而且正在篇末，從中可窺知古書舊貌。 簡牘制書籍的篇名，除了在簡冊中標明外，還有另外集中寫在木牘上的。這種篇題木牘，近年來時有發現。如銀雀山一號漢墓，隨同簡冊一起出土的還有木牘和木牘殘片，經綴合以後的五件木牘，都記載著與漢簡相應的書籍篇名及篇數，其中包括《孫子兵法》和《守法守令十三篇》的篇題木牘。因為二號木牘的中腰兩側各刻有小缺口，以便繫繩，而木腰中也留有清晰的繫繩痕跡，可見這些篇題木牘，原本是附繫於捲起的簡冊外部的，作用相當於簡冊書題的目錄。［18］後世書籍，正文之外莫不有目錄或總目，追始溯源，簡牘制時就已發端了。 用許多簡編連成冊，書寫文字也就有了天然的界欄，可以保持整齊、清晰。後來的帛書、紙卷，大都畫出界欄，以便使文字整齊和美觀，帛書中還有用絲織出界欄的。後來雕版印刷的冊頁制書籍，也莫不有界欄，這應當也與簡冊的形制有某種聯繫。 最後還應注意的，是簡牘制度對書籍、文章內容方面的影響。因為簡冊總是用各種編繩編連，翻閱日久，再結實的編繩，也不免散斷，所以孔子讀《易》，「韋編三絕」。編繩一旦散斷，原簡的排列順序極易混亂，甚至還有可能造成簡數的脫損，這樣，書籍或文章的內容也就會顛倒錯亂或者缺失。因此簡牘形制的書籍，「脫簡」或「錯簡」的情況經常出現。如果一部書的亂簡再和別種書簡混在一起，清理辨識起來就更為困難。《漢書·藝文志》就說：「劉向以中古文（《尚書》）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所以在今日的考古發掘中，辨別散亂的簡冊順序、正確排出書籍文章的前後內容，是件極為繁難的工作。早期簡牘制書籍的一些「脫簡」和「錯簡」情況，在後來書籍形制發生變化時，因為無由糾正，往往依舊流傳下來。其後雖經歷代文人學者的研究、校正，但仍有一些存在於流傳至今的古書中。或是還沒被發現，或是雖有覺察但無從校正，因而帶來人們閱讀和理解上的困難。所以可以說，簡牘制度對書籍內容的影響，直至今日也還沒有完全消失。 第二節 捲軸制度 捲軸制度書籍，包括帛書和紙卷書兩種形式，它們有共同之處，也有各自的特點。 一、帛書的起源和歷史 帛書是寫在縑帛等絲織品上的書籍或文章。絲織品的發明和加工，需要更多的智慧和技術成分，因此帛書的出現，或許晚於簡冊。簡冊雖是簡便易得的書籍材料，而且在很長時期內廣泛使用，但有不少缺陷。除了因編繩散斷，容易導致「脫簡」、「錯簡」外，編連成長冊後，因為體大質重時常不便閱讀和攜帶。例如戰國學者惠施，就曾經用五輛車來運載笨重的書籍，這就是成語「學富五車」的來歷。［19］此外據說秦始皇每天批閱公文，「至以衡石（120斤）量書」［20］；西漢東方朔上書，用奏牘三千，漢武帝讓兩個壯漢盡力持舉，從上方閱讀，「二月乃盡」［21］。相比之下，絲織品的帛書有不少優點：縑帛質地柔韌，吸墨性強，既便於書寫，又可隨意卷舒，閱讀和收藏都比較方便；帛書的分量很輕，攜帶方便；帛書的篇幅寬長，書寫時可據書籍內容長短裁剪，又不會有簡冊散斷錯亂的毛病，等等。因此，我國古代很早就有人用縑帛寫書，並在很長時期內與簡牘並用。 養蠶織絲，是我國古代重要的發明，因此用絲織品作為書寫材料，也應是我國首創。但帛書究竟起源於何時，由於資料和實物的匱乏，目前尚難確考。不過，至遲在春秋戰國文獻中，已時常可見關於帛書的記述。如《論語·衛靈公》說：「子張書於紳。」「紳」，《說文》說是「大帶」，清人段玉裁《說文解字注》說是下垂的帶，總之是一種絲織品。《墨子·明鬼》篇說：「故書之竹帛，傳遺後世子孫。」《韓非子·安危》篇也說：「先王寄理於竹帛。」《晏子春秋·外篇第七》說得更為明確：「昔吾先君桓公予管仲狐與谷，其縣十七，著之於帛，申之於策，通之諸侯。」如果其言可信，那麼在公元前7世紀的齊桓公時代，就有帛書了。所以王國維認為，「則以帛寫書至遲亦當在周季」［22］。 由於絲織品比竹木更易朽壞，目前考古發現的帛書，大多出於漢代，先秦的較少。聞名於世的，有1949年前在湖南長沙子彈庫發現的畫有十二神像的楚帛書，現藏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1973—1974年在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發現了帛書「篆書陰陽五行」，上有秦始皇二十五年（前222）的記載，所以也很有可能寫於秦統一前夕。此外還發現兩件楚帛畫。［23］ 魏晉以來，紙雖已普及，但縑帛仍然常用為書寫材料。而且在人們的傳統觀念中，用紙不及用帛高貴、鄭重，即所謂「素貴紙賤」。《北堂書鈔》卷一〇四引崔瑗《與葛元甫書》就說：「今遺送《許子》十卷，貧不及素，但以紙耳。」裴松之《三國志注》引胡沖《吳歷》也說：「帝（魏文帝）以素書所著《典論》及詩賦餉孫權，又以紙寫一通與張昭。」西晉的荀勗著《中經新簿》，著錄圖書29944卷，「盛以縹囊，書用緗素」［29］。直到唐代，仍有人用縑帛寫書。雕版印刷發明以後，絲織品一般不再用作書籍材料，但封建皇帝的詔書、聖諭及畫家作畫，也還常用縑帛。直到今天，絹帛仍然常用於書法或繪畫。 總起來說，從現有資料和實物考察，至少春秋以降就已開始用縑帛寫書和繪畫，秦漢以來更是普遍行用。但由於絲織品價格昂貴，不能像竹木及紙那樣廣泛普及，所以帛書始終未有一個獨立使用階段。它的前期伴隨著竹木簡冊的盛行，後期則因為紙書的興起而衰落，從公元前8—前7世紀到公元後3—4世紀，作為書籍的書寫材料，大約也有一千多年的時間。 二、帛書的形制 我國早在商及西周時代，養蠶業就已相當發達了，因此絲織品的種類繁多，用途也越來越廣。在《說文》中，絲織品就有繒、絹、綺、縑、綈、紈、、素、練、縹、縉、錆、緹、繰、緇、帛等數十種名稱。而據清人汪士錦《釋帛》統計，古代的絲織品有六十多種。這其中，可供書寫的主要有以下數種。 「帛」字始見於甲骨文，是一般絲織品的通稱。「素」是由生絲製成的白帛，不經漂染，平實無華，便於書寫，也常用作書寫用縑帛的統稱。「絹」是用生絲織成，輕薄如紗，不僅常用於書寫，還常用於繪畫。與「絹」類似的還有「繒」，也是生絲織成的，輕柔潔白。「綈」可能是野蠶絲的織品，厚而暗，但較其他縑帛經久耐用。「縑」則是用雙絲織成，色黃。《釋名·釋采帛》解釋其得名由來時說：「其絲細緻數兼於絹，染兼五色，細緻不漏水也。」其價格遠較普通的素昂貴。20世紀初，英國人斯坦因在所盜敦煌縑帛殘卷上，就發現有用「縑」字標明織品種類的。此外，「縑帛」也是書寫所用絲織品的通稱。 古代織成下機的絲帛，成品長度不一，一般說來，標準尺度是40尺。用作書寫材料時，可根據抄寫內容的長短縫接或剪裁。唐人徐堅《初學記》卷二一就說：「古者以縑帛，依書長短，隨事截之」。所以帛書的長度，短的有一尺至數尺，長的則有數丈，因此東漢董卓的官兵才會用來做滕囊或帷蓋。考古發現的帛書也是長短不一，如長沙子彈庫的十二神像帛書長38.7厘米，帛畫長37.5厘米；陳家大山帛畫長31厘米；馬王堆帛書《戰國縱橫家書》長約192厘米等等。 帛書的寬度，古籍記載以一尺為常制，但從考古實物看，有時也並不一致。馬王堆帛書，有一種是用整幅的帛來書寫的，寬約48厘米，如《老子》等；另一種則用半幅的帛來書寫，寬約24厘米，如《周易》、《戰國縱橫家書》等；［30］子彈庫的帛書、帛畫分別寬47厘米和28厘米；陳家大山帛畫寬22.5厘米。20世紀初在敦煌發現的東漢初年縑帛書信，一件約9厘米見方，另一件長15厘米，寬6.5厘米，可見帛書的寬度也是經常根據需要來裁截的。 縑帛的質地柔韌，可以隨意摺疊或卷舒，所以早期的收藏方式是摺疊與卷束並用。如子彈庫十二神像帛書，就是經過8次摺疊，然後放在一個竹匣中；［31］馬王堆帛書中，用整幅帛寫成的，也是摺疊成長方形，再放在一個漆盒下層的格子裡；而用半幅帛寫成的，則用一長方形木片為軸，捲成一卷。［32］摺疊收藏的帛書，天長日久，摺疊處難免破損斷裂，所以後來的帛書，大多採用卷束收藏的方式。一部書可以捲成一卷或幾卷，所以後來「卷」就成為計算書籍篇幅的單位，一直沿用到今日。不過，古時所說的「卷」，最早指一冊，今日也還有這種用法，如《馬克思全集》、《列寧全集》、《毛澤東選集》等，一卷就是一冊。但在一般古籍中，卷的篇幅往往比冊小，一冊中常有若干卷。 帛書的卷束，形式與簡冊有所不同。帛書與後來的紙卷，質軟而薄，卷的時候就需要有一個軸，粘連在卷子的末端，以此為中心，從左向右卷。而竹木的簡冊，質硬且厚，最末一根簡就起著軸的作用，無須另外用軸，這就是捲軸形制書籍之所以不包括簡冊的原因之一。捲軸制書籍所用的軸，要比卷子的寬幅稍長，捲起之後兩頭在外。其質料早期不過是竹木片，後來通用漆木。皇帝及王公貴族，常用貴重的質料制軸，如琉璃、象牙、玳瑁、珊瑚、黃金等。如南朝宋明帝所藏二王法書，就分別用珊瑚軸、玳瑁軸、金軸裝幀；［33］而隋煬帝秘閣之書，「上品紅琉璃軸，中品紺琉璃軸，下品漆軸」［34］。除卷、軸之外，據古籍記載，捲軸制的帛書及紙卷，還有褾（包首）、帶、帙（袠）、牙籤等附屬品，以便保護書籍或便於查閱。但今日發現的秦漢帛書中卻很少見到這類物品。它們很可能是草創於帛書捲軸，而大備於紙書卷子，所以我們放在下面「紙卷的形制」中一併說明。 三、紙的發明和使用 簡牘笨重，縑帛昂貴，作為書籍的書寫材料，都有一定的局限性。我們勤勞、智慧的祖先，經過長期不懈的實踐和探索，終於在世界上最早發明了輕薄便用、價廉物美，足可以取代竹木和縑帛的書寫材料，這就是紙。 提起紙的發明，我們自然會想到東漢蔡倫造紙的故事。南朝宋范曄的《後漢書·宦者傳》中的《蔡倫傳》說：「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為『紙』。縑貴而簡重，並不便於人。倫乃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為紙。元興元年（105）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從用焉，故天下咸稱『蔡侯紙』。」在東漢劉珍等人的《東觀漢記》、晉張華的《博物志》中，也有類似的記載，因此長期以來人們一直認為，紙是東漢蔡倫發明的。實際上，這種看法是不準確的。 在談到紙的發明時，首先應該明確，「紙」的概念內涵是不斷發展的，曾經發生過重大變化。我們今天所說的紙，通常用植物纖維造成，而東漢以前文獻中提到的「紙」，許多時候是指動物纖維的絲綿紙，在質地上與縑帛相同，所以上引《後漢書》蔡倫本傳才會說：「其用縑帛者，謂之為紙。」這在東漢許慎的《說文解字》中也可以得到證實。《說文》解釋「紙」的本義是：「絮一苫也，從糹，氏聲。」這是因為古人製作絲綿冬衣時，要把煮過的蠶繭放在席箔上浸入水中，然後反覆捶打，使蠶繭鋪開成為絲綿。當把絲綿取下後，席箔上就會留有薄薄的一層殘存的絲絮，將其曬乾後揭下，就成為類似後世紙那樣的輕薄絲絮片。古人常用來包裹東西，後來又發現可以在上面寫字。這就是許慎所謂「絮一苫也」的內涵，也是其字形「從糹，氏聲」的由來。在《漢書·外戚傳下》中，還提到一種可以用來寫字的紙叫做「赫蹄」（xiti）。東漢學者應劭說：「赫蹄，薄小紙也。」孟康進一步解釋說：「『蹄』猶『地』也，染紙素令赤而書之，若今黃紙也。」［35］「素」本指白色生絹，「紙素」即指白色的絲絮片，孟康的意思是說，把前面提到的那種白色的輕薄絲絮片染成紅色，就叫「赫蹄」了。上述這些文獻資料告訴我們，在東漢蔡倫之前，當時所謂「紙」，時常是絲綿質地的，而且是在漂絲製衣過程中無意發現的一種副產品。 東漢以後，造紙所用的原料種類不斷增多：魏晉除麻類外，還用藤類植物；隋唐以後又用桑、枸（即楮）等；元代已多用竹類原料；明清以後，竹紙原料中又摻入了禾草類纖維。紙的產量、質量也日漸提高，並且傳播到世界各地，為世界文明作出了重要貢獻。 雖然東漢至魏晉，人們受「素貴紙賤」傳統習慣的影響，認為用紙寫書是種不敬，但植物纖維紙畢竟價廉而物美，在經濟規律的支配下，仍然迅速傳播於各地。所以魏晉以後（3—4世紀），紙的使用便逐漸取代了竹簡，並把縑帛排擠到附庸地位，王公貴族之家，也開始用紙寫書了。據說西晉時，左思構思十年，寫成《三都賦》，「於是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為之紙貴」［39］。陳壽寫成《三國志》後，晉惠帝也曾「詔河南尹華澹下洛陽令張泓遣吏齎紙筆，就壽門下寫取《三國志》」［40］。1924年，在新疆鄯善縣就曾出土一份晉人寫本《三國志》殘卷，後被英國人盜往國外。1965年，在新疆吐魯番一座佛塔遺址中，又發現一份晉人寫本《三國志》殘卷，內容是《孫權傳》，存40行，五百多字。據考證，這兩份抄本正是在西晉陳壽《三國志》成書不久抄寫的，時間在3—4世紀。這可以算是我國現在可見的最早的紙本書籍了。 總而言之，西漢時期我國已發明了植物纖維紙，經過東漢蔡倫的改進提高，開始廣泛用作書寫材料。但由於傳統習慣的影響，直至魏晉，社會上仍然是紙書與簡冊、帛書並行。東晉末年，紙開始取代簡冊；魏晉以後，王公貴族也開始用紙寫書，此後紙書抄卷獨盛。唐代發明雕版印刷以後，紙更成為唯一的書籍印刷材料，一直使用至今。也就是說，紙從發明至今，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了。 四、紙卷的形制 紙卷的形制初期是沿襲帛書捲軸，古代文獻的記載和敦煌卷子等實物都證明了這一點。到了後期開始向冊頁制轉化，演進為獨特的形制，如經折裝和旋風裝。 紙卷如同帛書捲軸，以軸為中心，從左向右卷束。紙卷一般由多張紙連接而成。古紙的長度往往有一定標準。漢紙每張大約是漢尺一尺（0.231米）。晉紙的規格，宋人趙希鵠說：「高一尺許，而長尺有半。」［41］敦煌卷子紙一般寬30厘米左右，比晉紙略寬；長度大致是41—48厘米，約等於漢尺二尺，與古人所說二尺之紙用以抄書之語大致相符。古書篇幅較長需要多張紙連接時，或用糨糊粘連，有的還用烙鐵燙熨，經久不散。如敦煌卷子，雖然有不少斷爛，但連接之處卻少有脫落。紙卷的連接處有時鈐印或署名，稱為印縫、押縫、款縫等。連接以後的卷子，長度通常有9—10米，甚至數十米。每一卷是一個單位，一本書可以由一卷或幾卷組成。 為了使字體整齊美觀，寫書紙上一般要畫出界欄。四周的叫「邊」或「闌」（也寫作「欄」），各行字之間的直行叫「界」。唐人稱之為「邊准」，宋人稱為「解行」。後人也有採用帛書中的名稱，稱為「烏絲欄」、「朱絲欄」。紙卷各行的字數也不固定，從實物看，十幾字到幾十字的都有。卷子一般是一面寫，也有兩面都寫字的，如敦煌卷子裡，經書的註疏往往抄在背面，叫「背書」。 古書的註解也有的並不寫在背面，而是寫在別處。寫在正面天頭上的，叫做「眉批」；寫在正文行間，叫「夾注」。這種寫在正文行間的夾注，為了與正文有所區別，有多種樣式：或者用大小兩種字體分別書寫，正文用單行大字，註解用雙行小字；或者正文頂格寫，註解低一二格寫；或者注文仍作單行，但字體略小，寫在正文的下面。這後一種方法，抄書者一不小心，往往會使古書的註解與正文混淆，產生類似「錯簡」的錯誤。六朝以來還出現用朱、墨兩種顏色寫成的卷子：正文用朱筆寫，註解用墨筆寫，這是後代套色印刷的先驅。 紙卷的抄寫格式沿襲帛書而更趨周密。開首往往也空兩行，以示「贅簡」，然後寫篇名、書名，一般也是小題在上，大題在下，但唐代已有改為先寫大題，後寫小題的。篇名、書名後，寫著作人姓名，有時寫上職銜。全篇之後寫本篇或本章的名稱、次第，有時還寫上抄寫人姓名及年月日。卷子的末端常空數行，以備寫書人將抄書的緣由、經過、感想等等寫出來，這就是「題記」，後世書籍的跋尾發端於此。在敦煌卷子裡，有的卷末除抄寫者、年月日外，還註明校注者、審定者、裝幀者姓名及用紙數量等。 在古代文獻中，時常見到用「黃紙」寫書的記載，這在前文所引文獻中已有所見。北宋宋祁《宋景文公筆記》「釋俗」條說：「古人寫書，盡用黃紙，故謂之『黃卷』。」這種「黃紙」是用黃檗（柏）汁染過的，顏色發黃，以防蟲蛀，在造紙技術上稱為「入黃（也寫作『入潢』）」或「染黃」。我國很早就使用藥物以保護書籍紙張，後魏賈思勰的《齊民要術》中，就有「染潢及治書法」一節，詳細敘述了用黃檗汁染書的方法。［42］從現存古本抄卷看，不少儘管已經破損斷爛，但很少有蛀蝕的現象，可見這種防蛀法是行之有效的。 紙卷寫錯了字，自然不能像簡冊那樣刮削修改，古人或用紙貼，或用粉塗，效果都不理想，於是有人發明用雌黃來塗改。雌黃又名雞冠石，可用作繪畫顏料，用來塗抹錯字，不僅顏色與黃紙相仿，而且「一漫即滅，仍久而不脫」［43］。這種塗改法至遲在南北朝時期已採用了，賈思勰《齊民要術》在「染潢及治書法」後，又有「雌黃治書法」一節；北齊顏之推《顏氏家訓·書證》篇，也有「以雌黃改『宵』為『肎』」的記載。所以後人譏諷那些信口開河或妄加評論者為「信口雌黃」。 五、捲軸形制的演進——由捲軸到摺疊 經折裝的書籍不用拉開和捲起，可以隨時翻閱，比捲軸方便得多，這是書籍形制的一大進步，也是由捲軸到冊頁的過渡形式。但經折裝的書籍厚厚一疊，閱讀時容易散開而成為長長的紙條，於是又有人將一張大紙對摺，作為書皮，再把經折裝書籍的首頁和末頁都粘連在書皮內，讀時就不會散開了。用這種方法裝成的書籍，從第一頁可以翻到最後一頁，還可再回翻到第一頁，迴旋往復，不會間斷；而且迅急如風，所以稱為「旋風裝」，它是經折裝的改進型。 經折裝和旋風裝大約出現於唐代後期，一直沿用到北宋。由於它們都是摺疊的形式，摺疊後的長方形狀如同一片片樹葉，所以又稱為「葉子」或「葉」；摺疊以後成為厚厚的一冊，所以也稱為「冊」或「冊子」（「冊」又寫作「策」）。北宋歐陽修在《歸田錄》卷二說：「唐人藏書皆作捲軸，其後有葉子，其制似今策子。凡文字有備檢用者，捲軸難數卷舒，故以葉子寫之，如吳彩鸞《唐韻》、李郃《彩選》之類是也。」南宋程大昌也說：「古書不以簡策，縑帛皆為捲軸，至唐始為葉子。」［44］南宋侯延慶還提到，北宋哲宗時，蘇軾所上奏章，哲宗以一「旋風冊子」「手自錄次」［45］。摺疊形制的書籍啟發了後來的散頁裝訂，形式上也有些相像，所以書籍的冊頁形制，實質以經折裝、旋風裝為開端。「葉」、「冊」這些術語，後來散頁裝訂時依然沿用，不過「葉」字大多改寫為「頁」，意義上也由像樹葉轉變為單頁、一頁了。 第三節 冊頁（葉）制度 捲軸制度到唐代發展至頂峰，唐代後期開始演進到摺疊式樣，此後又逐漸發展為冊頁制度，這與雕版印刷的發明和普及具有密切的關係。雕版印刷術的發明，不僅大大提高了書籍的複製速度，有力地推動了文化知識的廣泛傳播，而且對書籍制度的發展，也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因此，要了解冊頁制度就不能不了解雕版印刷。 一、雕版印刷術的發明 印刷術對於人類文明的貢獻，英國李約瑟在其名作《中國科學技術史》中說：「我以為在整個人類文明史中，沒有比紙和印刷的發展更重要的了。」［46］然而我國雕版印刷術究竟發明於何時，自古至今卻有著多種不同的說法。1958年，張秀民先生的《中國印刷術的發明及其影響》一書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列舉了古今中外五六十家的說法，並將其歸納起來，分為七種，即漢朝說、東晉說、六朝說、隋朝說、唐朝說、五代說、北宋說。1989年，張先生的續作《中國印刷史》一書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在這兩部著作中，張先生均認為：「漢朝說、東晉說、六朝說，未免過早，北宋說又太晚，均不能成立。清代流行的五代說，已為敦煌發現的唐咸通本《金剛經》等實物所推翻。隋朝說因為誤解文獻，信者已不多，剩下的只有唐朝了。」［47］然而唐朝有將近三百年的歷史（618—907），通常分為初、盛、中、晚四個時期，對此，張先生力主「七世紀唐初貞觀說」。 張秀民先生之所以贊同「貞觀說」，主要的文獻依據有兩條。其中之一是明代史學家邵經邦《弘簡錄》卷四十六的記載：「太宗後長孫氏，洛陽人……遂崩，年三十六。上為之慟。及宮司上其所撰《女則》十篇，采古婦人善事……帝覽而嘉嘆，以後此書足垂後代，令梓行之。」文中所謂「梓行」，如同後世常用的「刻梓」等語，都是指雕版印刷，這是沒有什麼異議的。不過此條資料出自八九百年之後的明人之手，又沒有說明來源或依據，後人存疑者不少。不過張先生所舉的另一條資料則有相當的可信度，這就是唐人馮贄《雲仙散錄》卷五引《僧園逸錄》里的一段話：「玄奘以回鋒紙印普賢像，施於四方，每歲五馱無餘。」唐代高僧玄奘於太宗貞觀初年西遊印度，貞觀十九年（645）返國，其事跡可謂家喻戶曉。這條資料不僅是唐人記唐事，而且可以在玄奘本人所著的《大唐西域記》卷十、玄奘弟子彥驚《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十、略晚於玄奘的法藏（643—712）《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卷一和《華嚴經探玄記》卷二等文獻中找到有力的旁證，［48］因此頗具說服力。 近年來，蕭東發教授更是大力主張「雕版印刷術發明於隋代」的意見。他認為：「在肯定我國唐代初年已有雕版印刷品流行的前提下，亦不能完全否認隋代出現雕版印刷術的可能。儘管目前還缺乏有力的實物遺存和文獻的佐證，但有理由認為由捶拓和印章的結合，向印刷的過渡正是在這一時期完成的。將印刷術起源時間確定在590—640年之間，是有根據的。印刷術起源於中國，時間是在6—7世紀，應該成為共識。」［51］這裡所說的根據，除了認為當時的社會需要、物質基礎和技術手段為雕版印刷術的發明創造了必備的條件外，比較直接的主要是兩條。一條出自於文獻記載，即隋費長房（557—601）《歷代三寶記》卷十二所引隋文帝開皇十三年（549）十二月八日的詔令，其中說：「廢像遺經，悉令雕撰。」雖然其中所說的「雕」究竟是指雕塑還是雕版，至今仍有不同的意見，但畢竟有指雕版刻印的可能。正是出自這樣的理解，自明至清，陸深、胡應麟、方以智、高士奇、陸鳳藻等人都贊同雕版印刷肇始於隋代的意見。另一條可算實物旁證，這就是馮鵬生先生在《中國木版水印概說》中提到的隋大業三年（607）《敦煌隋木刻加彩佛像》。對於此圖是否木刻印品，雖然也有學者提出質疑，但經我國當代水印大家王榮麟、孫樹梅等鑑定，認為「屬雕版無疑」［52］。 二、冊頁（葉）制度的誕生與發展 雕版印刷術發明之後，書籍開始還是沿用傳統的捲軸形制，至唐代中後期出現了經折裝和旋風裝，這在前文已經提及。所以早期的雕版印刷書籍，不像後世那樣單獨成頁，而是用比後代書版長而窄的長條形木版來刻字印刷，然後把印好的印張粘連起來，再捲成卷子或摺疊成經折裝、旋風裝。摺疊形制的書籍，閱讀或查檢雖比捲軸方便，但摺疊處容易斷裂，斷裂後整冊書就變成了一張張的散葉。於是有人想到，既然捲軸和摺疊形制的書籍本來就是由一張張的印張連接而成，為什麼不可以直接用印張來裝訂呢？大約從五代時期開始，人們便開始採用散葉裝訂的形式了，首先是蝴蝶裝，後來改用包背裝，最後是線裝。蝴蝶裝出現以後的散葉裝訂書籍，徹底改變了延續一千多年的卷子式樣，是我國書籍制度上的又一次革命。雖然後經不斷地改進和革新，但散頁裝訂的基本方法，可以說一直沿用到今天。 1．散頁上的名詞術語 書籍採用散頁裝訂法後，刻字版片的式樣也隨之變化，不僅由原先的長條形變為長方形，還有一套相應的版式，出現了一些專門術語。 版面的四周由線條拼連而成「版框」，拼成版框的線條叫「邊闌」、「闌線」，也省稱為「邊」、「闌」（「闌」又寫作「欄」）。版框上方的邊闌叫「上闌」，下方的叫「下闌」，左右兩邊的叫「左右闌」。邊闌有單、雙之不同。只有一條線的稱「單邊」或「單闌」，一般用粗線條。如果在粗線條內側加上一條細線，就構成「雙邊」，也叫「雙闌」。雕版印刷的古籍，版框有四周單邊、左右雙邊、四周雙邊三種形式，一般沒有上下雙邊而左右單邊的。 版框內，用直線自右至左劃分為行，稱「界行」或「界格」。正中的一行叫「版心」或「中縫」，不刻正文，有時刻上書名、篇名、卷數、頁碼、本頁字數、刻工姓名等等。蝴蝶裝以後的書籍，版心上往往有魚尾形的花紋，魚尾交叉之處，正當版面的中心，可作為書頁對摺的標準點。魚尾如果是全黑的，稱「黑魚尾」；白色的稱「白魚尾」，白魚尾上加各種花紋，是「花魚尾」。版心上有時只刻一個魚尾，叫「單魚尾」，上下各刻一個魚尾，稱「雙魚尾」，在上的叫「上魚尾」，在下的叫「下魚尾」。也有的版心上不刻魚尾，只有上下兩道橫線，甚至有連橫線也不用的。 古籍採用包背裝和線裝時，一張散葉沿中縫對摺，使兩個半頁的背面相合，有文字的一面露在外面，這時對摺的中縫處在書籍開合的一邊，因此也稱「書口」。為了摺疊整齊，有時書口在上魚尾之上、下魚尾之下各印一條黑直線，這是版心線。每頁的版心合在一起，從書口上看是黑色的，叫做「黑口」。不印版心線的稱「白口」。黑線寬粗的稱「大黑口」或「粗黑口」，細窄的稱「小黑口」或「細黑口」。因為魚尾和黑色的版心線通連，對摺起來後，從側旁看去有些像長鼻大象的頭部，所以又稱「象鼻」。 蝴蝶裝時期的書籍，有時左闌外上方刻一個小小的長方格，內刻篇名或篇名省稱，叫做「書耳」。這是因為蝴蝶裝書籍每頁是沿中縫將有文字的一面對摺，背面空白處在外，裝訂時每頁的版心在書背一側，而左右闌線在開合的書口一側，這樣，左闌外有篇名書耳，可以方便查閱。到了包背裝和線裝，版心轉到了書口一側，並且時常刻有書名、篇名，這樣，書耳的提示、查閱功能消失，也就很少用了。 有些書籍在目錄後或卷末空白處刻有「牌記」，也叫「書牌」或「木記」。內容一般是說明刻書人、刻書時間、地點、所據版本等等。牌記的外形多樣，一般是長方框，坊刻本的牌記則往往搞得比較花哨，有的還加上幾句廣告式的宣傳文字，以招徠顧客。 上述刻本書籍版面的種種格式，統稱「版式」。不同時代、不同刻書地區、不同的刻書者，其書籍版式往往各具特色。因此在古籍版本學中，了解和研究版式的異同，是鑑定古籍版本的一個重要方面。 2．蝴蝶裝 蝴蝶裝又作「蝴蜨裝」，始於唐末，盛行於北宋。前面提到，蝴蝶裝的裝訂法，是每頁從中縫將有文字的兩個半頁對摺，背面空白處在外，然後把這樣對摺的一疊散頁用一張紙從前包裹到後，並將各頁折口處牢牢地粘連在這張紙上，以免脫落。 蝴蝶裝用以包裹書冊前後、形成封面和封底的紙，叫「書衣」（今稱「書皮」）。書衣往往內用軟紙，外加一層硬紙，有時還用綾錦為表，很像現在的精裝書。書衣封面左邊有時貼上張狹長的籤條，叫「書籤」，上寫書名、冊次，有時加上卷次。書冊的上端叫「書頭」或「書首」，下端叫「書根」，右邊粘連的一邊叫「書背」或「書脊」，左邊翻閱的一邊叫「書口」。由於蝴蝶裝的書衣都很堅硬結實，所以上架的方法與今天的書籍相似，是立放在書架上。只不過今天的書籍插立時是書背向外，書頭在上，書根向下壓在板上，而蝴蝶裝則是書背向上，書根向外，書口向下壓在板上。北京圖書館舊藏宋代蝴蝶裝《冊府元龜》和《歐陽文忠公集》，書根上寫著書名和卷次，而且是由書背的一側向書口一側直行向下書寫，書口處又有摩擦痕跡，這都是書口向下立放的證明。 蝴蝶裝在宋代似乎還有不用粘貼而用線縫的。宋人張邦基《墨莊漫錄》卷四說：「王洙原叔內翰嘗云：作書冊，粘葉為上，歲久脫爛，尋其次第，足可抄錄，屢得逸書，以此獲全。若縫繢，歲久斷絕，即難次序。」「他日得奇書，不復作縫繢也。」這裡所說的「縫繢」，就是指用線縫住單頁而成冊，其具體方法已不得其詳。不過，大概正是因為張邦基所說縫線斷絕後次序容易混亂，當時人較少採用。 3．包背裝 包背裝始於北宋末，一直沿用到明代中葉。包背裝書籍，書口正是書頁的版心，上刻篇名、書名、卷次、頁碼後，作用如同蝴蝶裝的書耳，查閱方便。但如果仍然採用蝴蝶裝的插架辦法，書口向下壓在書架上，經常磨損後勢必導致書頁從中縫處斷裂為兩半。這樣，不僅版心上的書名、篇名等不可辨識，翻閱和展讀時又會像蝴蝶裝那樣屢遇空白。因此，人們便改用平放上架的方法，把許多書平疊放置。既然是平放，書衣也就不必用硬質的材料了，這樣就出現了軟書衣。而書根上的書名、篇名之類，也就由上下直寫改為橫寫，如同後來的線裝書一樣。 包背裝的書籍，要想把每頁的兩邊牢牢地粘在書背上，比起蝴蝶裝更為費事。而需要粘連的兩個外邊，版框外又總有較寬的余紙，因此有人便採用新方法，在余紙上打二至三個小孔，再用紙捻穿進小孔，把一冊書訂牢。這打孔穿訂的一邊叫做「書腦」，外邊再用整張的書衣包裹起來，外表依然和包背裝一樣。這種經過改進的包背裝，就已經為後來的線裝打開了通路。 4．線裝 線裝書書腦一側的上下兩角容易磨損，有些貴重的書籍便用綾錦之類把書角包裹起來，叫「包角」。有時舊書修補或重裝。在每頁書里襯上一張白紙，叫「襯紙」。襯紙往往比原書紙長大，這樣修補或重裝的書籍，原書紙一般黃舊，襯底則潔白，黃白相間，人稱「金鑲玉」，又稱「袍套裝」或「惜古襯」。 散頁裝訂的書籍，特別是線裝書，封面內往往訂有空白紙，多的有二至三張，作用如同「贅簡」，起保護作用，這稱為「護頁」或「副頁」，也稱「看頁」。護葉後是題署書名及著作人姓名等的扉頁，過去稱「內封面」。卷末封底內，也訂有空白的護頁，過去人所作的題跋，就常寫在其上。 由於線裝書都是軟書衣，為保護書籍，也為便於上架收藏，明清以來的藏書家，還常為線裝書製作書套，又稱為「函」。套函一般用硬紙作襯裡，外面裱糊藍布，裡面裱糊白紙，把書籍的四邊包起，只留書頭和書根，再用兩個牙籤插緊。有的則把書頭和書根也包裹在內，稱為「四合套」。書套因為是用糨糊裱糊而成，易被鼠咬蟲蝕，日久又易散壞，所以有些人愛用「夾板」，就是用兩塊與書冊一樣大小的木板，上下兩頭各穿上一根帶子，把書冊夾緊扎牢。現在圖書館及私人收藏古籍，還常用套匣。這種套匣只包裹書冊的封面、封底、書頭、書根、書背，書口的一面空缺，書籍裝套時用夾板或者不用，由空缺的一面裝進去，套匣的書背上寫書名、卷數、作者等等。線裝書本來也是平放架上的，用書套之後，就可以像現代書籍一樣立放架上，既整齊美觀，又便於取用和放還。 如上所述，我國古代的書籍制度由簡牘到冊頁（葉），經歷了漫長的歷史過程和不同的發展階段。不同的書籍制度，總是與那一時期人類的文明程度相適應。書籍制度的發展歷程，也如同人類文明的各個方面一樣，沿著由低到高、由粗轉精的道路在不斷前進，其間凝聚著我國歷代人民的心血和智慧。由於書籍制度反映並決定著書籍的外部形態，因此可以說，無論哪種形式，在歷史上都曾對記錄和交流人類的思想情感、保存和傳播各種文化知識，起過舉足輕重的作用，因而對於中華民族幾千年悠久文明的形成，也具有不可低估的貢獻。 * * * ［1］　《尚書·洛誥》。 ［2］　《尚書·顧命》。 ［3］　《論衡·量知》。 ［4］　《太平御覽》卷六六〇引。按：此段文字，古今多以為應劭轉錄《別錄》原文，而余嘉錫先生則認為只是應劭自己對《別錄》中「已殺青」一語的解釋，見其《書籍制度補考》一文。此文原刊於《故宮博物院文獻館特刊》，後收入《余嘉錫論學雜著》下冊，中華書局，1963。 ［5］　《過零丁洋》。 ［6］　《春秋左傳正義·序》孔穎達《疏》。 ［7］　《儀禮·聘禮》賈公彥《疏》。 ［8］　王國維《簡牘檢署考》引《太平御覽》。 ［9］　參看馬衡《漢永光二年文書考釋》及《漢兵器簿記略》二文，見《凡將齋金石叢稿》卷七及《居延漢簡甲編》。 ［10］　湖南省文管會《長沙楊家灣M006號墓清理簡報》，《文物參考資料》1954年第12期。 ［11］　《漢書·禮樂志》顏師古《注》。 ［12］　參看吳九龍《銀雀山漢簡釋文》，文物出版社，1985，第11頁。 ［13］　見《史記·酷吏列傳》、《漢書·朱博傳》。 ［14］　《論衡·謝短》。 ［15］　吳九龍《銀雀山漢簡釋文》，第10—11頁。 ［16］　參看李學勤《東周與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1984，第342—346頁。 ［17］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文物出版社，1978，第83頁。 ［18］　吳九龍《銀雀山漢簡釋文》，第231頁。 ［19］　《莊子·天下》。 ［20］　《史記·秦始皇本紀》。 ［21］　《史記·滑稽列傳》。 ［22］　《簡牘檢署考》。 ［23］　參看李學勤《東周與秦代文明》，第352—357頁。 ［24］　《史記·高祖本紀》。 ［25］　《全漢文》卷五二。 ［26］　《後漢書·儒林傳》。 ［27］　《隋書·經籍志》。 ［28］　參看《馬王堆二、三號漢墓發掘簡報》，《文物》1974年第7期；及文物編輯委員會編《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第315頁。 ［29］　《隋書·經籍志》。 ［30］　曉菡《長沙馬王堆漢墓帛書概述》，《文物》1974年第9期。 ［31］　商承祚《戰國楚帛書述略》，《文物》1964年第9期。 ［32］　曉菡《長沙馬王堆漢墓帛書概述》，《文物》1974年第9期。 ［33］　張懷瓘《二王等書錄》。 ［34］　《隋書·經籍志》。 ［35］　見《漢書》卷九七下，《外戚傳》第六七下顏注引。 ［36］　黃文弼《羅布淖爾考古記》，國立北京大學出版部，1948，第168頁。 ［37］　潘吉星《中國科學技術史·造紙與印刷卷》，科學出版社，1999，第55—57頁。 ［38］　蕭東發《中國圖書出版印刷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第35頁。 ［39］　《晉書·左思傳》。 ［40］　《北堂書鈔》卷一〇四引王隱《晉書》。 ［41］　《洞天清錄集·古翰墨真跡辨》。 ［42］　參看賈思勰《齊民要術》卷三，《雜說第三十》「染潢及治書法」一節。 ［43］　沈括《夢溪筆談》卷一。 ［44］　程大昌《演繁露》卷一五。 ［45］　涵芬樓本《說郛》卷四八引侯延慶《退齋筆錄》。 ［46］　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第5卷《化學與相關技術》第一分冊《紙和印刷》序，劉祖慰譯，科學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47］　張秀民《中國印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第12頁。 ［48］　詳參蕭東發《中國圖書出版印刷史》，第54—57頁。 ［49］　〔日〕長澤規矩也《和漢書印刷歷史》，吉川弘文館，1992，第5—6頁。 ［50］　李致忠《〈無垢淨光大陀羅尼經〉譯製考》，《新聞出版報》，1996年12月。 ［51］　蕭東發《中國圖書出版印刷史》，第45頁。 ［52］　參蕭東發《中國圖書出版印刷史》，第58—59頁。 ［53］　元稹《元氏長慶集》卷五一。 ［54］　見《舊五代史·唐明宗紀》注引，及南宋佚名《愛日齋叢鈔》（《四庫全書》輯本）卷一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