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塔剎藝術探源 · 河北定縣開元寺塔

略史 開元寺在定縣南門內東側，從北宋中期建造偉大的磚塔——料敵塔以來，幾乎成為當地婦孺皆知的叢林，所以寺與塔的史料，散見於方誌和各種碑記中的，也以北宋和北宋以後的占據多數。近年來因料敵塔附近發現了證物多種，寺的沿革已可由北宋初年追溯到北魏末期的七帝寺，而《高僧傳》三集內所收的《貞辯傳》，尤可窺五代、後唐時，此寺已具有相當規模，足補自來記載的缺漏。茲先介紹民國《定縣誌》中搜集的各種新證物如次。 （一）北魏宣武帝正始二年（公元505年）所制的《七寶瓶銘》，敘述孝文帝太和十六年（公元492年）僧暉等為北魏諸帝造彌勒像的經過[1]。可惜此石在塔南出土後，移庋眾春園，不久即被人盜去，現在所能引用的，只有當時傳寫的銘文而已。幸據下面引用的隋開皇五年（公元585年）《七帝寺碑》，知僧暉所造的像，即屬於七帝寺之內[4]。 （二）東魏孝靜帝武定元年（公元543年）高歸彥施造的白大理石佛像殘座，也在塔南出土，現藏眾春園[2]。 （三）武定五年（公元547年）豐樂、七帝二寺的造像記，述邑義人等，為皇帝施造白玉龍樹思維像一區[3]，出土地點同前。 （四）隋開皇五年（公元585年）的《七帝寺碑》，現亦藏眾春園，內載此寺自僧暉造像後，不久即遭北周毀佛之厄，僧尼還俗，寺像俱廢。到隋開皇間，崔子石等施錢贖回寺址，及僧暉的門徒惠郁等重興寺像的經過[4]。並知隋開皇年間，凡是大縣都得建立僧、尼二寺，而七帝寺就是當時的縣寺，有僧眾一千三百餘人，規模異常宏大。 民國《定縣誌》根據以上四種證物，和當地最著名的隋開皇十六年（公元596年）《正解寺碑》，對於七帝寺的創建沿革，謂： 「七帝寺創於太和十五年（公元491年）。而十六年僧暉並造彌勒大佛，正始二年（公元505年）竣工，於是有七寶瓶之銘。中遭周武毀廢。開皇元年（公元581年）興復寺像，至五年而竣，於是開皇五年之碑以記興廢。十六年改名正解寺。」[5] 「……對於七寶寺□□□□……在，亦即開元寺之故地，與七帝寺同居一隅，決也。其或先名七帝，後改開元；抑或二寺，並峙相鄰，均無可徵。以□度之，似改七帝為開元，其說較長。」 今以現狀證之，宋以來的開元寺系位於料敵塔的南側。而上述各種遺物出土地點，俱在其附近，似《縣誌》所推測的七帝寺故址，尚可置信。至於北魏的七帝寺，到隋開皇年間改為正解寺一事，除前引諸文以外，又見於《縣誌》卷十八所釋的正解寺殘碑一文[5]，本文不必再為敘述矣。 其次唐代史料，則有民國十年料敵塔南出土的石匣，正面題有墨筆銘記，其中「永徽四年（公元653年）二月十五日舍利……」十餘字還可辨識。石匣內原藏有金槨、銀棺和盛有舍利的玻璃瓶等等，現除舍利遺失和玻璃瓶業已破碎以外，其餘各件，俱保存於定縣的民眾教育館內。按永徽為唐高宗的年號（公元650—655年），根據《梁書》卷五十四·扶南國傳，梁武帝中大通三年（公元531年）重建建康阿育王寺三重塔時，曾在塔下龍窟磉石下發現： 「磉下有石函。函內有鐵壺，以盛銀鉗。鉗內有金鏤罌，盛三舍利，如粟粒大，圓正光潔。又有琉璃碗，得四舍利及雙爪。」 及《法苑珠林》、《三寶感通錄》等書許多大同小異的記載，可證料敵塔附近發現的石匣，乃埋藏舍利之用。然則唐永徽間，此塔的南部建有墓塔，是毫無疑問的。至於開元寺的名稱始於何時。民國《定縣誌》謂： 「七帝者本元魏之祖，時移世易，故改寺名……後又名開元寺，沈擬為唐開元時所改，或可信。」[5] 根據著者從前調查的易州、鄭州、蘇州等處的開元寺，不是創建於唐開元年間，即是更名於此時；以此類推，似乎《縣誌》所記的尚無大謬。此外《高僧傳》三集·卷七·後唐定州開元寺貞辯傳中還有一段關於此寺的記載： 「釋貞辯，中山（即今定縣）人也。少知出塵，長誓修學。……負笈抵太原城聽習……洎王處直平，乃歸中山講訓。補故伽藍無不諧願……後終於此寺焉。」 按《縣誌》所載當地的開元寺僅僅只此一處，而《高僧傳》既在貞辯傳上，冠以「後唐定州開元寺」。又在傳中說「補故伽藍，無不諧願，……後終於此寺焉。」則貞辯補修的寺，即現在的開元寺十分明了。據著者所知道的範圍，「開元寺」三字之見於記載，實以此段文字為最早。 關於貞辯修治開元寺的年代，《高僧傳》內有：「洎王處直平，乃歸中山講訓」二語，可為研究的線索。按王處直事略，附見於《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二·王處存傳後。 「處直，字允明，處存母弟也。初為定州後院軍都知兵馬使，汴人入寇，處直拒戰不利而退，三軍大噪，推處直為帥。及部出奔，乃權留後事。汴將張存敬攻城，梯衝雲合。處直登城呼曰：『敝邑於朝廷未嘗不忠，於藩鄰未嘗失禮，不虞君之涉吾地，何也？』朱溫遣人報之曰：『何以附太原而弱鄰道？』處直報曰：『吾兄與太原同時立勛王室，地又親鄰，修好往來，常道也，請從此改圖。』溫許之，乃歸罪於孔目吏梁問。出絹十萬匹，牛酒以犒汴軍，存敬修盟而退。溫因表授旄鉞，檢左僕射。天祐元年（公元904年）加太保，封太原王。後仕偽梁，授北平王，檢校太尉。不數歲，復（整理者註：文史似脫漏「歸」一字）於莊宗。後十餘年，為其子都廢。歸私第，尋卒，年六十一。」 文中的溫，按照前後文，即梁太祖朱溫。今以前文與《舊五代史》梁太祖紀和後唐莊宗紀對照，知張存敬圍攻定州，事在唐昭宗光化元年（公元898年）。其後處直嘗附和汴軍，攻擊晉王李克用。到梁太祖開平三年（公元909年），進封北平王。次年冬，梁人慾收取鎮州（即今正定）和定州（即今定縣），處直乃與鎮州帥王鎔，連結投降於後唐莊宗，而與梁軍相抗。《高僧傳》中的「洎王處直平」，大概系指此事而言。故疑貞辯修補開元寺的年代，在梁開平三年（公元909年）後數年之內。 此寺自貞辯補修以後，不出百年，復有建造磚塔的壯舉。關於造塔的經過，《定州志》[6]、《畿輔通志》[7]和《圖書集成》[8]等書，載北宋時，寺僧有會能者嘗往西竺取經，獲舍利子東歸。到咸平四年（公元1001年），真宗詔令會能伐嘉山之木，修造此塔。嘉山在定縣城西四十里，以產喬木著稱，因此之故，當地人士至今還有「砍盡嘉山木，修成定州塔」的傳說。 按定州自五代中葉以後，為漢族和契丹混戰的區域，故北宋初期，襲用唐以來定武軍的舊名，屯集重兵，成為當時國防上的第一道防線。其後宋人雖然納帑議和，但是北邊守臣，或治河泊以限戎馬，或起浮圖以遠眺望，都是假借名義，密修邊備，為萬一時之用。此塔的建造理由，在表面上純為供養會能自印度取回的舍利，但雍正《定州志》說：「蓋築以望契丹者，故又名料敵塔。宋知州宋祁嘗記歲月於巔」。[6]而《燕山叢錄》也有同樣的記載[9]。可見它的真正原因，和保定拒馬河、景縣望夷塔並無何種差別。證以咸平始工，恰好在宋、遼交爭之際，此種傳說，實有成立的可能。不過據塔內走道壁面上所嵌的大中祥符和皇祐題名石多種，知當時修塔的費用，大部分由民眾捐輸，不全是政府支出的。 至於塔的建造和落成年代，現在有四種不同的記載： （一）北宋宋祁《景文集》中，《題開元寺塔詩》內有「經營一甲字」一語，其下注云：「自至道乙未經始，至至和歲乙未告成」[10]。所謂至道乙未，系太宗至道元年（公元995年），而至和乙未乃是仁宗的至和二年（公元1055年）。據《宋史》列傳，祁於仁宗時曾知定州軍事，親歷其境，見聞較切，所述的年代當然不是憑空杜撰的。 （二）…… （三）民國《定縣誌》引宋進等《修塔記》，說此塔成於真宗乾興元年（公元1022年）……仁宗至和二年（公元1055年），謂「以六十年而成一塔，似不近情」[11]。唯《修塔記》原文現在已經佚亡，不能證實此說的可靠與否。然而依事實言之，此塔高八十米，為現在我們知道的國內唯一最高的磚塔。在科學和工業尚未發達的北宋初期，要建造這種偉大工程，當然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而且工程經費的來源，據塔內遺留的題名石多種，大半出於臨時捐募。也許當時因經費和材料、運輸等等關係，屢輟屢造，不是事理所絕不許可的。故民國《定縣誌》疑惑的「以六十年而成一塔」，不能成為有力的反駁。 （四）…… 以上四種文獻內的年代，有真宗乾興元年和仁宗至和二年二種。現在塔內的碑刻，除去東北角崩塌部分，無法調查以外，其餘各部遺失的亦不在少數。根據此種殘缺不全的文獻，當然不能馬上得到正確的結論。不過據著者的意見，此四種史料中，正式興工以前，必經過相當長期的籌劃。所以宋祁在本人所作的詩下，特注「至道乙未經始」。但是實際上開工興造的日期，當然要以元大德碑所記述的咸平四年（公元1001年）七月十八日[13]，較為詳密可信。洎至真宗乾興元年，塔的一部或大部完成以後，或因經費支絀和工程上別種緣故，不得不暫時停頓，故宋祁有《修塔記》之作，告一段落。其後復繼續修造，到仁宗皇祐四年，塔頂才結尖了畢，而附屬工程則延至至和二年始告完成[16]。觀現存塔內第七層與第十一層走道壁面上所嵌的至和元年功德石二塊，即知宋祁說的「至和歲乙未告成」，實有所本。而「經營一甲子」一語，亦與事實大體符合也。 自宋以後，《縣誌》和《通志》對於金、元二代的文獻，並無隻字記載。僅據定縣民眾教育館所藏的《大金定州創建園教院記》，知當時此寺規模宏巨；除去原有的毗盧院、口教院以外，金世宗大定二年至十八年（公元1162—1178年），又在寺的東南角，修蓋圓教院一區，占地六十餘畝[12]。其後元成宗大德元年（公元1297年），中山府達魯花赤長達達復修葺寺塔和佛像等等，見塔內第一層《大元中山府大開元寺重修佛塔記》[13]。 降及明代，《圖書集成》載洪武末年都督平安撤除城內的華塔，補修城堞，並毀此塔四周的鐵幢，供製造軍器之用[8]。然考《明史》平安本傳和惠帝紀，安以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隨諸軍伐燕，二年八月，進屯定州，疑此事應屬於建文二年，不是洪武末年的事。憲宗成化十四年（公元1478年），御用監梁芳和典簿羅欽、知州韓文、同知黃敏、遞運所大使朱逵、指揮王輔、張杰等，曾合力修葺此塔。除《通志》記錄以外[7]，現在民眾教育館內，還藏有成化十四年《重修塔級檀越姓諱》石一方，可供參考。正德十四年（公元1519年）己卯，武宗南征宸濠，經過定州，曾登塔題記[8]。其後世宗嘉靖十四年（公元1535年），州人鮑日龍等修塔，有《重修浮圖之記》，現存於定縣民眾教育館內[14]。翌年，定州衛指揮致某，又重造塔上的青銅寶珠、葫蘆。《州志》雖未收入……（此處缺字），未曾完工。到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知州王大年續成其事，具見塔內第一層《重修寶塔佛像碑記》[10]。自此以後，此寺文獻異常缺乏，僅在第八層內部走道壁上，發現無關重要的乾隆二十七年（公元1762年）遊人題字而已。洎光緒十年（公元1884年）六月，塔東北面的外壁，自巔至地，忽然崩塌[17]、[18]，毀去全塔外殼四分之一（圖版4乙）。而寺內殿宇，也不知何時毀壞，到現在竟無片瓦寸椽存在。唯據傳說，其東南角一部，至清末猶未全毀雲。 塔為當地規模最大的古建築，從宋咸平四年始工以來，至本歲恰為九百三十五年。從前當地人士，每遇燈節，醵金懸燈，盛極一時[6]，可是慘禍也每每隨之產生。如康熙《縣誌》載明穆宗隆慶二年（公元1568年），和道光《縣誌》所載的乾隆三十八年（公元1773年），都因遊人誤聞州牧封門，驚恐逃避，壓死二三百人不等[17]。雖說事故的發生原因，異常離奇幼稚，然可觀此塔在崩塌以前，曾為民眾遊覽娛樂的場所。 綜合上述開元寺塔的建置經過，表列如後以供參考： 塔的位置及台基 民國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五月，著者與陳明達、趙法參二君調查此寺的時候，除去半毀的磚塔一座，孤立廢墟中外，所有全寺的堂殿門廡，都已化歸烏有。就現狀來說，開元寺的故基，系南北較東西略大的長方形。……處留有很完整的牆壁一段（圖版5乙），方向恰與塔身平行。經發掘的結果，這牆約高3米，其下與磚砌的基腳（footing），自牆面向外挑出少許，再下則為石砌的基礎（foundation）（插圖1）。足證此隆起部分，即是料敵塔的台基，年久頹廢，成此形狀者。台基的南部面積很廣，據當地一般人的傳說，從前塔前曾建有三開間佛殿一座。可是現在此部破壞過，無法追索原來的情狀。自塔以北，有東西方向的橫街一條，緊接於後。街的北面，民居駢列，而中央又辟有小巷一條，南端正對料敵塔（圖版4乙），北端通至城內最繁盛的東大街。可見塔北一帶，原不屬於此寺範圍之內。 根據現狀與前引各種史料互相參照，知此寺平面的發展，可分為三期。第一期在全寺的西南角，即北魏以來的七帝寺、正解寺和唐開元寺原有的範圍，故所有北魏、東魏的造像銘刻，以及唐永徽間舍利石匣等，都發現於此一帶之內。第二期在全寺的西北角，即北宋會能建塔的地點。據著者的觀察，此塔約高80米，其台身及台基所占面積頗為廣大，而原有的開元寺為地勢所限，既不能如北魏洛陽永寧寺和遼佛宮、普慶諸寺的塔，建於佛殿之前，又不能遵照唐·道宣《戒壇圖經》所述正中佛院的制度，直接置於佛殿之後，故只能在寺的後面，另闢一區供建塔之用。因此之故，寺與塔遂一前一後，成為對立的形狀。第三期在全寺的東側和東南角，就是金大定年間增建的圓教院。自此部加入之後，致使原來的開元寺和料敵塔，都偏於西側。不過以上所述，純系一種設想，確否如是，非待事實證明後，不能作為結論。 塔的平面 塔的平面採用八角形，但各層東、西、南、北四面的面闊，較其餘四面稍大（增出10厘米），精密言之，並非等邊八角形。 塔的外觀雖為十一層，可是第一層特別高聳（圖版3）。故利用平座的地位，在內部添設暗層，成為十二層。茲自下而上，逐層分敘如次。 第一層　在東、南、西、北四面，各闢入口一處（圖版1），其餘東南、西南、西北三隅面皆為平坦的壁體，未設門窗。據一般的傳說，其東北面從前亦設有入口一處，適與塔心內的梯級相對，可是北部現在恰已崩塌，無法證明，故本文圖版1內未予繪入。門內的走道隨著外壁環繞，而在中央砌有八角形的塔心，自上而下直達塔頂。凡各層梯級都藏於塔心裏面，為此塔結構上最重要的部分。第一層塔心的結構，因塔內東南、西南、西北三面的走道，現在全部用磚封砌，達於平棊附近，致不能作精密的調查。但據露出部分，知暗層在塔心內，建八角形……一尊，自像後繞至梯級的上口，可升至第二層（插圖2）。 第二層　在塔身外設有平座，唯平座之上未施欄杆。其外壁東、西、南、北四面亦各闢一門，和第一層完全類似，但是窗的結構，則非下層所有。其中東南與西北二面皆用假窗，浮雕幾何形花紋，獨西南面因梯級的緣故，改為真窗（圖版4甲）。窗很小，上加發券，不和其他假窗調和，極不可解。內部走道與塔心的配置，略如下層，可是塔心僅在東、南、北三面各設佛龕一處（圖版1）。西南面設梯級下口。而東、西二面則在近北端處，又各闢梯級上口一處，至中點會合，留有正方形的Landing一塊（插圖3）。Landing的南側，設佛龕一，北側仍構梯級，通至第三層。按此塔之梯，各層都用直上式，其成轉折形狀者，只此一處而已。 第三層　以上至第十一層皆於塔外施疊澀式的出檐，上口平坦，兼平座、出檐為一。第三層的外壁，除東、西、南、北四門以外，俱施假窗。塔心則在東、西二面各設佛龕一處。梯級上口設於南面，下口設於北面，在平面上與第二層梯級靠北的一段，恰相重合（圖版1）。 第四層　門窗同前。塔心的西、南二面，各闢佛龕一處。唯梯級的位置，上口設於塔心東面，下口設於北面，在平面上成為十字交叉的形狀（圖版1）。自此以上，僅僅只有第八層的梯級與第三層一致，其餘皆採用本層所用的方法。同時各層梯級的上口，自東而北，自北而西；而下口則自北而西，自西而南，逐層轉換90°角度，成為周而復始的形態。此種方式，又見於河北景縣的望夷塔，不過它的迴轉方向，恰和此塔相反。 第五層　平面，將梯級上口改於塔心的北面，下口改於西面。東、南二面各設佛龕一處（圖版1）。 第六層　梯級上口，依順序轉至塔心的西面，下口轉至南面，餘二面仍設佛龕（圖版2）。 第七層　…… 第八層　…… 第九層　…… 設佛完（圖版2），門窗的排列，自第四層至此，悉准第三層。 第十層　梯級的平面和上、下二層都成十字形，而上口則設於塔心北面，下口西面，餘二面設佛龕各一（圖版2）。窗的結構到此層忽然全部改為發券式的門，其高度與寬度，和東、西、南、北四面的門採用同一尺寸。 第十一層　平面更為簡單，僅在塔心的南面設梯級下口，北面設佛龕一處而已（圖版2）。外壁每面設門一處，與第十層相同。又此層在東南角辟天窗一處（圖版15甲），可自此上達塔頂。 綜合以上所述，此塔在平面上有二種值得注意的長處和缺點。它的長處，系在內部設有八角形的塔心柱，自基至頂，將各層梯級藏於塔心裏面，不但為唐代初期的大雁塔、小雁塔所未有，就是比北宋同期諸塔置梯級於走道內的，更為方便整齊。它的缺點即各層都在東、南、西、北四面辟門，其餘四面除最上兩層以外，俱使用假窗。這種方法使有門的四面，與……不能平衡，而且……來，要步東北角的後塵。到那時塔心能否不受影響，卻是很大的疑問。故就此點言，它的結構遠不及江蘇吳縣羅漢院雙塔，將各層門窗的位置依次調換，可以免除此種缺點。 外觀 式樣： 此塔八角十一層，而第一層比例稍高，故在腰檐上，再加平座一層（圖版3）。自此以上，各層僅施疊澀式的出檐，並無平座和柱額、斗拱等類的裝飾，手法異常簡潔。其各層高度和直徑的比例，也均能搭配勻當，如初寫黃庭，恰到好處；而且外輪廓線復具有很輕快的Entasis，故塔的形狀秀麗瑩潔，為北宋磚塔中不可多得的佳構。 此塔第一層雖然較高，但其上各層的出檐，並非重疊密接。而出檐的手法，又墨守北魏嵩岳寺塔以來慣用的疊澀式，故在式樣上，只能謂為多層疊澀檐的塔。如與唐代磚塔比較，則此塔顯系承襲唐長安香積寺塔的衣缽。所不同的是塔的平面由正方形改為八角形，以及第一層出檐上增設平座而已。 比例： 關於塔高和塔圍的比例，舊籍中往往載有極簡略的法則，歸納起來，可分為二種： 1. 蘇州姚補雲先生所著的《營造法原》內謂：「塔盤外階沿口周圍總數，即塔葫蘆尖至地高低。」換言之，塔的高度等於階台周圍的總長。不過著者曾核算蘇州羅漢院雙塔的尺寸，並不與姚先生所述的符合。 2. 河北易縣宋千佛塔有明正統十四年《重修舍利塔記》，說「塔高一百又十尺，圍以稱之」。《圖書集成》神異典記述山西應州佛宮寺，也說「塔高三十六丈，周圍如之」。此外《江西通志》載清佟國勷重修南昌繩金塔，內有「高十丈六寸，八方周圍共十丈一尺六寸」數語，都是說塔高等於塔圍。按此所謂的塔圍，也許就指塔身第一層的外圍長度而言。但是此三者中，千佛塔和繩金塔未經調查；佛宮寺塔據梁思成先生測量的結果，也與《圖書集成》所說的未能符合。 此塔的高度，據余輩測量所得的數字，自第一層塔內的地面至塔頂，共高79米92厘米，為現在我們所知道的國內最高磚塔。其第一層的外圍，除去東北崩塌的三面無法量計外，其餘五面，平均寬9.99米。以此為根據，推算第一層外圍的總數為79.92米。在前述二種原則中，與第二種適相符合。不過此塔的寶珠，曾經明嘉靖間一度重修，是否和原來的高度相等，實屬疑問。故此問題決非今日根據少數之例所能解決的。 第一層塔身的直徑約為塔高四分之一強，自此以上，逐層收小。至第十一層，比最下的第一層約減去百分之四十二，與本輯所載吳縣羅漢院雙塔的比例相差不遠。各層直徑縮小的尺寸，雖未能為有規律的遞減數，但可注意的是自第三層到第七層，各層所減之數甚微。可是從第八層起，此數…… ……查以後，恐怕不易發現正確的結論。 此塔各層的高度，據測量結果，也未成為遞減式。其中最特別的，是第四層反比第三層稍高，第七層與第八層僅差兩厘米，都是異常奇特的現象。茲將實測尺寸，表列於後面以供參考。 平座： 此塔的平座，僅設於第一層出檐上面，其餘諸層均無此制。平座上所施磚制的斗拱，排列異常叢密，其外觀結構可分為二種： 1. 最普通的僅用偷心華拱三跳，跳頭上施素枋一層，無瓜子拱與令拱（圖版8甲），不過素枋的背面，向後延長與下層素枋或柱頭枋的上皮相交，與木造物稍異（插圖4）。櫨斗的左右，僅用柱頭枋一層，表面未隱出泥道拱，也異常簡單古樸。 2. 前述偷心華拱，每隔二朵，又插入具有斜拱的斗拱一朵（圖版8乙）；其結構在櫨斗的左右角，各施斜華拱一縫，每縫三跳。櫨斗的中央則改為普通華拱二跳，跳頭上安設翼形拱一具，托於平座外口的素枋下面，故中央華拱的出跳，比兩側者稍大（插圖4）。 除此塔外，現存山東、河南二省的北宋磚塔，使用斜拱和翼形拱者，在數量上，不及普通斗拱之多，可見此種式樣，純系地理的關係，接受燕雲一帶木建築的影響。斗拱上的彩畫，有紅地上畫黑道，及米色上施綠道的二種。 出檐： 各層出檐的結構，系用疊澀式的磚向外逐層挑出。其最下一層的疊澀，大抵用磚三層。其次用磚二層。自此以上至於檐口，皆用一層。而各層疊澀挑出的長度，愈往上愈增加（圖版11甲），故在斷面上，成向內凹入的曲線（圖版9乙、10甲）。案北魏嵩岳寺塔以來，凡規模較大的磚塔，幾乎都是如此，僅本刊所載的濟源縣延慶寺塔和其他少數墓塔與小石塔等，斷面偶然採用直線而已。此塔因建於北宋初期，所以出檐的結構還謹守舊型。唯自此以後，木構式樣磚塔日趨發達，此項方法便稀如星鳳矣。又此塔出檐之內，每每夾用木骨，以補助磚的荷載力，也是極可注意的事項。 出檐外口離塔心的距離，第二、第三兩層相差無幾。自第四層起逐漸增大，殆為塔心外輪線構成Entasis的主要原因。其尺寸如下： 出檐上所塗的色彩依疊澀的層次，用朱、綠、黃、黑、灰等色，互相綜錯。同時在門券上，另繪繚繞而上的火焰，至出檐外口為止。 出檐的上口僅第一層和第十一層鋪瓦，其餘各層都鋪砌青磚（圖版9甲），故其功用實兼出檐與平座為一。 門： 第一層在東、西、南、北四面辟門。門上加圓券。券的直徑，比門的面闊稍大，無疑地乃從前施工時為裝設架木起見，採取此種式樣（插圖5）。圓券正中的龍門石上，粉有深紅色的矢狀裝飾，也許表示尖拱的意義。其外再加方框，框的上部施有扁而長的門簪二個，和遼代遺構一致。框外再飾花邊一道，隱出卷草和龍鳳，簡潔矯健（圖版7甲），不類明以後的作品。 花邊上所施磚木合構的雨搭，完全模仿木建築的形式（圖版6乙）。最下用闌額一層，自牆面挑出少許，兩端施木製的垂蓮柱。闌額伸出柱外的部分，與普拍枋轉角處所刻的海棠曲線，均像元代慣用的手法。其上再施四鋪作單昂斗拱四朵，間隔頗為疏朗。昂系木製。耍頭雕作龍首形，和大同善化寺金天會、皇統間建造的三聖殿異常類似（圖版7乙）。令拱上的替木業已連續為一，唯橑檐枋仍保持長方形的斷面。此外，櫨斗兩側所施拱身較高的泥道拱，和柱頭枋表面隱出的正心慢拱，都非明以後所能見到的。檐端用方椽二層，其上瓦壟現已凋落，只存微微反曲的博脊，和兩端綠琉璃的獸頭而已（圖版6乙）。據式樣判斷，此門和雨搭雖不能斷為北宋至和年間的原物，但至遲也不能比元代更晚，不過獸頭、瓦飾當然不在此列。 入口各部所塗的色彩，雖然大部分已經剝落，還可辨出邊框內的花紋，塗有紅色。斗拱塗綠色。墊拱板綠地紅邊，中央描繪花紋。橑檐枋正面塗紅色，底面塗綠色。 上層各門的面闊和高度，隨著塔身的比例，逐層縮小。門的上部，大都在圓券處施過梁一根，上面疊砌磚壁。門框上又飾以門簪二個，雕刻各種花紋。框的外面僅加簡單的外線，無別種裝飾。 窗： 此塔第二層至第九層的窗，除第二層西南面用發券式真窗（圖版10甲）以外，其餘都在牆面上浮雕假窗（圖版4甲）。窗的周圍做出邊框形式（插圖6），很像唐會善寺淨藏禪師塔的手法。框內的欞子共計十一種，其中僅第九層使用直欞，余皆為幾何形花紋。內有六角形內配列菱花的一種（圖版10乙），顯為明、清二代菱花槅的祖先，很足珍貴。欞子及子桯，從前塗有紅色。 塔頂： 塔頂筒瓦系以綠色琉璃瓦和布瓦合用一處，而垂脊則純為綠琉璃制，表面刻有龍雲（圖版11乙），這顯然表示塔頂全部原來都用琉璃瓦，而布瓦乃後來所加的。但青灰色的板瓦尺寸頗大，其底部復附有凸起的圓釘一排，即使為後代所葺，也應年代較早。垂脊的前端，各置鐵人一軀（圖版12甲），依山東靈岩寺辟支塔所示的式樣，此鐵人系牽挽相輪下鐵鏈用的，可是此塔現在並無鐵鏈，也許在明嘉靖重修時，與相輪同時取消亦未可知。 垂脊的上端，飾有獸首。其上再施反疊澀的磚，向內收進。再次在八角形須彌座上，置比例雄巨的蓮瓣一層（圖版12乙），其尖端恰與下面的垂脊相對（插圖7）。蓮瓣中央累砌崇峻的台座，下廣上削，平面皆作圓形。其上裝置鐵制的俯蓮。次八角形束腰，表面飾以八卦文，次仰蓮，次鐵座，鑄有「大明嘉靖十五年（公元1536年）三月造，定州衛致指揮施鐸」十餘字。最上則施青銅製的寶珠與葫蘆（圖版12乙）。縱觀此部結構，已將佛塔上最重要的覆缽和相輪全部略去，足以證明代磚塔的剎，已盡忘北魏以來的舊型了。 內部結構 外壁： 此塔外部壁體的厚度，極不規則，為敘述便利計，姑大體分為四種。（甲）厚度在4.5米者僅第一層一處。（乙）第二、三、四層，同為3.16米。（丙）第五層至第九層變化於2米與3米之間。（丁）第十層與十一層，在2米以內。雖然各層的厚度由下而上，自4.5米減至1米餘，可是據核算的結果，所減之數，並未成為有規律的遞減數，恰與前述塔身的直徑同一情狀。 外壁的砌法，據東北角崩塌處所示，牆的內、外二面，皆隨著八角形每面的方向，各砌有Stretching course一層，不與內部壁體聯絡。故二者之間，現已發生裂縫，有隨時分離的危險（圖版13甲）。又壁內往往在平棊上，砌有平面45°的磚數層（圖版13乙），也許因聯絡內外的緣故，採用此種方法。 牆壁上的發券和穹窿，使用普通磚砌成單券，施工異常草率，故裂縫和脫落的地方隨處可以發現（圖版14甲、乙）。又走道穹窿的轉角處，及第十一層氣窗下，並無磚骨（Rib）承托（圖版14甲、15甲），都可表示當時匠工對於此種結構，實無深刻的認識。 走道： 外壁和塔身的中間，辟有走道。走道的上部有二種不同的結構： （一）第一層至第七層，在平棊上面，自兩側牆壁用疊澀式（Cobelling）的磚相向挑出（圖版16乙），以承載上部的重量。其上所砌之磚，除磚的長面與走廊方向平行外，其間又插入平面45°的磚數層（圖版17甲）。不但疊澀上如此，甚至近走道表面處也偶然使用此法（圖版17乙）。不過走道表面的磚縫，則多與走廊方向成90°的直角。又走廊轉角處的「虎頭倒」，或用或不用亦不一律。 （二）第八層以上至第十一層，未施平棊，僅僅在走道上構Stretching coarse的穹窿（Barrel Vanlt），異常簡單。 斗拱及平棊： 走道上部的斗拱和平棊的結構，只有第二層在平棊下，用偷心華拱三跳。其餘第一層和第三、四、五、六、七等層，皆為二跳。茲以第一、第二兩層為代表述敘如後。 第一層走道的上部，自壁面砌出柱與闌額，其上直接排列磚制的斗拱，並無普拍枋（插圖9）。斗拱的朵數，在走道外側者，每面連轉角鋪作，共計十二朵；內側則僅八朵。櫨斗正面，出偷心華拱二跳。第一跳跳頭上施素枋，第二跳施算桯枋（圖版18甲），櫨斗兩側則施柱頭枋。所有拱和枋的結構，都能顧及到材料的本質，採用與磚質相宜的比例，而不為過分的模仿。算桯枋上面，又擱置扁而平的支條磚，上面做出□口，以承載天花磚（插圖8）。而每一天花磚之間，又施斷面狹而高的支條磚（圖版18乙），在平面上和算桯枋成九十度角度。不過現在走道內側的斗拱，比外側稍高，不知是受外壁沉陷的影響，抑原來即已如此。 天花磚的底面，浮雕極精美的幾何形花紋和龍鳳、花鳥等等（圖版19甲、乙），構圖、描線俱臻上選，為此塔雕飾中最精彩的一部。此項手法，又見於北宋山東長清靈岩寺辟支塔，和河南武安的常樂寺塔，知為當時磚塔中通行的方法。 第二層在走道闌額上，外圍施斗拱九朵，內圍七朵。其結構與第一層不同的地方：（一）偷心華拱增為三跳（圖版20）。（二）每隔一朵，插用具有斜拱的斗拱一朵（圖版20），形制結構和前述外側平座的斜拱完全符合。（三）華拱跳頭上所施的素枋和算桯枋，也與平座一樣，未做出枋的真正形狀（插圖9）。走道轉角處的斗拱，則多數用華拱三跳，承托角上的算桯枋（圖版20甲）。但也有在第二層華拱上面，僅施翼形拱一具的（圖版20乙）。其上之天花磚尚保存十之八九，所雕花紋精巧而富變化（圖版20甲、乙，21甲），內有浮雕寶相花的一塊，葉上所塗綠色還未完全剝落，足證從前此類磚上，都施有彩色。 前述第一、第二兩層的斗拱，雖然因磚造之故，不能與木造物的比例完全符合，可是大體相差不遠，並且櫨斗與交互斗的「欹」和華拱上的「栔」都比較高，足為北宋建造的證據。茲將實測尺寸表列如次，以供參考。 第三層以上，偷心華拱復減為二跳（圖版21乙—23甲），拱的比例也隨之減小。不過各層斗拱的朵數或多或少，卻參差不一；如第七層與第二層一致，而第四層每面外圍用十朵，內圍用八朵，反比第二層增多。 第三層的平棊天花磚尚存全數十分之六。可是自此以上，因走道高度逐層減低的緣故，竟被盜去大部。而第五、第七兩層，除天花磚外，又有在木板表面，描繪和下層磚刻同樣的花紋，大概是後代修理時添補的。 關於斗拱上所施的彩畫，最下三層現已剝落。唯第四層櫨斗和拱的外棱緣道，都用墨色；其內繪綠色的「退暈」二道——即由淺綠退至深綠——中央再加黑心（插圖10）。櫨斗的「欹」則另施綠色蓮瓣，與河北省南部及河南省北部通用的方法一致。第五層至第七層的斗拱，均在灰地上加黑緣道和黑心，無暈（插圖10）。素枋與算桯枋、平棊枋等，都是正面塗黑色底面塗紅色，上加回文。支條磚與天花磚俱塗綠色。此種灰地黑緣道的彩畫，又見於河北安平縣聖姑廟，在時間上，恐怕不能比明代更早。 塔心： 此塔在走道內，構有八角形的塔心，內藏梯級，外設佛龕，不論在功用上或結構上，都為全塔最重要的部分。其法是否受木塔中心柱的暗示，抑因環行禮拜的緣故，或從北魏石窟的支提塔演變而成，現在尚難斷定。然而在結構上，此塔外壁崩塌四分之一，仍能屹然健在，不能不歸功於塔心的結構異常堅牢，足以維繫其他未倒塌部分的緣故。 塔心結構因為各層外壁都是向內收進，故塔心的直徑也隨之縮減。並且各層平棊下的斗拱和外側的平座斗拱異常類似，致使觀者從缺口上瞻望，往往誤會大塔之內另有小塔一座（圖版5甲）。最初發表此項誤解文字的，就是關野貞與常盤大定著的《支那佛教史跡》。現在翻譯該書《評解》第五冊第203頁中關於此塔的記載如次： 「塔內更有一小塔，四面設佛龕，安置佛像。兩塔的中間設步道依梯級而登，得達最上層。下層步道上面構有平棊，內浮雕很精美的幾何形紋樣及花鳥等等。第二層以上，則為穹窿。」 按文中的錯誤，共有三點。（甲）誤認塔心另為一塔。（乙）誤梯級設於走道之內。（丙）誤第二層以上，走道上所覆的為穹窿。大概關野、常盤二氏調查此塔時，因為塔門封閉，未曾登塔細查，而日後又依相片和追憶加以描寫，以致發生上述的錯誤。其後喜龍仁（O.Sirien）在他的巨著《中國美術史》（History of Chinese Art）內，也以訛傳訛，抄襲內、外兩塔的臆說。本文著者為尊重事實起見，不得不加以辯正。 暗層： 第一層和第二層的中間，在塔心內構有等邊八角形小室一間，每面約寬2米（插圖2），現在室內磚砌的普拍枋業已大部殘毀，唯斗拱則尚保存完好。斗拱分二種：（甲）在角上者，施華拱三跳；（乙）角拱至角拱之間，每面再施補間鋪作一朵（圖版24甲），其結構為在櫨斗正中用華拱二跳及翼形拱，兩側再加斜華拱三跳（插圖11），與外部平座的斗拱完全相同。又櫨斗左、右和華拱跳頭上，僅僅施柱頭枋及素枋，表面連拱交隱，如鴛鴦交手拱的形狀（圖版23乙）。 前述華拱第三跳的前端，載算桯枋一層，構成八角形的井口。據說從前井口上面，曾有周斜中平的木造藻井，但現在全部毀壞，不能證實。算桯枋後面，順著下部牆壁的方向，砌直磚一排，其上再構尖狀的穹窿（Dome），其高度比半徑約增三分之一（插圖11）。Dome的表面再施類似陽馬的磚骨（Rib）八條（圖版24甲、乙）至中點留有圓形面積一塊，全體形范很像大同華嚴寺薄伽教藏殿的藻井。也許此部原來就是模仿木建築而造的，不過平面上的差別，一為八角形，一為圓形而已。磚骨與磚骨之間逐層挑出的磚，和磚骨本身均用極簡單的疊澀式（插圖11），可見我國的建築匠工，自漢以來，雖經過很長遠的時間，還不知應用發券的方法，造出真正的穹窿來。 梯級： 此塔的梯級全部藏在塔心裏面，除去第一層東北角因崩塌之故無法查驗，和第二層用轉角式以外，其餘各層皆取直上的方式。後者之內，雖偶然有上、下二層互相重合的地方，但大多數成為十字交叉形狀（圖版1、2），與山東長清縣靈岩寺辟支塔和兗州興隆寺塔，均屬於同系統之內。又梯級上所覆的穹窿，在從斷面上成Step形狀（圖版25甲）。每一step的長度，雖間有超過二米以上的，但以二米以內者占據多數。 關於第二層梯級轉角處的結構（插圖3），在正方形Landing的四面，構有圓券；券高70厘米，四隅砌出三角形的斜面，貼於八角形藻井之下（圖版25乙）。其結構式樣和前述暗層內的大同小異。此外南方宋代磚塔中，如蘇州羅漢院雙塔、報恩寺塔，杭州開化寺六和塔等，都採用同樣方式，可知此種小藻井在當時很為普及。 其他事項 壁畫： 塔內壁畫，以第四層東南、西南二面走道壁上所繪的年代最古。現在一切色彩雖然受長時間自然力的摧殘，幾乎全部變成黑色，可是它的描線簡勁，神情靈活和背面古樸的竹景等等（圖版26甲至27甲），不像明、清人的手筆。又第八層走道壁面上所繪的佛像，每面有二尊與八尊二種。其西南面佛像下面題有：「崇禎十四年（公元1641年）本州催□□」等字。而南面有崇禎六年（公元1633年）和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題字，西北面有乾隆二十七年（公元1762年）六月題字。根據佛像的姿態、衣褶與上部流雲的式樣，確係道地的明代作品（圖版27乙）。 佛像： 此寺佛像現在共存三尊。一為定縣民教育館內所藏的銅像，《縣誌》謂為宋崇寧[19]。……恐至早不能超過明代中葉。 碑刻： 塔內的碑刻除一部分業已遺失，和東北面崩塌處無法考察以外，其樹立於走道內或嵌入壁面上的尚有三十餘通。其中《縣誌》所稱石、文俱佚的宋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劉荃等《修塔記》，還嵌在第七層走道內；而皇祐四年（公元1052年）耿素等《修塔記》則在第十層；至和元年趙成等《修塔記》在第十一層，俱未遺失。茲將石刻目錄表列如後，以供留心此塔文獻者參考。 注釋 [1]民國《定縣誌》卷十八《七寶瓶銘》：正始二年正書。石形如盆，周少低，中央為圓空，文分上、下兩列，刻於四面，回讀右行。「太和十六年（公元492年），道人僧暈為七帝建三丈八彌勒像、二菩薩，□□文造素，至景明二年鑄鐫竟。正始二年（公元505年）歲次乙酉二月壬寅朔四月銘旨，三州教化大像，用赤金三十六萬六千四百斤，黃金二千□百斤。二菩薩用赤金四萬六千斤，黃金一千一百斤。大魏今上皇帝陛下，忠慕□追，孝誠通敏，班旨三州，率宣功就，略表始末，銘之後代耳。七寶瓶前定州刺史彭城王元勰、定州刺史城陽王元鸞。」 此石民國初在料敵塔前出土，旋移置眾春園御碑房下，逾年為奸人竊去，或雲已售之天津李小石氏矣。按七帝寺之建，不見於史。而太和十五年（公元491年），魏之太廟始成，遷七廟神主於新廟。當時或以中山重鎮，仿建七廟，若陪都然。《集古錄》謂宣武帝以七廟所立，謂之七帝寺。以此刻證之，太和十六年已為七帝造像，則七帝寺殆建於孝文之世，非宣武決也。既立七廟，刺史元鸞遂造像為七帝祈福。史稱元鸞篤信佛法，此亦一證。其列前刺史元勰者，勰當時有清名重望，雖去位，猶列之也。景明二年（公元501年），明年「二」字雖泐，可以考定。余參見《正解寺碑》下。 [2]民國《定縣誌》卷十八·高歸彥《造像記》，武定元年正書，二十七行，行七字。「蓋聞般若無源，慈悲有感。眾生啟寤，孰不尊崇。大魏使持節都督定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定州刺史當州大都督弟子高歸彥，不識過去，幸睹現世。憑緣□果，兼修將來。寂相淵微，理非可測。遂乃發此至心，割彼資業。廣采名將（疑應作『匠』），琢餝妙形。粵以武定元年歲次癸酉四月庚申朔八日丁卯，敬造白玉釋迦像一區。所願法幢常建，香津普流。帝道昇平，緇素同盛。大丞相勃海王明德彌融，慶流苗裔。家門大小，皆蒙福護。百祿盈朝，七寶曜室。男喆女賢，光顯內外。與諸品類，共霑梵澤」。 此石記文完好無缺，於民國初年在料敵塔前出土，蓋七帝寺故基也……今存眾春園。 [3]民國《定縣誌》卷十八·《豐樂、七帝二寺造像記》，武定五年（公元547年）正書，十五行，行五字。記文下方題名十八行，行八字。 「大魏武定五年歲次乙卯二月戊辰朔八日，豐樂、七帝二寺邑義人等，慨悼浮俗，生滅難遣。眾行然，知何自運。故仰為皇帝陛下、師僧父母、旁地眾生，敬造白玉龍樹思唯像一區，詳崇供養。上坐僧寵、上坐慧郁、寶藏、知朗……」 按七帝寺在料敵塔南，豐樂當亦在七帝寺左近。石於近年出土，今存眾春園……上坐僧慧郁，與開皇五年《七帝寺碑》之慧郁當是一人。 [4]民國《定縣誌》卷十八·《七帝寺碑》，開皇五年（公元585年）正書，三十二行，行二十三字。 「大隋開皇五年歲次乙巳八月乙酉朔十五日己亥，前定州沙門都故魏七帝舊寺主惠郁、像主玄凝等，以先師僧暈，去太和十六年敬造三丈八彌勒金像。至後周建德六年歲次丁酉，破減大像，僧尼還俗。至七年六月，周帝宇文邕因滅三寶，見受迦摩羅之患，扶天元，承帝改為宣政。至二年，以父壞法破僧，願造大像，即改為大象元年。但周將滅，未即（疑應作『幾』）禪位。大隋國帝主楊堅，建元開皇。自聖君馭宇，俗易風移。□天民寧，八方調順。護持三寶，率遣興修。前詔後敕，佛法為首。惠郁共弟子玄凝等，願欲修理本寺。□復前像。舊□□他，悲號無及。離之詠，泣育心口。賴摩訶檀越前定州贊治并州總管府戶曹參軍博陵人崔子石、前薩甫下司錄商人何永康二人，同贖得七帝寺院，價等布金，貴余祗樹。一發檀那，雙心俱施。並為俗寺主。從開皇元年造像頭手。並鎶大鐘。至五年素起身跗，兼修寶殿。計七匣桂像，用布一萬七千五百斤，用柒（整理者註：疑為『漆』）十二百升，黃金八萬七千薄。像及殿合用錢五千七百貫。忽蒙敕旨，大縣別聽立僧、尼兩寺。安熹令裴世元、王、劉二尉等，以七寺舊所，像殿俱興。遂申州表省，置為縣寺。兼道引群僚，口率二長，詳崇結邑，尊事伽藍。並十二州左開府其元兵、右開府和元志、副儀同宇文義，演說軍人，異心歸善。胡、漢士女邑義一千五百人並心，四方並助。前刺史昌平公元嚴，後刺史南陳公豆盧通，並首尾匡究，慰喻經紀。像成殿就，並賴二公。但周帝滅像，患報非輕，勸今世後世，須尊重。像□之下，不安寶物。有奸盜，破毀口財。敬之敬之，銘示千載。寺僧曇識、僧道□、僧寶觀、僧修靜、僧道澤、僧昞□、僧洪顧、僧明儒、僧弁明、僧曇珵，合寺一千三百僧。都維那郭仲口、王貴洛、鄭倡敬、董景賓、衛默鬼、牛洪、段暈伯、王鬍子、許神度、董叔仁、宋遵、楊零賓、王純陁、李波利、楊伽。素（整理者註：疑為『塑』）像匠邢洪演、趙文遠、蘇奉仁。柒（疑為『漆』）匠劉松柏、路元和。大殿木匠王祖、李孝威、益君英。銘文王良預。書手劉雅銘。石匠楊靜岩、郭登、郭悅。都當維那東方景仲，劉洪遵。」 按此碑與《七寶瓶銘》及《正解寺碑》三石，相為首尾。《七寶銘》為僧暉初次造彌勒像而記者也。像成，遭周武之厄，像寺俱廢。至開皇五年，僧暉弟子惠郁重新修復寺像，此碑正記其事，於周武之毀佛教，三致意焉。《集古錄》未見此碑，但見《正解寺碑》，遂謂寺基為贊治崔子石所舍。以此碑證之，知寺基已為周武時充公售出，至此崔子石與何永康施錢贖回，非崔一人之力，亦非寺屬於崔也。僧暈，系暉字移日於上，觀《正解寺碑》陰，並作比丘僧暉可證。石與高歸彥造像同在料敵塔南出土，今存眾春園。 [5]民國《定縣誌》十八·《正解寺殘碑》。開皇十六年，分書共四段。首段十六行，次段三十六行，三段二十一行，四段十三行。碑陰三十七行。高一尺四寸八分，廣四尺三寸。行存十字、十二三字不等。 此碑舊著於《集古錄》、《寶刻叢編》，皆雲《正解寺碑》隋昌劉鼎卿撰。而《寶刻叢編》、《金石考》另載有《七祖堂記》。光緒初《畿輔通志》疑與此為一碑而兩收者，大約□□《七祖堂記》，非指此碑，即指《七寶瓶銘》而言也。此碑已殘破，今存者共四段。其首段舊在城內開元廢寺，道光戊戌，知府沈西雍（名濤）輦至真定崇因寺中，其所著《常山貞石志》考證頗詳。光緒十三年，定人張枚搜掘廢寺，復得一段。又於義倉門外、五路寺台下，各得一段，並真定之石凡四段。此碑雖殘，所缺無幾矣。張氏遂之真定，索回前石。定紳王文泉遂建廊廡於眾春園，以為藏石之所。真定一段中無年月可考。《貞石志》雲，文有開皇二載及十二字，疑即紀年之語。及續得大段中，末有「六年，歲次丙辰四月癸未朔」十一字，乃知碑文之年，決是開皇十六年丙辰，干支可為鐵證。《集古錄》作十二年，「二字」寫誤也。蓋七帝寺創建於太和十五年，而十六年僧暉並造彌勒大像，正始二年工竣，於是有七寶瓶之□，中遭周武毀廢。開皇元年興復寺像，至五年而竣。於是開皇五年之碑以記廢興。十六年改名正解寺。故第二段石上有「六年，□名勝地，遂詔改為」十字。「六年」上必為「十字」。「改為」之下必「正解寺」三字。七帝者本元魏之祖，時移世易，故改寺名，而又增修佛殿若干間，故文中又有「又造佛殿一□」之語。殿既成，詔賜寺名，並立碑以紀也。後又名開元寺，沈氏疑為唐開元時所改，或可信…… [6]雍正《定州志》：「料敵塔又名大塔，在州治南開元寺中。寺僧會能嘗往西竺取經，得舍利子。宋真宗咸平四年建塔，詔會能董其役。伐木於嘉山，仁宗至和二年始成。高十三級，圍六十四步。蓋築以望契丹者，故名料敵塔。宋知州宋祁嘗記歲月於巔，其八分書至為澹逸入古。每春征及佛誕午日，郡人醵金懸燈。不減長干寺報恩塔之勝概也。」 [7]《畿輔通志》：「寺有料敵塔，本名大塔，在州治南。據《舊志》雲，開元寺僧會能嘗往西竺取經，得舍利子。宋真宗咸平四年，詔建塔，會能董其役，伐材於嘉山。仁宗至和二年始成。高十三級，圍六十四步。蓋築以望契丹者，故又名料敵塔，知州宋祁曾記歲月於巔。明成化十四年，御用監梁芳、典簿羅欽、知州韓文、同知黃敏、遞運所大使朱逵、指揮王輔、張杰合修。萬曆四十五年，有龐子文者捐資重修，歷三年乃成。萬曆末年至天啟初年兩次地震，州人王雲重修。本朝順治十三年巡道劉興漢加修。」 [8]《圖書集成》職方典·第一百四卷：「料敵塔有二：華塔定州治南。大塔定州治南開元寺中，僧會能創於宋真宗咸平四年。成於仁宗至和二年。高十三級，圍六十四步。洞門八面，鐵幢四落。飛竇懸梯，俯眺百里。宋知州宋祁嘗紀歲月於巔。洪武末，都督平安毀華塔甃城堞，去幢為戎器，而獨留大塔以便防守。考諸傳曰，宋陰築以望契丹者，其在真定、景州者，亦此故耳。今以料敵名。正德己卯秋，武宗南征，駐蹕於上，因灑宸翰於壁。過客往往登覽，間有題詠焉。」 [9]《燕山叢錄》：「定州開元寺有塔名料敵塔，宋築以望契丹者。高十三級。廣六十四步。旁施鐵幢。中貫數抱大木。登上級可瞰百里，仰視行雲，勢若搖動。宋失燕、雲，以定州為邊境，故潛備甚密。」 [10]宋祁《景文集》卷二十·開元寺塔偶成題十韻：「集福仁祠舊，雄成寶塔新。經營一甲子（自至道乙未經始，至至和歲乙未告成），高下幾由句……」又卷十六登塔詩：「率堵緣霄雁勢聯，憑闌清眺俯三川。春華已遍燃燈地，日氣猶烘□兩天。游蓋結陰塵不動，飲籌催釂客爭傳。須知四級題名處，要記浮生六十年。」 [11]民國《定縣誌》卷十九·宋進等《修塔記》，乾興元年（公元1022年）正書，久佚。「《舊志》云：『料敵塔在州治南。真宗咸平四年（公元1001年）詔建，仁宗至和二年始成，蓋築以望契丹者。宋知州嘗記歲月於巔雲。』按塔建於咸平四年，至乾興元年已十九年（著者按：應作二十一年）。更至至和二年，近五十六年。以六十年而成一塔，似不近情。而宋祁開元寺塔詩，亦云經營一甲子，殊為疑問。及見此證乃知塔成於乾興元年，知州宋進記其年月，所謂《料敵塔記》者是也。《通志》誤以為二，並載之，非也。至和元年殆重修之年，抑或有增修之事，劉全、趙成記是也。有此石以為證，足知宋祁詩為不審也。」 [12]《大金定州創建圓教院記》：「夫開元寺之東南有圓教院者，乃□教院也。……有所來矣。爰自聖朝撫定之後，有主僧……遂□□□招賢坊空閒官地貳段，計陸拾余畝，環築垣牆，作院子居止。有……以給□□之用，四時無所闕矣。至大貳載幸□世宗□皇帝中興，凡天下寺院……是時復有主僧□□，躬率清眾，樂輸貨泉，以資於□官，謹請□□，敕賜曰：圓教院，即與開元寺□□院……住口大定十八年亦有首僧□□，與眾請……同心協力……者，施□□□，咸服其言，或……良工，創建大殿五間，經之營之，不日而成。彌陀三□，供具莊嚴。花果間錯，朝夕……丹青妙手……山……北□左右……觀其……水泉石□木……為當代絕□□而有□□沙門……未備者，欲以補完。遂於彌陀後屏，起塑觀音大士及……宇口猶……特命□□□平，悉令砌墁，左右前後，□整□□，由是緇徒寢廣，梵教日隆。」 [13]大德元年《大元中山府大開元寺重修佛塔記》：「……漢、唐以來，佛教興之久矣。且茲浮圖者，肇大宋太宗時，有僧會能聖旨西天取經，得舍利子歸。至真宗咸平四年七月十八日，首建是浮圖也。至仁宗至和二年，還元易四主，凡修五十一年工畢。……□我大元皇帝歲次丙辰，國師那摩大師，聖旨賜白銀重修是塔。級有佛像，風雨歲寒，漸□□落。自咸平四年，至天牟尼皇帝歲次丁酉，改大德元年（公元1297年），有三百年矣。有中義大夫宣差中山府達魯花赤長達達作都功德主，重修佛像。大夫祖別石八里人也，先父名脫忽里，欽授聖旨金牌，管領……僧人宣公欲更新焉，第賴眾力，以共成□之葺。故吾定有鮑洪，民眾恩恤，無不稱美。日因休假……此地，仰而嘆曰：人多錢財，貴於能施。多而□施，謂之守價直，皆誠心出備……」「……為□任焉，不旬日間門窗牆壁，煥然盡新。……」 [14]嘉靖十四年《重修浮圖之記》：「……中山古塔創自宋咸平四年。上人會能奉使西域，得秘藏真經、舍利子還。□真宗命董治之。……元後。鳩工庀材，斧竭嘉山之木。其間寒暑晦冥，凡易四君，落成於仁宗至和二年。拮据告榮……與治東華塔，均築以舍利。寶塔高十二級圍六十四步。頂貯舍利子，亘恆河沙法界……」 [15]（此處缺失） [16]雍正七年《重修寶塔佛像碑記》：「……也。創始於宋真宗之咸平四年，落成於仁宗之至和二年。其間凡易四君，歷五十八年而始成。……定武為河北重鎮地，與契丹接壤，因名曰：料敵塔。而建於唐剎開元寺之後，又名開元塔。……及明重修者，殆不乏人。至康熙庚子歲月　初八日地震，其周圍四面，自上至下裂二寸許。寶塔□□。時□韓何公治定，會同合邑紳士，公義修葺。維時三十六約，士民歡呼踴躍，樂捐資財，計有千金。唯南面六門尚未告竣，而何公去定，工遂寢。以致佛像四十有五，俱未莊嚴。歲戊申余蒞茲土。……其上。則見嘉山虎踞，□水龍蟠，挺出雲霄之外，誠中山之巨觀也。瞻仰金容，實切感嘆。……未遑議及。州城之西堡子疃子善女耿氏，目睹佛像之剝落。拮据從事，約費百有餘金，半出募……囊。事畢建設道場。」 [17]見鄭錦先生《開元塔實況調查冊》。 [18]《圖書集成》職方典·第一百八卷：「隆慶二年（公元1568年）正月，定州開元寺塔內，遊人擠死。定州遇節登塔娛玩，是年正月十六日，群往游塔。忽相擠壓，死者二百三十七人，寺僧取屍不能出，州守聞往登之，乃出。有未絕者，雲見有神人摧擊之。或謂妄傳州守且至，驚□……此亦大變也。」 康熙《定州志》：「定俗遇節登塔。明穆宗隆慶二年正月十六日群往登眺，有人詐言州守且至，游眾驚迫，互相擁擠，壓死二百三十有七人。」 道光《定州志》：「清乾隆三十八年五月，村……塔，眺望者甚眾，忽訛傳州牧封鎖塔門，遊人驚恐，擁擠而下，壓死者三百餘人。」 [19]民國《定縣誌》卷十九·□銅佛像：「崇寧銅佛高九尺，橫五尺，□手盤坐，兩肩各帶崇寧錢一枚。」 按：崇寧為徽宗年號，造像當在北宋之際。像出土料敵塔後，今在古物保存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