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塔剎藝術探源 · 河南濟源縣延慶寺舍利塔
略史
濟源縣北負太行，南臨黃河，位於河南省的西北隅。因為從前被尊為四瀆之一的濟水發源於此，故自隋開皇以來，即稱為濟源縣。縣城建於離太行山南麓不到二十里的地點，東、西、北三面大半被瀧水環繞，水色山嵐和沿河的沙村野寺十分瀟灑可愛。而城外西北一帶還有不少噴泉，和濟南趵突泉相似。其中濟水的西源就在離城五里的龍潭，從前也是噴泉之一。龍潭的面積約占地一頃有餘，其旁建有涵虛閣，檜柏菰蒲，參差掩映，景物異常清幽。自宋以來，文人墨客記述此一帶風景的幾如汗牛充棟，不可勝數。可是時移世變，龍潭到現在已全部乾涸並犁為麥田了。本文所敘述的延慶寺舍利塔，即在龍潭故址的北側。
延慶寺原稱延慶化成寺，根據方誌和碑文記載，系唐武后垂拱三年（公元687年）僧滅會創建的[1,6]。不過除此以外，唐代的文獻和遺物異常貧乏，僅僅只有宣宗時以理財知名的裴休，題有七律詩一首[2]，可以推知他對於此寺曾經一度布施而已。但是五代中葉的遺物現在寺內還留有數種。這也許因為河陽一帶在唐末晉初之際，屢經戰亂。此寺曾一度毀於兵燹，及至後唐莊宗滅梁以後，才次第興建的緣故。茲介紹五代的遺蹟如次：
（一）此寺的前殿現存八角形石柱一根孤立斷垣中（圖版 ）。據殘存的台基、牆壁和石柱的位置來推測，此柱顯系當心間東側的前柱。柱身表面刻有很平淺的卷草文，其上端題字可辨認的計有「□子孔瓊施柱一根」，及「長興三年歲次壬……」十四字。考長興乃五代後唐明宗的年號，長興三年（公元932年）又恰好是壬辰，干支也相符合。可見此寺在軍事結束後，旋即接受信徒的擁戴和施捨，進行了復興工作。
（二）大殿前面有八角形殘幢一段（圖版 ）。鐫刻後晉高祖天福八年（公元943年）符彥卿《修石香台記》。幢身後面，又刻有金世宗大定十四年（公元1174年）符思間《重修石香台記》一段。
（三）後晉幢的東、西二側各有殘幢一基，唯所刻銘記，都已漶漫不可辨認。據顧燮光《河朔訪古新錄》[3]，知西幢建於後唐閔帝應順元年（公元934年），比前殿的石柱僅僅只晚二年。東幢則建於後周太祖廣順二年（公元952年）。
北宋初期有蜀人陳省華曾任濟源縣令，其子堯叟、堯佐、堯咨等，皆讀書延慶寺中。後來省華父子四人都躋身將相。至北宋神宗熙寧間（公元1068—1077年），其曾孫知儉乃建四令祠於寺的西院[4]，司馬光為作《四令祠堂記》，一時傳為美談。這事雖與寺中的建築並無直接關係，但是後來延慶寺的著名也未始不與這一段故事有關。
北宋仁宗皇祐年間（公元1049—1054年），寺的西北角曾建有六角七層的舍利塔一座。關於造塔的經過，僅見塔的第一層小室內所藏的宋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大宋河陽濟源縣龍潭延慶寺禪院新修舍利塔記》，其概略如次：
「……孟州濟源縣通慧禪院比丘法言者，蓄諸佛舍利數十粒，千佛之遺體也。……欲謀塔置，未得其所。至誠感應，果有其人。河陽軍念定寺僧教岸言議成就，而濟源縣延慶院主僧省初曉之，共濟其事，乃□院之西北隅爽塏之地而建焉。……得鳩財之士程文政等十人，□功埏埴，寒來暑往，朞半而就。塔高一百尺，級數凡七層，以景祐三年三月十一日畢功。……景祐三年六月二十七日建。」
前文內關於造塔的緣由和落成年代，雖然敘述得異常詳盡，可是此塔的始工年月卻略而未載，僅據塔內第三層北牆上所嵌的《功德碑記》，知景祐元年（公元1034年）五月，才造至第三層。
「清信弟子張翼、女弟子王氏□以願，將舍淨財，獨修舍利塔第三級。計便條磚貳萬□，佛磚貳佰貳拾□，石灰捌百拌，體工壹佰工□，食米麥伍拾碩，砌匠等功錢壹佰貫文，並葬舍利金棺壹座，第壹級下前、後門貳合。自三月十五日下手，至五月十五日畢工……景祐元年歲次甲戌五月十八日記。」
又據塔內第四層東北面牆壁工嵌砌的碑記，知第四層成於景祐二年（公元1035年）二月。
「條磚一萬五千口，角梁八條，賞手工錢五貫文，米麥五石，已（按應作『以』）上馬諒、母樊氏、妻王氏施。石灰陸佰拌，大磚三百口，佛磚壹百五十口，糧肆拾石，請雜工匠錢九十貫文，已（應作『以』）上僧法言抄化十方施主。角鈴陸顆，秦勛施。佛磚五十口，進士鄶弁施。右件物料、工錢等，並依數供施到。砌造了畢日馬諒、齋僧慶贊記。景祐二年乙亥歲二月日僧法言記。」
根據此上二碑，我們對於塔的始工年代雖然仍不明了，但是依照三、四兩層的完工年月，可以臆想此塔的創始，必不出仁宗明道元年或二年（公元1032—1033年）之外。至於造塔的經費，顯然和定縣的料敵塔一樣，系隨著工事的進行，向各方募化而來的。
此寺自建造舍利塔以後，有關金、元二代的文獻，除去明正統碑中有「宋、金重修」一語[5]，和金大定十四年前述刻在後晉天福八年石幢後面的符思間《重修石香記》以外，現在尚未發現別種證物可以引用。但是明、清二代的修造紀錄，因年代相去不遠，比較豐富，茲表列如次：
據前表所示，知此寺在明崇禎十三年（公元1640年）為匪盜所毀，僅僅只留下中、西佛殿二處而已。但清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碑中並無一字提及舍利塔的修葺，似乎此塔在當時不曾受到重大的創痍。
寺的現狀
延慶寺的形狀，依平面配置可分為三部分（插圖1）。
（一）中部為寺之主體，由前、後二院結合而成。前院的最南端，建有天王殿三間，其東辟有旁門一處，規模都異常簡陋。天王殿的正北有面闊三開間的殿座故址一處，現在僅存一部分的牆壁，和後唐長興三年石柱一根，以及明間殘幢二段，西次間宋景祐三年碑一通而已。據碑記所示，此寺除正殿之外，又有大佛殿、中佛殿、地藏殿、伽藍殿、天王殿、東西殿等等，但不知此殿是原來的中佛殿抑伽藍殿，卻無法決定。現在此殿與天王殿的中間，建有配殿二座，東西對立，都是面闊三開間的小建築。其後復有小殿二座，東西相向，但其方向卻並不平行，而將北端向內微斜，似乎與前述的配殿不是同時建造的。
後院正北原有正殿一座，現亦屋頂傾落，僅餘殘敗的牆壁屹立荊莽中。月台中存有殘幢三基，現僅中央一幢（圖版 ）可辨為後晉天福三年所建，其餘皆漫漶不可復識矣。再前有方亭一所，內無碑碣，不谉原來作何用途。又月台的左、右建有東、西配殿各五間，正面設有走廊，比前院配殿體制稍為崇大。
（二）寺的西部現在僅存面闊三間的書樓一座和樓北的舍利塔。除此以外，皆蔓草荒煙，冷落異常。
（三）東部以關帝殿為主體，其前建有文昌閣三間，即清嘉慶六年（公元1801年）碑所載自戲台改築者[11]。現在閣的西面辟有一門，與延慶寺出入不相淆混。
此寺的建築物，除去舍利塔以外，其餘都是平淡無奇的清代小式建築，毫無敘述價值。但是前殿和正殿的位置，根據石柱銘刻及經幢的地位，與清康熙碑所載的「兵火荒殘，僅存正中正佛殿」[8]，似乎在五代中葉，即已創下現在的規模了。證以宋景祐三年碑所記舍利塔的位置，在「院之西北隅爽塏之地」，更屬毫無疑問。不過東南角上的關帝殿一區，未見於明代碑記，大概系清以後方自延慶寺劃出的。
塔的平面
此塔外觀六角七層，雖屬於多層塔的系統，但是內部可攀登的卻只有六層。茲自下而上，逐層介紹如次。
第一層：
在南北二面，各闢入口一處（插圖2）。南面入口裡面，有很短的走道，可以導至塔中央的內室。室作六角室，內置碑三通，而以北牆下的宋景祐三年《新修舍利塔記》最為重要。北面入口的西側，有走道折向西南，內設梯級可登至第二層。在原則上，此塔的平面配置，極與時代略早的開封繁塔類似，所不同的唯梯級的位置，一在西側，一在東側而已。
第二層：
內部亦設有六角形小室一間，而室的中央，後留有六角形缺口一處，也與繁塔一致。其南壁開門洞，可供採光、觀景。西南、東南二面，則設梯級上、下口各一處。不過此塔因面積過小的緣故，其梯級上口系通至上層塔身外的平座，沿著寬度不到一尺的平座上口，再繞進南面的門洞。這種奇特險峻的方法，自第二層以上，都是如此，不是其他宋代磚塔中所能見到的。又此層塔身的北面，有凹入的佛龕一處，但佛像業已遺失。
第三層：
平面大體與第二層相似。唯在內室的東南、西南二面，各設梯級上口，成為對稱的形式。
第四層：
梯級上口改至內室的北面，餘項略如下層。
第五層：
梯級的上口設於內室的東北、西北二面，與第三層恰相反對。又此層因梯級的關係，外壁北面未施佛龕。
第六層：
無梯級上口，僅在內室的東北、西北二面各設下口一處。外壁佛龕則增為三處。
第七層：
系實心，不能登臨。塔外壁每面各設佛龕一區。
外觀
此塔六角七層，自第一層塔內地面至塔頂的高度，共高26.45米，約為第一層直徑的四倍，與本輯所載河北定縣開元寺塔異常接近。它各層間的高度，依照開元寺塔的先例，也只能以一層疊澀檐的外口，至上層外口間的距離為標準。根據此種方法推算的結果，除去第七層反比第六層略微增高以外，其餘各層高度尚能大體維持我國木塔逐層遞減的原則（圖版 ）。故就外觀上所表示的比例來看，它完全是唐西安諸塔的流裔，不過塔的平面，則改為六角形而已。其各層高度和增減的數字如次：
至於各層直徑的尺寸，和第二層以上直徑的差度：
前表中所示的結果，也極與定縣開元寺塔相似：即各層直徑的差度，最初由大變小，約莫達到塔高二分之一與三分之二之間。忽又由小增大，而最上一層所增的數字，尤超過其餘各層。這種縮減方法，無疑地即是塔身輪廓構成Entasis的重要因素。
不過此塔各層疊澀檐挑出的長度，據實測結果，並不與前述各層塔身的直徑成正比例。連接各層出檐的外口，畫一外輪廓線，便可發現此外輪廓線系由四段直線構成：即第一層至第三層，約略成一直線；自第三層至第五層，也是直線，自此以上第六、第七兩層，卻各成一段，維持著很鮮明的Entasis。不過照下面所述的各層出檐，似乎曾經後代修葺，因此目前的外輪廓線自然也不是原來的面目了。
關於局部的結構，此塔外部未曾施用柱額、斗拱，而僅在各層壁體的上部砌出橫帶一條，比壁面微微挑出少許，其上即施磚砌的疊澀檐（圖版 ）。塔檐的結構，每一疊澀僅用便條磚一層向外挑出，砌至外口，復用反疊澀的磚層向內收進。此項出檐因受風雨的摧殘，業有一部分崩毀，但其切斷面無論上下雙方，均採取直線式，則仍易於辨析（圖版 ）。又據前引景祐二年功德題記，馬諒、母樊氏等曾施捨角梁八條與角鈴六顆。按照定縣開元寺塔及其他宋代磚塔的結構，此項角梁係為補助磚造物抗張力的不足而插入出檐內的。其角鈴似系模仿木建築的成法，懸掛於角梁的前端。但此二者現在俱無痕跡可認，足證此塔的出檐，必經過後代的修葺或改築，絕非原狀。不過現在寺內保存的明、清二代碑記，並無此項修理記錄，故其改修年代已無法追索矣。
外壁上嵌砌的佛像磚比壁面略微凹進少許，使周圍壁面形成邊框的形狀（圖版 ）。佛像磚的數目：第一層計六列，第二層至第五層減為三列，第六層二列。第七層外部雖未曾使用佛像磚，但壁面上仍砌出邊框的形式（圖版 ）。所有佛像磚皆於尖形的龕內安置蓮座，其上趺坐佛像一尊，兩手抄合作入定相（圖版 ）。磚的顏色微帶淺黃色。每列佛像磚之上，插砌便條磚一層或二層；而各磚的左右，插入豎磚與否，亦極不一律。
門的式樣僅有二種。其一為第一層的前、後入口，使用一伏一券的半圓券。另一種則為疊澀式的圭首門，用普通條磚自門的兩側相對挑出，而將各磚的前端，鑿成圓角，如開封佑國寺鐵塔的形狀。所有第二層以上的門與佛龕，俱採用此種方式。
塔頂用反疊澀的六角頂：上施台座一層，頗矮。再次為磚砌的仰蓮六瓣，中央置有六角形的覆缽，其上再施寶珠三枚，互相重疊，如葫蘆形狀（圖版 ）。依形制上的觀點來說，此塔仰蓮以上部分，顯然與明嘉靖間重修的定縣開元寺塔塔頂，屬於同系統之內，足證此部在明、清二代中曾經修造，而絕非宋景祐間的原物了。
內部結構
此塔內部，僅第七層完全採用實心，其餘各層皆在塔心的中央，辟有六角形內室一間。室的面積，第一層比較狹小，第二層略為增大，自此以上又逐層收小，至四、五、六層，皆比第一層窄狹。因此之故，各層內室的直徑，除去二、三兩層以外，均未超過各層塔身直徑的三分之一。
內室的牆面上，亦嵌砌佛像磚（圖版 ），其式樣大小，與塔外的完全一致。室之上部自第一層至第五層，施有疊澀式的磚數層，至中央留有六角形的缺口，與開封繁塔絲毫無異。其中第一層上部的缺口最小；據剝落處所示的砌磚方法，其最初數層，磚的長面均與塔身各面成九十度的角度；唯最上二層，僅僅與塔身中的某二面成為九十度（圖版 ），極似定縣開元寺塔的方法。缺口之上，原來也許構有木造的樓板，但現在已空無所有，自下仰視，唯見疊澀崚層，圭門分錯，構成一幅深邃而複雜的圖畫（圖版 ）。第六層內室的頂部，也用疊澀式的方法，上收成六角形的尖頂。
各層內室的南面，皆辟有門洞，但無裝設門扉的痕跡。其功用除採取光線以外，自第三層以上，且為各層梯級上口繞進塔內的必由之道。又第二層至第六層門上所施的疊澀磚，俱分為內、外二段；其內側者，恆較外側者提高十厘米至四十餘厘米不等（圖版 ）。
此塔梯級的配置，僅第一層設於西北、西南二面外壁之內；自第二層以上，則因外壁厚度業已減薄，不得不採取直上的方式。因此之故，所有踏步皆異常陡峻，不便攀登。梯級的上部亦全用疊澀磚砌成圭首形狀，並隨著梯級的坡度分段提高（圖版 ）。每段的長度大都在40厘米左右，最長者亦未超過70厘米。
式樣的推論
宋代的佛塔除去墓塔以外，凡是規模較大的磚塔，大多數都採用八角形平面，為六角形和正方形二種者，則數量異常之少。就式樣的演變來說，正方形塔當然是唐制的延續；八角形塔也見於唐天寶年間所建嵩山會善寺淨藏禪師塔，不是突如其來的；唯有六角形一種，既未見於五代以前的遺物中，而金、元以後，除去浙江紹興縣明永樂年間因舊址重建的塔山應天塔以外，亦僅在規模較小的墓塔中，才能發現此種平面。在時間上它似乎如「曇花一現」，僅在北宋百餘年間，發出過比較令人注目的光輝，便立刻萎謝下去。它的發生和沒落，尚是一個未可解的謎。
現在我們已知北宋六角形磚塔中具有確實年代的，僅有三處：一為宋太宗太平興國二年（公元977年）重建的開封繁塔，一為本文敘述的仁宗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建造的延慶寺舍利塔，另一處則為哲宗紹聖二年（公元1095年）建造的山西汶水縣壽寧寺塔。此外殘敗過甚的浙江天台國清寺塔與臨海縣千佛塔，雖然在形制上也略有類似宋代遺構的地方，但都無正確的建造年代記錄可供參證。至於前三者中規模最大的，當然要推開封繁塔為首屈一指，可是此塔經明洪武年間一度拆除以後，現在僅下部三層才是原來舊物。而壽寧寺塔又規模過於狹小。因此之故，延慶寺舍利塔竟成為此類塔中的重要證物。
關於局部的手法，此塔第一層梯級的區布情形，和中央六角形的內室，都極似開封的繁塔，而時間上，也很有模仿該塔的可能。不過內室的採用，恐怕都是墨守北魏以來磚塔慣用的法則。塔的外部僅施疊澀式出檐，和其上反疊澀的磚層，使它的外觀樸素而簡潔，多少尚能保存唐塔的面影。同時可注意者，前述三塔與山東臨清縣千佛塔的外壁，在各屋檐下都不期而然地嵌砌佛像磚。而八角形塔中卻只有開封佑國寺鐵塔一處採用此方法。這也許不是一個偶然的現象，很值得令人吟味。
注釋
[1]乾隆《懷慶府志》卷五：「延慶寺在濟源縣治北龍潭裡。唐垂拱初建。明洪武間重修。寺西有龍潭，潭上有澄源閣、定庵、雪庵、四令公祠，即陳堯叟兄弟讀書處。」
[2]乾隆《濟源縣誌》卷十六·唐·裴休《書留延慶化成寺壁》：「平生志在野雲深，建立精藍大用心。須還買園□聖地，只陁施樹不收金。鳴鐘自息三途苦，閣立常聽萬籟音。為報往來遊玩者，園林常住莫相侵。」
[3]顧燮光《河朔訪古新錄》卷十一·濟源縣：「縣西北五里延慶寺廢寺……院中列幢五，居中者為晉天福八年符彥卿為男楊留《修石香台記》……東北者後周廣順二年多羅尼經幢，西北者為後唐應順元年正月僧行嵩等造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幢。」
[4]宋·司馬光《四令堂記》：「……始秦國為濟源令，縣西龍潭有延慶佛舍，三子相與為學其中，既而相繼登進士科，文忠康肅公仍居郡士之首，遂接踵為將相，始大其家，子孫蕃衍，多以才能致美官，棋布中外。……四世凡七人蒞官於是，故濟源之人被陳氏之政為多……虞部君嘗行部過濟源。游龍潭佛舍……乃構祠堂於佛舍之側。」
[5]《重修龍潭禪院記》：「……今有濟源縣西約三里許，有寺曰：龍潭寺，且龍潭寺乃玉林，叢林之一數也。……昔唐賢母陳氏教子之堂，寔堯叟學業之處，前有澄溪、沇水波滔涌沸，故名曰：龍潭。切見此寺，實漢、唐始建，宋、金重修，累劫兵燹，蓋有年矣。有龍潭老人樊仲保等，因本院缺主持來請惠鐸，因辭不獲，自居以來……見殿宇而倒梁陷脊，廊房而瓦解檐飛……安得不重修，創立以復其舊乎。……於是謹發虔誠，敬持募緣，文疏躬詣十方信士，臣僚、將帥、官員、士庶、賢豪之家，或資金銀、布鈔於米麥，或施木植、磚瓦與灰石……將正殿、天王、東西等殿，左、右齋堂及前、後三門，不逾年而功成……大明正統十年歲次乙丑冬十二月十六日。」
[6]正殿前《重修龍潭延慶寺記》：「濟西源俗雲龍潭，稽諸禹貢並酈道元《水經》，實神禹道沇水東流為濟之西源也。源上舊有延慶名剎，開山師滅會創自唐垂拱三年，於景祐二年復建一浮屠，高聳層雲……歷年久遠，不□興廢，邑志載前僧慧可重修於正統十年（公元1445年），慧鐸修於天順四年（公元1460年），慧斌再修於正德十五年（公元1520年），迄明崇禎十三年（公元1640年）庚辰後，兵火荒殘。清、明改革，即□□樾大家，有家者，且難保其家，況茲延慶蕭然一剎，孤峙源上者哉。故天王、伽藍，焰燼盜沒，僅存正中西佛殿……本寺領袖釋教，厥明……不募眾緣，當□葺地藏、天王殿六楹，伽藍殿三楹，東、西方丈六楹，左、右禪房十楹，築垣百堵，薙階下蕪草，砌月台崇潔……鳩工在順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閏三月十二日。落成在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年）夏五月二十三日。……大清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歲次庚申正月十三日立。」
[7]《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懷慶府·雜錄：「十二年、十三年連大旱，人相食，覃、懷盜賊蜂起，河內令王漢討平之。」
[8]見書樓前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十月伽藍寶殿並金裝聖像信士題名。
[9]後院東配殿前《延慶寺重修碑》：「……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創建關帝殿三楹，又修石橋及牆垣百餘丈。乾隆三十一年（公元1766年）修中佛殿。三十二年修東殿。三十八年（公元1773年）修甘公祠大樓三間。三十九年修西殿。四十年修書房及廚房七間。四十二年（公元1777年）修天王殿三間。……乾隆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十一月初六日穀旦勒石。大清乾隆叄拾貳年（公元1767年）肆月拾陸日碑。」
[10]後院方亭西《重修延慶寺碑記》：「邑西北五里許，有延慶寺，乃濟水之西源，故又曰：龍潭。……歷年久遠，風雨飄搖，佛像塵封，牆垣頹壞。……寺主持慧安於己未中秋立願重修，虔心募化，爰請信士，積累經年，僅將大佛殿修理，黝堊未施，囊空如洗，門牖未立，襄助無人。惜浩瀚工程未就，而慧安僧旋因之沒矣。余今夏乃得暇，適慧安徒明忠偕董事賈炎等，奉薄稟八請蓋印，訴欲再募以成始終之志。因念集金不易，落成仍恐無期，故捐己俸興修。悉段生名鳳苞者素監工程，且伊司空公曾為本寺復田，遂與之商，委以督辦。於是鳩工庀材，墜者舉，廢者修。復見東南隅戲樓，每遇演劇時，人民雜沓，誠非文運所宜，是以改建文昌閣，興工於蒲月初旬，告竣於仲冬朔日。……嘉慶六年（公元1801年）歲次辛酉十一月吉日。」
又見西院嘉慶七年九月《重修大佛殿施材善人碑》。
[11]《重修龍潭延慶寺關帝殿記》：「……乃左建浮屠，高插雲霄。中有大雄佛殿，左、右翼長廊數十楹。東為關帝殿，旁起精舍。……僧明忠篤信人也，既重修大佛舍，又念關帝殿風雨摧殘，神無以妥，募於眾，為集腋成裘舉。經始於嘉慶十三年（公元1808年）十月三日，閱七月告厥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