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塔剎藝術探源 · 河北淶水縣水北村石塔

出淶水縣北門經過東租、西租二村，遠遠望見西北一帶丘崗起伏，和易縣的泰寧山遙相連接，可是山勢卻異常平緩，自然無易縣諸山巉崖插天森森可畏的景象。從南、北澗頭，繞到石龜山的東北麓，達到水北村。順著村南清水河，一直往西，渡過小橋一座，地勢逐漸增高，約莫走了半里路光景，見南側山坡上，建有正方形石塔一座，就是本文所述的唐玄宗先天元年（公元712年）石塔。 塔東向，外觀單檐四注，體積很小，除去正面的拱門兩側雕刻有金剛二軀（圖版15a）以外，並在內部壁面上，浮雕佛像十餘尊，可知當時此塔為興福供養而建的成分，實占據多數。故與其稱為「塔」，不如稱為「龕」較為適當。然而塔身上唐先天元年所刻的銘文，又明明說「敬造石寶塔一所」，所以本文也只有沿用原來的稱呼，不便強予改正了。 關於塔的歷史，除塔本身留下一部分銘刻以外，各種方誌中，簡直無隻字記載可考，然而以常理揣度，此塔建立當時，絕無孤立曠野中的道理。但是塔的附近，現在並無寺院建築與碑碣一類的遺物可供參考。故本文對於塔的淵源問題，只得暫時保留，僅先就塔本身的式樣、雕刻和年代、銘記等等，加以討論。 外觀 塔的外觀由台基、塔身、塔頂和塔剎四部分組合而成（插圖33）。 台基： 塔的台基，系用整塊巨石直接安放於地面之上。現在因為四周麥田已經蠶食到塔的附近，致使塔基岌岌可危，亟待修理。此基石因受長期氣候的凌礫，其北側與東南角業已剝落不少，幸南側還比較完整，可以看出原來形狀為疊澀式階基三層（圖版15b）。 塔身： 塔身結構為每面僅用十二厘米厚的石板一塊，至角以Square Joint（平頭結合）拼合起來，異常簡單。塔身表面除朝東的正面雕有塔門和金剛等外，其餘三面幾乎遍刻功德題名。門的比例，系高寬相等的正方形（插圖33），與後來宋·李明仲《營造法式》所載的版門·烏頭門制度，恰相符合。也許李書所載，即是唐制的延續。門的左、右、上三方雕有簡單線條，殆表示門框之意。在門的下部，很忠實地雕出門限和門砧，疑從前曾裝有門扉，但是門限向中點斜凹，兩端近門砧處又各鑿方洞一處，卻不知是何用意（圖版15a）。 門上浮雕的尖拱，只在外緣內鏤刻線條一道或二道，未施聯珠，形制十分簡潔。拱的尖端僅雕獸首一具，在唐代遺物中，總算保存了較多的北齊手法。不過拱的下端，在北魏、北齊許多遺蹟中，或用簡單的旋渦文，或用忍冬草，或用龍、鳳一類的裝飾，手法異常自由。而唐代則用忍冬草者占多數，此塔即其一例（圖版15a）。 門左、右兩側所雕二像，下部均承以浮雕的崖石。北側者身著介甲，腳下踏有一獸（圖版16c）。南側者半裸體，自腰以上和自膝以下，俱露出隆起的筋肉（圖版16d）。此二像即熱金剛神（簡稱金剛），也就是仁王尊（簡稱仁王或神王）。因為在釋籍中，金剛和仁王本來就是同物異名。如河南安陽縣寶山靈泉寺隋開皇九年（公元589年）開鑿的大住聖窟，其門外二像，一題「那羅延神王」，一題「迦毘羅神王」。而那羅延即是梵王，在《大寶積經》內，又稱金剛力士。故《佛學大辭典》釋為： 「仁王尊或作密跡菩薩，密修力士，執金剛神，那羅延金剛，寺門左右所置之阿、吽二像也」。 此外，唐高宗咸亨三年至上元二年間（公元672—675年）開鑿的洛陽龍門奉先寺（俗稱「九間房」），除去主要的盧舍那佛、二菩薩及迦葉、阿難以外，復雕鑿四像分立南、北二面。每面靠西邊的一尊，皆作武士裝束，足踏鬼類。其餘二像，則系半裸體、赤足（圖版17g），與此塔所雕的大體符合。但是《大盧舍那像龕記》僅籠統說「金剛神王各高五十尺」，並未指出四像之中，孰為金剛，孰為神王。 關於金剛的形制、服裝和所持武器，可以追溯到雲岡中部第四洞和第五洞的雕刻。第四洞者，雕在內室入口兩側，可惜現在大部毀壞，僅餘頭部與右手所持之叉。第五洞者作武士裝束，位於內室門罩兩側，一手挽戈，一手持劍，左右相向，完全取對稱形式（圖版17a）。其後寶山大住聖窟隋開皇石刻（圖版17b），即以此種姿勢為基本概念，而局部雕飾則更加寫實。此外不著武士服裝的，在北魏末期亦有二例：一為龍門西山北部第三洞（即潛溪寺賓陽洞）門外北側者，左手執金剛杵，衣裝服飾與洞內的其他佛像類似（圖版17c）；一在鞏縣石窟寺第四洞門外東側，左手柄劍，神情古樸，很有漢石刻余意（圖版17d）。但是後一類的金剛，在隋、唐以後尚未發現過；金剛杵和叉、戈三種持物，亦未見於唐代雕刻中。 半裸體的金剛，產生比較稍晚。最早的例證見於龍門西山南部第二十一洞。此洞具有北魏孝明帝正光四年（公元523年）和孝昌二年（公元526年）、三年（公元527年）銘文數種。所雕金剛位於洞內南、北二面佛龕的兩側，皆未著上衣，且在飄曳的裙褶內，露出裸腿，乃過渡時代極重要的證物（圖版17e）。其次則為河北省磁縣南響堂山第七洞門外兩側的金剛，一手持劍，上身和腿部，俱皆裸露，姿勢權衡，異常雄渾（圖版17f），後來天龍山和龍門許多隋、唐同類的作品，雖大都祖述此種式樣，但筋肉的表現卻未免過於虛矯緊張。 此外尚可注意的，即唐以前的金剛，很少在同一建造物內發現兩種式樣不同的服裝。唯唐代遺物中，才有著介甲的與半裸體的各占半數的現象。不過開元九年（公元721年）建造的河北房山縣雲居寺小西天中台石塔，卻是一個例外。 塔頂： 塔身之上未施斗拱，僅僅用扁而寬的檐椽和飛子各一層向外挑出。在斷面上，檐椽保持水平形狀，飛子前端則略向上反翹，二者的水平長度約為四與五比例（插圖34）。其排列方向俱與塔身成90°角度（插圖33），和河北省定興縣石柱村北齊天統末年建造的標異鄉義慈惠石柱，及日本飛鳥時代的木建築完全一致。角梁亦為二層，但僅仔角梁前端鐫刻獸頭（圖版16a）。 檐端反翹的形狀，在檐部中央部仍使用直線，至兩端最末的二瓦壟，才微微翹起（插圖33）。瓦壟排列的間隔比較疏朗。瓦當表面雕六瓣蓮花紋，乃南北朝、隋、唐間慣用的式樣。勾滴上、下緣採用平行曲線，也是當時極通行的方法，同時也就是清代花邊瓦的前身。垂脊前端所雕獸已大部磨滅；再前飾筒瓦二枚，瓦之前端，向上微仰（圖版16a），俱與北齊標異鄉義慈惠石柱及開封河南博物館所藏的隋開皇二年（公元582年）石刻一一符合。依據以上三種證物，我們可以推測南北朝末期至唐中葉一百四十餘年間，河北、河南一帶的屋頂瓦飾並無很大的變遷。 塔剎： 塔頂上的塔剎，為先在石造塔頂上安放九厘米厚的方磚一塊，不與其餘各部分所用的材料調和，很像後代修理時換置的。方磚之上施有石質的山花蕉葉（圖版16b），其比例笨重，描線古拙，遠不及塔內佛像雕刻的精美。可是花紋輪廓與房山縣雲居寺唐景雲、太極、開元年間所建的諸塔，並無二致；並且在山花蕉葉之上，施有和雲岡石窟內浮雕的剎，極相類似（插圖33），故此部決為當時建造的原物。覆缽中央，留有直徑28厘米、深20厘米的圓孔一處，自此以上，已完全毀壞。但依據社友艾克博士所調查的房山縣雲居寺小西天中台石塔（圖版19d），似乎在覆缽上面，應有寶瓶形狀的剎，而寶瓶表面還浮雕表示相輪意義的線道二層。也許前述覆缽上面的圓孔，就是裝設此項寶瓶的榫眼了。 內部 塔內的雕刻，在正面壁上浮雕一佛二菩薩像（圖版18a），雖然面部業已毀損，但如與同時代的雲居寺諸塔比較，則此塔中央一像，更顯得全體構圖和各部分權衡比例，都異常清秀簡潔。尤以略近平行線的濕褶式衣紋，能在流暢的線條中，保持剛勁的作風，極為難得。下部的須彌座，在蓮瓣上施地栿、疊澀，與刻有壼門式花紋的束腰。束腰以上，僅僅施仰蓮一層，便直接雕刻佛身，也與龍門石窟中許多唐代佛座同一手法（圖版3a）。 此三像的上面又雕有小像二尊，其一側身左，微舉一手；另一尊雙手前伸，身軀向後微仰，婉妙靈活，栩栩如生（圖版18a）。又南側壁面上，浮雕菩薩一、供養人物三（圖版18c）；北側菩薩一、侍像二（圖版18d）；其中菩薩的姿勢，婀娜自然，帶有很濃厚的寫實作風，而線條則已達到愈簡單愈圓熟的境界，不失為唐代浮雕中的能品。 上部之覆斗狀藻井，四周使用斜面，至中央覆以平頂，完全襲用敦煌、天龍山等處石窟的方法。 銘刻 塔外部壁面上，鐫刻施造僧俗人名極多；其中關於此塔的建造緣由，則刻在塔正面的尖拱上面，原文如次： 「奉為大唐皇帝皇后，七代存亡，遍及□□，敬造石寶塔一所，普遍供養佛。」 「□□寺僧智滿、比丘僧令監、魏英武書撰，鄭縣禪通寺僧□臣。」 在尖拱的北側又有文字如下（圖版19a）： 「易州淶水縣遒亭鄉水東邨並諸方道俗等，同心奉為國主、帝主、師僧、父母，普沾法界，敬造石寶塔一所。先天元年八月八日建立。」 「遒亭鄉首望劉定國供養。都匠馬龍，山匠王忠言，匠馬口七，□像匠宋文國、像匠□守賢等供養。」 根據以上銘刻，知此塔系唐玄宗先天元年（公元712年）八月，淶水縣遒亭鄉劉定國和諸方僧俗為國主帝主師僧父母祝福而造的。按是年本為睿宗太極元年，至七月壬午，始傳位玄宗，改元先天。此塔建立約在改元後一月，所以銘文中所刻的年號與史籍所載適相符合。又自高祖起，歷太宗、高宗、武后、中宗、睿宗至玄宗共計七主，故有「七代存亡」之語。可是塔身遍刻僧俗施主的姓名乃無一語說明此塔屬於何寺，極不可解。 銘文中所載的匠工有「都匠」、「山匠」、「匠」、「□像匠」四種。據唐·柳宗元所著的《梓人傳》：「都匠」應是「都料匠」的簡稱，也就是總攬一切工程的首領。其下的「匠」大概指製作塔的石工；而「□像匠」則指鐫刻佛像的專門工人而言。 此外背面石壁靠南面的角上又刻有： 「重熙六年（公元1037年）二月二十二日重修」十餘字。知遼代中葉興宗時，此塔曾經修理一次。不過就塔的式樣和雕飾來觀察，也許當時修理範圍，只限於最易毀壞的剎頂一部分而已。 式樣的檢討 此塔的式樣，在唐代遺物中，有房山縣雲居寺小西天中台石塔（圖版19d）和斯坦因氏（A.Stein）所著《The Thousand Buddhas Ancient Painting》內敦煌千佛崖壁畫（圖版19c）可供參考。前者在雲居寺一大群唐中葉所建的石塔中，獨它一處無年代銘刻，但是塔的形制和細部雕飾，幾與此塔一點不差，毫無疑問可決為盛唐遺構。後者在正方形木建築的屋頂上面，再加剎杆、相輪，顯然與前述雲居寺石塔同自我國亭式建築演變而成。至於形制以外的建造意義，此木建築極似一種小型佛堂，與日本奈良時期法隆寺夢殿屬於同性質的建造物。而本文所述及的水北村石塔和雲居寺石塔，都在內部雕刻佛像，是以興福供養而建造的成分居多。故不論其為木造的佛堂，或石造的佛龕，它們的外觀、用途和建造的意義，都是在同一概念之下發展出來的。 以上系就唐代單層單檐亭式塔的遺物來討論，如果根求此類塔的形制和雕飾題材的來源，不能不追述北魏中葉以來的墓塔和其他北齊石刻的式樣。不過此項墓塔的產生經過，著者等在本輯概說內業經討論過一次，此處不必再提。單就北魏以後的演變來說，現在國內遺物，要以雲岡中部第二洞支提上層四隅方塔的四隅小塔（圖版2h），和中部第九洞的浮雕（圖版2i）年代最古。它們的特徵，系在方形塔身的四面鐫刻圓券門，其上施水平橫板，板的兩端雕有山花蕉葉，類似希臘殿堂上的Acroterion。再上施覆缽、寶匣、山花蕉葉、相輪、寶珠等所構成的塔剎。此種式樣雖然在後代還可發現，但是具有東魏武定二年（公元544年）造像銘文的山東歷城縣神通寺四門塔(1)（圖版10b，插圖30），已經用疊澀式的出檐和反疊澀式的四注塔頂，代替水平橫板及半圓形的覆缽，似已暗伏下後來改用中國式瓦葺塔頂的動機了。果然在天龍山初唐開鑿的西部第四、第五兩洞之間，有摩崖墓塔一座，使用了我國反宇式的塔頂（圖版19b）。故就形制上的演變來說，自北魏墓塔的浮雕，經過一度修改，變成東魏的四門塔，到唐初——也許事實上比此稍早，再受到中國式建築的感化，遂產生淶水、房山等處單層單檐亭式塔的式樣。 至於塔身門拱及佛像、藻井等等局部手法的意匠和布局，令人聯想到在時間上僅早百六十餘年的山西太原天龍山石窟。此一群石窟內，年代最早的是東部第一、第二、第九等窟，系北齊所建。石窟的正面，多數設有走廊。廊內中央，雕有尖拱式入口，兩側鐫刻金剛各一尊。門內開鑿略近正方形的小室一間，壁面上鐫刻佛像，上部覆以周斜中平的覆斗狀藻井。它們雖與本文所述的水北村石塔，體積大小殊懸過甚，但除去前部走廊以外，它們的平面配置和佛像、藻井等等的區布方法，卻能大致相同。故可知構成此塔塔身的基本觀念，在南北朝末期早已成立了。 此外塔身正面門洞上浮雕的尖拱、獸首和門兩側的金剛二像，又與Törg Trübner氏攜歸歐洲經Otto kummel氏發表的三件北齊石刻（圖版19e）十分接近。此石刻的尖拱與拱上的龍、獸首和肥碩的蓮花紋，以及門旁的金剛、獅子等等，無一不與南、北響堂山雕刻同一形態，足證確係北齊作品。由此證明水北村石塔的fa ade，完全遵循北齊以來的方式而未曾改變。只可惜此三件石刻的頂部，現在均已遺失；拱門內的情狀也無法推測，否則大可斷定此類小石塔在北齊業已產生了。 （此文於2006年在北京中國文物研究所庫房中被發現，同時還有《河南濟源縣延慶寺舍利塔》、《定縣開元寺塔》、《蘇州羅漢院雙塔》等文稿，均系劉敦楨先生在1936年前後的著作。而梁思成先生的《山西應縣木塔》原稿也同時再現於世。據整理者考證，它們都屬於中國營造學社準備刊行的學術專集《佛塔》的內容，後因抗日戰爭爆發而未及最後殺青及刊行，並導致文稿長期失蹤。這次它們重見天日，乃是建築史學界中的一大幸事，其重要意義自不待言。為此，特對大力協助並無私提供上述影印稿件的中國文物研究所張廷皓所長、楊新、查群女士和劉志雄先生等有關人士，致以最衷心的感謝。 由於若干尚未得知的原因，本書中最後四篇稿件原附的插圖和照片大部現已無從覓得。為了保持文稿原貌，除了將殘存之若干插圖刊出外，對文中之其他圖版號及插圖號仍予保留，希望它們能夠在日後被發現，並再行補入，以成完璧。） * * * (1)整理者註：山東歷城神通寺四門塔已被確定建於隋大業七年（公元6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