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社會研究 · 九 夏禹的問題
顧頡剛所編著《古史辨》第一冊，最近始由朋友寄來，我因為事忙，尚沒有過細地翻閱；但就我東鱗西爪的檢點，我發現了好些自以為新穎的見解，卻早已在此書中由別人道破了。例如：
錢玄同說：「我以為原始的《易》卦，是生殖器崇拜時代的東西；『乾』『坤』二卦即是兩性底生殖器底記號。……許多卦辭爻辭，這正和現在底『籤詩』一般。」（原書第七七頁）
丁文江說：「《禹貢》系晚出的書，是沒有疑問的。據我的朋友章演群考證（《石雅》末篇），鐵是周末（最早是周的中葉）才發見的（他的證據很多），而《禹貢》已經講梁州貢鐵。鋼的發明比鐵還遲，而《禹貢》梁州貢 鐵銀鏤；許慎訓鏤為鋼。若許氏說的不錯，則《禹貢》為戰國之書無疑。」（原書第二〇八頁）
這些見解與鄙見不期而同，但都是先我而發的。（鐵的出現時期尚是問題，最後解決只能仰望於地下發掘。）
便是胡適對於古史也有些比較新穎的見解，如他以商民族為石器時代，當向甲骨文字里去尋史料；以周、秦、楚為銅器時代，當求之於金文與詩。但他在術語的使用上有很大的錯誤。發見仰韶辛店等時期的安特生（J．G．Anderson）疑商代是石器時代的晚期，是說的新石器時代的晚期；在這時候已經有銅器的使用。（安特生在甘肅的收穫中也曾發現了一個小銅扣。）考古學上一般是稱為金石並用時代，胡適漫然地引為石器時代，並於「石器時代的晚期」之下注以「新石器時代」，這是大謬。蓋新石器時代為期至長（單言石器時代更無庸說），早的如像埃及開幕於公元前一萬二千年，中間的綿延有六千年。其他歐美各國，大抵均開幕較遲，而綿延卻約略相等。中國的地質學上的時代，在目前科學的發掘方在萌芽之時，自然誰也說不出它的定限，然而殷代是新石器時代的末期，即金石並用時代，卻是可以斷言的。以周、秦為「銅器時代」亦是錯誤。在考古學上銅器時代和青銅器時代判然有別。銅器時代是新石器時代的末期，便是金石並用時代的另一種說法。青銅器時代則是更高級的文化，周、秦確已是青銅器時代，照現在所有的石器物學上的知識說來，連殷代末年都應該包括在裡面。胡適泛泛地以石器時代概括商代，以銅器時代概括周、秦，在表面上看來雖僅是一二字之差，正是前人所謂「差之毫厘而謬以千里」！
胡適又說：「以山西為中心之夏民族，我們此時所有的史料實在不夠用，只好置之於神話與傳說之間，以俟將來史料的發現。」（以上見原書第九八頁）
這個態度比較矜慎，雖然夏民族是否以山西為中心，還是問題。
胡適的見解，比起一般舊人來，是有些皮毛上的科學觀念。我前說他在《中國哲學史大綱》中「對於中國古代的實際情形，幾曾摸著了一些兒邊際」，就《古史辨》看來，他於古代的邊際卻算是摸著了一點。
顧頡剛的「層累地造成的古史」，的確是個卓識。從前因為嗜好不同，並多少夾有感情作用，凡在《努力報》上所發表的文章，差不多都不曾讀過。他所提出的夏禹的問題，在前曾哄傳一時，我當時耳食之餘，還曾加以譏笑。到現在自己研究了一番過來，覺得他的識見是有先見之明。在現在新的史料尚未充足之前，他的論辨自然並未能成為定論，不過在舊史料中凡作偽之點大體是被他道破了。我現在想對這夏禹問題，提出我的見解。
照我的考察是：（一）殷、周之前中國當得有先住民族存在，（二）此先住民族當得是夏民族，（三）禹當得是夏民族傳說中的神人，（四）此夏民族與古匈奴族當有密切的關係。
在目前准實物的材料，第一項當推「齊侯 」及「鍾」。鍾銘兩稱「桓武靈公」，一曰「有共於桓武靈公之所」，再曰「桓武靈公錫厥吉金」，此以《陳侯因 敦》稱其父桓公午為「孝武桓公」例之，知《齊侯 》、《鍾》必系作於齊靈公末年。齊靈公二十八年卒，當魯襄公十九年，公元前六五二年，為時在春秋中葉以後。其中關於夏、商之史料云：
「虩虩成唐，有嚴在帝所。敷受天命。刻伐 司，敗厥靈師，伊小臣惟輔，咸有九州，處禹之堵。」
成唐即成湯，伊小臣即伊尹，禹即夏禹，孫詒讓及王國維均已言之，然留有問題者為「刻伐 司」句。
「刻」字宋刻摹作 ，左旁甚詭譎，余意當為前字之偽（前即古「翦」字）。前古作 ，與此形近。《魯頌· 宮》「實始翦商」，又《召南·甘棠》「勿翦勿伐」。
「 」字自宋以來釋履，以履之古文作 ，孫詒讓以為即夏桀名履癸。然 字之主要成分為舟字，舟即履之意，象人以足躡履也。（頁於古文即人形。） 則省舟而成赤足，何能更為履字耶？字如省足省頁尚可說，而省舟則斷無可說。余謂此乃夏字。許書夏字篆文作 ，古文作 ，新出《三體石經》夏之古文作 。足上所從均即頁之訛變，從頁省臼，與此作 者正同。
「司」字於 銘作「同」，案當以司為是。銘文以所、司、輔、堵為韻，司在之部，古與魚部字常相借韻，此正其一例。司通祀，卜辭兩見「王廿司」（「前」二，四及六，二八），即「王廿祀」也。
故「刻伐 司」當為「翦伐夏祀」，猶《書·多方》云：「刑殄有夏。」（刻不改字亦可通，惟字形可疑。）
「翦伐夏祀」與「處禹之都」相條貫，則歷來以禹為夏民族祖先之說，於金文上已得一證。
其次為《秦公簋》。
「秦公曰：『丕顯朕皇祖受天命，鼏宅禹 。十又二公在帝之壞，嚴恭寅天命，保業厥秦。虩使蠻夏。』」
「禹 」即《大雅》之「維禹之績」，《商頌》之「設都於禹之跡」。王國維已言之。
「蠻夏」即華夷，是則春秋中華中國確亦稱夏。上言「禹跡」，下言「夏」，則夏與禹確有關係。
由上可知在春秋時代一般人之信念中，確承認商之前有夏，而禹為夏之先祖。是夏民族當為中原之先住民族。然自遭殷人驅逐以後，這個民族往那兒去了？
有一部分（或其全部）朝北方遷徙了，是理所應有。在這兒舊史料上有一些證據。
（一）《山海經》
「黃帝生駱明，駱明生白馬，白馬是為鯀。」（《海內經》）
「黃帝生苗龍，苗龍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牝牡，是為犬戎。」（《大荒北經》）
此言犬戎與夏民族同祖。案黃帝即是皇帝，上帝。後人以為軒轅，軒轅又為星名，即西方之獅子座，其最大一星亦稱「王星」，與黃帝號有熊，鯀化黃熊，禹化黃熊等傳說，均有關係。此別有說。（見《甲骨文字研究·釋支幹篇》。）
（二）《左氏》定四年傳
「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姑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啟以夏政，疆以戎索。」
此以夏政與戎索對文，並於夏虛施行戎法，可知戎夏確有攸關。
（三）《史記·匈奴列傳》
「匈奴其先祖夏後氏之苗裔也。」
所謂昆夷、犬戎、鬼方（即懷姓戎）、葷粥、熏鬻、 狁、休渾、匈奴，均一音之轉，前人已言之。由上三證則夏民族被殷人驅逐後，多逃往北方，殆是事實。（有一部分系逃往南方。《史記·越王勾踐世家》：「越王勾踐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後帝少康之庶子也。封於會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斷髮，披草萊而邑焉。」）
此外尚有一例，余以為大有可考索之價值者，即《商頌·長發》「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二韻。
「禹敷下土方」句甚奇特，「禹敷下土」可以為句，亦可以為韻，因土與茫乃魚陽對轉。「禹敷下方」可以為句，自亦可以為韻。然二者均不取，而獨用五字為句曰「禹敷下土方」，此當非單為音節之故。余意「土方」當即卜辭中所常見之敵國名「土方」。
「土方」之地望由《書契菁華》下列數事可以考見。
（一）「五日丁酉允有來 自西，沚戛告曰：『土方征於我東鄙，烖二邑。 方亦牧我西鄙田。』」
沚乃國名，卜辭習見，沚戛當即沚國之長名戛者，此人於卜辭亦屢見不鮮。由此例可知沚國在殷之西，而土方在其東， 方在其西。
（二）「九日辛卯允有來 自北 ，敏 告曰：『土方牧我田十人。』」
亦國名。敏 當即 國人。此國在殷之北，則土方亦必在殷之北。合上例而言，則土方當在殷之西北或正北。
（三）「四日庚申亦有來 自北，子 告曰：『昔甲辰方征於 ，俘人十又五人。五日戊申方亦征，俘人十又六人。六月在 。』」
子 當亦 國之人，此所告方，由上例證之即土方。方征 凡二次，甲辰一次，戊申一次。觀其首言「四日庚申亦有來 」，可知四日前之丁巳必曾有來 。丁巳來 所告者為甲辰之寇；庚申來 所告者為戊申之寇，甲辰至丁巳十四日，戊申至庚申十三日，前後兩次所費之時日恰相若，可知 國離殷都（即今之安陽）有十三四日之路程。每日途行平均以八十里計，亦已千里而遙。則土方之疆域蓋在今山西北部，或包頭附近也。是則土方當即 狁之一大族。
狁於《詩》稱朔方，金文《不 簋》又稱馭方。朔、馭、土，古音均在魚部，則所謂土方當即朔方、馭方。
知此，則所謂土方即是夏民族，夏字古音亦在魚部，夏、土、朔、馭一也。
是則「禹敷下土方」當為禹受上帝之命下降於土方之國（即後之華夏、禹跡、禹甸、禹域），以敷治洪水。《商頌》雖是春秋宋襄公時正考父所作，然宋人猶保存卜辭中所常見之國名，此毫不足怪。
又《逸周書·世俘解》：「太公望命御方來，丁卯望至，告以馘俘。」此御方亦當即《不 簋》之「馭方」。蓋夏後氏之後 狁與殷為世仇，故周人伐殷時即請其援助。此亦一於舊紙堆中久被淹沒之新史料也。
要之禹與夏就文獻中所見者確有關係，此必為夏民族之傳說人物，可無疑。又夏民族與匈奴族有近親之關係，當為中原之先住民族。此事於將來大規模的地下發掘時可望得到實物上的證據。
1930年2月7日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