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佛教史 · 第十七章　近世之佛教

（一）概說 近世佛教，乃就有清一代，及民國以來佛教興衰言之；清代康熙乾隆二帝，盡力振興儒教；對於佛教，亦頗提倡。喇嘛教本為元明二代之懷柔藩部政策；其寺院之配置，僧侶之階級，廩餼之額數，皆有定製。清代所護喇嘛，皆黃衣派；而稱本國固有之佛教徒為青衣派。然順治雍正二帝之參禪；乾隆帝之翻譯經典；則於固有之佛教，關係至深；可謂清代佛教之全盛時期。嘉慶以後，國勢凌替，佛教亦隨之衰頹。至光緒年間，士夫競談變法；輸入西洋哲學，推翻墨守儒說之成見；同時研究佛學之風，亦勃然興起。民國以來，戰亂不息，人心覺悟，研究佛教者，乃不期而同；創設佛教會，刊刻經典，各省皆有此機關焉。 （二）清代之喇嘛教 喇嘛分西藏蒙古二支，已於第十六章述之。清制：喇嘛分駐京喇嘛，及西藏蒙古各部喇嘛，而皆受前藏達賴喇嘛之管轄。喇嘛官秩：達賴、班禪以下，有札薩克、蘇拉、德木齊、格斯貴等名。駐京者，設掌印札薩克大喇嘛一人，副札薩克大喇嘛一人，札薩克喇嘛四人，達喇嘛十七人，副達喇嘛四人，蘇拉喇嘛十九人，教習蘇拉喇嘛六人，德木齊三十一人，格斯貴五十人；其徒眾曰格隆，曰班第。內務府三旗，及東陵隆福寺、西陵永福寺，皆設置喇嘛若干人。此外熱河、盛京、五台山、歸化城、多倫諾爾等處，咸設喇嘛；額缺升轉，皆照駐京喇嘛之例。 順治八年（1651年），創建後黃寺剃度喇嘛百有八人。十四年（1657年），後寺中，唪經喇嘛，定為四百人。雍正帝在藩邸，即喜研內典；受國師章嘉呼土克圖之指導。及即位；興修此邸，號雍和宮，為京師第一大廟；設王大臣管理之。宮內中正殿，為喇嘛唪經之所；定例：每日以二十人，在前殿唪《吉祥天母經》；以九人在後殿，唪《無量壽佛經》；以三人在後殿，唪《龍王水經》。 乾隆元年，議准在京各寺廟，原有度牒之喇嘛、格隆、班第，共九百五十九名。後增建福佑寺，食錢糧之格隆、班第，共三百十四名；皆未得度牒，乃按名補給。其額外所收之徒，遇食糧有缺，方予充補。 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分主前後兩藏。乾隆時，理藩院造冊：至第六世達賴，所轄寺廟，計有三千一百五十餘所；共計喇嘛三十萬二千五百餘人；班禪所轄寺廟三百二十七所；共計喇嘛一萬三千七百餘人。 （三）清代對於佛教之保護及限制 滿洲民族，早崇喇嘛教，與蒙古相似。清初諸帝，對於佛教，頗示尊崇；故保護亦備至。雍正《御選語錄》「有云：我朝之初居東土也；風俗淳古，實忠實孝；歷代敬禮佛天；而於僧道，並無不問高下，一概尊敬之事；與蒙古習尚□殊；」是知清代之尊敬佛教，非漫無區別，一概盲從者也。 清代一方尊重佛教；同時於寺觀之建置，僧尼之剃度，又嚴加限制。順治年間，定僧道官制，京師設僧錄司、左右善世、闡教、講經、覺義，掌釋教之事；各直省府屬設僧綱司；置都綱一人、副都綱一人；州屬曰僧正司；縣屬曰僧會司；各掌其屬釋教之事，悉依明制。 對於寺觀庵院之建立，所定限制，甚為嚴厲。大清律例戶律中，規定：「凡寺觀庵院，除現在處所外（先年額沒）不許私自□建增置；違者杖一百；僧道還俗，發邊遠充軍；尼僧女冠，入官為奴；地基材料入官；民間有願□建寺觀者，須呈明督撫具奏；奉旨，方許營建。」 又出家亦悉依明代以來舊制，須由官給度牒，不許任意出家。大清律例中亦有規定：「若僧道不給度牒，私自簪剃者，杖八十；若由家長，家長當罪；寺觀住持，及受業師私度者，與同罪；並還俗。」然此項限制，事實上乃因僧道無戶籍，可免納丁稅而設；自雍正年間，並丁稅於漕糧；僧道之多寡，與稅額無何影響；於是度牒之制，遂無形而廢弛。 又「民間子弟，戶內不滿三丁，或年在十六以上而出家者，俱有罪；應付火居等僧道，不准濫受生徒；其年逾四十者，方准招徒一人；如年未四十，即行招受，及招受不止一人者，均照違律論罪。」 此等限制，定例雖嚴；然其後亦為具文，僧徒隨意出家，比比皆是；或窮乏不能自存，則遁入空門；甚至犯罪者，亦借寺廟為藏匿之地；古人所謂出家乃大丈夫之事者，至是寢失其本意矣。 （四）清初諸帝之信佛 （甲）順治帝之參禪 順治帝自統一中原以後；一改滿洲專崇喇嘛之舊習，而歸依禪宗，頗致力於參究；觀其與玉林琇和尚，及其弟子筇溪森和尚之關係，可以知之；玉林名通琇，系臨濟第三十一世，即盤山圓修之弟子也。順治十五年（1658年），曾下敕諭；特遣使迎接玉林；有云：「爾僧通琇；慧通無始，智洞真如；掃末世之狂禪，秉如來之正覺。」又十六年（1659年）敕渝；有云：「爾禪師通琇；臨濟嫡傳，笑岩近裔；心源明潔，行解孤高；故於戊戌之秋；特遣皇華之使；聘來京闕，卓錫上林；朕於聽覽之餘，親詢釋梵之奧；實獲我心，深契予志；洵法門之龍象，禪苑之珠林者也。」其尊崇可謂至矣。玉林至京；順治帝即於萬善殿，請師升座說法；後迎入西苑，時時問答；遇合之隆，一時無比。既而玉林堅請還山；帝許之；留其首座筇溪行森，問答稱旨。賜玉林號為大覺普濟禪師；筇溪為明道正覺禪師。 然順冶帝之參禪，乃自憨璞和尚始；《宗統編年》載憨璞和尚，住京都海會寺；都門宗風，自此大振；順治帝因狩南苑，幸海會，延見憨璞和尚，始與禪宗接觸云： 順治十四年（1657年），冬，十月；海會憨璞性聰和尚，結制萬善殿；先是：上狩南苑，因幸海會；延見聰，奏對稱旨；復召入禁庭，問佛法大意；乃詔結冬萬善殿；賜明覺禪師號。上後謂天童忞曰：朕初雖尊崇象教，而未知有宗門耆舊；知有宗門耆舊，則自憨璞始；憨璞固有造於祖庭者也。 順治帝自憨璞奏對之後，乃留心參究；既有玉林師弟，復召玄水杲和尚，說法於內庭。十六年（1659年），冬；天童道忞和尚，奉召入京；進見於萬善殿；傳諭，免禮賜坐，慰勞敘譚畢；即諭萬善愍忠廣濟三處結冬。帝親至方丈問法；時筇溪森、玄水杲、憨璞聰，皆承召對。十七年（1660年），道忞還山，帝親送出北門，賜號宏覺禪師。 帝於《座右大書》：「莫道老來方學道，孤墳儘是少年人；」以自警惕；與禪門耆學相見；不令稱臣致拜，從容握手，情逾師友；可知帝之參禪，必有心得；非一知半解者也。 （乙）康熙帝之崇佛 康熙帝在位六十年；對於儒教及各種學術，均積極整理；成《康熙字典》及《數理精蘊曆象考成》等巨著；而對於佛教，亦稟前代成規，特加保護。二十三年（1694年），南巡，臨揚州之天寧平山二寺，各有題詞；天寧曰蕭閒，平山曰怡情；至金山敕重加修建，親制文勒石紀之；書扁額曰江天一覽；此外所至江南名利，多有題詞。二十八年（1699年），二次南巡；至蘇州鄧尉山聖恩寺，親拈香禮佛；賜額曰松風水月；至靈岩；賜翠嵐二字；復至杭州之靈隱雲棲，而回江寧大報恩寺等處；所至遇山林學道之士，優禮有加。又曾發帑重修補陀羅迦普濟寺，親制碑記；有云：「海寇猖狂，寺宇梵剎，皆為灰燼；自康熙二十二年（1693年），蕩平台灣，海波永息；朕時巡浙西，特遣專官，虔修淨供；敬書題額，永鎮山門；復發帑重建寺宇，上為慈闈延禧，下為蒼生錫祉。」又親制重修天竺碑文：有云：「能仁之量，等於好生；佛道之成開乎民隱；將使般若之門，隨方而啟；仁壽之域，舉世咸登。」康熙帝自言弱齡誦讀經史，未暇覽金經貝葉之文；觀其所作碑記，乃抱儒釋一致之思想；固未若順治之能親領禪悅；而其尊崇佛教，則猶先代之遺風也。 （丙）雍正帝之參禪 雍正帝於禪門，頗有造詣；自言得力於西藏喇嘛章嘉呼土克圖；茲節引《御選語錄》卷十八後序文於下： 朕少年時，喜閱內典；惟慕有為佛事；於諸公案，總以解路推求，心輕禪宗；謂如來正教，不應如是；聖祖敕封灌頂普慧廣慈章嘉呼土克圖喇嘛，乃真再來人，實大善知識也；梵行精純，圓通無礙；藩邸清閒，時接茶話者十餘載；得其善權方便，因知究竟此事。 帝之為此言，蓋初時惟知從佛教經典上研求，而未知心性中向上之事，與一般學人所犯之病相同；及接近國師，而方能省悟也。帝曾於康熙年間；延禪僧迦陵性音，屢為結制；帝著力參究，偶有省悟；性音贊為大悟徹底；帝不自信，叩問章嘉；章嘉則不許之，更勉其進步。故帝於章嘉，極端信仰；稱為證明之恩師。 帝自號圓明居士，曾輯古來禪師語錄中之提持向上，直指真宗者，編為十九卷；名《御選語錄》。而以自己與人問答言句，收錄於第十二卷，頗多奇拔之語。茲錄一二則於下： 眾生不了，猶如小兒放風箏相似；隨風放去，風定卻復收來；收來放去，實同兒戲；何日是了期；所以古德每拈云：「腳跟下紅絲斷也未？」此語甚親切；譬如風箏線斷，紙鳶落在何處？參。學人初聞道，空境易，空心難；究竟則空心易，空境難；空境而不空心，到處為礙；空心而不空境，觸途成滯；應知心外復有何物可空；物外復有何心可空；所以云：「我自無心於萬物，何妨萬物常圍繞；」少有分別心，則非第一義；若不如是，必不能守。 帝於即位之後；又在內廷與王大臣參究禪理；集此等諸人之話錄，亦為一編；名曰《御選當今法會》；附於《御選語錄》之十九卷。 帝既喜研禪理，又極提倡淨土；蓋鑒於禪門空洞之弊，而欲矯正之，示學人以腳踏實地之修行也。其於淨土祖師，特提蓮池大師，以為模範；《御選語錄》中，采其要語，別為一卷；帝自製序文有云： 達摩未刮粱土以前，北則什公弟子，講譯經文；南則蓮社諸賢，精修淨土；迨後直指心傳，輝映震旦；宗門每以教典為尋文解義；淨土為著相菩提；置而勿論；不知不覺，話成兩橛；朕於肇法師語錄，已詳吉宗教之合一矣；至淨土之旨，又豈有二；……曹溪十一傳而至永明壽禪師；始以淨土提持後學；而長蘆北□諸人，亦作淨土章句；及明蓮池大師，專以此為家法；倡導於浙之雲棲；其所著《雲棲法匯》一書，皆正知正見之說；朕欲表是淨土一門，使學人宴坐水月道場，不致歧而視之，誤謗般若；故擇其言之融會貫通者，刊為外集，以示後世。 雍正帝之重要著述：有《御選語錄》十九卷；及《揀魔辨異錄》八卷；《御選語錄》分正集、外集、前集、後集之四類；其正集中所采語錄：為僧肇、永嘉覺、寒山、拾得、溈山佑、仰山寂、趙州諗、雲門偃、永明壽、雪竇顯、圓悟勤、玉林繡、筇溪森十三人；而以道教之祖師紫陽真人張平叔及自己所著《圓明居士語錄》，加入之；外集則采《雲棲蓮池大師語錄》；前集、後集，則采達摩以下歷代禪師之語錄；末卷更附刻當今法會；由此編次之意觀之：正集中以張平叔，與諸禪師並列，以示紫陽之由道入釋；於古代佛教中，特冠以羅什門下之僧肇，最後則又附入雲棲，蓋有調和教禪淨三宗之意焉。 至於《揀魔辨異錄》；乃為天童圓悟禪師之弟子法藏著《五宗原》，標立邪說，有背師旨；悟禪師曾有《辟妄救略說》以駁斥之；而法藏之弟子弘忍，復作《五宗救》一書，以回護邪說；故帝作此書，逐條駁正之；並將藏內所有法藏弘忍之語，及《五宗原》、《五宗救》等書，盡行毀板；其所頒上諭有云： 法藏之言，肆其臆誕，誑世惑人，此真魔外知見；如魔嗣弘忍，中其毒者，復有《五宗救》一書；一併流傳，冀魔說之不朽，造魔業於無窮；天下後世，具眼者少；不知其害；即有知而辟之者，有德無位，一人之言，無徵不信；……朕為天下主，精一執中，以行修齊治平之事；身居局外，並非開堂說法之人；但既深悉禪宗之旨，洞知魔外之情灼見現在魔業之大，豫識將來魔患之深，實有不得不言不忍不言者。 帝蓋鑒於明末禪門黨同代異之弊，徒在知見上逞機鋒，而忘卻向上一著，故慨乎言之；觀《御選語錄·後序》中：性音勸帝研辨五家宗旨，帝謂五家宗旨，同是曹溪一味；不過權移更換面目接人；可知帝乃不承認有五家之區別；而主張五家一致之說者；其駁弘忍之五宗救，特就門戶之見最甚者斥之耳。上諭又云： 粵稽三教之名，始於晉魏；後世拘泥祟儒之虛名，遂有意詆黜二氏；朕思老子與孔子同時；問禮之意，猶龍之褒，載在史冊；非與孔子有異教也；佛生西域，先孔子數十年；倘使釋迦孔子接跡同方，自必交相敬禮；……後世或以日月星比三教，謂某為日，某為月，某為星；朕意不必如此作拘礙之見；但於日月星之本同一光處，喻三教之異用而同體可也；觀紫陽真人之外集，自可無疑於仙佛一貫之旨；道既一貫，愈可以無疑於三教並行不悖之理；爰附及於此，使天下後世，真實究竟性理之人，屏去畛域，廣大識見，朕實有厚望焉。 由上言之：可知帝更主張三教一致之說者；以《史記》孔子問禮於老聃之故事，引證儒道二教之根本相同；並引隋李士謙以佛比日，以道比月，以儒比五星之說而修正之；此亦宋明以來三教合一論之影響，而帝之主張，更為鮮明也。 （丁）乾隆帝之刻經事業 順治、康熙、雍正三朝之振興佛教，比諸唐宋開國時，亦無遜色。至乾隆帝則盡力於雕刻大藏經、及翻譯國語藏經等，亦偉大之事業也。明萬曆十七年所刊大藏，計六千七百七十一卷；乾隆三年，乃敕選後世大德著述，增入藏中，為千六百七十二部，七千二百四十七卷，名曰《大清重刊三藏教目錄》；從事雕刻，即所謂龍藏是也。然清代雕刻藏經，在康熙帝時，已編集圓覺、金剛、楞嚴、維摩、仁王、楞伽、深密、涅槃、心地觀、諸部般若等二十二經，在內府出版；此龍藏乃經始於雍正帝，至乾隆帝而完成者也。匯刻書目第十九冊卷首釋藏之夾注下，有云：「我朝維正十三年，特開藏經館；收奇黜妄，整理編刊；命和碩莊親王等董其事，至乾隆三年竣工，頒發各省寺院；誠巨典也。」此可以為證矣。 乾隆帝又以滿洲語翻譯《大藏經》；衛藏通志卷首載《御製清文翻譯大藏經·序》有云： 若夫訂四庫全書。及以國語譯漢全藏經二事；胥舉於癸已年六旬之後；既而悔之，恐難觀其成；越十餘載而全書成；茲未逮二十載，而所譯漢全藏經又畢□。夫耳順古稀，已為人生所艱致：而況八旬哉！茲以六旬後所創為之典，逮八旬而得觀國語大藏之全成；非昊干嘉庇，其孰能與於斯；而予之所以增惕欽承者，更不知其當何如矣。 乾隆帝為歷代帝王中壽命獨長之人；其訂正《四庫全書》，及國語翻譯藏經，經始於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即六十二歲之時；《四庫全書》，歷十餘年告成；翻譯藏經、則費十八年之歲月，至乾隆五十五年始竣工；帝年已七十九歲，其得意欣悅之情，可想見也。又云： 至於國語譯大藏。恐人以為惑於禍福之說，則不可不明示其義；夫以禍福趨避教人，非佛之第一義諦也；第一義諦，佛且本無，而況於禍福乎；但眾生不可以第一義訓之，故以因緣禍福，引之由漸入深而已。 是蓋說明佛教之第一義諦，本來空寂，超越於禍福之說；以禍福引誘眾生，使之趨避，乃佛教之方便說也。又云： 然予之意，仍並不在此；蓋梵經一譯而為番；（西藏）再譯而為漢；三譯而為蒙古；我皇清至中國百餘年，彼三方久屬臣僕，而獨闕國語之大藏，可乎？以漢譯國語，俾中外胥習國語，即不解佛之第一義諦，而皆知尊君親上，去惡從善，不亦可乎？是則朕以國語譯大藏之本意，在此不在彼也。 由此觀之：乾隆帝以國語翻譯藏經之本意，可知矣。蓋自宋初仿唐制，設譯經館；曆元及明，均以刊印大藏經，為國家事業之一；清室繼之，而有龍藏之編輯，意在超越前代，誇耀後世也。然元世祖命八思巴，始創蒙古新字；至武宗至大三年（1310年），召集藏蒙漢及西域學者，從西藏之大藏經，重譯成蒙古文，稱蒙古藏經；若清代無滿洲語藏經，則視元為遜包；故乾隆帝汲汲圖之，而有三方皆為臣僕，不可獨闕國語大藏之言也。至於借翻譯藏經希冀以國語普及中外人民，亦為彼大一統之夢想也。國語藏經有一百八函，六百九十九部，二千四百六十六卷。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帝曾命和碩莊親王允祿，選擇通習梵音之人，將全藏經中諸咒，詳加訂譯；編為《滿漢蒙古西番合璧大藏全咒》；計八十八卷；附同文韻統六卷；字母讀法一卷；《讀咒法》一卷，共九十六卷。當時頒發京城直省各大叢林；今則皆已不存；惟北京之雍和宮及觀音寺，各存一部；版藏內庭，亦已散失。近由居士徐文霨、蔣維喬、陳汝湜等發起，向觀音寺借得原本；由商務印書館影印流通。此四譯對照之全咒，亦乾隆帝一大事業也。 （五）嘉、道以後佛教之衰頹 嘉慶、道光之時，國勢中衰；當時佛教傳承，亦無前此之隆盛；而一部分自命儒教之學者，又墨守韓愈闢佛之成見，盡力排擊佛教；僧徒流品既雜，寺廟中幾為遊民托足之所；遂致自暴自棄，日陷於衰頹而不可挽矣。在此期間，有可注意之二事：即太平天國之排佛，及居士之勃興是電。 （甲）太平天國之排佛 咸豐年間，洪秀全特起於廣西；建立太平天國；以耶穌教為號召，自稱上帝之第二子；對於異教，一切排斥；故無論佛寺道觀及民間祠廟；師行所至，皆首先焚毀；神像經卷，破棄無遺；佛教上所受影響，殆匪細也。洪秀全以嘉慶十七年（1812年）七月，生於廣東之花縣；七歲入村塾；天資敏捷，酷嗜史學，對古今興亡大事，輒具卓見，為一鄉所驚；後應試不第；見清廷政治腐敗，官吏之貪黷，民生之困窮，遂有革命之志。是時有朱九疇組織上帝會，謀興復明朝；彼與馮雲山同往師事之；九疇死，秀全被推為教主；事聞於官，逮捕頗急；乃入耶穌教，借為護符；尋往香港，受英國某牧師教，得為廣西之傳道員；潛與其地豪傑楊秀清、蕭朝貴、石達開等結交。會廣西大飢，群盜蜂起；嘯聚之眾，多者數千人，少者數百人，各從事掠奪；秀全乘機與馮雲山、楊秀清等，設立保色攻匪會；正在練兵集餉舉旗興師之時；秀全忽佯死，七日而蘇；告其部眾曰：「上帝召余，告以天下有大劫，命余出而平之；」遂造真言、寶誥，用作經典，俾眾讀之；且曰：「入我鄉拜我者可無事；上帝即吾父，耶穌為上帝之長子，余則次子也。」眾皆驚異，信以為真；歸依者日眾。 道光三十年（1850年），秀全在平樂府之金田縣起事；清室以承平日久，將驕卒惰，皆不能戰；太平天國之軍，所至克捷；十餘年間，奄有廣西、廣東、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蘇、福建、雲南、貴州、四川、山東、浙江等省，占天下三分之二。以咸豐元年（1851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為太平天國元年；一月元旦，定都南京；秀全自稱天王。直至同治三年（1864年），太平天國方覆亡。其間經過喪亂之時期，十五年（1876年）；占領地域，十餘省之廣；兒在斯地之佛教，皆根本摧滅無遺；即至今日，各省尚多有舊時名剎，未曾恢復者，是誠佛教之大劫也。 太平天國雖以耶穌教為門面，實則自有其信條：除前述之經典外，有所謂天條書之制定；強制軍民，絕對信仰；其內容禁止崇拜邪神，獎勵日曜禮拜，讚美上帝恩惠，並禁竊盜姦淫殺害等，刊行小冊；頒布各軍隊及各宮官；使人人各手一冊；軍人入營後二十一日，即強制背誦；不能者殺無赦；其嚴厲如此。茲摘記《天條書》之項目如下： （一）天條書（意即上帝尊崇淪） （二）懺悔之規矩 （三）懺悔文 （四）朝晚拜上帝之儀式 （五）每飯感謝上帝之文 （六）遇災病時求上帝救護之文（七）凡遇生產婚嫁等一切吉事時供物祭告之文 （八）建造房屋及其他土工時祭告之文 （九）升天（死亡）祭告儀式 （十）日曜日之讚美歌 （十一）平時遵守之十誡 觀上戒條：已將人生之自胎生以至老死，一切規定於上帝信仰之下；禁止崇拜邪神，則凡我國自古以來之祖先鬼神，概在排斥之列；佛教之不能存在，亦固其所；受禍之烈，蓋較諸往昔三武一宗之法難，有過之無不及也。 （乙）居士之勃興 清中葉後，佛教漸衰；加以太平天國之到處摧殘，東南佛法，不絕如縷；同治以來，所以能重整舊規而興復之，馴致清末民初居士勃興者；以數十年中，比丘居士，皆有傑出之人；提倡宏布，各盡心力故也。此事關係甚大，請詳述之： 時則禪宗如金山、高旻、天寧等之唱導宗風，嚴整規模；能令人其中者，鍛煉身心，變化氣質；參方禪和，咸視為大冶洪爐。夫度牒試僧之制，廢弛既久；更當大兵之後，削髮披緇者，流品不齊；非用宗下惡辣鉗椎，何足以祛舊習，振頹風；或譏其未免嚴酷，非知本之論也。故其有功佛門，實非淺鮮。雖表面上似於在家二眾影響猶少；然如下述啟發社會信心之諸師，皆自此中鍛煉而出者；則飲水思源，即謂今日大多數居士，莫不受諸山之賜，亦無不可。 若就人言之，未易縷指；姑舉其德望遍在人口者；有如赤山法忍、天寧清鎔、鼓山古月，先主盤山後主留雲之密融諸禪師；道高願宏，隨機接引，普及四眾。復有台宗諦閒法師之師及師昆弟；大亂甫平諸山即紛紛聘請宏經；逮至諦閒法師，法事尤盛；大江南北，浙水東西，歲無虛席。賢宗月霞法師，亦復分途並進，大啟講筵。於是男女居士，慕道皈依者，遂如東風啟蟄，逐漸萌生，以十就比丘宏法者言之也。 更有特出之居士焉；即江都鄭學川、石埭楊文會是已；學川因發願刻經而出家，號刻經僧。文會弛亂後經版無存，而梵冊又不易請求披讀也；因邀合同志，發起大願，踵嘉興藏式，專刻方冊藏經；孜孜砣矻，拋棄一切世務，竭盡其精力資財而為之；數十年如一日。古德佚箸，更多方展轉向日本購求而歸；校刊流布。文會道德學問，既足起人信仰；又以經書購求之易，故在家者研誦益多；遂於民四民七，由旅居北平之居士，兩次聘清諦閒講經，開向來未有之例焉。（向來講經，皆由寺院發起） 北平本來遭兵燹；徹悟禪師曾創紅螺山道場；其後人復能遵守遺風於不墜。又有清一省元睹師，方便接引。居士信心，已有動機；迨兩次宏經，清信之士，乃如萌芽之怒長。南方信士，原多於北；如狄葆賢已於光宣間，在上海創設流通處。繼又創辦佛學叢報；影響頗大。及北平兩次宏經之後，上海眾居士，亦接踵宏經。由是風發雲涌，居士所立講習之社，念誦之林，流通之所，蓮蓬勃勃，遍及於黃河揚子珠江三流域，蔚成今日之氣象矣。 一事之興，必待眾緣；非一朝一夕之故，亦非一手一足之烈也，嘗試論之：同治以後，若無金山諸寺，以培植本源；無禪講諸師，以啟導敬信；佛門早不堪問矣，何況居士。然若無方冊經書之流布，使僧俗便於研讀；又豈能有今日之氣象。然則居士之勃興，望前思後，此中關係，誠非偶然也。若上溯清初居士中最著者，則有宋世隆、畢奇、周夢顏、彭紹升諸人；可謂為近世屆士之先導。今依次述其歷史如下： 宋世隆，字文森，長洲人。年四歲，聽父讀《金剛經》，即能誦四句偈。既長，補諸生；年五十餘，有疾；偶觸《華嚴經》無著無縛解脫句有會；遂長齋斷欲，日誦《金剛經》；月余，病起；中秋夕，見堂前角燈，光不透脫；不覺感慨，默坐參究；久之，忽汗下通身，胸中廓然；作偈曰：「主主賓賓無主賓，分明指點愈迷津；偶然風觸燈中火，卻遇當家舊主人。」時天竺珍禪師，過蘇之大雲庵；世隆往謁，既見；即云：「龍腦薄荷，香聞天下；」師云：「可要干矢橛麼？」隨問云：「如何是乾矢橛？」世隆云：「八面春風；」師云：「來此作麼？」世隆云：「不求佛，不求法，要討個了當；」師厲聲曰：「萬劫千生不得了；」世隆言下有省。師尋去之杭州南□；世隆一再往謁之；在堂中有問未生前面目者？世隆應曰：「螺髻峰；」少頃，進見；師云：「好個螺髻峰，只恐未肯點頭在；」困舉六祖神秀菩提樹話，問和尚如何道？師云：「掀倒菩提樹，打翻明鏡台；髑髏都粉碎，處處絕塵埃；」世隆云：「也不過到此；」師拂衣而起；拍世隆肩曰：「如今可把六祖神秀，並老僧與居士，縛做一束，拋向錢塘江里去；」世隆頓悟臨濟吃三頓痛捧意旨；遂口占偈云：「生前面目絕追求，螺髻峰高解點頭；一句頓超三頓棒，凡情聖解付東流。」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世隆脾脾疾；示禪客曰：「末後何必有句，末後何必無句；刀山劍樹上翻身，鑊湯爐炭中躲避；無端七十餘年，總是逢場作戲；今日尚要賣弄一番，咄！你看這粉碎骷髏，那有一點西來之意。」其妻疾亟以告；世隆不往；《第傳語》云：「子去，我且行矣；」遂後妻數刻而逝。 畢奇，字紫嵐；江南歙縣人也。少避難至杭州，寓僧舍，閱《金剛般若經》，始知信向；繼閱《祖師語錄》，疑之；有堂頭僧教看南泉斬貓公案；久之，聞斧聲有省；頗自負。尋人馬首山，有醒愚禪師者，結茅山居；奇一見，以機語接之；醒愚微哂而已；明日，復往見清益；醒愚征前語，指其負墮處；令參一歸何處。居數月，其所親訪得之；要與俱歸。奇歸，參究甚力；行止不少間。閱五年，偶閱岩頭語，大悟。再謁醒愚。醒愚笑曰：「今日始知吾不欺汝也。」自是常居僧寺，持佛戒，終日瞑坐，夜臥不夢者二十年；居蘇州支硎山德雲庵最久。嘗示禪客云：「參話頭有法，不可不知；何謂法？一念真疑無間斷是也。何謂一念真疑？如雪岩云：「盡三百六十骨節，八萬四千毛竅，並作個趙州無字；一提提起，如一團熟鐵，如一堆烈焰相似，並無昏沉散亂之相可得；」此之謂一念真疑也。若起心動念，則謂之第三念，盡落知解；知解愈精，去道愈遠；近世馳聲走譽者，都從第二念而入；外面看時，句句般若；其實皆是意識依通，認賊為子；可不哀耶。何為無間斷？今日也一念真疑而參；明日也一念真疑而參；不論年，那管月，但時時刻刻，一念真疑而參；必要實證實悟，大法現前而後已；此之謂無間斷也。若果如是一念真疑；如是無間斷；自然有日，不期然而然，話頭參破，而明心見性矣。」其他論著頗多，此其最切者。康熙四十七年（1780年），終於德雲庵；庵主如珏，為之殮；收其遺書，有別錄八卷行世。 周夢顏，字安士，一名思仁，崑山諸生也。博通經藏，深信淨土法門，自號懷西居士。嘗以眾生造無量罪，淫殺二業，實居大半；因深維經義，著《戒殺戒淫》二書：《戒殺》書名《萬善先資》，言多深痛。大要云：「刀兵之難，在於人道，或數十年，或百餘年，儀一二見：至於畜生，無日得脫。普天之下，一遇雞鳴，無量無邊，狠心屠戶，手執利刃，奮向群豕；爾剛群豕，自知難到；大聲哀號，救援不至；被人裂腹刺心，抽腸拔肺；哀號未斷，又投沸湯，受大苦惱；片刻之間，閻浮世界，萬萬生靈，頭足異處；積群豕骨，高過山巔；漂群豕血，赤江水流；如是惡因；如是惡果；詰其根由，皆為我等口腹所致。世人動稱我不作惡，何必持齋：豈知爾等偃息在床，妻孥聚首，即有素不相識之人，先為汝等遍造惡業，無量無邊。我勸世人，未能持齋，先須斷殺。」其戒淫書名慾海回狂。勸諸淫者：先觀胎獄；了種種苦；是為息淫原始方便。次觀此身，諸蟲蝟集，宛轉遊行；寄生體中，吸人精血；是為初開不淨方便。次觀男女；膿血涕唾，惡露中滿；猶如溷廁，糞穢所都；是為息淫對治方便。次想死人；正直仰臥，寒冰徹骨；黃水流出，臭不可聞；遍體生蟲，處處鑽齧；皮肉漸盡，骨節縱橫；冢破骨出，人獸踐踏；而我此身，終亦如是；次念法華所說因緣生相減相，與不生滅；是為斷淫窮源方便。次觀自身；在極樂世界，七寶池內，蓮華之中；蓮華開敷，見阿彌陀佛，坐寶蓮華，及諸種種莊嚴瑞相；自身禮拜供養於佛；作是觀時，發願往生極樂世界，永脫淫阱；越為究竟解脫方便。復著《陰騭文廣義》三卷、《西歸直指》四卷。乾隆四年正月，與家人訣，雲將西歸；家人請以香湯沐浴，卻之：曰：「我香湯沐浴久矣；」談笑而逝；異香滿一室；年八十有四。 彭紹升，字尺木，又字允初，法名際清，號知歸子，長洲人。世為儒，父兄皆以文學官於朝；紹升年二十餘，治先儒書，以明先王之道為己任；兼通考亭、象山、陽明、粱溪之說；治古文，出入於韓李歐曾；既而舍之，專心淨業，尤推重蓮池憨山；竭力宏揚佛教；是在乾隆年間也。年二十九，始斷肉食；又五年，受菩薩戒；自此不近婦人。嘗言志在西方，行在梵網。當時與紹升共同振興佛教者，有汪大紳（縉）羅台山（有高）等，一時稱盛。 紹升對於佛教，非但具熱烈之信仰；又積極實行；或創蓮社念佛；或購魚鱉，授以三歸戒而放生。曾與汪縉，共立建陽書院；所詔示諸偈，實可窺見紹升全部之信仰焉。茲示於下： 起儒偈 儒曰大勇；釋曰大雄；男兒鼻息，灝氣罡風。 決疑偈 一念不決，念念愚痴；一世不決，世世愚痴。 斷淫偈 淫慾不斷，萬劫沉淪；念頭方動，天怒地嗔。 戒妄偈 一語真實，三界導師：一語欺妄，萬惡由斯。 捨身偈 擔荷大法，是名丈夫；覷破殼子，非我非渠。 攝心偈 攝心之法，珠藏於淵；成就功德，水滴石穿。 息念偈 念起念滅，覆蓋真如；起滅無地，入道之師。 念佛偈 千聖萬賢；千魔萬怪；一句南無，頭頭敗壞；千聖萬賢；千魔萬怪；一句南無，頭頭自在；千聖萬賢；千魔萬怪；一句南無，本分買賣。 觀上偈則紹升信念之堅，操行之潔，可想而知。晚歲屏居僧舍者十餘載，日有課程，雖病不輟。年五十七，西向念佛而逝。著《一乘決疑論》，以通儒釋之閡；著《華岩念佛三昧論》，以釋禪淨之諍；又著《淨土三經新論》，以暢蓮宗未竟之旨；此外有《居土傳》、《善女人傳》、《淨土聖賢錄》，皆為世傳誦。紹升之文集，專闡揚內典，為《一行居集》；講論外典者，為《二林居集》。今天津刻經處，匯刻彭氏之宏法著述，名《彭居士法集行世》。 近世佛教，亦承宋明遺風，實為禪淨二家獨步時代。然士大夫學禪者雖眾，能真參實悟之人蓋鮮。文森、紫嵐，苦心斯道，卒明大法；紫嵐之論禪病，切實深摯；有裨於學者不淺。若安士、尺木，皆精心淨土，信願行三者，悉皆具足；臨終不亂，從容生西，豈偶然哉。故四人者，寶開清代居土參禪修淨之先河也。 鄭學川，字書海，揚州江都人。生於道光六年（1826年）丙戌。少充諸生，頗究儒術；嗣問道於紅螺山瑞安法師；博通教典，尤專精淨土。太平天國亂後，紫柏大師之方冊經板，蕩然無存。學川悲之；於同治五年（1866年）丙寅，與杭州許雲虛、石埭楊文會、揚州藏經院貫如法師等；同時發願刻經。學川即於是歲出家，號妙空；持律精嚴，過午不食；著述以外，專從事於刻經，故又自號刻經僧。前後十五年；凡創刻經處五所：如蘇州、常熟、浙江、如皋，而總持其事於揚州之磚橋；刻全藏近三千卷。先是：揚州東鄉之磚橋，有雞道院；學川於院後，募建接引禪院；為存貯經板及習靜之所。其後朗月法師，又募建院兩鄰屋若干楹，與東院通為一所；名曰法藏寺；即今著名之磚橋法藏寺也。學川示寂於光緒六年（1880年）庚辰；年五十有五。寂時以《大般特經》尚未告成，手持龍藏全函，屬其弟子；跏趺安詳而逝。寂後三年，《大般若經》告成。學川著述極富，匯刻為樓閣叢書。其目如下： 《求生捷徑》 《普救神針》 《百年兩事》 《身心性命》 《泗水真傳》 《西方清淨音》 《如影觀》 《如影論》（以上二種，是其道友所作） 《蓮邦消息》 《地藏寶懺》 《四十八鏡》 《水陸通論》（此是其父咫觀居士作）《華嚴小懺》 《華嚴念佛圖》 《婆羅門書》 《虛空樓閣》 《樓閣真因》 《樓閣音聲》 《禮斗圓音》 《華嚴大懺》 《五教說》 《鏡影鐘聲》 《樓閣懺》 《樓閣問答》 《地藏菩薩》 楊文會，字仁山，安徽石埭人。佛教經太平天國之摧殘後；海內人士，欲求一冊經典，殆不可得；文會在同光間，以一人之力，刊刻單行本減經；於是各地同志，相繼而起；數十年間，文會所刻為最多；海外之古德佚書，亦由其力，得以收回刊布；遂使佛教典籍普及全國； 願力之弘，關係之巨乃如此；其生平書跡，在佛教史上，誠宜特筆大書者也。 文會生於道光丁酉年十一月十六日；其母懷妊時；夢人一古剎，庭有巨瓮，上覆以笠，啟視之，中有蓮花，高出瓮口，旋驚寐，而生文會。幼穎悟：十四歲能文，雅不喜舉子業，間與知友結社賦詩為樂。性任俠使酒；稍長，復練習騎射擊刺之術。既而遭太平天國之亂，率家族轉徙徽贛江浙間；恆以書自隨，凡天文、地理、歷數、音韻以及孔老莊列，靡不鑽研；尚未知有內典也。 文會曾在里中襄辦團練；跣足荷槍，身先士卒，日夜攻守不倦；厥後論功，則固辭不受。同治二年（1863年），居父喪；歸葬鄉里；適罹疫，病中得馬鳴大乘起信論，反覆讀之，得其奧旨；由是一意搜求佛經，後於書肆得《楞嚴經》，就幾諷誦，幾忘其身在肆中，日暮不去；肆主促之歸，始覺；是為文會人道之始，年二十七也。 自是凡親朋往他省者，文會必托覓經典；遇行腳僧，必詳詢其來去之處，有何寺廟？寺中有無經典？向者所從事之學問，悉舉而廢棄之；一意宏揚佛教。同治五年（1866年），移居金陵，董江寧工程之役：遇真定王梅叔，邃於佛學，相得甚歡；復與邵陽魏剛己、陽湖趙惠甫、武進劉開生、嶺南張浦齋、湘鄉曹鏡初等，互相討論；以為末法時代，全賴流通經典，利濟眾生；於是發心刊刻單行本藏經；手訂章程，徵集同志，得十餘人，分任勸募；創設金陵刻經處。文會日則督理工程；夜則潛心佛教，校勘刻印而外，或誦經念佛，或靜坐作觀，往往至漏盡方寢。所辦工程，費省工堅；曾國藩、李鴻章，咸以國土目之；知其淡於名利，每列保獎，不令前知；然文會遇官職，輒堅卻不受；惟以刻經為其生命焉。 後曹鏡初以創辦長沙刻經處；約文會赴湘計議。適曾紀澤奉使歐洲，邀文會同往；乃隨赴英法各國；未幾，即請假歸，仍以刻經為事。後劉芝田奉使至英；又邀文會赴倫敦；在彼得與日本南條文雄博士訂交，方知中國自唐以後散失之經典，為日本保存者不少；因發願使之復返中國：南條亦願助之搜集；留英三年，仍請假歸；自此不復與聞世事，益以刻經為專責。旋得日本弘教書院小本藏經，閉戶讀之；復寓書於南條文雄，廣求失傳之經疏；得藏外典籍二三百種，擇其最善者刊行之。自金陵刻經處成立後，各地同志，如揚州如常州如長沙如江西，皆相繼而起；向者求而不得之佛典，至此得之甚易；因此喚起學人之研究；待至清末，已風摩一時。文會曾手定應刻大藏經典之目錄，名《大藏輯要》；其生前雖尚未完成；然其手自校刊出版者，已有二千卷之巨矣。茲示《大藏輯要》略目於下： 《一華嚴》三十二部 《一淨土》五十七部 《一般若》二十三部 《一涅槃》十三部 《一密教》五十六部 《一方等》六十六部 《一法相》二十五部 《一法華》十六部 《一小乘經》十六部 《一大乘律》十五部 《一小乘律》七部 《一大乘論》二十三部 《一小乘論》四部 《一西土撰集》十六部 《一禪宗》三十部 《一台宗》十四部 《一傳記》十一部 《一纂集》九部 《一宏護》十三部 《一旁通》十部 《一導俗》四部 以上共四百六十部，三千三百二十卷。 文會晚年築室於金陵城北延齡巷，為貯存經板及流通經典之所。遭母喪後，即詔其三子曰：「我自二十八歲，得聞佛法；時欲出家，徒以有老母在，未獲如願；今老母壽終，自身亦已衰邁，不能復持出家律儀矣。汝等均已壯年，應各自謀生，分炊度日。余所置房屋，永為金陵刻經處，作十方公產；汝等勿得視為己有。此後亦毋以世事累我也。」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就刻經處，設立只桓精舍；就學者緇素二十餘人；文會延請諦閒法師講台宗教觀；而自任大乘起信論；，此外有國文、英文、以造就通材，將來能赴印度弘傳佛教為本旨；未及兩載，以費絀而止。宣統二年（19lO年），金陵同人，創佛學研究會，推文會為會長；每七日請文會講經一次；聽者多歡喜踴躍。三年之秋，文會示疾，自知命終時至；因以金陵刻經處事，囑其弟子三人分任之；並囑佛學研究會同人，於八月十七日，開會集議，改舉會長；是日午刻，囑家人為之濯足剪爪：聞會長已舉出，為之色喜；至申刻，兩向瞑目而逝，時會眾猶未散也。病中告其家人曰：「我之願力，與彌陀願力合；去時便去，毫無繫纍；惟乘急戒緩，生品必不甚高；但花開見佛較速耳。爾等勿悲，宜一心念佛，送我西去」云云。年七十有五。 文會自道其生平得力處曰：「教宗賢首，行在彌陀；」蓋於大小乘經論，遍觀博究；而以是為歸宿者也。今各省，多有流通處，所流傳之經典，遠及南洋美洲；皆以文會校刊者為多；各地繼起之刻經處，亦多依照《大藏輯要》，賡續其未完事業；文會於兵火摧殘之後，繼往開來，肩荷大業；推為清末特出之居士，誠無愧色矣。其著述有《大宗地玄文本論略注》四卷、《佛教初學課本》一卷、《十宗略說》一卷、《觀無量壽經略論》一卷、《論語發隱》一卷、《孟子發隱》一卷、《陰符經發隱》一卷、《道德經發隱》一卷、《沖虛經發隱》一卷：《南華經發隱》一卷、《等不等觀雜錦》八卷、《闡教篇》一卷；此外尚有手輯之伙籍，及依據經典摹繪之佛像、極樂世界莊嚴圖等，皆行於世。 更有高恆松者，字鶴年，江蘇興化人；居士中之最奇特者也。凡屬居士，大都在家修持而已；惟恆松則一生行腳，參訪諸山；全國內名山，殆無不有恆松之蹤跡。恆松為南京赤山般若寺法忍長老弟子；於宗門頗用功。著有《名山遊記》，乃其隨意抒寫之日記也。恆松對於義賑及慈善事業，至為盡力。近與其夫人舍其田宅，為貞節婦女，建立念佛道場；名興化鎦莊貞節院。 （六）民國以來佛教之曙光 自清光緒末年，變法維新，各地興辦學校；多有主張化無用為有用，改寺院為校舍，沒收各寺之財產者；全國騷然；而地方無賴，又從而侵害之；僧人呼籲無門；其狡黠者，乃暗中託庇外人勢力，以求保護。清廷知其弊，乃下明渝，遵祖宗法則，保護寺有財產；僧界略得寧息。及民國成立，佛教徒亦知自結團體，創設中華民國佛教總會：其時奔走最力者，天童山之住持敬安和尚也。 敬安率領江浙各寺院之代表，於民國元年，請願於南京臨時政府，要求下令保護寺有財產；事尚未成，而臨時大總統孫文去職；袁世凱當選臨時大總統；政府移於北平；敬安更糾合各省僧界代表，於元年之秋，至北平政府請願；偶與內務部某議論不合，某挾官勢威嚇之；敬安大恚；歸至法源寺，逾日而憤死。年六十有三。 敬安夙負物望，以詩僧名；及其死，朝野多惋惜之。袁世凱乃命國務院，轉飭內務部，核准中華佛教總會章程；既而內務部亦於民國四年，頒布管理寺廟條例，施行至今；不町謂非敬安以身殉教之功也。 中華佛教總會，除保護寺廟財產外，亦有符種計畫：如開設各宗專科大學、中學、師範、小學，及勵行慈善事業等；雖未能按照章程，一一實行；然各寺廟中沒學者，所在有之；此僧界革新之氣象也。 至於居士方面，集合同志，設立佛教研究會者，各省各地，不期而同時並興；雖規模大小未必同。然對於佛教為熱烈之研究，則同一目的；如上海之佛教居士林、佛教淨業社，則成立較久規模較大者也。 自楊文會只桓精舍停止後；清兩江總督端方，曾在南京，創辦僧立師範學堂；初延諦閒法師主其事；未兒；諦閒辭去，以月霞法師繼之；辛亥革命，校舍毀焉。民元以後，沙門或居士，多有創立專門學校者：以寧波觀宗寺觀糸講舍為最著；諦閒法師為主講，宏揚台宗：畢業之弟子數十人，至今分往各地，弘揚本宗教義；汀蘇常熟興福寺，則有華嚴學院，宏揚賢宗，月霞法師主其事；武昌則有佛學院，太虛法師主其事；廈門則有閩南學院；常州之清涼寺，則有清涼學院；近移講座於上海，專弘華嚴，應慈法師主之；南京則有內學院，宜黃歐陽漸實主之；專事研究法相宗；以上各專門學校：或辦至學生畢業為止；或至今仍繼續辦理；可見沙門居士兵，對於佛教上之研究，日進未已；至於居土之臨時集合講經會，請著名法師升座講經，則無歲無地無之也。 研究佛教各團體，多有刊行雜誌，以發表心得，兼溝通僧俗兩界消息者；此亦昔時所未有，民國以來方產生者也。最初發刊者，有佛學業報；於民國元年十月出版，其中頗多佳作；惜至民國三年，即以費絀而止；此後則有武昌佛學院之海潮音；上海天津居士林之林刊；上海佛教淨業社之淨業月刊；其間較有永久性者，則為海潮音，已賡續八年之久；至內學院之內學，亦陸續刊行，而非定期出版物也。 刻經事業，南北各地，亦多有遵守楊文會之遺規，從事續刻《大藏輯要》以期其完成最著者，有北京刻經處、天津刻經處，所刊經典，板式裝訂，悉與金陵刻經處相同。至重日全部藏經，則有上海頻伽精舍翻印日本弘教書院之小本《大藏經》；商務印書館影印日本之《續藏經》；是亦社會方面，熱心佛教者日多，故能有此成績也。 民國以來，佛教所以有興盛之曙光，其動機不外三端：㈠清末中外交通，西方學術輸入；科舉廢，學校興，學者思想解放，不復拘拘於儒家一孔之見；對外來科學，固喜從事研究；而對古來相傳之學術，亦多為之整理；有文藝復興之現象；（二）佛典單本之流行，得之較易，喚起學人研究之興味。㈢元年至今十餘載，戰亂不息；民生因苦痛而覺悟，遂皈依佛教，以求精神之安慰；故有革命時善戰之軍人，亦一旦屏棄萬緣，祝髮人空門者。有此三因：故南北各省佛教，一致勃興，是不期然而然之潛勢力也。 （七）敦煌石室唐人寫經之發現 清光緒二十五六（1899—1900年）年間（己亥庚子）；甘肅敦煌之千佛洞石室中，發見唐人寫經，中多宋元以來未見之經疏；亦佛教史上重要之事實也。千佛洞，在敦煌縣東南三十里嗚沙山下；有三寺俗稱上寺、中寺、下寺；上中兩寺皆道觀；下寺為僧剎；寺之左近，有石室千餘；有唐迄元，皆謂之莫高窟，俗呼千佛洞。昔人就洞中塑佛像，並鐫壁畫；其用意蓋與大同雲岡石窟、洛陽龍門之造像相同；非為藏貯書物也。惟有一洞，其中全貯古書，乃西夏兵革時所藏；壁外飾以造像，故人皆不知其為藏書之所。迨清光緒己庚之際，繕治石室，鑿壁而書出，由是稍稍流傳於世。丁未、戊申，英國人斯坦因、法圈人伯希和，先後遊歷至此，得六朝人及隋唐人所寫卷子本書，各數千卷；並雕本石刻多種；運回倫敦巴黎。我國人聞之皆驚異，學者多注意及之，因石室所留者，尚近萬餘卷；其中唐人寫經，居百分之九十五；當時學部遣人前往取回，存於京師圖書館；運回時復經盜竊，散歸私家者數千卷；今存於圖書館者，八千餘卷而已。 敦煌石室唐人寫經，不特多未入藏之經疏；且經文亦恆與大藏中譯本不同；惟屢經翦竊，或首尾不完；或僅有首無尾；有尾無首；完全成卷者；已絕少；江西黎端甫曾經進京師圖書館校勘一次；著有《敦煌石室佛經校勘語》一篇；惜為時不久，未能將八千餘卷，一一遍閱；其校勘亦不免錯誤；然其發見大般若、金剛、維摩詰等疏，與通行本不同，已足資考證矣。 迨民國七年，范源廉重長教育部時；蔣維喬建議，聘請江杜，人京師圖書館，專任校勘佛經之職，為時二載，而得藏中未有之《大乘稻芉經隨聽疏》、《淨名經集解關中疏》兩書；由商務印書館出板，皆希世之秘笈也。江杜跋《隨聽疏》云：「曩聞敦煌經卷中；有《稻芉經》疑，為大藏所佚；心嚮往之久矣。既入館，亟取閱之；蕪亂□脫，幾不可讀；為之爬梳剔抉，排比聯綴；並取重複之卷，互勘異同；亦有援據他書，以校補者；積八閱月之久，錄成一卷；仍闕首尾，會傳增湘新購得一殘卷，所闕佚文，悉在其中；於是千年秘著，遂成完書。然此疏所依之經，亦非大藏譯本；復於八千餘卷中，窮搜遍覓而竟獲之。」其於《淨名經集解關中疏》亦然；偶得一卷，無首無尾；亦向八千餘卷中窮搜之，苟得文義相類者，為之聯綴成文；費時經年，竟得成書；是可見綴殘補闕之不易，而秘笈出世；於佛教上有甚大之影響也。江杜敘此書云：「考諸載記；鳩摩羅什，當後秦姚興時，譯經長安；弟子道生、僧肇、道融、僧睿稱關中四聖；什麼既道行超世，高足弟子，又皆一時龍象；故所譯經，文詞暢美，義味淵涵；觀此重譯之淨名經，可以見矣。傳稱四聖著述甚富；意其時什公師弟，必皆有經疏行經疏行世；逮唐沙門道液，乃搜集關中諸疏，與自作之科解，匯為一編；即此書是也。觀其標題，蓋消此為會集眾說兼有科解之《關中疏》，以別於舊有諸本云爾。」又跋云：「夫發揮經旨者，固推隋唐造極；而關中師弟，實導先河；關中述作甚富，而其學之留存於世者，獨備此編；書最古，文最備，是為環寶，亦奚待言。然閟之千載，而獨現於今；意者其為含宏光大，遍沾法味之徵也歟。」觀此：則此二疏之價值可知矣。 又著《大乘稻芊經隨聽疏》者，為沙門法成；法成之名，不見於傳記；其《稻芉經》之本文，亦不知誰譯；可知古德著述之敞失，許其名亦湮沒不彰者，往往而然。北京刻經處所刊《心經七譯》中；有《敦煌石室本》一卷，其端題「國大德三藏法師沙門法成譯」；惟無年月可考；其譯例與玄奘相近；殆與著此疏者，是一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