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 · 第十五章 空間範圍的意義——綠洲歷史與長城歷史
漢族向南發展與向亞洲內陸邊疆發展的比較
在漢朝，[62]中國歷史的地理範圍已經確定。整個中國社會及文化的最後成熟期是在唐朝或宋朝，[63][64]這些成熟的特徵很受中國歷史早期地理範圍影響的。但漢族能夠活動的地理範圍，又是在更早的時期由中國農業的特徵所決定的。這些特徵在新石器時代即見開始，其發展也多半是對黃河流域比較有限的環境的適應。
從黃河流域向外發展，漢族發現長江流域的環境，有利於繼續發展在黃河流域建立起來的那種精耕農業及專門化的社會。這樣，導致了漢族向南發展的範圍，但準確的界線還遠沒有確定。廣西、貴州、雲南諸省並沒有完全被漢族占領。漢族在向南發展時，重點是解決疆域規模擴展所帶來的問題——運輸的規模、行政的範圍、帝國的中央機構與地方機構的調整。
而在另一方面，當他們向北發展，達到草原時，他們面對的是另外一種問題。這裡，要想適應環境，就必須轉變已有的戰略。向南發展並沒有造成中國與過渡地區的衝突，而向北發展則造成衝突。如果發展過甚，就會在邊境地區形成一個不同的社會。國家本身是純粹漢族式的發展過程的產物，會堅持一種持久性(當然也有鬆動的時候)的政策:限制它的邊民，不准他們深入草原。[65]
在草原環境與中國環境之間，有一個存在問題的過渡地帶。這個地帶的內側可以由漢族占領並統治，漢族在這裡的發展，其他東西也是一樣，結果是增長。而過渡地帶的另一側，卻脫離中國而傾向草原。這樣，就產生一個邊疆，它的穩定性要取決於文化、經濟、社會及軍事條件的複雜平衡。漢族個人或團體一旦超越了這個邊疆，就脫離了中國的勢力，而受到草原勢力的影響。[66]因此，長城可以說是國家要穩定邊疆的一種努力，用以限制漢族的活動範圍，並隔絕草原民族。
沿著長城，漢族必須應付那些有害於他們已經建立的文化與社會發展的環境，因此，也限制了他們所能占領的土地範圍。從他們環繞城池的農村社會機制中產生的發展力，動作緩慢。走在前面的，只有一些力量單薄的冒險家、商人和其他先鋒。與北部不易進入的草原及南部能夠逐漸進入並移殖的地區相比較，漢族的這些向外發展，都不如有利於他們固有生活方式的故土的發展重要。在故土舊地，中國文化根深葉茂，果實繁盛。
這裡，我們必須區別兩種情況，一種是一個社會向新的地區的發展，另一種是政治力量對並未實際占領的地區的伸入。在南方，隨著漢族的擴張，山野及半熱帶的森林都轉變成中國式的景觀:聚居的河谷，灌溉的稻田，以及有牆的城市。漢族自己在繁衍，與之接觸的少數民族在漢化。少數民族漢化，其歷史意義，要大於少數民族因抵抗而被殺或後退到更偏遠的地區。因為土地成了中國土地，社會仍然是中國社會，在這個發展面前的政治退縮是無意義的。
在草原邊疆上，發展與退縮的情況則完全不同。這裡的漢族主體並不能原封不動地發展。土地與氣候，使過分遠離主體發展的人變為另外一種民族。在社會與地理之間產生一種政治衝突。環境的本身只利於漢族生活方式及草原生活方式的混合，但在草原社會主體及中國社會主體各自發展其固有的特徵及專門的政治體制後，它們便隨著這種發展，而互相對立了。每一種政治勢力都會要求它所立足的社會的統一和團結，因此，草原社會主體及中國社會主體都拒絕，並企圖壓服在它們中間所產生的折中的社會形式。
固定邊疆之不可能
由此就產生了沒完沒了的鬥爭。中國的國家利益需要一個固定的邊疆，包括一切真正適宜中國的東西，隔絕一切不能適合中國的事物。長城就是這種信念的表現。但是，過渡地區及其以外的草原對整個中國意義不大，而且與中國內地的發展絕對無關，這些事實並不能阻攔在過渡地區形成過渡社會的內在趨勢。而且，靠近邊境的漢人對這種過渡社會有著貿易的利益，過渡社會也以進一步貿易接觸的方式，把這種利益推廣到草原上去。因此，雖然草原不適宜於傳統中國社會的發展，但並沒有阻止一部分剩餘人口要去適應草原生活，而置國家政策於不顧。
因為這些原因，長城式的絕對固定的邊疆，在事實上永遠不能完全實現。既然不能完全阻止過渡團體的形成，對這些團體就必須加以統治，交流既然不能完全切斷，就必須使它們儘可能地有利於中國，而不是從中國吸走財富及實力。這樣，擴張的力量，在南方只是逐漸的土地擴充，在北方則變成帝國的征服、統治及操縱。在草原上，中國的影響成了一個範圍程度的問題——中國所能動員的剩餘力量的數量與種類，它侵入非漢族地區所能達到的深度，以及它對不能按照漢族標準同化的社會的征服、統治或間接控制的程度。[67]
在任何時期，無論漢族有多麼強大，在對付草原民族時，都不能以尋常的漢族方式來使用他們的力量。結果，國家政策在推行者和被推行者之中，都發生了變化。換句話說，中國可以向外發射力量，也正是這個力量對中國形成反射。第一，在邊疆為帝國工作的漢族官員，在使用國家交付給他們的權力時，也在中國內地獲得地位和影響。第二，草原邊境的部落，有時是中國的政治及軍事的附庸，有時又是草原勢力的附庸，可以交替地把漢族的壓力發射出去，把草原的壓力傳送進來。第三，外面的草原部落，有時被中國打敗，但有時卻可以戰敗中國軍隊，它們本身就可以形成一種「帝國」的剩餘力量，不時侵入中國。
當漢族完全發展到草原邊緣，長城也連成一體時，就出現了草原邊疆歷史發展的框架。在漢族發展的階段完成的時候，大草原本身被原來在它邊緣的居民所侵入。這些人現在成了真正的遊牧民族，可以自由地向任何方向作長距離的移動，並建立了一個與中國地理範圍一樣，只是人口比較稀少的遼闊草原世界。真正草原生活的技術、經濟及社會結構的起源是多源的，也有草原那一邊的邊緣綠洲及森林地區的影響，如同早期漢族文化邊緣上的少數民族的影響一樣。但是，漢族文化達到某種成熟的水平，卻是建立整個草原政治生活的必要先決條件。當漢族確實占領了長城邊疆，攪亂了過渡地區的散漫部落之後，草原上的遊動才具有政治的意義。從此，對於漢族是邊緣的長城地帶，對整個的亞洲內陸卻是一個中心。
因此，從這個時期起，關於中國亞洲內陸邊疆的問題，一定要從亞洲內陸及中國這兩方面來看。兩種基本的勢力在影響著這個邊疆。漢族本身的經濟、社會、文化的影響，像他們的政治力量一樣，越過長城而發散到草原上去。在那一邊，已經發展其本身獨立潛力的草原，也開始發揮其影響力，對抗漢族的勢力。在這兩個基本勢力的衝突的基礎上，又產生次級勢力，對基本勢力的活動產生影響，並使其更複雜化。
中國與草原的政治成熟
漢朝建立於公元前206年，延續到公元220年，中間有一個王莽統治的間隔，即公元9—20年。王莽以前稱西漢或前漢，以後稱東漢或後漢。在前漢時期，長城歷史的主要特徵已經成熟，使我們可以依據它們來研究其後的整個中國及亞洲內陸的歷史，一直到19世紀。在19世紀，歐美工業制度興起，造成一種新的帝國主義，擴展到世界各地，使遠東的歷史出現新的發展。研究前漢時期所發生的變化，十分重要。這個時期漢族歷史的範圍，已經包括了整個中國，或者說差不多是整個中國。此後長江以南地區也屬於漢族了。
從漢族列國的歷史轉變到漢族帝國歷史的一個影響，是草原歷史的成熟，它不僅關係到依存漢族邊緣的小部落命運，也關係到整個草原。從這個時期起，中國可以說是人類的另一種秩序，草原居民也是這樣。中國歷史有一個共同的規範，中國的各部分都與它相似，每一個重要的變化或進化，都可以傳布到整個中國。草原歷史也有一個同樣足以影響一切草原民族的規範，甚至在他們政治上沒有廣泛聯合的時候。由此，又產生一種影響:雖然中國在某種情況下是一個獨立的世界，但是能夠影響整個中國的因素也控制著中國與草原的關係。同樣，影響整個亞洲內陸草原的因素，也控制著長城內、外兩個世界的關係。
建立漢朝的劉邦於公元前195年去世。[68]匈奴草原帝國的單于冒頓於公元前174年去世。[69]在這個時期，匈奴曾對內壓迫中國。公元前140年開始了前漢最偉大的皇帝武帝的統治。他於公元前87年去世。在武帝的統治下，中國的政治力量有了巨大的發展。一個中亞的帝國殖民地被建立起來，一些匈奴部落成為中國的同盟或附庸，匈奴的大部分則被趕到外蒙古地區。同時，外蒙古以西的中亞西部草原部落，和一部分在外蒙古、一部分在滿洲東部的草原部落，漸漸顯得重要。[70]他們要分別應付匈奴及漢族。但是並沒有在草原上出現一個永久、穩定的中國「帝國殖民地」。有時，這些部落與匈奴戰爭，有時則完全是部落衝突，有時則又與漢族同盟，有時也和漢族戰爭。雖然在武帝時期，漢族在東北的南部及高麗也建立了比較強大的帝國殖民地，[71]但是，與他們對中亞的統治的情況一樣，這並不能幫助他們對草原進行有力的控制。
西漢政策:防止邊將變節
在表面上，漢族對中亞侵入的深淺，以及遊牧民族對長城邊疆壓力的大小，完全取決於漢族及少數民族是否出現了雄才大略的皇帝、將軍或單于。這是一種誤解。因為在中國的歷史記載中，有足夠的材料表明，在中國及亞洲內陸一直存在重要的變化。新的權力出現並經受檢驗。帝國的形成，也不是完全由中國及亞洲內陸社會的分別發展決定的，而是二者的相互影響。只有檢討亞洲內陸及漢族生活的各種秩序及其相互影響，我們才能了解他們發展的路徑，以及為什麼他們不能把中國及亞洲內陸的歷史合而為一的原因。
在冒頓的領導下，匈奴攻擊長城邊疆各部，並占領了秦始皇企圖置於中國永久統治下的鄂爾多斯草原。[72][73]很顯然，這種勝利更增加了這位偉大匈奴單于的集權式的軍事統治。不很明顯卻同樣重要的是，這些入侵的影響並不限於當地。雖然漢朝剛剛建立不久，中國及草原之間的制衡問題便已提到日程。問題已經不再是部落民族或漢人占領了長城過渡地帶的某一部分，而是當地的「要人」，或附近與他們有關係的「要人」，向草原或中國內地尋求他們的地位與權力。這時已經有了草原生活特徵的規範，及中國生活特徵的規範。但是草原遊牧制度與中國農業制度，都不能完全阻止草原邊緣上的過渡地帶從這個規範退化下去。在這種地區，遊牧與農業都不是絕對的，而是有選擇的。
以這種觀點去檢討冒頓時代的匈奴帝國與漢族帝國的衝突，顯然，早期漢族邊疆的戰爭並不完全是對匈奴的戰爭，而有不少是對邊將的戰爭，這些邊將是過去北部漢族封建列國的邊疆將士的子孫。漢朝的成敗並不在於匈奴多占或少占一些土地。漢朝在中國內地是中央集權，是統一的。一個邊將可以不尊奉皇帝的命令，並且在壓力過大時投降匈奴，這就引起了一個極危險的問題。這種叛變的舉動會導致整個帝國的分裂。劉邦最主要的目的，是在中國內地建立帝國的最高主權，他沒有擴大中國疆土或保衛如鄂爾多斯草原那類過渡地區的緊迫要求。劉邦很可以讓匈奴再多拿一點，如果他們的目的只是一點土地的話。
這個時期整個中國的情勢可以證明上述看法是正確的。那麼，使劉邦在帝國還沒有穩固的時候，就從中國內地轉到邊疆，從事大規模戰役的理由，一定是要防止漢族邊將拒絕接受皇權而投向匈奴。這一看法可以由劉邦邊疆戰役的事實來證明。在公元前201年，匈奴在今日山西西北部包圍了一位漢將。這位將軍是劉邦當日開國時的部將，但他投降了匈奴，劉邦立即親自統兵來戰，他「亡走匈奴」。[74]
很顯然，匈奴自己並沒有來占據什麼土地。使這一個地區變得重要的原因是漢族邊將的叛變。而且，這個邊將和他的同伴並不想要脫離暫時的對匈奴的屈服。他們募集軍隊，建立符合他們意願的「王國」，樹立一個傀儡國王，並與匈奴聯盟，抗拒漢朝皇帝及其軍隊。
這個時代真正的政治問題，是對皇帝及其軍隊的抗拒，而不是匈奴侵略的問題。這一點可以由公元前200年的一個事件證明。匈奴攻擊山西北部的代郡，這個地區的守將棄地而逃回京城。但回到皇帝身邊後卻沒有被問罪，而被封了一個侯爵。[75]這裡再清楚不過的是，從王朝的利益上來看，北部邊將最要緊的事情是個人對皇帝的忠誠，輔佐皇帝在中國境內維持不可動搖的統治，不脫離中國皇帝而去做匈奴的附屬。總之，邊將們最重要的事情，並不在於能否成功地阻止匈奴侵入長城邊疆的什麼地段。
邊疆管理的目標:保持邊疆人口的中國規範
這種政策對於正在建立的漢朝是至為重要的，在弄清這些政策的基礎上，我們可以考察這種政策進一步所產生的影響。對於漢朝及其以後各朝，帝國機構的運轉必須保持向心的平衡。在鄰近草原的地方喪失一小片土地，不會卡住整個帝國機構的運轉，取得一小片土地，也不會增加國家的威望。重要的問題是邊疆行政長官不能從事離心活動，或者是投降匈奴，或者是自己建立邊疆小國。脫離帝國統治的意義是，他們會動搖皇朝權力的原則，在不想服從皇帝的時候去和匈奴妥協。
如果草原邊緣是一個「無限發展的邊疆」，像長江以南地區一樣，它就可以真正實行中國農業經濟及社會的原則，這些原則是成熟的，明確的。但困難的是，既不能與長城之外非中國式的生活完全隔絕，又不能像同化長江流域少數民族那樣地同化草原少數民族。草原邊緣並不是斷然清晰的，它是一個模糊地帶。在不同的程度上，既有草原部落趨向中國規範的趨勢，也有漢族邊民脫離中國規範的趨勢。
過渡地區的居民是受他們自己的利益支配的。在兩者都有利可圖的情況下，他們同時利用漢族的農耕技術與草原的畜牧技術。但是，在這樣做時，他們必須修改農耕方式，不要太精深，不要太中國式。他們也要修改畜牧方式，不要太粗放，不要太遊動。對草原遊牧社會來說，有一個半遊牧的邊境，就像黃河流域的中國社會有一個半農業的邊境那樣，反常而有悖於規範，並破壞社會秩序。在貿易和文化交流上，過渡地區居民可以在中國內地與草原之間獲得利益，但是他們永遠不能成為一種具有獨立生活秩序的獨立民族。部分原因是他們所占有的土地不夠大，另一部分原因是中國內地及草原的秩序都已經高度發展，過渡社會被夾在中間。因此，沒有一個真正的過渡混合文化可以成熟起來，那裡的人們的利益所在，也是一個世紀跟著一個世紀地徘徊於草原與中國內地之間。
既然如此，中國邊疆政治的主要目標，就是使草原邊疆的人們在不能完全符合漢族規範時，至少應該不出中國規範的範圍。在長城沿線的那種社會、那種財富、那種權力，對中國的福祉來說都是不重要的。但是，又一定要叫他們傾向於中國的重心，至少要防止他們形成離心的團體。要造成這種情勢，就要在經濟上，使邊疆的人感到財富流入內地時，要比流入草原有利。在政治上，使邊疆統治者感到依靠中國，要比投靠草原首領及聯合草原部落更有利。
由此可以得出若干重要結論。一個確定而穩固的邊疆的想法，即長城邊疆觀念，在中國整個結構中是內在的。不能包括在內的東西就排除在外。事實上，這種想法是不能實現的。長城也只是一個大略的邊疆。邊疆的每個部分既然都存在混合生活方式，它就會相應地建立當地財富與權力的規範，並且要逐漸發展，擴大範圍。為了防止邊疆強人背叛中國並侵略中國內地，或脫離中國投向草原發展——這兩種情況都差不多——從而破壞財富及權力的向心性，就必須使邊疆的發展成為中國內地產生的向外發展的工具。事實上，漢族向草原邊疆的發展，自然是由中國的中心產生出來的。但是，侵入草原本身的企圖，卻是由於邊境新的不規則發展的刺激，而非中國本身的正常要求。整個中國的持續發展，自然要產生剩餘力量而推動對外擴張，但當這種力量轉向亞洲內陸的時候，其通道，卻是由已經在邊疆本身活動著的力量所打開的。這是漢族在亞洲內陸的殖民活動不同於其在江南的殖民活動的一個極重要的原因。
漢朝與匈奴
這裡所說的觀念，必須要和真正的歷史記載作一個比較。漢朝在中國穩定之後，匈奴的壓力——指的是漢族邊將之投降匈奴——沒有構成直接的危險，但並沒有停止。在全部邊疆歷史中，在漢朝及以後各代，最奇怪的是邊將們反覆無常的現象。漢族邊將即使在漢族戰勝時也會投降匈奴，而遊牧民族也會在草原勢力占優勢時投降中國。
公元前140年，漢武帝的偉大時代開始。在這個時期，漢族迅速而深遠地進入中亞的綠洲地區。同時，一部分漢朝將領勝利地在草原上與匈奴作戰。他們的軍隊在機動性及攻擊力上可以和遊牧民族相比。這些將領有許多就生長在邊疆及其附近地區，[76]這並不是令人驚奇的事。我們可以相信，在邊疆，一部分漢族已經習染了某些草原的生活方式。從小牧羊放馬的人，[77]長大了就會精於騎射，也許還了解匈奴的語言，這些自然都是優勢。他們知道如何與匈奴作戰，也熟悉統率軍隊離開根據地進入草原的必要戰術，使他們能夠在征戰中成功。有些漢將有少數民族的血統，或者就是為漢族服務的少數民族，[78]這也不足為奇，無論他們為漢族服務還是加入遊牧民族，完全依當時的情形而定。[79]
更重要的事實是，征戰軍士的數量如此之多。很顯然，遣派軍隊征伐匈奴，並不是因為偶然找到了一位有能力的將領。當時作戰的是一個整體的階級。這就是說，邊疆與草原的戰爭是那個時代的特殊表現。征伐匈奴不只是中國內地產生的向外擴張的結果，邊疆的內在本質所包含的力量會使邊境傾向草原，這種情況強迫整個中國要以全力來維護這個邊境。
除了少數民族及半少數民族為漢族服務之外，[80]漢人也有投降匈奴的。[81]在他們之中也有善戰的將軍。[82]中國史書在記載這類投降時，多半說他們怕戰敗而受懲處，或怕被朝中的對手陷害，或其他諸如此類的原因。但是，如果當時的情勢不是使一位統帥很容易地成為一個謀財之人，為承諾的報酬(不是賄賂而是職業)服務，則朝中的忌妒、對手的影響也可能是另一個樣子。
這些情況並不是說明漢朝是「帝國主義的」。相反，它們與西漢時代整個中國發展的趨勢相符合。例如土地主權、家庭制度、賦稅、國家行政方式等，隨著封建制度崩潰而來的變化仍然在繼續發展。[83]毫無疑義，這些變化在中國造成了過剩的力量，也許還有過剩的人口。但是在適合於中國發展規範的地區中，有足夠的新事情可做，沒有必要到不適合中國規範的草原地區去發展。只就中國本身而言，發展的趨勢一定會產生絕對、固定的長城邊疆的觀念。簡言之，比較中國的內地與邊疆，可以證明，雖然在邊疆以外的帝國權威的維護是依賴中國本身的實力，但對外擴張卻不是中國內部的發展所促成，而是邊疆勢力活動的結果。
有一個人們熟知的事實，只是其重要性還沒有人指出過。草原的發展也有一個規範。漢孝文帝時(前179—前157) ，一位中國公主嫁給了匈奴的單于。護送她去的有一個太監，是舊日燕國地區的人。[84]因為他被派赴匈奴是違反他自己意願的事，所以他發誓做「為漢患者」，於是處處為匈奴打算。中國史書上所記載的他向匈奴的進言或與漢使的辯論，必定反映了當時傳統的知識和觀念。但是，這些材料清楚地說明，部落特徵占優勢的草原生活，與容許有野心的強人在依附匈奴和依附中國之間選擇的邊疆生活，還有相當的差異。
這個太監指責匈奴單于之貪求中國的絲和糧食。他說，匈奴的人口，不如中國一郡，但是他們很強大，因為他們的衣食及其他都不仰賴中國。如果單于要改變匈奴的習慣，使他們依賴於中國的貨物，中國只要派五分之一的人來，就可以使匈奴臣服中國，就是說使匈奴人脫離自己的統治者。另外，穿著中國絲綢做的衣服在草原灌木叢中乘馬疾馳，絲綢很容易損壞，不如皮衣。中國的食物也不如乳及乳製品方便滿意。在和漢使辯論時，這個太監也堅持說，匈奴的野蠻習慣及社會組織極適合於遊牧生活，而這種生活自有它的好處，不能以中國眼光來看，說它野蠻或者不如中國的生活。
這個記載所說明的不但是草原「規範」的特點，在這個規範中，草原生活也有基本的衣、食、住的形式。[85]流動性與經濟獨立性的結合，使草原社會在戰爭中極其堅強，匈奴因此可以和中國為敵，雖然他們的人數很少(這也可以反證一般人所認為的遊牧部隊一定是不可抵抗的大軍) ，卻隨意攻擊中國。這些記載也說明，基於草原規範所建立的權威，同中國的權威情況一樣，如果對邊境過渡地帶的社會、經濟、貿易、賦貢等妥協讓步，就會產生危險。
所以，像中國社會一樣，草原社會內也有若干典型的過程，令其自給自足，並隔絕中國內地及草原。但是，如中國那邊的情況一樣，草原社會也產生邊境活動，使比較不顯著的草原邊境與不顯著的中國邊境相匯合，造成一個不確定的地區。這裡面的人不能確定自己的利益是在草原還是在中國。這個過渡地區的不確定性，也受到草原內部的草原秩序與中國內地的中國秩序穩定性的影響。
漢族向中亞滲透的開始
比較草原規範、中國規範，以及每一種規範都要解體的長城邊疆，就可以得到許多有價值的東西，用以衡量當時漢族對中亞的滲透發展。根據中國的歷史記載，這個發展始於漢武帝的使者張騫的重要出使。這次出使在公元前140年之後不久，它的目的是聯絡月氏。[86]月氏這個部落在匈奴之西，被匈奴的偉大首領冒頓擊敗，一部分遷徙到西方。張騫的任務是與他們結盟，由月氏攻擊匈奴的側翼，以減輕其對中國的威脅。
一般認為，這是中國「征服」中亞之始，但必須弄清楚的是，這裡並沒有「征服」。張騫也絕不會到一個並不了解的世界去，他有一個出身遊牧民族的人陪同前往。漢族從匈奴那裡知道月氏是中亞最主要民族之一。他們也一定知道還有其他可以接觸到的，而且不受匈奴統治的部落、民族及地區。簡言之，我們很難說張騫的出使是一個突發的主張。很可能，當時已經存在這種趨勢，使中國的影響，特別是貿易伸展到今日新疆的綠洲去。此時所做的努力，是要看能否將這些潛在的關係聯合起來，以對付匈奴。
張騫在出使行程之始，便被匈奴捉住。他在匈奴那裡住了十年，娶了一個妻子，從而完全熟悉了草原的情勢。匈奴對他的監視漸松，他終於從匈奴逃脫，繼續他的行程。他訪問過今俄國境內的一些王國，也到過新疆各國，但沒有能締結任何聯盟。在他回中國的路上，又被匈奴捉住，不久，再次逃脫。張騫西行歷十三年。他出去的時候帶了一百多個隨從，但只有妻子和陪他去的遊牧民族的同伴與他一同回到中國。他帶回來的情報說，有一條商路從四川通到印度，再通到中亞。不過漢族還不能利用這條通道與那些地方直接聯繫。張騫後來經歷包括到內蒙古東部作戰，以及第二次出使中亞，到達今日新疆北部的烏孫。
漢族向中亞發展的根本原因
張騫通西域之後，漢族的勢力就開始向今日新疆的綠洲伸展。這種對外發展很容易被假定為:由於獲得了新知識，為了新的市場，於是中國的貿易由絲路而穿行中亞;中國活力漸增，而需要一個帝國殖民地，於是派遣軍隊去征服新的土地。這樣的假定是不可靠的。
首先，儘管漢族的勢力相當深入中亞，但這些活動與同一時期在草原上的活動不一樣。[87]在草原上，漢族軍隊要脫離中國的根據地，在其機動性上要能與遊牧民族對抗。遠征中亞的部隊要經過許多貧瘠、乾旱的地區，那裡很難取得給養，必須要在運輸方面做極大的努力。但是他們仍然可以從一個綠洲打到另一個綠洲，他們可以在綠洲中找到農業和定居的人口，可以像在中國作戰一樣地補充給養。草原戰爭需要真正的技術，而中亞綠洲的戰爭中，不必做累贅的長途行軍，只須有足夠的力量去壓倒綠洲居民。[88]
第二，當時並沒有發展出一種對整個中國的經濟有重大關係的貿易。在新疆諸綠洲中，人口大概沒有一個超過100萬的。在社會結構方面，每一個綠洲就是一個中國的縮影。[89]生活的基礎是農業——灌溉的精耕農業。考古發現告訴我們，在這個時期及以後的綠洲中有奢侈的富人，而大多數農民卻很窮，購買力也很低，不過他們的經濟仍給地方統治者提供不少賦稅。
這些農業綠洲的基本產品及商品和中國的一樣，所以，除了可以承受高價運輸的奢侈品外，它們沒有和中國貿易的必要。雖然運輸比較安全，有錢的消費者也不少，但對奢侈品的需要量並不大。像絲綢這類貨物的貿易，不能以中亞市場，或經由中亞到近東及羅馬帝國的市場的銷售量在中國絲綢產量中的比重來估算，而只能把它看作禮物或變相的補貼，送給中亞小國的君王或貴族。或者把它看作是供少數中間商人牟取高額利潤的東西。這就是說，中國與中亞關係中的經濟因素，一定由於邊疆商隊商人及中間商人的拉攏，而不是中國絲綢生產地區絲綢生產發展的壓力。
西方的學者都以為，中國要維持「絲路」的交通，雖然漢族對於中亞遼遠地區的知識很少，但他們一定要維持絲綢的輸出。一般也都相信，雖然不能從中國記載中找到證據，中國對養蠶制絲的技術是嚴守秘密的，以保持這種專利。這種想法大概是由於絲綢貿易商並不是中國人的緣故。中國以外的地區需要絲綢，但國內並沒有增加出口的必要。因此，貿易多半是在中亞商隊商人及中間商人的手裡。也許絲綢的輸出是由賞賜及補貼開始的，絲綢成了奢侈價值的標準，小國君主接受的這種賞賜、補貼太多，便把它們賣到更遠的地方去。當絲綢到了不知其原料和生產方法的中間人手中時，就產生了中國專利秘密的傳說。
事實上這種秘密是無法保持的，也許養蠶的技術出現得很早，但很晚才傳到中亞。斯坦因在敦煌發現過薩珊風格的絲織品。他提出三個可能的解釋:1.把絲運到波斯，織成絲織品，再運回中國邊疆地區;2.中國人按照外國的樣子織的(就像後來為歐洲市場特製的瓷器一樣) ;3.早期輸入養蠶技術的和闐，是一個與阿姆河地區及伊朗地區聯繫密切的手工業中心，所以能織出近於薩珊型風格的絲織品來。[90]這最後一種解釋的可能性最大，而前兩個解釋則可能建立在一種潛在的假定上:認為漢朝，至少是唐朝，中國的經濟機制可以在中國內部產生開闢對外貿易通道的要求。但這是不可能的。即使到了19世紀，中國對外貿易的要求仍然很少，國家政策是不提倡，有時乾脆禁止對外貿易。
第三，國家和皇朝都不需要帝國殖民地。宮廷對於玉一類的奢侈品和名馬很有興趣，[91]就像中亞及其以外各地的統治者及商人對中國絲綢發生興趣一樣。但是由於上面所說的經濟困難，朝廷不可能大規模地在中亞榨取殖民地利益。雖然中國歷史記載中的數字不能夠用來計算中亞戰役的消費，雖然「可見的」軍事支出可以由就地徵收及以囚徒充軍來減少一些消費，但是沒有必需品及大宗消費品的貿易，殖民地利益一定遠不能補償軍事征服的費用。
最後，我們有直接的證據，證明漢族不是為征服而征服。史籍所記載的征伐理由中，貿易及奢侈品的索取都是次要的，我也不相信會提到賦稅的問題。在政策問題上只有兩個，這兩個其實是一個政策的兩個基本方面:或者是控制中亞的綠洲及部落，以建立對抗草原遊牧民族的同盟;或是對綠洲進行防禦性占領，以免遊牧民族利用它們作根據地。這個政策的兩方面都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征服」。中國政治家們真正需要的，即其真正的目的，是造成一種情勢，使綠洲小國王們認為依附中國要比做遊牧民族的附庸更有利。
漢族在草原邊緣地位的困難
從上述情況來看，漢族似乎不是自己要進入中亞，而是被拉進綠洲地帶，正如他們在同一時期被拉進草原作戰一樣。在綠洲中，和在草原上一樣，地區的過渡性及人口打亂了中國式的平衡發展。漢族在中亞活動最盛的時期，也正是他們侵入草原最深的時期。其原因也是一樣:中國的核心利益是需要一個閉關的經濟，一個自給自足的社會，和一個絕對的邊疆。但是，邊疆上的局部利益破壞了這個理想模型的邊緣，使其無法將中國的世界與亞洲內陸的世界截然分開。
根據這種情況，中國歷史上的亞洲內陸部分，可以分為綠洲部分和草原部分。認識兩者的區別是很有意義的。
沿著面對蒙古草原的邊疆，有一個逐漸的，在許多地方又是不確定的變化地帶，變化首先是出現一種有利於混合經濟，但又融有較多的漢族特徵的過渡地區。這裡，人們大體上傾向於中國。但有時，中國出現政治混亂，而草原卻走向聯合，在這個時候，一些漢族邊民會脫離中國而投到遊牧民族的勢力中去。在這個地帶的外面，還有另一種過渡地帶，這裡也有利於混合經濟，但融有較多的遊牧特徵。在這裡，人們傾向於草原。但在整個中國力量勝過草原時，他們會乘地方勢力低落時脫離草原，投向中國。這兩類地區本身，又可以被分成更小的地區，根據不同的土壤特徵可以分成不同的地區。土壤的性質在同等情況下又取決於雨量、植被及其他氣候條件。在長城主線之北，還可以找出一些外城和邊堡，它們與土壤區域的界線非常符合。[92]
在這些轉變地帶中，漢族企圖以不同的方法，建立一個確定的政治界限，以分隔中國的農業與草原的遊牧。在後代的長城邊疆歷史中所用過的各種方法，漢朝似乎都曾試過。
組織中國農民直接移民的方法，是極端不經濟的辦法。[93]這個辦法的代價之高以及成果之少，表明其目的是要把農業人口移殖到平常漢族不會到達、不會居住的地方。因為環境的貧乏及運輸的困難，正常的中國社會不可能在那裡存在，那裡也不可能與中國內地保持一體的關係。因此，殖民的目標一定是政治的，對可能會被遊牧民族占領的地區作防守性占領，並維持那裡的完全漢族式的社會。因為一個混合的生活方式，若沒有中國方面的干涉和支持，一定會成為遊牧民族的附庸，助長他們日後對中國邊境的侵犯。直接移民的辦法是屢試屢敗。其失敗是必然的，因為一種使國家投資及維持經費超過收入的農業經濟，是違反中國國家及社會的整體秩序的。
因此，漢族的政策是走向妥協，雖然那些主張妥協的人也承認，真正的問題雖然暫時躲過了，卻不是永久性的解決。[94]其辦法是，或者允許邊疆的漢族自求生存，政府只給以必要的支持;或者把野蠻民族置於漢族「保護」之下，鼓勵他們積極漢化。在國家支持逐漸減弱時，邊疆漢族會極力適應環境，設法自存，結果他們自己在性質及權益上成為半少數民族。到了一定程度時，就很難說這個人是漢人或是少數民族人，他到遊牧社會去和留在漢族社會中是一樣地容易。他的態度可以隨中國及草原間平衡的輕微變化而轉移。至於那些放棄了一部分遊牧特性，而加入過渡地帶的漢族邊緣的少數民族人，也可以很容易地返回草原，除非他對漢族的忠誠仍有利可圖。從接受漢族補貼轉變到向漢族勒索是太容易了。
在絕對的中國秩序與絕對的草原秩序之間，有許多轉變地區及人口，其轉變的程度和混雜的方式各有不同，但很顯然都不是征服的結果。在過渡地區，在草原上，甚至在草原以遠，沒有一個地方可以讓漢族穩固地發展。而且，漢族力量的侵入越深，依賴這些力量維持中國權益的可能越小。作長距離的遠征並戰勝草原民族，漢族的軍隊必須學會如何在草原上生存。他們因此會養成若干遊牧生活所必需的特徵，他們的將領也會像草原首領們那樣去指揮。這不但在戰爭期間是如此，即使在戰爭間隙對邊疆地區進行控制管理時——包括補充給養以及監督中國軍隊及部落友軍的關係——也是這樣。
在漢族軍隊中，長期戰爭造成了軍隊及其將領的雙重地位——他們意識到，是他們自己的力量在維持中國與草原間的平衡。如果他們願意而且有利可圖的話，他們可以選擇，或是與過渡地區的草原一方聯合，或是與長城一方的漢族聯合，從而改變這個均勢。相反，和平局面只能出現在戰爭間隙，那要在直接由漢族占領並統治的土地之外，容許遊牧附庸及其首領的存在。對他們必須要有貿易、補貼、爵位，否則那些首領及其部下還是行搶掠之事更為有利。如果能夠把他們安排妥當，遠方的部落便會來依附，要求同樣的待遇，從而深化這個邊緣地帶。這樣，漢族守軍及遊牧附庸的緩和，便會發展成一個有力的混合社會，並以投入草原獨立部落為要挾，要求更多的權益與補貼。
漢族在綠洲的地位
綠洲不同於草原的地方是，它的位置是確定的，可以被戰勝和占領，而沒有深淺的問題。新疆的綠洲在這個時期，已經是繁榮的灌溉精耕農業的中心。因此，那裡的人們雖然在體態及語言方面與漢族不同，但其經濟與社會組織卻完全同於漢族，這一點更為重要。為了到達遠方的綠洲，這裡的漢族軍隊必須比內地的軍隊有較大的機動性及獨立作戰的能力。但是到達一個綠洲之後，他們會發現，在陌生世界的荒野中，竟有一小塊熟習的中國式的現成的基地。因此，漢族向中亞的發展，並不像向草原發展那樣的徒勞無功。它占得若干固定的據點基地，儘管它們只是距離中國內地很遠的前哨陣地，卻能維持中國的特徵。戍軍不需要改變他們的戰爭方式與生活方式，像在草原作戰的軍隊那樣。所以，只要其他條件允許，就可以對綠洲進行穩定的占領。
對這些「其他條件」，我們必須加以檢討。首先，面臨蒙古草原的長城過渡地帶與面臨中亞綠洲的地區，差異很大。在中國內地及蒙古中間，長城把傳統中國生活方式比草原遊牧方式更占優勢的地區都劃給了中國。在這些地區中，有些東西會削弱中國農業的特徵，但是最成問題的地區都在長城以北。而在中亞地區，長城卻包進了大塊的很成問題的過渡地區。在那裡，在今日寧夏和甘肅範圍內有一些半綠洲，[95]大體是可以灌溉精耕的土地，間以一些可容粗耕，但更有利於畜牧的土地，在這類地方會存在脫離漢族規範的趨勢。內蒙古地區，即外蒙古大草原的門戶，在長城以外，而「內中亞」卻在長城以內。[96]長城外面是沙漠，沙漠中間是孤立的綠洲。
可以想像，正是甘肅和寧夏那些可灌溉的類似綠洲的土地造成了這種差異。這些地區自然是與中國內地一致的。它們與中國內地的關係，不在於中國經濟及文化的質的提高，而依賴於中國規模的擴展。只要中國成為一個龐大而且統一的整體，這些邊境地區就自然傾向於中國。由於在半綠洲之間分布有貧瘠的「非漢族」式的土地，交通、交流、貿易都很困難，這固然使西北地區的分裂主義更甚於中國內地的地方主義，但這並不足以摧毀與中國的聯繫性。由此也就形成了後來甘肅與寧夏的特徵，即同中國的一致性與非一致性的矛盾。[97]在那裡，回教沒有像印度佛教那樣漢化，回教的分裂主義不斷轉變為政治組織及軍事行動，但這種分裂主義又被一種堅持漢化的生活所抵消，其中最要緊的是漢族語言的優勢。只有幾個偏遠地方的回教社區還講突厥語。大多數說漢話的回教徒，雖然還保持一點回教的分裂主義思想，但他們的思想已經漢化了。
綠洲中的漢族及少數民族勢力
長城以內的甘肅、寧夏與長城外的新疆的分別，可以用距離及規模大小來說明。在較近的地區，中國可以分別控制每一個類似綠洲的地區，儘管它們都比較孤立。在新疆，中國的力量因為距離太遠而減弱。結果是，中國影響對任何一個綠洲來說，其歷史意義，還不如各綠洲間相互分離的問題重要。所以，綠洲世界的歷史模式取決於綠洲內部的發展與綠洲之間的關係。
我們還要區別兩類綠洲，即被沙漠隔絕的綠洲和被草原隔絕(其實應該說是聯繫)的綠洲。[98]在草原聯繫的綠洲之間，畜牧及遊牧民族的遷徙是可能的。這種綠洲會受遊牧部落勢力的影響和滲透。在被沙漠隔絕的綠洲之間，旅行是可能的，但移殖卻不行。遊牧民族在征服這種綠洲時，也和漢族一樣要進行遠征。少數民族和漢族都不能以自己的生活方式將綠洲圍繞起來。
新疆北部的準噶爾盆地中由草原聯繫的綠洲，很容易從蒙古、俄屬土耳其斯坦及西伯利亞草原的方面進入。近旁廣大的草原及草原社會對其影響很大，就像甘肅及寧夏地區受近旁漢族的影響一樣。由沙漠分隔的綠洲，散布在新疆南部大戈壁的周圍，呈一個橢圓形，對於它們，最好是從其與草原及中國的隔絕性來理解。要占領它們，不會是沿草原社會或中國社會的邊緣向其推進，而必須派遣軍隊長途跋涉，然後設兵駐守。
但是，有一點，進入這些沙漠分隔綠洲的漢族勢力，比遊牧民族勢力要占優勢。漢族勢力必須遠離本土，作為獨立的前哨，但仍然可以維持駐軍的中國特點。除了土地大小、人口多少以及孤立的情況外，每一個綠洲像是中國的一個行政單位或據點。駐軍對居民的職業很熟悉，綠洲中的城池與周圍農業地區的關係也是一樣。這種生產及習俗的相同，比語言及服裝的不相同更重要。即使當地駐軍及其首領與本地居民聯合，形成小朝廷，不大服從遠方中國帝國的指令，建立本地利益，並取得相當程度的自治，但其結果亦不過相當於中國自身地方主義的極端表現而已。當地的經濟性質還是照舊。當地社會的價值與法令，雖然有政治統屬上的變化，但並無實質內容的改變。
另一方面，先進入草原綠洲，然後又發展到沙漠綠洲的遊牧民族，卻要經歷一個逐漸「非遊牧化」的轉變。在草原邊境北部綠洲中，遊牧民族的移殖與征服當然會常常壓倒綠洲的農業及社會，也許或早或遲將它們推翻。[99]但是，農業在適宜地區內的恢復，卻是不可抗拒的趨勢。[100]遊牧民族的統治者，從遊牧社會的某些方面(特別是機動性上)獲得力量。他們憑藉這種力量自立為綠洲的統治者，綠洲給他們帶來更多的財富。但這樣會限制他們的機動性，破壞其力量所依賴的機制。於是，遊牧社會內部就出現了一個擺脫不掉的矛盾。[101]
當遊牧民族自草原綠洲推進到沙漠綠洲時，這種矛盾更形尖銳。因為這超越了有利於他們的那種社會的環境，少數民族自己造成了和漢族深入草原過遠時所遇到的同樣的問題。前面的少數民族被迫在生活方式上(如最基本的食物與獲取食物的方法等) ，脫離遊牧制度的規範。他們的首領受的影響尤其大。在草原綠洲，首領們可以用新的方法來保有因充分的移動性所帶來的力量。但到了沙漠綠洲，會很快完全脫離草原，而不得不依賴另一種力量。
對整個草原遊牧社會來說，在草原綠洲與沙漠綠洲之間的某個地方，有一個回報減弱的界線或者區域。在這個區域的這一面的邊緣，存在一個有所改變的草原生活方式;在那一面，由於回報減弱，使這個社會向與草原生活不同的方向轉變，最後完全與之斷絕。它形成一個範圍，在它以外，遊牧社會就無法永久維持。
綠洲社會的本身是一種「原子」社會，綠洲環境的性質造成了比較狹小地區內的大量人口，而周圍或者是毫無人煙的沙漠，或者是只有少數遊牧民的草原。同一區域內的綠洲居民傾向於雷同，但不可能合併起來。一部分原因是他們自給自足的特性，另一部分原因是他們發展的範圍不容許他們向外伸展。在他們的同一性上很難建立起一個金字塔式的政治統一體。[102]
因此，新疆綠洲總的歷史，要受到外來勢力侵入整個綠洲地區深淺程度的左右，受到統治勢力聯合各個綠洲程度以及將各個綠洲之間進行聯合的程度的支配。由於草原綠洲與沙漠綠洲孤立的程度不同，每一個綠洲自有其本身的歷史。但總的說來，它們徘徊於草原特性與中國特性之間。它也受到由印度、伊朗和西藏經艱苦山地侵入的次要勢力的影響[103]。
邊疆均勢的消長
在政治上，漢朝的中國人認為，他們第一次進入中亞(後來的後漢、唐朝、清朝都做過) ，是要「斷匈奴之右臂」[104]。一方面是怕大草原的遊牧民族經寧夏、甘肅而與西藏高原的遊牧民族聯絡，另一方面也是希望爭取與草原綠洲有關係的遊牧民族，讓他們對抗大草原的遊牧民族。
除去這些當時的理由之外，通過對中國、草原及綠洲社會的研究，我們還可以補充其他理由。在某種程度上，漢族及遊牧民族的邊境部落，都傾向於綠洲地區及草原地區。在某種程度上，一個時期的積極發展，又會使中國或草原社會的主體企圖侵入靠近邊疆某處的綠洲地區，或是侵入大草原及邊疆其餘部分之間的過渡地區。在這個時期，從本部向外發展的力量加強了原有的邊境外傾趨勢，但是在其他時期，邊境與本部是互相保持均衡的。
侵入的深淺，由社會本部與邊疆是對立還是合作的情況來決定。但是在這兩種情況下，發展或侵入的事實會造成其自身的後果。主要的後果是脫離發展的社會規範，這對漢族或草原民族都是一樣的。每一個社會遲早要遇見一個回報減弱的地區。如果這兩種社會的回報減弱界線是一樣的，就會出現穩定局面，一些邊境地區穩定在草原範圍內，其他則在中國勢力範圍內。但是這條界線的情況卻要依時間及地點而變化，因此，我們不說「界線」而說「地區」，這樣更加清楚，並且能夠表現其歷史意義。即使在絕對有利於遊牧民族或漢族的地區，其占據的前沿位置及進退的範圍也都有區別。一個時期的優勢，可以使一個社會的前哨進入平時對它沒有利益的地區中。一個時期的劣勢，也可以使它們從原來容易統治的地區退卻。而且，這種消長是與邊疆社會的構成及局勢的變化——遊牧民族依附漢族或漢族依附遊牧民族的程度的變化——同時的。這種變化可以在前，造成侵入深淺的差異;也可以在後，作為前進或後退的結果。最後，均勢的變化，可以開始於邊境對內地力量吸收，或內地實力的增進，使它能夠加強並推進它的前哨。
因此，研究長城或亞洲內陸邊疆歷史的任何時期，都必須先檢討其結構的不同成分的比例及意義。第一，是中國及草原社會發展的指標及階段。第二，是每個主要社會的中心與邊緣間平衡或不平衡的程度。第三，是中國及草原社會所附屬的混合社會的複雜構造——地區間的比例差異及其傾向於任何一方的程度。其重點分配在正面或側翼的問題包括在第三項中。所謂正面是草原與農業中國之間的內蒙古地區，側翼是新疆的草原綠洲與沙漠綠洲。中國對抗遊牧民族的有效行動範圍，或是遊牧民族對抗中國的有效行動範圍，在歷史上的任何時期，都是這些條件間的均勢的結果。
在漢代，匈奴遊牧民族深入中國內地，漢族也更遠地深入草原。這些都可以叫作正面戰爭或長城戰爭。有時與它們同時，有時與之交替發生的，是新疆綠洲地區的側翼戰爭。這裡，優勢徘徊於遊牧民族容易接近的草原綠洲與漢族易於接近的沙漠綠洲之間。當漢族占得優勢，將影響施之於那些部分依附於草原綠洲、部分依附於大草原的部落時，會造成這些部落間關係的混亂及戰爭。在公元1世紀的一個類似期間，有一部分匈奴部落脫離了匈奴本部，向西遷徙。一般都認為，這件事說明了中國歷史上的匈奴與後期羅馬歷史上的匈奴間的聯繫性。這種看法雖然不能證實，卻可以有一個更明確而且更重要的推論:大草原上的遷徙與征服，可以起因於部落均衡的改變，而這些部落不屬於規範草原部落，卻屬於邊緣部落。
相反，漢族進入中亞，切斷西藏高原部落與蒙古草原部落間的交通後，又為自己造出一個西藏邊疆的問題。也許這種情勢促成了西藏邊境部落的形成，因為柴達木和青海高原沒有一個足夠富庶的牧場來支持一個大型獨立的遊牧社會。這些邊境西藏人，一方面可以進入甘肅邊疆的類似綠洲的地區，另一方面可以到達新疆南部的沙漠綠洲。對這些邊境西藏人的管理極其困難。他們可以成為附庸，也可以劫掠中國與中亞交通的走廊，也有與蒙古地區的匈奴建立聯盟的危險。要征服他們很困難，因為西藏高原的山地險峻。另外代價也太高，因為那一片土地不值得漢族去占領。
簡言之，征服和擴張都是一種想像。遊牧民族和漢族所取得的成功，沒有一個不產生對自己的反動。當一個寬闊的邊緣地帶的混合社會受漢族統治時，長城邊疆的嚴格性並沒有更顯明確。相反，因此而得到的非漢族人口，卻在邊疆漢族間產生不良影響。同時，遊牧民族的「問題」也沒有解決，因為住在最典型的草原上的最典型的遊牧人，都被驅趕到遊牧生活的根本地帶，壓縮成較小卻更有力量的核心團體，占據著最容易抗拒漢族勢力的土地。遊牧民族在過於深入中國或中亞綠洲時，會使他們的社會「非遊牧化」，於是發生相似的問題。因此，不停的勢力消長說明，在最典型的草原與標準的中國農業的城池及水田之間，隱藏著亞洲內陸邊疆上遷徙及征服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