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 · 第十三章 中國歷史上邊疆形態的起源

中國不是由於征服者侵入大河平原而被「創造」出來的，也不是因少數民族對具有較高文化的早期中國人的「壓迫」而形成的。漢族與少數民族的起源同在一個上古時期，一切文化都同樣原始，只是因各地的自然資源的不同，在文化表現上存在若干差異。我們也不能說漢族和少數民族起源於不同的種族。現在被認為是典型漢人的體格特徵可以追溯到很古遠的時候。[112]不過，很可能在出現中國文化之前，就有體格及其他方面各異的不同人種的集團在中國範圍內活動。 最初造成文化差異，其後顯著地分化為「先進」與「落後」，最終分離為漢族與少數民族的原因，並不是單純地在於種族、或社會、或地理環境，而是由於群體間各自不同的情況，諸如:環境中的一些因素，使原始居民容易或者難於生活;在利用環境時，是大集團好還是小集團好，是分散居住還是集中居住好;在最原始的水平上正常地利用環境，是促成一個不易變化的固定社會，還是傾向於一個嘗試、變化及進化的社會。 變化一經開始，它就一定在不同的地區，受整個環境及社會條件的影響，以不同的發展速度向前推進。而且，變化發展速度的差異，一定會加深人類集團之間的或時代之間的差異。各種差異一定具有互相促進或刺激的趨勢。因此，我們可以說，中國的建立不能歸功於任何一個民族的侵入或文化的移殖，中國的發展，只要分化及變化的過程一旦開始，就一定會受人們的各種各樣活動的影響，受到進入中國範圍的技術與文化的刺激及影響。 同樣，我們不能說，農業中國自古代封建制度進步到中央集權的帝國，完全是被征服或草原民族壓迫的結果。但我們可以斷定，從中國的農業生活方式與草原的遊牧生活方式相分離的時期起，一個社會所發生的事件便影響著另一個社會的發展。大體上，我已經在前面說過，中國的封建時代不是草原乘馬遊牧戰士征服農業居民的結果。很可能，中國人從其賴以立足的精耕農業的環境中，逐出了一些原來與漢族祖先同族的「落後」部落，促成了草原社會的建立。[113] 但是，當這些部落不再是落後的、邊緣的，而發展成一個獨立的草原社會時，就又出現了一個新的問題:誰應在政治上占得優勢？是草原及其機動的社會，還是中國及其定居的社會？不過這個問題僅僅涉及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在南方，長江以南，也有廣大的「少數民族」地區，漢族經過若干世紀才能進入那裡並使之漢化(事實上這個過程還沒有結束)。但長江以南沒有草原，因此南方的少數民族至多是落後和尚未漢化的狀態。在歷史上有重要意義的是北方。這裡，在分隔河流、運河之鄉的中國與內陸流域、沙漠、綠洲和草原之鄉的亞洲內陸邊界上，遊牧民族與農業居民互相接觸。他們的相互影響極其重要，在後來的幾個世紀中，我們如果不考察中國的朝代對長城邊疆的控制，就不能判斷它的強弱。事實上，在中國歷史中，可以看出一個顯著的「邊疆形態」:或者是一個王朝建立在邊疆以外或邊疆之上，然後向內地推進，建立其對中國的統治;或者是在中國以內建立王朝，然後向外推進，建立其對邊疆及邊疆以外的統治。 邊疆形態與過渡地區的關係 在某種意義上，周人在商朝的邊緣上興起，商朝在黃土高原與大平原之間興起，都可以說是這種邊疆形態的前兆。但是，在較早的時期，其主要過程是推動較進步的、迅速變化的部落的出現，以及這些進步部落與落後部落的相互影響。真正邊疆形態是在周朝末年才顯著起來。在這個時期，中國農業的專門化與進步，再加上農業向仍然保持舊式混合經濟的地區的發展，使一部分餘下的混合經濟的群體轉變為真正的草原遊牧民族。在中國邊緣上誕生的這些遊牧民族，他們遊牧經濟之逐漸專門化，以及他們無法永久地和以農業為基礎的漢族相融合，是與秦國興起同時出現的現象。草原遊牧民族與秦國漢族勢力之同時發展，就形成了真正的邊疆形態。 在公元前4—前3世紀，趙國經今日的山西向北發展到內蒙古草原的邊緣，趙國的漢族開始採用騎馬民族的戰爭方式。[114]而他們要想成功，就必須哪怕是部分地採納遊牧民族的經濟及遊牧生活方式。這樣，他們掀開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 直到這個時期，漢族依靠農業及水利的技術實施，來發展一個逐漸專門化的社會。因此，在社會學上，「野蠻民族」其實只是指還沒有像漢族這樣進化，或是比漢族進化得遲緩的少數民族。在北方若干野蠻民族發展成一個明顯的遊牧社會與經濟之前，北方和南方的少數民族並沒有什麼分別。他們所建立的是與漢族進化方式不同的進化。照中國的說法，草原少數民族和中國境內尚未進化的少數民族一樣「野蠻」。但是從草原民族自己的觀點看，他們所得到的成績是從舊式混合經濟的少數民族制度的巨大進步，這個進步依據於特殊的技術，就如同漢族的農業的情況一樣。 因此，山西北部所發生的晉國分為韓、趙、魏三國的事件，可以用兩種方法來解釋。從漢族的立場說，趙國的漢族停止了他們的進化，開始退回少數民族制度。而事實上，這並不是退到舊日非專門化的混合經濟的少數民族制度，而是轉移到一個新的具有專門化經濟的少數民族制度。但這一點在漢族看來並沒有什麼分別。在另一方面，從草原歷史的觀點看，趙國的部分轉變是很重要的，這表明草原上的專門化，在它自己的土地內，可以抗衡漢族的專門化。而且草原的生活方式，在中國過渡地區的某個範圍內，也可以勝過漢族的生活方式。 換句話說，歷史上的邊疆形態，是與在草原及農業中國之間的過渡地區有密切關係的。漢族若干世紀以來的對外發展，是因為他們控制了水及農業方法的進步，使每一代都能取得上一代所不能取得的土地。在這一時期，「過渡地區」的意思是指仍然還沒有轉歸漢族的土地。同樣，少數民族歷史研究，最好是先區分有哪些少數民族部落雖然在漢族面前退卻，但仍能維持他們舊的生活方式;又有哪些部落放棄爭鬥，而變成漢族的。 當這些舊少數民族的一部分殘餘被逼到草原邊緣，不能繼續保持其舊的混合經濟與生活方式時，他們只有變成一種新的少數民族繼續抵抗，而拒絕變成漢族。他們從草原的邊緣進入到草原之中，成為真正的遊牧民族。其中一個結果是具有歷史價值的地理環境的重新分隔。關於地理環境，以前只有一套系統:形成早期漢族農業發展的良好土地，當灌溉及其他技術相當發展後也能如良好土地一樣有利的次等土地，及漢族農業還沒有發展過去的「過渡地區」。現在卻又有了一套系統:只能支持遊牧業的真正草原，遊牧業比粗耕或農牧混合業都占優勢的「次草原」，及必須靠實踐來確定農業和畜牧孰優孰劣的過渡地區。因此，在這兩個地理體系銜接的地方，兩種過渡地區就總是發生問題:一個是條件比較有利於漢族，而漢族卻傾向於粗放經濟;另一個是條件較有利於草原民族，而草原民族在某些方面受漢族的影響，卻傾向於發展較精深的經濟。 秦、趙、燕 考慮到土地的條件，我們就可以明了位於後來中國長城沿線的秦、趙、燕三國間的差異。 趙國在獨立之前，屬山西晉國的北部，晉國發展的核心區是汾河河谷，是中國灌溉農業最早的一個中心。在山西的北部有一個分水嶺，那是一片高地，最高的山是五台山，高約1萬英尺。在這個分水嶺之南，汾河的諸源均流入汾河河谷，可以灌溉大量土地。分水嶺之北是桑乾河谷，這條河先流向東北，再折向東南，匯入平津平原的海河。但是，這裡以及其他黃河流域北部的河谷地帶，灌溉和雨水都不能支持如山西南部那樣的農業。 這個北部地區被趙國統治後，又稱作代。一個世紀接著一個世紀，這一片高地都有亞洲內陸遊牧民族與中國農業民族在此爭奪。這裡的環境對這兩種生活方式都不適宜。對於遊牧民族，它不夠封閉，在他們進入這裡之後，會有一部分人從大團體中分裂出去，尋找最有利的地點從事耕種。而這些地點多半具有軍事戰略價值，因此遊牧社會便喪失了其社會傳統與軍事安全。另一方面，對於漢族的農業居民，這一片土地多半比較高旱而且貧瘠。農業在這裡不能支持像南方那樣的堅實的國家機構，農耕的統一性有被畜牧——主要是放養綿羊和山羊——破壞的趨勢，因為這類地區的畜牧多於一般的漢族經濟。綿羊和山羊雖然與草原遊牧民族的機動性沒有多少關係，但在草原經濟上它們比馬還要重要。 代這片地區，是屬於中國還是屬於亞洲內陸，這是個不易確定的問題。所以在山西北部，主要的長城線就有兩條，隨歷史的潮流而變化。一個是沿著內蒙古高原的邊緣，一個在山西北部與南部間的分水嶺上。當年趙國的戰略中心在以後的諸世紀中都被包在了長城的裡面。 代地曾數度被突厥人和蒙古人侵入並占領，但是他們不能在此久居。公元618—907年建立唐朝的李氏家族就產生在這裡，[115]他們雖然自認為是漢族，實際上卻有突厥血統。他們的王朝是利用突厥及半突厥的騎兵而建立起來，其後則利用包括蒙古、新疆、東北及西藏諸部落的連盟制度以維持其帝國。從唐朝起，才充分利用前代隋朝所開鑿的大運河體系，利用南部長江流域的餘糧，供給並保護帝國北部的重地。[116]唐朝開始建立了文官考試制度。在許多方面，它是中國最漢化的朝代。但是它的建立與維持，都依賴於受中國資助的「蠻族」軍隊，這種中國及亞洲內陸邊疆互相交流的一個傳統遺存是五台山，這裡，信徒們從幾千里外的蒙古和西藏來朝拜，就和他們的祖先一樣。近年來，管理五台山最重要的寺院的喇嘛是南俄羅斯伏爾加流域土爾扈特部落的人。 根據以上所述，我們可以重建趙國的歷史如下:晉國的強盛時代是從公元前6世紀中葉至公元前5世紀中葉。在此以前，在公元前8—前7世紀時，汾河河谷的晉國漢族逐漸地戰勝了汾河東、北及西部群山中的狄和戎。到公元前541年，山西南部最後的一些狄被消滅了。[117]從這個時候直到公元前457年，晉是中國最強大的國家。在那一年，後來建立趙國的晉國貴族開始了對山西北部的征伐。 這就是說，晉國的發展是漢族對汾河兩岸統治的擴展。從野蠻民族那裡獲取的山地，對於重視灌溉的漢族農業，並非理想。但是，如果他們不能控制汾河的四周，他們就不能安全地開發汾河流域。所以，奪取過渡地區是有利於漢族的，它加強了他們的軍事地位，而肥沃的汾河河谷是他們的經濟中心。雖然晉國其他地方的農業不能獲得同樣的發展，但汾河河谷的精耕灌溉農業卻可以成為全國的典範。 當軍事發展越過了北部分水嶺之後，就出現了一批新的條件。這裡的地勢較高，土地零碎，不利於灌溉。這裡很可能是舊的少數民族在被漢族從肥沃的河谷地區趕出來，開始轉變成新的少數民族——後世的真正遊牧民族——的地點。而且，驅逐他們到這一片地區的漢族也受同樣條件的影響:當舊的少數民族開始進化成草原遊牧民族時，和他們接觸的漢族也開始從漢族生活方式的高水準退化到較低的混合經濟。在某種意義上，這並不完全是退化，而是轉移到歷史的另一個範疇。在這個範疇之中，「進化」是朝向粗放的草原遊牧經濟的一端，而不是精耕的灌溉農業的一端。而「退化」的意義卻是指退向舊的、混合的、沒有分化的經濟，這種經濟曾是專門的草原遊牧制度及專門的灌溉農業制度的前身。 同時，在政治方面，漢族取得新的土地及同化其居民的累積過程，也就是使邊地漢族與河谷中心相分離的趨勢。汾河上游以北的新得地區並不傾向於晉國，反而要和它分離，形成新的趙國。趙國並不只是在晉國原來的邊緣上分離出來的。相反，趙國也帶走了一部分晉國最好的土地，邊疆勢力超過了中央。晉國的其他土地也分裂為韓國和魏國，它們的勢力，在比例上，遠不如當年的晉國。 這種從晉到趙的轉變的最好解釋是:汾河河谷的漢族從他們的農業根據地向外擴張時，在達到某一程度之前，是有利可獲的。其統治地區政治力量的累積，大於經濟利益的增加，因為邊疆土地不像控制著整個社會的中心地區那樣適宜於精耕農業。但是進一步的擴張，會使收穫減少。中心的經濟力量不能控制邊疆的政治力量，其結果就不可避免地出現一個新的由主要地區與次級地區所構成的地域群體。 在這個時期，整個中國是向心發展的趨勢。歷史的主要潮流有利於更大、更集權的國家的發展，這些國家群體都集中在有大量收入的精耕灌溉農業的土地上。晉趙結構的轉變是這種趨勢的反動，它代表開始「減少漢化」的邊疆居民對於傾向「更漢化」的中心地區的逼迫。一場內部衝突由此發生，起初在晉國，然後在趙國。這是農業經濟的進化趨勢與邊疆軍事根據地的經濟退化趨勢間的衝突。這種衝突削弱了國家的機構。雖然趙國軍隊在趙武靈王及李牧的領導下獲得許多勝利，[118]但趙國終於被秦國所滅。 同樣的情況也發生於燕國。我們對燕國的邊疆戰爭不知其詳，因為它不像晉及其後的韓、趙、魏那樣地與黃河流域的發展有關聯。在地理上，燕的中心是平津平原，狹窄的山海關走廊挾在山和海之間，連接著這個平原及東三省南部的遼河流域。由於地理的原因，華北與滿洲南部的農業國家曾有過密切的關係，並且一有可能，便在政治上互相合併。因為同樣的原因，熱河高原雖然不是農業或遊牧的理想地區，卻是控制這個地帶的政治及軍事的要津，因為它俯臨平津平原、遼河下游，以及聯繫二者的山海關走廊。 今日的熱河省包括兩個主要地理單元:南部的山地及北部的草原。[119]南部的山地是一片過渡地帶，可以與山西北部的代地相比，它對農業比對遊牧更適宜。但是其面積極大，即便漢族的農業能在那兒占得優勢，也會因北方草原勢力的侵入而使漢族的水平退化。中國的向心趨勢被自中國分離的趨勢所修正，所以整個歷史的政治支配優勢就必須取決於第三個條件——活動範圍與遠程控制的力量，[120]這種遠程控制力是中國社會與草原社會在特定的時期所建立起來的。附帶地說，熱河群山在有的時期森林很密，特別在西部。一些森林狩獵部落也許對內蒙古東部草原上的遊牧制度之興起，有相當貢獻。[121] 因此，我們有理由說，漢族封建國家的燕國的歷史大體上與晉、趙的歷史相同。從封建組織水平上說，燕的活動範圍還不足以牢固地控制熱河群山，結果，它的邊疆軍人就有把燕國從當時中國歷史的主要軌道拉開的趨勢。當秦國征服黃河流域及長江流域時，燕也隨著三晉國家的覆亡而覆亡。 秦的興起 了解趙國和燕國的情況，就可以啟發我們對秦國興起的了解。在地理上，亞洲內陸邊疆上秦國的一段，與趙國和燕國都不同。秦的中心是陝西的渭水流域，和晉及其以後的趙的中心是汾河流域一樣。渭水以北，大體和它平行的還有兩條河——涇水和洛河。涇水流入渭水下游。渭水及洛河則同在黃河河曲地帶流入黃河。 因為這種地形，秦國的擴張就可以不削弱其農業的進步，同時也改進政治方法，在封建制度所允許的最大範圍內聯合各個農業地區。當渭水、涇水及洛河下游均被開發後，秦在陝西便統治了一片很大的地區，這個地區與黃河下游的農業中國連為一體，但在政治上卻和它們分離。 另外，渭水、涇水及洛河全都流入黃河由北到南的一段，它們的源頭又都直達鄂爾多斯河套以西的黃河上游。在這裡，黃河流經於南部的農業中國與北部的內蒙古草原之間，而這兩類土地的分界並不明顯。在蘭州及寧夏之間，有若干河流自南部流入黃河，這些河流的源頭直達六盤山的黃土高原。由這同一個高原，渭水和涇水流向東南。若干向北流的河和向東南流的河交錯地流著。沿著從蘭州到寧夏的黃河及自南部流來的支流，散布著許多可以灌溉的土地，它們不能叫作綠洲，因為它們並不很孤立，但它們又很像綠洲，所以最好叫作「半綠洲」。[122] 秦國的漢族向渭水、涇水及洛河上游擴展，征服少數民族，使他們一部分人被同化，其他人則退到草原，轉變成遊牧民族。秦國的這種擴張，沒有接觸到一個像代地或熱河山地那樣的存在與其中心基地相脫離的危險的土地。甚至在他們到達草原時，他們仍能占領甘肅及寧夏的半綠洲。這裡，其規模不足以形成獨立的國家，但可以造成過渡地區的經濟平衡，其灌溉農業的富足，可以繼續並增進傾向中心的發展，而不會出現一個相反的與中心分離的動向。 這種領土累積的一個結果是迅速地增加新的少數民族臣屬。漢族的傳統觀念認為，秦國的蠻族成分大於漢族成分，我不相信這是事實。同時存在兩種變化是比較可能的。第一，在大規模發展灌溉及精耕農業上，秦國在中國其他各部之前。這就可以反駁秦國的興起是蠻族自西北侵入之說。第二，秦國由於向西北的擴張，使大量少數民族進入到中國的一部分地域，這裡是中國進化最快的一部分，因此，他們不用停下來被代表舊封建中國的那一些人所接納，而可以直接參加新的帝國的建立。他們的「野蠻性」增加了這種歷史轉變的速度與確定性，並且阻止了具有牢固地位的特權階級的形成。 簡言之，中國傳統主張所堅持的秦國的「野蠻性」，事實上不是秦國漢族野蠻化的結果，而是由於大量收容氏族部落的結果。這些部落一方面在轉變為新的漢族，一方面又被用來摧毀封建制度。[123]我們知道秦國的騎兵中少數民族很多，這是造成中原人不喜歡秦國(一個頑固的歷史傳統)的原因之一。少數民族騎兵是一件「非中國」的東西，他們把封建的、保守的及文化的社會摧毀了。他們在邊疆戰爭中訓練有素，其運動之迅速與攻擊力之強，為秦國造就了一支帝國騎兵。秦國騎兵與趙國的邊疆騎兵有一個很小卻很重要的區別。 秦國騎兵是一種工具，用以完成中央集權及從封建制度轉變到統一帝國的過程，這是中國歷史的內在過程。他們具有這種作用，因為他們是在廣大的過渡地區中遵行中國生活方式的附產品。相反，趙國的騎兵是起源於邊疆那些部分採取遊牧生活方式的漢族，用這種軍隊攻擊鐵拳的社會，不能促進中國社會及國家內在的進步，因為它建立在一個傾向於與中國中心脫離的邊疆上。在封建制度被摧毀，新帝國被建立的戰爭中，邊疆的作用對於秦、趙兩國大不相同。趙國的邊疆脫離中國，它的邊疆居民是離心的。而秦國，邊疆是向心調整過程的一部分，它對於秦國向中國其他各地的征伐，也有貢獻。 邊疆地區本身的政治重要性 中國歷史的「邊疆形態」，包括兩件事:漢族擴張性質的改變，以及可以促進集中化或分裂化的新的政治因素的活動。在此以前，漢族的擴張是占領可以用封建標準組織的土地單位。這種組織結構的細胞單位是城池及其四周的農村。最大的封建單位是一個大的河谷或平原，有一條河流，與其他相似的地區以自然邊界(如分水嶺等)相隔，政治相當穩定。而在此之後，同樣的發展可以無限制地在南方繼續，城鄉細胞單位也占有優勢。但是在北方，漢族到達了一個不同的土地的邊緣，它不是一塊塊地改從漢族的方法，反而要修正漢族的生活方式。 在中國式的農業完全不能存在的真正草原與遊牧顯然不如農耕的多水的中國土地之間，有一個過渡地區。漢族逐漸占領這類地區，加速造成北面真正草原上專門化的遊牧社會。但遊牧民族在有利於他們的地區中強盛起來之後，便與漢族爭奪中國與草原之間的過渡地區的統治權。所以，顯然有一些過渡地區是有利於中國的，而其他地區則對草原民族更有利。 在政治上，處在這種爭奪中的邊疆地區開始獲得他們自己的重要性，因為它們可以影響農業世界及草原世界的歷史進程。它們不完全與中國或草原同類，所以它們也不完全具有中國的特點(城池及附屬的農村)或草原的特點(氏族或家族部落在有限的區域內要求牧場的權利)。因此，他們傾向於中國，是因為歷史的發展反對分離而有利於政治統一。同樣地，他們傾向於草原，是因為部落統一運動壓倒了地方家族的移動自由。 因此，邊疆形態的公理是，它可以對任何歷史時期作正面及反面的說明。當邊疆或邊疆的任何一部分在脫離中國時，它企圖使中國分裂，阻止統一，但它同時卻投入於草原的某種統一活動。另一方面，當邊疆傾向於中國時，它大概會對中國的統一有所貢獻，並使草原部落或部落的一部分脫離草原範疇，加入中國。 秦國的征服有一個特點，它造成許多可以逐一解決而不能同時解決的問題。統一帝國的理想也可以推論為就是穩定與永恆的理想。但是推動統一的勢力卻不是一種受任何穩定習慣控制的力量。同樣，包括所有漢族特徵的帝國理想，也可推論為就是一個與中國完全無關的草原世界的理想。但是沒有什麼東西可以阻止草原世界向中國世界的侵入。 由於這些原因，秦朝在它的開國君王兒子的統治下，即告覆滅。它所留下來的東西有:一個統一帝國的信念，不是要爭取，而是要恢復的帝國;統一的邊疆等同於統一的帝國的觀念;不以邊疆為一條固定的界線，而以它為中國重要的部分之一，於是出現了不與中國相混的地區的實際統治問題;關於「邊疆形態」的本身，以不完全是中國的辦法來處理對中國極重要的問題。如何處理秦朝留下的遺產，是造成漢朝(前206— 220)歷史性質的主要原因。 * * * 【注釋】 [1] 關於年代，參考畢士博:《古代中國年譜》， 1932年;顧立雅:《中國早期文化研究》， 1937年，第ⅩⅥ-ⅩⅩⅠⅠ頁。 [2] 丁山:《開國前周人文化與西域關係》， 1937年(中文) ，認為周族雖然起源於中國西部，但他們與中亞及近東並沒有聯繫。商代是以十天為一周，周人則是每周7天制。丁山將此與閃族人的算法作了比較。周人在其文獻中根據重大事件紀年，而商人則用世系紀年。這裡他將周人的系統與巴比倫系統作了比較。周人在文獻開頭記錄日期，而商人則在末尾記日期。顧立雅(前引書，第18頁，注2)指出，商周之間一個「顯著區別」是周人墳墓用封土作標記，但商人沒有。他還指出，T』i e n一詞，即「天」，源自周人，但對商人來說是陌生的，商人的神是帝(第56頁)。畢士博(《中國南北方的開端》第312頁及腳註)相信，早期周人是「與遠方中亞的一些地區有聯繫的」，但是這種聯繫在公元前10世紀中葉中斷。 [3] 《史記》卷二八;沙畹:《司馬遷》，第Ⅲ卷，第2部分，第419頁。這些蠻人是戎，在《史記》卷一一〇，戎被認為是匈奴的祖先。 [4] 《史記》卷五;沙畹前引書，第Ⅱ卷，第14頁。 [5] 畢士博前引書，第318頁。 [6] 同上，第322—324頁。 [7] 王國維《觀堂集林》第13卷。這本書我沒有看過，我是轉引自董貴庭(音)先生幾年前為我作的註解中，見《中國長城的起源》，第529頁注1。另參考伯希和《王國維作品集的編訂》， 1929年，第114頁及以下。 [8] 赫爾曼:《公元前中國的西域諸國》等，見赫定:《南部西藏》，第Ⅷ卷， 1922年，第134頁。 [9] 方庭(FangT』ing) :《論狄》(OntheTi) ， 1934年。 [10] 注意「狄」是向南「逃」，這裡所說的洛水是河南的，而不是陝西的。 [11] 蒙文通:《犬戎東侵考》， 1936年，第7頁;引用了《左傳》，第16頁;引用了《史記》卷一一〇及《後漢書》卷一一七，將晚期的西羌與戎、狄聯繫起來。 [12] 蒙文通:《赤狄白狄東侵考》， 1937年。 [13] 哥羅荷:《公元前的匈奴》， 1921年，第13、28頁。 [14] 關於這一名詞的使用，參考本書第四章。 [15] 蒙文通和哥羅荷都沒有列出這一段。維格(《歷史文獻》， 1929年，第Ⅰ卷，第109頁)提到，鄭伯很害怕戎的步卒包圍鄭的戰車，他的兒子告訴他如何將戎人引入埋伏區。但維格沒有列出《左傳》的原始資料。參考理雅各《中國經典》第Ⅴ卷，第Ⅰ部分，《春秋》和《左傳》，第28頁。 [16] 哥羅荷前引書，第30—31頁，引《左傳》。 [17] 維格前引書，第Ⅰ卷，第95頁，未引原始資料。 [18] 蒙文通前引書，第76頁，引《呂氏春秋》。 [19] 蒙文通:《犬戎東侵考》，第1頁，引《國語·周語》。另見赫爾曼前引書，第178—188頁，此傳說沒有證明早期中國對中亞的了解。參考沙畹前引書，第Ⅰ卷，第259頁。 [20] 蒙文通前引書，第7頁，引《左傳》。資料提到清除野生動物的土地，而沒有提到放牧。 [21] 這是赫爾曼在《公元前中國的西域諸國》(見赫定前引書)中的主要論點。 [22] 參考本書第七章;參見史蒂文森《漢藏邊境人文地理研究》(1932年)關於邊緣族群的孤立態度的評論。 [23] 關於中國邊緣地帶向草原邊緣地帶的過渡，參考拉鐵摩爾《中國長城的起源》， 1937年。 [24] 伏拉基米爾佐夫:《蒙古社會結構》， 1934年，第33—46頁(俄文) ，對早期草原和森林生活的重合地帶進行了很好的描述。 [25] 參考本書第六章。 [26] 關於草原遊牧民族的幾種不同起源的匯合問題，參考拉鐵摩爾《蒙古歷史中的地理因素》， 1938年。 [27] 魏特夫對我關於這個問題一些早期想法做有評論，他比我認識得更好，而且比我先得出某些結論。參考他的《東方社會理論》， 1938年，第111頁及注4。 [28] 《史記》卷四;沙畹前引書，第Ⅰ卷，第209頁及以下。 [29] 《史記》卷五《秦本紀》。關於秦人幾分為「漢人」幾分為「蠻族」的問題，或如我所說為「古老社會」，參考蒙文通《秦為戎族考》， 1936年(中文)。 [30] 蒙文通:《犬戎東侵考》， 1936年，及《赤狄白狄東侵考》， 1937年;哥羅荷前引書。 [31] 蒙文通前引書;哥羅荷前引書。 [32] 蒙文通前引書;哥羅荷前引書，第14—19頁，引《左傳》、《史記》卷四、卷三二等。 [33] 蒙文通前引書;哥羅荷前引書。 [34] 哥羅荷前引書，第32頁。 [35] 拉鐵摩爾:《中國長城的起源》， 1937年。 [36] 同上。 [37] 參考本書第十三章。 [38] 蒙文通前引書，第7頁，引《國語·鄭語》及《左傳》，參考本章注40。 [39] 蒙文通前引書，第1—6頁。 [40] 錢穆:《西周戎禍考》， 1934—1935年。討論至此已到極點，但是它的價值，作為一個對中國傳統的反叛，卻進一步證明了在中原有小股蠻人的存在。事實上，比較錢穆與蒙文通的觀點，可以認為，前面提到的從陝西向河南的「移民」，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這樣一個假設:由於漢人占據了好地，山里人就變得更加特別、更加艱難了。 [41] 關於楚的簡要說明，見畢士博《中國南北方的開端》， 1934年，第318—322頁。 [42] 同上，第324頁。 [43] 參考王毓銓在《中國現代社會科學進展》(1938)中所列中國著名學者的各家理論觀點。 [44] 關於歐洲封建制中的諸多不同因素，參考布洛赫(Bloch，M.)《歐洲的封建主義》， 1931年;福蘭閣在同書發表的關於中國封建制的文章，仍然是傳統觀點，而沒有考慮到近來中國人自己的熱烈討論。朝川(Asakawa）關於日本封建制的文章，可作對比。 [45] 參考他的《中國經濟史的基礎與舞台》， 1935年。 [46] 冀朝鼎:《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和水利事業的發展》， 1936年，書中多處可見。 [47] 參考本書第三章。 [48] 他們在周代已經存在。見畢士博:《中國南北方的開端》， 1934年，第313頁。魏特夫(前引書，第55頁及注2)引用大量原始資料並指出，宦官最初是閨房和宮中的傭人，後來才成為「朝臣」。李濟(《歷史上的滿洲》， 1932年，第32頁)談到，在1411年是宦官將明朝在東北的統治擴大到最北端，直至西伯利亞境內。這補充了魏特夫的資料。 [49] 佛教遭受幾次重創，在宋代以後就不再是官僚們的對手了。關於中國的佛教的一般情況，可參考福蘭閣的《中華帝國史》，第Ⅱ卷， 1936年(文獻索引見第Ⅲ卷， 1937年)。 [50] 參考本書第三章。 [51] 關於歐洲放養豬與亞洲圈養豬的區別，見本書第五章。 [52] 布賴斯(Bryce，J.) :《神聖羅馬帝國》，第122—124頁( 10世紀)、第299頁( 12—14世紀)。 [53] 關於一些邊疆「封地」，約瑟夫·洛克博士即將有關這些地區的著作出版，可參考。 [54] ②狩獵在草原經濟中是重要而有意義的，但它僅僅是遊牧生活的一種補充，而沒有大到成為另一種經濟形態。 [55] 拉鐵摩爾:《評格勒納爾》。 [56] 參考本書第十三章。 [57] 蒙文通:《犬戎東侵考》， 1936年，第12頁;哥羅荷:《公元前的匈奴》， 1921年，第33頁;均引《史記》卷五。見沙畹:《司馬遷》第Ⅱ卷，第55頁及注1。 [58] 蒙文通前引書，第13頁;哥羅荷前引;沙畹前引書，第55頁及56頁注1。 [59] 蒙文通前引書;哥羅荷前引;沙畹前引書，第56頁。 [60] 當秦人向北和西北擴大新的領土時，蠻人仍然有能力與漢人爭奪已經爭了幾個世紀的土地。 [61] 參考拉鐵摩爾:《中國長城的起源》( 1937) ，比較晉國擴張與秦國擴張之不同，晉人擴張是離開適宜漢人的地區，而秦人擴張是增加了漢人的力量。 [62] 哥羅荷前引書，第28頁。 [63] 維格:《歷史文獻》第Ⅰ卷， 1929年，第155頁(沒有引用原始資料)。蒙文通(前引書，引證《左傳》)清楚地指出，經過一系列戰爭，河南戎人殘部被擠到楚國北疆與魏、韓國之間的地方。魏、韓兩國原為晉國。 [64] 維格上述引文中(沒有原始資料)。參考《史記》卷一二六。 [65] 在內蒙古西部，我聽到很多流傳於民間的關於成吉思汗死因( 1227)的不同說法。成吉思汗在征服西夏後去世。西夏都城在寧夏。(夏是唐古特的漢語名稱)據傳說，成吉思汗獲得了西夏王的一位妃子，這位妃子暗藏匕首，刺了他一刀，他卻沒有死，傷口痊癒，繼續領導蒙古民眾。妃子逃到黃河邊，投河自殺。因此，蒙古人叫黃河為「公主河」。她跳河地點的上游，水是清的，下游水是濁的。我相信這個傳說是來自古代以女子投入黃河祭河神的習俗。參考薩囊徹辰書，蒙古文，第100頁及102頁;施密特的翻譯本，第101頁及103頁。 [66] 維格前引書，第159頁(無原始資料)。蒙文通(《赤狄白狄東侵考》， 1937年，第85頁)引大量原始資料，特別是《史記》卷四四，將狄蠻與30年前被滅掉的小國中山聯繫在一起。另參考沙畹前引書，第Ⅴ卷，第148頁。 [67] 哥羅荷前引書，第33頁;引《史記》卷五;見沙畹前引書，第Ⅱ卷，第63頁。 [68] 《史記》卷四三、一一〇;參考哥羅荷前引書，第34—36頁;另見拉鐵摩爾:《中國長城的起源》;沙畹前引書，第Ⅴ卷，第70—88頁。 [69] 《史記》卷八一;哥羅荷前引書，第37頁。 [70] 拉鐵摩爾前引書。 [71] 《史記》卷一一〇;哥羅荷前引書，第37頁。 [72] 赫爾曼:《公元前中國的西域諸國》(見赫定《南部西藏》，第Ⅷ卷， 1922年) ，第268頁注一類在不大可能的時期即公元前1169年的「原始長城」。有很多關於「修築」的很早記載，其一被赫爾曼和蒙文通(《犬戎東侵考》，第1頁)引用，儘管沒有作為邊疆長城實例。關於這一問題的常識是，只有能用特殊的方式集中必需的勞動力的社會，才能城。所以，早期文獻說的應是聚落與防禦工事的修建。 [73] 赫爾曼前引書;哥羅荷前引書，第34頁;《史記》卷一一〇。 [74] 赫爾曼前引書;哥羅荷前引書;《史記》前引卷。據《史記》卷四三(沙畹前引書，第Ⅴ卷，第64頁) ，這一城牆是趙武靈王的父親修築的，這是一個有趣的建設者年齡的記錄。另見《漢書》卷六四，第一部分。 [75] 赫爾曼前引書;哥羅荷前引書，第36頁;《史記》卷一一〇。 [76] 拉鐵摩爾前引書，見本書第十三章。 [77] 所引權威學者關於封建主義的討論，多強調封建領主的宗主地位。但可以說這只是理想狀況，在實際上，包括課稅、法規及兵役等方面的主權，是在一塊塊分隔的封地上實現的。 [78] 《史記》卷五;沙畹前引書，第Ⅱ卷，第14頁。 [79] 糞便是中國最重要的肥料，而從城裡才能得到最多的糞肥，最集中和最發達的農業就是在城牆之外。因此「最鄉村的」和「最城市的」，乃是最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的。參考桑普:《中國土壤地理》， 1936年，第430—432頁。 [80] 但是，茶葉在唐朝( 7世紀、8世紀)以前並沒有在中國普遍流行。參考《中國百科全書》， 1917年，「茶」條。 [81] 參考本書第三章。 [82] 魏特夫:《東方社會理論》， 1938年。 [83] 福蘭閣:《中華帝國史》，第Ⅰ卷， 1930年，第159頁。 [84] 同上，第160—161頁。福蘭閣強調鹽業與冶鐵對於齊國經濟和實力強大的重要性。鐵，很明顯在這一時期迅速普及，但此前沒有被認識和經營。參考高本漢:《古代文獻的真實性》， 1929年，第173頁。 [85] 福蘭閣前引書，第165頁。福蘭閣認為這時期主要現象是黃河流域的中國防範長江流域還遠沒有中國化的楚國的迅速擴張。 [86] 孔子生於公元前551年，卒於公元前479年。參考福蘭閣前引書，第203頁及以下，另有很多其他參考文獻，見第Ⅰ卷。 [87] 關於其他儒家思想與哲學的文獻，參考理雅各《中國經典》。 [88] 在孔子的理論中，子女要對自己和父母負責，而父母只是對自己的而不對子女的罪行或債務負責。 [89] 除了福蘭閣前引書外，關於那一時期孔子對社會變化的看法，參考魏特夫:《中國經濟史的基礎與舞台》， 1935年，第48—50頁及腳註。 [90] 參考福蘭閣前引書，第167頁及以下，有很好的介紹。 [91] 這一時期的鬥爭，在很大程度上轉向了對長江與黃河之間的淮河流域的控制。 [92] 秦人興起是與晉解體(前453)有關聯。參考福蘭閣前引書，第180、182頁。 [93] 越於公元前473年打敗了吳(福蘭閣前引書，第177頁) ;楚於公元前333年打敗了越(第188—189頁)。 [94] 《史記》卷五;沙畹前引書，第Ⅱ卷，第59頁。 [95] 比較分裂晉國的貴族之間的「無義」戰爭，與齊國的篡位。見福蘭閣前引書，第180—182頁。 [96] 在上面談到的公元前364年的勝利戰爭中，秦獲首級6萬;公元前318年，獲首級8 . 2萬，等等。關於斬獲首級的獎賞，見戴聞達(Duyvendak，J.J.L):《商君書》， 1928年，第297—302頁。 [97] 關於傳統中國歷史學家對秦的指責(尤其是對秦始皇的) ，參考福蘭閣前引書，第225頁。 [98] 戴聞達前引書。 [99] 商鞅確立法律，改變風俗習慣，鼓勵人們日夜從事農業生產(同上，第235頁) ;穀物受到重視，非農人口需交納重稅(以提高農業的利潤) (第313頁) ;為了開墾秦國更多的土地，鼓勵外來人口遷入(第266頁及以下)。關於水利灌溉促使秦強大的重要作用，參考《史記》卷二九;沙畹前引書，第Ⅲ卷，第Ⅱ部分，第524—525頁。 [100] 依穀物收成(而非土地)納稅，戴聞達前引書，第176頁;除官員外沒有等級(第185頁) ;等級要與穀物的生產相符(第205、253頁)。 [101] 赫爾曼上述引文;哥羅荷前引書，第33頁。 [102] 福蘭格前引書，第181—182、184頁。 [103] 另一道城牆是中山國的，中山是個小國，位於今山西與河北之間的山區。參考哥羅荷前引書，第46頁;福蘭閣前引書，第188頁。有兩篇中文論文，可惜我無法參考:徐琚清(HsuChu—ch』ing《北邊長城考》）， 1929年;王國良:《中國長城沿革考》， 1928年。 [104] 哥羅荷前引書，第45頁;福蘭閣前引書，第187—188頁。 [105] 哥羅荷前引書，第46頁;福蘭閣前引書，第188頁。這很可能是一組防禦據點，而不是一道城牆。 [106] 福蘭閣前引書，第193頁。 [107] 畢士博:《中國南北方的開端》， 1934年，第325頁。 [108] 同上，第320頁;另第324頁(越國) ;及其《長屋與龍船》， 1938年。 [109] 福蘭閣前引書，第186—187頁。 [110] 福蘭閣，第198—199頁。 [111] 同上。 [112] 參考顧立雅:《中國早期文化研究》中的討論， 1937年，第153頁等。 [113] 參考本書第十一章。 [114] 參考本書第十二章。 [115] 參考翟理思:《中國傳記辭典》，編號1239、1196，關於李淵(唐朝的始建者)及其子李世民的介紹。關於與突厥人的往來關係，參考帕凱爾(Parker，E.H.) :《韃靼千年史》， 1895年，第194頁。 [116] 冀朝鼎:《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和水利事業的發展》， 1936年，第112— 121頁。 [117] 參見本書第十一章。 [118] 參考本書第十二章;拉鐵摩爾:《中國長城的起源》， 1937年。 [119] 書緒九(FumioTada)：《熱河地理》， 1937年; (日文版，德文提要)分出第三個地區，即滿洲邊緣。 [120] 參考本書第十五章。 [121] 參考這一地區的「林胡」(始見於漢代司馬遷《史記》卷一一〇)。另外，就像很遠的唐努地區，在這一地區長期保留下來的部落烏梁海(或稱Oriyangghan、Oriyangkit） ，也反映著森林地區起源的特點。 [122] 參考本書第六章及第十五章。 [123] 大概牛耕方式的傳入對於秦地有很重要的意義。半綠洲地區以前不能開發農業，現在則也可以耕種。除農作面積的擴展，人口有了較均勻的增長。牛耕在中原很晚才使用的。丁文江《中國如何形成自己的文明》( 1931)引徐中舒文章《耒耜考》，認為年代應在公元前3世紀。畢士博(《拉犁的起源與早期傳播》， 1936年)認為年代應是「公元前4世紀後半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