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 · 第九章 漢族與少數民族的區別

從對長城邊疆分區域的地理及歷史的聯合檢討，轉移到對整個邊疆歷史起源的研究，我們立刻又面臨許多困難的問題。長城的主要沿線在政治上為地理的分界，它的南面是中國的農耕土地，北面是遊牧社會的草原，西北是中國中亞的綠洲。在長城西端以外是西藏高原，在東端以外是滿洲的南部——這個地區由於其地理上的特性，時時有變成「小中國」的趨勢——和滿洲東部及北部的森林。 但是，這並不是說我們可以分別研究草原、森林、綠洲及西藏社會的原始歷史，研究其各自的生成與擴展，直到它們接觸到發展擴張的漢族，於是他們必須劃分出長城邊疆。雖然我們對於在黃河流域、東北、蒙古、中亞也許還有西藏的互相接觸的新石器及其更早的文化有確實的知識，但這些都是一般的原始文化，而不是特殊的「漢族」或「草原」文化。[1] 因此，在考察歷史時，我們需要先研究原始社會的廣泛分布。這種社會的發展可以利用中國的環境、草原的環境及其鄰近區域，其間差異很小。所以，所謂特定文化起源的問題就是差異產生的問題。其第一步歷史發展是，大體相同的原始民族以何種方式向各自不同的方向進化，我們既要考察他們進化的不同途徑，也要考察他們進化的不同速度。中國早期的歷史資料(或者似歷史資料)比其他社會豐富，我們有必要先研究整個中國歷史的起源，然後再分別研究長城邊疆各部的歷史。因為漢族在中國發展歷史的某一時期，在長城沿線，不是接觸到了和它不同的社會，在某種意義上說，是其本身的進化造就了這些對峙的邊疆社會。 中國新石器文化的特徵 中國人所持有的生活文化可以不間斷地一直追溯到石器時代。現在若干日常的器具，如刀、紡錘和陶器等，仍然保持著該地理區域中金屬時代以前的樣子。[2]不但如此，中國最古老的文獻記載，可追溯到公元前第一個千年的初期，如加上更古的材料，其歷史則可以和公元前14世紀的甲骨文聯繫起來。這種文字，由於其形式之複雜，可以推斷它已有很久的發展過程。它將中國的歷史上溯到一些文化的傳承，證明石器的使用一直延續到銅器及鐵器時代。這些文化傳承的某些特徵與更早的沒有遺下任何金屬的居民所居住的地方相關聯。 這個連續歷史的細節還有許多不明之處，關於中國的新石器時代也還知之不多。不過，有絕對必要去了解的事情並不多，基於我們目前所知，已經可以建立一些一般性的原則，可以適用這些原則的「中國」是在黃河流域的中部。在後面的討論中可以看出，長江流域只是逐漸進入古代中國的歷史視野的。 在體格上，黃河流域的新石器時代居民與今日的居民有某些相同之處，此外，他們還擴展到了東北、蒙古和從甘肅到中亞的西北走廊中。[3]他們在長江及華南地區的分布有多遠，還很難說，但我們有理由假定，在晚些時候出現了變化，變化產生了體格的差異，但仍然存在血緣聯繫。在遠古祖先這一點上，因「北京人」的發現出現了一種可能性，即黃河流域的新石器時代居民是該地區的舊石器時代居民的後裔。[4] 在文化上，根據我們僅知的有限的新石器時代狩獵、捕魚及農耕的活動，就可以分別出原始的與成熟的不同階段。在原始階段，是一種普遍一致的發展形式，這個時候的地區特殊性還不重要。在這個時期，人們是盡力地捕魚和獵取鳥獸，也去採摘可食的植物及野果。可能也有農業在這個階段中起源，那是無目的地推廣種植已知的野生植物。在這個階段，首先是狗，然後是豬，已被廣泛馴養。[5] 可以說，這個階段的人類社會仍然很簡陋，還沒有出現對各種不同環境的特別利用方式。它能夠在多種環境中生存，但對其所進入的每一個新環境的利用方式卻是一樣的。一個部落和另一部落的區別，只在偶然的習慣上，例如獸多的地方就多依賴於狩獵，而魚多的地方就多依賴於捕魚。 驅趕被馴化的牲畜，從一個牧場轉移到另一牧場的遊牧制度，尚未發生於草原。遷徙移殖是存在的，因為把當地的動物打完，或土地的沃力耗盡時，部落就會搬家。這種遷徙移動自然會增大戰爭、交易和技術學習的範圍。這種遷徙移動的群體大概是小規模的，單獨個人在遷徙時所面臨的危險是可以想像的，而整個種族的移動又是極為困難的事。文化低下的意義在於缺乏組織能力，不能積蓄或運輸大團體移動時所必需的資源。即使在一個比較進步的新石器社會，1000個人移動100英里比100個人移動10英里，其困難程度一定不止擴大10倍，也許要有100倍。 要估計一個漫長而遲緩的進化過程中重要的演化階段，我們必須先有一個概念，即個人及家庭的經驗會逐漸累積而成為社會的資源，並將能量積蓄而成為社會發展的動力。我們必須想像這樣一個世界，其中沒有人知道如何煉製金屬，其一切文化都屬於新石器時代。有一部分石器使用者極為先進，而另一部分則十分落後，二者間的差距很可能造成一種實質性的差別。在低水平的一方，社會經驗的積累是可能的，人們之間可以傳習知識，但不一定會迅速導致有意義的社會變化。而在高水平的一方，這種社會資源的積累卻被利用。整個社會是向前進的，他們會在某個階段的發展中盡其所能，隨後，突然進入一個更新、更高的階段。 新石器文化的兩個區域 從現在已有的關於中國新石器時代的材料，我們至少可以勾畫出一個大概面貌來。中國新石器文化可以分作兩個主要區域。在黃河流域的西部有一個比較簡樸的「彩陶」文化區，城堡與堅固的房屋很少，不過吳金鼎( G. D.W u)最近描述了這個文化區中的一個「大」城，位置在一個「從這個時期直到商代都有人居住」的地方。[6]在黃河流域東部有一個「黑陶」文化區，它比較進步一些。有城牆的城堡已經建立起來，其中已經發掘的一個城堡有450米長， 390米寬。[7]這兩個文化區在黃河河曲地帶相遇。在安陽(商代銅器文化的中心)附近的後岡有一個銅器時代以前的「彩陶」地層，上面壓著一個「黑陶」地層，也屬於銅器時代以前。只是這兩個地層沒有聯繫，顯然這裡有一個時期是沒有人居住的。[8] 在比較這兩個新石器文化時，我們可以說「彩陶」較早，因為它進化較低，而「黑陶」則較晚，進化亦較高。這是否意味著:由「彩陶」進化到「黑陶」，其進化過程又是由「彩陶」區的東部邊緣向外移民和擴張的呢？ 還是說這兩種文化完全獨立，並肩生存，最後進化較高的「黑陶」居民西向侵入到「彩陶」居民呢？吳氏認為，從簡樸的「彩陶」到比較進步的「黑陶」，確實有時間上的——也就是進化的——前後發展。這就可以假定，當一個「黑陶」遺址被發現而下面沒有「彩陶」地層時，這個地方一定是在「彩陶」時代以後才有人居住，至少在這個地區是這樣。[9] 吳氏的意見也許是對的。但這並不能否定在「黑陶」文化以進化的姿態起源於「彩陶」地區的東部，然後向東發展，而落後的「彩陶」文化還可能在西部存在相當長的時間。不論其假定是兩個文化區域各自獨立的，或是其中一個是從另一個區域發展並分離出來，我們必須承認一個較高的文化中心及一個較低的文化中心同時並存的可能。 這裡，我們也要考慮到作為社會進化發生背景的地理環境。對一個石器時代的居民，環境是非常重要的。潛在資源並不是重要的問題，重要的是那些可以被這種組織及發展均感脆弱的居民所能利用的東西。如果這種資源有限，這些居民就可能永遠沒有變化，例如愛斯基摩人及原始的澳洲土人。就是在潛在資源雄厚的環境中，石器時代的居民也會因進化第一步之難於完成而長時間地停滯。這種現象的社會原因比技術原因更為重要。例如，一個居住分散、組織散漫的森林社會，雖然可以用貿易的方式取得金屬用具，卻不能迅速地轉變成一個新的社會。僅僅學會使用金屬工具，把他們從前沒有辦法應付或只會用火燒掉樹木的辦法，改為利用金屬工具來砍伐樹木、清理土地，這是不夠的。他們只能緩慢地改變著他們的方法，除非他們改變其思想習慣，利用金屬工具的優勢，滿足其過去生活方式中發展出來的社會組織及個人的欲望。這些問題在考察開闊的黃河流域與江南叢莽地區的差別時，特別重要。 另一方面，一個絲毫不知金屬的居民，假如環境使他們進化的第一步的各個方面來得很容易，他們也可以進步到文化成熟、社會組織複雜的階段。在黃河流域，特別在黃河河曲地區，就是這種情況。這兒野獸很多，有很多帶種子的草類，也許是粟類，麻供給其所需要的紡織纖維。[10]鬆軟的黃土，[11]可以用石器耕種，促成了從採摘野生植物到早期農耕的轉變。在東部，黃河下游毫無疑義地時常改道，形成許多湖沼，必須排水方能耕作。[12]不過山東群山附近是個例外，[13]所以山東山地也是中國的一個主要的新石器文化中心。在西部，氣候類似草原氣候，雖然它還在草原的這一邊，當時的雨量也許和現在一樣不如東部那樣穩定，所以農業收益也不穩定。 在黃河中遊河曲地區及山東地區，即使在新石器時代，也是農業占著優勢，人口集中，並走向聚居性甚至城市性的政治組織，由軍人階級(封建貴族的前身)統治，由個體或群體的農奴(受壓迫的封建農奴的祖先)種田供養。這就是整個華北的情況，那兒的人已經準備如何使用金屬品了。只要有了使用的準備，那麼，是他們自己來發現金屬或是從別處學來，就只是個小問題了。 銅器文化的產生 在中國，銅器時代是新石器時代與商代之間的一環。但這一環是如何連接成進化的鏈子的，卻需要用歷史方法來證明。極精美的銅器被認為與河南安陽的商朝文化有關，時期大約是公元前14世紀。[14]這是一個很進步的文化，有很優美的文字(中文的一種古代形式，多半可以認識)。這裡有兩個歷史問題:青銅文化從新石器文化進化的問題，以及銅器本身的問題。這種技術是從以前的中國新石器時代中發展出來的，還是自中國新石器文化範圍以外輸入進來的？ 無可懷疑地，商朝文化有一個強有力的根源，即「黑陶」新石器文化，[15]它另外還有一個較弱的根源，即「彩陶」文化。[16]顧立雅提到一個「黑陶」文化地層，它「無疑是商朝文化的遺蹟」，[17]但其中並沒有銅器。在安陽及其附近各縣，已經發現30處「黑陶」遺蹟。[18]顧立雅的結論是:「根據現有的材料，商朝文化很顯然是黑陶文化之一支，其上又添加了制銅技術及其他文化特徵」。[19]此外，他又提到在兩個「黑陶」文化層下面的「彩陶」文化層。[20]這裡表現出一個從新石器時代到銅器時代的相當完整的時間序列，但其中卻沒有補足進化的階段，「彩陶」及「黑陶」層之間，有一個空白，兩個文化層相疊卻不相連。而且，被認為是「毫無疑義的沒有銅器的商文化遺蹟」的「黑陶」遺址，[21]與有銅器的商朝遺址也不相連。 商朝文化與「彩陶」新石器文化的聯繫雖然微弱，卻仍可以追溯出來。顧立雅說:「就在這個文化中，我們可以找到在商代文化中也存在，而在歐洲或近東卻不能發現的製品。」[22] 儘管對其進化過程還不能完全了解，但我們可以說商文化在某些方面是由黃河流域主要新石器文化進化而來的。下面我們要考慮銅器的問題。中國使用銅器的知識是否是輸入的？如果是的，那麼，是交換學習而得的呢，還是一些用銅製武器征服中國新石器居民的侵略者所帶入的優良工具？或者這個技術是獨立地產生於中國？這些都是問題的要點。 回答這每一個要點都是困難的。商朝銅器的質地不但高，而且一般都公認中國銅器的年代愈古老，其製作與藝術愈精。[23]這是一個強有力的理由，使人相信中國銅器的使用是突發的，銅器技術是以很發達的形式輸入中國，也許是由入侵者帶進來的。入侵的路線，則是由中亞的綠洲到中國的西北。[24]但在商朝文化中心的安陽及中國的西北部，或是在安陽及中國其他各地之間，沒有新石器時代遺址能夠提供一個侵略，或逐漸征服，甚至文化輸入的證據。只是在這一條文化傳播線上的甘肅，安特生曾發現過極粗糙的銅器。[25] 對於中國獨立產生銅器的使用技術的說法，有一個很簡單而且有力的反面理由:我們還找不出進化的證據來。[26] 一般來說，對這個問題的研究到此為止，但我想還可以向前推進一步。反對銅器以很發達的形式自西北傳入的看法的主要理由是，這個入侵者或輸入者應有很高的文化，如果這些假定的入侵者或輸入者可以迅速地自近東或中亞進入中國西北卻不留任何痕跡，則其文化必極優良。如果他們不能如此迅速移動，而在他們居住中國的地點找不到痕跡，也找不到他們以征服或貿易的形式進入中國西北部時在新石器文化上的影響，這真是一件奇怪的事。在「黑陶」文化及商文化的遺址中，我們也找不到可以與銅器突然出現相對應的突然征服事件的證據。 因此，我認為應該從一個折中的假設來入手研究。銅器輸入中國時，其技術的發展還很低，其輸入的原因不是由於高水平文化的征服，而是經由一個文化傳播、文化學習的過程。這就牽涉到一個重要的假定:製作銅器的知識在經過黃河流域西部新石器時代居民的地區時，由於極低落的文化水平，他們無法對其進行利用。而到黃河中游地帶時，那兒的新石器文化進化得很高，[27]這些高文化的居民不但在他們得到銅器的知識時即能利用，而且其文化之進步使他們在短時期內就對這個粗陋的輸入技術進行了改良，致使今天的考古學家憑據現存的材料，以為這個技術在輸入中國時就已經很發達了。 這雖然只是推測，但我相信這個看法是值得認真考慮的。黃河流域西部的新石器文化較東部為低的事實，加上我們所知道的新石器時代的一般知識，使我們可以假定那個時期存在著大範圍的貿易與文化學習，時常發生少數人群的廣泛的遷徙。根據這種推斷，在不同的情況下，其發展的性質可以不同。如果銅器是「黑陶」居民獨立發現的，我們應該看到一個早期的實驗階段。由於這些人在沒有任何金屬知識時就能夠建築城市，我們可以假定，他們能夠接受一個簡單的新技術，並迅速地將其提高，使之適合他們已經很高的新石器文化。正是這個高水平的文化，可以迅速推進到我們在安陽看到的那種商文化。 「發明」銅器的社會及經濟影響 對這個時期的社會情形也應該加以關注。銅器的發明——不論是自己發現的，還是得之於貿易及學習，或是由征服者帶入——對新石器社會有什麼影響？獲得這種技術以後，什麼條件可以造成其進一步的發展提高？ 在原始社會中，金屬品製造的知識在各處的發展程度並不相同。如果它是在當地發現的，銅礦資源的獲取可以使一部分團體占得有利地位。而如果這個知識是由貿易及學習得到的，那麼在靠近貿易或遷徙路線上的居民則占得利益。好戰的部落若有了金屬武器，這些侵略者便在所有手拿石器的人們面前占得便宜。在每一種情況下，總會形成一個大體類似的社會優勢:像在兩個財富、實力、地位及文化大致相同的原始居民部落之間，哪一個部落先能製造或保有金屬品，可能是偶然的事。但只要取得了金屬品，不管他是如何取得的，他就占有比另一個部落更大的優勢。 若是另一種情況，這兩部分居民的發展程度自始便不相等，那麼比較進步的一方就能先取得金屬品。因此，不論某一個原始社會中是否在取得金屬知識之前即產生了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這樣的階級分化，由於金屬器的出現，足以使已有的階級分化更為確定，或在沒有階級分化的社會中造成階級分化。無論是一個使用金屬的居民征服了使用石器的居民，還是一個用金屬器的部落從一個用石器的社會中興起，其結果都是一樣，會形成一個新的社會組織，它包括一個被統治而且仍然使用石器的社會底層，以及一個使用金屬器的作為統治者的上層。也許，這個社會中已經形成了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分別，那麼新的金屬知識必然歸統治者所掌握，他們可以因此迅速進步，強化其已占據優勢的地位。 在中國，新石器歷史社會的結構中包括一個較低和一個較高的社會群體。最早的銅器使用應該追溯到較高的社會群體中間。因此，在發現晚期高水平銅器技術的地區卻缺少早期粗陋技術的現象，是很可懷疑的一點。 在這個問題上，顧立雅發現了很重要的一個現象。周朝鐫有年份的銅器，比商朝文化要晚好幾個世紀，但其精美的程度反不如商代銅器。漢代銅器又次於較早的周代銅器。從藝術製品到工具製品，銅器製作技術無疑是在退步。這個過程恰與經濟水平較高、較為發達的中國社會的不斷進步相併行。從粗陋的銅器技術到商文化的較高技術間的進步過程，還是一個謎。但是，對於一般所認為的最早的銅器在技術上最精美的問題，顧立雅的意見如下: 認為在中國沒有找到可以表現早期粗陋銅器鑄造技術的看法，不一定可靠。在中國，銅器被正式作為有系統的科學發掘的地方還很少。……如果我們能找到比安陽遺存還要早的銅器，我們可以相信那上面不會有文字。……較原始的銅器大概不會有修飾，就連商朝居民也製造了一些沒有文字的器具。如果早期的粗陋而且沒有文字的銅器被農夫無意中挖到，賣給古玩商人，它們也許會被認為是晚期——也許是漢朝——的東西。……1934年，國立中央研究院就在一個商朝古墓里發掘到這樣的一件，與其他許多商朝銅器及製品同在一處。 事實上，我看到許多商朝銅器，要比商朝工匠的最好作品粗陋得多。從最粗陋的技術發展到我們所知道的商朝銅器的最精美的製作技術，其轉變也許要好幾個世紀。但我們也有理由假定:安陽的最粗陋銅器與最精美的銅器同時被生產出來，是要供給文化或經濟地位不同的人。[28] 顧立雅的結論是:「銅器製造者的藝術及鑄造的進步，是輸入銅器技術至中國東北部的人所不能知道的。」[29]如果這個結論是正確的，那麼造成初期進化及其後的銅器製作技術退化的條件是什麼呢？ 也許，影響最大、最重要的原因是:銅器只用作武器及祭祀用具。一柄銅刀可以同時被看作武器和工具。但除此以外，直到公元前5世紀之後，我們沒有中國人使用金屬工具的證據。中國農民(有別於封建貴族)似乎一直沒有銅器時代，而徑直從新石器時代進入鐵器時代，就像許多其他民族一樣。[30]商文化中的銅製兵器、車輛零件、祭祀用品都是屬於統治階級的。他們所統治下的農民及其他勞力所使用的是骨器、石器和木器。農耕可能主要是木器，今天已經見不到了。[31]牛耕還沒有使用，而主要是人工拉犁。[32] 所以，在考慮上述各種問題後，我們可以說，在商文化範圍中，銅器製作技術是在很粗陋的水平下，被傳入到較高文化的居民中。經濟上促成這種較高文化的是農業——已經專門化的精深農業，已可以供養集中在一些小城市中的人口。這種城市是某些地區的統治與自衛中心。這些地區各有不同。它們的農業較黃河流域其他地區發達。它們的社會分工，比那種只有簡陋的狩獵、捕魚、採集並伴有一些農業的新石器社會，要專門化得多。居住在城牆保護內的多數居民耕種其附近的土地，所以他們職業是農業，只是住在城裡面。但是，這種城市的建設產生了新的社會作用，造成了種田者與負有保衛城市及其附近耕地的責任者的社會差異。我們可以假定，後者或許是土地及農民的主人，或者即將成為他們的主人。 假定這是個可能的而且有理由的分化，或是分化的開始，社會分化出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分化出占據城市者與耕種土地者，那麼，我認為可以很容易地推想出原始的制銅器技術是如何迅速發展到極高精的水平的。在一個仍然完全屬於新石器的文化中，城市的修建表明一個較狩獵掠劫更為重要的農業的出現，這種農業不是無計劃地臨時在幾片土地上耕種一兩年，而是有計劃地在永久性的田地上耕作。它又表明出現了較高的畝產量，可以有餘粟囤積在城市裡。雖然在這樣早的歷史時代是否會出現灌溉的問題，仍存疑問，但在華北那種氣候及土地條件下，[33]用石器開掘小規模的水溝引水灌田並不是不可能的事。也許是先出現試驗，後來繼續施行，因為它可以造成較好的收成。 銅器傳到這種社會中的主要影響是社會的，還是經濟的？當時銅器的利用方式似乎表現其影響是社會的，它並沒有被製成工具以增加農業的產量，或減輕人的勞動，而只製成武器使統治者增加其統治的範圍及效率。有了更好的武器，他們可以統治更多的土地與人民，並組織更多的軍隊。所以金屬的主要功用是武器製造，其次是製作奢侈的裝飾品及祭祀用品。這又反映了金屬的貯藏積累功能，在不必立即製成兵器時，可以做成寶物。這種寶物等於是貴族所儲藏的一種貨幣，作為武力與貴族價值的象徵。 因此，金屬製品，雖然它在徵收與保存賦稅上有其實用經濟價值，卻被非經濟的社會等級所控制。因為不是有效利用，所以，開掘和運輸礦石的代價，以及製作的時間和人力，都不是由一般的市場供求原則來決定。一切都取決於社會發展的水平，發展水平低，每個人都要做一般人所做的一切工作，其技術自然難以進步。但是在發展水平高的社會，社會已經分化為統治者及被統治者，統治者住在安全的城市裡，並有餘糧供養他的輔佐人員。這時，統治者便可以指定一些部屬或奴隸利用新學得的技術製作金屬品。製作的時間和勞動都不必依價格和利潤來計算，他們唯一要達到的標準就是武器殺傷的效力，裝飾品可供觀賞的滿意程度。他們在技術上可以自由地發展，工作已經專門化，其技術進步可以是逐漸累積的，也可以是突發前進的。 在區別社會因素和經濟因素之後，我們就可以解釋初期的技術進步和後來的技術退步現象。首先是經濟因素，農業經濟的特別發達，造成了社會的階層分化。第二，這個分化的社會雖然不能獨立地發現金屬品的使用，卻可能從別處學到簡單的技術，並迅速地將其改良提高。因為它可以令一部分人專門地，在社會的而非經濟的驅動下，從事金屬製作。而同樣簡單的技術，在到達先進的新石器居民之前所經過的落後的新石器居民手裡，卻仍然保存其簡單的形式。 第三，發展金屬製作技術的核心人員——他們多半集中在出現早期農業專門化地區的中心區——反過來又被他們自己所造成的政治力量所影響。受武士保護的工匠造出較好的武器，這種較好的武器又使武士更勇猛。武士群體在社會中的地位日漸提高，而逐漸變成貴族。這種發展在縱的方面可能分化出君王、貴族、自由戰士，等等。在橫的方面可能在一個較大的區域內建立金屬居民對石器居民的統治。這兩個方面發展的程度到底有多大，現在還不清楚。 第四，在軍事貴族保護下的技術改良，逐漸變成產量的增加，以及武器及奢侈品以外的物品的生產。最後，當鐵器時代在中國取代銅器時代的時候，[34]就連被統治階級也從石器時代脫出而取得金屬用具。這也許是因為鐵礦比銅礦及其他製作銅器所需的合金更容易大量地獲取。它也許還受到社會結構的影響，社會構造是金字塔形的，統治者和貴族高居於廣大農民之上，極為穩固，不再受金屬製作知識普及化的威脅。 第五，隨著技術知識普及化而來的是藝術精工及技巧的喪失。周、漢兩朝最好的銅器不如商朝最好的銅器，這是因為其重點從社會轉到了經濟。商朝製作銅器的人是藝術家，不是工匠，他們可以維持極高的藝術標準，因為他們是在保護下工作，並不依賴於製成品在市場上的銷售。[35]等到技術普及化以後，新的統治階級所依賴的，是對整個社會組織的控制而不是對武器的獨占，這時，藝術家就喪失了他們的經濟護佑，變成工匠，為開放的市場生產，因此就必須計算時間和價格、供給和需求。類似的情況也出現在歐洲，文藝復興時代在貴族保護下的金屬工藝者可以熟練地製作精美的產品。到歐洲商業經濟發達後，他們的地位從藝術家降到工匠，產品的質地也隨之衰落。 漢人與少數民族的分化 根據上述分析，我們可以假定一些較廣泛的原則。一方面不必否認遷徙、侵入、貿易交換和其他文化傳播因素在即使是比較落後的新石器社會組織中的重要作用。事實上，我們有理由相信，所有這一類活動都能夠推動社會的逐漸進化。在另一方面，卻不必假定其中某個因素，或者其他什麼因素，是造成中國歷史起源的動因。我們不必「證明」已知的中國新石器文化中每個單獨方面的確定意義及它們之間確定的歷史順序，歷史的發展很可能是一種複合過程。 其中的一個過程是中國地理範圍內逐漸加速的人類群體的「前進」與「落後」的分化。這種分化多半集中在同一地理環境中存在地方差異的範圍內。從這個過程中出現了兩個起初模糊，但後來變得清晰的趨向:落後地區的社會組織逐漸形成一個進化遲緩的原始集團，而活躍地區的社會組織則與之分離，自行成為一個迅速進化的集團。到了後來，一個就成了「蠻夷」，一個就是「中國」。 我並不是說少數民族人完全沒有進化。絕非如此。問題只是兩個集團進化的程度不同。早期的少數民族和漢族又重行分化組合。少數民族可以分作好幾種，漢族的地理中心以及文化、社會或政治的中心，也因為各種因素的複雜影響，而從一個地區及一種過程轉變到另一個地區和另一種過程。 應當肯定地說，這兩個集團並沒有持續地分離。漢族在比較活躍的歷史時期，很自然地對外發展。結果，一個一個的少數民族部落又合併到逐漸擴大的漢族中來。在某種情況下，這意味著自身沒有積極進化動力的社會，從漢族獲得了推動力，並變成漢族的成員。在另一種情況下，自始即為「反漢族」(而不是「非漢族」)的少數民族，雖然不會變成漢族，卻在漢族的影響下變成一種新型少數民族。這些人中的一部分最終也有變成漢族的，但也有些人從「反漢族」轉變到「非漢族」。 此外要看到，地理環境具有長期的影響力。典型的漢族發展趨向及特性日見明確。和一切強大文化一樣，漢族要為自己創造一個共同的親緣關係以形成最佳的環境。因此，當漢族成為獨立的歷史勢力時，就繼續不斷地尋求一個更大的「漢族環境」。在某些地區，他們找到了這種等待他們發展的環境。在某些地區，他們可以改造環境，利用中國精耕農業的灌溉及排水方法，去滿足他們的需要。[36]有一些地區只能勉強達到他們的環境標準，而另有些地區，則完全不容許漢族生活方式進入。 只要了解地理位置各種因素的總和，以及任何歷史時代最典型的中國文化所賴以發展的條件的總和及比例，了解環境與社會的相互關係，我們就可以，至少在廣義上，指出中國歷史在任何發展水平上的重心及邊緣。在每一個歷史時期，「典型」的中國發展都集中在一個歷史的重心(不一定與地理中心相合)。環繞其邊緣的是一個個不全是漢族但受中國勢力支配的民族團體，在他們的外面，就是拒絕向中國靠攏，而趨向於漢族生活方式不能立足的地帶的民族。但是，這種抵抗的力量並不能完全避免中國勢力的影響，其抵抗的過程會促成一種新的發展，這種發展與這個社會原有的「自然」進化不同。 拒絕漢人的主要環境是草原，草原社會是抵抗中國社會的最堅決的組織。與草原相似的還有亞洲內陸邊疆的其他地區，它們更易於接受來自草原而不是來自中國的影響。真正的草原社會和歷史比較中國的社會和歷史，其起源及進化都要遲緩。它們事實上是中國歷史的副產品。 並不是所有的草原遊牧民族都鄰近中國，但是漢族所面對的第一個真正的遊牧民族——開始於公元前5世紀——卻是因漢族的發展而被迫自中國北部及西北部的貧瘠地區，退到草原上去的少數民族的後裔。因此，後來漢族所面對的草原遊牧民族，其古代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發生在中國黃河流域附近的一個環境中的變化，這是個有限卻還滿意的環境。在那裡，一些進步的新石器居民學會了製作銅器，並利用它征伐較落後的新石器居民，以壯大自己。這樣，他們便開啟了一個寬廣的歷史範疇:創造了「漢族」，也創造了「蠻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