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 · 第八章 過渡地帶

邊疆與邊界的區別 在討論中國邊疆的時候，我們必須分辨邊疆(Frontier)與邊界(Boundary)這兩個名詞。地圖上所劃的地理和歷史的邊界只代表一些地帶——邊疆——的邊緣。長城的本身是歷代相傳的一個偉大政治努力的表現，它要保持一個界線，以求明確地分別可以包括在中國「天下」以內的土地與蠻夷之邦。但是事實上長城有許多不同的、交替變化的、附加的線路，這些變化可作為各個歷史時期進退的標誌來研究。這證明線的邊界概念不能成為絕對的地理事實。政治上所認定的明確的邊界，卻被歷史的起伏推廣成一個廣闊的邊緣地帶。 這種現象並不是中國歷史所特有。羅馬帝國在達到其對外發展的最高峰時，也曾企圖劃定明確的界線，把依附於羅馬的歐洲部分與日耳曼及外多瑙河諸蠻邦分開，他們認為日耳曼及蠻邦不屬於羅馬的「天下」(orbisterrarum)。在近代，英國在將他們的印度帝國的疆界開拓之後，就企圖使這個政治邊界絕對化、永久化。在這一點上，東北有西藏群山作確定邊界，地理幫了政治的忙;但是在西北方面，政治上的明確界線卻變成了一個過渡地帶。印度西北邊疆的都蘭邊界事實上分作「已治」及「未治」兩個部落區域，與中國歷史上的內蒙古及外蒙古非常相似。 在一般的研究中，無論是討論羅馬、中國還是英印的邊界，都是片面地討論一個方面的問題，認為帝國的邊界政策，其最終目的只是阻止少數民族的侵入，諸如羅馬帝國對日耳曼民族和斯拉夫民族，中華帝國對匈奴、突厥、蒙古族、滿族，以及現代英印帝國對帕坦和其他部落。這些討論掩蔽了這個邊界在另一方面也是同樣重要的事實:它代表一個帝國組織發展的最大限度。就地理概念說來，邊界的劃分可以很自然地包括若干地區並排除若干地區，而這種劃分又是依據對域外居民和那些在語言、宗教、風俗和種族上不同少數民族的歧視。確認這種邊界的帝國認為這個邊界的存在是天經地義的，不能超越。而被排除地區中的少數民族時常被稱為侵略民族，他們從事掠劫、襲擊、侵略。這個事實足以證明在一個社會被認為是「自然」的地理界線，對其他社會卻不一定是地理障礙，他們也許只認為它是一種政治障礙。 簡言之，這兒所討論的帝國邊界，不只是劃分地理區域及人類社會的界線，它也代表了一個社會發展的最大限度。換句話說，一個被認為是防禦性的、用以隔絕少數民族的帝國界線，實際上有兩種作用:它不但防止外面的人進來，也阻止裡面的人出去。 關於中國的長城邊疆，我想已經證明了這一點。中國的政治家們在從事於阻止少數民族自長城之外的攻擊時，他們也在不十分自覺、卻是相當努力地阻止漢族及其權益向長城以外的發展。即使在中國的統治已經推到長城以外，並設置戍軍以支持的時候，其目的也不是對外發展，而是一種防禦性占領，以填充可能被利用來攻擊中國邊界的缺口。要使這種政策發生效用，就必須限制長城以外的漢族事業。因為在長城以外的漢人會成為朝廷的負擔，而他們的事業，不論其為農為商，對少數民族社會的貢獻要比對中國社會的貢獻大。他們已經脫離了漢族的範圍。因此，為了阻止漢人從事於對少數民族人有利的活動，就必須把漢人限制在中國內地範圍之內，並把少數民族人限制在邊界之外。[309] 長城的這種歷史也可以用其他的方法來解釋。漢族的社會及國家建立在被限制於某種地理環境內的農業技術上。最初，這種限制還比較寬鬆。但技術日漸進步之後，它就越來越嚴格，所適應的環境越來越少。其最重要的條件是灌溉所需要的水。並且，當某種最主要的經濟漸漸依賴於某種基本的條件時，建立於這些條件上的社會及國家在適應性及擴張性上就受到限制。當經濟、社會和國家互相影響結合，便會達到一個最有利、最適合於它們的活動範圍，也就造成了它們發展的地理與環境的限度。「中國」的發展與繁榮正是在達到這個限度。在經濟上，這個過程是累積，因為每得到一塊新土地，就可以擴大一次農耕。在社會上，這個過程是回報的增加，因為它支持了大量家庭對財富及權力的占有，同時給已經有財有勢的家庭以更多的財富、更多的權勢。在政治上，這個過程是向心式的發展，因為對於國家來說，擴張所獲得的利益大大多於所付出的代價。 向南方，漢族的發展是沒有限制的，在北方和西方卻不然。蒙古和東北西部的草原以及西藏高原沒有標準的中國經濟所需要的灌溉農業。東北東部及北部的森林地帶和新疆的綠洲地帶又不能有適合於政治及經濟需要的大量的集中人口。在這些邊疆區域中，累積的過程就變為分散的方式。因為在進入非漢族的地區時，漢人必須改變或放棄其中國式的經濟，並減少與其他中國人的聯繫。社會回報的增加逐漸轉變為利益的減少，因為在中國社會秩序中，擁有統治權並富有的人，在利於建立少數民族社會的環境中，不能保持他們的優勢。向心式的政治發展因此變成離心式的喪失。因為離開漢族集團的漢人，生存於非漢族的經濟與社會秩序之下，必然地會依存於少數民族的統治者，或者他們自己以少數民族的方式來統治別人——這二者都不利於中國。 印度西北邊疆的情況及政策 相似的情況，也適用於羅馬帝國，甚至適用於產生於外來征服而非自身形成的英印帝國。印度對於帝國主義者的利益在於其大量的人口及低價的勞工。整個印度落後的經濟和英國高度發展的經濟可給英國資本提供所覬覦的利潤。資本是不知道愛國的。確實有些英國企業在英國所不願直接統治的西北邊疆的過渡地帶牟利賺錢。這裡，管理者要考慮的主要是利潤的多少而不是利潤的有無問題。在印度境內，行政的費用及開發的利潤必須平均分配於各個貧富地區。但是在西北邊疆的過渡地帶，很顯然地，個人的利潤不會用來償付政府為征服、守衛及建設擴展地區所需要的支出。因此，一個英國投資者可以把錢投資於帝國統治下的印度，或是以特權的方式投資到中國及波斯等地，但在西北邊疆的過渡地帶這兩種方式都不行。在那兒發展英國實業，只會脫離印度帝國中心，對於中心帝國，它們沒有多少貢獻。無論是帝國的政治發展還是經濟發展，西北邊疆都標誌著利益減退的限度。 這種邊疆的形成，是有意識的實施政策與半無意識的政治趨勢的總結果。地圖上的界線只是帝國從中心向外發展的限度表現，這種表現也只是一個大概。一個帝國可以憑藉有意識操作或無意識的趨勢延緩其自身向外的發展，但這種講法並沒有考慮到被摒除在界外的民族自身的發展過程與速度。在這一點上，抽象的觀念應當讓位給實事求是的認識。邊疆這邊的社會和國家必須考慮到邊疆那邊的民族的社會和國家。界線的劃分就是承認在外面的民族不受控制，對他們不能以命令的辦法來管理，而只能以外交的方式去交涉。 這種交涉談判不完全依據於帝國的利益，雖然它是劃定邊界的主角，它也要依據於界外人們的要求，雖然在名義上這些人被消極地定位為被摒除的對象。實際上，他們可以是很軟弱而且很順服的，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可以吸引接納帝國內個人或團體的企業，特別是商業。這就造成帝國內部少數人利益與多數人利益的衝突。國家的一般政策是設立一個範圍，使它維持一種向心性的利益，而阻止過度的對外發展，以免造成離心的分裂狀態。但一些有特殊利益的商人、移民、有野心的職業政客及軍人以及其他在邊界外邊尋找機會的人，卻要反對或擺脫這樣的政策。因此，就產生了一個邊疆利益者的聯合，反對中央利益。這種邊疆社會與整個國家不協和的現象，在歷史上一切時間及許多地方都存在。 或者，這個著重點也許越過了邊疆而並非在邊疆之內。有時外面的「少數民族」強大到可以從事征戰，可以越邊襲擊，或堅持要他們索求的貿易，在這種情況下，作為邊疆維持者的帝國可以採取的政策包括:嚴守邊境，只和邊外來的代表交涉;或者積極干涉，堅持監管和控制邊外政務的權力。英國在印度稱第一種做法為「閉邊政策」，這是一種嚴格的邊界概念，絕對的對內限制並對外摒除。第二種做法英國稱之為「前進政策」，在事實上，它等於否認存在嚴格的邊界概念。其結果會造成一種局面: 嚴格地說，有兩個邊疆……一個是所謂行政邊疆，將五個正式的行政區域……與部落區域分開。……現在，這些山地部落居民又被我們所謂的都蘭邊界與阿富汗分開。……那些部落地區，雖然沒有被我們如統治邊省那樣地統治著，卻仍是大印度的一部分。[310] 在這個主體邊界以外的不規範的邊疆地區內，統治的方法可以從「桑德曼制度」的協商和仲裁(並提供津貼) ，[311]到近於閉邊政策的「保留懲罰權的不干涉制度」。[312] 一個邊疆政策無論其怎樣在兩極之間搖動，其長時間的平均結果卻必然是否定該邊界在包容或隔絕方面的作用。無可避免地，維持邊界的國家必然要干預到邊界以外的本來要隔絕的人們的事務。於是，顯然會出現一個很重要的現象:線狀邊界概念中的限制或隔絕意義，會漸漸變得緩和中立，而且這種邊界也會從一條物理邊界本身轉變為邊疆地帶的人群。邊疆政策的發展是要尋求將邊外少數民族中立化的方法，令他們不對邊界產生壓迫，但也不退出這個維持邊界國家的干涉調節的範圍。 很自然地，這種中立政策的真實屬性是隨著策略而變化的。它受地形、軍事干預的代價、維持邊界國家及邊外部落的特定發展程度、貿易風險和利潤以及許多其他問題的影響。大體說來，羅馬帝國、中國、英印帝國都是一樣，最佳的方法是謀求那些本應被邊界隔絕的民族的幫忙，使他們掉轉方向，背向邊界而不是面向邊界。這樣，絕對邊界的概念，在管理上及政治上就變成一個地區體系，它包括邊界的本身與其不同的居民、鄰近邊界的邊疆部落(這些部落的外緣被認為外邊疆地區)、更外面的不能改良的少數民族社會。這個政策的功效和過去一樣，因為它代表著維持邊界的國家的利益、國內若干特殊團體的利益、邊疆部落團體利益的調和。但是，它又令推行這個政策的帝國感覺不安，因為它形成一柄雙刃劍，在有力者的手裡，它可以對外攻擊，而在一雙無力的手中，它會向內砍來。 在這種邊疆社會與維持邊界的帝國的結合中，產生了羅馬帝國的「野蠻附庸」和中國的「進貢蠻邦」。從同樣的邊疆社會中，大英帝國在印度徵募正規軍隊及部落軍隊。但是，從同樣的邊疆社會中，也產生過侵入並征服羅馬及中國的民族。英國現在所應付的民族，其危險的程度與有用的程度是一樣的: 西北邊疆，正像發生的那樣，是世界上我們英國人會遭受重大打擊的少數地區之一。它就像是一個拳師的太陽穴或牙床骨，在那兒挨一下打就會失敗。西北邊疆的問題……不但有著利害關係，而且是一種對我們有著痛苦的、生死攸關的利害關係。[313] 由於這類歷史現象貫穿很久的歲月並遍及很大的地區，從中獲得的推論必然有廣泛的適用性。 亞洲內陸部落南侵的「貯存地」 直到現在，我所討論的多半限於印度的西北邊疆，以說明這個問題的廣泛性。根據以前各章的敘述，其在中國長城邊疆的地理結構和歷史過程的適用性是無可懷疑的。邊界本身的自然結構，即內邊疆區域和外邊疆區域，在長城與內蒙古和外蒙古的關係中表現得最為清楚。此外，它也存在於東北地區(長城、「漢邊」、柳條邊、蒙古族聚居的西部及西北部、滿族聚居的東部及東北部)、新疆地區(甘肅和寧夏的「回邊」也算在內)、[314]西藏地區。在西藏地區，山嶺代替了長城，所以其表現的形式也較為模糊。 幾年以前，在試圖分析內蒙古型的各個不同邊疆部落，並說明其地理位置上的歷史功能時，我使用了「貯存地」或「部落南侵的貯存地」一詞。[315]其理由如下: 2000年來，中國經歷了北部入侵民族的攻擊。這些入侵的民族時常建立國家，占有中國的一部分土地，有時還建立統治全中國的帝國。在這種時候，一部分入侵民族是進到中國之內了，但有一部分仍留在北部鄰近長城的地區。這些入侵民族的後衛是在保護其原有的土地，以免遭受從更北部下來的敵對部落的攻擊。然而，它也是一個「貯存地」，供給統治中國所需的官吏及守軍。「貯存地」以北是「不能進化的民族的土地」，這些民族並沒有追隨「貯存地」的領袖們從事征戰。因為這個原因，內蒙古(邊疆地區的一個典型)有一個超越於其民族及文化重要性的地域重要性:它是黃河流域，有時也是全中國統治權的關鍵。的確，在中國強盛的時候，它是中國政治及文化勢力向外發展最有效力的地區，但更重要的是，它是入侵者進入中國的始發線。 我相信這種看法不會有什麼錯，但是它還不夠深入。歷史上的問題不限於漢族向外發展(對遊牧地區的政治征服)與遊牧民族自有利於畜牧經濟的草原向南的侵入(甚至征服環境有利於農耕的中國)的交替。在中國內部所產生的一種趨勢以限制漢族在長城線上的發展，也須考慮在內。這種趨勢又造成其自身的對立物，因為它強化了大多數人的利益(其反對任何將農耕灌溉地區與草原遊牧地區進行政治統一的努力)與少數人的利益(基於農耕土地與非農耕草原間的政治經濟交流)之間的差異。 同樣地，在外邊疆的草原上，多半時期是一個普遍和諧的遊牧社會占著優勢，而掌握內邊疆的遊牧人則有時依附於草原上的同宗，有時卻依附於中國的農業與城市。與邊疆漢人存在脫離中國主體的趨勢(強度並不總是一樣)相對應，也存在邊界牧人脫離遠方遊牧民族的趨勢。 對於問題的整體性必須要重說一遍。基本的社會形態必須建立於基本的環境中，這裡，最重要的是中國的農田和蒙古的草原。其他環境也很重要並可以形成特殊社會，例如東北的森林地帶和中亞的綠洲與沙漠，但是它們在歷史上並不是主要的社會形態。那些基本社會形態之間會產生過渡性的、次要的社會，部分原因是其相互的影響，部分原因則來自於它們內部。因為每一種社會都有其發展的限度，要受到收益遞減原則的支配。這樣，遊牧民族及農業民族的簡單行動及反饋行為，就演化為極複雜的過程，而其次要的形態又會分解成第三、第四層次的發展。 由此，就可以分派出許多的國家政治形態來。在公元前4和公元前3世紀，陝西的秦國和山西的趙國就從邊疆漢族戰勝遊牧民族中取得他們的實力。[316]公元1世紀漢族最強盛的時期，整個中國要比整個草原與中亞強大。4—6世紀，北魏把它對外邊疆南部的主要部分的統治推廣到華北的最重要部分。在13世紀蒙古民族的統治下，最北方而最不能進化的民族侵入到這個內邊疆或「貯存地」中，把草原上主要的和次要的民族聯合起來，征服了全中國。[317] 此外，社會的每一個層次分化，無論它是自身環境的產物或是其他社會的影響，都要對其環境發生反饋，企圖在它所占有的地理範圍內鞏固其占優勢的社會秩序。混合的社會在調整其本身時，會擴展或改變其地域，也可能改變它們經濟和政治組織的內容和比例。邊疆地區漢人，或者是自發地，或者是在全國力量的支持下，時常想把農耕推廣到草原上去。從另一方面講，農業不僅是被推進到草原，有時也被出生於草原的統治者招引到草原上去。農業在草原的出現不只是傳播的結果。8世紀，在鄂爾渾突厥民族統治下，一個很精深的灌溉農業便被培育形成於草原的遠北方，即外蒙古地區。[318]另一方面，成吉思汗也有完全消滅黃河流域農業居民而代之以遊牧民族的主張。[319]侵入中國的草原統治者多半會變成中國式的統治者，而邊疆漢人在進入草原後，也會把他們的政治力量參加到草原部落組織里去。 在這許多簡單與複雜的經濟制度、生活方式、社會組織中，可以從哪裡找到歷史演變的主要動力呢？有了對地理區域及環境的宏觀分類，我們可以把它們很粗略地分作農業民族、遊牧民族和森林民族。我們也可以假定各種主要社會形態的擴展，直到它們在長城線上互相接觸、重疊，我們進而可以推斷過渡社會的形成。但是，在這以後，長城歷史的重心應該放在什麼地方——在中國，在草原，還是在邊疆地帶？這些都是本書下面所要討論的問題。 * * * 【注釋】 [1] 關於歐洲與中國的封建制之後社會變革的不同，參考本書第十二章。 [2] 莫爾塞(Morse，H.B.)和麥克奈爾(McNair，H.F.):《遠東國際關係》，1931年，第26頁;翟理思(Giles，H.A.):《中國與滿人》，1912年，第17—18頁;郝愛禮(Hauer，E.):《皇清開國方略》，1926年，第140頁。 [3] 玉爾:《馬可·波羅遊記》，高第(Cordier)編輯，卷Ⅰ，1921年，第54、115 頁。玉爾:《中國與外域》，卷Ⅲ，第137頁及以下。 [4] 亞當斯:《亨利·亞當斯的教育》，1918年，第423、439頁。參見拉鐵摩爾:《門戶開放還是長城鉅防？》，1934年;《日本海軍的陸權》，1934年;《陸地與海洋對日本的影響》，1936年。 a. 《中國年鑑》，1935年，第1頁。另一數字為約140 萬平方英里，參見Warren H.陳 《中國人口估計》(1930年)中的區域統計表。 b. 據《滿洲發展報告第四》，1934年，第13頁。 c. 相當於150萬平方公里，此整數見維克托羅夫(Viktorov)與加爾金(Khalkhin)《蒙古人民共和國》，1936年，第3頁。(俄文) d. 相當於15萬平方公里，此整數見卡博(Kabo，R.)《圖瓦歷史經濟研究》，1934年，第 1卷，第8頁。在中國地圖上，圖瓦是外蒙古的一部分。這裡所列外蒙古與圖瓦的面積一共是63.8萬平方英里，而在《中國年鑑》(1935年)第4頁，曾世英先生列出的數字是62.2744 萬平方英里。 e. 引自曾世英(見上)。而WarrenH.陳在《中國人口估計》(1930年)中為307218平方英里。 f. 在《中國年鑑》(1935年)上有兩個數字，第1 頁上是550579 平方英里，第4 頁上是 633802平方英里(曾世英)。WarrenH.陳的數字是703562平方英里。 g. 據曾世英。WarrenH.陳的數字是703562 平方英里。(譯註:此處拉鐵摩爾所錄 WarrenH.陳的數字可能有誤。) h. 據曾世英。WarrenH.陳的數字是440000平方英里。 i. 估計數字從3.5億到5億，很不一致。WarrenH.陳的數字是4.45億。 j. 據《滿洲發展報告第五》1935 年第151 頁計算。估計蒙古與滿洲的人口數字極為困難，我在《蒙古與滿洲》一書中曾使用200 萬這個數字，遭到《人民論壇》(第24 號，上海， 1935年8月1日)上一篇文章的反對，該文援引長春(新京)1935年7月13日的《人口》(Rengo) 中日本人統計的數字，興安的蒙古人「超過」470000 人，滿洲其他部分則為113258 人。 在興安的漢人有604601人，多於蒙古人。我無法判斷這些數字的準確性。蒙古牧人常常低報人口數字，以逃避稅收，但滿洲(包括興安的大部)的大量農業蒙古人的人口登記情況與漢人類似。 k. 俄國人常用的數字是60萬，見里什(A.Rish):《捍衛獨立的蒙古人》(俄文)，1935年一書第107頁。俄國人也有高數字，如90萬，見前引《蒙古人民共和國》一書第5頁。在《中國年鑑》(1935)「蒙古」一文中，我估計的數字是80 萬，在《滿洲的蒙古人》一書中，我粗略估計的數字是100萬。 l.1914—1915年的數字，見卡博《圖瓦歷史經濟研究》第65頁。其中至少4萬為牧人，不到2萬為林中百姓(狩獵人)。卡博還列出12000俄國殖民者分布於340處，時為1918年。 m. 察哈爾1997234人，綏遠2123914人(據WarrenH.陳)。關於寧夏，葛德石(Cressey， G.B.)在《中國的地理基礎》，1934年，第55頁，援引中國郵政局估算的1926年的數字是812066，並說明此數字僅包括過去曾屬於甘肅的那部分。我對內蒙古的這個部分的蒙古人口的十分粗略的估計，見《滿洲的蒙古人》第25頁。 n. WarrenH.陳的數字是2567640(中國1928年估算)。我認為，中國官方對非漢族人口的統計過於偏低。 o. 據《中國年鑑》(1935年)第1、2頁，中國的估算是650萬(1910年)，這個數字是推測的，另外應包括西康地區，西康當時是四川的邊區。 p. 這個數字完全是推測的。 [5] 據魏特夫(《中國經濟與社會》，1931，第219頁)的界定，雲南、貴州、廣西三省為「殖民」省，不是古代中國的核心區，從未完全出現漢人式的精耕農業以及在其基礎上發展的社會秩序。 漢人進入這些地區是在13世紀蒙古人占領中國前後。這三個省的面積大約30萬平方英里， 人口不超過3400萬或3500萬(據1935年《中國年鑑》)。在長江以南，還有一些地區在早期歷史中不屬於中國。1938—1939年《中國年鑑》列出如下非漢族人口的「部落」:雲南1180萬人口中有860萬為非漢族，貴州700萬人口中有430萬為非漢族，廣西1330萬人口中有447 萬為非漢族。另外，廣東有50多萬「土著」，四川有75萬非漢族人口。 [6] 這是浙江全省的平均數(見WarrenH.陳前引書第3 頁)。江蘇省的平均數字要高許多， 達每平方英里813 人，但我沒有選江蘇為例，因為江蘇包含了上海、南京兩座大城市。 [7] 每平方英里183 人是山西全省的平均數(見WarrenH.陳前引書)。北方省份如河北每平方英里達583 人，但它包含了北平與天津兩大城市。山西的大部為人煙稀少的山地， 183 人已然是很高的平均值。可惜的是我們沒有各類農耕區的人口數字。 [8]據《中國年鑑》(1935)第1 頁。滿洲人口可能未曾如1910 年那樣多。中國的估算竟包括了奉天(遼寧)這個人口最稠密的地區，其平均每家人口8.38 人，而中國其餘地區則只是 5.5人。 [9] 《滿洲發展報告第五》，1936年，第121頁。 [10] 拉鐵摩爾:《中國與蠻族》，載《東方帝國》，1934年。同書附有地圖，表示少數民族入侵的時間與縱深程度。 [11] 西拉木倫河(即遼河的上游)這樣的邊緣支流例外，它流向滿洲。克魯倫河，阿穆爾河(即黑龍江)上源水系的一部分，流向西伯利亞。而流向印度和緬甸的西藏河流屬於獨立的一系。 關於滿洲水文地理學和山志學、新疆、西藏，見格勒納爾(Grenard，F.):《亞洲內陸》，《世界地理》，1929年，第8卷。竺可楨在《華北的乾旱》(1935)中說:「濕潤的東南季風在南方吹向海岸，但在北方卻順海岸而行。」(第212頁) [13] 拉鐵摩爾:《蒙古歷史中的地理因素》，1938年。 [14] 拉鐵摩爾:《黃金部落》，1933年。 [15] 畢士博:《中國南北的起源》，1934年。《中國文明的興起》，1932年。 [16] 馬伯樂:《中國文明的起源》，1927 年;《古代中國》，1927 年。關於對馬伯樂的理論的評論，見魏特夫《中國經濟與社會》，1931年，第40—41頁。 [17] 畢士博:《中國南北的起源》，第316、319 頁。 [18] 丁文江:《格朗教授的「中國文明」》，1931年，第268頁。 [19]李希霍芬認為中國人由中亞進入陝西。見其《中國》卷1，1877年，第340頁。 [20] 理雅各認為，中國人從遠至黑海的地方遷徙到黃河中游。見其《中國經典》，(序言作於1865 年)，卷3，第189頁。 [21] 康拉迪強調中國文化在本土的發展，見其《中國》，1910年，第482頁。 [22] 魏伏格提出埃及文化並非起源於尼羅河三角洲最富庶的地區，而在其上游的孟菲斯地區。 索爾(Sauer)在他的美國農業起源一文中，特別重視可以用少數而且簡陋的農具耕種的土地的重要性。並且說美國印第安人最初耕種的是比較貧瘠的土地，因為它們易於耕種。 但是他相信黃土上一定有森林。後來被原始居民破壞了，丁文江卻認為中國黃土高原具有半草原的性質。 [23] 斯諾(Snow，E.):《西行漫記》，1938年，第390頁。 [24] 現代的窯洞是在黃土斷壁上橫挖，而原始的辦法是在黃土地面從上向下縱挖。見前引畢士博書第301頁。 [25] 對中國黃土的早期重要研究，見李希霍芬《中國》一書。魏特夫強調黃土較之其他土壤在農業上的重要性，見前引書，第23—61頁。關於技術性的討論，見巴伯(Barbour，G.B.):《中國北方黃土的新近考察》，1935年。 [26]關於禹的傳說，可參考李希霍芬前引書第277—364頁。另可參考赫爾曼等人的研究，見斯文赫定《南部西藏》一書第8卷，1921年。近年來，關於禹的年代和意義，也有許多中國學者討論，著名者如顧頡剛及其同事們。關於對整個問題的評述，可參考魏特夫的《中國經濟與社會史》，1940年版。關於顧頡剛，可參考恆慕義(Hummel，A.W.)翻譯的顧頡剛《古史辨自序》，1931年。 [27] 關於早期歷史中與中國交往的少數民族問題，可參考傅斯年《夷夏東西說》(中文)，1936年。 [28] 見畢士博前引書，第318、320頁。 [29] 拉鐵摩爾:《中國長城的起源》，1937年。 [30] 魏特夫:《中國經濟與社會》，第189—223頁。 [31] 索普:《中國土壤地理》，1938年，第430—432頁。 [32] 拉鐵摩爾前引書。關於南部滿洲與長城以外其他地區的差別，見《蒙古歷史中的地理因素》與《中國與蠻族》。 [33] 拉鐵摩爾:《中國長城的起源》。 [34] 畢士博:《中國文明的興起及其地理因素》，第627 頁。關於在精耕農業中強制勞力的重要性，見魏特夫:《中國經濟與社會》，1931年。以及《中國經濟史的基礎與舞台》，1935年。 [35] 冀朝鼎:《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1936年。 [36] 這裡關於城鄉關係的分析，要比我在《滿洲:衝突的搖籃》，1932年，第十一章中提出的看法更明確。 [37] 竺可楨:《華北的乾旱》，1935年，第212頁。 [38] 魏特夫:《中國經濟史的基礎與舞台》，第52頁。 [39] 冀朝鼎前引書。 [40] 斯諾前引書，第174頁。我也聽到過一位南京的官員生動講述由於缺鹽，那些長期封閉地區內的農民的困苦。那位官員是一個反對中國蘇維埃政權的人，他堅信，紅軍若不是受此困苦則不會退離那裡。 [41] 拉鐵摩爾前引書，第120頁。但在那個時候，我還沒有想通中國的政府為什麼對採礦行為持一種特殊的態度。 [42] 參見本書第十七章。 [43] 魏特夫:《中國經濟與社會》，第222—223頁。 [44] 去滿洲旅行首先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地主和官僚身份以及作為官僚政治代碼的文書語言的重要性。後來，在編輯《太平洋評論》過程中，我能接觸到很多關於這個主題的東西。可特別參考《太平洋評論》中的:王毓銓:《中國歷史中地稅的上升與王朝的覆滅》，1936年3月; 陳翰笙(ChenHan—seng):《中國樣板省的優質土壤》，1936年9月;罕威爾:《中國的地方政府網絡》，1937年3月;魏特夫:《中國社會經濟結構的宏觀考查》，1938年3月。如果沒有體會過非字母書寫的麻煩，就很難認識到在中國有知識有學問的人與文盲的農民之間的鴻溝。 一個人必須要有金錢和時間去學習要很多年才能掌握的那種似乎不可能被掌握的書寫符號。傳統總是被用來保護晦澀的文字，而倡導簡化文字則不可能戰勝傳統的阻撓，因此在中國做一個「獨立人」比在西方國家裡要難得多。 [45] 魏特夫:《中國經濟史的基礎與舞台》，第54頁。 [46] 陳翰笙:《中國當前土地耕種問題》， 1933年;又《中國最南部的地主和農民》，1937年。 [47] 厄特利(Utley，F.):《日本的泥足》，1936年。 [48] 我這裡所寫的都是我在蒙古親眼所見以及親耳所聽。從文獻上講，廣泛參考了畢士博和魏特夫著作中引用的材料。還有顧立雅:《中國早期文化研究》，1937 年;門京(Menghin， O.):《石器時代世界史》，1931 年。這裡曾有一個狩獵、漁獵、採集、畜牧混合生活方式的新石器文化，其畜牧應該是剛剛萌芽，還很不發達，類似於遠方北部的布里雅特蒙古人，參見波穆斯:《蘇聯布里雅特蒙古人》，ASSR，1937年，第96頁(俄文)。 [49] 馬伯樂:《古代中國》，1927年，第11頁。 [50] 馬伯樂前引書第1章，及魏特夫關於中國人與少數民族人之間種族關係問題的討論，見《中國經濟與社會》，第11—16頁。關於中國北部少數民族人的現代認識，見傅斯年《夷夏東西說》(中文)。 [51] 參考本書第七、八章。 [52] 顧立雅前引書第184頁，描述了公元前2000年爭奪畜牧權的戰爭。當然，這是發生在半農半 牧者之間的戰爭，而不是農民與牧民之間的。見顧立雅的前引書，第243頁。 [53] 參考門京前引書，並參考本書第六章。 [54] 關於邊境族群從農業「撤離」到草原，見本書第十三章。 [55] 關於這個階段，大致可以參考顧立雅前引書，魏特夫《中國經濟社會史》中有非常豐富的材料。 [56] 拉鐵摩爾:《中國長城的起源》，1937年。 [57] 拉鐵摩爾:《中國長城的起源》，1937年。 [58] 顧立雅在《中國早期文化研究》(第246—247頁)中指出，在中國(公元前2000年)複雜的反射弓的出現，比草原上的真正的遊牧要早得多。他還指出，古老的中國與極地附近的文化有聯繫。而弓本身之所以可能傳到草原，或者從中國，或者從西伯利亞，也可能二者兼有，而強弓成為草原上特別適合的馬上箭術，一定是草原自身發展的結果。 [59] 我很感激畢士博，他在1938年3月16日給我的信中，對於馬匹的馴養和使用有很多有價值的建議，特別引起我注意的是弓的複雜性及其使用的重要性。我以前讀到中文「騎射」一詞， 總以為是「騎術與箭術」，沒有看出它的意思是「馬上箭術」，這是個很重要的技術上的差別。 [60] 拉鐵摩爾:《滿洲:衝突的搖籃》，1932年，第48—49頁。在我看來，蒙古語中的「nutuk」一詞， 表示「隸屬」於土地或者「國家」，可能與一個動詞「neghuku」(遷徙、移動)有關係。neghutel 的口語形式「nutel」，如同「nutelulus」。「遊牧民族」明顯區別於「定居民族」。 [61] 我不敢肯定草原部落走向滅亡是否代表著一種真正的進化。它更可能是周期性的停滯或間歇的階段，即草原和農業地區被統一時的現象，這正是中國和蒙古都在滿族政府統治之下時的情況。 [62] 拉鐵摩爾:《評格勒納爾》，1937年。 [63] 維克托羅夫、加爾金:《蒙古人民共和國》，1936年，第36頁(俄文)。 [64] 《大清會典》，卷七四二《理蕃院》，1818 年;拉鐵摩爾:《滿洲的蒙古人》，1934 年，第79—82 頁;《中國邊境的蒙古人》，1938年;魯布魯克在13 世紀第一次進入被蒙古征服的俄國南部時，對於遊牧社會及習俗作了一個大概的描述，他說:「大牧主擁有南方的村落，他們從那裡購買冬天需要的粟米和麵粉。這些都是用羊和毛皮換來的。」(柔克義[Rockhill，W.W.]: 《魯布魯克「東遊記」》，1900年，第68頁) [65] 拉鐵摩爾:《蒙古歷史中的地理因素》，1938年。 [66] 參考本書第十七章。 [67] 拉鐵摩爾前引書。 [68] 拉爾夫·福克斯(RalphFox):《成吉思汗》，1936年，第9頁寫道:「每年最長的移動距離都在 300公里以下，平均大概是150公里。」福克斯的資料來源是發表在《當代蒙古》第四卷(7)上的西穆科夫(A.Simukov)《蒙古移民》一文，烏蘭巴托，1934年(俄文)。我個人的觀察是，在蒙古內部的移民極少達到150公里。如我在其他地方談到的一樣，草原遊牧民族必要時移動如此遠距離的能力，不是因為他們有著遠途跋涉的習慣，而是他們生活中的機動的組織形式，在短途移動和長途移動中可以隨時轉換。(見《亞洲內陸的商路》，1928年) [69] 拉鐵摩爾:《蒙古歷史中的地理因素》，1938年。在蒙古內部，蒙古人因漢人移殖而被迫退入比較貧瘠的牧場，內蒙古的遊牧經濟退化後，山羊越來越多，比綿羊更為普遍，也更促進了環境的貧乏與蒙古經濟與社會的退化，因為山羊比綿羊更容易受致命的牲畜流行病的感染。 在生產同樣的產品(儘管質量越來越差)條件下，山羊比綿羊更能適應貧瘠的牧場。綿羊和山羊，特別是山羊，它們尖銳蹄子會踏壞草場。長期和過深的啃草也會破壞草場。於是表土層暴露出來，大風揚起沙塵，而這樣的結果常常被誤以為是氣候乾燥造成的。 [70] 拉鐵摩爾:《內蒙古民族主義的衰落》，1936年。 [71] 弗拉基米爾佐夫:《蒙古社會結構》，1934年(俄文)，第39頁指出，成吉思汗建立部落政權的北蒙古地區不適合駱駝生存。在第36頁說，北蒙古直到征服西夏之後，才有駱駝。他的根據是《元朝秘史》，大概就是帕拉基(PalladiusA.)翻譯的《元朝秘史》俄文版中第68 頁的那段。這裡西夏被描述成一種擁有大量駱駝的定居人群(實際上他們是半綠洲居民)。也許駱駝最初的馴服不在戈壁北方，而在南方，或者是土耳其斯坦的綠洲中，馴服它們的人最多是半遊牧民族。我在中國的公元前一、二世紀的編年史材料中找到很多關於駱駝的記載，但這些材料都是關於沙漠綠洲，而不是草原的。見《漢書》，卷九四《匈奴傳》。 [72] 拉鐵摩爾:《亞洲內陸的商路》、《蒙古歷史中的地理因素》。 [73] 拉鐵摩爾:《內蒙古民族主義的歷史背景》，1936年;《內蒙古與外蒙古的交匯處》，1938年;在 《滿洲的蒙古人》一書中列有遷到滿洲之後的蒙古部落的名稱。 [74] 拉鐵摩爾:《滿洲的蒙古人》，第205頁。 [75] 玉爾:《馬可·波羅遊記》，1921年。 [76] 玉爾:《中國與外域》，1914年。 [77] 馬可·波羅自稱會四種語言文字，四種文字大概只是兩種，每種有兩種用法—— 一個是波斯和阿拉伯，一個是維吾爾和蒙古。玉爾和高第(《馬可·波羅遊記》的編輯者)，對於馬可·波羅可能掌握漢語的能力的看法不一致。當然，馬可·波羅在中國居住的長時間裡，很有可能略懂些口語，但從他只提到個別詞語和名字的情形看，他的中文並不好，所以不可能閱讀和書寫漢字。學過中文的外國人總會有所誇耀。參見玉爾《馬可· 波羅遊記》，1921 年，第一卷，第十六章及注釋。但是，比馬可· 波羅稍稍早一點的魯布魯克對漢字的書寫曾這樣描述:「他們用一種類似畫家用的畫筆寫字，而且一個完整的詞要由很多筆畫構成。」(柔克義: 《魯布魯克「東遊記」》，1900年，第201-202頁)拉施特(Rashideddin)在14世紀初用波斯文記載過關於波斯人的詳細情況，維吾爾人和景教徒們在蒙古為中國做事。(玉爾:《中國與外域》，1914年，第三卷，第117頁及後面)布雷特施奈德(Bretschneider，E.):《中世紀研究》， 1888年，第一卷，第189頁，用精練的語言概括了蒙古人在中原建立王朝的歷史，並引起了在蒙古生活的外國人的關注。 [78] 帕拉基在翻譯《元朝秘史》時，在序言中(第8—9 頁)做了很有意思的評論;另參見勞弗 (Laufer，B.):《蒙古文獻要略》(俄文)，1927年，第10-11頁;沙畹(Chavannes，E.):《蒙古時代中國大臣的碑銘與詩文》，1904年，第11頁，其中漢字書寫形態被形容為「奇異的方壘」。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關於官方「新」「舊」《元史》的問題，大概是編者所用文件的野蠻化問題。 經魏特夫允許，我將再仔細鑽研蒙古時期的部分，做進一步分析研究，當然這也是他打算做的。在中國合作者的協助下，他從中國王朝歷史中系統搜集了關於管理、政治、經濟發展的資料。關於基本的說明，見他的《中國社會經濟結構的宏觀考查》，1938年。 [79] 《蒙古遊牧記》(其前言寫於1859年)，第1、2、21頁;拉鐵摩爾:《滿洲的蒙古人》，第48頁。另見巴德利(Baddeley，J.F.)的《俄國，蒙古，中國》(2卷，1919年)中的大量引證。另見豪沃斯 (Howorth，H.H.)《蒙古史》，第一卷，1876年，第418頁，援引德·邁拉(DeMailla)的《中國通史》，卷十，1779年，第319頁。 [80] 拉鐵摩爾:《內蒙古的一座景教城市遺址》，1934年。在這個遺址，晚些時候蒙古人發現了一塊石碑，上面記載的是俺答汗邀請達賴喇嘛將喇嘛教引入蒙古的事情。 [81] 關於這一時期的大致情形見巴德利前引書。 [82] 杜曼(Duman，L.I.):《十八世紀末清政府在新疆的土地政策》，1936 年(俄文);拉鐵摩爾的書評，1939年;庫爾唐(Courant，M.):《十七到十八世紀的中亞:卡爾梅克帝國還是滿洲帝國？》，1912年(主要參考《東華錄》)。 [83] 參考巴德利前引書，卷一，第IXXVI頁;亦由薩囊徹辰(SanangSetsen)(土默特成員)所授， 見施密特(Schmidt，H.)書1829年版，第9章，及注27。 [84] 見巴德利關於這一混亂時期的討論(前引書，卷一，第I XXX I頁)。 [85] 巴德利前引書，卷二，第232—234頁。 [86] 同上。 [87] 《大清會典》卷七三八《理藩院13》;《衛藏通志》，卷五，1896 年。參考拉鐵摩爾《滿洲的蒙古人》，第255頁。 [88] 《大清會典》卷七三七《理藩院12》。 [89] 成吉思汗早年的記載提供了這種歸屬轉換的例子，影響著很多個體和部落。當有人對抗他的利益時，他用轉換部落來懲罰，他也會肯定那些順從他的人——這說明他是個有能力的首領。 [90] 喇嘛寺也不准收容來歷不明的喇嘛。從本部落私逃出來的人可以被判死刑，主動歸來者鞭一百。參見雷撒洛夫斯基(Riasanovsky):《蒙古法律的基本原則》，1937年，第135頁。 [91] 因此這成為《蒙古遊牧記》的一大特徵，它是18世紀關於蒙古的漢文文獻，主要目標是領地的確認。 [92] 在內蒙古的一些地方，蒙古社會退化到由漢人替蒙古人做畜牧工作，並且被雇去應付部落兵役。參見拉鐵摩爾:《中國邊境的蒙古人》。 [93] 維克托羅夫和加爾金(前引書第30頁)說，在蒙古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成年男子的40% 是喇嘛，約有12萬人，在1921年，外蒙古牧畜的20% 屬於喇嘛寺，內蒙古的喇嘛寺和喇嘛更多。滿人對那裡的控制已經越來越直接，喇嘛的泛濫也越來越明顯，寺廟、僧人和活佛越來越多。維克托羅夫和加爾金說，在1921年，外蒙古20%的家畜都已被僧人占有。 [94] 杜克索姆(Doksom):《報告》(向蒙古政府黨委會的報告)，1936年(俄文)。關於大盛魁商號簡略情況，見拉鐵摩爾:《通往土耳其斯坦的沙漠之路》，1928年，第64—65頁。 [95] 吉爾摩(Gilmour，J.)的《在蒙古人之中》是英文著作中知情詳細、理解清晰的書，作者很正直，與蒙古人密切接觸，沒有受基督教偏見的影響。另見古伯察(Huc，R—E)和加貝(Gabet， J.)的《韃靼、西藏、中國旅行記》，伯希和編，1928年。 [96] 拉鐵摩爾:《蒙古的王公、教士和牧人》，1935年。 [97] 維克托羅夫和加爾金前引書(第30頁)稱，在許多旗里，整個牲畜的50%—60%，甚至70%— 90%，都屬於召廟。 [98] 滿清官方文獻稱，是喇嘛教把蒙古民族從好戰的民族改造為和平的民族。 [99] 拉鐵摩爾，《內蒙古的漢族殖民》，1932年;《內蒙古與外蒙古的交匯處》，1938年;《遊牧人的道德缺陷》，1935年。 [100] 卡博:《圖瓦歷史經濟研究》，1934年(俄文);另見拉鐵摩爾的書評，1937年。 [101] 哈斯隆德(Haslund，H.):《蒙古的人與神》，1935年，第282—286頁。 [102] 拉鐵摩爾:《內蒙古的分割線》，1937年;《內蒙古與外蒙古的交匯處》，1938年。 [103] 秦始皇時的長城(公元前3世紀)蜿蜒於熱河省北部的陡峭山巒，而不是南部。現存長城的主線是明代(1368—1644)所修。參見李濟:《歷史上的滿洲》，1932年，第236頁。 [104] 布萊克(Davidson Black):《沙鍋屯洞穴中的人骨遺存》，1923 年，第96—98 頁;安特生 (AnderssonJ.G.):《奉天沙鍋屯洞穴堆積》，1923 年，第40—43 頁;在李濟前引書第229— 231頁提到的日本考古學家的工作。 [105] 布萊克等:《中國人類化石》，1933年，第139頁。 [106] 今日東北地區與朝鮮的政治邊界是以河流為界，而不是天然的邊疆。相反的，東北地區這一方面的山林是朝鮮環境的延長。 [107] 拉鐵摩爾:《滿洲:衝突的搖籃》，1932年，第7頁。 [108] 拉鐵摩爾:《中國與蠻族》，1934年，第28頁。 [109] 我所用的術語「漢邊」(ChinesePale)是借用愛爾蘭古稱「英吉利邊」(EnglishPale)，也因為中國人用柳樹條圍成柵欄作為領土永遠的圈定。見吉貝爾(Gibert，L):《滿洲歷史與地理辭典》，1934年，「柳條邊」。 [110] 拉鐵摩爾:《內蒙古的漢族殖民》，1932年，第296頁。 [111] 拉鐵摩爾:《滿洲:衝突的搖籃》，1932年，第21、198頁。 [112] 林同濟(T.C.Lin):《明代的滿洲》，1935年，第1—2頁，此書過分貶低了滿洲海上交通的重要性，而只強調取道熱河的重要性。他沒有注意到軍事的進攻與經濟的進入是有明顯區別的。但他注意到明代遼東(漢邊)在行政上是隸屬於山東的，這說明海路交通比陸路更有效。 [113] 豬是滿族最主要的祭祀用牲(當然祭祀還要有穀物、酒、競技等)，就像羊在蒙古的地位一樣。 在北京紫禁城，它作為坤寧宮的薩滿儀式被保留下來。坤寧宮設有滿清皇帝舉行婚禮時的新床和廚房。坤寧宮前仍有薩滿神杆，傳統神杆頂上插有一根豬骨。參見德· 阿爾萊(De Harlez):《東方韃靼人的民族宗教》，1887年，第87頁(祭祀用牲);史祿國(Shirokogoroff): 《滿族社會組織》，1924年，第105、133頁(照料豬是女人的事)。 [114] 魏特夫:《中國經濟與社會》等，1931年，第463頁;拉鐵摩爾:《黃金部落》，1933年。 [115] 關於滿洲，參見史祿國前引書，1924年，第Ⅲ章;在魏特夫即將完成的《中國經濟社會史》中會詳細討論中國原始母系氏族組織的意義。 [116] 粟是滿洲祭祀所使用的穀物。有一種特殊的粟是從烏拉街(距離吉林市大約25 英里)運到北京的，這是我1929—1930年冬天住在那裡時得知的。 [117] 拉鐵摩爾:《黃金部落》，1933年。 [118] 拉鐵摩爾:《黃金部落》，1933年。 [119] 哈特(Hatt，G.):《馴鹿遊牧制度研究》，1919年。哈特相信鹿最初被馴服時，不是供運輸，而是用來作誘餌，以捕獵移動的鹿群。 [120] 拉鐵摩爾:《蒙古歷史中的地理因素》，1938年;格里亞茲諾夫(Griaznov，M.P.):《阿爾泰巴澤雷克黃金冢》，1933年。 [121] 賈魯瑟:《未知的蒙古》，1913年，第Ⅰ卷，第209—211 頁。拉鐵摩爾:《滿洲的蒙古人》，1934 年，第184頁。 [122] 同上。 [123] 拉鐵摩爾:《黃金部落》，1933年;關於14—15世紀高麗人在鴨綠江、圖們江邊界的活動，參考林同濟前引書，第15—19頁。 [124] 拉鐵摩爾:《滿洲:衝突的搖籃》，1932年，第61頁(漢文在滿洲的迅速傳播)。 [125] 拉鐵摩爾:《滿洲的蒙古人》，1934年，見達斡爾、索倫、葉赫那拉等索引。 [126] 見吉貝爾前引書，關於肅慎、東胡、高句麗、鮮卑(以及慕容等許多分支)，奚、靺鞨、渤海、契丹 (以及耶律等分支)、女真(以及完顏等)等。這是本很方便的關於滿洲歷史中的漢人與「部落人」的手冊(見拉鐵摩爾書評，1935年)。只是沒有具體指明所依據的中文文獻，儘管總述中開列了主要文獻的單子。 [127] 見吉貝爾前引書，努爾哈赤、伊蘭哈拉等條。 [128] 見吉貝爾前引書，愛新覺羅條。 [129] 見吉貝爾前引書，依爾根覺羅條。至於「滿」(Manchu)這個名稱，郝愛禮(《開國方略》，1926 年，第592頁)的推測是，努爾哈赤的先祖是曼殊師利，這是滿洲部落中非常普遍的蒙古人名字。曼殊師利(本身來自梵語)是同西藏喇嘛教一起來的，在蒙古變得越來越普遍。作為與中原有聯繫的小首領，這位曼殊師利得到了一個中文名字李滿住，Man—chu代表Manjusri。 後來，滿人建立國家要給王朝定名時，認為名稱要古，而有別於「金」。於是他們轉向這位祖先或說愛新覺羅家族的創始人。如果這種解釋正確的話，則「滿」與喇嘛教的曼殊師利的關係則是偶然的，而不是最初宗教信仰的問題。但是，戈爾斯基(Gorski，V.)在《統治中國的清朝的開創者及滿洲部落的名稱》(1852年，第139頁)(俄文)中認為，「滿」在五六世紀的部落語言裡是「首領」的意思。 [130] 見吉貝爾前引書，建州衛條。這個「區域性」的名字是隨著建州滿族從松花江中部流傳到滿洲東南的，這暗示——僅僅是個暗示——這個名字不是地區性的，儘管使用時是帶有區域性的。它可能是漢語的「金族」經由通古斯語再回到漢語時的叫法。參考戈爾斯基(前引書第 125頁)，他認為，建州可看作是金的一個分支。可以舉出很多類似的地方，例如蒙古語中的 「taiji」(部落王子)，就是中文的「太子」(法定繼承人)的變形。在轉錄成漢語時寫作「台吉」。 雖然音節「太」被寫成另外一個字。但漢人一般不把「蒙古」詞看做真正的漢語——儘管熟悉漢語的蒙古人已經發現了這個問題。福蘭閣能夠區別漢語和蒙古語中的術語，見其《直隸省熱河地區狀況》，1902年，第30頁。但勞弗(見《蒙古文獻要略》，第43頁)卻做不到這一點。 但他也注意到，蒙古語裡的「taiji」成為部落或者氏族的名稱(成吉思汗時稱Taijigat)。這再次證明「金族」變形為「建州」，可能後來被用做了氏族或者部落和地區的名稱。 [131] 以前「滿」人的房屋可能繼承了一部分高麗的風格，參見拉鐵摩爾:《黃金部落》。煙囪一般為木質，或泥草盤築，屋頂用茅草覆蓋，而因為房頂和煙囪都容易著火，所以將煙囪放到屋外幾英尺之外，將著火的風險減小。煙順著地下煙道通到煙囪。這可以解釋一個人為何夜裡能出到屋外藏到煙囪後面。 [132] 我只看過《滿洲實錄》(1930年)，是影印奉天皇宮的中—滿—蒙稿。其中插圖(其中一幅是努爾哈赤即位情景，轉印至吉貝爾前引書第680頁對頁)有滿文、漢文、蒙文標題。關於這些記錄及檔案的來源見:富克斯(Fuchs，W.)的《滿洲首位皇帝年表》，1936年;以及《滿洲目錄學與文獻學論文集》，1936年，第V 章。 [133] 《滿洲實錄》。 [134] 吉貝爾前引書，努爾哈赤、尼堪外蘭、李成梁(最後一位朝鮮血統的中國邊境行政長官)等條。另見前引郝愛禮翻譯及註解的「官方」文獻。 [135] 參考第十七章。 [136] 拉鐵摩爾:《黃金部落》。 [137] 蒙古對漢人的稱呼Khitat和對滿人的稱呼Nikan，都有「奴隸」的含義，但兩者都沒有語言學的證明。扎哈羅夫(Zakharov)在其《滿俄詞典》(1875 年)中，除了首先給出「漢人」的意思外，並沒有給出「奴隸」的解釋，只是解釋為「農民」、「村民」。他認為Nikan 起源於中文的 han，是「漢人」的意思。若果真如此，那麼Ni—這個音節可能來自漢語的「逆」，Nikan可能最初在滿人中使用時是「叛逆漢人」的意思。 [138] 拉鐵摩爾:《滿洲的蒙古人》，索倫與達斡爾。 [139] 吉貝爾前引書，葉赫條;拉鐵摩爾:《滿洲的蒙古人》，葉赫那拉(蒙語yeghenere，意為「偉大的名字」，「偉大的部落」)。 [140] 李濟前引書，有關於努爾哈赤一位先祖的有趣記載。另見林同濟前引書，第33-41 頁。 我想，我關於森林中人「反部落化」的分析，比林同濟的單純的政治分析要強得多。在明朝開始走向沒落的時候，入朝「進貢」成了占漢人便宜的辦法。「朝貢使臣」及隨從人員可達數百人，都由漢人官方出錢，以提高他們政治上的地位。同時，他們以「非貢」品進行貿易， 於是削減了中國邊境商人的利潤。見林同濟《明代滿洲的貿易與朝貢》，1937 年。他誇大了漢人在長城以外的「善行」和政治管理水平，由此可以看出，他沒能在豐富的材料中析取全部內涵。 [141] 在滿人統治下，毛皮進貢幾乎延續到今天，主要在西部新疆一帶布達哈狩獵區。對於滿人或很多森林部落首領來說，「進貢獵物」是剝削森林部落的重要手段，那些部落在經濟上是自給自足的，並沒有特別的進行貿易的願望。軍人則像蒙古人和定居的滿人一樣，迫使那些部落交納剩餘品。見卡博《圖瓦歷史與經濟研究》，1934 年，第79—80 頁(俄文，拉鐵摩爾註譯，1937年);科茲忞(Koz』min):《突厥蒙古的封建制問題》，1934 年，第29 頁等(俄文);巴德利:《俄國，蒙古，中國》，1919年，本書參考文獻甚多，尤其是第Ⅱ卷，第443—445 頁;拉鐵摩爾:《滿洲的蒙古人》，1934年，關於布達哈的部分。 [142] 王毓銓:《中國歷史上地稅的上升與王朝的覆滅》，1936年。 [143] 參考本書第四章、第十七章。 [144] 參考本書第八章。 [145] 拉鐵摩爾:《評格勒納爾成吉思汗》，1937年。 [146] 吉貝爾前引書，努爾哈赤、尼堪外蘭、李成梁條;郝愛禮前引書「官方」說明。尼堪外蘭代表了部分邊疆官員，他們願意繼續為漢人服務以獲取自己的利益。而努爾哈赤這樣的小貴族則看到了改變自己地位的機會。尼堪外蘭這個名字顯示了混合血統，尼堪，是滿人對漢人的稱呼，外蘭，是個漢人的頭銜(郝愛禮前引書，第614頁)。 [147] 吉貝爾前引書，那顏、滿洲條。 [148] 吉貝爾前引書，烏蘭、葉赫、輝發、哈達條。 [149] 同上，努爾哈赤等;另郝愛禮前引書「官方」編年記載;另戈爾斯基前引書，第133頁。 [150] 郝愛禮前引書。 [151] 吉貝爾前引書，努爾哈赤、皇太極;郝愛禮前引書。 [152] 吉貝爾前引書，八旗;以及《東華錄》關於所提到的年代。 [153] 吉貝爾前引書，吳三桂;拉鐵摩爾:《滿洲的蒙古人》，第67—68 頁;郝愛禮:《吳三桂將軍》， 1927年，第564頁。 [154] 我在這裡省略了關於滿洲西部蒙古草原的單獨討論，這部分可以參考《滿洲的蒙古人》。可以看出，我對那個時候(1934)關於清代蒙古人在政治上的重要作用問題的觀點，做了不少發展修正，但是這並沒有影響到書中討論的過去和現在的地理分布問題，有地圖可參考。 [155] 參考吉貝爾前引書，臨潢府(在今熱河北部舊時蒙古地區內)，反映了10 世紀遼代非漢人統治下的漢人的擴張;會寧府(今黑龍江阿城附近)，反映了12世紀金代的同樣現象。蒙古王公以租佃殖民的生產方式將漢人帶入蒙古地區(尤其是熱河)，打破了滿人的規制，結果，蒙古統治者轉變成地主，蒙古部落人民轉變成農民。參見拉鐵摩爾:《滿洲的蒙古人》，第79— 82頁，第83—85頁;又見本書第十七章。 [156] 拉鐵摩爾前引書，第174頁;《黃金部落》，1933年;吉貝爾前引書。 [157] 東蒙古的許多貴族家庭因為這種婚姻，其滿族血統比蒙古血統還多，蒙古上層階級與滿族關係之深，可以從行政上用滿文這件事看出來。在幾十年前，察哈爾的統治階級還是用滿文而非蒙文寫公文。因此平民不懂法律和行政。今日東北地區西北的貝爾部仍然如此。1930年我在那兒遊歷用的蒙古護照是用滿文寫的。我的朋友潘克拉托夫(B.Pankratov)(現在列寧格勒科學院遠東研究所)告訴我，有一次和貝爾部的蒙古官員同行，發現他們用滿語來私下談話。 [158] 拉鐵摩爾:《黃金部落》。 [159] 有些布告被引用到《吉林通志》中。態度的逐漸轉變是很有意思的。在第1卷，乾隆五十四年(1789)，及第2卷，嘉慶二十五年(1820)，槍支是不被禁止的，但是擔心用槍會使人們忽視了箭術，箭術是真正的滿人應該珍視的。在第3卷，道光二年、七年(1822、1827)，允許滿人使用槍，但為了保持威猛，必須要堅持狩獵。但是，有一點擔心的是漢人是製造和使用槍的。 讓箭術逐漸消失是無奈的事情。箭術要堅持不懈的練習。在滿人是特殊等級的時候，他們能夠保持他們弓箭能手的資格，他們雖然是少數，但可勝過那些沒有武裝沒有技能的眾多漢人。步槍是具有全社會性危險的，因為任何人都可以使用它，它也很可能落到壞人手裡。它是一種可以摧毀滿洲統治所依賴的特殊軍事優勢的武器。在歐洲，第一批步槍無論是在射程上、準確度上，還是在發射速度上，都不如弓箭。但在與死亡的抗爭中，它們逐漸變得重要，因為不需要很久的訓練就可以使用它們。後來，它們也擊敗了舊封建地主及其培養的追隨者的勢力。 [160] 關於早期俄國人進入阿穆爾河地區情況，見巴德利前引書中提到的各種哈薩克人的記載。關於後來從索要貢品轉變為商業剝削的情況，參考卡博前引書。 [161]《北滿與華東鐵路》(米哈伊洛夫[I.A.Mihailoff]編輯，1924年，第67—68頁)一書指出，俄國殖民化越過西伯利亞而到達滿洲，它是非常粗略的，「它進行的非常迅速，儘管粗略，但征服了大片地區」。相反，中國殖民化，卻頑固地保持著中國經濟的那種細緻的特色，它伴隨城市而成長(除非在不利於漢人的地方)，要「伴隨著人口的不斷增長，需要一定的剩餘…… 一點一滴地向邊緣滲透」。俄國農民「可以將他們的收穫拿到他們願意的任何地方」，而對中國人來講，脫離城市來進行精作農業是「經濟上的荒唐事」，與城市相聯繫是他們正常的經濟模式，除非他是為部落僱主而種地。 [162] 據《中國年鑑》(1934年，第571頁)，1931年，包括滿洲在內，中國鐵路全長10157397 公里 (數字包括旁軌側線)。滿洲鐵路總長是6141公里，其中1287公里是由中國人自己投資修建的，1723公里屬於中國東部鐵路局(俄中)，1110公里屬於南滿鐵路局(日本)。其餘由中國人經營管理，獨立或與英、日合作，是用日、英貸款修建的(這些數字出自《滿洲發展報告第三》，1932年，第87頁。最初的數字是以「英里」計算的)。這意味著滿洲在鐵路方面，要遠遠比中原「現代化」和「西方化」得多。 [163] 拉鐵摩爾:《內蒙古民族主義的歷史背景》，1936年;另見伯克(Boeke，J.H.):《西化在東方的退縮》，1936年，這種秩序下的所有現象此書都有討論。 [164] 拉鐵摩爾:《門戶開放還是長城鉅防？》。 [165] 關於蘇聯在中國邊疆上變化的重要性，見下一章。 [166] 拉鐵摩爾:《滿洲:衝突的搖籃》，1932年，第283頁。 [167] 拉鐵摩爾:《升起的太陽——下降的利益》，1938年。 [168] 厄特利:《日本的泥足》，1936年。 [169] 拉鐵摩爾:《和服與頭巾》，1938年，第274頁。 [170] 據格勒納爾《亞洲內陸》，1929年，第295頁，地圖，最高峰是汗騰格里(7200 米)。關於那個地區大概情況，見默茨巴赫(Merzbacher，G.):《中部天山》，1905年。 [171] 儘管降雨是不確定的，「在羅布沙漠，雨水罕見，但只要下就是大雨滂沱。在1928 年4 月和 1934年6月我趕上了兩次傾盆大雨」。見伯格曼(Bergman，F.):《羅布淖爾沙漠新發現的墓葬》，1935年，第51頁。 [172] 這只是簡單的示意性描述。關於新疆水文地理山志方面的詳細記載，參見格勒納爾前引書。 [173] 關於塔里木河河道及羅布泊位置的變化，特別是普爾熱瓦爾斯基(Prjevalski)1876—1877 年、赫定(Hedin)1900—1901 年所做考察，還有赫定1928 年到此所見變化，參考奧爾納 (Horner)和P.T.陳的《變化的湖泊》，1935 年，及所引文獻。赫定於1928 發現了另一個他 1903年曾預言過的變化。 [174] 關於準噶爾及蒙古西北的概括性描述，請參考賈魯瑟:《未知的蒙古》，1913年。 [175] 拉鐵摩爾:《亞洲內陸的商路》，1919年。 [176] 拉鐵摩爾:《中國新疆》，1933年，第98頁。 [177] 羅布人的文化也反映出沼澤地，當特別潮濕的時候，其實是阻礙了農業的發展。羅布人不僅靠狩獵和捕魚為生，也依賴蘆葦，一種既可以食用，也可以做燃料和搭蓋棚屋的材料的植物。 見格勒納爾前引書，第330頁;另見奧爾良亨利王子所述，載邦瓦洛(Bonvalot，A.):《穿越西藏》，1892年，第Ⅳ章。 [178] 沙敖:《南疆遊記》，1871年，第469—470頁;斯坦因:《中國沙漠中的遺址》，1912年，第Ⅱ卷， 第71頁。 [179] 拉鐵摩爾前引書，第100頁。 [180] 喀什綠洲，是中國新疆最大的綠洲，面積2650平方公里，城市人口達3.5萬;莎車面積2100 平方公里，城市人口6萬;和闐面積1600平方公里，城市人口2.6萬;阿克蘇和吐魯番加在一起是1500平方公里，阿克蘇城市人口大約是2萬。格勒納爾估計在這些綠洲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公里116人，並相信他們占塔克拉瑪干綠洲總人口數的88%。他只計算了50多平方公里內的30多個綠洲。(格勒納爾前引書，第319頁、321頁。) [181] 關於綠洲特徵的討論見龐佩利(Pumpelly，R.):《土耳其斯坦探險記》，1908年，第II卷。 [182] 龐佩利和他的一些助手相信，從沙漠綠洲向田園生活的轉變始於公元前8000年。胡貝特· 施密特提出的時間要晚些而可能性更大(見龐佩利前引書，第Ⅰ卷，第186頁)。社會階層的分化，說明在牛、馬、豬和兩種羊馴化前，文化中出現了小麥、大麥、紡紗、彩陶以及一些關於鉛、銅(但沒有錫，所以沒有青銅)的知識。這些動物都是在狗之前馴化的(見第Ⅰ卷，第38— 42頁，67頁)。杜額斯特(Duerst，J.U.)(第Ⅱ卷，第437—438頁，同一部著作)討論動物的遺骸，指出馴化動物一定要在遊牧活動出現之前。 [183] 拉鐵摩爾:《蒙古歷史中的地理因素》。龐佩利指出(前引書，第Ⅰ卷，第33-44頁)，在灌溉時期淤積到12-15英寸，甚至22英寸厚。這意味著水位分布的變化，並且有可能是洪水災害的增強。水利問題成為社會技術最大的問題。關於人類社會用多種方式實現人工「氣候變化」，參考洛德米爾科(Lowdermilk，W.C.):《人造沙漠》，1935年。 [184] 畢士博在《拉犁的起源與早期傳播》(1938)中指出，閹割技術最大的意義是可以馴養體形較大的牲畜。他提出，閹割技術首先是通過用大量性器官作犧牲而發現的。在這種事情中，是用硬切的辦法(切碎睪丸或是切斷輸送管，而保留生殖器)給馴鹿去勢嗎？ 這可以歸諸原始的巫術概念嗎？ 哈特在《馴鹿遊牧制度研究》(1919年，第110—111頁)中提到這個問題，但是沒有解釋。 [185] 我的朋友烏本(TorgnyOberg)先生就有一隻，在歸化養了幾年。它非常溫順地跟在他後面， 穿過市中心的街道，來到露天的村莊，從來不會跑掉。迪斯特(龐佩利前引書第437頁)引用了米克(Mucke，J.R.)的《早期農業與畜牧業史》(1898)中關於圍欄是馴化動物最基本的手段的觀點。在更複雜的放牧技術發展起來之前，這是正確的。 [186] 賈魯瑟前引書，第Ⅱ卷，第602、603頁以及圖片;格勒納爾前引書，第312頁對頁的圖片。 [187] 格雷姆(Graham，S.):《穿越俄屬中亞》，1916年;拉鐵摩爾:《韃靼高原》，1930年;德米特倫科(Dmitrenko，V.V.):《鹿角與鹿茸》，1933年。 [188] 拉鐵摩爾:《通往土耳其斯坦的沙漠之路》，1928年，第195—196、219—220頁，介紹了現在發現的野生駱駝的最東端地區。關於馴養野生駱駝的困難性，我是從蒙古人(主要是額濟納河地區)那裡得知的。 [189] 關於林區放牧(狩獵，用馴鹿作為運輸工具)是草原遊牧的起源之一。見本書第十四章。 [190] 拉鐵摩爾:《中國長城的起源》，1937年;貝洛特(Berthelot，A.)在《托勒密時代後的古代中亞和東南亞》(1930年，第19、22頁)中指出，公元前3000年馬就已經被戴上馬具使用了(在中亞)，但是直到公元前6、5世紀才有戰馬。 [191] 例如，在始於公元前17 世紀的希克索斯王朝，或者所謂的「牧羊國王」時期，見布雷斯特德 (Breasted，J.H.)的《埃及史》，1912年，第214頁及以下。但要注意的是，從布雷斯特德的論述可以判斷出，這些可能是作為遊牧人的綠洲人的起源。 [192] 例如，前2000年中的西臺族。赫羅茲尼(Hrozny，F.)在《西臺族》(1930)條中，懷疑早期的西臺族人能否算真正的遊牧人，儘管他們可以從綠洲地區遷移到其他地方。 [193] 如「斯基泰」(Scythian)或者「動物風格」青銅文化被傳播到俄國南部和內、外蒙古之間的草原。 [194] 例如，赫爾曼關於崑崙名稱的討論，見赫定《南部西藏》，第Ⅷ卷，第131頁及以下。赫爾曼接受了很遠古的令人懷疑的年代，但這不會影響他的觀點的正確性。 [195] 當然，我並不否認引進是一個文化發展因素，而且常常是很重要的因素。我只是強調在中國歷史上主要的發展是向外的，最終導致了與中亞的密切聯繫，而不是從中亞引進而向內發展的。 [196] 赫定前引書，第238頁和地圖等。 [197] 同上，第131頁及以下。 [198] 參考安特生《草原之路》，1929年。 [199] 狄克遜(Dixon，R.B.):《人類種族史》，1923年，第284、300頁，以及引用斯坦因《中亞及中國西端調查報告》，第Ⅲ卷，1921年，第1351—1389頁。沙敖(前引書，第21頁)很早就注意到了中國新疆綠洲的講印歐語的人。 [200] 拉鐵摩爾前引書。 [201] 關於中國人的活動的概述，包括有漢代(前206—220)、隨後的小王朝、以及唐代(618—907)， 見富克斯《吐魯番地區唐和唐以前的對外關係史》，1926年。此書援引很多中文原始文獻及其他文字的文獻。 [202] 比較阿拉伯歷史的大致情形——人群從南部綠洲出來，在沙漠中轉變為遊牧，穿越敘利亞或者美索不達米亞，重又定居下來。與此同時，還有相反的過程。見勞倫斯(Lawrence，T. E.):《智慧七柱》，1935年，第34—37頁。 [203] 斯克林(Skrine，C.P.):《中國的中亞》，1926年，第28頁。這是依照喀什的估算。若以新疆為一個整體，估算會很不一樣，因為要給小王朝時期、局部統治時期等留出餘地。 [204] 關於各個歷史步驟，見富克斯前引書。 [205] 後來，特別是帝國時期，貿易及遷徙主要在天山北麓(格勒納爾前引書，第326頁和第327頁上的地圖)。如果駱駝走過較好的草地，每天吃草，商隊的成本就會降到最低。 [206] 參考本書第十五章。 [207] 拉鐵摩爾:《中國新疆》，1933年，第104頁。 [208] 一般參考斯坦因:《中亞及中國西端調查報告》，1921年;馮· 勒科克:《新疆的希臘式遺蹟》， 1926年。 [209] 《中國百科全書》，1917年，關於中國佛教的部分;福蘭閣:《中華帝國史》，第Ⅱ卷，1936年，第 203頁及以下。 [210] 通過統治喀什、阿克蘇、莎車與和闐的葛邏祿突厥人以及天山南、北路東端的「五城」維吾爾突厥人，突厥文從9世紀起便成為綠洲間通用的文字。(格勒納爾前引書，第317頁) [211] 杜曼:《十八世紀末清政府在新疆的土地政策》，1936年(俄文)。 [212] 雲南的穆斯林最初是通過海上從亞洲東南的阿拉伯傳入，而不是來自中亞陸路。在馬可· 波羅時期他們已經在雲南確立。見玉爾:《馬可·波羅遊記》，1921年，第66頁。拉施特也了解中國這一地區有穆斯林信徒，見玉爾《中國與外域》，1914年，第Ⅲ卷，第127頁。 [213] 參見海恩波(Broomhall，M.):《中國的回教》，1910年;安德魯(Andrew，G.F.):《中國西北的伊斯蘭》，1921年;貝勒思(Bales，W.L.):《左宗棠》，1937年，此書附有很多關於寧夏和甘肅的綠洲、半綠洲中的孤立的穆斯林的參考資料。 [214] 《中國年鑑》(1938—1939)，第63頁，所列中國穆斯林信徒有48104240，包括滿洲的7533680， 山西的4129090。第63頁及64頁給出甘肅全省人口數字6080559，包括3518920穆斯林;寧夏全區人口是666890，但有753400穆斯林信徒(這是個很明顯的例子說明即使是最新的官方數字也是多麼不可信);青海(以前是甘肅的一部分)人口1195054，包括1186590穆斯林。安德魯(前引書)提出甘肅大概有人口1000萬(顯然包括青海)，其中穆斯林300萬。 [215] 他們當中有一部分遠至俄屬土耳其斯坦。關於整個戰爭或是暴動有很有趣的記載，顯然是部分地基於最西端的東乾的傳統，包括它的歷史背景。見沙赫馬托夫(Shakhmatov，V.)《十九世紀維吾爾回民民族解放運動史研究》，1935年(俄文)。 [216] 杜曼前引書，第62頁等。 [217] 詳見杜曼前引書。 [218] 沙赫馬托夫前引書。 [219] 關於阿古柏伯克(YakubBeg)時期，參考沙敖前引書。 [220] 同時，回民穿過阿爾泰山到了外蒙的西北，參見愛蓮斯(Elias，N.)《西蒙古旅行記》，1873年， 第127頁等。 [221] 貝勒思前引書。 [222] 沙赫馬托夫前引書;安德魯前引書第84頁。 [223] 賽克斯(Sykes，E.):《穿越中亞的沙漠與綠洲》，1920年，第291頁。 [224] 但在愛蓮斯前引書中提到，蒙古幾乎不能作為可靠的帝國軍隊聯盟來鎮壓可怕的回民。 [225] 拉鐵摩爾:《中國新疆》，1933年，第99頁。 [226] 榮赫鵬:《大陸心臟》， 1896年。 [227] 保持新疆貿易的穩定是關係到中國的利益的。要避免人們產生不滿，要保持交流路線上的緩慢頻率，防止外敵的入侵和省內的起義。拉鐵摩爾前引書，第109頁。 [228] 同上，第110頁。 [229] 拉鐵摩爾前引書。有多種貨幣使用，每一種只限制在一個地區，這就防止了出於政治目的從各地積蓄存款的行為。 [230] 關於氣候因素，參考亨廷頓的關於潮濕與乾旱交替變化的理論，見《亞洲的脈動》，1907年;以及斯坦因關於高山冰雪堆積逐漸減少的理論，見《亞洲腹地:歷史中的地理因素》，1925年，第 474—475頁及第490頁。 [231] 斯凱勒(Schuyler，E.):《土耳其斯坦旅行記》，1876年，第Ⅱ卷。 [232] 拉鐵摩爾前引書，第113—115頁。 [233] 這一年，中國在滿洲的省級政府試圖在中國中東鐵路獲取俄國人的利益。 [234] 拉鐵摩爾:《滿洲:衝突的搖籃》，1932年，特別是第30頁。 [235] 這個名詞並不完全確切，因為它可以令人誤解整個中國為帝國主義。事實上，只有幾個中國階級是如此，他們的權益並不是整個國家的利益。在新疆還有除帝國主義以外的問題，其內部各團體權益的對立也導致省內繁榮的減退。 [236] 一般可參考斯諾《西行漫記》，1937 年;貝特蘭(Bertram，J.):《中國第一行動》，1937 年，及 《未被征服者》，1938 年;拉鐵摩爾:《外蒙古與內蒙古的交會處》，1938 年;《和服與頭巾》， 1938年。 [237] 孫逸仙:《三民主義》(普里斯譯)，1929 年，其中隱含著對於少數民族的態度，見「救弱扶衰」 (第147頁)。另一方面，孫逸仙認為蒙古和西藏是中國革命推翻滿清政府後所繼承的領土 (第256、258頁)。 [238] 拉鐵摩爾:《中國新疆》，1933年，第99頁。 [239] 同上，第116—117頁。 [240] 拉鐵摩爾:《中國新疆》，1935年，第40頁等。 [241] 由於缺乏出版信息，很難將這個政治階段的零星片斷拼湊到一起。有報道稱(口述，不可能核實) ，英國提供的武器一部分是來福槍，這些槍本來是1918—1919年給英屬波斯地區使用的。後來這些來福槍被回收，撤出時被沉入波斯灣。採珠人將槍打撈出來出售，有些槍落入印度西北邊疆敵視英國人的部落手中，有些槍被修整一番賣到中國。有些槍原是英國人從日本買的，所以，當穆斯林從漢人手中繳獲到這些槍時，便加強了對日本欲干涉中亞的看法。 [242]拉鐵摩爾前引書第43頁，及《中國新疆》，第117頁。 [243] 哈斯隆德:《蒙古的人與神》，1935年，尤其是第325頁。 [244] 赫定:《巨馬飛騰》，1936年，尤其第1—17頁。 [245] 徐樹錚，這個1920年要征伐外蒙古的將軍，是安福系軍人，而安福系是與日本有關係的。在外蒙古活動的「瘋子男爵」斯登堡(Ungern-Sternberg)與日本支持的間諜謝苗諾夫(Semenov) 有關係。 [246] 拉鐵摩爾:《中國新疆》，第39—40頁。 [247] 拉鐵摩爾:《中國新疆》。 [248] 拉鐵摩爾:《外蒙古與內蒙古的交匯處》，1938年。 [249] 據我所知，關於這一時期沒有任何記載，無法將迷惑的片斷組合在一起。但是赫定前引書中，生動地描繪了參與紛雜事物的回民、漢人、突厥人、蒙古人，以及紅、白俄羅斯人，而他的報告也是不連貫的。 [250] 建立聯合的盛世才是東北籍的軍人，但是他並不是與從東北退入西伯利亞的東北軍隊一同入疆。他在南京國民政府下任職多年。他到新疆去的任務原是協助訓練新疆軍隊的。 [251] 赫定前引書。 [252] 同上;戈德曼(Goldman，B.):《穿越亞洲的紅色道路》，1934年。 [253] 赫定前引書。 [254] 同上，第184頁:「當我們問為什麼紅俄和白俄可以一起合作時，一個體形強壯，金黃頭髮的人回答說:『為什麼，當我們有了共同的目標的時候，我們就可以和平相處。』」 [255] 赫定前引書，第246頁。 [256] 消息得自一些穆斯林朝聖者，他們絕大部分都是吐魯番人，曾穿越俄羅斯到過麥加。1937年初，我在一艘從希臘去埃及的船上遇到過一個這樣的人。 [257] 蓋群英(Cable，M.):《新「新統治」》，1938年。很明顯，這是1936年的情形，儘管文中沒有日期的記載。 [258] 拉鐵摩爾:《中國新疆》，1933年，第112頁。 [259] 拉鐵摩爾:《日俄關係》，1936年，第534頁。 [260] 拉鐵摩爾:《和服與頭巾》，1938年。 [261] 拉鐵摩爾:《中國新疆》，1933年，第119頁。 [262] 丁文江:《中國如何形成自己的文明》，1931 年，第10—11 頁;在周代，漢族沒有深入長江以南，他們在秦朝才向前擴展。四川的「中國化」是在漢朝(前206—公元220)，廣東是在唐朝 (公元618—907)，福建和江西是在宋朝(960—1279)，廣西、貴州和雲南在明朝(1368— 1644)。 [263] 關於人文地理學及山志學的概要，參考格勒納爾《亞洲內陸》，1929年。 [264] 格勒納爾《亞洲內陸》，第366頁。 [265] 同上，第364頁。 [266] 同上，第365頁。 [267] 關於西藏與雲南邊界的問題，約瑟夫·洛克(JosephRock)博士研究了很多年，可能在年內發表，應能極大豐富對這一地區的認識。其他有關中國西藏關係的參考書:柔克義:《喇嘛的土地》，1891年;格里高利(Gregory，J.W.):《中國西藏的阿爾卑斯山》，1923年;史蒂文森(Stevenson， P.H.):《中國—西藏邊陲》，1927—1928年;《漢藏邊境人文地理研究》，1932年。 [268] 拉鐵摩爾:《中國新疆》，1933年，第115頁。 [269] 參考本書第四、五章。 [270] 格勒納爾前引書，第367—368頁。很多西藏牧民既放牧氂牛，也狩獵野氂牛，這件事使我們聯想到放牧馴鹿是源於捕獵野生鹿的觀點。參見哈特《馴鹿遊牧制度研究》，1919年。 [271] 格勒納爾前引書，第364頁。 [272]同上，第365頁。 [273] 參見勒里希(Roerich，G.N.):《亞洲腹地》，1931年。關於從蒙古—突厥遊牧生活向農業定居生活的一系列複雜轉變，以及一部分漢化，一部分藏化的問題，參考施拉姆(Schram，L.): 《甘肅頭人的婚姻》，1932年。 [274] 格勒納爾前引書，第376頁。另外，愛克威爾(RobertB.Ekvall)的一項很有價值的研究(《甘肅西藏邊界的文化關係》，1939 年)清楚地證明，部分東北部藏民認為，山谷居民是「低等」 的，而遊牧民族是「高等」的。 [275] 安德魯:《中國西北的伊斯蘭》，1921年，第15—18頁。 [276] Det一詞是「高」的意思——高原蒙古。 [277] 格勒納爾前引書，第370頁。關於從西寧北到拉薩的沙漠路線，參見古伯察、加貝:《韃靼、西藏、中國旅行記》，1928年。 [278] 弗蘭克(Francke，A.H.):《聶赤贊普的王國:西藏的第一個王》，1910年。 [279] 冀朝鼎:《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1936年。 [280] 沃德爾(Waddell，L.A.):《西藏佛教》第二版，1934年，第13—14頁及第19—20頁。 [281] 安特生:《黃土的子孫》，1934年，第242—243頁。安特生認為他在甘肅西藏邊境上所發掘遺址中，少豬骨而多野獸及牛骨，表示那裡有一個晚期的新石器時代居民，是「狩獵及養牛的遊牧民族」。但是，他們大概是混合文化的居民，而不是真正的草原遊牧人。 [282] 參考本書第十五章。 [283] 弗蘭克前引書。 [284] 沃德爾前引書，第19—20頁。 [285] 參見斯坦因:《中亞及中國西端調查報告》，1921年;及《中國沙漠中的遺址》，1912年;弗蘭克前引書，第110—111頁。 [286] 富克斯:《吐魯番地區唐和唐以前的對外關係史》，1926 年;赫爾曼:《公元前中國的西域諸國》，見赫定《西藏南部》，第Ⅷ卷，1922年，第271頁(依據沙畹《中國地圖繪製的兩個古代樣本》1903年)。 [287] 施拉京特魏特(Schlagintweit，E.):《喇嘛教創始人印度僧蓮花生傳記》，第Ⅰ部分，1899年， 第422頁;第Ⅱ部分，1903年(他在印度);沃德爾前引書，第24頁。 [288] 參考斯坦因:《中亞及中國西端調查報告》中的參考資料;富克斯前引書。 [289] 沃德爾前引書，第35頁。 [290] 沃德爾前引書，第35頁。 [291] 沃德爾前引書，第38頁。 [292] 這些變化在沃德爾對藏族教會歷史的說明中可以隱約看出，但是沃德爾沒有用我在這裡大致使用的解析和比較的方法。我嘗試將藏族複雜歷史壓縮的做法是一種必要的理論手段。參考希拉蕊恩(Hilarion，O.)《中國與西藏關係史概要》，1910年再版，第262—264頁(俄文)。他表明在清朝初期，中國政策是扶助很多紅教當權者個人，同時蒙古的影響，隨著宗喀巴的改革運動，促成了黃教在達賴喇嘛領導下的霸權。 [293] 沃德爾前引書，第38—39頁。 [294] 這一部分可與薩囊徹辰的編年銜接。薩囊徹辰因出現錯誤而遭到批評，而施密特的翻譯，儘管在當時(1829)很有名，但也不理想——因為他沒有在第六本書的開頭給妥懽帖睦爾(元順帝)的悼詞以韻腳潤色。但是薩囊徹辰有很特別的價值，他完美表達了他幾十年草原貴族生活中的浪漫，並且讓人們明白那個時候的方式和風格。 [295] 參考本書第四章。 [296] 庫爾唐:《十七到十八世紀的中亞:卡爾梅克帝國還是滿族帝國？》，1912年;杜曼:《十八世紀末清政府在新疆的土地政策》，1936年(俄文)。 [297] 沃德爾前引書，第229—232頁。 [298] 同上;而另一方面格勒納爾(前引書第376頁)指出，實際上班禪喇嘛是很重要的，因為他控制著一個單獨的領地，之所以暫時略次於達賴喇嘛，「只是因為他的領地稍小了點」。 [299] 《衛藏通志》(1896年，第五卷)及《大清會典》(第七三八卷理藩院13)都記有滿清禁止選王公子嗣做活佛的規定，以及如何用金瓶掣籤來「選擇」達賴喇嘛、班禪喇嘛及其他轉世活佛的規定。掣籤之前要由教會權威選出一組候選人，掣籤的手段使朝廷在進行選擇時減少私怨矛盾。 [300] 忽必烈汗所提名的西藏至高教主，是由侄子繼承的。見沃德爾前引書，第38頁。 [301] 同上，第233頁。 [302] 拉鐵摩爾:《滿洲的蒙古人》，第256頁，引用《大清會典》卷七三八《理藩院13》。 [303] 拉鐵摩爾:《中國與蠻族》， 1934年。 [304] 拉鐵摩爾:《中國長城的起源》，1937年，第548頁。 [305] 都蘭邊界是印度的政治邊疆，在英國實際控制地區以外。在「行政邊界」和都蘭邊界之間的這個地帶被認為是「過渡邊境」。 [306] 參考一篇有意思的佚名文章:《今日部落問題(約翰· 桑德曼爵士生涯記)》，1930年;科特曼 (Coatman，J.):《西北邊疆省份》，1931年;巴頓(Barton.Sir W.):《一個西北邊疆責任政府之下的法律與秩序問題》，1932年;另見本書第八章注2。 [307] 榮赫鵬:《大陸心臟》， 1896年。 [308] 貝爾(Bell，SirC.):《印度東北邊疆》，1930年，第221頁。 [309] 公元前1世紀，在把握邊疆的問題上，中國政治家認為控制好中國比防止外敵入侵更為重要。參考本書第十五章。 [310] 科特曼:《西北邊疆省份》，1931年，第336頁。參考本書第七章注45所列參考文獻。所有的這些文章都在《皇家中亞雜誌》(到1930年底前)、《中亞學會雜誌》上。它們對一些問題的准專業水平的討論很有價值，這些問題都是負責執行英國皇家在亞洲政策的人員一年到頭遇到的問題。在此刊物中還有未被單獨引證的參考資料:威格拉姆(Wigram):《西北邊疆的防衛》，1937 年;坎寧安(Cunningham，Sir G.):《印度西北邊疆的改造》，1937 年;布洛克 (Brock，H.LeM.):《西北邊疆的空中行動》，1930年、1932年。 [311] 布魯斯(Bruce，C.E.):《用於今日部落問題的桑德曼政策》，1932年。 [312] 《今日部落問題》(佚名) ，1930年。 [313] 科特曼前引書，第335頁。 [314] 拉鐵摩爾:《中國新疆》，1933年，第98頁。 [315] 拉鐵摩爾:《滿洲:衝突的搖籃》，1932年，第36—42頁。 [316] 拉鐵摩爾:《中國長城的起源》，1937年。 [317] 關於4—14世紀少數民族在中國建立政權的名單概要，參考拉鐵摩爾:《滿洲:衝突的搖籃》，1932年，第37頁。 [318] 拉德洛夫(Radlov，V.V.):《蒙古的突厥文石碑》，1984年;湯姆森(Thomsen，V.):《鄂爾渾碑文》，1896年;都復原了鄂爾渾突厥文的原文。其生動地展現了森林部落文化與漢化文化的反差，但沒有提到農業。不過這正是唯一期待的東西，語言是「傳統的」和尊貴的，其源於突厥歷史的成分比後來文化借入的要多，儘管他們很明顯受到過中國的影響。湯姆森(前引書，第67—68頁)引用了一個中文的翻譯本，其中提到了送給突厥谷粟及農業工具。 [319] 福克斯:《成吉思汗》，1936年，第244—245頁。耶律楚材(一個契丹血統的中國人)說服他相信對一個種族進行統治並徵收賦稅是更有利的事情。見《元史》卷一四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