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 · 第六章 中亞的綠洲與沙漠
中亞的遼闊地帶
新疆位於蒙古草原的西端，正如東北地區在它的東端。和東北地區一樣，新疆也常有草原遊牧民族在其中移動。他們的移居與戰爭記錄，構成了一個比東北地區的部落民族更為複雜的歷史。從黃河流域的古代中國往西北走，漢族式的精耕而整齊的農田明顯地為中亞式的綠洲農業所取代。綠洲農業也是一種相當細作的農業，只不過農田不大，而且分散，因而造成社會嚴重的分裂。[169]在中亞，漢族只是侵入，而在東北，他們卻是擴張。如果說今天的新疆類似一個被蒙古和中國內地的勢力擴張與改造了的地方，我們卻不能忘記其更早的一個時代，在我看來那是個十分重要的時代。那時，中亞綠洲的勢力乃是同時向遊牧草原與農業中國擴張的。
在地理上，新疆的重心是天山。天山的北坡受西伯利亞的氣候影響，森林茂盛。外蒙古山脈的北坡大致也是如此。不過，外蒙古諸山的南坡面對的是一個逐漸消失在沙漠中的草原，而天山的南坡卻面對著大戈壁，一片極端乾燥、雨量極少、沒有真正牧場的沙漠。
天山的主峰均高逾二萬英尺。[170]從上面堆積的冰雪中發源出許多河流，南流而入沙漠。每一條河在流入平坦開闊的沙漠地帶以前，總要切過一些貧瘠的小山。這樣就提供了一系列的從東到西分布的地點，當地居民可以在那裡開渠引水，形成一個扇形灌溉區。越過少雨的塔克拉瑪干大沙漠[171]，再往南，地形重又隆起，形成中國及其邊地與印度分界的巨大群山。有不少河流從群山最前面的崑崙山脈發源，向北流入塔克拉瑪干大沙漠。這裡山地與河流的結構與塔克拉瑪干沙漠北緣的天山地區一樣。崑崙山與天山向西部延伸，在帕米爾高原會合。這樣，便形成了一個橢圓形的地域，其北、西、南三面環以山脈，只有東面是敞開的。這個橢圓地域是一個內陸流域，其中的河流無一東流，它們從北、西、南三面流來，均流入或試圖流入塔克拉瑪干沙漠中的主要河流——塔里木河。[172]塔里木河本身是一條河道多變——特別是下游——的河流，其最後一部分河水流入羅布泊。[173]
在天山北面，也存在類似的地貌形態，不過有一些重要的差異。天山北坡的河流並沒有匯合成塔里木河那樣的大河，一些河流沒入準噶爾沙漠，另一些河流則流入不同的湖沼。更重要的差異是，準噶爾沙漠不像塔克拉瑪干沙漠那樣荒裸不毛，其夏季雨水比較豐沛，並有一定規律，於是沿山腳形成一片連續的草地。在這個盆地的北部，地形隆起為阿爾泰山脈，其後面就是西北蒙古的湖沼地及大草原。[174]阿爾泰山的南邊有許多小河流入準噶爾盆地，不過河流都很短。準噶爾盆地的西面是一片山地，包括阿拉套山、梅力套山、雅爾山、烏爾卡沙山和塔爾巴哈台山。
準噶爾沙漠大體上與塔克拉瑪干沙漠類似，只是沒有那麼荒涼。它也是一個橢圓形，東部是敞開的，西部卻並非絕然與外界隔絕，那邊有一些山口通到俄屬土耳其斯坦的草原。在天山北麓，有一片重要的草場，阿爾泰山南麓的草場則更加肥美。這些草場可以使遊牧人從東到西，或從西到東，連續地遷徙。[175]天山以北的河流，與南部的一樣，也能灌溉一些綠洲，但是這些綠洲在歷史上都被廣泛移動的遊牧民族所控制。
以上簡要地介紹了今日新疆政治邊界之內的地理形勢，但是，政治邊界並不是限定歷史事件的區域。在西方，環繞著俄屬土耳其斯坦的南部及西部，到波斯和近東，有著同樣的地理形態區域，包括山脈、河流、沙漠與草原的各種組合。在東方，甘肅與寧夏的情況也類似，這兩個地區之對於新疆的關係，如同內蒙古之對於外蒙古的關係。[176]在新疆，環繞著塔克拉瑪干沙漠，各類綠洲的特點都相當突出，同時，其他特點也都是十分協調的。對於標準形態的綠洲的觀察，應當與那些雖然只具備部分綠洲特徵卻同樣對外產生經濟社會影響作用的地區進行比較。
綠洲地理及農業
在中國、波斯、美索不達米亞以及埃及，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具有顯著(不一定是全部)地理特徵的綠洲，我認為這一事實可以解釋以上地區的經濟特色以及在這種經濟影響下的社會特色。由於這些地區的情況不盡相同，又造就了各地的特色。所以，我們必須注意歷史的群體特徵與方式。以上地區儘管彼此不同，但仍保存了其在原始時期的共同特徵，這些特徵的共同性，如在適應環境過程中所形成的習性，並不能僅僅以移民和文化輸入來解釋。
這裡所談的綠洲，是因沙漠(有時是草原)的分隔而各自孤立的區域，在綠洲內，一定要取水便利，才能人工用水以支持正常的農業生產。在典型的中亞綠洲，取水比在阿拉伯與北非的綠洲中容易，因為後者須從既難開掘又難以維護的深井中取水。在這樣的綠洲中不可能出現早期的、原始的社會，它們只是後來的定居農業與遊動畜牧生活的會合地。
在一個典型的塔克拉瑪干沙漠邊緣的綠洲環境中，毫無疑問可以產生早期農業。河水從高峻而覆滿冰雪的山上流下，它切過低矮的沙梁，流入平地。在平地，它自然地分解為數條河道，在漲水的時節則形成湖泊和池沼。在低地是無雨水可言的——其雨量絕不可能支持農耕之用。依賴山地流水而生長的植物與靠不規則雨量生長的沙漠植物迥然不同。
在沙梁後面的山地中，獵物眾多。在低地河流、湖澤的岸上的獵物不僅更多，而且更容易獵取。在淺水中可以用簡單的方法抓到魚。據上個世紀的旅行家所記錄的羅布泊居民的生活，可以說明掌握了一種具有極簡單工具的居民是如何在塔克拉瑪乾的有水地帶生活的。[177]自然環境允許一個依賴狩獵、捕魚和摘采野生植物、水果及漿果的社會在那裡生存。這些乃是發展有意識種植活動的基本前提條件。
而得以轉變為農業的基本條件也是存在的。有水地區的野生植物茂密叢生，但可以用火燒的辦法或以簡單的工具清理出田地來。土壤本身也容易耕作，其容易到使塔克拉瑪乾地區的主要農具只需一個鋤頭，不但可以用它耕地，也可以用它掘土挖渠。人們用鋤頭的熟練程度曾博得旅行家及考古學者的讚賞。[178]由於這種輕而易舉的引水灌溉方法而獲得的報酬，甚至比黃河河曲黃土地帶更優厚。黃土地區雨量的不均衡，促使在易於開渠的地方發展灌溉，這在邊際模糊的綠洲(草原上的綠洲)中也是一樣。但是在邊際明顯的綠洲(沙漠綠洲)中，雨澤的缺乏使灌溉成為十分必要。
這一點與埃及的灌溉問題很相似。水一定要從河中引來，而需水最迫切的時候水量剛好最多。每一次技術的改進，增加灌溉及耕種的土地，可以立即獲得更多的收穫與財富。在新疆，土地因為夏季的酷熱而需要更多的水，這一需要可以由夏季山地冰雪的大量融化而自行補給。[179]同時，作物也沒有被不合時宜、不必要的淫雨所摧毀的危險。所以，在埃及和塔克拉瑪乾的綠洲社會，人們只須在有限的範圍活動，這些活動足以供給他們一切，而不需要其他方面的努力。不過，在黃河或者尼羅河的灌溉與綠洲的灌溉仍有區別，區別產生於土地規模的不同、公共工程規模的不同、人口多寡的不同。[180]
介於黃河流域與沙漠綠洲之間的是草原綠洲，由於其處於二者之間的過渡地帶，草原綠洲在分隔早期不同的主要經濟活動與社會組織方面具有重要意義。在安諾與俄屬土耳其斯坦的一些地方考古調查所發現的大量材料，[181]可以供我們研究這種綠洲。根據這批材料所得出的重要結論是，沙漠綠洲適宜農耕，當技術上的條件具備時，即發展成灌溉農業。而草原綠洲的歷史則徘徊在各種可能發展形態之間。證據清楚地顯示，在中亞的這一地區，農業(由採集、狩獵活動發展而成，並與這些活動相結合的農業)顯然比遊牧活動出現得早，大概是在公元前第三個千年之內。[182]在這之後，綠洲農業與草原遊牧交替出現，耕作在間隙中得以恢復，但又被遊牧人周期性地摧毀。
初期對這個地區的研究多基於氣候變遷理論，認為農業的消失是由於反覆出現的氣候乾旱，這種情況有利於草原移動性人群向水草較好的地方遷徙。當雨量充足的氣候周期性地恢復時，農業又建立起來。我多次指出，完全依賴氣候的理論是不足取的。[183]氣候的變化可以與社會變化同時發生，並促進社會變化的進行，但根本性的變化原因還是在人類社會自身的能力。當社會由於自身發展或受到其他社會的影響而發生變化時，它會選擇對邊緣環境的不同利用方式，邊緣環境往往允許多種活動的開展。
從定居發展到遊牧
綠洲，特別是草原綠洲，對於動物的馴養是很有利的。有人認為被捕獲的動物最初是用作「獵餌」，以推動狩獵的發展而增加獵物，而真正的馴養是第二階段的事。[184]我認為用捕獲的野獸作誘餌來狩獵是很重要的，並牽涉到「獵餌」的起源問題。但這種解釋還不夠，因為它不涉及馴養家畜的細節辦法，這裡需要回答的問題是:什麼樣的社會在什麼樣的環境下最能實施馴養馬、牛、羊等多種牲畜？
答案是:一個綠洲社會。這個綠洲也許不是沙漠綠洲，但應是一塊土地比較肥沃，有露天的流水，具有一般開闊草原特徵的地方。在沒有掌握馴養家畜以前，人們在遼闊草原上自由迅速地遷徙是困難的。這種人即使到了草原，捉到了動物(在動物年幼時是不難的) ，他們將如何飼養並馴化它們呢？事情的難度很大，所以只有一個結論:遊牧牲畜的馴化並不是在草原上，而是相反，草原遊牧社會只有在牲畜馴化之後才能出現。
牲畜馴化的機會較多地出現在那些在草原邊緣從事農業，卻依然從事狩獵活動的社會中。定居者比遊蕩的獵人與遊牧者更容易馴化被捕獲的動物。野羊可以很容易地關入籠中馴養。[185]馴養野驢的人多半是新疆邊緣的綠洲居民[186]，而不像是蒙古或西藏的遊牧人。俄國人成功地把亞洲野鹿關起來飼養，為的是把鹿茸割下來賣給中國人做藥。在阿爾泰山與西伯利亞的烏蘇里江地區，情形也是這樣。[187]但是當地的獵人卻從未這樣做過，而他們本應是能從中受益的人。我在新疆看過哈薩克人養的野鹿，這一家人雖然是遊牧社會的成員，卻相當地俄國化。另外，雖然蒙古遊牧人有時可以捉到野駱駝，卻很難將它們長期馴養。[188]
有一件事實與動物的馴養有關聯，即動物多在草原中或草原邊緣的綠洲旁活動，特別是那些尚未被農業充分開發的綠洲(如新疆北部的那些綠洲)。野獸多半喜歡到綠洲來吃草，吃飽了再回到草原上去。在火器尚未出現的時候，似乎流行以捕獲動物為誘餌來引誘野獸的辦法。飼養用做誘餌的動物，進一步出現閹割動物的技術，這樣使半馴化的動物更容易就範。毫無疑問，閹割知識對於草原遊牧技術是必要的，[189]否則那些多餘的大量雄性動物為爭取雌性而互相爭鬥，這將使在毫無藩籬的牧場上放牧大群牲畜成為不可能的事。
逐漸地馴化動物，逐漸地積累放牧的知識，積累利用乳、毛卻不傷害動物的知識，使原來依存於綠洲從事多種經濟活動的人，可以完全依賴牲畜，而從綠洲中解放出來，持久地投身於草原。我認為，在這個轉變中，特殊的草原養馬技術與騎馬技術是極為重要的。以前，在草原的邊緣上，馬是捕來吃的，後來有少量馬被收養在欄內，起初是教它拉東西，後來則乘騎。(先教馬拉東西，然後學習騎乘，看來是合理的。不過這不是一個重要問題。)
在亞洲的這塊區域，羊、山羊、牛、馬的馴化(如同新石器時代中國內地及東北地區豬的馴化一樣) ，似乎不是遊蕩的狩獵民族的工作，也絕不是原始遊牧人所為。它也許與部分地從事農業的定居人群有關。其後，在中國、中亞、蒙古三者相交會的地帶，由於利用環境方式的不同，社會間的差異隨之增大。這個地區的過渡性使利用環境方式的選擇可以多樣。農業中國與遊牧草原的社會差異，使他們逐漸不能調和。在他們的側翼，是中亞綠洲地帶，其間的沙漠綠洲由於精耕農業的背景，與中國的關係較深。但是因為沙漠中運輸不便，兩者間的交通很困難。至於草原綠洲，因為它的過渡性質，故徘徊在中國式的農業與草原式的遊牧經濟之間。
在討論遊牧形態的發展可能性時，我們還沒有提到遷徙的問題。中國歷史上第一次遊牧形態的出現，是否可以說是從亞洲西部遷徙而來的，我想不是。自公元前第4到第3世紀騎馬遊牧一事見於記載時，漢族人已然知曉這種新的生活方式。[190]這給人的印象是，漢族不是被一個突然出現的陌生人「同化」為騎馬人，而只是在漢族農耕環境的邊緣迅速興起了一種新的與漢人不同的地方性生活方式。
無論如何，移民不能解決什麼問題，我們關注遊牧生活的原始起源，重要的問題是，許多遊牧生活所需要的複雜技術不能本地產生或引進，除非接受者已經達到了一個可以利用這些新技術並使自身產生「轉化」的程度。我們知道，在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兩地，[191][192]綠洲社會邊緣上的草原社會遠在中國長城地帶產生遊牧生活之前就存在了，但我們沒有遠方草原民族突然接近中國的確證。另外，考慮到綠洲以及類似綠洲的地區在地理分布上的廣泛性，我們可以假定:第一，在不同的過渡地帶的遊牧民族是獨立分散的;第二，移民、征服、文化引進等，[193]只能出現在這些不同的遊牧民族開始在草原上自由移動並互相接觸之後。
中國與中亞之間的次級綠洲
各種社會形態的不同多半是由於其活動的程度與行動的範圍不同。史前時期的轉變很可能就是由於這種活動程度與行動範圍的擴展而產生的。赫爾曼已經證明，[194]中國與中亞的聯繫，甚至中國內地與甘肅、寧夏等周邊地區的聯繫，直到公元前第3世紀才開始產生意義。這一點的重要性以前未被注意，由於漢族向西發展時，也帶去了許多他們遠古時代的名字與傳說，因此造成一種印象並進而認做史實，以為中亞的大部分地區——它們很晚才進入中國歷史範疇——在遠古便與中國有了密切的聯繫。這一說法很容易為西方學者接受，因為他們在研究歐洲歷史時有重視移民與文化傳播理論的習慣，所以熱衷於接受一切可以將中國文化起源與中亞人口與文化移殖相聯繫的「證據」。[195]
赫爾曼的分析是基於對若干地名與部落名稱的考察以及對中國人的古代地理觀念的研究。如中國人在尋找黃河源頭時，曾錯誤地認為遠在新疆的塔里木河就是黃河的上游。[196]這種誤解不可避免地導致一種幼稚的做法，即將舊名字與新地方等同起來。舉一個重要的例子，赫爾曼提出，「崑崙」現在公認是自西藏高原至塔克拉瑪干沙漠南緣的山系的名字，但崑崙原來不是一個地理名詞，而是一個部落的名字，最初也不是指西部，而是指在鄂爾多斯的邊緣。[197]崑崙逐漸西移的結果，使它的意義及它所形成的傳說逐漸喪失其真相。
這並不是說中亞與在黃河河曲地區發展的漢族文化中心之間有一個未曾超越的鴻溝。我想，這裡所要說的是曾有一個原始的居住地帶，它包括新疆的綠洲及中國初民所在的黃河河曲及附近的谷地，在這個地帶中也許存在遲緩的文化交換與人口移動。[198]在其東部，谷地居民很容易地交往，而在遙遠的西部，在塔克拉瑪乾的邊緣，那些河水養育的綠洲則被沙漠隔絕。在東、西部中間，有一片可稱作「次綠洲」的地帶，特別是在甘肅西部，從蘭州向西，沿南山北麓直到安西，從安西開始是艱苦的沙漠道路，西北直至哈密，再西到羅布泊。這個地理區域可以加上流入蒙古腹地的額濟納河地區和蘭州到寧夏的黃河地區。這種所謂次綠洲(在新疆北部或準噶爾盆地也有這種綠洲)的特點是，雖然它們之間的交通情況不如黃河河曲谷地那樣好，卻比塔克拉瑪干周圍的綠洲強得多。
在這一大片地帶上，原始居民的生活方式沒有很大的不同。換句話說，地理環境不是唯一的決定者，地理特點的差別的意義，只是表現在後來社會對環境的不同利用中。在對環境的不同利用中，這樣或那樣的環境特徵可能會發生作用。
當黃河河曲地區的原始農業獲得有力的歷史發展，而凌駕於狩獵及畜牧經濟之上時，這個廣大區域的同一性允許它以農耕已然建立並由於灌溉發明而獲得改良的地方為據點，向周圍擴展。甚至在中國的這個部分，只要農業還是限定在最容易耕作的土地塊上，就會有許多與綠洲結構相似的方面。灌溉技術的增進，灌溉區域的增加，使原來不太好的土地轉變為最好的農田。隨著無數類綠洲式農業中心的向外發展，便造成一個大的組合，一片大的地區，農耕技術可以在這裡大規模地發展並改良。
這造成了中國早期歷史視野的一個突然的收縮，中亞被掩去了。中國農業及以它為根基的社會及國家首先要面對自身，他們自己要更加成熟——完成這一必要的發展需要好幾個世紀——然後才能向外發展，才能擴展到寧夏及甘肅西部的次綠洲地區。我們並不懷疑這些次綠洲的居民和黃河河曲的漢族一樣早地開始從事原始農業，但是在這兒，天然條件不允許他們向外繼續發展以造成一片廣大連續的精耕農業地域。就連今日，經過多少世紀的鑿渠灌溉的巨大努力，寧夏及甘肅的大部分農田仍然還是分散的綠洲狀態。那些灌溉水平很高的耕作土地，有的面積雖然很大，但各區之間卻被貧瘠的土地所分隔。在那些貧瘠的土地上，粗耕、旱作或者大規模牲畜飼養，都是比黃河中、下游更重要的事情。
結果，這些居民逐漸與漢族不同，不可避免地日益受到敵視，並被看作「蠻族」。到了某一時期，漢族文明的持續進化使次綠洲居民感覺到緊張。他們在其本身的進化中動搖起來，因為不能超出某種限制而擴充其農業地理範圍，就有一部分人轉而開發環境中的其他資源。馴化動物和在貧瘠土地上的放牧技術，是最重要的轉變辦法。因此，他們脫離綠洲而完全依賴草原。這種活動也要有管理放牧馬群的特殊技術，它與農業綠洲居民及漢族舊日蓄養被捕動物的用馬方法不同。
這裡應該注意一點，我們不能在這些進化與差異產生的過程中，給種族問題以特別重要的地位。我們知道，在新疆相當重要的「阿爾卑」(Alpine)血統人在古代就住在那兒。在甘肅，特別是在具有綠洲特性的南山地區，也有其遺蹟可尋。[199]我們可以相信，漢族文化中心以西的甘肅及寧夏居民的大部分和漢人具有同樣的體態。直到公元前5世紀—前3世紀與農耕漢族為敵的騎馬遊牧民族突然出現為止，中國內地與其西部直接接觸的居民在種族上很少，或者根本就沒有分別。我們不能劃分明顯的種族界限，雖然我們知道在後來的歷史中，原則上是距離長城越遠，其民族如突厥或蒙古族與漢族的體態差異越大。因此，各種證據說明:世界這一區域的移民、經濟制度、社會組織的發展與種族並沒有特別的關係，要研究認識這些問題，須從文化差異中求其證據，並參考地理環境。
騎馬遊牧經濟與近農區的牛馬羊放牧活動被明確區分之後，歷史發展的速率大為增加，這個時期大約在公元前5世紀—前3世紀，相當於周代，或稱「古代」、「封建」時代(這個術語的使用須謹慎，並只能在一般方式上)的衰落時期，和公元前3世紀開始的王朝帝國(其後的王朝幾乎是連續不斷的)興起的時代。[200]其可以指示歷史的其他主要政治問題是漢族與草原騎馬遊牧民族的尖銳而愈見重要的衝突;一條連接若干地方的防禦工事所形成的統一的偉大的長城;漢族逐漸加強的對外發展與統治塔克拉瑪干綠洲的企圖。從整體上看，這些政治鬥爭可以認為是漢族帝國外向發展的結果。[201]
漢族向中亞的滲透
這樣我們就有了一個研究漢族滲入中亞的重要著眼點。我將此區分為如下階段:當漢族充斥黃河河曲這個有利於他們農耕的自然環境時，他們建立了一個歷史活動的重要中心，而減小了甘肅及寧夏「次綠洲」的重要性，因為那兒農業發展的天然限制使當地人不能有與黃河河曲地區相同的發展形式，其結果使次綠洲的部分居民有轉而發展真正草原遊牧經濟的可能。這個發展會迅速建立起一個新的歷史活動的重心。[202]這又發生了一個新問題:是由草原還是由中國來控制這些不能以其本身力量獨立並大規模發展的次綠洲地區？
這個地區終究是由漢人控制的，因為他們比草原人更容易掌握這些漢地邊緣的類似綠洲的地區。不過他們雖然可以控制，卻永遠不能使這些地區與漢地合為一體，因為典型式的中國廣大地區中彼此相聯的地方「細胞組織」，在這兒卻被距離、交通，尤其是中間乾旱的「非漢族」地區所破壞，使其不能把綠洲類的「細胞」本身團結起來，或與漢地結成一體。因此，在甘肅和寧夏，今天在表面上雖被中國文化同化，但其內部還多少保留著一些地域、社會及政治分離主義的強烈特徵。
這些區域可以控制、同化，而不能完全結為一體的事實，使中華帝國的這一翼不能完全穩定。這就引起許多時斷時續地在此翼的更遠地方建立可靠的據點的努力。為了應付這一翼所遭受的草原人的威脅，漢族自己進行了深入草原側翼的試驗，這就是他們進入新疆塔克拉瑪干及準噶爾盆地的原因。經過若干世紀交替的政治統治，這兩個區域呈現的差異是，塔克拉瑪干邊緣綠洲的精耕農業特性，造成其傾向於中國社會及文化的特徵，綠洲間的沙漠上缺乏連續不斷的牧場，妨礙了遊牧人的移動。而在槽狀準噶爾盆地的南緣及北緣，河流與河流、綠洲與綠洲之間完全是一片不斷的牧場，在這兒，草原人可以徑直進入綠洲，因此控制這個區域，而漢族則被阻隔於由甘肅西北部到天山(分隔塔克拉瑪乾和準噶爾盆地的山脈)東麓的沙漠以外。
因此，漢族在中亞的歷史是一個帝國的征服史，漢族在這裡不是發展，不像他們在長江及其南部那樣將一個完整區域合併到更大的整體區域中，而是從遠處征服控制。而且，他們也和草原上來的帝國競爭。由於這一歷史特點，漢族在中亞的記載是不連貫的。事實上，他們對這個地區有效統治的時間在2000年中只有425年，可分作若干個時期。現今中國在新疆的統治是第五個重要時期。[203]
了解了綠洲本身的政治獨立性，以及漢族與草原遊牧民族對綠洲的不連貫的統治，了解了綠洲孤立的特殊性以及與中國和草原的交通的可能性，就不難描繪這個中亞世界的一般歷史狀態。它是獨立的，卻不是完全孤立的。
塔克拉瑪乾的許多綠洲雖然都很相似，卻仍然彼此分離。從綠洲沿河谷回溯，它所連接的河谷曾通過一道貧瘠的沙梁，再後面是高山。在一個較短的距離中，它通過許多不同的地區，含有不同的資源，卻沒有可以威脅綠洲居民的大股人群。從山上可以取得木材，只是因為運輸的困難而不可能大量或大塊地獲取。金屬(在崑崙山，是玉)可以從山中開採，還可以獵取野獸的毛皮，也有相當規模的牲畜貿易，這使一些綠洲中發達農業所不能供給的必需品和奢侈品，都可以從近處的山中取得。綠洲間沒有任何貿易的需要。因為這個原因，這些綠洲居民在種族、語言、文化上雖是一體，彼此卻完全漠不相關。綠洲土地之小也阻礙了其政治發展。某個綠洲中所產生的剩餘人口、糧食、器具及財富使它偶爾可以攻擊並占領一二個其他的綠洲，但沒有任何機制可以把它們結合起來，也不能混合組成一個新的較大的國家。所以它仍然會分裂，恢復其原有的狀態。事實上，對綠洲的有效的貿易和有效的征服，只能來自綠洲以外，如中國或草原的勢力。
行商路線與貿易
這許多綠洲終於由一道環繞塔克拉瑪干邊緣的大路體系連接起來，它像一條線，綠洲像是珠子。在歷史上，第一條道路叫作「絲綢之路」，它從甘肅西部到羅布泊，然後又沿崑崙山麓到和闐、莎車、疏勒。後來漢族又打開了穿過塔克拉瑪干北部綠洲的交通。[204]其有兩條幹線，每一條又各有變遷。東路從甘肅西部到哈密，它避開了塔克拉瑪乾的沙漠，卻不免受草原方面的襲擊。西路從甘肅的敦煌朝羅布泊西行不遠，再轉而穿越塔克拉瑪干到吐魯番諸綠洲。這條路經過極為艱苦的沙漠，卻可避免草原民族的襲擊。控制塔克拉瑪干北緣的大道，是若干世紀以來中國對分布於塔克拉瑪干南北的新疆綠洲所取政策的戰略要點。毫無疑問，這條路的重要性之所以超過早時的「絲綢之路」，是出於這個戰略，而不一定是想像中的氣候變化(逐漸乾旱)的結果。
塔克拉瑪干北緣由東到西的主要交通線穿過整個天山南麓，從哈密直到喀什，中國稱之為天山南路。它在喀什與絲綢之路會合，完成圍繞塔克拉瑪干沙漠的環形。從喀什有一條山路穿越群山，到今天俄屬土耳其斯坦的費爾干納、浩罕和撒馬爾罕的綠洲地區，然後又有路通到波斯及整個近東。這條路的重要性是可以使商隊從近東直達中國，從一個綠洲到另一個綠洲，不經過草原，也就不受草原民族的要挾和干擾。[205]
一般認為，中國維持西部交通孔道的政策，是由於其對遠方貿易的需要，特別是絲綢的輸出，認為這種體積小、重量輕而價值高昂的貨物，可以有利地換取中國所沒有的奢侈物品。我認為不然。[206]在我看來，中國初次向西部的發展是因為黃河中游地區的人口爆滿，於是很自然地要擴展到寧夏及甘肅的半綠洲地區。但在這個地區，地理條件使漢人不能像在老家那樣做到中國化，因此也無法避免政治上的混亂和阻止其投向草原遊牧勢力的趨勢。所以在可能的情況下，就必須進占更遠的據點以攻防草原的側翼。
貿易只是這種政策的結果而非原因，當然貿易的發展可以成為繼續這種政策的次要手段。因此，我認為貿易起源於漢族各種活動的調整，以求適應一個在若干方面與中國相似，在若干方面卻又不同的環境。中國維持這個政策所付的代價很大，推行這個政策的經費不能以徵收當地田賦——中國內地主要的財源——的辦法來獲取，運輸糧食回中國的費用也太高。租糧固然可以供給當地守軍，但中國不可能把綠洲盡行征服以供剝削，叛變太容易了。統治綠洲的方法必須是設法使之傾向於中國而不致傾向於草原。
對中國和綠洲兩方同時有利的貿易是自行發展的，但也是這種政策的結果。不過，多數綠洲的產品是完全相同的，儘管有些地方產金，有些地方出玉，但對必需品貿易的需求卻很少。長期貿易主要是奢侈品的交換，絲(後來又有茶和瓷器)是中國的輸出品。金、玉、良馬，喀什以西的五金、葡萄乾一類的珍味，奴隸、歌女、樂工等都輸入中國。
這種貿易與綠洲的居民沒有什麼關係，這是他們的統治者的事。但它卻適合於中國的政策，因為它有利於綠洲統治者與中國的政治聯繫。這也可以部分地解釋為什麼物品交換(常常被稱作貿易)多半由向中國宮廷進貢，又將賞賜從天朝帶回「忠實藩屬」的使臣經手。這種形式部分地掩蔽了貿易的真相，但我們卻不能懷疑其一部分結果是某些個人由此而積累起很大的財富。
在天山南路的東段有幾條山路從哈密到巴里坤湖和從吐魯番到烏魯木齊。這兒，沿著準噶爾盆地的南緣，從東部的巴庫爾經古城子、烏魯木齊、瑪納斯到烏蘇，叫作天山北路。在烏蘇又分作兩條路，一條向西北到塔城，這是從準噶爾盆地到俄屬土耳其斯坦的哈薩克草原的通道;另一條則向西至伊犁谷地，也可以通到哈薩克草原。
北路綠洲的結構和南路一樣，所不同的是北路綠洲對草原是開放的，草原征服者可以沿著北路綠洲移動，其歷史因此比塔克拉瑪干綠洲要多災多難。[207]大量的人口更換時有發生，綠洲中畜牧和農耕也交替發展。和這種情況相反的南路綠洲則各自形成一個「口袋」，其農耕與人口都相當穩定。在中國強盛的時候，漢族的統治從一個綠洲發展到另一個。而在草原民族強盛時，他們可以席捲北路的綠洲，卻只能越過山來一個一個地攻擊南路的綠洲。這兩種控制方法對各個綠洲統治者的影響要比對一般民眾的影響大。
宗教對社會與政治的影響
建立於新疆南北地理結構中的政治機構，大略如此。不過我們還得討論一個綠洲歷史的特殊問題——宗教的重要性。
在公元前最後的兩個世紀漢族勢力第一次大規模地在新疆活動後，佛教於公元1世紀在塔克拉瑪干綠洲中占了優勢。許多名著討論過佛教自印度經克什米爾和拉達克傳入中亞的經過、它向中國的進一步傳播、它的歷史和文化影響、它所介紹的文字和經典、它所受的希臘影響——特別在雕刻這一方面，從鞬陀羅到新疆，一直東向以至到5世紀北魏(一個草原遊牧民族的帝國)時代所建的雲岡石窟、佛教經典的翻譯以及從漢到唐到10世紀之初方告結束的中國僧侶經中亞到印度求經的閱歷。[208]
但是，在中亞佛教於社會與政治上的重要性卻沒有得到同樣的注意。簡單來說，我認為佛教在新疆的建立迅速而穩固，因為它給綠洲社會以其自己不能產生的東西，一種他們在政治統一上所不能表現的經濟及社會的統一。寺院使這些政治上分裂的綠洲有了共同財產權。同時，寺院的權利與威望也不會威脅綠洲王公，因為寺院的活動雖然可以補政治統一之不足，卻沒有造成一個新的政治勢力來代替並威脅王公。相反，寺院的高級僧侶形成了一個聯繫各綠洲王室的索帶。
佛教在新疆的作用，可以從它在中國的失敗對比來看。在中國，它曾經幾次占據了極重要的地位，結果還是沒落下去，成為沒有政治作用的宗教。我想，這是由於綠洲的小規模的社會不允許在世襲統治者與真正權力之間產生一個官僚階級。而在中國，權力多是正式地由一職業的官僚階級掌握和執行。這個階級也是地主階級，他們在全國執行各處地主們所贊同的政策(當然，這裡面也有地方利益和國家利益，個人利益和民族利益的交替)。
在中國社會組織中，並不缺少什麼而需要佛教來補充。相反，它的集體的、非個人的、土地占有權的利益，與士大夫階級的利益相衝突，它擁有的深奧知識也足以和嚴謹的中國學術與中國文書相對抗。士大夫的官僚階級不但有他們自己的階級利益，而且還有一個很完備的職業規則——儒學。所以在佛教勢力發展到令士大夫階級感到相當危險的階段時——例如唐玄宗( 712—756)及唐武宗( 841—847)兩朝——它就大受攻擊。[209]這種攻擊也許是在推崇道教或其他方式的掩蔽下動手，不過它們要得到士大夫階級的支持才會發生效力。還要注意的是，當其勢力發展到最高或沒落到最低時，中國佛教總是與皇帝本人及其政策有十分密切的關係，使這個問題不限於寺院本身，而涉及到統治者到底是皇帝還是官僚階級的問題。
其後，公元7、8、9世紀(唐代)在新疆活躍的摩尼教、景教、回教和波斯拜火教的重要性，可以證實我的看法。除回教以外，這些宗教都傳入中國，卻沒有能普遍發展。景教對蒙古草原民族有相當影響，一直存在到14世紀。但我們不能說它完全成為一個真正的草原宗教，因為它只與王公們發生關係。王公們雖然統治著草原遊牧的牧人，其生活卻是半城市化的。
這些宗教都局限於近東與中亞之間的綠洲或類似綠洲的地區。由於產生於城鎮人的多種文化，周圍雖有田地卻被沙漠或草原與其他的類似社會所隔絕，它們可以滿足並加強那些共同的利益、共同的生活方式以及各個集團居民的觀念。這些宗教在新疆興旺發展的時期，信教的多半是住在那裡的外國商人，他們住在沿著主要商路——那時是從甘肅西部到吐魯番，從吐魯番越過天山，再沿著北路的草原綠洲往西——的主要商業城市中的聚集區中，這種商人也可以在沿吐魯番至喀什道上的沙漠綠洲中見到。這條路是一條輔助交通線。他們聚集的居住區——那些社區比個人更穩定——足以令人回想起19世紀中國的條約口岸來，吐魯番是陸路到中國來的上海，西安就是當時的漢口，是外國勢力在中國的前哨。所不同的是這些外國人還不是政治兼經濟侵略的代表，他們只是中間人，在土耳其斯坦的綠洲城市中，他們不表達什麼，也不改變什麼，只是在原有的東西中加上一點點。因此，他們帶來的宗教只是把東西交通線上與自己有關的團體聯繫起來，而不與佛教及已有的當地政治形態爭衡。
新疆的回教
到了10世紀，俄屬土耳其斯坦的突厥人給新疆的回教(伊斯蘭教)以新的政治地位。他們遷徙到撒馬爾罕、浩罕、費爾干納地區的綠洲，並掌握了那裡。然後，他們又遷移到塔克拉瑪乾的綠洲地區。這就像蒙古和準噶爾盆地的草原民族有時掌握天山北路的綠洲，然後又翻山進入吐魯番、焉耆、庫車一樣。[210]但是在14世紀蒙元帝國滅亡之前，回教還不能代替佛教及其他宗教，察合台部下的蒙古民族統治東、西兩土耳其斯坦而以西土耳其斯坦為政治中心。此期間已經使用突厥文字，並信仰回教，其社會重心也自草原移到了綠洲。蒙元帝國之衰微與滅亡，以及草原民族政治勢力之衰微，使回教能乘機掌握綠洲地帶。
回教，如同猶太教、基督教、景教以及摩尼教一樣，發源於一個企圖調和遊牧與綠洲社會的文化，要建立一個城市、帳幕、田地間，以及商人、農民、牧人間的共同觀念。在文化與歷史上，回教與其他宗教相近，但它比其他宗教興起的時間要晚。而在對與其有關的各宗教中，它也具有改革運動的作用。稱回教(伊斯蘭教)徒為北非、近東與中亞的新教徒，並不是太過分的事。
這種改革的推動使回教在西域得勢時，其政治性比佛教還要濃厚。它重新改造綠洲的宗教、政治和社會，用武力強迫佛教徒改變其信仰，並改革落伍的近東支派。雖然回教不能把所有分散各地的綠洲聯合起來，建立一個新的政治機構，但它造就一個所有西域各民族所共有的觀念，類似為一個民族的感覺，突厥文因此占得重要地位。回教還推進到寧夏和甘肅的半綠洲地區。在那裡，他們建立了強有力的侵入者及信徒的殖民地，利用當地的地理環境，發展成一個半少數民族，一個自處於漢族之外，不願受人統治，漢族也未能完全同化或征服的「少數民族」。
中亞的滿族與回族
與回教在西域最後的一次征服同時，漢族沿長城邊疆的勢力卻在明朝期間( 1368—1644)整個地退縮。直到清朝平定新疆，中國沒有在中亞從事於帝國政治的活動。當漢族進入西域時，他們只是企圖攻擊草原的側翼，打破西蒙古準噶爾或厄魯特的聯盟。[211]因此，他們很像是臣服於蒙古民族的回教統治者的盟友(特別是在哈密和吐魯番一帶的綠洲)。後來，清朝的統治變成了回民最畏懼的權力。回民在他們聚居的西北地區，於明朝時曾凌駕於漢族之上，到了清朝，他們的地位卻受到威脅，因此「回亂」震動了整個19世紀——1818年、1826年、1834年、1855年(在雲南)、1862—1877年(在甘肅和新疆)、1895年(在甘肅)。
在最大的一次戰爭中，即1862—1877年，造成了新疆的現代轉變。這一次戰爭部分地與1855年開始的雲南「回亂」同時進行，但是西北和西南的回民的動作並不一致，因為二者間的交通很少。[212]由於幾乎與長江流域非回民的太平天國之亂——一個1851—1865年的農民暴動戰爭——相同時，所以這個甘肅與新疆西北回民的戰爭可以說是19世紀後半期一連串以推翻滿清為目標的離心運動之一。這時候在中國的西方列強的政策是支持清朝，支持清朝作為中國人民的主宰和列強的爪牙。這個政策一直持續到1911年。
甘肅的回民在血統、語言和文化上是中國人。另外也有少數群體用突厥文，並保有其中亞的血統，[213]他們居住在一些分散的、有較好灌溉農業的類似綠洲的地區中，擁有土地，並且在人口上占優勢。而在其他一些相同的地區中，漢人擁有土地並占有優勢，占少數的回民則從事貿易。就整個甘肅來說，人口是漢人占優勢，約占總人口的三分之二。[214]但是，回教及其社會組織是綠洲生活機制的發展，他們有較大的聯繫性，比起從中國廣衍的農耕地區中搬來而不習慣綠洲孤立環境的漢人要強得多。因此，我們放下特殊的爭論不談，甘肅「回亂」可以說是一種利用中國中央政治力量的衰弱，以回民較高的統一性及實施能力來壓倒甘肅境內組織鬆懈的漢人的企圖。
新疆不但因甘肅的叛亂與中國暫時隔絕，而且它也是發生叛亂的地方，其中有一次叛亂是回民所造成的。回民的人口在新疆北部綠洲占多數，特別是在從烏魯木齊到瑪納斯和烏蘇地區。這些回民是14和15世紀移民甘肅及陝西、寧夏之一部分的講突厥語的回民的後裔，和大多數甘肅回民一樣，他們之中以晚時歸依的信徒人數為多(收信徒的方式主要是收養小孩) ，結果他們的語言乃改變為漢語，而且其文化特徵和體態也都漢化了。在17、18世紀與準噶爾部戰爭之末，有若干隊的甘肅回民被清朝移民到新疆北部去開墾綠洲，並恢復建立了在綠洲上的固定政府，行使對草原民族的主權。[215]回民的「叛亂」是與甘肅的「回亂」相類似的。
塔克拉瑪乾的綠洲是這一系列戰爭的第三個主要區域。在這裡， 14世紀回民軍事和宗教的優勢留下了家庭政治的傳統，仍保持著新疆與西土耳其斯坦或俄屬土耳其斯坦的綠洲的聯繫。屬於察合台一支的成吉思汗後裔各王公們——這時已經是穆斯林而與一般蒙古人大不相同了——在權力上已不如和卓部。[216]這一個宗教部落是16世紀布哈拉一個教長所創立的，其活動包括政治及宗教兩個方面。這種現象是適合於回教發展要求的，它要在分散的綠洲世界中，以宗教力量來完成純粹政治辦法所難於達到的政治統一。
18世紀清朝解決準噶爾蒙古問題之後，就設立了一個殖民地行政機構來統治新疆。天山南路的主要綠洲，一部分由和卓家族的後裔統治，一部分由其他投降清朝的貴族統治。這些分散的綠洲的政事，由居住當地的中央官吏協管。[217]但是，整個統治者與屬臣的問題卻沒有完全安排妥當，因為清朝沒有繼續征服西土耳其斯坦的綠洲。在西部綠洲獨立的和卓部不時地企圖在新疆，特別是在喀什，重建他們的勢力。其中的一個原因是，喀什的哈薩拉阿帕的家廟是一個重要布施收入來源。[218]
當清朝的統治力量被回民叛亂所暫時切斷時，這種企圖又見活躍。但是，在這個叛亂中，和卓部首腦又被阿古柏伯克(Yakub Beg)——一個軍事冒險家及從前的舞伎所篡奪。阿古柏伯克在喀什以純粹綠洲回教的方式，自立為宗教及政府的首長，控制了莎車與和闐，並沿天山南路向東發展。[219]
在這個時期，回教的團結力與優越性使它在寧夏和陝西的一部、甘肅的大部以及整個新疆的綠洲環境中，在社會和政治方面超越了漢族。但在此之後，回教在西北及中國中亞的成功卻迅速地崩潰了。綠洲回教徒在面對異教徒時達到了其最大的團結，其後各種經濟及地方利益開始表現出來。甘肅回民對漢族的政治勝利卻不能使他們在對外貿易上脫離對漢族的依賴。不同的政教家庭，以回教各宗派的名義，開始爭奪回民內部的領導權及對外的回、漢關係控制權。新疆北路的回民無法向南路的綠洲移動，阿古柏伯克爭奪領導權的企圖造成了比反抗清朝統治所進行的爭鬥還要激烈的戰爭。準噶爾草原、天山及帕米爾高原上講突厥語的遊牧回民，則在進攻綠洲或完全迴避綠洲的兩個方向上猶豫不決。[220]
在此期間，清朝依靠直接或間接的外國援助，平定了太平天國運動。現在他們可以派遣大批中國軍隊，包括一部分受過西式訓練並挾有新式武器的軍隊，開赴西部。這些軍隊由著名將領左宗棠指揮。[221]一般人認為，這支軍隊由甘肅一直勝利進軍到新疆。事實上，在戰爭的初期，左宗棠也被回民打敗過，[222]此後他倍加小心，重新恢復了主動。甘肅的平定，全賴承認在回民聚居中心一些擁有實權的回人家族的地位。中國人可以向朝廷報捷，但是對回民施政和收稅，卻必須通過沒有正式爵位但擁有實權的回教領袖。這種辦法一直是甘肅回、漢合作的辦法。
進到新疆以後，清朝軍隊又改變了政策。最重要的一點是阻止北路講漢語的回民與南路講突厥語的綠洲的聯合。辦法是以回民為叛逆，而與講突厥語的被外來野心家阿古柏伯克所脅迫的回民妥協。這也很容易，因為和卓部還有人在某些綠洲中，他們懼怕阿古柏伯克比懼怕清朝統治還甚。這個政策的結果是，南路綠洲望風而降，阿古柏伯克從者星散，其本人自殺或是被人毒死。[223]與此同時，北路的回民因為曾經虐待蒙古民族，使草原民族對之懷有敵意，[224]北路綠洲常被攻擊，被殺的人很多。
中國軍隊恢復了清朝在新疆的統治，外表上與從前一樣，而實際上卻是一些漢人官僚家族執掌大權。在中央政府權力衰弱時，他們成為事實上的世襲的軍事及政治首領。[225]
新疆的政治及經濟狀況( 1911—1928)
這樣，現代新疆建立了。在1911年的革命中，它沒有什麼變化，而實權很快被一位有內戰經驗的官員獲取。直到1928年被刺身亡，他一直用民國的旗號，為自己統治這一省。
在這個時期，包括準噶爾盆地的新疆，與長城邊疆的東北及蒙古兩部分大不相同。中國軍閥「亞帝國主義」利用新的鐵路網超越了古代的「漢邊」，能夠深入內蒙古及東北，但這種「亞帝國主義」在鐵路經濟勢力不能到達的新疆，卻不能活動。在新疆，外國帝國主義的直接壓迫也不如在中國內地。在新疆的帝國主義者之間的相互鬥爭，只限於英、俄兩國，他們的主要目的是偵察他們在俄屬土耳其斯坦及印度的邊界是否有被對方攻擊的危險。[226]當探險證明了在帕米爾和西藏都沒有易於入侵的道路時，他們也就不再留意新疆的問題了。
漢人則繼續用他們的舊方法統治下去，他們自信是征服者，可以鎮壓一切內部的叛亂。但事實上，他們不論是經濟、政治或軍事，並沒有實際的力量，只是因為不太令人反感所以被接受。他們將綠洲與草原、山地與平原、城市居民與農民和部落居民、回教徒與異教徒分而治之，並監視當地所有的貿易活動。
從1916年袁世凱之死到1928年大革命建立民國政府的內戰期間，漢人在新疆的征服者形象對統治者和人民都很重要。但「征服者」的軍備極差，某些軍隊也沒有受過近代訓練。他們不可能向俄國或英國索取軍備卻不給他們進入並控制新疆的機會。軍備不可能從內地獲得，因為在路上會被沿途的軍閥截留。這樣，其唯一的統治方法只是儘可能地以保守的態度維護各被統治民族中重要人員的利益，維持各經濟區域及民族間的平衡。
缺乏強制性的輸入與輸出貿易也有助於這個平衡的維持。與中國內地距離之遠以及交通之困難，[227]使奢侈品貿易成為唯一有利可圖的貿易，也促成了漢官與漢商間的特殊聯繫。在新疆必須推進傳統式的繁榮，以免對漢族的統治產生怨言，這種怨氣是漢族官員所不能以實力去壓制的。因此，必須讓綠洲中的要人積累土地，讓草原上的要人積累牲畜，而糧食、衣著和其他的日用品又不能太貴，漢族官吏亦不能徑直去「榨取」百姓。[228]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在傳統中國，個人財富增加的辦法是通過政治腐敗——士大夫統治的必然結果。士大夫統治的基礎不是軍事的，也不是經濟的，而是儒學道德標準。這個標準在事實上的表現是幾個模範官員兩袖清風地退職，而大多數人卻是宦囊飽滿地退休。因為他們直接以行政官員和地主的地位剝削人民，所以對於獨立貿易獲取利益，而把一部分本屬他們的財富拿走的事情，頗感不滿。因此，其趨勢是對任何超出地方控制的商業活動，加重稅收。
在新疆和在蒙古及其他邊疆一樣，直接對非漢族的民眾收稅，將使他們集怨於漢族政治的代表人物，這是一件危險的事。因此官吏自己放開手而讓商人去剝削民眾，他們並不剝削商人，卻與他們合夥，就像蒙古王公活佛與突厥伯克和巴伊(財主)們一樣。在新疆之所以不同，是因為對外的奢侈品貿易和對內的必需品貿易不能以所需要的貨幣支給利潤。在中國的軍閥式「亞帝國主義」時代，中國人所有的財富大量地集中於條約口岸，存在外國銀行里，受外國的保護。在條約口岸的租界和外國人管理的地區以及香港、大連等地，也有反常的中國土地投資，而造成膨脹的虛構價值。從內地搜掠而來的財富都集中在外國旗幟之下，內地紙幣的價值乃見低落。在新疆也有這種情形，雖有好幾種紙幣在流通，[229]而大家都沒有儲備金，其價值完全是虛構的。但是，因為距離太遠和缺乏銀行，新疆的錢很難匯到沿海來，所以官吏們唯一的聚財方法就是和商人合夥。商人又和各族的富人合夥。外來移民需要把他們的利潤留在本地，官吏與合夥的商人把他們的利潤投資於本地土產(特別是羊毛和棉花，這是這種貨物維持輕稅和低價的一個原因，也讓他們出得起商隊的運費)。當這些貨物用商隊運到中國內地鐵路的起點，再轉到條約口岸售出後，貨款就可以存在一個安全的地方。
如果不是生產能力的增加，這種剝削的結果一定是完全耗竭這個地區，儘管消耗過程是逐漸的。但是因為沒有戰爭和大股土匪，也沒有荒年——利用高山融雪灌溉的水量，在夏天是不缺乏的——人口就可以一直增加。就亞洲的情況而言，人口增加就是生產力的增加，因為由此可以多徵集勞力從事挖渠工作，從而增加耕地的面積。
但是漢族在新疆的統治逐漸發生了動搖，要解釋這個矛盾，我們需要詳細說明。中國和綠洲社會自身的技術發展，都有一個自行的限制。如果以技術能力為常數，它有一個最高點，到了那一點之後，每個綠洲的灌溉工作就不能再增加。土地平坦使淤積增加，還有鹽鹼的積累，這在沙漠氣候下是必然的。在這種情況下，一大部分邊緣土地就需要長期休耕(淤泥和鹽鹼，以及洪水衝擊被戰爭毀壞的渠道而造成的損失，是許多綠洲被放棄或沙掩的原因。而一般認為這種變化是氣候變遷的結果[230])。
綠洲繁榮到頂點時，就完成了草原與綠洲相互關係歷史循環的一個階段。在這個時期，綠洲居民不得不開始侵入草原。在草原上，有一些他們獲得的土地——如果他們有力量能夠從遊牧民手中拿到的話——是過渡性的，可以耕種幾年，直到肥沃性完全消耗為止。有些土地則在雨量充足時才可以耕種。另有一些土地是可以永遠耕種的，只要改變耕作的方式，如前面討論蒙古農業時所說的，用粗耕或耕牧並重的方式。結果，發生了一個脫離綠洲社會結構的趨勢。
近年來新疆就發生了這種變化。講突厥語的農民大量地向天山北路遷徙，[231]有一些人在天山北路綠洲中得到土地而從事農業，這些綠洲地區因為回民在叛亂後被大量殘殺而人口減少，可以容納移民。有些人卻徑直遷徙到遊牧民族最適合耕種的牧場上去，這就立刻發生了經濟影響，並引起政治上的緊張。在這種地區，可耕種的牧場是遊牧民族極重要的冬季牧場。由於氣候酷寒的關係，好的冬季牧場比好的夏季牧場要難得的多。[232]
中國邊疆發展的高潮
在新疆和在其他邊疆一樣， 1929年是中國「亞帝國主義」的高潮。[233]那一年，中央政府對半獨立的長城諸省的統治力最大。移民運動在內蒙古及其以西和東北的蒙古平原極力推行。中國鐵路的發展，特別是在東北的發展，[234]抵抗著外國控制的鐵路的滲透，這就像是用一片火來抵抗森林火災之蔓延一樣。這些主要政策是國民黨制定的。1927年與共產黨決裂之後，國民黨放棄了孫中山的一些重要原則。這個新政策的實質，就是我所謂的「亞帝國主義」，[235]是指他們放棄了1925—1927年大革命時期提出的推翻一切形式的帝國主義的目標。一個新的目標是，在新型(西方式的)實業家與銀行家和舊地主的聯盟下，在外國勢力全面控制中國之前，搶先把整個內地及邊疆都統一起來，而由組織嚴密的中國團體來領導並統治。在邊疆方面，這就意味著對一切邊疆民族加以統治，以在邊疆的發展來補償沿海地區喪失給外國帝國主義的權益。
1929年，這個政策在東北北部的冒險失敗了。它企圖使已經放棄舊日帝俄時代所得的一部分政治權益的蘇聯，無代價地放棄其中國東部鐵路的經濟利益。這個企圖被蘇聯以武力打破。其結果證明，當某一個國家對中國使用武力時，諸列強不會再加干涉。蘇聯在打破這個企圖後就撤兵了，並沒有提出什麼特殊難堪的帝國主義條件。但是，在國際上，這個中蘇問題的解決辦法卻沒有被重視。反之，日本卻把蘇聯1929—1930年的自衛改造成其1931年的公開侵略，並強占東北。
上述事變很重要，因為日本的侵略具有深遠影響。其後幾年，經過國內的幾番艱苦鬥爭，證明國民黨的亞帝國主義或國內帝國主義政策不能確保中國免受真正的帝國主義的侵略，這個政策乃被修正而且終於被放棄。[236]中國反抗外來侵略的「統一戰線」使中國內地與邊疆的關係出現新轉機，並造成了漢人與少數民族如蒙古族、回族等的共同防衛聯盟，這樣就又回到了孫中山最重要的原則上來了。[237]
這種轉變的過程可以在新疆看出來。新疆與內地的距離以及在他們與中央政府之間的獨立及半獨立軍閥的存在，使新疆的少數漢族人自外於中國的政治和內戰。這就像是在印度的少數英國人在與英國斷絕交通後企圖繼續其對印度的帝國主義統治一樣。[238]
國民黨沒有能夠直接統治這個省，但它所代表的思想卻傳播到新疆的漢族統治階級。在這個時期，漢人統治下的各民族間原有的和諧，逐漸轉變為緊張和敵視。這是長時間的和平與穩定的怪誕結果。在這個長時期內，一些人從南路移到北路，農業伸進了草原，土地所有權集中到綠洲內城鎮的富翁之手，這些變化改變了各區域和民族間的經濟及政治平衡。這種敵視狀態之深刻，使統治者不能再如舊日那樣，依賴於沒有訓練、武器不良的易地招募的軍隊，用一個地區統治另一個地區，一個民族壓制另一個民族的方法。[239]它需要顯示一支有力的中國武力，為此，當局開始購買軍火。
這一詳細的情形沒有公開，大概是怕蘇聯的經濟控制，[240]並利用英國擔心「蘇聯教唆暴動」的弱點，而向在印度的英國人購買軍火。[241]這種軍事示威的結果卻是一個大失敗，因為一下就暴露了其實力的空虛。
在長時期的漢族穩定(或貌似穩定)的統治下，蒙古王公、哈薩克和吉爾吉斯酋長、講突厥語的和卓以及其他貴族的特權和俸祿都逐漸減少，當然他們仍可以與漢族商人和官吏勾結著弄錢。在天山南路諸綠洲中，還有一個「土邦」留存下來，那就是哈密。1925年左右，哈密王死，於是決定取消「土邦」制度，代之以中國的直接統治。這個決定的真正原因是要增加賦稅收入，以支持漢族統治所需的軍火。官方稱在中華民國以內，世襲王公制度應該逐漸取消。對哈密人也立有保證，說在民國統治下稅率不會增加。但是土地清丈以後，人們很清楚地知道稅率雖未增加，可丈量的單位卻減小了，實際上稅收是增加了，於是叛亂乃起。[242]
在第一次接火中，中國的「新武力」就崩潰了。軍隊潰敗，槍械則被叛軍收繳。叛亂的危險散布到各地。地方軍隊中最精銳的蒙古軍不肯與回教徒作戰，因為他們最能幹的領袖人物被漢人刺殺——漢人懼怕他的政治力量。[243]同時，甘肅和寧夏也發生了一場回教徒的戰爭——部分是兩個回教領袖之爭，部分是回漢之爭。甘肅的一個領袖馬仲英攻入哈密綠洲。絕望的新疆當局徵用白俄——他們大多是俄國革命戰爭後逃到新疆來的。但是這些窮了多年的白俄一經武裝，就立刻開始尋求自己的利益。後來，一支中國軍隊進入新疆，這支軍隊曾被日本人於1931、1932年逼出東北，退到蘇聯，先被扣留在西伯利亞，然後又遣送回新疆。[244]這時，另一個因素開始發生作用。
蘇聯近期的影響
關於此後的事情，詳細的資料很少而且並不可靠。但我們必須討論長城以外與中國邊疆廣泛接壤的蘇聯。雖然缺乏新疆的詳細資料，但這卻是研究這個問題的最好起點。在東北邊界上，蘇聯防備著日本侵略的威脅，外蒙古也被逼與蘇聯緊密聯合。逼迫外蒙古的原因，首先是一個由日本支持的中國軍閥的伐蒙企圖，[245]另外，外蒙古又必須擺脫以外蒙古為反蘇根據地的白俄。後來，日本侵略的危機使外蒙古喀爾喀部更傾向於蘇聯。但是在新疆，蘇聯並沒有「推行政策」的必要。這裡，我們需要研究蘇聯在新疆影響的特點，一方面可以判斷它在中國歷史的舊形態上施加了些什麼影響，一方面也可以判斷蘇聯是否自遙遠的內陸侵入中國，以對抗日本在沿海的侵略。換句話說，蘇聯是否如日本在東北那樣有一個控制中國外邊疆歷史的政策。
蘇聯自稱其經濟體制無須再進行出口市場的競爭，因此就不用在他的邊界之外施加政治影響。但是，蘇聯在自己境內所做的事卻大大改變了新疆的經濟地位。從1917年到1930年，中國的內戰和各省間相互徵收的苛捐雜稅，使內地經內蒙古至新疆沿路的貿易日漸衰落。外蒙古的獨立及否認其對漢商的債務，又關閉了穿過蒙古的商路。新疆對印度的貿易也無法增加，因為越過崑崙山、喀喇崑崙山和喜馬拉雅山的運輸極為困難。[246]
由於土西鐵路的完成，五年計劃整個地改變了進出新疆的運輸問題。這一省最富足的地區是西部及西北部，從哈密經內蒙古到鐵路起點的包頭，最短的商路為1200英里，如果一切順利，約需90天，汽車平均至少是12天，但是沒有固定的班期，價格也貴到只能經營客運和奢侈品運輸。但是，從塔城或伊寧到土西鐵路還不到200英里，而且公路良好，可以用低價運送大量貨物。就連從喀什越過山地，商隊也只要12天就能到蘇聯鐵路線上。而從喀什到中國鐵路線最少有2500英里。
對外貿易是新疆的官吏和商人所必需的，在對中國內地的貿易日漸衰落、對印度的貿易不能增加的情況下，新疆就和外蒙古一樣，不可避免地在經濟上成為蘇聯的一省。[247]
在外蒙古，蘇聯的政策無疑是利用權力來解決蒙古族全體人民的利益。外蒙古內部的政治變革和社會結構變革推翻了作為統治階級的王公和喇嘛，由蘇聯援助的經濟變革更確定了這種政治變革。結果，在「蒙古人民共和國」統治下的喀爾喀蒙古獲得其前所未有過的具有廣泛代表性的政府，全國民眾也享有了較高的生活水平。[248]
新疆的情形大體也是一樣，雖然比較混亂一些，因為這兒有多種形態的經濟，多種語言、宗教和種族團體。當新疆因其內部的情況而發生政治動盪時，情形大體如下。
蘇聯沒有關閉邊界而坐視中國境內各部的自相殘殺。但是，新疆卻不再存在一個唯一的當局機構可以和蘇聯辦理交涉。就連漢族統治階級也分作了幾派。各族之間也分為若干派別。有的派別中包括統治者和被統治者，[249]籲請蘇聯保護他們的利益，並實行干涉以「恢復秩序」。蘇聯以自己的方式來回答他們的籲請，確實來協助恢復秩序。蘇聯考慮的是自己的利益，不希望邊界有戰事。
但是蘇聯所要的秩序並不是單純地把來自甘肅的軍隊擊敗，撲滅各種叛亂，恢復原有的仍然會產生動亂的那種秩序。蘇聯也不願意協助甘肅來的軍隊以武力建立一個回民的統治來代替非回教徒的漢人的統治。建立積極而永久的秩序必須開闢發展及進步的餘地，消除過去逐漸形成對立最終釀成叛亂的不平等情況。如果簡單地以蘇聯的統治代替中國的統治，則叛亂的根源依然存在。
所以蘇聯的利益在於促成一種穩定的社會形式，儘量消除以武力控制其他民族、宗教、文化或經濟活動的做法，並開始建立省內各利益集團的平等的、比例合理的代表制。顯然，被援助來恢復秩序的還是漢人，因為省內已經平定，其統治者仍然是漢人。我們不知道是哪一派漢人得勢，也不知道他們的組織。但看起來是一個舊統治階級、東北軍人及過去沒有顯著參與政治活動的地方人士的大聯合。[250]
至於恢復秩序的方法，我們知道蘇聯曾供給軍火，甚至飛機。[251]而且，蘇聯軍隊曾以阿爾泰軍隊的名義開進新疆。[252]由新疆漢人招募的白俄部隊仍繼續服務，[253]而這種人不會迅速布爾什維克化的。所以這個軍事行動也是一種聯合行動，目標也不是造成一場迅速而且深刻的革命。[254]
秩序恢復之後，蘇聯軍隊立即撤退。蘇聯軍隊沒有留在新疆來一個日本式的征服，這裡面有其他的意義。以中國人為主體的聯合，在恢復秩序上不能完全靠武力。已經恢復的秩序也只能用清除嚴重不平之事的辦法來維持，否則叛亂又會發生。
這樣造成的改革之一是各民族間較大的平等。[255]政府官員是依才能選任，而且各族的人都可以像漢人一樣地被選任。[256]為了幫助他們參與公共事務，要廣泛推動教育。[257]而過去，回族和蒙古族的教育只限於宗教，漢人也只需要訓練一些翻譯來傳達政令。[258]過去各族民眾之所以受壓迫——不僅被漢人，而且被他們自己的王公、酋長、活佛、伯克、巴依、地主等——是由於其知識的貧乏。可以想見，今後會出現一個迅速而廣泛的民主化運動。
還有，因為這些改革是進步的，受到蘇聯政策的支持，蘇聯沒有利用其勢力對新疆進行帝國主義的統治，對蘇貿易仍然在促進這種進步，其總的結果不是蘇聯強加過來的控制，而是新疆自己向蘇聯的靠攏。這就是我說過多次的「反式聯合」現象。[259]蘇聯勢力因此擴張到其邊境以外，這不是一個用力量奪取的過程，而是蘇聯政策所鼓勵的民眾行動的結果。新疆沒有在政治上或經濟上歸屬於蘇聯，但學會了如何幫助自己，他們自願地要尋求更緊密的合作。
如果這種傾向蘇聯的趨勢與外蒙古一樣地遇到漢族欲來征伐的事情，則新疆或不免公開與蘇聯聯合，其結果將與外蒙古的情況類似。但是，日本對中國的侵略阻止了這種發展。中國放棄了「亞帝國主義」的政策，中國本身也開始向蘇聯接近。蘇聯也以經新疆運送軍火的方式，援助中國保衛自己的獨立。這一條生命線因為大半寄托在回(甘肅與新疆的回族)、漢關係的融合上，中國自然不會再來壓制回民。[260]
廣義地說，這些現代的變化也可以聯繫到中國在中亞的歷史。草原的周期性崛興，間之以中國的統治及綠洲的崛興，這種模式是與草原和綠洲生活之不能協調有關係的。在草原經濟與漢族及綠洲農業經濟之間是混合與粗耕經濟。草原居民、漢族、綠洲居民都不能向這種混合經濟「進化」，因為這種混合經濟乃是立於單純經濟制度上的社會的「退化」。由於同樣的理由，各種社會形式的內在的困難也阻止了中國機械化工業的興起。然而，只有工業才能聯合這些不同的經濟形式，以建立一個更高級的社會結構。
我們可以說，漢人在中亞統治的結束代表著舊式綠洲崛興循環的完成。但是，繼之而起的並不是原來那種草原崛興的反循環，而是一個完全不同的統一現象。其規模比過去歷史上的任何循環都要大，並影響到草原、綠洲和中國內地。在這個新階段中，蘇聯勢力的侵入可以大略比之於昔日西部草原少數民族的侵入，[261]當然這只是一個大略的比較，因為蘇聯勢力之進入蒙古、新疆及中國內地不是憑武力進入，而是由受其影響的民眾所引入的。
按:在討論蒙古的一章中，我試圖儘可能利用直到最近的歷史記錄。但是在這裡，要一直寫到今日蘇聯的政策卻不可能。因為1939年戰爭形勢從亞洲擴展到歐洲後，蘇聯政策已有改變。這是很明顯的事情，不過尚不知其詳情。
1940年1月2日《紐約時報》登載了其駐華記者德登((F.Tillman Durdin)的一則消息，其中寫道:「與蘇聯在新疆的控制並進的有物質進步及政治現代化……有一個省參議會作為政府的顧問機構，各民族也派代表出席各種全省性會議。」
有一篇未署名的德語文章叫《中亞政治》( 1939年2月在維也納及北平發表) ，被《皇家中亞協會雜誌》(1939年10月號)的《俄國對新疆的控制》一文引用，其頗為不快的形容:何以「俄國跑進來運用他的陰謀和權力」。但是，它也提到日本派到新疆去的回教「先知」，並提出其中三個名字。文中對於「反帝陣線」似乎存有一些公正。德登說「反帝陣線」在新疆是占有優勢的。
同時，新疆的情況和蒙古並不完全一樣。在這兩個地方，日本的推進及威脅改變了他們的政治傾向。他們在其他情況下是不會接受和蘇聯親近的主張的。他們和蘇聯的接近，是被事實所迫，並非是蘇聯思想及宣傳引誘的結果。
蒙古與蘇聯的接近，使蘇聯的思想及政策可以在一個同類民族，同一經濟中，廣泛而均衡地發展。而在新疆，受其影響的人語言不一，宗教不同，各自有著不同的經濟制度。蘇聯思想及力量的影響自然不會平衡。中國和蘇聯都需要以多種方法，處理眾多民族。因為中蘇兩國的當前問題是要在一條遼遠而困難的路上運輸軍火，可以預料，中國的統治及蘇聯影響的滲入都必須爭取儘可能多的民族、區域及政治團體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