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 · 第五章 滿洲的農田、森林和草原
滿洲在歷史上的分裂
滿洲，也就是東北地區的南部，自從公元前3世紀起，直至20世紀，歷經各朝，都是中國的一部分。[103]在那以前，根據所發現的新石器時代遺物來看，東北地區的居民在體態上與黃河流域居民並無差異，他們的文化也與黃河流域文化有關聯，[104]它是中國歷史文化的根源之一。但是，這只限於東北地區的南部，即遼河下游及沿渤海海岸各地。它的西部平原與蒙古的聯繫要比與中國的聯繫深遠。[105]東部的山林地帶，有若干世紀是屬於現在的所謂朝鮮。[106]北部的高山及密林，直到17世紀還不能自別於西伯利亞。
因此，我們必須區分古代東北地區的歷史地理與今日東北地區的政治地理。東北有三類不同的地區:南部遼河下游的耕地、西部的草原和東部及北部的森林。每一個地區都有其特徵，但它們的天然界線卻不十分明顯。它們在邊界上是互相滲透的，因此每一地區的邊緣特徵都不如其本身明顯。長春地區是現代東北地區的中心，它不但控制東北的鐵路網，而且也是這三個在整個東北歷史中相互作用的地區的匯合點。
然而，長春或「新京」是一個近代都市，事實上，滿洲的古代都市並不在長春，而在每一個地理區域的中心。因為過去的東北地區各部，從來沒有完全互相同化過。政治中心隨著草原、森林或南部農業民族的興衰而轉移。因為這個原因，中國的歷史文獻沒有討論過整個東北地區，所記載的只是一些在不同時代，以東北的不同地區為根據地的民族和國家而已。
另外，東北地區連一個適用於所有時期的中國名字都沒有[107]，所謂「滿洲」是外來名字，中文沒有合適的翻譯，它的產生是由於19世紀的後半葉，若干國家在政治上企圖侵略中國，首次將東北地區看做一個完整區域而以滿洲稱之。在東北地區修築了一些鐵路，起初由外國公司投資，其後由中國自行建設。由於這些鐵路，東北被結成一個新的統一體。鐵路在東北地區發生影響之早、之深，要甚於在中國內地。它們把各個地區及居民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聯繫起來。在這種變化中，產生了新的東北政治觀念。所謂「滿洲國」，不用說比「滿洲」更為牽強。它是兩個中國字的結合，意思是「滿洲人的國」。但是這既不是中國人用的名詞，也不是從滿族所用的名詞翻譯出來的，它完全是侵略者所用的侮辱性名詞，是想迴避一個不可掩蓋的事實。「滿洲」原來是一個地理名詞，「滿洲國」則是一個政治虛構，它強迫東北民眾承認其被征服的地位。
從歷史研究來說，是要說明現在東北地區外來的統一性與過去的政治及民眾的不同結合方式的連帶關係。這些結合方式的基地雖然差異明顯，但它們的邊緣卻常常重疊，到了近代則完全合併起來。這種研究並不難，中國的農業社會和歷史及蒙古的草原社會和歷史都已討論過，這裡所要討論的新問題是森林地帶及其居民的生活方式。
東北南部與中國的關係
東北的農業地帶集中於遼河兩岸，其上游經熱河而向東，下游再向南折之後，就成為中國東北農業地區的動脈。[108]在這裡，遼河河谷寬而淺，是平原的最低部分。穀類可以從平原船運出海，而從河口到山東半島或今日的天津一帶，海程短而易行。從天津又可以利用內地水道，運到華北平原的都市。東北南部的氣候和黃河流域沒有區別，作物和農業條件也都一樣，環境有利於精耕、儲糧和低價的水運。因此，東北南部土地、社會和政治組織都與中國本部相同，為中國本部之延伸。
但相同之中也有小的區域特點，尤其是其半孤立性，使其可能在政治上與中國分離。它與中國的陸上交通雖然有幾條軍用路線，但在貿易上有利可圖的路線只有一條，即沿海邊窄狹平原通到山海關的道路，這是一條很容易關閉的走廊。經過熱河山地進入東北地區的軍運道路太貴而且並不方便。在東部，地形從遼河下游平原升高，成為東北的東部山地。漢族可以進入這些山地，但他們的發展不可能很快。距海道及遼河的水道越遠，運回中國的農業剩餘生產品的利潤就越少，因此直到較晚的時期，這個地區朝鮮化的成分比漢化為高。
向北，沿遼河下遊河谷可以進入一個更大的平原，此處是今日東北的中心，但這裡雨量較少，河流較小，其環境逐漸有別於黃河流域而像蒙古草原。因此，在這個平原中，除非改變農業的方式，不作精耕，否則漢族不能有什麼發展。但經濟的改變會進而引起社會結構的重要變化。在東北地區建立一個大的類似中國其他地方的漢人的政治機構是不可能的。
我們承認，在東部險峻的山林及中部具有草原風格並與南部古代「漢邊」(Chinese Pale)毗鄰的中央平原的周圍[109]，有許多有利於中國式的農耕及社會形態的地區。在嫩江河谷、松花江中游及下遊河谷，以及稍差一點的圖們江、烏蘇里江、鴨綠江河谷等，都能實行精耕，而且有價格低廉的水運。但是若干世紀以來，中國內部的情況使其不能有充分的政治力量，越過艱苦地區，到那些有利地帶去發展勢力。即使其勢力可以達到，也還有一個不能克服的經濟困難。在東北東部和北部的河流中，只有鴨綠江向南流，它夾在高山之間，除河床外，可耕地很窄小。至於圖們江、烏蘇里江、松花江等，都是背朝中國而北流。嫩江雖向著中國，卻匯入松花江。而且，這些河流總合起來也不足以支持一個可以獨立地積極發展的農業社會。它們的可耕地散布得很廣，而每一片有希望的地區又都在森林居民或草原居民的附近。這些居民儘管時常保護並剝奪農耕地區的人，但從不願意那裡有一個獨立的農業國家出現。
漢族也不可能自熱河由側面進入東北，以改善並擴張其在東北的地位。熱河南部多山，河谷南向，溝通華北平原。它造成了一個「有麻煩的地區」。若干世紀以來，草原民族由這些河谷南下，平原民族也由之北上，二者交侵。[110]在中國歷史的前期，這個問題從來沒有解決過。並且，如果漢族越過了這片山地，他們就進入了在地理及氣候上屬於內蒙古而不屬於中國華北的北熱河草原。在這裡，和在東北中部平原一樣，為適應環境而必須做出改變，否則會摧毀他們的經濟和社會。
因此東北南部的「漢邊」就變得孤立。它經山海關而通向內地的陸上交通，也可能受到側面熱河山地的威脅。這種情況可以部分地說明東北與山東間的海上交通的密切性，以及東北居民以山東人占多數的事實。[111]同時，因為這一程海運並不十分困難，在東北的漢族也就無鬚髮明長途航海使用的特殊船隻。他們的那一小片地區，成為了黃河流域的前沿陣地，他們的主要邊疆面對著森林及草原。他們的政治歷史，則受到那些基於農耕或草原遊牧或森林的居民的特殊經濟綜合勢力的影響。[112]
東北地區北部及東部的環境與經濟條件
東北地區北部及東部的森林地帶，在某些方面其環境相同，但在某些方面又不同。它們包括一個自西伯利亞直到滿洲南部中國邊緣及朝鮮的過渡地帶，其原始居民所利用的資源的分布並不均衡。這些資源包括魚、野生動物、可食植物、硬殼果和漿果、馴化動物，還有農耕的可能性。結果，東北森林社會的面貌很早就表現出特殊化的趨勢。
其南部是中國邊境(俯瞰遼河下游平原的群山) ，東部是朝鮮邊境(鴨綠江及圖們江河谷)。在新石器時代，農耕也許已成為這個地區最重要的中心活動，儘管不是唯一的活動。氣候、地形及其他天然條件，培育了利用河谷平地的原始農業，佐以採摘堅果及漿果。豬是可以馴服的，也的確被馴服了，[113]但是它卻被養在家裡，不像北歐那樣放養在林間空地上，因為東北缺少叢生的橡樹，所以不能像北歐那樣把豬養在樹下，讓它們吃橡子。在東北地區，和在中國內地一樣，豬不是放養而是圈養的動物，人們用渣滓餵豬。[114]
在這些原始社團里，人們在森林中打獵，在鴨綠江、圖們江捕魚，其活動隨著季節而變化。也許男子也幫著砍伐草木，清理耕地，但就世界各地的實例來看，從事耕種、收藏、管理以及農產品加工，以供日常消費的工作，都是女子做的，她們也餵養豬。這些工作和男子的工作不同，它有男子工作所不具備的常年持續性，這使女子成為社會中最穩定的分子，也形成一個以女子活動為中心的社會組織。因此，在滿族及漢族中發現女性中心社會的遺蹟是不足為奇的。[115]當然，這並不是說一定由女子實行統治，而只是在身份上，男子和兒童要依賴於為他們操勞的女子。在環境有利於農耕的發展，使男子可以持續地在田裡工作，土地與男子而不是與女子建立主要的直接的聯繫時，男子就自然變成社會的中心了。
在松花江和牡丹江的上遊河谷，即今日的吉林及寧古塔一帶，情況相似但不完全相同。這個地區的氣候較冷，冬季積雪深，森林較密，開闢耕種比較困難，對農耕的關注也較少。這裡粟類的種植和豬的飼養起源很早，[116]但是從女子耕種轉變到男子耕種則無疑較遲。這個地方的男子多半繼續從事農業以外的其他活動。松花江上遊河寬流緩，可以行小舟，河魚很多，有的很大。因此，人們除打獵外，捕魚的技術也很高超。無論冬夏，或是在岸上，或是在獨木舟上，人們或是擊冰取魚，或是用鉤、叉、網捕捉。這裡也是使用狗拖雪橇的區域的南緣。[117]總的說來，這個區域顯然是一個過渡地區，在農耕之外的其他經濟活動方面，比漢人邊地及高麗人邊地的森林地區，要豐富和有力得多。
再往北去，其變化更加顯著。直到近代，松花江及烏蘇里江下游(二者都流入黑龍江)仍是具有特殊的河流及森林文化居民的居住地。在松花江及烏蘇里江下游，女子耕種及養豬的工作不及松花江上游和牡丹江流域多。在黑龍江下游、庫頁島和堪察加，則根本沒有這種現象，女性中心社會的現象也很微弱。反之，魚獵技術逐漸發展，利用小舟和雪橇，男子的活動絕對比女子的活動重要。
沿著環繞東北地區「頂部」，並匯集南邊的松花江及烏蘇里江和兩側許多小河的黑龍江，這種差別進一步加大。少量的河流及森林居民占據著一些流入黑龍江的小河，同時養豬也變成養馴鹿。馴鹿在森林地區的應用，產生了一種強烈的離開河流而完全依賴森林資源的趨勢。馴鹿的乳可以供少量飲用，但馴鹿的運輸是大量的。[118]這形成了比草原遊牧還要粗放的近於狩獵的特種遊牧經濟。
更往北去，西伯利亞的森林變成靠近北冰洋的苔原，森林中利用小隊馴鹿運輸的方式也變成苔原的利用方式，即著重於大群馴鹿的使用，這是個很不一樣的經濟方式。狩獵是次要活動，因為在苔原，馴鹿的作用有如草原遊牧經濟中的羊和馬。[119]北冰洋及附近地區，差不多是處在中國歷史範疇之外的。但事實上也不盡然，因為雅庫特族和通古斯族以一連串逐漸變異的經濟與社會，把這個地區與滿洲、蒙古及中亞的突厥族聯繫起來。從苔原放牧馴鹿的居民，轉變到森林中使用馴鹿狩獵的居民，然後又轉變到用馬。[120]這種現象在過去，甚至在今日，都可以在唐努烏梁海的山窩子裡及東北地區的西北部草原上找到。[121]這裡，嫩江在距黑龍江不遠處發源，背之南流，後轉流東向，入松花江，又回流到北方。沿著嫩江河谷的草原漫入森林，於是使用馬的民族和使用馴鹿的民族互相接觸。即使在現代，這兩種生活方式仍可以通過達斡爾族以保持聯繫。在古代，當然存在從使用馴鹿的森林狩獵技術轉變為利用馬的草原遊牧技術的南向移民;也有捨棄馬群，而改換馴鹿及狩獵技術的北向移民。[122]
由此我們可以知道，真正重要的歷史發展可能發生在從東北地區到西伯利亞及朝鮮，並直達蒙古草原及東北地區南部的「漢邊」的森林、河流及山地等地區。這裡，一般的共同性被特殊的差異性所抵消，但是差異並非是支離破碎的，其共同性則形成一種不固定的中介，使之從一種特殊形式變到另一種形式，或是使二者混合而成為一個新形式。這種現象可以解釋在東北地區東部及朝鮮北部通古斯族和朝鮮民族特性(體態的及社會的)的互相滲透融合[123]，森林地區南緣的通古斯族、滿族與漢族特性的滲透融合[124]，以及東北中部及西北部通古斯族與蒙古族特性的滲透融合。[125]
這些發展的過程，可以從滿族歷史研究及東北早期民族及國家歷史的考察中看出。這些早期民族及國家，包括上古的肅慎(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5世紀)、東胡(公元前3世紀到公元3世紀)、在東北及高麗間的鴨綠江兩岸的高句麗(公元1到7世紀)、鮮卑(公元3、4世紀)、奚(公元4到7世紀)、建立渤海國(公元8及9世紀)的靺鞨(公元6、7世紀)、建立遼朝(公元10到12世紀)的契丹(公元4到9世紀)、建立金朝(公元12、13世紀)的女真(公元7到11世紀)及其他民族。[126]
清朝始祖努爾哈赤
在名義上，滿族的歷史起源於16世紀，伴隨著遼河下游「漢邊」以北及東北的各小國的戰爭。但是清朝始祖努爾哈赤的先代，卻可以追溯到5世紀其祖先在松花江中游的三姓(滿語依蘭哈拉)地區居住的時候。[127]
他們起源於金朝( 12世紀到13世紀)的女真的外圍部落，女真的特殊地位在13世紀蒙古征服東北地區及中國內地時被摧毀。他們自稱為愛新覺羅——黃金部落，這個名字是從女真金朝的「金」字對應來的。[128]努爾哈赤在他征戰的早期，自稱大金，直到他的後繼者建立了全新的朝代，才改稱為中國歷史中著名的「清朝」。另外一個貴族宗支叫做依爾根覺羅，意思是「臣部落」或「漢部落」，他們自稱是被金朝所掠而囚於東北的宋代徽、欽二宗的後裔。[129]
這些松花江中游的部落並不叫做「滿」，「滿」這個名稱直到清朝建立時才出現。中國稱他們為建州人，建州顯然是地區名，而不是部落名。[130] 15世紀中，他們自松花江中游沿牡丹江河谷遷移到後來建立寧古塔城的地方(早時也有城邑) ，然後又跨過今日成為東北和朝鮮邊界的圖們江，這時他們已經到了東北地區東部主峰的長白山以東。有些首領繼續統治東北地區及朝鮮邊境之地，但有一支卻從長白山的東部遷移到南部，在流入「漢邊」而形成遼河最大的北方支流的渾河上游住下。
努爾哈赤的事業就發源於這個「漢邊」的邊緣。他原來的地位是不可想像的卑下，雖然他也是個貴族。據《滿洲實錄》記載:在1583年，他被人兩度夜襲，可見他沒有掌握政權，沒有衛隊，也沒有哨兵。有一次他半夜驚醒，聽到外邊有腳步聲，於是拿起武器，把孩子藏好，又叫他的妻子出去，裝做要解手的樣子，他自己緊跟在後面。刺客沒有看見他，他藏在煙囪後面，[131]襲擊刺客並將其捉住。第二次他又以相似的方法捉到刺客。有人勸他殺掉刺客，他說
我若殺之，其主假殺人為名必來加兵掠我糧食，糧食被掠，部屬缺食，必致叛散，部落散則孤立矣。彼必乘虛來攻，我等弓箭器械不足，何以禦敵。又恐別部議我殺人，啟釁不如釋之。[132]
我們承認在早時，努爾哈赤曾率領四五百人作戰，但這是若干首領的部下的聯軍，而不是他一個人的部屬。他還是一個小人物，要親冒矢石以表現其勇武。有一回，在進攻一個村子時，他爬到一個房頂上，跨在房脊上向下射箭，結果自己頸部中箭受傷。不過他的真正本領也許可以從另一個故事中看出。1584年，他率150人襲擊某處，其中25人只有自衛武器。襲擊失敗了，在歸途中又被其他部落截擊，努爾哈赤殺死兩個敵人，並用計策把他的部下都救了出來。他的計策是叫大家把頭盔摘下，擺露出來，裝做還有其他人埋伏的樣子。[133]
和蒙古英雄成吉思汗一樣，努爾哈赤起事低微。他青年時多半專力為在邊境戰爭中喪生的父親復仇，[134]這一點也與成吉思汗類似。對於努爾哈赤或成吉思汗，復仇並不是一個單純的壯舉，它是他們政治事業的一個重要階段。兩個人都很年輕，都是貴族，卻幼年喪父，而面臨喪失其地位及部屬的危險。如果他們不是通過復仇血斗及部落戰爭表現其領袖的天才，並逐漸增加其實力，兩人也都有淪為普通戰士或其他首領的附庸的危險。
在地位得到確保之後，兩個人都各自開創了偉大的功績。這一歷史的發展，也許是因為在他們的時代，已經開始調整整個長城邊疆兩側定居的中國帝國與外面「少數民族」部落的權利分配。在那個時期，無論是帝國的掌權者還是邊疆上最有勢力的人(在努爾哈赤時期是土默特蒙古) ，都被他們自己的既有利益所累，他們所損失的要比所獲得的多。正是那些像13世紀初的成吉思汗與17世紀初的努爾哈赤那樣的小首領，才能夠自由行動，也知道如何行動。因為做了附庸的附庸，他們熟知各類權力，知道如何在部落世界及皇朝世界中自處。又因為可能獲得的利益要比損失的多，從而激勵了他們的雄心。[135]
16世紀末東北地區的政治
由此檢討16世紀晚期東北地方各小邦的政治，就不感覺複雜了。和他們的傳說相比，現在所知的早期滿族從松花江中游到東北地區東部及南部的遷徙，反映了一種明顯的不穩定性。滿族的傳說，還有金或赫哲部落的傳說，都講述其在南方的起源和早期的順河而下的北向遷移。但是赫哲族的傳說和滿族的歷史記載又相反地記載一個溯河而上的南向遷移(如滿族自三姓溯牡丹江南至寧古塔)。[136]根據這兩種說法，我認為兩種方向的遷徙在同時或交替地進行。有的部落從河流及森林地區向東北地區南部及黃河流域皇朝勢力圈內遷徙，沿途改變著他們的生活方式;有的部落卻退回森林地區去，放棄他們與漢族接觸所得到的特徵，返歸森林與河流的部落經濟。
滿族是12及13世紀建立金朝的女真的後裔，他們中有一些部落是真正的女真後代，但有的則是女真在其主力於12世紀侵入黃河流域時，在東北地區所留下的附庸的後裔。金朝滅亡的時候，其在東北地區的一部分非漢族部屬投降了蒙古帝國，其他則退到松花江及烏蘇里江。14世紀中葉漢族所建立的明朝，在東北地區的勢力不如蒙元時期。因此，有一些北方部落乃再沿松花江及烏蘇里江溯河南移，由松花江越過牡丹江河谷到東部的長白山山地，以達到他們所認為的先祖的地區。在那裡，蒙古軍隊撤離了，而漢族軍隊也沒有來。
有一些部落到達漢族貿易及政治勢力所及的地區，因而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他們的生活方式，正如其直系及旁系祖先及同族人在過去幾個世紀所做的一樣。這種轉變並不困難，因為他們的部落文化並不限於單一的活動，而具有多方面活動的特點。他們並不是突然地轉變成一個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而只是偏重於他們原來經濟社會組織的某一部分，同時放棄了其他部分。他們原先握權的首領，可以利用這一過程來增加他們的勢力。由於在環境上有利，他們向南部「漢邊」的發展，比漢族北向的發展容易。對於漢族來說，向草原或森林發展的結果是減小農耕的精深性、社會的聚合性以及政權的集權性。所以，在漢族核心地區的邊緣，建立「少數民族」的外圍社會比建立漢族的社會容易。
由此也可以解釋森林部落社會的改變。在松花江中、下游及烏蘇里江的森林居民，一般為小部落生活方式，這種方式適合於狩獵，並可以利用整個森林地區。因為男子專力於漁獵，農作則多半在女人手裡。這些部落在種族及語言上是親屬，但居住的分散使他們只有氏族組織而沒有部落組織。雖然他們有一個比氏族更大的種族團伙，卻沒有形成一個穩定的政治形態。它只影響到職業及土地的選擇與利用，因為在河谷中農耕兼漁獵的人、河谷中只漁獵不農耕的人、用馴鹿運輸在森林中活動而很少或完全放棄捕魚的人之間，存在著不同程度的差異。
當這些人接近漢族時，貿易和政治便改變了他們的價值標準，使他們成為漢族與遠方森林居民之間的中介。這種傾向對各部落的首領是有利的事，對新興貿易的控制與整個貿易活動的增加加強了他們的權力。不過，要利用這種發展，他們就得減少其移動性。這又使他們在某種意義上受漢族的支配，雖然不一定是漢族的直接統治。他們要接受一種附庸地位、確定的土地範圍，以及與漢官發生事務關係時的各種官方規則。這些條件限定了首領們的職權，同時也製造出一個新東西——封建組織。這種封建組織有幾個特點，第一，它不直接起源於森林部落，而起源於這種部落與中國行政制度的接觸;第二，森林居民的貴族雖然從家族首領的地位升為部落王公，並且也擁有確定的土地，但是還不夠做中國皇帝個人直屬附庸的資格。他們並非建立於個人的關係上——真正封建制度最重要的條件，而只是非個人的、中國疆吏的附庸。
在這種政治變化之下，其他變化也須進一步注意。接近漢族，擁有永久固定的土地，造成了狩獵的減少及對農耕的重視，因而發生了社會秩序的重要變化。過去的社會是泛泛的分工，女子在小塊土地上工作，男子在廣大森林中狩獵。現在，農業生產在增進並逐漸職業化，而這隻有男子在田裡工作才辦得到。其結果產生了一個全新的分工——農人與獵人的分化。因為在任何逐漸變化的社會中，統治者總是既保有舊秩序的利益，又抓住新秩序的好處，結果就產生了很大的差異，狩獵成了貴族的權利。在這個邊疆社會中，王公們占有土地，卻不工作，他們的職業就是統治，而狩獵成了他們的娛樂活動，在經濟上還是食物和財富的來源，另外又是戰爭的訓練。在他們之下是有錢的自由人，擁有自己的農田，用奴隸、僱工或佃農來承擔大部分工作;在他們之下是窮苦的自由人、奴隸、有錢的「少數民族」所雇來的漢族傭工或匠人等。[137]
東北地區和蒙古不同的一點是，這種混雜滲透現象不僅僅影響漢族和邊疆社會。在東北地區，除「漢邊」以北及東北的森林居民外，還有其北部及西北的草原居民。森林居民和草原居民不但分別與漢族滲透，他們之間也在互相滲透，[138]而產生出像距今日長春不遠的葉赫那樣的小邦來。我們曾說過，長春地區是東北三種主要環境及社會的會合中心。葉赫族的貴族有蒙古血統，[139]其人民為通古斯滿族，其文化則為邊疆漢族文化，有城池和很發達的農田，但也從事畜牧狩獵活動。
東北邊疆上漢族統治的衰微
政治關係的穩定性，不一定會因這種歷史的變化與發展而受到威脅。征服漢族是那種小邊疆首領如努爾哈赤的祖先們所不敢想像的。他們最大的志願是能受北京中國皇室的招待。這種光榮可以使他們感覺是皇帝個人的附庸，比做疆吏的行政屬員更高。[140]這種榮譽不會引起對邊境的侵擾。他們的活動範圍使這些王公們的大志只在做一個重要的寄生蟲。在稅收方面，他們多半依賴發展中國貿易及類似中國式的農耕，這比直接被中國征服及統治要略勝一籌。在社會地位上，他們卻依賴於將勢力伸回原來的野莽之地，向與他們有親屬關係而比較「野蠻」，在政治上又沒有組織的部落，索取真皮及其他可出售的獵獲品。[141]
因此，穩定性在大體上是受中國內地(包括東北地區南部的「漢邊」)的皇朝及其統治能力強弱的影響。通常情況下，中國皇朝在邊疆的影響並不弱，除非其內部先行腐敗。國家收入的減少與中央權力的減弱成正比。各省會因士大夫階級即充任各種行政官吏的地主家族的過分發展，而導致中央權力的減弱。當那些家族勢力將其私利放在公職責任之先時，他們便互相縱容私有田地的逃稅，國家收入則迅速減少。為使國家收入減少得不致太快，就得向沒有政治勢力的小地主和農民另征租稅。這又增加了土地的抵押和轉賣，會進一步造成國家收入的減少。中央政府權力低落的同時會發生農民暴動，而士大夫官僚階級仍繼續發展其私利特權，遂越來越超出法律的管束。[142]
政府與法律的衰微與私有財富的增加，使財富的風險與其增加成正比例。內部反叛及邊疆不安與「少數」民族侵入的環境已備。但直到這時，最威脅漢族的還不一定是邊疆的人物。土默特部的俺答汗可以用「忠誠」來敲詐，他雖然不與明朝合作，只是利用它來加強自己的內蒙古邊疆。但他還只限於在一種有限制的權力下建立其本身的特殊利益，他沒有以其權力作征服整個中國的企圖，除非他想用他寶貴的特殊利益為賭注，來博取征服中國以及在征服過程中同時戰勝邊疆及邊疆以外所有競爭者的可能。俺答汗末年，察哈爾部興起，取代了俺答汗所領導的土默特部。這可以證明那種企圖之不易。[143]
事實上，非漢族的邊疆人物在這一點上與中國內地的人物一樣，保護他既得利益的本能限制了他的政治眼光及活動的範圍。以此可以解釋，為什麼中國新的朝代以及邊疆各朝的興起，多半基於中層階級。他們喪失甚少，但其地位又高到足以使他們熟知統治的方法，低到足以使他們了解並領導不滿現狀的民眾。在這一點上，中國與邊疆的區別是，邊疆民族有兩類:一類接近中國，受漢族影響;另一類是遠離漢族，而不受其影響。[144]這兩類中的普通平民不見得會了解另一方的社會及政治機構。同時，「內邊疆」與「外邊疆」的領袖人物，卻要設法保持平衡及原有的秩序，因為這樣有利於其特殊地位。只有一種人可以自由利用新興的不平衡勢力，他們的所獲多於所失，對「內」、「外」邊疆又相當了解，這就是小的貴族階層。[145]
努爾哈赤的功業及清朝的建立
像成吉思汗一樣，努爾哈赤是屬於這種階層的人，他的家族地位並不很高。明代末年法律及秩序的腐敗，使他父親的權益受到較高的豪強貴族的侵害，這些豪強貴族受著腐化的中國邊官的「善意中立」的縱容。[146]父親的死亡，使他在同階層中處於更不利的地位。他被迫發展自己的組織，領導並庇護比他還低下的人們，滿足他們的願望，而使自己出人頭地，恢復其原有的地位，並繼續向前發展。像成吉思汗一樣，他首次受到尊敬，是通過給他的部屬以權力和報酬的辦法，他甚至善待並賞賜原來敵人的部屬。這樣，他造成了一批新貴族。為了保衛得到的權益，這些新貴族要與舊貴族對抗，而且不能中途而廢，必須持續戰鬥，直到建立一個受他們控制的新秩序。
在東北地區建立的朝代，不可能獲得大規模的勝利，除非在他們興起的時期，舊朝代已經病入膏肓。契丹的遼朝(第11、12世紀) ，女真的金朝(第12、13世紀) ，以及滿族的清朝( 1644—1911) ，都是這樣。在他們能夠大舉侵入長城以南之前，由於草原地區、森林地區及農耕的「漢邊」的鄰近，使他們必須首先選擇其邊疆中心在草原或森林地區，然後再發動聯合的邊疆勢力控制「漢邊」。「漢邊」雖然與黃河流域一體，但相距過遠，地方特性很強。
到了16世紀初年，明朝腐化，蒙古族也已不能沿長城邊疆侵入中國，這讓滿族有時間去熟悉如何使用自己的力量。威脅性最大的蒙古人的活動是在南部(察哈爾部)和西部(厄魯恃部) ，他們阻止了北方喀爾喀部的發展，同時又壓迫東北地區的東蒙古。有記錄說，滿族並沒有完全占領東蒙古，東蒙古最重要的幾個部落都與滿族結盟，以防察哈爾部的侵略。
在此前不久，努爾哈赤以血斗為父報仇，並恢複本部落以建立他自己的地位。他占領了「漢邊」邊緣上的一個軍事戰略地區，其北部及東北部為森林居民，西部及西北部為草原居民。這種政治地位的重要性，可以由一件事實來說明:草原部落首領企圖與東部森林居民聯合，攻擊努爾哈赤。[147]他們失敗了，部分原因是努爾哈赤的位置使他可以交替地攻擊草原及森林部落。不過，我想最主要的原因，還包括努爾哈赤的滿族的森林出身，這使他了解森林居民的情況，而在東北地區的漢族的影響下，他又知道同樣受漢族影響的草原民族在種族上、社會上及政治上的特徵。當時，在處理中國、森林及草原問題的準備上，他比任何人都充分。
控制了「漢邊」，就可以進入中國內地。控制了臨近的森林居民，就可以很容易地在政治上將遠方的森林及河谷居民併入滿族。他們的語言本來就接近滿語而不是蒙古語。控制了草原邊緣的部分蒙古族、通古斯族和漢族，如呼倫部的烏拉、葉赫、輝發和哈達，他們集中於今日長春的東北、東部及南部，[148]就可以進入草原深處。這樣，由邊疆侵入中國內地的必要力量已經匯集，可以準備行動了。
努爾哈赤發展為侵犯者及東北邊疆最大領袖的功業，始於1616年他自稱為金汗的時候。[149]這個女真舊國號的應用，表示著一種部族的領導權。1618年，他發表了一篇有名的討明檄文，宣告了自己的獨立，並表示將爭奪明朝的天下。[150]努爾哈赤逝世於1626年，終年68歲，這時他已經征服了「漢邊」的大部分。但是滿族越過長城而侵掠中國內地，是此後十年的事。1636年，努爾哈赤的兒子改國號為「清」，[151]這個新國號已沒有部落的意義，第一次表示出企圖統治全中國及長城邊疆的野心。這個野心直到1644年才實現。這一年也就是一般所認為的清朝的開始，但在清朝官修文獻中卻以1636年為立國之年。
清朝開國時的軍事與政治組織
從邊疆爭雄到大規模征戰，其間最重要的一個問題是對漢人的利用。僅僅占領了「漢邊」這塊地方還不夠，必須要將它的農業經濟及政治組織結合到滿族勢力中去，這就需要滿族社會及東北漢族社會的重大改變。這個問題為西方學者所忽略，而中國歷史學家，又因為民族及文化的自尊，也迴避討論。這個問題的要點是:在外族壓力增加，同時又不能從中國取得援助時，邊疆漢族社會的地方勢力就會脫離中國，而投入非漢族的入侵者的政治力量中去。
努爾哈赤深知邊疆漢人的這種情況。小型的滿族「國家」，代表著以個人領導為主體的舊森林居民的家族團體與新的地緣結合體的逐漸妥協。在新的地緣結合體中，領袖不再是部落的領袖，他要保有設防城市並控制其周圍的土地。那麼下一步的發展就是如何對待部落的問題，是團結各部落結成一個有力的聯盟呢？還是發展建立一個中央集權的龐大的領土國家呢？
針對這個問題，努爾哈赤發明了滿族的旗制，在這種制度下，小國的募兵和遠地首領的部屬都變成職業的常備兵。他用滿族原有的「牛錄」——一種封建性的徵募制——作為核心。這個兵役差不多一半是世襲的(同家族或同部落的人) ，一半是以握有土地為條件的(對各個「邦國」的滿人來說這是一個自然的發展)。1606年，又將其改編為四個旗。由於沒有一個旗有明確的地域，這就把許多散漫的、封建徵募制的小邦改造成了一個有職業軍隊的國家。每一個旗自世世相屬的家庭中徵兵來補充，但是一個旗內的家庭不一定來自同一氏族，兵伍也不一定按照從前的邦國編制。
1615年，四個旗增加到了八個旗。下一步是用旗來編制漢人和蒙古人，結果建立了獨立的蒙旗與漢旗(這個蒙旗與蒙古部落土地組織中的旗不同。參加蒙旗的蒙古人，就脫離了其部落及其世襲首領的管轄，而成為國家軍隊中世襲的職業軍人)。漢旗的地位也是一樣。最終，若干整齊的八旗部隊組建成功，他們分布在滿洲、北京和各省。八旗部隊的地方性並不是「封建」的，不會造成一些半獨立的軍閥，因為所有的旗丁服役都是全國性的。[152]
這樣，對「漢邊」的占領，就變成經過選擇的漢人加入滿族的征戰以分享其利益了。這就造成滿族以徵募的方法，而不是像諾曼人在撒克遜英國所用的封建征服方法去統治「漢邊」，滿人在這裡得到了所有的經濟及政治資源。吳三桂於1643年引清兵入山海關開通北京之路的故事，[153]反映了滿洲的這種歷史。一般所傳吳三桂這種行動的理由，完全是傳奇式的。一般認為，他投降清朝是因他的愛妾被由西邊攻入北京的叛賊掠走，他想利用清兵抗擊叛賊(他們攻破了北京城，迫使明朝最後一位皇帝自縊) ，以恢復明室。
這些說法忽略了吳三桂本人乃是東北「漢邊」人的事實。作為一個高級軍官，他在那裡一定有重要的產業及家庭關係，也還會有許多已經降清的舊友。因此，在北京已告淪陷的極端紛擾中，投降清朝顯然是他的一條出路。清朝也早就為這種叛變塗上了好看的色彩，待他們如招募的軍人，而不是俘虜。這個解釋與後來吳三桂的反清並不衝突，因為他降清的目的，是要從滿族手中奪取那個滿漢集團，使漢人控制在滿洲頗為重要的「漢邊」地區。
清朝初期漢人在滿洲的影響
東北地區在滿族統治下的最初150年，與明朝統治下的東北有顯著的差異。[154]在一個以中國為基地的明朝統治下，漢族可以很迅速地發展到「漢邊」。而國家為著本身的利益，要限制他們向這個邊界以外發展，因為在這個邊界以內，環境對漢人及中國都有利，但是超越這個界限後，農業制度的改變將產生社會變化以及在政治上脫離明朝而獨立的趨勢。
而以中國為主的穀類買賣、徵集和運輸體系所帶來的經濟利益，是與其政治利益相符合的。
當政治及軍事中心改在東北時，這些因素就不再發生影響。移入中國的滿、漢、蒙古各族領袖、將軍和行政長官，都得到極大的財富及權力。但並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前往中國，因為滿族在征服中國之後，要確保整個長城邊疆的穩定，所以一定要留下可靠的人員來維持邊疆勢力的平衡，特別要注意的是早期滿族部落與滿洲西部草原蒙古族建立的聯合傳統。對這些人，不能不讓他們在本地仿效北京都會的繁華。
因此，滿族興起的第一個結果，是把漢族的農耕、城池和工藝吸引到滿洲內部，這比明朝的發展還要深入。[155]滿洲貴族及蒙古王公使用漢族佃農耕種，開發他們的地產，余谷可以賣到森林及草原上去，這也擴張了漢族貿易活動的範圍。這樣做的結果，並不是像漢族統治下那樣發生社會及政治上與中國分離的傾向，因為當事者的政治目的不是要獨立，而是要升遷到中國內地去做官。
對草原及森林居民的影響
在漢族及中國的影響深入滿洲時，草原及森林居民也在向滿洲南部的「漢邊」接近。滿族特別要增加自己的兵員，從與滿族有關係的講通古斯語的森林與河谷部落中徵兵，可以避免被在「漢邊」徵募的漢人力量所壓倒。其方法是給那些邊遠部落以「新滿」的名號，以類似於旗但比較鬆散的制度去組織他們。[156]滿洲東部及西部的滿、蒙兩種利益的平衡，則以另一種方式維持，即利用聯姻的辦法，使蒙古王公——不是蒙古民眾——成為清朝皇室的盟友。[157]
從滿族歷史中，可以找出從「漢邊」到西伯利亞曠野的連續性的一些環節。資料顯示，滿族最早生活在松花江中游和滿洲與朝鮮邊境的北部，隨著他們從森林部落社會到在「漢邊」附近成為附庸的發展，他們歷史記載的範圍縮小到吉林南部的一小塊地方，包含一些簡略的在北部的部落背景，以及西部通向嫩江及遼河上游的蒙古草原，南部通向「漢邊」，東部通向朝鮮的孔道。這種縮小是很明顯的，而其記載也都集中在最重要的歷史發展上。當一個發展的方略決定以後，其中心地區即迅速擴展，開始略取周邊地帶。[158]
征服和穩定表明，在滿族與西伯利亞的通古斯族之間，有一條連續的通道。但是在這條通道上，森林和河流附近的通古斯族向滿族地區的移動，比滿族向森林的移動，要自由得多。這裡我們注意到通常使用的幾個名詞，少數民族在進攻時是「內侵」，敗退時是「回撤」。而滿族興起時是徵集邊人從軍，在清朝滅亡時並不是回撤到北方故地，而是解散這個朝代的邊遠部屬。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12世紀初，當時的女真以他們的部落組織建立了一個統治東北地區和黃河流域的金朝，但在其滅亡時，其邊遠的附屬部落卻分裂成為若干沒有政治聯繫的小族群。
這種從森林落後社會向農業帝國移動的重要性，可與現代的情況作比較。騎馴鹿或趕狗拖雪橇的現代通古斯族，與17世紀初年或12世紀的通古斯族並沒有什麼大的區別，有的只是相對的差異。大部分西伯利亞通古斯族的主要制度已被摧毀，他們現在只是一個活古董，在其有限的社會及經濟之外，再沒有什麼功能。他們保有一個傳統制度，但與任何事情都不再發生關係。不過，在建立金朝的阿骨打時代以及建立清朝的努爾哈赤時代，通古斯族卻有一個組織完善、功能良好的制度，與東北森林邊界上的發展息息相關。他可以到南方，在一個比較開化、語言相似、社會形態容易學習的部落中服役。他可以升為將軍，並且看到自己的兒子到北京做官。從騎馴鹿、劃小舟、趕狗橇，轉而進入一個大帝國的宮廷，不過是50來年的事情。
這種轉變程度之大，有如今日的西伯利亞通古斯人學習駕駛拖拉機。而這種轉變並沒有間斷，整個轉變發生在一連串差異不大而為人了解的社會形態中，其轉變也有先例。但是今日西伯利亞通古斯族的情況則不然。今日有一個間斷，而且是非常突然的間斷。馴鹿與拖拉機之間沒有聯繫。在今日世界中，這種部落面對兩種可能性:要麼是革命，由一個世界突然跳到——不是轉變到——另一個全無聯繫的世界;要麼犧牲掉，像美洲印地安民族一樣地受到一個歷史不能與他們原有社會協調的文化的壓迫而犧牲。
19世紀的滿洲
如果忽略滿洲的複雜背景，對它的現代發展就不能做正確的估價。19世紀初年，清朝已經從一個入主中國的邊疆朝代變成一個中國的朝代，它在邊疆的主要政務是保持東北的滿族及蒙古族附庸的穩定。它已經發展到純粹中國式的限制在東北的發展的階段，有許多條例禁止漢人向「漢邊」以外遷移，也有許多上諭叫滿族不要學習漢人的城市化，而要練習其歷代相傳的騎射之術。[159]這個政策是失敗的，因為上層滿人及蒙古人需要漢族移民和佃戶，他們也有辦法逃避法律的管轄。
由於俄國在西伯利亞的發展，政治上有利用漢族移殖東北來阻止俄國侵入的必要。滿族與俄國人的關係也有重要變化。在滿族征服中國內地的時候，小隊的哥薩克民族正在開發黑龍江地區。在滿族看來，這些哥薩克人不過是半蒙古的部落，所不同者，是他們用火器而有較強的攻擊力量而已。這時的滿族和蒙古族，仍偏重於弓矢的使用。
19世紀中，俄國人的半部落式的艱難狀況有所改變。隨著俄國本部的西方化，俄國資本及工業達到了新的貿易水平並需要外銷市場。西伯利亞具有殖民地性質，向西伯利亞部落徵收皮貢(毛皮的高貴价格和輕小的重量與體積使它可以一直運到俄國和歐洲仍有利可圖)的哥薩克人，現在受到了殖民地發展的壓力。西方化的俄國需要一個商品的殖民地市場與農業移民，於是俄國人的壓力跨越大陸，達到了蒙古和滿洲。這一情形大約與由西歐及美洲到達中國沿海地區差不多。[160]
但是，俄國的發展有一點與西方不同，它代表了一個舊有關係的轉變。西方各國在中國沿海的活動，從條約口岸時代( 1842年的《南京條約》)起，具有突然接觸的性質。我們承認西方帝國主義在中國活動之前，有一種舊式的貿易關係，但陸上漸行的接觸與海上不速之客的突然來臨不同。海上各國的活動對中國產生的不安影響，遠甚於俄國的壓力。東北地區相當重要，因為在這一角，俄國的陸上發展與各國的海上發展相遇，在這方面，日本的地位最為重要。
這時國際上已習慣於同「中華帝國」而不是「滿人」打交道。為中華帝國計，對付西伯利亞殖民地變化的最好方法，是向東北地區和蒙古移民，以防止俄國人的侵入。這個政策失敗了，因為漢人沒有把他們的經濟制度帶到漢化區域以外去發展，其結果是，漢族只在東北的南部及中部大量發展，超過了這裡原有的滿人及東蒙古人。他們吸收了東北漢旗的大部分，使他們脫離滿人，而與一般漢人融為一體，致使東北南部的「漢邊」不再像一個特殊的邊疆地區，而像是中國內地的一部分。移民的結果僅僅如此。漢族經濟及社會的力量，不能夠充分占據東北地區的北部[161]，而北蒙古的漢人，因為沒有強有力的經濟聯繫，使他們與中國內地分離，成為蒙古遊牧經濟的附庸。
鐵路的影響
隨著20世紀的到來，鐵路出現了。[162]這是整個中國體制中所沒有過的經濟與政治力量的新產物。而且，它反映了西方影響的進一步深入，即從商品貿易發展到外國資本的直接投資。鐵路不但帶來了經濟上的干涉，而且還有直接或間接的政治干涉。這一點在東北地區尤其特別，因為它的平均鐵道里數從一開始就比中國其他地區高。
這種發展雖然大大地增加了中國在東北的利益，卻沒有相應地加強中國的統治。這時的殖民經濟具有與過去不同的性質。第一，它形成了大量的，而且每年增加的東北農產品及其他原材料的輸出，它們通過由外國投資與外國管理的貿易，換成貨幣，然後供外國鐵路投資以盈利。漢人在東北的增加，雖然在若干方面使中國內地與東北的聯繫較以前密切，但是另一方面，東北又開始與中國內地分離。這種分離卻不像過去漢人之與中國內地分離那樣，投入遊牧或森林民族的政治範圍。中國現在要和其舊地理範圍以外的政治力量作鬥爭，那些外來政治力量建立在資本主義及工業化的經濟基礎上，是舊日邊疆的傳統方式不能與之爭衡的。
因此，從清朝滅亡到民國內戰開始，一種新的地域分裂主義使中國深感不安。這種分裂主義有一部分相似，又有一部分卻相反於舊日中國社會的細胞組織(若干自給自足的小單位之聯合)的地域主義。每一條鐵路，特別在它與外國資本支持的工業及商業活動有關時，就形成為中國舊地理區域內的另一個勢力範圍，而且在改變著這個區域內的土地經濟單位及行政單位。整個中國社會因此受到外來勢力的控制。但是，在普遍的屈從中，有一些集團卻自行分出，一個作為中間人的買辦階級，在外國的商業、工業及金融業中服務的中國人群體，確實形成起來。他們利用所獲得的利潤，逐漸擴大其活動範圍，除了受外國人的雇用而從事各種商業活動外，他們還經營自己的事業。
由此產生了「亞帝國主義」的現象，即一部分中國人剝削其他中國人和邊疆民族。[163]在舊中國，曾努力抵抗外國入侵，這種抵抗自然是由士大夫階級領導。這些士大夫來自控制中國農業經濟的地主階級，他們又支持著掌握行政及政治權力的官僚。現在，他們發現除去受外國勢力的壓迫外，還受到內部的因與外國人勾結而發財的新興階級的壓力。即使士大夫階級的家庭成員參加到這種新的事業中，或是新興的家庭參加到地主士大夫階級中來，這種廣泛的對立只可能減輕，卻不會完全消除。
這種情況構成了內戰時期的背景，特別是1916年袁世凱逝世到1925年大革命開始這段時間，雖然「門戶開放」政策在大體上阻止了列強勢力對中國的瓜分，但它並沒有完全成功，內戰反映了若干軍閥與列強的關係。在這些鬥爭中，有的屬於中國新舊階級之爭，有的屬於新經濟勢力向舊經濟區域的侵入。後者在內戰中的表現多半為對鐵路的爭奪。中國內地所有的鐵路，原則上完全是國有的，就連那些以借款方式用外國資本修建的路線也是如此。但在事實上，控制一條鐵路線及其經濟補給區的軍閥，卻可以不受中央政府的管轄。
在滿洲，這種新舊制度的混合包括著新的與舊的邊疆發展方式的調和及鬥爭。鐵路政治十分重要。如前所述，它們給了中國人以極大的向外發展範圍。但是滿洲的一南一北兩條主要鐵路，不但由外國人投資，而且直接歸俄國及日本所有，由他們直接管理。從1911年的革命到1925—1927年的大革命期間，東北的軍事首領是張作霖，他是綠林出身，所以屬於邊疆歷史中的舊階層。但是，儘管他具有半獨立的能力，卻不能照舊的方式去做，因為他的活動範圍已經不是中國、森林和草原，而是在俄國和日本的包圍中。這些外國人不但與他在邊界之外發生交往，而且利用他們的鐵路及其他工業、金融及商業活動，侵入到他的領域內部。
遏制外國帝國主義直接統治中國的，是列強內部的傾軋。阻止日俄兩國奪取東北進而侵入中國的，也是這種傾軋。直到俄國革命和蘇聯建國之後，日本才開始放手自為。英國在北寧鐵路及東北其他事業的利益，不足以抗衡日本占有的規模及其直接控制的利益。「門戶開放」政策在東北地區，從來沒有像在中國內地那樣地實行過。因為所有的海上列強都容忍日本在這一「角」的作為，以便維持他們從海上進入中國的一般利益，並與由陸路進入中國的俄國勢力對抗。[164]因此，當俄國在帝國主義競爭中被淘汰時[165]，日本在控制東北的專利上，便獲得很大的進展。東北在戰略上為中國及蒙古門戶的重要地位雖未喪失，但它已經陷入了比中國其他各地更殖民地化的地位。中國的其他地方是受著許多而不是一個外國的監管，這種控制雖不能使中國接受列強所要求的一切，卻很可以遏制他們所不歡迎的一切。
在東北地區的防衛上，中國面臨著一個嚴重問題，他們不能利用列強來和日本對抗。在蘇聯放棄了一部分帝俄時代對中國東部鐵路的管理專利權後，中國方面的一個重要任務是建設一個中國的鐵路網，以防止日本侵略的深入，並且加強東北地區與中國內地的聯繫。中國人加強了對東北地區西部的蒙古草原的統治，並且以沒收土地的方式加強對蒙古人的壓迫，這是一種「亞」帝國主義的做法。它也給了中國新興的、富足的、操縱鐵路勢力的階級以剝削貧苦而沒有特權的中國移民的機會。[166]同時，從廣義的中國抵抗日本獨占滿洲的角度看，它也是一件對抗帝國主義的防衛措施。
日本在與東北及中國內地關係中的地位
一般認為，中日兩國的衝突是內在的、必然的。但是更準確地說，日本內部的發展，使其在滿洲所推行的帝國主義壓迫為不可避免。對這一點必須有清楚的認識，因為由此可以決定日本是否可以在東北和內蒙古承繼長城地帶式的歷史過程，就像清朝那樣，利用東北的中國人及蒙古人來征服中國。
日本的對外發展起因於日本的本身，而不是在東北的競爭。當1842年條約口岸時代開始時，中國正在由一個腐敗的異族王朝和同樣腐敗的士大夫階級統治著。國內沒有一個人可以有效地對付外來壓力。因此，外國人乃得控制並主持其所攜入的各種變革。但是在1853年培理( Per-ry)打開日本的門戶時，日本正在其貴族的混亂卻有力的統治之下。這個貴族階級知道，他們必須與那些只能利用、不能抵抗的新力量建立聯繫，所以要設法掌握它們。他們改革了政府，廢除了幕府，給天皇新的地位，但並不是由天皇直接統治，政權仍然在貴族手中，他們以操縱天皇的辦法來集中已有的權力。[167]
日本的「西方化」，其實是其統治階級要集中所有可以阻止外國侵略的一切必要力量，使日本自身成為一個強國。在這個過程中，統治者們獲得了新的工業及財政力量，同時並不放棄或改變統治日本農業經濟的舊勢力。[168]農村生活程度之低下，給了新興工業以極低廉的勞工。結果，日本可以用與其生產量增加的同樣速度，向國外推銷產品。不過，日本不可能開發出內銷市場，因為其農村經濟及社會的變化，無法像英國那樣配合資本主義及輸出經濟的發展。事實上，這種變革被貴族階級所阻止，他們利用政府的統治力量發展資本主義，同時他們自己又統治政府，他們是封建的同時又擁有資本的貴族，而沒有像在英國那樣被新的資本主義貴族階級所打倒。
貴族階級既然控制著政府、金融和工業，又控制陸軍和海軍，日本的軍隊因此成為政府的一部分，而不像其他國家那樣是政府之外的一個工具。這一點對認識日本的另一個問題具有重要意義，即日本是一個工業原料缺乏的國家。陸軍與海軍的重要地位導致了對原料的控制要求，而不僅僅滿足於對原料的購買。因此，日本之對外擴張緊跟著日本貿易的發展而來。日本抱怨自己是一個「無有」的國家(像德國和義大利一樣) ，並不是強調其不能購買原料，而是要堅持在戰略上對原料的控制。這種控制，對一個以和平方法向外發展的國家，並不必要。但對侵略占領者來說，是必要的。
因此，日本在滿洲的地位，正如其在朝鮮及台灣一樣，使日本與中國長城歷史的傳統不同，日本也不能接受這個傳統。日本在滿洲只是在地理上而不是歷史上承繼了滿族。日本不能像滿族那樣利用滿洲的中國人及蒙古人去征服中國，其原因全在日本，而不在滿洲。統治滿洲後，日本增加了原料資源，擴大了出口貿易，但沒有能為產業家們開發一個滿意的滿洲市場，其原因和日本不能開發滿意的國內市場一樣。滿洲的消費能力依賴於其生活水平，而日本必須要把滿洲的生活水準壓得比日本更低，因為如果提高被征服人民的生活水準，而不提高日本的農村生活水準，則會造成日本軍隊主要來源的農民嚴重而無法控制的不滿，同時也使日本社會組織所允許的唯一剝削滿洲資源的方法變成不可能。
固執地拒絕把自己的農民從封建壓迫下解放出來，日本就不得不從一次征戰進入又一次征戰。日本不能取得被征服民族如朝鮮人及在滿洲的中國人的自動服役，因為日本不願他們分享其侵略所得，反要他們替日本支付代價。而滿族的征服方式有如造梯子，使東北西部的蒙古部落、南部的漢人、北部的森林居民，先後加入後來征服中國的軍隊。但是日本由於其在國內及後來在東北的政策關係，不能使用這種方法。日本的侵略方法是硬幹，而且越干越難，他們不是步步積累，越做越容易。
只要東北地區受海外侵略者的統治，長城邊疆就不得安寧。中國一定可以收復東北，因為日本的侵略方法比舊日滿族的方法，會更早地達到其利潤消耗的失敗點。那時，長城邊疆可以出現一個新的穩定局勢，因為日本在侵略中國時，把其他各國(特別是英美)都推到了一邊。各國因不能阻止日本，便放棄了列強聯合監督中國的制度，後來想恢復也不可能了。對日本的勝利，可以獲得從這些間接的外國統治中解放出來的新自由，中國可以開始放棄其內部的「亞帝國主義」做法，調整其農業、鐵路、工業的關係，而不致像內戰時期那樣，使農業及其所支撐的民眾附屬於工業、金融以及新的統治階級。這個過程的擴展，可以用過去所缺少的工業技術來聯繫整合農田、草原和森林。這樣就可以在亞洲歷史上第一次取消那種不同環境造成不同經濟的情況，消除社會間的互相敵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