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 · 第一章 中國及其周邊領土

從太平洋到帕米爾高原，又從帕米爾高原南下，到達分隔中國與印度的高寒地帶，在這個範圍內所包括的是滿洲、蒙古、新疆和西藏。這是亞洲中部的隔絕地域，世界上最神秘的邊疆之一。這一邊，限制了中國的地理及歷史，正和那一邊海洋的限制一樣。有的時期，中國的大陸邊界有著很清晰的分界線。若干世紀以來被認為是人類最偉大標誌的長城，就是中國歷史的這種象徵。但是，在其他時期，中國的大陸邊疆並沒有像長城那樣清晰的界線，而只有一些邊疆地帶，其南北的深度不同(在西藏是東西的闊度) ，深度不等地伸展到西伯利亞的原野及山林、中亞的深處以及西藏的荒涼高原。 雖然在這一片地區曾發生過若干歷史上極其重要的征戰與移民，但一般說來，它只是一個阻隔地帶，時斷時續地維持著中國與中東、近東和歐洲僅有的交通。雖然在中國的南海、印度洋、地中海、歐洲的大西洋及北冰洋之間有世界最大的一片陸地，其東部和西部的歷史進步過程卻不一樣。直到我們今天，產生一個新時代的可能性才表現出來。現代歷史中，中國或其他國家不再由於大陸或海洋的阻隔而孤立。新興勢力對舊歷史的影響來自兩個方面:一方面，中國的疆域和它的邊疆地區都清晰地表現出來;另一方面，新的普遍力量超越了遠東及世界其他各地的地理的、民族的及文化的孤立性。 歷史上的大陸及海洋時代 在某種程度上，中國與其大陸邊疆以及中國與世界其他各地關係的新表現，可以由世界史上交替出現的大陸及海洋時代來解釋。從上古直到公元4世紀前，造就中華民族及其文化的重要事件，都發生在中國內陸。地處偏遠的海上活動，在中國歷史上很早便已出現，它們的重要性雖不能輕視，但很明顯居於次要地位。這個特徵的真實性不但表現在其人民的遷徙流動，而且還表現在早期邦國的發展及經濟制度與社會結構的進化，造成號稱「世界中心」的中華帝國。 在歐洲舊世界及近東與中東，歷史的大陸模式占有決定地位。在大西洋沿岸、紅海及印度洋，特別是地中海，其海洋活動比中國的沿海活動要多，對其人民及文化的影響也較深。但不論在東方或西方，人類社會中所產生的力量，其陸上的活動範圍比海上要廣，不過在陸地上並沒有一個普遍適用的社會形態。 哥倫布時代對歐洲是一個革命的時代，對非洲和美洲也是一樣。但是，僅僅認為16世紀之初，繼大陸時代之後出現的海權時代使歐洲擴展到東方和西方，還是不夠的。這個重要的歷史現象有更深的淵源:以往的社會發展使它們達到了較高的水平，這種發展的一個表現就是其活動範圍與力量的增加，揭開地理新頁的是一個新的社會變革。新海權時代產生於西歐的原因，是與近代資本主義的發生、發展與勝利有連帶關係的。西歐的社會進步造成了封建時代所未知的新潛力，達到這個階段時，它產生了商業資本主義，產生了工業及金融資本主義的物質資源，而這些都可以在西歐本身的地理環境中取得。[1] 新的社會力量很快與海權的發展建立了聯繫，原因之一是與它們相衝突的舊社會結構仍擁有舊陸權時代的權益。這種情況以及英國由海權產生的政治勢力，掩蓋了新海權與新的商業、工業及金融權益本無關係的事實。從政治上來看，這些新的權益以對陸上交通的控制為基礎同以海上交通為基礎是一樣的。啟動較早以及資源的累積使西歐成為這個新時代的中心，而英國為其控制，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20世紀。北美的成熟，以及原本落後的南美、非洲、俄國和亞洲也在迅速發展，它們甩開並取代西歐的中心地位，形成一個更廣泛的世界平衡。 陸權和海權對中國歷史的影響 把這個看法運用到中國歷史上並不是難事，西方勢力真正對中國發生影響是在哥倫布時代的初期。在那之前，中國的「外務」多半只限於其長城邊境，海外的「外務」並不重要。直到最後一個漢族王朝——明代( 1368—1644)時，天主教神父和葡萄牙及其他外國商人才開始進入中國。歐洲的火炮和炮術傳入中國後，也曾短暫地阻止滿人的侵入。[2]海上勢力首次向陸上勢力爭奪對中國的控制權時，並沒有完全成功，但是此時的歐洲貿易已經比馬可·波羅與佩戈雷蒂的時代重要得多了。13世紀的馬可·波羅被看作說謊者，佩戈雷蒂曾在14世紀講述過中亞商路及其貿易種類。[3] 17世紀滿人入關，逐步統一全國，是長城邊疆上起伏不定的、自上古以來即對中國歷史發生決定作用的潮流的最後一浪。到了19世紀，從海上湧進中國的勢力已不可抗拒。過去滿、蒙古、回各族作為根據地的長城線以外的勢力，似已消沉。長城外面大陸上的帝俄勢力，在初期的波動——征服一個毫無生氣的中亞，在外蒙古獲取一個並不十分積極的權益，在黑龍江以北、烏蘇里江以東獲取渺無人煙的俄屬遠東州和在滿洲慘敗後，也偃旗息鼓。在整個遠東地區，西歐及美洲的主要海權國家按照它們的意志發展其勢力。 這個時期在1914—1918年的大戰中達到最高峰，隨後轉入低落。英、美、日三國在一個不很輕鬆的海軍均勢中，不相上下。有如在歐美及日本腳下來了一個地震，蘇聯從帝俄的廢墟中復興而起，由於這一變化，太平洋和大西洋中間的大陸的重心，從萊茵河畔轉移到了烏拉爾山麓。法西斯義大利和納粹德國殘酷地在多瑙河上強行發展，企圖阻止這個轉移的永久化。英國的政策，在懼怕義大利和日本危害其海上霸權和遠東權益與不願讓德國取得歐洲均勢的控制權之間動搖不定。但是，由於中國革命的發展，歐洲和亞洲間新的勢力分配開始形成。 日本侵略中國滿洲及征服整個中國的企圖，在某種意義上，表現了海上勢力與陸上勢力的直接衝突。毫無疑義，那是一個使中國亞洲內陸邊疆受海上勢力支配的企圖。在這一點上，我們可以說， 19世紀中這一局面的出現，海約翰的朋友亨利·亞當斯所說的阻止帝俄活動，保護海上進入中國的「門戶開放」政策，起到了相當大的作用。[4] 中國文明的西化 但是，這種陸權和海權的概念最多只能用來分析強權政治，歷史的真正根源還需要深入探討。哥倫布的新時代已嫌陳舊，一個更新的時代正在開始。這個新時代是由前面的時代演化而成，而並非孤立地產生出來。演化的一半是摧毀，一半是改造其所要代替的東西，需要打倒舊的既得權益，以建立新的權益。哥倫布時代的特徵並不完全是海洋的，它一開始採取海洋形式，是對原有以大陸分布為基礎的利益分配和權力結構的反動。同樣，我們今天這個新時代之採取大陸形式，也是對由19世紀依賴海權建立的帝國的承襲下來的特權的反動。不過，這裡最基本的條件不單是政治，而是這個新時代一切複雜潛力的綜合作用。生硬的單純的政治解釋是站不住的。中國歷史的下一章，將不限於蘇聯共產主義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地理髮展的競爭，事實上，最重要的還是中國古老文明的西化。對一個能從蘇聯革命經驗中取益的中國，其西方化，是日本的侵略方式還是歐美的放款政策比較有效呢？中國古代文明有多少將被破壞？在這個古代的基礎上建立的近代結構又有多大的穩固性呢？ 要回答這些問題，就得檢討這整個歷史的地理條件，考察各個區域的差異。在這些區域中，原始社會對地理環境的關係也須加以考慮，由此認識各個區域中社會及政治發展過程的區別。這樣，才能對中國及其長城邊疆歷史的各種勢力的演進，做出正確的估價。 區域與人口 在估計中國長城以內及東北、蒙古、新疆等邊疆地區的面積與人口的地理分配時，頭一個問題是數字的不準確與不完全，可是我們仍可以從下表做一個比較的研究。 區域面積(單位:平方英里) 中國長城內各地( a) 1532795 滿洲( b) 548198 東北三省 348038 熱河 52126 東內蒙古 148034 外蒙古 蒙古人民共和國( c) 580000 唐努烏梁海( d) 58000 內蒙古(察哈爾、綏遠、寧夏) ( e) 334100 新疆( f) 600000 西藏(g) 349419 漢藏邊界省(青海、西康) ( h) 463666 人口統計 中國長城內各地( i) 450000000 滿洲(j) 32709649 東北三省 29025049 (主要是漢人，但包括657430朝鮮族人，未包括一些數目 不清楚的蒙古人、日本人、俄羅斯人等外國人口) 熱河 2606472 (主要是漢人，也包括一些蒙古人) 東內蒙古 1078128 (主要是蒙古人，也包括一些漢人) 外蒙古 蒙古人民共和國( k) 1000000 唐努烏梁海( l)60000 (不包括俄羅斯人) 內蒙古(察哈爾、綏遠、寧夏) ( m) 5000000 (蒙古人與漢人) 新疆( n) 3500000 (包括定居和遊牧的中亞土耳其人、穆斯林漢人、漢人、蒙古人、滿族和其他少數民族) 西藏( o) 1500000 漢藏邊界省(青海、西康) (p) 3000000 根據上述數字，長城內各地即所謂「中國本部」，包括清末時代之18省，[5]其面積約為150萬平方英里，人口4億—5億之間，而長城以外各地及西藏，其面積為300萬平方英里，人口約4500萬。換言之，其面積較長城內各地大1倍而人口只占其1/10，並且長城外各地人口的2/3仍為漢人(東三省一地約有3000萬人)。在這一廣大地區內居住的不講漢語、風俗各異的少數民族，其人口總數不過五六百萬，只占中國總人口的1%略多一點。 這些數字所引起的歷史問題很多。2000—2500年前的中國人口一定比較少，其後逐漸在黃河及長江流域繁衍，達到每平方英里30人的平均數(以150萬平方英里及4億5千萬人計算)。實際情形，則可由一個長江下游稻作省區(浙江)的每平方英里554人，[6]與黃河流域的小麥、小米、高粱及棉花省區(山西)的每平方英里183人的比較中看出來。[7]雖然這麼多的人擠在一片和美國密西西比河以東面積相似的地區中，雖然他們可以由陸地直接到達一片比密西西比河以西還要大的地區，漢族卻沒有永久性地成功地移民於長城之外，這是為什麼？ 中國的邊疆擴展 就我們所知，漢族向蒙古及滿洲的大規模移民頗有幾次。東三省人口，自1910年的1500萬人，[8]激增至日本侵占東北的1931年的3000萬人。移民最盛的時候是在1927、1928、1929三年，每年到東三省去的人約逾100萬。除去季節性移民(收穫勞工及其他人)外，每年留居者逾60萬。[9]在這個數字中要注意的是，其移民方式不完全是中國歷史的老方式，許多是近代修建鐵路所促成的移民。 這兒我們可以用美國歷史來做比較。在美國獨立以前，向西發展已經成為美國生活的一個重要現象。獨立以後，用以促進發展的放墾政策成為聯邦及各州當局的要策。私人企業也參加到西進運動中去。歐洲的大量移民，對太平洋沿岸的迅速移民以及建立與大西洋的有機聯繫，也有相當影響。不過，即使沒有這批移民，美國向西移民的運動也還是要進行，只是完成的速度較慢而已，其形成的社會也將與現在的一樣。大西洋沿岸各殖民地在19世紀前已有工業革命的基礎。19世紀中美國移民運動實際上是工業革命的成績，而不是某一個移民風潮的結果。 根據這個比較，我們可以知道在中國歷史上所應該研究的特殊問題。在西方工業化及其隨之而來的政治運動在中國產生作用以前，在早期中國歷史中，移民與征服(是政治勢力而不一定是整個人口的移動)的方向顯然是由北到南，由西到東。中國人口的繁殖，並沒有造成人口壓力使之向外發展，而永久占據東三省的森林、蒙古的草原和中亞的綠洲，則與19世紀美洲的森林及草原移民一樣。 中國近代的移民運動與舊日人口及政治力量的移動路線，已顯然不同。這種變化的最大原因是由海上侵入中國，並在沿海發展的歐美及日本的工業、貿易、金融、政治及軍事活動，和外來工業化的影響。不過當這種勢力達到中國內地舊時的邊疆(一半是由於其本身的推進力，一半是由於中國自身的接納)時，它們的性質已經改變。在某種情況下，它們會摧毀或打擊舊的中國組織及活動方式。但在另一些情況下，它們本身也受到當地中國及邊疆環境的影響而變化。因此，邊疆的西方勢力與其他沿海各地的初始西方勢力相比，只能稱為次級勢力。[10] 因此，如果我們不區分新勢力與舊勢力，就不能看到中國移民地區——從東三省到西藏——近代史的特徵。新勢力中最重要的是鐵路及近代軍備。每一條鐵路對開發一個移民地區的重要性，隨著經由該路而來的直接或間接的外來壓力而有所不同。在1931年以前的東三省，日本勢力以其直接統轄的「關東州」及南滿鐵路為根據地，以間接控制的方式，進入到一個更大的勢力範圍中。此外還有一個過渡地帶，其中近代的中國勢力(鐵路及銀行等)與舊式的農墾活動並存。舊式的移民運動，在事實上，卻因新鐵路及新勢力的進入而更見擴張。中國的新舊勢力同時助長了日本勢力的活動範圍，但同時又與日本利益相競爭。日本在1931年侵占東三省，企圖擴大其控制區域而加強各方面的活動，但是，它不能超越已經融合在中國社會中的新勢力與未經西方改變的舊社會所產生的抵抗力。 再看日本侵略東三省以前的幾年。當中國人大舉向長城以北移民之時，新舊勢力的相互作用非常複雜。在某些方面，這個前所未有的大規模移民，事實上仍是過去若干世紀中國與其東北關係中隱伏或顯現的「自然」而「不可避免」的力量活動的結果。但是，這種不可避免的力量的活動範圍，卻顯然因為新力量的加入而擴大。因為在過去若干世紀，中國與東北發生相互作用時，中國的人口壓力，政治、經濟及軍事力量，都沒有能夠完全控制東北地區，使它在其南端以外的地方也中國化。近代，漢人從遼河流域大量移民到北部的通古斯森林和西部的蒙古草原，則完全是古代中國所沒有的鐵路、新式軍械、金融、工業及貿易活動的結果。 更往西去，多少世紀以來長城成為內蒙古的邊界。在這個地區，近代歷史的發展也反映著與東北地區相同的過程，不過不像東北那樣明顯，程度也沒有那樣深刻。原因是，在這個邊疆上，鐵路建設不如東北地區發達，而且其唯一的鐵路是中國人自己修建的，沒有直接的外國投資，外來勢力及原有勢力之間也較為和緩。再往西則完全沒有鐵路，顯得更加陳舊。不過，這個地區的金融和工業發展雖慢，卻也有若干公路、郵政、電信、新式教育和新式貿易勢力進入。但就一般而言，在回教徒聚居的西北(寧夏及甘肅的一部分)、在西藏，可以說中國的邊疆關係仍近於唐代( 618—907)的形勢，而較遠於20世紀的形勢。 亞洲內陸邊疆的歷史問題 要想了解現在長城邊疆所出現的各種顯著的或潛在的發展，我們必須要回溯中國及其邊地民族的古代史。在中國社會及邊疆社會中，什麼特徵是主要的？什麼特徵是次要的？近代新的力量因素進入後，哪些特徵被摧毀？哪些特徵仍然存在？這些仍然存在的東西又必然經受什麼樣的改革與修正？還有，我們所謂的近代文明中，有什麼特徵是重要而不可缺少的？什麼是次要或不必要的？在20世紀文明進入中國傳統文明的時候，它的哪些內容被放棄了？現代文明通過什麼東西樹立了自己的優勢？而即使在占得優勢之後，又有什麼東西仍需修正和改革？ 我們必須解答這些問題，以便使我們對亞洲大陸形勢現狀的觀察能夠深入內部，抓住歷史的真實過程。要解答這些問題，我們需要回到這些歷史過程的源頭，如果不能尋到其根源，分析它們的發展過程，就不能正確地說明現代史中成熟的中國及亞洲內陸社會的行為。在檢討這種行為中，我們會立即看到許多重疊的情況。因而，必須建立一個標準來衡量它們的重要性。 我們這一研究的目的，只是檢討歷史的某些方面及較早的時代，來建立此後工作可以遵循和發展的原則。我認為主要的問題是:在長城以內中國各地所能見到的早期社會形態及歷史過程是什麼樣子？它們在起源與發展時所經歷的環境如何？同樣，長城之外各地如滿洲、蒙古、新疆、西藏等地的景觀與環境特徵是什麼？它們的起源及後來社會的發展過程如何？中國與邊疆各部及整個邊疆在歷史中的相互作用的方式是什麼？ 在這裡，我不準備把對古代史的研究及其地域現象的分析擴展到公元220年(漢末)以後，雖然在必須交代其發展過程或從成熟的後期來解釋原始的初期時，也要時常談到晚期的歷史。在公元220年的時候，中國及其長城邊疆歷史的特徵已經形成了一種相互影響的確定模式，其後這個模式的發展逐漸豐富並典型化。但是準確地把握公元220年所形成的特徵，就可以認識其後以及現在中國及邊疆社會的歷史根源和以後的發展。因此，我採取的研究方式和態度是，不把古代和今天分割開，從而既探尋歷史的根源，也了解現代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