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 · 原序

我計劃寫這樣一本書是在10年以前，在後來的幾年中曾試寫初稿，內容主要是在中國長城以外地帶旅行時所形成的想法。在進行輪廓構思時，我感到有必要再用幾年時間來旅行、研究和讀書。因此，現在所出版的這一本書是一個長期積累的結果。為了說明和解釋本書的寫作過程，有必要介紹我的一些經歷。 1925年，那是我第一次到中國的內蒙古邊疆。我與當地專做蒙古和新疆貿易的商人談話後，決定向我當時服務的公司辭職，而進行亞洲內陸旅行。一年後，我和妻子開始了這次旅行，從中國經新疆到印度，其中有一部分是分程的。由於受過去我在中國的職業的影響，我們當時所注意的只是商路與貿易。我們的行裝極簡單，大部分是書，我們沿途翻閱，讀了斯坦因(Stein，SirA)的《中國沙漠廢墟記》、亨廷頓(Huntington，E.的《亞洲的脈搏》、賈魯瑟(Carruthers，D.)的《未知的蒙古》、玉爾(Yule，SirH.)的《馬可·波羅遊記》、沙敖(Shaw，R.)的《南疆遊記》，斯文·赫定(Hedin，S.)的《外喜馬拉雅山》，以及其他書籍。我們逐漸對亞洲內陸的歷史、地理及各民族的生活習性發生了興趣。我們感到，某些問題的資料並不完全正確，在比較各家著作後更證明了這一點，專家們的意見也並不一致，因此尚待研究與發現的東西還有很多。 我們需要繼續研究、學習更多的東西。回到美國後，得助於社會科學研究會的支持，我到哈佛大學人類學系做了八個月的研究。之後，在1929年，進一步得到美國地理學會的支持——寫作這本書的醞釀由此開始——我們又到了中國滿洲。我們花了將近一年的時間，從東北經過內蒙古到新疆，在中國整個長城邊疆地帶進行旅行和學習。 這些成為我研究中國邊疆問題的大致的基礎。不過，顯然還有許多準備工作要做。首先是學中國文字，我雖然會說中國話，卻不能自由閱讀。我所讀過的，有許多還不能完全理解。儘管我腦子裡裝滿了民間故事和傳說，但不知道這些充滿歷史事件的中國傳說究竟有沒有正史的根據。此外，我還想學蒙古文，因為直到那個時候為止，我們在蒙古的旅行完全是由中國商人和士兵陪伴的。 1930年，我們從滿洲到北平，在那裡住了好幾年。最初是哈佛燕京學社給了我一個研究員的位子，其後兩年則由格根罕姆(JohnSimon Guggenheim)紀念基金支持。1930年由英國皇家地理學會提供經費，我第一次嘗試了純蒙古式的蒙古地區旅行，只有一個蒙古人帶路，所用的東西也完全是蒙古式的。自此之後，這樣的旅行差不多每年有一次。 1933年我們回到美國。而那年冬天，我又被聘為《太平洋評論》雜誌的編輯，並安排我用編輯雜誌以外的時間，在太平洋協會國際秘書處的指導下，準備這本書的寫作。在這兒，在協會秘書長卡特(E.C.Carter)的指導下工作，我和妻子度過了六年快樂時光。從本書自《太平洋評論》雜誌中引用的章句之多，就可以看出我的編輯與研究工作之間的密切關係。1936—1937年的冬季，協會允許我在職到倫敦學俄文，從此又獲得閱讀許多關於亞洲內陸的書籍的機會。在那些年中，我們不僅可以用一半的時間住在北平，還得以經常到華北和內蒙古旅行。 最後， 1937年底，在日本發動殘酷的入侵中國的戰爭之後的6個月，我們又回到美國，本書的寫作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書的前半部在修改後又根據太平洋關係研究所研究秘書荷蘭德(W.L.Holland)的意見完全重寫，所以本書也就成為該會國際研究叢書之一。後半部的完成則是我到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佩奇國際關係學院之後，這完全得益於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校長鮑曼博士(Dr.IsaiahBowman)的支持，給我充分的時間，在到校的第一年內進行寫作。鮑曼校長自1928年做美國地理學會會長時起，對我的工作即不斷給予鼓勵和支持。 以上所述，足以說明本書的寫作經過以及正文與注釋的關係。有一部分內容是先有旅行見聞，之後又參考各家著作而寫成。有些部分則是先從讀書受到啟發，進而在旅行中更加留意去觀察。有關亞洲內陸的研究，有多種文字的著作，完全精通這些文字是不可能的事情。有三種文字，我在開始工作時並不會，而不得不在工作中學習。因此，書中注釋所列的資料不敢說完全，只能算例證，而大量參考文獻都是我自己早先的作品。在本書寫作的這幾年中，我的思想和看法在發展變化，所以也應該在這本書中追溯一下以往的觀點，那些觀點有的已經改變，有的則做了修正。 我很幸運地受到朋友們的幫助，首先是我的妻子，除了各種事情外，她作出不少犧牲，特別是最後這兩年，她加倍、再加倍地工作。家父大衛·拉鐵摩爾(DavidLattimore)是達特茅斯大學歷史學教授，對本書的初稿、定稿，以及寫作過程中的某些章節，都提出過批評意見，把他40年研究中國文化及歷史的心得提供給我。他是本書第一個，也是最後一個批評者。 當我最初進入中亞邊疆，開始研究中國古代史，以求了解遊牧歷史的起源時，我有幸結識了住在北平的畢士博(C.W.Bishop)先生，並與他建立了多年的友誼。我頗為受益於他那廣博而具有比較眼光的亞洲知識。我請他閱讀原稿，他嚴謹而耐心的批評促使我的研究逐漸拓展到石器時代。 魏特夫(K.A.Wittfogol)也讀過原稿， 1936年我同他一起到山西山地及陝西黃土地帶考察，並多有討論。當一個新的問題出現，或是舊的問題有了新進展時，他總是提供許多看法和參考材料。他允許我利用他新近完成的《中國經濟與社會史》一書的原始材料。但就本書所列出的引書和注釋來說，還不能充分體現他和畢士博先生對我的幫助。 顧立雅(H.G.Creel)也讀過書中引用他的意見最多的幾章，但他的幫助並不限於此。當我對公元前二千年的古史陷入迷惑時，是他的《中國早期文化研究》給了我指南。 冀朝鼎的《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一書，使我看到渠道灌溉、運河運輸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他自己工作雖忙，卻還能幫我校正全部中文引文，並給我提供許多新的資料。中國年輕的邊疆史專家馮家升曾幫助我閱讀中文材料，也給我提供過不少資料。 美國地理學會的賴特博士(John K.Wright)和沃德小姐(MabelH.Ward)在編輯上給本書以許多校正，書中地圖也是由該會的繪圖師所繪。 把所有幫助過我的朋友全列出來，名單未免太長，但有一些人卻一定要提到。在中亞探險上有巨大貢獻的巴瑞特(R.Lem.Barrett)夫婦， 10年來不斷給我和妻子的工作以鼓勵、幫助和批評。我還應提到我的兩位蒙古語教師布格吉錫克(Bughegesik)和貢波札布(Gombojab)。除此之外還有許多師友，包括中國人、蒙古人、美國人和歐洲人。其中陪我做純蒙古式旅行的阿拉西(Arash)教我蒙古人的生活方式。幾天前，在一封朋友的信中得知他去世的消息，隨信還有一個小的禮物，是他去世前不久為我做的。跟我在滿洲和新疆旅行的「摩西」李保舒(音) )(LiPaoshu) ，不但是我和妻子的忠實的朋友，也是我父親和我兒子的好朋友。此外還有兩位，蘇得奔(GeorgSoderbom)和烏本(TorgnyObeg) ，他們給我講了許多書本上沒有的蒙古邊境的知識。 我和妻子四年的旅行和研究，多是靠各種獎學金和研究基金的支持。在工作將要結束的時候，我又得到一個類似的資助。今年年初，格林納爾學院請我做羅斯菲爾德國際問題講座，年終，西北大學又請我做哈里斯講座，我演講了本書的內容。這兩個講座促使我徹底整理本書的內容，並將我研究的結論，運用到檢討日本對華戰爭問題以及美國在面對自由強盛的中國時自身的利益問題。在這兩個講座中，我主要講述的是本書前半部關於中國內地、蒙古、滿洲和新疆的各章，以及最後一章。其他各章，包括上古史的研究內容，也曾涉及。謹此機會，我將本書獻給哈里斯基金會及羅斯菲爾德講座的創辦人，我希望它足以回答我被盛情邀請時所討論過的那些問題。 歐文·拉鐵摩爾 1939年11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