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牛津運動 · 第三章 滿洲貴族重新掌權

繼曾國藩之後，中國儒生名義上的首領是李鴻章。中日甲午戰爭後，李鴻章倒台，中國的儒生們面臨群龍無首的困局。這種情況導致的直接結果是，中國的統治權——正如我所說過的，它曾經在太平天國叛亂時期從滿洲貴族手中落入漢族士大夫手裡——現在則又重新回到了滿洲貴族手中。裕祿繼李鴻章之後做了直隸總督和北洋通商大臣，不過，這位滿人總督在義和團暴動時因兵敗而自裁於天津。不過，他還算不上是滿洲貴族的首領。真正的滿洲貴族首領是已故的軍機大臣榮祿，他堪稱中國的索爾茲伯里勳爵。 已故的索爾茲伯里勳爵不僅擁有卡萊爾極為欣賞的那種彬彬有禮的英國紳士氣派，而且在私人和社會生活中兼有馬修·阿諾德在談論詩時所提到的那種「氣魄」。在這個工業化時代，他堪稱英格蘭貴族階層中最後一個優雅的人。榮祿不僅具有高尚的品質和尊貴的氣質，身為滿洲最後一個「雅士」，人們常可以從這個有教養的滿洲青年身上看到那種溫文爾雅而不失宏大的氣度，或者說是一種真正的貴族特有的威嚴。目前，我在北京見到的最為出色的滿洲貴族，甚至於現在的攝政王，也沒有索爾茲伯里勳爵和榮祿身上的那種氣質。當然，除了榮祿之外，近來滿洲貴族中惟一的另一位具有類似「宏大氣度」的人，則是已故皇太后陛下——她不僅是一位像英國的維多利亞女王那樣的偉大貴婦或曰女主，她甚至還稱得上是一位高貴而「不同尋常」的女性。 然而，俾斯麥對於索爾茲伯里勳爵的看法，也同樣適用於中國的榮祿——在談到身為國務活動家和政治家的索爾茲伯里勳爵時，俾斯麥不客氣地評論道：「他只不過是一塊看上去像鋼材的塗色石膏」。說白了，就是說他「金玉其表，敗絮其中」。相反，俾斯麥則與比肯斯菲爾德勳爵一樣，富有才華與政治謀略。無論是索爾茲伯里勳爵還是滿洲人榮祿，他們都不曾自命為「天才」。相比之下，不管是俾斯麥還是比肯斯菲爾德勳爵，他們則都曾費盡心機要提升自我的修養，提高智識水平。另外，索爾茲伯里勳爵和榮祿的血液里都只僅有英雄主義氣概和高貴的品格——可以說，他們是人中之瑞，算是塊可造之材，但是，他們卻並未努力——也或者因他們太過執拗、高傲而不屑於去做那樣的努力，即他們不屑把將自己血液中的高貴因子經由智識修養的萃取與提煉，因此，他們未能將其自身潛力進一步發揮出來，沒有能以提高自己的施政水平而在本國政壇做出更宏偉的事業。 結果，他們兩個人，索爾茲伯里勳爵這個品格高貴的英國大貴族，與驕傲的滿洲貴族榮祿——當他們在各自的國家處於危急的關頭，而本人又負有最高責任的時候——他們兩人都非但未能控制局勢，反而聽任局勢的擺布。索爾茲伯里勳爵做夢也想過要向南非的布爾人開戰，更沒想到要吞併德蘭士瓦。但他聽憑事態自由發展，直到南非共和國總統克魯格（Kruger）送來了最後通牒之後，那個偉大而驕傲的賽希爾的熱血，才終於戰勝了國務活動家和政治家索爾茲伯里勳爵，使他在戰爭爆發前夕的那場極其動聽、令人難忘的演說中，怒火中燒，不可遏止。這一演說，讀起來就像莎士比亞筆下科里奧蘭納（Coriolanu）的那場演說： 你有數不清的謊話！叫我撕裂心肺 也容納不下。呀，奴才，你這該死的奴才！ 原諒我，爵主們，這是我生平頭一次不得不罵。 這一反應的結果是布爾戰爭的爆發和南非持續兩年多的禍亂，說得更深遠一些，導致了大英帝國的衰落。同樣，中國的榮祿——正如有一天保存在武昌總督衙門的電報會證明的——他做夢也不曾想攻打外國使館，更談不上要將所有外國人都趕出中國去。要說正確和公正，外國人指責已故中國皇太后和榮祿處心積慮圍攻使館，要把所有外國人趕出中國，就好比指責已故維多利亞女王和索爾茲伯里勳爵在南非戰爭之前陰謀發動布爾戰爭併吞並德蘭士瓦一樣。 事實恰恰相反——儘管榮祿已盡最大努力去制止那些因自尊被洋人刺痛而發瘋的滿洲貴族們，他也努力要保護在京的外國人，以維護列國間的和平，但是，當克林德男爵被董福祥軍紀渙散的部下殺死時，他心如刀絞，立刻給張之洞總督發出一封加急電報，發出了絕望的呼叫：「Toutestperduforsl』honneur——一切都完了，只剩下自尊了。」 實際上，像索爾茲伯里勳爵一樣，榮祿聽憑事態自由發展，漫無節制，直到外國海軍發動猛攻，占領大沽口炮台，他身上流著的那高貴的滿洲貴族血液才占了上風。於是，他放開羈縻之手，讓端王帶著瘋狂的拳民，讓董福祥帶著麾下漫無軍紀的甘軍為所欲為。這一決定的結果是整個華北地區陷入一年半的騷亂中，而無辜的中國人民則不得不每年把千百萬兩白銀送入外國國庫。 這樣，索爾茲伯里勳爵和榮祿一經考驗，便表明他們正如俾斯麥所說：「只是一塊看上去像鋼的塗料石膏。」孔子說：「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出自《論語·陽貨第十七》）。 在議和結束，朝廷回遷京城後不久，榮祿大人便死去了。此後，慶王繼之成為滿洲貴族的領袖——儘管中英兩國社會狀況有別，但慶王就是中國的貝爾福勳爵。像貝爾福先生一樣，他是一個悲觀主義者，同時也是一個玩世不恭的犬儒主義者。有些沒有頭腦的外國人，以及類似的中國人，將這樣一個事實——即慶王從其所栽培和庇蔭下的那些有油水可撈的下屬那裡接受錢財和禮物，說白了也就是他受賄的事實——過於看重。 其實，慶王並不像李鴻章那樣對錢財本身懷有卑鄙無恥的貪婪之心，而是他身上那種玩世不恭的犬儒主義使得他無所顧忌地從其被保護人那裡接受禮物和金錢。正如臭名昭著的羅伯特·沃波爾爵士的犬儒主義使他在他那個時代容忍和庇護英國的「假公濟私者」一樣。沃波爾爵士曾說：「每個人都有他的價值」。慶王則說：「我的身後事，與我無關」。在慶王看來，如果一個無望世界上的無望政府，連他這個奢侈慣了的老頭子及其一家老小也養活不了，而他自己又辛辛苦苦一輩子，為了挽救這個無望世界上的無望政府，耗盡了全部的房產、私人財物乃至自己的一生，在這種情況下，他這個老頭子就要依靠自己來為自己及一家撈點外快了。假如英國的貝爾福先生生活在喬治時代而不是維多利亞時代，他的犬儒主義將使他像羅伯特·沃波爾爵士一樣，容忍和庇護「假公濟私者」。假如他生活在中國，也會接受張伯倫先生及其伯明罕朋友的禮物和鈔票，就像慶王接受袁世凱及其來自廣東的朋友們所送的禮物一樣。 愛默生說：「我們評價一個人智能的高低，要看他抱負的大小。」因此，我在另一本書中曾指出，一個人或一個民族抱悲觀主義，是其智能不健全或有缺陷的確切標誌——現在中國的滿洲貴族，像所有國家的貴族一樣，最初都是一個軍事部族或種族，其專長在於能征善戰。它從形成之日起，就更需要和更重視發展體力，而不是腦力或智力。因此，該部族的後代，甚至到了晚近，社會環境改變了，但一般說來，他們仍然不愛去進行腦力或智力方面的訓練，加強這方面的修養。 然而，如果缺乏智能方面的修養，你就無法有思想，也無法了解思想。進一步說，若沒有深厚的智能修養，你就不能有正確的思想，而沒有思想，便無法對現實作出說明。一個沒有思想的人只能看見事物的外表，卻無法見到事物的內涵，見到那物質客體的內在道德特質或精神價值。對於一個沒有思想的農民來說，正如華茲華斯所言：路旁的櫻草就只是一顆櫻草，再也沒有任何別的意義。簡而言之，沒有思想，人們無法說明和了解現實的內涵，而沒有正確的思想，人們便無法得知現實真正的內涵——那種現實內在的道德特質或精神價值。 因此，一個國家的貴族階級，像中國的滿洲貴族和英國的上層階級，因為他們缺乏智識修養，一般說來沒有思想且無法理解思想，結果也就無法解釋和說明現實，然而，生活中的現實，就像古埃及的斯芬克斯之謎一樣，如若得不到正確的解釋和說明，她就會將其人和民族一起吞併——在太平時期，對於那些生活在古老的既成的社會和文明秩序中的人來說，不必自行理解生活中環繞自己的種種現實——那由男人和女人組成的社會，既成社會秩序和文明中的生活方式與風俗習慣。因為這些現實已經得到了解釋，絕對毋需人們再去自行解釋。然而，生活在革命和「開放」的時代——比如當今生活在中國和歐洲的人們——當文明與文明相遇，衝突和碰撞之時，一個民族舊有的社會秩序、生活方式與習慣，就像大地震中的陶器一樣很容易破碎——在這樣的時代，人們突然面臨新的現實，他們不得不對其作出正確的解釋和說明，否則，新的現實，就如同那埃及的斯芬克斯女怪，將要吞沒他們、吞沒他們的生活方式及其文明。 在這樣的時代，我們發現那些具有智識修養的賢者，像中國文人學士的代表張之洞，英國中產階級的代表紐曼博士和格萊斯頓，他們有思想且能理解思想——這些人做出了真誠而英勇的努力，來說明解釋新時代的新現實。但是，由於他們的智識修養膚淺，不夠深厚，因而其思想不正確，只是虛假的不成熟的思想——他們對於新現實，也不能做出正確的解釋說明，只能做出虛假的總體說來錯誤的說明。當他們發現自己錯誤的解釋和說明拯救不了自己的時候，又改變主意去搞折衷調和：以一種極端虛偽的理想主義來自行拯救。紐曼博士和張之洞這類人的極端虛偽的理想主義，正如我所說明過的，使得人們在宗教和道德上成為耶穌會士，在政治上則成為馬基雅維利主義者。 另一方面，貴族階級中人，在一個革命和「開放」的新時代，由於他們缺乏智識修養，沒有思想和不能理解思想——也就完全不能解釋和說明現實。比如像義和團運動中的端王和瘋狂的滿洲王公貴族們，他們不去設法了解和認識現代歐洲文明的新現實，而是以英雄主義作拚死一搏，去對抗新的冷酷的現實——那可怕的現代歐洲文明的物質主義殺人器械，諸如連發的來福槍和馬克沁機槍。他們仰仗滿洲貴族的英雄氣概、勇武精神和高貴品格，去赤手空拳地與現代工業文明博斗。但這些新的冷酷現實，就像埃及的斯芬克斯女怪一樣，以這種方式自然是無法將其戰勝和趕走的。因此，在這樣一個革命和「開放」的時代，滿洲貴族階級的人們，當他們以自身所有的英雄氣概和高貴品格去英勇抗擊新時代的冷酷現實，而又無法將其戰勝和趕走的時候，他們只能發現自己被可怕的新現實冷酷無情地擊倒了——不久，他們就拒絕再戰。然後，他們掏出手帕，揩乾額上的汗珠說：「好一個野蠻的東西！與這種絕對無法理解的野蠻東西作戰是毫無益處的。罷了，罷了，如果我們要滅亡，就滅亡好了，反正五十年後，我們都難免一死，遲死早死又有什麼關係呢？此時此刻，我們還不如將這個無望世界上的無望生活儘量過好。」 由此，我們就能夠了解像中國的慶王、英國的羅伯特·沃波爾爵士和貝爾福先生那樣的人怎麼變成悲觀主義者，然後又由悲觀主義者變成犬儒主義者的了。羅伯特·沃波爾爵士的犬儒主義使他容忍和庇護「假公濟私」；貝爾福先生的犬儒主義使他能容忍約瑟夫·張伯倫先生，並培植和保護在南非的賽西爾·羅德斯（CecilRhodes）和傑米遜（Jamieson）博士；中國慶王的犬儒主義則竟使他說：「我死之後，即便天塌下來我也不管」，並對袁世凱及其廣東朋友所送的禮物和銀票來者不拒。 因此，我們發現，我所謂「一個人或民族抱有悲觀主義，是其智能不健全和有缺陷的確切標誌」一說完全正確。像紐曼博士和張之洞這樣智識修養膚淺不深的人，他們具有不完善、不正確的思想，一旦面臨革命和「開放」時代的新現實，他們就變成了極端理想主義者，或者像拿破崙所說的空想主義者（idealogues），從極端理想主義者或空想主義者又變成耶穌會士和馬基雅維利主義者。而耶穌會教義和馬基雅維利主義，不過是悲觀主義和犬儒主義的別名和偽裝形式罷了。另一方面，像慶王和貝爾福先生這樣的人，他們甚至連膚淺的智識修養也沒有，沒有思想也不能理解思想，因而變成了徹底的悲觀主義者和玩世不恭的犬儒。 紐曼博士和張之洞大人那樣的中產階級代表，其高貴的天性使他們擺脫了其錯誤的人生觀所帶來的嚴重後果，即虛偽的理想主義的結果。同樣，慶王和貝爾福先生那樣的貴族階級代表，其英雄主義和高貴品格也使他們擺脫了其悲觀主義和犬儒主義所造成的後果，即那極端物質實利主義的結果。因此，儘管紐曼博士和張之洞在理論上都是耶穌會士和馬基雅維利主義者，但他們在實際生活中所信奉的卻與其持論不同，他們過著一種正直無私的高尚生活。同樣，儘管慶王和貝爾福先生在理論上均為極端的物質實利主義者，並且最終變成了悲觀主義者和犬儒主義者，但在實際生活中，貝爾福先生是一位溫和的悲觀厭世者，慶王則是一位好心腸的玩世不恭者。我相信，在英國，貝爾福先生是他的朋友們所尊敬的人物。而中國的慶王，我在北京時就曾聽說，他受到僕人和隨從們的敬重。 但是，在這裡，我認為有必要指出——這一點非常重要——紐曼博士和張之洞這樣的人，儘管其錯誤的人生觀對他們自己的道德生活傷害不大；同樣，慶王那樣以犬儒方式供養自己及其家屬的惡習，容忍張伯倫的貝爾福先生和賽西爾·沃波爾那類人的惡習——對他們自身的高貴氣質也沒有太大的玷污，事實上，就貝爾福先生來說，他那種態度甚至還可能給他的高貴品質增光——然而，紐曼博士和張之洞錯誤的人生觀，以及慶王和貝爾福先生的惡習，最終將對世界——對於世界文明，產生無窮的危害。因為耶穌會教義和馬基雅維利主義使一個人或民族不可能有真正的道德生活；悲觀主義和犬儒主義則使人或民族不可能有真正的智識生活，而沒有真正的智識生活，真正的道德生活也是不可能的。孔子說：「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見《中庸》第四章） 英國人有個「霸王」蘭斯東，中國人也有自己的「霸王」鐵良。鐵良是中國的改良派和革命黨的絆腳石（betenoire），蘭斯東勳爵則成為英國激進黨和社會主義者的嫌惡對象。中國的革命黨人有充分的理由痛恨滿人鐵良，猶如英國人有足夠的理由憎惡蘭斯東「霸王」。因為蘭斯東和鐵良這種人不僅是「霸王」，而且是煞星——一個上帝派來的可怕煞星，其特殊使命是「逮捕流氓和無賴」，打擊亂臣和賊子，消滅一切混亂與無政府狀態。事實上，這兩個人，是那歐洲必定要來的、甚至中國也可能要來的超人同類，除非歐洲人和我們中國人馬上改弦更張，那個超人將會攜帶比俾斯麥首相的「鐵血」政策更為可怕的東西來，不僅報復性地「改造」我們，而且殘害和醜化我們及其全部文明——將文明中的所有精華，包括其香甜之處、美麗之處乃至聰慧之處，統統糟塌得面目全非。現代歐洲人，還從來沒有見過這種可怕超人真正令人恐怖的面孔。大約兩千年前，我們中國人就在本國與這個極其駭人的超人面孔打過了照面，直到今天，中國的文人學士一想起他的名字，就不寒而慄。他在中國，人稱秦始皇——就是那個修築長城的皇帝。與這種超人相比，英國的蘭斯東和中國的鐵良只能算是其虛弱的代表，真正強有力的象徵人物是中國那個著名的皇帝。這種即將來到歐洲也可能來到中國的恐怖超人——他代表著「在公理通行之前，只有依靠強權」之主張。他是《舊約聖經》中猶太人的神，也是現代那些沒有思想的英國人的神。希臘人稱之為公正的審判官或報應女神，羅馬人則稱之為彼拉多，他不知真理為何物，把拿撒勒的聖人（指耶穌）與強盜巴拿巴不加分別地一併釘到十字架上。 現代歐洲人稱這一超人為「警察」。這個歐洲「警察」現在也到了中國。除非歐洲人不再做食肉野獸，而我們中國人既拒絕變做食肉野獸，又拒絕變成沒有思想的英國人——這一「警察」、這一主張「公理通行之前，只有依靠強權」的「警察」的勢力，就會不斷膨脹，直到他變成那種可怕至極的超人。終有一天，他會毀滅全部人類文明，毀滅人類文明中一切有價值的東西，而留下一片荒漠並稱之為「秩序」為止。 生活在革命的混亂時代和社會變革時期，那些品德高尚但缺乏智識修養的人，要想不變成喪失理智的瘋子，或不變成使他人喪失理智的無政府主義者，存在以下三種方式：像紐曼博士和張之洞那類人，正如我們看到的，其學問或智識高於簡單智識或常識，他們使自己免於瘋狂，靠的是拋棄常識、變成極端虛偽的理想主義者，即變成耶穌會士和馬基雅維利主義者。所謂耶穌會士和馬基雅維利主義者，就是通過一種虛假的極端理想主義，一方面以宗教熱忱的形式出現，另一方面又以熱烈虛假的愛國主義相標榜的人。他們那自欺欺人的實踐，實際上已經毀了自己的道德品質，但他們還在誆騙自己，以為由此保住自身高貴的品格。再一種方式，就是中國的慶王和英國的貝爾福先生所代表的。他們的常識遠遠超過了學識，生活在亂世之中，他們使自己免於瘋狂，靠的是置學識乃至高貴品格——置「道德法律」於不顧，變成悲觀主義者和犬儒主義者……他們是拋棄和扭曲了智識的人；至於犬儒主義者，則是在拋棄了高貴品格之後，又拋棄了「道德法律」的人。但是，悲觀主義者和犬儒主義者，當其實際上拋棄高貴品格——拋棄道德法律的時候，卻認為他們正以其坦率在挽救自己的高貴品質，挽救道德法律，而不像耶穌會士和馬基雅維利主義者那樣是自欺欺人。悲觀主義者和犬儒主義者坦白地說：「如何進退，需要三思。」他們用莎士比亞筆下鮑西亞（Portia）的話來為自己開脫：「如果行善與知道何為善行一樣的容易，那麼小教堂就變成大教堂了，窮人的陋居就變成王子的宮殿了。」然而，伏爾泰也說過：「膽怯是所有好人的不幸。」 最後一種方式，可以英國的蘭斯東勳爵和中國的滿人鐵良為代表。他們既無常識又無學識，只有英雄主義和高貴品格——這樣一種人生活在亂世，要使自己免於瘋狂，靠的是變成白痴。他們成了盲目巨人。有力量卻沒有眼睛——沒有一絲一毫的智慧。但他們是道德上的巨人，他們所擁有的力量是。一種「真正」的力量，一種道德力量。人們指責卡萊爾，說他不道德，因為他崇拜強力，殊不知所有「真正」的力量都是道德的——是一種道德力量。所有真正的力量都具有建設性，因而是道德的。而假的或虛偽的力量，雖貌似強大或自以為強大，其實虛弱不堪，就像那「看上去像鋼的塗色石膏」一樣——一旦付諸檢驗，會立馬露陷。它具有破壞性，因而是不道德的。所有真正的力量之所以具有建設性，是因為它總是力求建立秩序，即使在進行破壞的時候也是如此——因為必要的破壞正是為了建設——所有真正的力量所從事的破壞，都只是為了建設——為了建立秩序。 盲目的力量——像蘭斯東勳爵和滿人鐵良那樣的人的無知無識的力量——是一種巨大的真正的道德力量，因為他們能夠克己。孔子的一個弟子曾請教他何為真正的道德生活（仁），孔子回答說，就是「克已復禮」。因此，中國的端王及其拳民，以及英國那些鼓吹婦女參政的女人們所具有的那種狂熱或高貴的瘋狂，雖然是真實的力量，卻並非是健全可靠的力量，「因為他們不能充分地克制自己」。在此，我可以順便說一說，北京和外地的那些貧苦的滿族家庭婦女——還可捎上日本婦女——所有這些高貴的婦女，處於無政府混亂時代，為了盡力保持她們的高貴品質，甚至比英格蘭那些主張婦女參政的婦女遭受到更加殘酷的迫害。但是我們中國的婦女，特別是滿族婦女和日本婦女，卻沒有尖聲叫喊去跟警察搏鬥。她們只是以蒼白的面容、倦怠的雙眼和凹陷的兩頰做無聲的抗議。當一個生人從旁經過並試圖與她們搭話的時候，這些蒼白的面孔因太疲倦而失去驕傲，因太悲哀而不再美妙，她們以無聲的尊貴移開目光，轉身走開： 她轉身凝視地上， 面容絲毫不為埃利阿斯的話所打動， 儼然一塊堅硬的燧石或馬爾佩斯山上的大理石。 任何一個想要了解中國義和團運動狂熱風暴的英國人，都應該到北京或南京貧苦的滿族聚居區去走一走，看看那裡本該成為最優秀的高貴婦女們所遭受到的摧殘，如果他有些頭腦，起碼還有一點點高尚的人性，那麼，他就會自愧無顏，悔不該講些什麼漢人或滿人窮凶極惡、如魔鬼般無情之類混活了。簡而言之，這些漢族和滿族婦女，還有日本婦女，由於她們確實堅強，具有真正的道德力量，擁有孔子所講的古代自尊的人們那種克己和沉靜，所以，她們比英格蘭那些尖聲叫喊並與警察搏鬥的現代婦女、那些即使和她們遭受到同樣的苦難也必定沒有她們堅強的婦女更有自制力。 言歸正傳。雖然滿人鐵良像蘭斯東勳爵一樣，沒有榮祿和索爾茲伯里勳爵的「氣魄」，但由於他們能夠克己，因而也就擺脫了索爾茲伯里勳爵和榮祿特有的弱點：極端的急躁和任性。鐵良，和蘭斯東勳爵一樣，以沉著冷靜著稱，在革命和國家劇變的時代，這是一種偉大而可貴的品質。借用一句俾斯麥的隱喻來說，如果榮祿和索爾茲伯里勳爵是看上去像鋼的塗色石膏，那麼鐵良和蘭斯東勳爵則是水泥——堅硬的水泥。進一步說，在革命和「開放」的時代，像紐曼博士和張之洞那樣的人——擁有極端虛偽的理想主義，變成了「毒氣」；像慶王和巴爾福先生那樣帶有極端物質實利主義傾向的人，則變成了「泥漿」。而像鐵良和蘭斯東這樣的人，由於連何為理想主義與物質實利主義也一概不知，僅僅具有英雄主義和高貴品質，便成了又硬又純的水泥。對於奠基房子來說，水泥是一種非常有用的材料，它能用來抵擋暴風雨和洪水的衝擊，保證房屋不致於整個兒地坍塌。然而，當環境迫使你不得不改變和擴建房屋的時候，那房中用水泥製成的東西不僅沒有用，而且肯定還難以處理，妨礙你行事。要是趕上一場地震，那就連房子帶房中的一切，都要一併遭殃。我隱喻的話就此打住。在一個國家，像中國的滿人鐵良和英國的蘭斯東勳爵這樣的人，他們固執，卻有強烈的廉恥感和責任感；刻板僵硬，但確實正直誠實；酷愛秩序，勇武有氣節（moralhardiness），又具有高傲的抵抗力量；最為重要的是，他們還沉著冷靜。 即使天塌下來，砸在身上， 他也絕不動搖，毫無恐懼。 這樣的人，在社會劇變和國家動盪時期，就抵抗和防止急劇的社會墮落、國民道德總體的敗壞，以及社會與文明的徹底崩潰這一消極防禦目的而言，是極為可貴的。紐曼博士和張之洞那種人極端虛假的理想主義沒能起到防止作用。中國的慶王和英國的貝爾福先生那種悲觀主義和犬儒主義，只能幫倒忙，將局面弄得更糟。 事實上，像蘭斯東勳爵和滿人鐵良這樣的人是現代清教徒：此種人，中國的鐵良和英國的蘭斯東勳爵——而不是像「談起來就害怕」的英國人斯特德先生，漢口的楊格非牧師、甚至於張之洞大人這種人——才是現代文明真正的清教徒。但是，這些現代清教徒是心中沒有神的清教徒。無論如何，他們的神，我說過，跟《舊約聖經》中猶太人的神差不多。現代清教徒，像蘭斯東勳爵和滿人鐵良那樣的人，他們心中的神是——榮譽和責任。他們不知道也不承認《新約》里的神：愛和仁慈。當仁慈之神向現代清教徒請求以更真確的道德法律，一個比講榮譽和責任的法庭更高的法庭的法律：「寬恕罪犯，體諒作惡和違法的人，乃至對不人道的人也以人道相待」——當仁慈之神請求按此種法律行事的時候，現代清教徒卻回答說：「我們的神是一個要求絕對忠實和崇敬的神，我們必須公正無私。」甚至於愛神——我們見到的那些面容蒼白、雙眼倦怠，兩頰凹陷的滿族婦女——懇請於他們時，也是徒勞。當愛神如此請求的時候，現代清教徒用緩和而冷酷的聲音回答道： 我不能愛你這麼深，親愛的， 我對榮譽也不曾如此厚愛。 就這樣，現代清教徒決定參加公平競爭了。中國的鐵良決心不惜一切代價，也要給中國建立一支強大的海軍，蘭斯東勳爵則要在英國繼續建造無畏戰艦。與此同時，中國的滿族婦女那蒼白的面容越來越蒼白，兩頰陷得越來越深；而在英國，要求女人參政的婦女則尖聲叫喊著與警察搏鬥，到頭來，不是自身的女人味消失殆盡，就是一命嗚呼。現代清教徒們就這樣公平競爭下去，直到總有一天；現代歐洲將會聽到一聲大叫，就像兩千年前在古代歐洲所聽到的那樣，當時，他們把《猶大書》中那個拿撒勒的聖人釘在十字架上——叫喊著：「潘神死了！」簡而言之，跟古代清教徒一樣，現代清教徒，比如鐵良和蘭斯東勳爵這種人，他們太過剛直耿介，太有道德，因而不可能去冒一個不道德的險，因而也就無法維護道德和文明於不墮。 因此，對於那種積極的「開放」和重建工作，那種開闊心胸便於了解在實踐中所遇到的新時代的各種新情況，並懂得如何處理這些新情況的積極工作，像中國的鐵良和英國的蘭斯東勳爵這樣的人，當然是毫無用處的。不僅如此，甚至於讓他們去做那種激勵工作，正如我所說過的，那種滿洲貴族在中國社會組織結構中所肩負的特殊任務，他們也難以勝任。因為他們太過剛直刻板了。他們品質高貴，就像是一朵美麗的花，一朵晚秋的菊花，生長在陰冷的寒空下，沐浴不到陽光——太冷，太無光澤和缺乏熱度，萬不能打動人的心靈、溫暖他們的情懷，點燃他們的激情。要想激勵民族擴展工作——達到激勵的目標，就必須以激情去點燃一個民族的火熱之心，從而實現靈魂的擴展，使之能夠容忍和接受新的觀念。在這種情況下，你需要的是那些品德高貴的男人和女人具有愛心，具有強烈的激情，他們熱情奔放，可以發狂，像中國的端王及其拳民，或者英國那些主張婦女參政、實實在在與警察搏鬥的女人一樣。正如我的一個蘇格蘭女朋友最近來信所說的：「她們主要不是為自己著想，而是為了她們那更貧苦和不堪折磨的姐妹們。」 孔子說：「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 如果說鐵良是目前中國的滿洲貴族中最堅強和最好的典型，那麼端方便是最軟弱和最壞的典型。端方是中國的羅斯伯里勳爵。英國的羅斯伯里勳爵同中國的端方一樣，又跟著名的或聲名狼藉的白金漢公爵韋利爾斯屬於同一類人。這位白金漢公爵，就是德賴登諷刺詩里的那個齊木里（zimri）： 他如此多能，仿佛不是 一個人，而是全人類的縮影。 的確，德賴登對軟弱、輕浮、不忠不實、聰明過人的白金漢公爵的無情描繪，儘管時間和社會狀況可能不無差異，但卻同樣可以用在英國的羅斯伯里勳爵和中國的滿人端方這兩個現代名人身上。因此，我毫不客氣地將德賴登那首令人嘆賞的妙詩，全文抄錄在此： 他如此多能，仿佛不是 一個人，而是全人類的縮影。 他固執已見，所見總是荒謬， 他什麼都做過，沒有一事能夠持久； 然而，月亮輪迴一遍之間， 他卻成了化學家、提琴師、政治家和小丑。 責罵和頌揚是他的經常論斷， 為要顯示高明，他總是走上極端。 揮金如土，是他特有的能耐， 無事不賞，唯有棄他一事除外。 傻瓜騙他，他知情為時仍晚， 他嘲弄別人，別人卻騙走他的財產。 離開宮庭他自嘲不斷，然後組建政黨 將心自寬，但主席職位從來與他無關。 威廉·約翰遜·科里，羅斯伯里勳爵在伊頓公學的教師，談起年輕的達爾門尼（羅斯伯里在公學時的名字）時所說的話，也完全符合滿人端方。威廉·科里說羅斯伯里「不願手掌上染上灰塵」。然而，一個不願讓手掌沾上灰塵的人，生活在無政府混亂時代，要想在人世上取得成就和進步，贏來地位、榮譽、名望和顯達，不去辛勤工作和奮鬥，不去拼搏到「手指關節失去血色」——這樣的人是不可能有固定不變的操守的。孔子說：「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恆矣。」 滿人端方，很年輕時就當上了部堂衙門的主事，屬於北京有名的「公子哥兒」。大約20年前的北京，有三個衙門主事以放蕩、奢侈聞名。直到今天，北京妓院的那些老鴇還記得並時常談起「大榮」、「小那」和「端老四」。「大榮」是榮銓，庚子暴亂時期任浙江按察使，被公使團列上黑名單，遭到流放。「小那」就是那桐，即現在北京外務部的尚書。最後那個「端老四」，就是現在的端方，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治所在天津）。這三個年輕的滿洲貴族，入仕都很早，可謂少年得志，大有「不可一世」之氣概——北京的長者們對他們的看法，與威廉·科里對羅斯伯里勳爵的評論頗為一致，都認為他們「有些不祥的鬼聰明，卻不乏風趣」。簡而言之，端方，正如我所說過的，入仕之初，屬於北京「花花公子」中的佼佼者。 作為花花公子，不能也不必有什麼原則或宗教信仰，對於所有的花花公子，北京的也好，上海的也好，或者是巴黎或倫敦的也好——除了信奉人人都必須投機鑽營，知道利益所在之外，他們沒有任何原則。再者，所有花花公子，除了信仰「享樂宗教」之外，也沒有任何宗教信仰。然而，帶著享樂的念頭加上時髦的原則去投機，一般說來都好景不長。除非一個人碰巧特別幸運，像英國的羅斯伯里勳爵那樣，娶個百萬富翁的女兒——享樂的信仰，我說過，一般說來，很快就會以破產告終，不僅身體玩完，品德喪盡，名譽掃地，而且還會出現現代人特別是現代花花公子最為害怕的情況，它比赴湯蹈火還要可怕，那就是因負債纍纍而完蛋。 與此相應，我們發現，端方，那個北京最放蕩的花花公子，那個衙門中年輕的滿人主事，抱定享樂主義，盡情奢靡不幾年之後，大約在中日甲午戰爭時期，即便實際上沒有破產，實踐上也是負債纍纍了。於是，破產的端方，那個年輕的滿洲貴族，有了倫敦或巴黎的花花貴公子們在同樣處境中的表現；盡力出賣或典當自己作為一個貴族的名望，實際上，就是把自己在北京名公子中作為佼佼者的身份轉換成現金。換言之，為了現金或騙取現金還債，端方與那些金融界人士——銀行家和買辦們拉上了關係，交上了朋友。這些人，對像他這樣的貴族兼名公子當然另眼相看，他們將其不僅當成一件難得的裝飾品，而且視作一件有商業價值的寶貝。於是，端方成了天津滙豐銀行買辦、臭名昭著的吳調卿那類人的贊助者和知心朋友。實際上，端方在天津還真的開辦過銀行，或者把他的名義借給這些銀行。我可以順便提一下，在義和團之亂爆發後，這些銀行倒閉了，端方那時正在署理湖北巡撫，他厚顏無恥地拒絕償還債務。當他的債權人把他的負債票出賣給一個在天津的美國公民時，他便求助於美國駐華公使康格先生，讓他阻止那個美國人干預此事。 但是，中日甲午戰爭之後，端方發現，與天津的買辦和李鴻章豢養的德國猶太狗拉關係的騙錢術已然過時，他找到了更好的擺脫負債困境的出路。因為這時候李鴻章已經垮台，康有為和其他中國激進黨人正以暴烈和兇猛的雅各賓主義勃然而興。端方，這個破了產的滿洲貴族，還有那個從朝鮮回國的破了產的「暴發戶」袁世凱，與激進派和雅各賓黨人攜起手來，共同擁護康有為的變法事業。作為回報，在已故光緒皇帝發布變法詔令之後，那個同天津滙豐銀行前任買辦吳調卿攪在一起的端方，被賞給三品內務府大臣的職位，併兼任農工商總局監督。然而，不久以後，康有為垮台了，其黨徒被送上了斷頭台。但端方倒一點也不狼狽，這位公子哥詭計多端、厚顏無恥——他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利用約翰遜博士稱之為惡棍最後逃避所的「愛國主義」大做文章。實際上，康有為剛一倒台，已故皇太后重掌政柄時，端方就以中文白話寫了一首愛國歌——肉麻地頌揚已故皇太后及其輝煌政績。 由此，他得以擺脫了與康黨及其雅各賓主義之干係的嚴重後果。 但儘管如此，對於這個破了產的、以愛國主義作為最後逃避所的滿洲貴族來說，北京已是無法容身。他打通關節，得以外放，成為陝西按察使，不久又升為陝西布政使。拳民亂起時，他遷為代理陝西巡撫。起初，謠言紛紛，傳說義和團已經得手，並消滅了海軍上將西摩爾率領的海軍增援部隊。陝西的端方便興高采烈地給已故湖廣總督張之洞發來一封電報，勸他炸毀漢口和所有長江的通商口岸，以切斷來自上海外國人及其軍艦上的一切給養。張之洞不得不回了一封措辭嚴厲的電報，告誡這位以愛國自居的年輕的滿人巡撫說，形勢嚴峻，萬萬不得有此種兒戲之舉，讓他最好還是維持好本省的秩序。一向乖巧的端方幡然悔悟，他立即又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大轉變，不僅竭力保護陝西境內的傳教士，而且對他們極盡諂媚討好之能事。「從陝西巡撫遷為湖北巡撫後，端方感到愛國主義並非生財庚途」。於是又拋棄愛國主義，選擇更好的賺錢之道——與外國人交朋友，特別是與那些有利可圖的重要人物拉關係。不過，他有時候也與那些無業的、把對中國的友誼作為最後避難所的外國人交往。這些外國人有奶便是娘，能忍受並欣賞這位滿洲破落貴族那種驕橫凌人和放肆的戲謔與嘲弄，因為他是個總督。我順便在此指出，就我所知，端方是滿洲高級官員中惟一一個言談舉止最無教養，令人討厭的人。已故的張之洞總督就極其憎惡此人。記得在武昌的時候，有一次，他模仿端方那晃晃蕩盪的步態，咬牙切齒地說：「這個人，居然成了一省的巡撫！」話扯遠了，然而，端方也常常發現自己吃了虧，他同後一種外國人交往經常是一無所獲，我說的後一種外國人，指的是那些無業的洋佬。事實上，德賴登談論白金漢公爵的那些話，也同樣適用於端方及其外國朋友： 傻瓜騙他、他知情為時仍晚， 他嘲弄別人，別人卻騙走他的財產。 無論怎麼說，端方有他的癖好，而他那些並不傻的外國朋友——那些精明的美國人，則迎合他的癖好，諸如愛好搜集中國和埃及古董之類，甚至於用黃浦浚治局的淤泥去激勵他。而當端方有話可以戲弄他們的時候，那些精明的美國朋友和其他洋朋友們，已經是大筆酬金到手，或者是已經搞到了一筆中國的國家賠款。 我不必再談端方的官宦生涯了。誰都知道，他通過炫耀與外國人的友誼，受命到歐美各國考察憲政，是同行五大臣之一。對於端方來說，無論是考察憲政，還是與洋人交好，都不是目的，而只是投機的手段。這時，他盯住的是兩江總督的職位。果然，他考察歸來便如願如償。當上兩江總督後，端方像羅斯伯里勳爵一樣，又變成了一個帝國主義者——帝國主義意味著好大喜功、一事無成，如約瑟夫·色菲斯（JoephSurface）大談高尚優美的情操一樣，在私生活上卻揮金如土。正是這種空洞的「帝國主義精神」，使得端方不惜重金在南京修建一所特別學校，專門教育那些出生在爪哇和其他荷屬殖民地的中國男孩。同樣是出於這種空洞、虛幻和無良心的帝國主義，端方在他所統轄的人民餓死或幾乎要餓死的時候，竟然設計建造了一個優美的公園，它的獸囿里有兩頭小獅子——所有這些幾乎花了一百萬兩銀子！事實上，端方自打成為北京花花公子的一員，到如今當上大權在握、關係到數百萬人民生命財產的總督，他始終依然故我，從來忘不了也改不掉了那揮霍錢財的特有技能。早年他破落敗家，今日則將其統治下的各省——湖北，湖南、江蘇、安徽和浙江搞得元氣大喪，瀕臨崩潰的邊緣。上海的中國士大夫文人給他取了一個外號，稱之為「債帥」。他們還把《上海周刊》送給我們上海的榮譽市民福開森博士的戲稱，也用在端方身上，名之曰「應變有方」。 不錯，已故的張之洞也濫用公款，但他本人的生活卻很清廉。環視整個中國，沒有一個總督衙門像張之洞當總督時的武昌（湖廣）總督衙門那麼破爛，待遇那麼差。在此，我可以自豪地說，我們所有這些在張之洞手下當差的人，都同我們的首領一樣清廉．我在武昌的老友和同僚梁敦彥，現在的外務部尚書，後來他被迫接待盛宣懷，即那個後來的督辦鐵路大臣，當那個李鴻章寡頭政治集團裡面最富有的成員的造訪，他不得不把一條家用的紅毯子扔過去，以蓋住客廳里那個破爛坍塌的土炕——即中國人的沙發。 但是，滿人端方以及在他手下當差的人卻與此截然不同。他們濫花公款，為的是所謂的「帝國主義」。他們以為自己過奢華的生活是責無旁貸，以便激勵和帶動他人（pourencourqcerlesautres）。出於一種帝國主義的夢想，端方盼望把中華民族搞得富裕繁榮起來，他認為最好的途徑，莫過於身先士卒，帶個好頭，無論想什麼辦法，先把自己變成豪華富翁再說。實際上，已故的張之洞大人，正如我們已說明的，他揭櫫一個莫名其妙的站不住腳的理論，以為中國人就個人來說，必須嚴守儒家原則，努力去做一名真正的儒門君子，而中華民族——整個中國則必須拋棄儒家原則，去變成食肉野獸；而端方，及其像他一樣的中國人，則揭櫫更為莫名其妙的理論：認為中華民族必須堅守儒家原則，同時民族中的個人則不妨拋棄這一原則，見機撈它一大把，以贏得那「不沾灰塵的手掌」——在喪失天良的生活中獲得成功。 一句話，在現時代，一個自稱帝國主義者的人，像英國的羅斯伯里和中國的滿人端方，就如同莎士比亞筆下的奧菲麗亞（Ophelia）所說的那個牧師一樣： 他指給別人一條險峻多刺的天堂之路， 自己卻像一個無所顧忌的放蕩人物。 踏上櫻草嬉戲的快樂小徑， 對自己給予他人的忠告滿不在乎。 下面，我們來做一個綜述。端方是一個徹底喪失了英雄主義和高貴品質的滿洲貴族。兩年前，我在北京時，曾聽他的一個幕僚對已故張之洞說：如果政府舉行一場考試，設獎考一考中國的督撫之中誰沒有良心，那麼端方總督必得頭獎。年老的張之洞極為痛楚地苦笑了一下，點頭表示同意。實際上，近來，無良心的端方對於中國官場風氣的敗壞，比任何一個高級官員都嚴重——除了袁世凱之外。說句公道話，端方比起袁世凱來，還是要強得多。在血液里，他畢竟有或者說曾經有過英雄主義和高貴昂格，而暴發戶袁世凱除了貪婪、伶俐和狡詐之外，實在一無所有。他那種狡詐，卡萊爾稱之為「狐狸之智」，一種缺少優雅成分的智識，或者說是被慾念強化的常識。就端方而言，他身上那種滿族英雄主義和高貴品質的毀壞，使他感到痛苦，就像羅斯伯里患下可怕的「失眠症」一樣。相反，那些骨子裡卑鄙無恥的人，如袁世凱，他們那無良心的、乃至於荒淫無度的生活，只能使他們變得越來越肥。其實，端方這種人，在本質上還不算卑鄙無恥，只是道德品質被其輕率任性和固執的自我放縱削弱和毀壞了。——這種人對一個國家和民族最大的危害在於，他們身居高位以後，那些寄生蟲，國內的那些邪惡分子便蜂擁而至，聚集到他的周圍，像一塊臭肉上的螞蟻或桿菌，不僅損害這些虛弱者自身的身體，而且危及一個民族和國家的道德命脈和物質命脈。最近當端方離開南京北上時，一個中國學者兼詩人在上海報紙上發表了一首諷刺詩，極為辛辣，其中有一句是：「狐鼠都來穴建康」（所有骯髒的動物，如狐狸、老鼠，都來這裡搭窩造巢）。簡而言之，像中國的端方和英國的羅斯伯里勳爵這種人，其最大危害在於，當他們成為首相或總督時，正如德賴登對白金漢公爵的描寫那樣： 揮金如土，是他特有的能耐 無事不賞，只有棄他一事除外。 孔子說：「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這就是孔子對於英國的羅斯伯里勳爵和中國的滿人端方這種人、這種自稱為帝國主義者的現代型新人所作的描繪。 在本文的開篇，我曾對滿洲貴族及其英雄主義和高貴品質說過許多讚賞和表揚的話，人們可能會因此認為我著此文乃是利害攸關，偏愛使然。其實，我讚賞和要表揚的，乃是中國滿洲貴族至今依然的那種良好的質地和高貴的氣質。不過，我必須指出，中國滿洲貴族目前的實際狀況，確實離值得讚揚還差得很遠。 跟英國貴族一樣，滿洲貴族最初是個軍事部族。明朝末年，中國復興時代偉大的愛國皇帝——我指的是明朝開國皇帝（明太祖朱元璋），他的後人經過苦戰，終於將蒙古遊牧民族趕出中國，恢復了尚武精神和高貴品質，即古代中國的豪俠之風——後來，大約三百年前，中國的統治階級又一次退化了，喪失了其高貴品質，無法保衛中國文明。當時，未退化的中國人，只有生活在白雪覆蓋的深山中的那些女真部族——他們最初僅有二十八甲——因此，他們不得不進入中國本土，來指導和協助中國統治階級，照管好中國人民的道德生活及其物質福利，並保衛中國文明。簡而言之，中國現有的滿洲貴族，最初是一個軍事部族，後來成為了整個國家的核心和潛移默化的內在力量，它激勵、改善並形成了中國的新統治階級。 然而，跟英國的不列顛貴族一樣，中國的滿洲貴族打敗了漢人，贏得並重建了中華大帝國。此後，他們逐漸地不把具有古老文明的大帝國視作人民託付給他們照管的神聖之物了，而只把它看作祖宗的遺產或既得利益，認為有特權享用，而沒有任何責任。因此一味地花天酒地、以為可推動勞工階級的利益促進商業繁榮。有個真實的故事，講一個無知無識、頗有來頭的滿族高級官員，太平天國暴亂前受任為兩廣總督。這位出身名門的滿洲貴族，把全部時間都用來搜集和玩賞玻璃器皿和鼻煙壺上，當有人規勸他要他好好盡，一個總督責任的時候，他說：「我的責任！笑話！哎，難道你不知道我們滿人受聖上的鴻恩被派來當總督，不是來辦什麼事，而是來享福的？」可惜，我們中國沒有像法國格拉蒙特公爵的回憶錄和英國最近出版的卡狄根夫人回憶錄這樣的書，將太平天國前中國上層社會的腐敗情形如實記述下來，傳之於世。 不過，我們中國有一部著名小說叫《紅樓夢》。據可靠說法，書中內容是以純粹的事實為根據的——它的故事原型是一個名叫明珠的滿洲大貴族家族的興衰。這種大家族生活型態的衰落，乃由和珅的垮台所致。和珅是乾隆朝權勢顯赫的政治家，以貪婪著稱。後來被乾隆的繼位者嘉慶皇帝給殺掉了，但《紅樓夢》在寫作手法和風格上與《金瓶梅》不同，《金瓶梅》才是真正的寫實主義小說。它描寫了明朝末年的社會狀況，比左拉的任何一部小說都更有力度。 《紅樓夢》所描寫的是沒有高尚理想的社會生活；上流社會的男男女女，除了吃、喝、穿戴、互相調情之外，沒有一點正經事情——所有這一切，都只是略施淡墨，描個輪廓而已：那些違反了第七條戒律（指基督教中上帝予摩西「十誡」中的第七條，即「不可姦淫」）的無味細節，只是一筆帶過，並未大加渲染。不過，《紅樓夢》儘管算不上是寫實主義小說，但它所反映的滿洲貴族中上層人物墮落的程度已經很是驚人了。從小說里所描寫的一件小事便可見一斑。書中的角色之一（焦大）在談及這個滿洲貴族大家族時，曾說過這樣的話：「整個王府內外，也只有府前那兩隻石獅子是乾淨的了。」 的確，在太平天國叛亂之前，正如我在本文開頭所說過的，由於丟掉了尚武精神和高貴品質，丟失了高尚理想，結果，墮落了的滿洲貴族，無法給予國民所期望的高貴引導——正是這一切，造成了卑鄙無恥的浪費性消費，最終招致了那場太平天國大叛亂的災難和激變。如果說在太平天國叛亂之前，中國的滿洲貴族實在犯下了大罪，那麼，他們在太平天國叛亂中已經受到了應有的懲罰：那些頭扎紅巾的狂熱的叛亂分子，突如其來、氣勢洶洶地殺入那些無憂無慮、盡情享福、腐化墮落、享有各種特權的滿洲顯貴駐防的城市。正如那位希伯萊預言家所說的：「地獄已因此自動擴大，並張開了它那無邊無涯的大嘴，他們的盛名，他們的民眾，他們的榮耀，他們所擁有的一切，都不得不落入那張巨嘴之中。」事實上，太平天國叛亂剛剛爆發的，時候，駐防在不同城市的許多滿族顯貴，幾乎全部喪命：老人青年、男孩、婦女、女孩、嬰兒——統統被狂怒的太平軍趕盡殺絕。所有滿人和站在滿人一邊的漢人，都被稱之為「妖」或「閻羅」，必須加以斬殺。 在太平天國叛亂之後，正如我們所看到的，中國的統治權，也從滿洲貴族手中落入到中產階級儒生手裡。由於喪失了在國家政治中的主動權，中國的滿洲貴族便無力發揮他們在社會組織或社會秩序中的應有作用——激勵和引導中國人民去過一種高尚的國民生活。既然無力發揮應有的作用，那麼他們在中國的社會結構中，也就沒有存在的理由了。簡而言之，如不列顛貴族組成了英國上議院一樣，享有特權的中國滿洲貴族也構成了一個異乎尋常的中國「上議院」。因此，除非從外部來人，或從他們內部出現強有力的成員，著手改造滿洲貴族，給其體內注入新的生命力，我們中國的「上議院」，猶如英國的上議院一樣，將不得不被廢除。但緊接著，我們就會陷入兩難境地，如果我們按照中國的改良派和革命者打算做的那樣，學英國的激進黨和社會主義者，把上議院解散——那麼我們就會喪失英雄主義和高貴品質，國家便會失去英雄主義和高貴品質的集結點與重振的依託。 眼下，馬修·阿諾德對他那個時代英國貴族的看法，用在中國的滿洲貴族身上也是合適的。他說：「真不知道，世界上是否還有人像我們上流社會一般英國人這樣，對於世界的現實變化如此的無知、遲鈍，糊裡糊塗。他既無思想，也沒有我們中產階級的那種嚴肅認真態度。正如我常說的，這種嚴肅認真態度，可能是本階級得以拯救的偉大力量。唉，當聽到貴族階級中一個年輕富豪興致勃發，以一種玩世不恭的態度對財富和物質享受大唱讚歌時，我們勤勞的中產階級中人，即便庸俗透頂，以其良心所在，也會嚇得倒退幾步。」 說起我們的滿洲貴族缺乏智識，任何一個與北京漢人稱之的滿族大爺的人因公打過交道者，都能告訴你這麼一個頭戴藍頂子或紅頂子的白痴，他會毫無理由地與你辯論不休，糾纏沒完，「而根本不懂什麼叫交涉或辯論，一直到你覺得非逃之夭夭不可，不然你就得氣瘋，被迫犯下謀殺之罪，因為你忍不住要去掐他的脖子，把那個面無血色、兩眼無神、絮絮叨叨的白痴給憋死」。不過，目前在中國，滿洲貴族最大的缺點，還在於他們缺乏嚴肅認真的態度。現任攝政王是個例外，在我看來，他倒是有點過於嚴肅認真的毛病。我在北京見過的大多數滿族王公和其他名流，他們不僅沒有意識到當今國事的嚴重，也沒有意識到在國家財產方面他們那特殊化的、朝不保夕地位的危險性。正如拿破崙說起上個世紀的法國頑固派那樣，現在中國的滿洲貴族自太平天國叛亂以來，甚至於義和團災變之後，雖然吃盡了苦頭，卻絲毫也沒有接受教訓。他們所剩下的惟一一樣東西就是驕傲——那種門第高貴、身無分文的蘇格蘭少女的驕傲。 當然，我以上所說也有許多例外。目前的滿洲貴族中，像鐵良等人，便有強烈的榮譽感和責任感。中國的滿洲貴族最傑出的道德品質，那種或許可以拯救自身的偉大力量——是他們的純樸和耿直（guilessness），即便是今天，滿人雖然有許多缺點，但仍然是一個不狡詐的民族，一個具有偉大的質樸心靈的民族，其結果是生活簡樸，清風可操。現任外務部侍郎聯芳曾留學法國，在李鴻章手下供職多年。他本有機會像李鴻章手下的「暴發戶」們那樣大撈一把——然而現在，他大概要算是中國留過洋的人當中最貧寒最清廉的一個了。還有一個錫良，即現在的東三省總督。他是從小知縣做起，最後升任大總督的。其生活也很清寒，是個廉潔的人。說實話，要是不怕把這篇文章寫得太長，我本可以再舉出官場內外我所認識的許多滿人貴族的名字，他們心地質樸，舉止優雅，並有法國人所謂「發自內心的得體的禮貌」（1apoutesseducoeur）。他們都是真正的君予一旦知道怎麼辦，就會毫不猶豫地去盡職盡責，一旦聽到召喚便不惜為了君國的榮譽獻出生命。在此，我還想再提一下滿洲婦女，特別是較為貧寒的滿洲家庭里的那些婦女，她們靠朝廷補貼的微薄俸銀為生，自己過著克己、半飢半飽的生活，像奴隸一樣做苦工，努力成為一個賢淑之婦，去儘自己對孩子、丈夫、父母和祖先的責任。 總而言之，公平合理地觀察中國目前的種種混亂和頹敗狀況，我必須指出，那種最好的材料，憑藉它可以產生出一種新的更好的事物秩序，一種真正的新中國的最好材料——將仍然要在中國的滿洲貴族中去找。的確，正如馬修·阿諾德所說的，處在我們今天所生活的擴展新時代，所有習慣於墨守陳規，對事物的變遷流轉、對一切人類制度不可避免的暫時性缺乏認識的貴族，都是最容易陷入不知所措、無可奈何的困境之中的，實際上，在「開放」的新時代，最需要的是思想和懂得思想的人。不幸得很，中國的滿洲貴族，跟所有的貴族一樣厭惡智識修養，是些最不懂思想的人。話又說回來，雖說滿洲貴族沒有思想和不懂得思想，他們卻有其某種可貴的東西，如沒有這種東西不僅一種新的好的事物秩序，甚至舊秩序，舊秩序中的最佳之物，中國文明中的精華也勢必遭到破壞和毀滅。一言以蔽之，滿洲貴族有「氣節」。這種道德品質在中國的任何階級中，至少在我們庸俗的中產階級儒生中是不易找到的。中國的儒生，我們庸俗的中產階級，在此我可以指出，除了少數幾個人例外，如現任兩江總督，福州海戰中的主角張佩倫的侄兒，他雖然還年輕，難以成為牛津運動的實際成員，卻是一個受到過牛津運動精神薰陶的人——目前中國儒生的庸俗與醜惡的特徵，從上海的中文報紙上隨處可見，順便補充一句，他們在張園的「各種表演」就更為庸俗不堪了。這些儒生已經是徹底喪失了道德，除了虛榮和狂妄之外，毫無品行可言。而中國的民眾，即辛勤工作的階層，的確，他們的道德至今也沒有受到太大損害。但中國的民眾沒有政權，慶幸的是他們目前還沒有掌權，因為在中國，民眾的真實偉大的道德力量儘管強大，卻是一種粗陋、殘暴的力量，它沒有滿洲貴族道德力量的高尚與優雅。因此，一旦真正的民主被用於維護它的「否決」權，正如在太平天國叛亂和義和團暴亂中一樣——那種否決權只能成為一種可怕的破壞力量。 簡而言之，一種新的更好的事物秩序，一個新中國賴以建立的惟一基礎和基石，是滿洲貴族。但正如我所說過的，滿洲貴族，這個中國的「上議院」必須革新。不僅中國，還有英格蘭，目前亟需著手的第一件事，就是革新貴族。中國的滿洲貴族，正如比肯斯菲爾德勳爵時代的英國貴族一樣，我以為直到今天，他們的道德都仍然是健全的。不過，滿洲貴族缺乏一個領袖——一個有思想且能理解思想的人來領導他們。我們的滿洲貴族中最出色的人，像鐵良，或更出色一些的，像現任攝政王——正如我在後文要說明的，他是一個和鐵良一樣純潔而高尚、並且受到過牛津運動精神薰陶的人。所有這些人，只能夠維護——且他們正盡最大的努力在維護——舊的秩序，使中國文明的精華免於破壞和毀滅。至於「開放」的積極工作——建立一個新的更好的事物秩序，創建一個新中國——滿洲貴族，正如我所說過的，還缺乏一個領袖——一個有思想且能夠理解思想的人去領導他們。維多利亞時代中期，英國貴族找到了他們的領袖，即比肯斯菲爾德勳爵，此人的優勢在於，他既不屬於庸俗的中產階級，也不屬於野蠻的貴族階級。因此，滿洲貴族將可能從一個留過學的中國人中找到他們的領袖，一方面，他沒有受到過分的教育，沒有中國儒生那種自大和不切實際的迂腐；另一方面，他又沒有滿洲貴族的傲慢和階級偏見。實際上，也就是一個對古老的中國文明中的道德價值和美的觀念有真正認識，又具備說明和理解現代歐洲文明中擴展和進步思想能力的人。如果滿洲貴族有了這樣的領袖，外國人又能接受忠告，把一些真正有智識修養、除了懂外交和寫新聞專電技術之類文明之物，還懂得文明問題的人派到中國來做外交官，如果這些外交官對於我所描述的那個留過學的中國人不僅不加干涉，給予放手處理一切權力，甚且以他們的德望來支持他——那麼，中國真正的改革，那為了新中國的改革才有希望。這個新中國，不單屬於中國人，也屬於文明和全人類。世紀的秩序將重新誕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