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牛津運動 · 第二章 中產階級儒生之崛起

總的說來，中國的太平天國叛亂有點類似於歐洲的法國大革命：二者都是旨在摧毀不公正、腐敗的社會秩序。如同法國大革命之後該國的統治局面一樣，在中國的「後太平天國革命」時代，國家統治權的重心也從滿洲貴族轉移到中產階級的身上。此外，因社會的舊有秩序被搗毀而產生的震動，也總會給社會和人們的心理帶來一股慣性力量——如人們心目中的常規和舊俗的崩潰。在這場革命之後，人們往往能以一種相對比較自由、獨立的方式來看待事物，這種方式就是所謂的「自由主義」。 我們可以說，一個民族作為一個整體，人們的心智一旦擺脫舊有陋規和習俗的桎梏，就立即會變得生機勃勃。因此，我們看到，在中國的太平天國叛亂時期，正如法國大革命時一樣，人們才智煥發，那種朝氣蓬勃的精神力量感染了整個國家。對於這種人民智識的持續增長，起初，那些再造社稷的偉大的中國儒生們尚能引導、控制這股力量，並將其納入一定的秩序而不至於失控。但是，不久之後，這種智識增長漸漸停滯，甚至開始失控。這樣發展下去，這種失控的勢力（我們仍可稱之為「自由主義」）不僅會迷失方向，而且可能誤入歧途，損害普通國民的心智。為了把這種快要陷於失控、進而會導致普通國民在智識上誤入歧途的力量嚴格按照儒家原則納入思想的正軌，我所謂的「中國牛津運動」興起了。 這場「中國的牛津運動」，主要是旨在反對李鴻章——即時下中國的中產階級領袖、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或曰「中國的帕麥斯頓勳爵」。李鴻章繼曾國藩侯爵之後成為中國儒生的領袖。當這位偉大的中國儒生率領儒生和農民鎮壓了太平天國叛亂之後，仍有兩個非常困難的問題擺在他們面前，亟需解決。 首先，就是重建工作——戰爭之後，在戰爭發生地重建社會秩序和各級行政管理機構，這是極為現實的問題。另一個問題則是，作為「天朝上國」，我們應該採取什麼辦法來對付歐風美雨的侵襲？對於西方人掌握的現代工業文明及功利主義的強大的破壞力量，我們到底怎麼應付？ 對於第一個問題，即重建戰亂地社會秩序和行政管理機構的實際工作，那個偉大的漢族儒生所做得一切非常值得我們稱讚。對於他的努力成果，即使算不上是完美，至少也說得上是立竿見影。在太平天國叛亂被鎮壓後的極短的時間內，半個中國的行政機器和社會秩序迅速得以恢復，並開始正常運轉，老大帝國呈現出一派太平景象，是為「同治中興」。 然而，關於如何處理另一個問題，即如何對付現代歐洲工業文明的破壞力量，曾國藩侯爵——那個偉大的漢族儒生則完全失敗了。一時間，中國的儒生們在歐洲現代工業文明及功利主義的破壞力量面前一籌莫展。這一現象，讓人想起當年在英國，新興的中產階級面對法國大革命中的革命派所提出的思想和理論，也是同樣的啞口無言。 總而言之，要有效地對付現代歐洲工業文明及功利主義的破壞力量，中國的儒生們需要有一種「開放」的心態。但是，舊式的儒生根本就沒有所謂的「開放」觀念，因為他們自幼在狹隘的宋代儒家清教主義（理學）教導下成長，他們不可能對另一種文明真正抱學習、交流的態度。鑒於現代歐洲工業文明的東來，他們所想到的「開放」，至多就是中國人必須擁有現代的槍炮和戰艦，僅此而已。 不過，當時在中國的政界，有一個大人物對於真正的「開放」的含義是有所領悟的，他是一個滿洲官員。正當漢族儒生們忙於修建軍械工廠和試製現代化的槍炮時，文祥，即後來的領班軍機大臣和總理衙門首席大臣，設立了同文館，他極富前瞻性地設立了這樣一個學院，旨在使中國青年接受充分的西式教育。的確，曾國藩侯爵後來也曾派出120名中國幼童赴美留學，不過，同文祥相比，曾國藩侯爵的歐式教育理念極其模糊、狹隘，他以及他領導下的漢族儒生們僅僅是要派學生出國學習製造槍炮、掌握駕駛戰艦技術；而文祥這位偉大的滿洲政治家對於西式教育的看法，卻與他們截然不同。如果有人想了解文祥大人創設同文館的構想是多麼開放和富有前瞻性，只要閱讀一下他與美國駐華公使的一段談話就夠了，這段談話刊登在美國政府出版的《外交通訊》里。 不幸的是，這個偉大的政治家那旨在拯救中國的正確的開放思想，居然被委託給中國海關總稅務司，即赫德爵士來負責具體操作和執行了！對於這個極其重要的教育機構——其創辦之成敗攸關中國的未來——赫德爵士並沒有選派歐美列國第一流的學者和絕對可以勝任此職的西方人來主持，而是指派他的一個私人朋友，即一個美國傳教士去擔任總教習。這樣，同文館，這個本該成為中華民族實現近代化之曙光、對古老的中國進行西學啟蒙、進而成為中國「開放」之源的教育機構，就變成了一個收容貧苦、飢餓、目不識丁的青年的二流食宿學校。 不可否認的是，在中國，曾有兩個人（即赫德爵士和李鴻章）真心想著手拯救中華民族，但不幸的是，這兩個人都是馬修·阿諾德所說的那種「庸人」。國運如此，怎能不讓人黯然神傷？儘管赫德爵士和李鴻章無疑都對中國做出過貢獻，但前者對於同文館和所有有關中國教育的問題要麼是漠不關心，要麼便疏忽大意了；而後者對於120個歸國留學生的處理態度則非常消極，這樣的錯誤給他們二人帶來了深刻的恥辱，並永遠難以洗刷。在李鴻章大人看來，只有堅船利炮才能拯救中國；而赫德爵士則認為，就拯救中國而言，最為重要的乃是徵收高額國家稅收以開國家之財源。對於這兩種關於何為國家強盛之本的施政理念，恕我直言，赫德爵士的理念比李鴻章大人的顯得更狹隘、卑鄙和無恥。 我們已經得知，篤信「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中國儒生們關於中國「開放」的思想和觀念，乃是要擁有現代化的新式槍炮和戰艦。為了推行這一「開放」計劃，李鴻章將那些暴發的富人、中小商人和城市買辦階層，即那些在中國對外貿易中獲益頗豐的生意人吸引到自己周圍——不用懷疑，這些人都贊成李鴻章採用外國的方法去推行其所謂的「進步事業」。然而，這些人照搬照用西方近代發展模式的拙劣觀念與做法，其中包含了驚人的粗鄙和醜陋——對此馬修·阿諾德在談起英國新興中產階級及其主張的自由主義時曾加以嚴厲斥責。可想而知，這種粗鄙和醜陋肯定也會讓中國傳統文化的最後捍衛者——翰林院，即中國的「牛津大學」那些知識精英們為之震驚。這樣，由於各種原因，中國的「牛津運動」就變成了一場情緒強烈的排外運動。之所以說它「排外」，並不是說那些知識精英們對於外國人及外國事物一概持憎惡的態度，而是因為他們一眼看穿了那種即將蔓延到整個中國社會的驚人的粗鄙與醜陋，進而使得他們不得不站出來反對李鴻章和他的追隨者，以及他們照搬照用西方近代發展模式的拙劣觀念與做法。所有這些，便是真正的中國儒生身上所具備的那種排外精神的道德基礎。 在這場中國的「牛津運動」中，處於原版「牛津運動」中紐曼博士的地位的人，是已故的李鴻藻大人，後來他成為翰林院掌院學士。客觀地說，他不是一個深刻的思想家，他與紐曼博士一樣，僅是一個溫文爾雅、品德純正的人。時至今日，中國目前的這一輩文人學士們即便在事隔多年後談起他來，還是滿懷敬仰之情，並且充滿發自內心的愛戴。在他逝世後，皇太后陛下賜給他最為榮耀的「文正」諡號。 同這場中國的「牛津運動」有關聯的兩個最著名的人物，一是已故的張佩倫大人，即當年福州海戰中的主要當事人；另一個則是已故的帝國重臣張之洞大人。此外，曾參加這一運動的其他名人還有：已故的鄧承修，陳寶琛（最近被召回北京）、徐致祥和陳啟泰（江蘇巡撫，前些時候剛去世）。 中國的這場「牛津運動」，在東京灣戰役爆發前夕達到高潮，勢不可擋。在這次戰爭的和談過程中，李鴻章將邊界協定問題弄得一團糟，這些年輕的翰林們意氣風發，為了國家利益而大聲疾呼，李鴻章被迫退隱了一段時間，面對熱情高漲的翰林們只有徒呼奈何。接著，大清帝國政府派陳寶琛為欽差，赴上海高昌廟去與巴諾德（當時的法國公使）談判；張佩倫則被遣往福建擔任會辦大臣，負責保衛福州；張之洞接任兩廣總督，前去駐守廣州。 客觀地說，這幫年輕氣盛、頭腦發熱的儒生，實際上是毫無作戰經驗的，可想而知，讓這些書生猛然間投筆從戎，戰果自然一塌糊塗。在這一事件中，最終的結果是，面對僵持的局面，法國人按捺不住了，法軍艦隊司令孤拔下令，擊敗並摧毀了福建水師。張佩倫大人則如同一個只會吟詩作對的拉丁詩人一樣被打得丟盔棄甲，狼狽地逃到一座山上躲了起來；張之洞大人則幸運一些——法國人沒有攻打廣州。 中法戰爭後，李鴻章東山再起，大權重握。這場中國的「牛津運動」就這樣流產了。先前被派往上海高昌廟談判的陳寶琛，受到免職處分。張佩倫，這位福州海戰中的主要當事人被流放到驛道上服苦役，流放期滿後，他遭遇到的居然是這麼一樁極富戲劇性的巧合事件：他竟成了李鴻章的乘龍快婿！鄧承修則先是被派往東京灣去劃定邊界，不久，乾脆就從中國政壇上永遠消失了。徐致祥在翰林院則被束之高閣，朝廷不再敘用他，他呢，則開始沉湎於酒色，這導致了他的早逝。在他死前，他曾上書猛烈參劾張之洞大人，我記得他的措辭極其嚴厲，他指責張大人背離了早期的原則，竟然向李鴻章靠攏了。 在這場中國的「牛津運動」中，有兩人在清流黨解體後沒有失寵，即李鴻藻大人和張之洞大人。皇太后陛下對李鴻藻大人還是持一如既往的尊崇態度，恩遇有加。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在李大人死後，她賜給他最榮耀的「文正」諡號——正是這件小事，使我洞悉到皇太后陛下內心所持的立場，這一事件標誌著皇太后陛下內心是站在「牛津運動」發起者一邊的。 同已故的維多利亞女王一樣，她不能容忍帕麥斯頓勳爵，我們的皇太后陛下也絕不會發自內心地喜歡李鴻章——儘管她不得不利用他那雙富有經驗的手來處理帝國的內外政務。當張佩倫——那個福州海戰的主要當事人流放歸來，並成為李鴻章的乘龍快婿之後，李鴻章請求太后將其官復原職，對此，太后不客氣地加以拒絕了。她無法想像，一個曾經屬於「牛津運動」陣營的人，竟然會跟李鴻章的女兒結婚！ 在這裡，李鴻章被我稱為「中國的帕麥斯頓勳爵」，那麼對於張之洞大人，我們則可以稱之為「中國的格萊斯頓勳爵」——他們分別是中英兩國「牛津運動」的派生物。格萊斯頓勳爵先是英國聖公會高教會派保王黨人，後來則成為帝國的首相；張之洞大人呢，他起初是一個中國儒家「高教會」的保守代表，後來則成為立憲政治的鼓吹者。不客氣地說，他們二人都算是學者，可惜的是他們的學養也都算不上深厚，在學識上甚至可以用「膚淺」二字評價。因此，從他們兩人身上，我們事實上都可以看到中英兩國的「牛津運動」在精神文化方面都存在嚴重的缺陷。 我認為，中英兩國的「牛津運動」的共同缺陷在於：他們都簡單地從各自既定的理論原則出發來看待問題。在英國，是基於基督教的原則；在中國，則是基於儒家思想的原則。這兩場「牛津運動」的陣營里的學者們都想當然地認定，既成的基督教原則或儒教原則是千真萬確的，而不敢或不願以對事物本質的探索來檢驗一下這些原則究竟是否真的正確。簡而言之，無論是中國的還是英國的「牛津運動」，其思想都從未慮及事物的基本原則，也就是說，他們探討的問題從未觸及到事物的道德根本。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兩國的「牛津運動」都算不上是真正的智識啟蒙運動，他們的理論所體現出的膚淺和虛偽，是他們的致命弱點。總之，分別投身於本國的「牛津運動」的兩國學者都同樣地缺乏富有活力的思想，並且也沒有真正的思想家所具備的那種堅定不移的信念——其原因在於，他們的思想從未觸及事物的道德根本。這就是投身「牛津運動」的學者們思想極易發生轉變的根本原因所在——紐曼博士後來改變了自己的宗教信仰，格萊斯頓勳爵和張之洞大人則一而再、再而三地改變自己的政見。 簡而言之，張之洞和格萊斯頓一樣，他們不是思想家，而是傑出的雄辯家；他們不是真正的學者，而是所謂的「文人」或曰「士大夫」。但是，作為中國「牛津運動」的成員，張之洞大人卻有一種李鴻章從不曾有的思想能力。說實在的，李鴻章是個庸人，不過，像帕麥斯頓勳爵那樣，他是一個帶貴族氣質的庸人：他具備一個中國翰林所應具備的優秀的外在涵養和良好的儀表氣度，因為他出身於翰林院——中國的「牛津大學」。但是，他除了早年為參加科舉考試而受到的一般儒家教育外，就沒有接受更廣泛、更深刻的文化教育了。值得一提的是，他勤奮而有條不紊的辦事作風補償了他的不足。長期處理實際政治事務的豐富經歷使他獲得了切實可靠的實踐知識，因而，在處理實際問題方面，他比張之洞大人這種見識不廣、缺乏主見的學者型人物要顯得更為果斷、老練。 中法戰爭之後，張之洞大人繼續留在廣州。正是在那裡，他的所見所聞使他離棄了中國牛津運動的原則，變成一個維新人士。其實，那場廣為西方人所知的中國改革（即清末新政），真正的發起人是他，而不是袁世凱。 這場新政，經歷了三個比較明顯的階段：第一階段，乃是以發展實業即實現中國的實業化為目標，張之洞大人在廣東施政期間形成了這一思想，後來在武昌付諸實施。第二階段始於甲午戰爭之後，其目標是振興軍事，即使中國的軍隊實現軍事近代化，改革軍事體制。在上海附近的吳淞口，張之洞編練了一支由德國軍官訓練的中國模範軍隊。這場改革運動的第三個也是最後一個階段，開始於義和團運動爆發之後，其直接目標是實現中國教育的近代化。 現在，我們可以看到：在英國，按照馬修·阿諾德的說法，正是紐曼博士領導的牛津運動的影響，才導致了中產階級及其自由主義的崩潰；同樣，在中國，也正是由於中國的「牛津運動」的影響，我們才得以推翻李鴻章及其統率的粗鄙、腐敗的寡頭政治。「牛津運動」的影響——或者說是那種對優雅事物的熱忱摯愛、那種高尚的「牛津情感」使得張之洞覺察到了李鴻章當年引進的那些外國社會發展模式及其所導致的統治階層的粗陋與腐敗，並對這種現象深惡痛絕。張之洞和所有中國「牛津運動」的成員，最初都堅決反對引進外國的社會發展模式，因為他們當時都一眼看穿了伴隨這些發展模式而將要紛至沓來的粗鄙和醜陋。 然而，中法戰爭之後，張之洞大人逐漸認識到，所謂「以忠信為甲冑、以禮義為干櫓」的主張，即僅僅使用嚴正的儒教原則來對付法軍艦隊司令孤拔及其所指揮的那些配備有駭人巨炮的醜陋的鋼鐵戰艦，絕對是無濟於事的。於是，他不得不開始尋求調和折衷的道路。一方面，他覺得利用那些醜陋可怕但威力驚人的外國器物乃是迫不得已的；另一方面，他又認為在使用這些現代工業文明產物的同時，應該並且能夠儘可能地消除其中包含的庸俗、醜陋的部分。 在這裡，我想指出，儘管張之洞大人後來改變了自己的政見，但是他所主張的改革跟李鴻章是絕對不同的——這樣一個事實可以作為證明他的純潔動機和高尚愛國精神的證據。 他在擔任兩廣總督和湖廣總督的時候，正如有些宵小可能會加以指責的，他「濫用公款以引進西人器物」，但同時他也毫不吝惜地拿出自己的所有私人財產，用以創辦各類高等學院和學堂，並專門鼓勵人們研習儒家原則（即創辦存古學堂之類的學堂）。他認為，在這種時候，為時局所迫，他引進了西方的近代器物，為了消弭隨之而來的粗鄙，就必須加強對儒家經典的研習。因此，這種「存古」之舉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顯得更為必要。 於是，張之洞大人變成了一個維新主義者。這位昔日「牛津運動」干將推行的新政政策，也成為中國的一股政治潮流——從最初的阻礙、抑制到最終的摧毀和消弭，他成功地化解了以李鴻章為首的寡頭政治集團及其推行的鄙陋的自由主義所帶來的政治影響。事實上，正是這股中國「牛津運動」所衍生的情感浪潮，助長了中國的儒生階層對於以李鴻章為首的寡頭政治集團的不滿，也助長了對那種自以為是的中產階級自由主義的不滿，並為其在甲午戰後的突然崩潰和最後消亡鋪平了道路。當李鴻章帶著《馬關條約》及莫大的恥辱從日本回國時，也正是那種當年由「牛津運動」所衍生的潛在不滿情緒，使得頑固保守分子——如帝師翁同龢之流——也悍然將自身的命運與暴發的康有為新黨及其所倡導的激進的「雅各賓主義」綁到一起了。 馬修·阿諾德說：「一股對於既往歷史的強烈不滿情緒，一種對於抽象革新體制的生搬硬套，一套精心炮製、文采華麗的新式學說，一個面向未來、自稱前景遠大的合理社會構想：所有這些，就是雅各賓主義的做派。」我認為，這也是李提摩太牧師和為那些自命為「中國朋友」的外國人所極為讚賞的康有為們的做派。 更有甚者，「外國朋友們」不僅讚賞康有為們以及他們膽大妄為的做派，當皇太后陛下努力以最體面的方式試圖將中國從康有為們所倡導的激進的「雅各賓主義」中挽救出來的時候，列國的駐華公使居然千方百計干涉她，甚至還起了限制她老人家行動自由的罪惡念頭。至於中國的普通民眾——整個華北地區的農民們則奮起支持皇太后陛下，反對康有為們的「雅各賓主義」，從而使中國的局勢變得更加錯綜複雜。西方人錯誤地認為，在中國，只有儒生才會排外，一般老百姓則不排外。殊不知，在所有國家裡，普通民眾往往都會比知識階層更為保守。在中國，儒生們同普通民眾一樣排外，但如果論及對維新變法的反對，恐怕後者的反對情緒還要嚴重些——總之，在中國只有一個階層既不排外也不反對維新變法，那就是在中外貿易中暴發的買辦階層。 中國的普通民眾之所以奮起反對康有為們的「雅各賓主義」，乃是因為這種激進的思潮意味著中國要陷入全盤西化的深淵。儘管我還不能確定早期的「中國牛津運動」對於普通民眾的影響有多深刻，但可以肯定的是，它無疑有助於一般民眾憑自身的文化本能而感覺到，中國的全盤西化意味著西方那種粗鄙、醜陋的工業文明的大肆輸入。因此，當普通民眾看到歐美列強公然支持康有為們的「雅各賓主義」時，他們奮起反抗，要儘自己最大的努力將所有在華的外國人都消滅或趕出中國，便是不幸而又順理成章的結果了——所有這一切的原因，乃是在於：對普通民眾而言，全盤西化意味著讓那種粗鄙、醜陋的現代工業文明之惡魔主宰這個我們生於斯長於斯的古老帝國的命運，進一步，對於那些滿腦子充滿恐懼的普通民眾所做的一切，我們也不難理解了。總之，這就是當年義和團成員為何陷入一種群體性狂熱的道德原因。 由此，北京的局勢頓時變得複雜至極，同時也危險之至。皇太后陛下竭盡所能，施展一切政治手段以挽救危局。但是，那些駐在北京的歐洲列國的外交官們，不僅不對我們這位國母表示起碼的同情，反而極盡威脅恫嚇之能事，到處帶著自己手下的小撮衛兵在中國的首都耀武揚威。為了抵制康有為們激進的雅各賓主義的影響，皇太后陛下不得不召喚滿洲貴族的高貴的勇武精神和高尚的抵抗力量。已故的宓吉先生在其《英國人在中國》一書中指出，在中國近代各階層中，滿洲貴族其實是最不排外的。然而，此時此刻，滿洲人的熱血沸騰起來。這沸騰的熱血，帶著他們的高貴精神和高尚的抵抗力量，一旦這種力量同外國外交官那狐假虎威的恫嚇狹路相逢，一場大危機的爆發也就在所難免了。到了這個時候，即便皇太后陛下再偉大，即便她的政治手段再靈活，也是無能為力了——正如一個德國詩人所言：「攻擊愚昧，神仙來戰也是枉然。」 在這最危急的關頭，張之洞大人要扮演一個非常尷尬的角色——眼下，康有為及其所倡導的雅各賓主義已然偏離了他的維新方案。不僅是康有為，還有那個在雅各賓主義者中稱得上最為才華橫溢的人——梁啓超。實際上，在當時的中國，幾乎所有最臭名昭著的年輕雅各賓分子，要麼是康有為的門生，要麼是他的特殊黨徒。中日甲午戰爭後，康有為最初在北京鼓吹他的雅各賓主義時，很不受歡迎，隨即被趕出了北京城。然而，正是在張之洞大人的支持下，他才得以再次進京蠱惑光緒皇帝，甚至使其接受了他那套極富雅各賓主義色彩的維新變法方案。這一次，當年「牛津運動」的影響再次挽救了張之洞大人。馬修·阿諾德先生所說的那種追求優雅和美好的「牛津情感」，使張之洞大人對康有為所持的雅各賓主義的激進、粗陋之本質逐漸產生憎惡感。於是，在康有為的雅各賓主義得以在全中國付諸實施的最後關頭，張之洞大人明智地捨棄了他們，返回了「牛津運動」的大營。 梁啓超，這個最具才華的雅各賓分子，此後一直指責張之洞大人居然像卑鄙的袁世凱一樣，是一個投機政客——因為張大人曾在他們落難的時候退縮回保守派的陣營了。 我認為，這一指責既是絕對不合事實的，也是不公正的。我曾經親自出席過張之洞大人召集的一次幕僚議事會，會議的議題是要討論如何對付康有為的雅各賓主義。當時，康有為正以皇帝的名義大肆頒發維新法令。因為這是總督第一次准許我參加他的心腹幕僚內部會議，所以我至今仍可以非常清楚地回憶起那個場景。在此之前，我曾經冒昧地提醒過總督大人，我對他說：「就我所知，康有為人品卑劣，其計劃亦虛誇不實」。此外，我還把「愛國主義是惡棍的最後避難所」這句約翰遜博士（SamuelJohnson，1709-1784，他是英國有名的詩人、散文家、文評家和語言學家。）的名言儘可能準確、清楚地翻譯給總督大人聽，然而，當時總督大人對於這番話是聽不進去的，還指責我不懂中國政治。到了康有為及其雅各賓黨人露出猙獰面目時，總督大人便想起了我，於是，他專門叫我出席他的私人幕僚議事會，討論對策。這個議事會在武昌棉紡廠的樓頂召開。總督非常激動。我至今依然清楚地記得老總督在月光下來回踱步的情景，他一遍又一遍地重複著：「不得了！不得了！」我們的會議沒有做出任何決議。 我不畏煩瑣地舉出上述細節，乃是代表老幕主做出反駁，也是為了使人們相信——說張之洞大人像真正的投機分子、亂臣賊子袁世凱所做的那樣悍然出賣其雅各賓派的朋友，這一責難有失公允。或許，比我的反駁更為有力的證據就是他自己寫的那本著名的「小冊子」，即那本廣為當時西方人所知的題為「學習」（Learn，或更確切地應譯為「教育之必要」）的書。西方人認為，此書證明，張之洞是贊成康有為的維新變法方案的，其實，大謬不然。這本著名的小冊子，是我們在武昌棉紡廠召開那次議事會之後立即寫出來的——可以說，它是張之洞大人反對康有為及其雅各賓主義的宣言書，也是他的「自辯書」。該書告誡他的追隨者和中國所有的儒生，要堅決反對康有為推行維新變法的方式，此後，凡是欲推行此類的改革，就必須首先從教育入手。更進一步地，這本「自辯書」陳述了一個很重要的理由：張之洞大人之所以部分放棄他早年嚴格信奉的儒教原則，轉而贊成、提倡引進西方近代文明的部分成果，乃是事出有因。 張之洞大人的這部名著，像紐曼博士那本著名的《自辯書》一樣，是人類智識發生微妙變化的一個極為突出的例證。按照此二人的看法，明辨是非的真理和道德準則都不是絕對的，並且不是對任何人在任何情況下都有約束力。關於紐曼博士，正如查爾斯·金斯尼（CharlesKingsley）所批評的那樣：「真理自存，總體說來，它不必也不應該只是羅馬傳教士的美德之一。」至於張之洞大人，他一方面認為儒家原則是真理，在個人的道德生活中必須絕對遵從；但另一方面他又認為，這一原則在現代國家政治生活中則行不通了。儒家聖人之教，告誡個人或國家不必亦不該專心致志於對財富、權力和物質繁榮的追求，這一點，本乎孔子「賤貨貴德」之說——而現代西學的功利主義理論則教導人們，人生的成功和國家的強大，其基礎乃是在於擁有巨額的財富、無上權力和煊赫的物質繁榮。按照那個在中國鼓吹西學最為熱心的李提摩太牧師的說法：「一種沒有商業價值的教育，是絕對無用的」。 面對這兩種彼此相互矛盾、衝突的理想——即儒教的理想和現代西學的理想——張之洞大人曾天真地試圖以一種特殊的方式將它們調和起來，他得出一個結論，即對於這個問題一個人必須有雙重道德標準才行。其中，一重標準是關乎個人生活的；而另一重則是關乎民族和國家生活的：作為個人，中國人必須嚴守儒教原則，但作為一個民族，中國人則必須拋棄儒教原則而採納現代西學的原則。簡而言之，在張之洞看來，就個人領域而言，中國人必須繼續堅持自我的認同，努力做儒門「君子」；但整個中華民族，或曰中國國民，則必須全盤實現西化，全部變成「食肉野獸」以適應那主宰國際大環境的「叢林規則」。為此，他煞費苦心地動用了自己豐富的學識，不辭勞苦地列舉出古代中國的例子，試圖證明在遙遠的混亂時代，中國人也曾努力要變成「食肉動物」，以免受到外族欺凌。總之，張之洞大人就是以這樣一種特殊的方式來闡明自己的學說的。 張之洞大人認為，他這種奇特而荒唐的調和是正當合理的。他當時的理由是，我們中華民族當下處在那些「只認強權不認公理」的食肉民族的包圍之中，為了消弭那種已威脅到古老的中國及其文明存亡的巨大危險，民族的自強已成為時代的迫切要求。因此，張之洞大人身為一個偉大的愛國者和孔門弟子，在他心目中，中國以及中華儒家文明的利益與安全是超越一切道德準則之上的，這就如同在紐曼博土心目中對於羅馬天主教和基督教利益和安全的認識一樣。事實上，正因為紐曼博士對於基督教的優雅與美好持如此的摯愛，才使得他為了挽救和維護基督教——在他看來，基督教具體體現在羅馬天主教會中——而認為他在某種特定環境下拋棄基督教的原則是正當合理的。同樣，出於對中國以及中華儒家文明能否得以存續的強烈憂患意識，張之洞大人認為，他是被迫搞這種調和的——他迫不得已部分拋棄儒教原則，對於整個中國及中華民族來說，是完全有必要的。 總之，話說回來，無論是紐曼博士還是張之洞大人，像所有「牛津運動」的成員一樣——鑒於我已指出過的那種弱點——他們都是極端的理想主義者，也都是那種其才智被自身過於強烈的空想所扭曲的人。孔子曾說：「道之不行，我知之矣，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法國人茹伯則說：「愚昧，從道德方面看，可以減少罪過；從智識方面看，本身就是最大的罪過。」紐曼博士和張之洞大人所採用的這種調和折衷的辦法，在道德上和宗教上造成了所謂「耶穌會教義」的產生，在政治上則造成了一種被稱為「馬基雅維利主義」的東西。 儘管張之洞大人和紐曼博士這樣的人——正如我所說過的——是品格高尚、行事動機純潔的人，但是，當張之洞大人將這種「馬基雅維利主義」教給中國的儒生和統治階層時，當他的宏論被那些品德不如他高尚、心地亦不及他純潔的人所採納時——例如被袁世凱這種天生的卑鄙無恥之徒所採納的時候，其對中國所產生的危害——我不得不說，甚至比李鴻章那種市儈味十足的「自由主義」所帶來的危害還要大！ 當年，當庚子事變結束，朝廷回到北京之後，中國政府在全民族的支持下，開始致力於採納西化方案——數年前，在中日甲午戰爭後，歐洲那種極端的物質功利主義文明的可怖巨獸次被正式帶到中國的大門口，置於古老的儒家文明面前。此前，中國的儒生們雖然對這一可怖巨獸感到驚奇、厭惡和憎恨，但他們仍然可以蔑視它，可以努力不去理會它，也可以不用想像它對於中國人及其文明可能造成多大傷害。那時，這個巨獸還遠在歐洲，遠在另一個大陸，所以它的危害距離我們尚且遙遠。然而，在中日戰爭之後，中國及其文明與這頭可怖巨獸之間，就僅僅是一海之隔了！ 於是，在中國的儒生中，便激起了一種異常強烈的憂患意識。這種憂患意識導致的結果，自然是一場因憂患和激動而產生的群體性瘋狂——那些往日最為堅定的保守派，乃至身為萬乘之尊的光緒皇帝，居然也願意同康有為及其黨徒——他們是中國的雅各賓派，也是打算把希臘人的木馬引入特洛伊城的賊子——合作了！實際上，這種舉動就是要祈求、召喚現代歐洲物質功利主義文明之可怖巨獸來援助中華民族了。對於這種無奈的舉動，反對的呼聲自然此起彼伏：「我害怕希臘人，甚至怕他們的禮物！」張之洞大人在這時候，正如我們所見到的那樣，不得不建議對之進行調和，但是，高傲的滿洲貴族們卻起而聲言：「不可，我們寧願像一個真正的人那樣去死！」他們誓死抗拒這一亘古未有的巨變。已故的帝國重臣徐桐——值得一提的是，他是一個保守的滿洲貴族，也是一位我們中國的一流人物——便說：「要亡麼，要亡得正。」 與此同時，出於對現代歐洲功利主義文明即將占領中國並毀滅中國文明的恐懼，出於對這頭可怖巨獸的害怕——再進一步說，出於對「亡天下」的恐懼，普通的中國民眾，特別是整個華北地區的農民們頓時陷入了一種群體性狂熱狀態，他們組成了義和團，樹起「扶清滅洋」的大旗，奮起支持滿洲貴族。皇太后陛下無奈之下，只有盡其最大努力設法擺脫這種困難而複雜的局勢。但是，當列強的海軍襲擊並攻占大沽口的消息傳到北京之後，皇太后陛下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對戰敗的人來說，不再希望有任何救星便是惟一的救星。」身為一個絕望的母親和統治者，她同意下令向公使館開火。於是，一些滿洲貴族和整個華北地區的農民們便瘋狂而不顧一切地做出了一系列極端舉動——他們要赤手空拳地將現代歐洲功利主義文明這一可怖的巨獸，乃至「在華的所有洋人」統統趕入大海！ 就像這樣，整個中華民族以其自身的文明資源——以滿洲貴族的英雄氣概和勇敢的義和團戰士視死如歸的精神——正如八國聯軍總司令、海軍上將西摩爾的一個部將所看到的那樣，中國人如痴如狂地向現代歐洲文明的槍口衝鋒，與他們的死對頭作孤注一擲的抗爭，要以這種玉石俱焚的悲壯方式去保衛、挽救中華文明。遺憾的是，他們的最後一搏以失敗而告終。此後，中國人得出一個結論——正如我將說明的那樣，這個結論是錯誤的——他們認為憑中國自身的文明資源去對付現代歐洲現代功利主義文明的破壞力量，終歸無能為力，亦是徒勞之舉。 因此，正如我所說，當朝廷在庚子事變後回到北京時，中國政府在全民族的支持下，走上了西化的不歸路。在這裡，我還想指出的是，鑒於目前的中國局勢，真正讓人覺得可怕亦可悲的地方在於，當整個中華民族決心拋棄他們自身的文明而跪拜於現代歐洲物質文明時，在整個帝國內竟然沒有一個受過教育的人對現代歐洲文明的真正內涵有絲毫的了解！康有為以及中國的「雅各賓分子」們，正如我們所見到的那樣，只想通過一個簡單的維新變法行動——僅憑皇帝的一紙「上諭」來在古老的中國實現西化。若不是皇太后陛下採取強力措施，成功地奪回其外甥、即光緒皇帝的統治權，並鎮壓康有為以及他手下「雅各賓派」黨徒——那麼，全世界人將看到一場可怕的悲劇：整個中華民族就會像一個瘋子一樣行動起來，砸碎自己家中的所有家具，拆毀房子，而代之以紙糊的家具和劣質的紙板房屋。 皇太后陛下在庚子事變結束後回到北京，便決定採取行動，以除時弊。她絕不允許自己或任何別人再像她的外甥、即光緒皇帝那樣行事——即聽從康有為及「中國雅各賓派」的居心不良的鬼話，按自己個人的意志頒布法令來推行所謂的維新變法，以圖在中國實現西化。 作為一個擁有高貴天性的滿洲人，皇太后陛下個人對於歐洲文明及其社會發展模式並沒有什麼好感，但是作為一國之主——在此，皇太后陛下顯示了她的完美品格和傑出的政治家風範——她感到有責任讓自己個人的喜好與願望服從於全民族的利益與意志。不僅如此，所有的滿洲貴族成員也像她一樣，他們出於滿人高貴的天性，並不熱愛現代歐洲文明，但是他們會主動而自覺地服從於民族整體的利益與意志。 在此，我可以指出，那些暴發的買辦階層和一部分卑劣無德的儒生，或者那些具有鄙陋的市儈智慧而缺乏高貴品格的人——主要是這些人，他們渴望享受現代歐洲物質文明所帶來的肉慾的滿足，因而成天叫囂要在中國搞全盤西化。客觀地說，作為一個階層，對於他們的欲求，高層也無法忽視。 因此，綜合各種勢力的欲求，中國的皇太后陛下不得不以她偉大的人格強迫高傲而生來倔強的滿洲貴族們服從全民族西化的意志和命令——但是，儘管如此，她仍下定決心，在中國推行西化的每一個改革舉動和措施，都不能由某個人擅自為之，甚至包括她本人在內，而必須得到全民族充分而自由的認可——例如得到代表民族意志的各部大臣、在京的其他名人顯要以及各省督撫的同意才可以。簡而言之，皇太后陛下決定，如果中國非要進行一場革命不可了，它亦將是如偉大的英國公爵威靈頓（Willington）先生當年所說的那樣，那應該是「一場合乎法律秩序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