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牛津運動 · 第一章 滿人當權

位於帝國首都的翰林院是中國的牛津，整個帝國的知識分子精英都在那裡，此地因而堪稱知識精英薈萃的寶地。這個翰林院，正是我所說的「中國牛津運動」的策源地和總部。對於那些參與、堅持這場運動的年輕翰林們，我們稱之為「清流黨」，或曰「民族淨化黨」。這場席捲整個中國的民族淨化運動，就像當年英國的牛津運動一樣，可以被看作為儒林中保守的高教會派的復興。至於運動的目的，則是反對那些為李鴻章和中國的自由主義分子所熱衷並大肆引進的外國制度和理念，保守的「清流黨」極力呼籲中國國民更嚴格地信守幾千年來為儒家所遵奉的基本原則，以圖淨化本民族之心靈，規範人們的日常生活。為了讓民眾更清楚地了解這場「中國的牛津運動」，我想有必要在這裡先詳細地談談目前中國社會的本質以及社會秩序。 馬修·阿諾德先生曾將英國國民劃分成三大階層——野蠻人、中產階級和民眾。同樣，中國人也可以依照這種劃分法分為三類：野蠻人或曰「蠻族」，是滿洲人——大清江山定鼎後，他們（旗人）生來就是貴族了，這是基本的事實；中產階級則是飽讀詩書的儒生階層，文人學士就是從這個階層中產生的；民眾則是中下層市民和勞工們。在民眾階層中，從中派生出的富裕商人和買辦們憑藉其勤勞與鑽營的本領，也有可能躋身貴族之列。 滿洲貴族的特長，在於他們的英雄氣概或曰高貴品德；以儒生們為代表的中產階級的特長，則在於他們的智識；而民眾階層的特長，則在於他們的勤勞，或者說是辛勤工作的能力。孔子曾說：「力行近乎仁」，而馬修·阿諾德先生則將這種生生不息的勤勞精神稱為「希伯萊精神」，這就是中國民眾或勞工階級的勤勞力量；孔子又說過：「好學近乎智」，馬修·阿諾德相應地將中產階級的特點稱為「希臘精神」，這就是中國的儒生的知識力量；最後，孔子的另一句話——「知恥近乎勇」，描述出滿洲貴族的高尚氣節與高貴品格：作為中國惟一的軍事部族的後裔，不客氣地說，滿洲人遠比漢人有氣節，因為他們的祖先是英勇而無所畏懼的戰士，沒有什麼東西能比尚武更能養成高尚的氣節與高貴的個人品德。一個真正的戰士，總是不斷地以勇於自我犧牲的精神來激勵自己，而自我犧牲正是所有高尚氣節和高貴品格的來源。「滿洲之根本為騎射。」這一滿洲人的祖訓是他們英雄傳統的最好詮釋。 中國社會如果想實現健康、正常的運轉，必須首先依靠民眾或勞工階層的勤勞力量去生產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以保證整個社會物質的充裕和人民生活的康樂；其次，還必須依靠中國儒生的知識能力去教化民眾，管理並正確使用他們身上所具備的勤勞力量，並適當地供應知識成果；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是必須依靠滿洲貴族的高貴品格來指導民眾，將他們的勤勞力量引導到一個高尚目的之上。 總而言之，在中國，民眾的勤勞力量主導生產，儒生的知識能力主導教化；滿洲貴族的高貴品格則主宰民眾的力量，以使整個國家的國民都足以過上充裕的生活，享有高尚的文明成果。作為一個外國人，如果他（她）曾經在中國內地旅行過，曾看到那些保存完好的舊時橋樑和運河，將會理解我所說的對於人民生活的高尚指導會是什麼樣的。總之，這個階層存在的最大意義在於引導民眾的勤勞力量在物質方面趨向一個高尚目的而不至於無所歸依。至於精神方面，像編篡《康熙字典》那樣的宏偉著作，就充分地證明清朝早期的皇帝所具備的高尚品格以及他們如何指導精神生產也趨向同一個高尚目的。 然而，在外來勢力侵入中國之前，中國社會承平日久，也就自然產生了這樣一種必然的結果：由於缺乏積極的軍事活動的刺激，滿洲貴族的高尚品格不免會出現退化、萎縮；至於中國的儒生們，他們為了在各級科舉考試脫穎而出，還必須苦心孤詣，在這一過程中其知識能力仍然可以得到磨鍊。不過，這也是有限的：清朝開國時伴隨著滿洲貴族入關而帶來的那種激人奮發的精神及其影響，到眼下這個時候幾乎已經蕩然無存了。相應地，儒生們的智識也大大衰退，儘管讀書人為數不少，但是他們失去了「魂」。如果我們把康熙年間中國文人的文學作品——特別是詩歌——和那些在滿洲貴族的奮發精神及影響削弱後由文人們作出的詩歌加以比較，這一點就非常明顯了。實際上，中國儒生的智識，在失去了強力的滿洲貴族高貴精神之哺乳後，也就逐漸失去了優雅，從而日漸變得鄙陋和粗俗。 中國在承平日久之後，正如時局所顯示的那樣，惟一沒有受到削弱的民族力量，便是勞工階層了。他們身上那種勤奮勞動、努力工作的精神力量，還存在於這個社會中。然而，中國普通民眾身上這種以勤勞刻苦為本質的精神力量，即便沒有受到削弱，但是，由於他們接受不到儒生們有效的教化和管理，不僅性情逐漸變得粗俗，而且工作效率也降低了。更為糟糕的是，民眾們與儒生們一樣還失去了高尚的指導——沒有滿洲貴族以高尚的品格去引導他們為一高尚目的而辛勤工作，中國勞工階層的勤勞力量，就被卑劣的目的浪費了。也就是說，眼下勞工的力量不是被用來生產那些能促進國民身心健康的生活必需品，而是生產一些供人擺闊、滿足其驕奢淫逸之欲望的器物。總之，現在的勞工只是在為了滿足庸人的感官愉悅和虛榮心而勞動罷了。 羅斯金曾以其畢生的精力想使人們認可，政治經濟學是一門倫理學，其目的是教會人民乃至國家如何花錢，而非如何掙錢。確實，眼下中國的財政狀況不景氣，世界經濟也呈現出一派蕭條。究其原因，不是說整個社會缺乏足夠的生產能力，也不是說人們缺乏工業製品和鐵路，真正的問題乃是在於那種可恥的「浪費性消費」正大行其道。這種可恥的浪費性消費——無論是地區性的還是全國性的，都是由於缺乏高貴精神的引導而產生的。如果民眾身上那種以勤勞刻苦為本質的生產力量缺乏高貴精神的引導，那麼所謂「浪費性消費」也自然而然地會出現。在一個國家或地區，如果人們有一高尚品格引導，將懂得怎樣花錢——怎樣為一高尚的目的而花錢。而當人們懂得怎樣為一高尚目的而花錢的時候，他們將不再在乎自己擁有什麼，而會在乎自己怎麼去做——不是一味去追求宏大、豪奢，也不是要去跟別人炫耀什麼，而是追求高雅的生活情趣和所處環境的優美。如果說某個國家或地區人民的品德達到一定的高度，他們除了高雅的生活情趣和優美的生活環境之外別無所求，就不再會把民眾的生產力量浪費在修建這些東西上面了——他們絕不會去建造龐大、醜陋的樓宇，也不會去修築冗長、無用的公路。總之，一旦某個國家或地區人民的生產力量得到一高尚目的的引導而不至於被浪費掉，那麼這個國家或地區就可以稱得上是真正的富裕之邦了——它不是因為有足夠多的財物或擁有龐大、醜陋的樓宇而稱富，而是因人民身體健康、心靈優美而稱富。 歌德說：「每一種天賦之物都有自身的價值，都應該得到發展，有人只鼓勵生產『美』的東西，也有人只鼓勵生產『有用』的東西，實際上，只有將兩者結合起來，才能建設好一個國家。『有用』的東西不必主動追求，因為這些東西是人人不可或缺的，大眾自然會生產它們；而『美』的東西則必須被追求，因為很少有人能夠主動展示它——但許多人又確實需要它。」因此，袁世凱先生和莫理循博士認為中國最需要這樣的東西：諸如煤、鐵、廉價的肥皂、便宜的電車以及無線電報——即歌德稱之為「有用的東西」。其實，我認為對於這些東西的生產倒不必過於鼓勵。然而，已故的皇太后陛下則認為中國需要這樣的東西：諸如她的頤和園的美、《論語》之美，中國詩之美，乃至於八股文的美——即歌德所謂的「美好而必須加以追求的東西」。一方面，很少有人能夠主動展示它；另一方面，不僅是許多人而且是所有的人都需要它。 如果我們的國家、社會缺少了這些歌德稱之為「美」的東西，便不會有高尚的品格；而如果沒有高尚的品格，正如我們所看到的，人民身上那種以勤勞刻苦為本質的生產力量就會被可恥地浪費掉。緊接著，那裡的人民在生活中所享有的舒適、奢靡與豪華，就會像死海南岸罪惡之都俄摩拉的蘋果那樣，落得個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下場。19世紀初，在列強用槍炮轟開中國大門的前夜，那個時候的中國承平日久，蘇州、杭州等城市的富豪顯貴們正過著安逸的紙醉金迷的豪奢生活，彼時出現的種種徵兆都已明顯地顯示出，古老中國的社會肌體上已經產生「浪費性消費」的癌變。至於其原因，正如我已說過的那樣，是由於中國失去了滿洲貴族高貴品格的引導，人民身上固有的勤勞的生產力量也缺乏一高尚目的的引導。事實上，可恥的浪費性消費不僅浪費了人民的生產力量，而且使他們的勞動果實也難以得到公平的分配。長此以往，富者愈富，貧者愈貧，也就順理成章了。 上述這些，就是西方人最初帶著他們的商品和鴉片來中國時我們這個老大帝國的狀況。西方人通過黑白兩手——做正常生意和販賣鴉片來向中國沿海一帶的商人和買辦們公開傳授那種賺錢快且容易學的生財之道。於是，中國社會肌體上那種原有的可恥的「浪費性消費」之癌便急劇惡化。這樣，公平分配人民的勞動成果不僅變得困難，而且幾乎成為不可能的事。長此以往，城裡的富人們和寄生階層變得越來越富有，而那些不能靠寄生來營生的鄉下人，則不僅越來越貧窮，甚至被甩到破產的邊緣，無以為生。如果一個國家的人們——除了富人以及寄生階層之外——發現他們儘管已竭盡全力、拚命地勞動，但仍無法養活自己，那麼留給他們的惟一出路，就只有投入到一場瘋狂的叛亂中去了，以此來徹底根除國家的癌症——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有關這一國家的癌症，症候表現得最為明顯的是蘇、杭這樣的商業城市。在中國，旨在根除這種可恥的「浪費性消費」之癌變的，便是著名的太平天國叛亂。 太平天國叛亂發生後，滿洲貴族們束手無策，無能為力。至於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並不是說滿洲貴族已完全喪失了以勇武精神為特質的高尚品格——值得一提的是，1860年，當英法聯軍進攻北塘時，就遇到了滿洲軍人的英勇抵抗。外國人從關於北塘戰役的戰況報導中可以看到，那種一往無前、視死如歸的英雄氣概在滿洲貴族身上依然存在。那麼，為什麼他們在身為叛亂者的太平軍面前卻一籌莫展，戰場上也陷入狼狽不堪的局面呢？我想，真正的原因在於，雖然滿洲貴族們有他們的勇武的高貴品格，但在太平軍方面，他們身上卻有著一種特殊的狂熱。 什麼是狂熱？狂熱就是陷入瘋狂之中的高貴人性。雖然太平天國叛亂分子在起事前只是普通民眾，但是出於對社會弊病所持的強烈義憤，在他們那麻木遲鈍的本性中也被激發出了勇武的高貴品質。因此，面對太平天國叛亂分子身上所體現出的狂熱精神，或曰「高貴的瘋狂」，滿洲貴族身上的英雄氣概就無法奏效了。在此，筆者順便指出一點，歐洲列國那些具有崇高精神和其他傑出道德品質的舊式貴族，之所以對革命者以及他們所發動的革命始終、至今仍然是束手無策，原因也正在這裡。 一個貴族的傲慢，也許能使由愚蠢的學徒和庸俗的店主組成的烏合之眾產生敬畏感，但是，一個不能或不願正視社會錯誤與民眾欲求的貴族，他身上所有的英雄氣概和他所具備的最優秀的戰鬥素質，即便在所謂的「上帝的正義」面前，也是徒勞無功的。因為，所謂「上帝的正義」，總會是我國革命的最終根源。正確與謬誤，正義與非正義，在形形色色的騷亂和革命中魚龍混雜，是那樣的難以分辨，這就要求一個人既要具備蓄勢待發的拳頭，又要有洞察一切的雙眼。否則，即便你在緊握的拳頭外包上最堅固的克虜伯鋼甲，若膽敢向「上帝的正義」出手，最終會使自己受到上帝的懲罰，那表面上堅固無比的拳頭也會化為齏粉。總之，要想有效地對付狂熱或那種陷入瘋狂的高貴人性，或者乾脆說要想對付瘋子，我們最需要的一點，乃是才智——知識就是力量。因此，當太平天國叛亂發生後，在滿洲貴族面對狂熱的叛亂者而束手無策時，皇太后陛下便不得不求助於漢族儒生身上所具備的知識力量，指示他們回鄉組辦團練，要完全依靠他們去鎮壓叛亂了。於是，馬修·阿諾德所說的「統治權」或「政權」，即統治中國的真正的主動權和指導權，從滿洲貴族的手裡轉入漢族儒生的手裡了。滿洲貴族的權力中心或曰指揮總部在北京，而漢族儒生的權力中心則在地方各省。因此，從滿洲貴族到中國儒生的權力轉移，也就意味著中國政府的實際統治權從帝國的首都轉移到地方各省了。對於這一點，許多西方人已經觀察到，中國政府的權力開始呈現分散狀態，至於這種局面形成的真正原因，就是太平天國叛亂。 然而，難能可貴的是，對於這種可能使中國陷入地方分裂局面的隱患，被一個偉大的漢族儒生消弭了，他就是已故的曾國藩侯爵（前任駐英公使曾紀澤之父）。這位偉大的侯爵乃是近代中國儒生的領袖。在整個太平天國叛亂時期，皇太后陛下授予他「便宜行事」的絕對權力，因此，當時他可以說是中國事實上的獨裁者。在他的統率之下，漢族儒生響應皇太后陛下的號召，毅然脫下身上的長衫，紛紛投筆從戎。戰爭初期，雖然儒生們對戰爭韜略一竅不通，對行軍打仗的辛勞也極不習慣，但他們仍然奮發努力，克服了他們遇到的一切困難。開始，他們先是以超人的智識及時抑制住太平軍的瘋狂進攻；接著，在實戰中他們逐漸掌握了戰爭的藝術；最後，歷時十數年，他們終於撲滅了這場叛亂的大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