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牛津運動 · 第四章 空位期：中國三頭執政

我說過，中日戰爭之後，李鴻章倒台，中國文人學士失去了領袖，其實應該說，中國文人學士中的自由黨失去了領袖。曾國藩死後，正如我們看到的，政權落入到兩派文人學士手中，一派稱之為湘軍系，一派稱之為淮軍系。湘系是些湖南人，屬於保守黨，司令部在南京。淮系是些安徽人，屬於自由黨，司令部則在天津。曾國藩侯爵一死，保守黨的湘系逐漸失去權勢，除了從國庫里按期領取撫恤金外，那些曾經參與鎮壓太平天國叛亂的湖南人再也沒有任何別的特權，於是長江流域又出現了哥老會（秘密結社），對帝國統治構成新的威脅。相反，自由黨的淮系在李鴻章領導下，則權勢日增，直到大權在握，統治全國；特別是掌握了支配國家錢款和拔去他人頂戴花翎的權力，還控制了國家那些最有利可圖的肥缺。中日甲午戰爭後，李鴻章失勢，自由黨的淮系集團也群龍無首、一鬨而散。但保守黨的湘系卻還有領袖，他就是已故兩江總督劉坤一。實際上，此時初興的康有為雅各賓黨尚未形成氣候，劉坤一不僅是保守黨的湘系首領，名義上也成為整個中國文人士大夫階層的領袖了。 從某種意義上說，劉坤一在中國近期政治生活中的地位，相當於英國的威靈頓公爵。他跟威靈頓公爵一樣，並非學者，甚至不算文人，只是一個軍人而已。其與威靈頓公爵的不同之處在於，他是中國的蘇格蘭高地人——中國的長江流域就是英國的英格蘭。漢口以上的長江流域上部，包括山陵覆蔽的湖南省及其「內湖」，形成中國的蘇格蘭高地。漢口以下的長江領域下部，包括安徽和南京，形成中國的蘇格蘭低地。長江流域的居民具有蘇格蘭人的一切特性。長江下游的中國人，像蘇格蘭低地人一樣，機靈、精明，是講求實惠的生意精，吃苦耐勞，貪婪鄙吝——比如李鴻章，就是長江下游的安徽人，帶有蘇格蘭低地人機靈精明的典型特徵，把「半個便士」或中國所謂「碎銀」看得極重。相反，長江流域上部居民，特別是湖南人，則像蘇格蘭高地人一樣——粗豪，耿直，勤勞，節儉但不吝嗇。不過，無論是長江流域上部還是下部的居民，他們都具有一個共同的特徵；勇敢或堅毅。這種道德品質，是中國其他各省人特別是廣東人所不具備的。事實上，在鎮壓太平天國叛亂中出力最大的，也正是具有蘇格蘭那種「勇敢堅毅」品質的湖南人和安徽人。 我說過，劉坤一不是學者，而是一位軍人——一位粗獷的蘇格蘭高地老將，他終其一生都保持了那粗率耿直的作風，說起話來調門極高，操著湖南方言。他缺乏智識修養，甚至還不如李鴻章斯文，但像威靈頓公爵一樣，他在與太平軍的作戰中因功顯達。久經沙場的磨練，使他對人對事富有實際的見識，有成熟的判斷力。此外，他還具有強烈的責任感和榮譽感。這一點，也與威靈頓公爵相同。說實話，劉坤一可以稱得上是中國有氣節或道德勇氣（moralhardiness）的最後一個文人士大夫。甚至連張之洞大人也缺乏氣節或道德勇氣，儘管他是一個秉性高潔的人。我說過，目前中國惟一稱得上有氣節的有教養的階層，是滿洲人。 孔子說：「剛、毅、木、訥，近仁」。1900年，華北爆發了義和團狂熱運動，北京帝國政府在列強攻占大沽口之後，被迫宣戰。南京的劉坤一致電兩宮，認為把戰爭的恐怖帶給他治下的人民是不應該的，但儘管如此，他卻向皇太后和皇帝陛下表示效忠，如果外國列強侵犯他統轄區的任何部分，無論是獲勝還是落敗，他都將誓死捍衛中華帝國的榮譽和尊嚴。孔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劉坤一死後，中國文人學士受三大巨頭領導。這三大巨頭是張之洞、袁世凱和前兩廣總督岑春煊。中日甲午戰爭後，中國整個知識階層陷於絕望，在絕望中，無論是保守黨還是自由黨，都樂於追隨康有為的過激黨，贊同他那連根帶枝的徹底改革方案，此種改革終於演變為康有為暴烈兇猛的雅各賓主義。然而，張之洞首先警覺起來，他同康有為及其雅各賓派劃清了界線，如我們所看到的，他發表了反對他們的宣言書。正是牛津運動的影響，那種反對醜陋粗鄙、追求美好優雅的牛津情感，把張之洞從康有為暴烈兇猛的雅各賓主義中挽救了出來。講到這裡，我可以指出，張之洞在他的全部政治生活中，對於國家最偉大的貢獻，就在於中國歷史的這一危急存亡關頭，他本人覺悟並率領追隨他的文人學士們脫離了康有為及其雅各賓派。如果張之洞與中國文人學士跟康有為攪和在一起並支持他到底，我不知道中國是否會發生內戰。但不管怎麼說，要不是張之洞和中國文人學士及時退出，已故皇太后絕不會如此輕而易舉地對付和鎮壓康有為及其雅各賓黨徒，使國家免遭他們那暴烈兇猛的雅各賓主義的災難和毒害。 袁世凱，三巨頭中的另一個成員，在這危急存亡時刻，也從康有為及其雅各賓同夥中脫離了出來。就張之洞而言，他脫離他們，是因為他品格高尚，性情優雅，牛津運動的影響使他更加精煉。而袁世凱則不然，他之所以拋棄雅各賓朋友，拋棄康有為及其黨徒，純粹是出於品質卑劣之故。 袁世凱乃中國的約瑟夫·張伯倫。索爾茲伯里勳爵曾把張伯倫先生稱之為「傑克·凱德」。的確，像傑克·凱德一樣，中國的袁世凱和英國的張伯倫，實在都屬於群氓黨，分別代表他們國家那粗野、淺薄、污濁和卑鄙的群氓志趣。在所有國家，群氓都並非是不道德的。在中國，群氓甚至於極為道德，比目前中國的知識階級、文人學士們要有道德得多——這一點，從他們一心一意踏踏實實努力工作所表現出的正直誠實中，可見一斑。然而，即使是中國的群氓，儘管他們有道德，卻並不高貴。群氓之所以不高貴，是因為他們無法克服和抑制自身的欲望，一個人要想高貴，必須首先徹底戰勝和抑制其自身的動物性——他的欲望。民眾的確擁有實力，但這種實力來源於強烈的欲望，因而不是一種高尚的力量。此外，受其生活和工作環境的影響，群氓是粗俗不堪、無優雅之處可言的，這種粗俗與強烈的欲望兩相結合，便使得民眾在掌權之後，總是蠻橫殘暴。 因此，無論是中國的袁世凱還是英國的張伯倫，由於他們分別代表了本國的群氓，所以也就一併擁有了群氓的長處和短處、優點和缺點。他們兩人都是強人，但是，正如我說過的，他們的力量由於來源於自身強烈的欲望，因而是一種卑鄙殘暴的力量。此外，他們倆都具有天生的智能，但卻只是一種喪失了優雅和美妙成份的智能，即英國人稱之為常識的東西，在華外僑則名之曰：「自救本能（savey）」。實際上，袁世凱和張伯倫都有足夠的「自救本能」。他們深知生薑入口便有辣味，與飯碗作對是愚蠢至極的，一旦失去了飯碗，絕對不會有什麼好處，即便真能帶來太平盛世也不行，而這一點，像康有為那些強烈渴望太平盛世立即實現的雅各賓黨人，卻是不很明白的。我說過，正是出於卑劣的本性，袁世凱摒棄了他的雅各賓朋友。像袁世凱和張伯倫先生一類人之所以改變政策，跟端方和英國的羅斯伯里勳爵的情況不同，後者是因為生性輕浮，而他們則完全是出於冷靜的算計。袁世凱加入康有為及其雅各賓黨徒一夥時，並沒有康有為及其黨徒們的那種熱情，和他們那種對太平盛世的渴望，只是因為他盤算著李鴻章倒台了，而康有為及其激進黨卻有王牌在手。同樣，看到他們出牌輕率不慎，即將輸掉時，便又將這些朋友棄如敝履。事實上，像約瑟夫·張伯倫一樣，袁世凱是一個完全沒有熱情和高尚衝動的人，也根本不理解熱情和高尚的衝動為何物。正因為他對義和團運動那種高貴的瘋狂完全沒有能力理解並感到同情，從而使得他在山東巡撫任上，對省內那些誤入歧途的瘋狂的義和團農民青年不分青紅皂白，一律殘酷鎮壓，大下殺手。奇怪的是，他這種暴行，竟然得到那些同他一樣的、沒有頭腦且卑鄙無恥的外國人的喝彩，為他贏得榮譽。簡而言之，中國的袁世凱和英國的張伯倫先生這樣的人，他們身上帶有著群氓的一切卑劣和殘暴的特性。 袁世凱步入政界，是從做吳長慶將軍帳下吃閒飯的隨員開始的。當時，吳將軍受大清帝國政府派遣，率領中國軍隊進駐朝鮮仁川。袁世凱是早期鎮壓太平軍的名將和統帥袁甲三總督的遠房親戚。袁甲三的許多部將後來都成了將軍，吳長慶就是其中之一。袁世凱尚未成年時，被認為是一個沒有出息的無賴，被趕出家門，後由袁甲三的另一個部將，最近才升任長江巡閱使的程文炳撫養成人。程的一個兒子與袁世凱一塊念過書，他告訴我，袁世凱從小就固執任性，自私自利，完全靠不住。 卡萊爾描述耶穌會創始人伊格內圖斯·羅耀拉時，說道；「（他是）一個年輕的西班牙下級貴族，帶有嗜欲的比斯加亞血統，其特點是厚顏無恥，好色荒淫，公然無道，尤其是欲望極強。在他看來，這個宇宙就是一個飲食店，裡面有大蒜，有牙買加胡椒，還有不幸的女人和其他調味品，再加上一些配菜，專供大膽的人去滿足欲望。除此之外，宇宙間就只剩下謠言和空談了。在這樣的人生哲學和人生實踐中，伊格內圖斯已度過了差不多三十年。」 袁世凱早年在他的故鄉河南項城，也是在上述人生哲學和親身實踐中混日子，一直到他身無分文，完全破產為止。他的朋友們樂於打發這個年輕的無賴，於是借給他赴朝鮮的旅費，在那裡，正如我在前文提到的，他成了吳（長慶）將軍帳下吃閒飯的隨員。不過，袁世凱雖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流氓無賴，卻並非沒有能力和能量。他逐漸地向上爬，後來得到李鴻章的保薦，被任命為「駐朝總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就這樣，他成為天津李鴻章腐敗的寡頭政治集團中最年輕的成員。 同英國的約瑟夫·張伯倫一樣，中國的袁世凱也是一個暴發戶和驟起的新貴。暴發戶和新貴的標誌是狂妄自大，不可一世。這一點，凡是與袁世凱所寵愛的留過洋的中國人打過交道的外國人都能看到，這些人生活奢侈，趾高氣揚，他們的主要特徵是——狂妄自大，不可一世。北京的中國文人學士稱天津袁世凱的黨徒為「票黨」——狂妄自大黨。兩年前我在北京的時候，有一次，一個督察院的官員在街上與我同行。當他看到袁世凱口銜金菸嘴，叼著香菸，乘著新式洋馬車，後面跟著耀武揚威的侍從馬隊，浩浩蕩蕩地從旁經過時，情不自禁地向我誦起《詩經》里的如下詩句： 驕人好好， 勞人草草， 蒼天蒼天， 視彼驕人， 矜此勞人。 事實上，袁世凱是在有意模仿滿人榮祿的氣魄；天津和北京的許多外國人，都錯把袁世凱的這種狂妄自大，當成了榮祿的那種真正的氣魄。已故的滿人榮祿雖有不少缺點，但卻是一個生來的貴族，而袁世凱則是一個暴發戶和新貴。我曾對袁氏的同黨唐紹儀說，袁氏有百萬富翁的作派而無百萬富翁的錢財。其實，袁世凱裝出的氣魄或驕狂自大，正是手中並無百萬的百萬富翁所擺出來的架子。 英國的約瑟夫·張伯倫先生的驕狂，大大有助於南非布爾戰爭的爆發，同樣，袁世凱派駐朝鮮時期的驕狂自大，則促使中日戰爭不可避免。等戰爭真正打起來的時候，他為自己驕狂的嚴重後果感到害怕，便逃回天津。 說句公道話，天津的李鴻章並不想打這場戰爭，他對導致戰爭的那個驕狂之徒、那個過於熱心的暴發戶十分氣惱——因而對逃回天津的袁世凱不理不睬。這樣，袁世凱就又一次流落街頭，負債破產，只得千方百計四處求人向李鴻章說情，希圖重新得到李氏的優遇。後來，他求到了李鴻章寡頭政治集團中最有勢力的人物盛宣懷，但事情毫無進展。從此，他對盛宣懷懷恨在心。後來他升任直隸總督時，便將盛氏所擔任的中國電報局總辦和輪船招商局督辦的職務全部免去——此事是盛宣懷親口告訴我的。 未能重新進入李鴻章的寡頭政治集團，袁世凱便另闢蹊徑，去巴結北京的滿洲貴族。經過離職回京的程文炳將軍，即他那個早期保護人的引見和疏通，他得到了滿人榮祿統帥下的新建陸軍副統領之職。不過，他在滿洲貴族手下立足未穩，李鴻章便垮台了，康有為及其激進派異軍突起。袁氏認為時機已到，又趕忙去投靠康有為與激進派。但正如人們都知道的，到最後的緊要關頭，他又叛賣了他的雅各賓朋友。此後，他就明確地投身到滿洲貴族一派中，與之形成了一個集團，可以稱之為「聯合黨」。如同約瑟夫·張伯倫成為索爾茲伯里勳爵的親信僕從一樣，袁世凱則成了滿人榮祿的心腹僕從和走狗。 我不必詳細追述袁世凱的為官履歷。他在天津小站編練「新軍」的特種部隊後，被任命為山東巡撫。他在任上，義和團的狂熱風暴爆發了。我們已經看到，他完全沒有能力理解那場誤導和愚昧的暴亂之高貴動機，只是殘忍地以玩世不恭和獸性的手段，去殺害那些誤入歧途的瘋狂農民。從山東巡撫，他繼而成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在他到天津就任之前，占領天津的八國聯軍組成了臨時政府，他們已經打掃和整頓了天津的環境，使天津成為現代歐化的自治城市。袁世凱從外國臨時政府手中接管了天津市政，他坐享其成，得到了許多不該享有的榮譽。外國人看到天津進步和改革的表象，看到天津成為一個歐化的城市，便一味誇獎袁世凱。劉坤一死後，袁世凱，正如我說過的，他與張之洞和兩廣總督岑春煊一起，成為了左右中國政治的三大巨頭。 我本不該對這位已經倒台的中國張伯倫的經歷和品質不厭其煩地講這麼多，但鑒於以下事實，我還想再嘮叨幾句。莫理循博士和所有中英兩國的英文報刊，都以一種自以為是、甚至狂妄自大的權威腔調，極力推出袁世凱這座泥塑的偶像來，這種做法只是荒謬可笑，對於外國人正確地了解中國的真實情況倒也沒有什麼太大妨害。他們神化袁世凱，說他是拯救中國必不可少的惟一偉人，從而給現任攝政王的統治投去不信任的陰影。英國輿論過去曾一度奉李鴻章為偶像。有些與宓吉先生見識相仿佛的英國人，甚至稱李鴻章為中國最了不起的老人。如今，英國人對宓吉先生所謂的那個最了不起的老人，還有什麼好話可說呢？ 但公正地講，李鴻章還不是一個邪惡的、不道德的和刻毒的人，他只是一個庸人。他庸俗粗鄙，但不暴虐惡毒。而康有為及其中國雅各賓黨人不只是庸俗粗鄙，而且惡毒暴虐。在他們的雅各賓主義中，包含一種理想主義的成分，一種希冀立即帶來太平盛世的強烈渴望。而袁世凱，則綜合了庸人李鴻章的粗俗卑鄙和雅各賓黨人康有為的暴虐刻毒。事實上，中國的袁世凱和英國的約瑟夫·張伯倫先生一樣，兩人都是雅各賓黨人的叛徒。 下面，我不再談袁世凱。不過在此之前，我想明確指出，這種生性粗俗、庸陋和蠻橫的人們，損害了他們本國真正改革和進步的事業，因而也必然危害他們所在國高尚的國民生活乃至世界文明。例如，約瑟夫·張伯倫先生，人人都知道，他採納了比肯斯菲爾德勳爵的帝國主義。但是，意味著使大英帝國強大的帝國主義，對比肯斯菲爾德勳爵來說只不過是實現目的的手段，其目的是為了大英帝國的良治和世界文明。換言之，比肯斯菲爾德勳爵要使大英帝國強大，只是為了能使大英帝國政府正如他自己所說的，去做它認為對於大英帝國的良治、進而對於世界文明事業來說是正確的事情。而約瑟夫·張伯倫先生的帝國主義，也就是使大英帝國強大，則本身就是目的。無論如何，他的帝國主義與良治或文明沒有關係。張伯倫先生帝國主義的目的，只是要讓大英帝國境內的盎格魯-撒克遜民族吃的東西更多，住的地方更好等等，事實上也就是要比地球上任何國家或民族在物質方面更加繁榮，然後能狂妄自大，趾高自揚，稱霸全世界。比肯斯菲爾德勳爵的帝國主義，其結果是推進良治和文明的事業，使英國式的法律和英國式的公正——使大不列顛統治下的和平贏得全世界的尊崇。孔子談起他那個時代一個著名的政治家時說道：「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所謂「披髮左衽」，就是成了野蠻人。同樣，我們也可以說，如果沒有英國比肯斯菲爾德勳爵和德國俾斯麥首相的政治才能，歐洲人民現在也要墮入無政府和野蠻狀態了。相反，約瑟夫·張伯倫先生的帝國主義，其結果則是要使盎格魯-撒克遜民族能有更多的牛肉吃，能住得更加舒適，能狂妄自大、趾高氣揚地去欺辱全世界。它所帶來的是在南非的布爾戰爭，是英格蘭鼓吹女人參政的婦女，是印度投擲炸彈的無政府主義學生和每年預算六千萬英鎊的赤字。由此可見，我們中國人「有治人無治法」的說法，是千真萬確的。 在中國，這一公理比在英國或歐洲要有力量得多。中國國家管理中的「憲法」，正如我所說過的，是一種道德上的憲法而不是法律上的憲法。換句話說，我們中國人更多地是依靠道德法律，而不是紙上的憲法、國家法規或治安條例來約束上至皇帝下至地方官，使那些身居高位、有責有權的人們不敢為非作歹。簡而言之，中國的良治完全仰賴我們統治者的道德品質。因而在中國，當不道德的人身居高位，大權在握的時候，他們的所做所為所造成的危害是無法想像的。而且，在中國，像一切專制獨裁的政府一樣，政府行好行壞的權力非常之大。因此，一旦像袁世凱這種生性庸俗、粗鄙、暴虐和刻毒的人在政府中享有了某種支配權，那後果便可怕至極。這裡，且不談那種奢侈浪費，為了維持袁世凱及其寄生蟲們驕狂恣肆的排場，在天津，無論是官員還是商人都已破了產。在此，我只想從那些災難性後果中舉出一個實例。袁世凱，正如我所說過的，他成為了統治中國的文人士大夫中三頭執政的成員之一。三巨頭即張之洞、袁世凱和岑春煊，他們乃是當時中國文人士大夫所公認的領袖。已故皇太后正是依靠這三個人，來指導與推行改革運動或中國的歐化新政的，我說過，在1901年鑾駕回京後，整個中華民族就決定採取這樣一場歐化改革了。張之洞仍是三巨頭中惟一有思想和能懂思想的人，他在反對雅各賓主義的宣言書中，指出中國的改革或歐化，必須首先從改進和變革公共教育入手。袁世凱則毫無自己的主見，他以其粗俗卑鄙的狐狸之智大體上抓住了張之洞的這一思想，然後立即狠命地催迫和促使那個可憐的老人，正如我曾說過的，那個缺乏道德勇氣的張之洞，糊裡糊塗就答應勸說已故皇太后不等到新的教育體制有個草案或經過討論，就將整個現行的舊式公共教育機構悉行廢除。其結果，是擁有四萬萬人的整個中華帝國，目前可以說絕對沒有任何公共教育可言了。只有在一些大城市的幾座造價高的、陋俗的歐式紅磚樓房裡，還有人在把一些蹩腳的英語和現代歐洲科學術語以及其它學科的日式譯文混在一塊，向學生灌輸著。對這些東西，學生們絲毫也不理解，就被強行塞進腦中，結果使他們一個個變成了胡言亂語的白痴。這就是前文中我所謂像中國的袁世凱和英國的張伯倫這樣的人，不能讓他們有掌管教育或文化事務任何權力的一個實例。已故的著名法國人內農先生說：「人們健全的教育，乃是達到一定程度的高等文化教育的結果。像美國這樣一些國家，已經發展了為數不少的大眾通俗教育，卻沒有任何嚴肅認真的高等教育。而這種缺陷，就勢必長期以他們知識分子的平庸行為，舉止粗俗，精神上的淺薄以及普通智識的缺乏為代價。」中國舊式的公共教育儘管可以說有許多缺點，但它仍然致力於給人們一個像內農所說的嚴肅認真的高等教育。不僅如此，這種嚴肅認真的高等教育，還造就出像曾國藩侯爵乃至張之洞大人本人這樣傑出的人物。 三頭執政當中最年輕的一位，是岑春煊，他是前兩廣總督，現在在上海做寓公。他是著名的已故云貴總督岑毓英的長予，其父曾被指控與馬嘉理謀殺案有牽連。岑毓英是一個厲害人物，他用克倫威爾挫敗愛爾蘭叛民的嚴酷手段，挫敗了雲南回民起義軍。像乃父一樣，岑春煊也是一個厲害角色。他是德國人所謂容克黨的黨員，他的家族也來自蠻荒的仍處在半開化狀態的廣西省，即中國的波美拉尼亞。因此，他跟俾斯麥首相一樣，是一個真正的中國波美拉尼亞的容克。在其政治生涯之初，他也同俾斯麥一樣是個極端保皇主義者——plusroyalistequeleroi。事實上，岑春煊在義和團事變爆發後才嶄露頭角，他以其極端的保皇主義精神引起了已故皇太后的注意。當朝廷逃至陝西西安時，他趕緊奔去救援，與1848年俾斯麥趕去救護柏林的朝廷一樣。 他們兩人的相同之處按下不表，且談彼此之間的相異之點。俾斯麥是一個含辛茹苦、始終不懈地提高自身思想修養的人，而岑春煊則絕對沒有任何思想修養。不過，正因為他完全沒有文化修養，所以他是實實在在的，不像雅各賓黨人——諸如賣弄博學和懷有空洞理想主義的康有為之輩。他不是空想家，而是一心一意務實的實幹家。他確實沒有滿洲貴族的優雅之處，但同時也沒有暴發戶袁世凱那種狂妄自大、庸俗不堪、裝模作樣講排場的鄙陋習氣。到上海岑春煊的寓所拜訪過他的外國人，都可看到，這位偉大的厲害總督的兒子，自己也是總督，他的生活卻相當簡樸。由此可見他是一位君子，不屬於那種暴發戶買辦階級。 總之，岑春煊是一個堅強有力、忠心耿耿的狂熱保皇派。他主張對雅各賓黨人和革命派以快刀斬亂麻的方法迅速處理。但是，正如弗里德里希·威廉（FriederichWilliam）1848年在談論俾斯麥時所說的那樣，岑春煊在當今中國是個不合時宜的人。目前中國正處在變革時期，需要的是善於妥協與和解的建設性政治人才，而岑春煊則太過強硬、不屈不撓，因此難當大任。歌德見了同時代的渥瓦茨元帥，說道：「再也沒有比缺乏見識的行動更為可怕的事情了。」此刻，像希臘的阿喀琉斯一樣，這位厲害的總督離開了所有當權者，坐在上海馬卡姆路他的寓所里滿臉慍怒，毫不妥協。眼見中國越來越糟，他實在忍受不住氣惱的折磨，便到杭州湖畔、普陀海濱逛悠散心去了。 也許將來有那麼一天，這位中國的阿喀琉斯可能還要披掛上陣，前去為希臘人作戰。然而，正如這位前總督幾天前對我所說的，當那一天到來的時候，對於中國和每個人來說，將會是一個暗無天日的時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