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文學史 · 第五章 道咸以後之文學及八股文之廢
嘉慶以後，學者多高語周、漢、秦、魏，薄清淡簡樸之文，如仁和龔自珍璱人，邵陽魏源默深。其為文皆出入諸子，往往有奇氣。而上元梅曾亮伯言，獨紹姚姬傳之學，以教門人，湘鄉曾滌生起而和之，則桐城一派復盛。至於道咸之際，士之為古文者，何其眾也！雖當洪、楊倡革命之軍，海內雲擾，而講藝著文之風不絕，豈非導揚而振厲之者有其人耶？滌生《歐陽生文集序》述乾隆以降桐城派授受淵源甚詳。具錄如下：
乾隆之末，桐城姚姬傳先生鼐，善為古文辭。慕效其鄉先輩方望溪侍郎之所為，而受法於劉君大櫆，及其世父編修君范。三子既通儒碩望，姚先生治其術益精。歷城周永年書昌為之語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學者多歸向桐城，號「桐城派」。猶前世所稱江西詩派者也。姚先生晚而主鐘山書院講席。門下箸籍者，上元有管同異之、梅曾亮伯言，桐城有方東樹植之、姚瑩石甫。四人者，稱為高第弟子。各以所得，傳授徒友，往往不絕。在桐城者，有戴鈞衡存。莊事植之久，尤精力過絕人。自以為守其邑先正之法，襢之後進，義無所讓也。其不列弟子籍，同時服膺，有新城魯仕驥絜非、宜興吳德旋仲倫。絜非之甥為陳用光碩士。碩士既師其舅，又親受業姚先生之門。鄉人化之，多好文章。碩士之群從，有陳學受蓺叔、陳溥廣敷，而南豐又有吳嘉賓子序，皆承絜非之風，私淑於姚先生。由是江西建昌有桐城之學。仲倫與永福呂璜月滄交友，月滄之鄉人有臨桂朱琦伯韓、龍啟瑞翰臣、馬平王拯定甫，皆步趨吳氏、呂氏，而益求廣其術於梅伯言。由是桐城宗派，流衍於廣西矣。昔者，國藩嘗怪姚先生典試湖南，而吾鄉出其門者，未聞相從以學文為事。既而得巴陵吳敏樹南屏，稱述其術，篤好而不厭。而武陵楊彝珍性農、善化孫鼎臣芝房、湘陰郭嵩燾伯琛、漵浦舒燾伯魯，亦以姚氏文家正軌，違此則又何求？最後得湘潭歐陽生。生，吾友歐陽兆熊小岑之子，而受法於巴陵吳君、湘陰郭君，亦師事新城二陳。其漸染者多，其志趣嗜好，舉天下之美，無以易乎桐城姚氏者也。當乾隆中葉，海內魁儒畸士，崇尚鴻博，繁稱旁證，考核一字，累數千言不能休。別立幟志，名曰「漢學」。深擯有宋諸子義理之說，以為不足復存，其為文尤蕪雜寡要。姚先生獨排眾議，以為義理、考據、詞章，三者不可偏廢。必義理為質，而後文有所附，考據有所歸。一編之內，惟此尤兢兢。當時孤立無助，傳之五六十年。近世學子，稍稍誦其文，承用其說。道之廢興，亦各有時，其命也歟哉！自洪楊倡亂，東南荼毒。鐘山石城，昔時姚先生撰杖都講之所，今為犬羊窟宅，深固而不可拔。桐城淪為異域，既克而復失。戴鈞衡全家殉難，身亦歐血死矣！余來建昌，問新城、南豐兵燹之餘，百物盪盡，田荒不治，蓬蒿沒人，一二文士轉徙無所。而廣西用兵九載，群盜猶洶洶，驟不可爬梳。龍君翰臣又物故。獨吾鄉少安，二三君子尚得優遊文學，曲折以求合桐城之轍。而舒燾前卒，歐陽生亦以瘵死。老者牽於人事，或遭亂不得竟其學；少者或中道夭殂。四方多故，求如姚先生之聰明早達，太平壽考，從容以躋於古之作者，卒不可得。然則業之成否又得謂之非命也耶？歐陽生名勛，字子和，歿於咸豐五年三月，年二十有幾。其文若詩，清縝喜往復，亦時有亂離之慨。莊周云：「逃空虛者，聞人足音跫然而喜。而況昆弟親戚之謦咳其側者乎？」余之不聞桐城諸老之謦咳也久矣！觀生之為，則豈直足音而已！故為之序，以塞小岑之悲，亦以見文章與世變相因，俾後之人得以考覽焉。
按姬傳受業姜塢（姚范），後與殿麟（吳定）、悔生（王灼）師海峰。台山（羅有高）、絜非（魯九皋）師梅崖（朱仕琇）。碩士（陳用光）學於絜非，更事姬傳。姬傳之徒，伯言、異之（管同）、孟塗（劉開）、植之（東方樹）最著。碩士行輩差先。伯言其年家子，異之典試所得士也。仲倫（吳德旋）、春木（姚椿）、生甫（毛岳生）出姬傳門少後。姜塢曾孫碩甫（姚瑩）亦姬傳高第弟子，而名業特顯，不徒以文稱。秋士（彭績）品詣孤峻，尺木（彭紹升）其族子，究心理學，尤與台山善。子居（惲敬）、皋文（張惠言）私淑海峰，同時拔起者，小峴（秦瀛）、祁孫（陸繼輅）其尤也。湘皋（鄧顯鶴）善碩甫，月滄（呂璜）歸向桐城，嘗問道於仲倫、春木，以所學倡於粵西。其鄉人伯韓（朱琦）、翰臣（龍啟瑞）亦請業伯言。子序（吳嘉賓）、通甫（魯一同）、位西（邵懿辰）、子余（孫鼎臣），皆從伯言講論者也。石州（張穆）以樸學鳴，與伯言論不合。魯川（馮志沂）兼師兩人。異之子小異（管嗣復）傳父業而早卒。植之之門，惟存莊（戴鈞衡）著稱。曾滌生自以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啟之。其《歐陽生文集序》，吳南屏不以為然。然南屏為文，固實不出桐城派之緒論也。最近惟吳汝綸摯甫、張裕釗廉卿為文守桐城家法雲。
咸同以來，宿學老師，遺風未沫。承其流者，經學考據則俞樾、戴望，駢體小詞則李慈銘、譚獻，皆不愧一時之選。光緒以後，誹議雜興，或以桐城派局於議論，遂有復尚龔自珍、魏源之文，恣為馳騁開闔之致。於是新聞評議之書，競盛於世矣。
綜而論之，則清之文學，不逮於明，明文不逮宋元。殆皆經義八股之弊，深著人心。有以汩其聰明材智，使莫能自進於高明廣大之域。此蓋明以來有識之士，所為深譏而屢嘆也。蓋科場程試，其束縛之方法最嚴。既定之以八比之式，又限其修短之制。明郎瑛《七修類稿》云：「本朝科場，自洪武三年第一場經義，限五百字；四書義一篇，限三百字。第二場禮樂論，限三百字。第三場時務策一道，一千字以上。」按此即清制限字之所由始也。清俞正燮《癸巳存稿》云：「康熙七年，定鄉、會試復用八股時文，限五百五十字。二十年，限六百五十字。……四十五年三月，陳廷敬奏『會元尚居易，首篇一千二百餘字。向來作文不得過六百五十字，所作違例，應斥革』，從之。乾隆四十三年，復限以七百字。」夫以發揮義理之事，而限其字數，使言者不得盡其辭，已為無理。及其末流，考官欲避剿襲之弊，乃好割截經文上下句命題，謂之截搭，尤屬可怪。倪鴻《桐陰清話》曰：咸豐丁巳，河南學使俞樾出題多割裂。如試武陟縣題曰《苟為無本七》，試修武縣題曰《王知夫苗乎七》，試林縣題曰《戶求水》，諸如此類，不勝枚舉。合場譁然，幾至罷考。為御史河南曹薌溪登庸彈劾，奉旨革職。因憶嘉慶間歙縣鮑覺生侍郎桂星督學河南時，出題亦多割裂。士子逐題作詩嘲之云：「禮賢全不在胸中，扭轉頭來只看鴻。一目如何能四顧，本來孟子說難通。」（顧鴻）「世間何物最為凶？第一傷人是大蟲。能使當先驅得去，其餘慢慢設牢籠。」（驅虎）鮑、俞皆一時名士，尚猶如此，其餘更無論矣。以文為戲，未有甚於此者也。光緒庚子以後，始廢八股試士之法，此為近數百年文學上之一大變。甫及十年，遂革命。故文學復興之功，正所望於繼今以往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