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歷史 · 第28章 一次民族復辟：明代

在其漫長的歷史進程中，中國能夠數得出的像忽必烈那樣卓越非凡的君主並不多。通過他強大的人格力量，他政治家的才幹，他深邃淵博的智慧，以及他的統治的穩固和仁善，這個蒙古人躋身於歷代以來中國最偉大皇帝的行列。他的孫子鐵穆耳（成宗，1294年—1307年在位）也是一位精力充沛、認真負責的統治者，但在這兩位皇帝之後，元王朝就迅速墮落了。元朝的王子們沉陷於放蕩淫逸之中，缺乏意志力，只能通過喇嘛教徒的宗教來救贖他們的罪惡，這讓儒家士大夫對他們又有了新的不滿。最糟糕的是，他們自己之間從未停止過爭吵，短短几年時間裡，就毀掉了在忽必烈時期讓馬可·波羅讚嘆不已的堂皇的行政外表。這一世系的最後一位皇帝妥帖睦爾（順帝，1333年—1368年在位），他只喜歡跟孌童或吐蕃喇嘛們打成一片，任由混亂無序演變為無政府狀態。 皇室家族的墮落，鼓勵了漢人愛國者奮起反抗外族統治。起義由秘密社團組織，尤其是白蓮教，這個教派預言太平盛世的到來，宣揚彌勒佛（佛教里的彌賽亞）的降臨。像1912年的革命一樣（它也號召人民推翻外族王朝），這場運動也是從長江下游及廣東地區開始的。它發端於1351年，1355年以後，起義蔓延到了整個南方——越過了從前的南宋帝國。起義伴隨著駭人聽聞的混亂，因為這場運動由為數眾多的首領所領導，他們半是愛國者半是強盜，在他們起兵反抗蒙古人的同時，自己人之間也打得不可開交。 其餘的五花八門的冒險家，因為他們當中最聰明的一位而黯然失色，此人就是明朝的創立者朱元璋。他是安徽省一個貧窮農民的兒子，17歲那年一場瘟疫奪去了全家人的生命。為了活命，他進了一座寺廟，但他的佛教道行顯然很淺，因為當反抗蒙古人的普遍起義在南方爆發的時候——這一年他25歲——他就脫下了袈裟，拿起了武器，在長江下游地區領導了一次起義。儘管他起初只不過是個普通頭目，手下的嘍跟別的造反者也並無不同，但由於他的政治頭腦以及他對平民百姓的仁慈，從而在他們當中鶴立雞群；他很明智地爭取民眾，而不是壓迫他們。無論什麼時候打下一座城鎮，他都禁止士兵們劫掠，結果，當地百姓都把他當做一位解放者，向他歡呼致敬，感謝他讓他們獲得自由，不僅僅是從蒙古人的手裡，而且也是從其他起義首領的手裡。1356年，朱元璋攻克南京，並讓它成了自己的都城，成了一個重建秩序、平定動亂的政府的所在地。他的主要競爭對手是一位普通漁民的兒子，控制著湖北、湖南和江西。1363年，朱元璋打敗了對手，取了他的性命，占了他的地盤。1367和1368年，他占領了廣東地區，這樣就擁有了整個華南。接下來，他揮師北京。 這是一次勝利的進軍，因為蒙古人的愚蠢而讓這位解放者的任務變得輕而易舉。他們沒有聯合起來抵抗起義，而是繼續互相爭吵，並因此讓軍隊四分五裂。1368年9月10日的夜裡，怯懦的妥帖睦爾逃出了北京城，躲到蒙古去了，朱元璋進入了這座都城。把北京從蒙古人手中解放出來之後，朱元璋擁兵稱帝，成了明朝的創立者。在經過13年的奮鬥拼殺之後，這個從叫花子開始起步、脫下袈裟的和尚，終於在40歲時，成了國家的解放者和漢唐遺產的繼承者。這位幸運的冒險家，已經比宋朝的開國者們強多了，他們從沒有成功地把蠻族人趕出北京城，而他卻輕而易舉地拿下了它。因此，他在向前尋找榜樣的時候，乾脆跳過了宋代，直接追溯到了唐朝——最後一個統治全部中國領土的本族王朝。1373年，他頒布了一部基於唐律的行政法規。然而，他並沒有把首都搬到北方，而是繼續住在南京城[1]。他本人作為長江下游地區土生土長的本地人，率領一支由南方人組成的大軍趕跑了外族統治者，首先組建的也是一個南方人的政府。此外，還要記住，整個華北地區在韃靼人的手裡已經有242年，而北京城則被他們控制了432年。在這漫長的幾百年里，北方各省已經被蠻族的因素所滲透。而正是華南，從1126年至1279年，一直充當著中國獨立的庇護所，新的民族解放運動也正是從那裡開始的。因此，南方代表了真正的中國，明王朝的勝利建立也正是在南方。這位新皇帝，依然是一位足夠精明的政治家，不可能讓南方人長期占優勢。為了在南北之間的鴻溝上架設橋樑（兩個半世紀的政治分離使得這道鴻溝越來越寬），並著眼於中國的精神和政治的重新統一，1380年，朱元璋作出決定，不僅讓南方的官員管理北方，而且還讓來自北方的人參與南方的管理。出於同樣的原因，1370年，他就曾毫不猶豫地禁止了白蓮教和白雲教等秘密社團，即便他們對推翻蒙古人的統治作出過很大的貢獻；時代已經變了，更何況，這些秘密社團先前就站錯了隊，聲稱他們支持新皇帝的競爭對手。 這位明王朝的奠基人，試圖在各個領域實現價值的回歸，試圖彌合蒙古人的統治與女真人的統治之間的裂縫，並把中國跟遙遠的過去接續起來。毫無疑問，他以極大的熱情致力於這項不同尋常的傳統主義者的事業，這更多地是因為他本人從前一直是個微不足道的人物。1379年，他改造了科舉考試制度，重建了貴族的爵銜。他還隆重地舉行了祭孔儀式，皇帝獲得了士大夫階層的支持，他們在蒙元統治時期一直是反對佛教徒教權主義的核心力量。與此同時，這位前和尚也從未忘記他的同門教友。他甚至繼續讓佛教僧徒環繞自己的左右，毫不留情地懲治試圖在這些方面勸諫自己的儒士。有一次，他甚至因此而處死了一位大法官。這一事件是徵兆性的，因為隨著歲數越來越大（他活到了70歲），皇帝變得越來越容不得諫諍，逐漸丟掉了他廣受歡迎的和善性格，這曾經對他的成功大有幫助。他變得習慣性地猜疑，曾經處死了18位權貴以及他們所有的家人。作為一次陰謀（或真或假）的結果，他在南京處死了15萬人。這位如今成了天子的前冒險家，希望在他死之前重新建立起絕對的專制。 朱元璋實際上的繼任者是第三任皇帝，也就是他的四子，其統治時期使用的年號是「永樂」，我們應該稱他為「永樂皇帝」[2]。這位好戰的皇帝對自己的角色有一種不切實際的觀念。從前的忽必烈打算為蒙古人締造一個中華帝國，而如今的永樂皇帝卻試圖為中原贏得忽必烈的子孫們的蒙古遺產。大可汗忽必烈通過從黃河向東京灣推進，從而讓整個中原領土俯首歸順，成了名副其實的天子。永樂皇帝打算征服蒙古，扮演大可汗的角色。 正是抱著這一目的，1421年，皇帝把首都從南京遷到了北京。正是他，擬訂了建造皇城（這形成了現代北京的中心）的宏大計劃，以及更詳細的修造「紫禁城」[3]的計劃。是他構思了一系列的宮殿、大理石階、大殿、花園，以及配得上最偉大的中國傳統的全景；他擴大了湖泊，修造了假山，在花園裡栽植了來自老家長江流域的花卉和灌木。所有這一切，在18世紀被清朝的皇帝們恢復和完善了，但到處都帶有明永樂皇帝的標記。正是永樂皇帝，最早在北京南城牆附近修建了天壇（1420年）和先農壇（1420年）。 遷都北京本身就是在宣告一項政策。其他任何一個純粹的漢人王朝都不曾想到選擇這裡做首都。北京城的歷史角色僅僅是從韃靼人那裡開始的。公元10世紀，契丹人把這裡建成了他們的都城之一；12世紀的女真人，以及1260年的忽必烈，都仿效了契丹人的做法。來自北方的征服者們之所以作出這樣的選擇，一點也不難理解，因為北京坐落於中世紀中原的邊緣之外，是主要的邊陲重鎮之一。滿洲就坐落在山海關外，當時尚未得到開墾，穿過南口（當時和現在一樣），就是蒙古大草原了。無論是在地理上還是歷史上，北京都是漢人—韃靼人妥協的結果；在那裡，漢人依然是在國內，韃靼人也還沒有出離自己的環境之外。永樂皇帝通過把朝廷從南京遷到蒙古的大門口，遷到忽必烈從前的首都，從而聲明了自己對忽必烈子孫們的遺產擁有所有權。 事實上，他的父親在這一方向上已經為他樹立了榜樣。朱元璋在把蒙古人從明朝領土上趕出去之後，就曾一路追擊，進入了他們的本國。1372年，一支明朝軍隊直逼外蒙古的土拉河。1388年，十萬明朝大軍再一次穿越戈壁東部，跟蒙古部落一直打到了貝爾湖的東邊、喀爾喀河與克魯倫河之間。然而，這些襲擊只不過是窮追敗敵，是恐嚇那些遊牧民的報復性遠征。而另一方面，永樂皇帝則在蒙古執行了一項一貫政策，在蒙古，成吉思汗部落的權威因為被趕出明朝所帶來的恥辱而受到了嚴重的削弱。永樂皇帝千方百計煽動其他部落（尤其是衛拉特部，明代稱瓦剌，或稱西蒙古人）起來反抗他們。在外蒙古隨之而來的內戰中，他也介入過幾次，特別是1410年和1411年的兩次，當時，他領著自己的大軍一直打到了鄂嫩河的上游，以及成吉思汗的老家。他想以這種方式把外蒙古的霸權從成吉思汗的子孫們那裡轉移到衛拉特部的可汗們手裡，但用不了多久，漢人就有理由為此而懊悔不已了，因為他們讓新生的部落取代了那個因為威信掃地而動彈不得的衰落政權。 在印度支那，永樂皇帝也重新採取了漢唐時期的大帝國政策。在安南國，合法的王朝被一個篡位者所推翻。永樂皇帝以此為藉口，占領了這個國家，並把它分割成中國的幾個行省（1407年）。但不到10年的時間，安南人就展開了一場曠日持久、令人筋疲力盡的游擊戰爭，以反抗侵略軍。永樂皇帝去世4年之後，起義軍首領黎利就攻克了河內，趕走了漢人（1428年）。 永樂皇帝並不滿足於對蒙古的宗主權及吞併安南。他還要建立中國在巽他海與印度洋的海上霸權。他的艦隊宣告了中國國旗在占婆、高棉、暹羅、馬六甲半島、爪哇、蘇門答臘、錫蘭（中國海軍將領在這裡嚴懲了本地酋長，因為他表現出了敵意）、孟加拉和南印度等海岸地區的霸權地位。他們一直航行到了波斯灣的荷姆茲海峽、亞丁灣和麥加的港口吉達。這幾次航行分別發生在1405年和1424年，在這個世紀末，我們將看到葡萄牙人到達印度（1498年）。當歐洲的航海家們到達印度的時候，如果他們發現自己被中國的海洋力量所統治的話，亞洲的命運又會如何呢？然而在這裡，永樂皇帝再一次有了一個不著邊際的幻想，這種幻想與中國人的性情氣質格格不入，或者更準確地說，它與官僚階層的意識形態背道而馳。他正在創立的這個中國，對於其自身的力量來說，規模實在是太大了：中國人完全不適應海洋；對於中國的將士們來說，東京灣的氣候太熱，而蒙古又太冷。士大夫階層依然一如既往地敵視在他們看來代價高昂而又毫無益處的對外征服。永樂皇帝的「國際事務」毫無前途。中國退回到了自身之內，一切聽天由命，無論是在陸地，還是在海上。 在觀念世界裡，我們也發現了同樣的退縮態度。永樂皇帝本人儘管是個佛教徒，但他卻下令編輯新儒家的講義，並在1464年頒布詔令，將這些作品與古代的儒家經典並列，作為官方講經的基礎，這意味著「朱學」成為了明朝的國家信條。然而，一個世紀之後，在王陽明（1472—1529）的學說中，卻出現了針對朱學物質主義的反動，或者至少，是對國家實證主義的反動。這位哲學家並沒有公開抨擊機械論者的實證主義。他認為，我們在宇宙秩序、在普遍法則（理）中所占有的那一份，就潛藏在我們的心裡，而不是在理性能力中；為實現與世界本質的交流，我們應該依靠直覺認知（良知），這是心靈深處至高的先天「呼聲」，而不是我們可以稱之為「推理智慧」的那種東西。王陽明寫道：「良知之在人心，無間於聖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4]王陽明的人格力量，以及他的高貴品格，使得他成為一個富有同情心的人物，但他的著作，無論如何也只局限於道德，表現的是一種旨趣，而不是一套體系。朱熹的學說依然保持著它的所有權威，下面的事實就表明了這一點：王陽明不得不聲稱支持朱學，為的是讓自己的教義能夠被人接受。 永樂皇帝死於1424年，他是大明王朝皇室家族中最後一位偉大人物。在他死後，他的子孫後代們繼續掌權達200多年，但再也沒有產生過一位非凡人物。像漢、唐王朝末期一樣（儘管比較起來要遠為迅速），閹黨再一次控制了一系列庸碌無能的君主，以他們的名義統治國家。與此同時，在蒙古，衛拉特部（或稱西蒙古人）在永樂皇帝的幫助下，取代了成吉思汗的後代，成了遊牧部落的霸主，成了一股強大的勢力。他們的可汗額森要求娶漢人的公主為妻，這一要求遭到拒絕後，額森便率領自己的大軍，劫掠了山西與河北的邊境。英宗皇帝在他寵幸的一位太監（他僭代皇帝指揮將領們）陪伴下率兵親征。沒有給養的明朝大軍在宣化附近、在北京與張家口之間的崇山峻岭中被切斷了，全軍覆沒。十萬具中原將士的屍體散布在山口中，英宗皇帝被俘（1449年）。衛拉特人的勝利大大出乎他們自己的意料，他們繼續前進，在北京的城牆下紮下了營盤。但他們並沒有做好圍攻的準備，幾個月之後，他們的可汗額森決定把英宗皇帝給放了。1453年，額森與明帝國握手言和。 一個世紀之後，來了一次新的恐慌。這一次的危險，並不是來自西蒙古人，而是來自成吉思汗的後代。在15世紀的最後25年里，成吉思汗的家族在蒙古來了一次復辟。這一世系的一位可汗阿勒坦，把自己在內蒙古的畜群趕到了山西北部放牧，在1529至1579年之間對山西與河北的北部地區發動了幾次劫掠。在1550年，他一直打到了北京的城門前，他的軍隊點起大火燒掉了首都的郊區。最後，他承認了明朝的宗主權，他的主要營地被賜名歸化（意思是「向文明轉變」）。 蒙古人是中原的宿敵，但如今，在沿海地區出現了新的對手，他們的島國遙不可及，這使得他們不可征服——這就是大膽勇猛而又難以捕捉的日本人。一大群來自日本群島各個港灣的冒險家和海盜，開始出沒於浙江、福建和廣東等地的各個港口。1555年，他們沿長江溯流而上，一直到了南京，劫掠了他們所經過的那些不設防的鄉村和城鎮。這些海盜只不過是日本擴張的年輕血液，其全部力量，中國人將會在朝鮮事務中領教到。 衝突終於在明代的第十三位皇帝——萬曆帝的統治時期（1573—1620）爆發了。在這一時期，統治日本的是日本歷史上最偉大的政治家之一、大名鼎鼎的豐臣秀吉（1536—1598），他構想了征服明帝國的大膽計劃。那些周期性地襲擊中亞各港口的海盜毫無疑問對他說到過明王朝的老朽衰弱。無論如何，50年後滿族人能夠毫不費力地征服北京，這一點至少證明了豐臣秀吉的想法也並非異想天開。為了實現這一計劃，有必要為他的軍隊獲得穿越朝鮮的通道，而一直把日本人視為宿敵的朝鮮人則拒絕給他提供這個方便。於是，豐臣秀吉便派出了20萬大軍，揮師朝鮮。1592年6月12日，他們進入了朝鮮的首都漢城，並朝著滿洲的方向一路前進，直抵平壤。日本參謀總部的計劃，跟1894年的中日戰爭期間所採用的計劃並無二致。他們的意圖是直抵鴨綠江，穿越遼東半島，通過山海關，直逼北京城。然而，朝鮮人的抵抗，為中國人贏得了時間，使他們能夠調動優勢兵力進行干涉。日本人被迫撤出了漢城（1593年5月），並向南部沿海潰退。1597年，豐臣秀吉派出了另一支遠征軍前往朝鮮，但這一次日本人甚至都沒能到漢城。他們再一次被打回了南部沿海，這場逐鹿之戰演變成了一場圍城戰（1597—1598）。1598年9月16日，豐臣秀吉去世，他的死導致了日本軍隊的打道回府，以及敵對狀態的終止。日本不得不再等300年，才重新開始這場與中國的角逐。 從這場他們已經打贏了的戰爭中，明王朝應該得到的教訓是：其國家海軍與世隔絕的狀態已經結束了。事實上，甚至在這種隔絕狀態首次受到日本海盜在華中地區的襲擊的威脅時，葡萄牙的航海家們已經在廣東沿海出現了。 1498年，葡萄牙探險家瓦斯克·達·伽馬[5]繞過非洲海岸，抵達了印度，通向中國的海路就此向歐洲人打開。1511年，葡萄牙海軍將領阿爾布克爾克攻占了馬六甲，其商業與戰略價值類似於今天的新加坡。1514年，最早的葡萄牙商船到達中國港口。1549至1557年之間的某個時候，葡萄牙人得到了地方官的許可，在位於珠江口的澳門創立了一個本質上屬於商業性質的權力機構。1582年，澳門的葡萄牙當局為這一特權向廣州的總督繳納了500兩銀子作為貢金。 隨著葡萄牙人的到達，在蒙古人垮台之後被趕出中國的基督教，再一次進入了這個國家。負責這次新的傳教工作的是耶穌會，尤其是兩位耶穌會士利瑪竇和湯若望[6]。 義大利耶穌會士利瑪竇（1552—1610）於1582年抵達澳門，此後在廣東地區履行自己的傳教使命長達13年。為了讓自己能夠被人接受，傳教士們讓自己混同於現存的社會類別。利瑪竇（這是他取的中國名字）起初穿著和尚的僧袍，隨後，他以非凡的洞察力，拋棄了這身行頭，穿上了儒家文士的裝束，從而非常聰明地設法把基督教與儒家的國家信條聯繫了起來。耶穌會士的整個策略，都是基於對中國人心理的恰當了解。1595年，利瑪竇已經設法獲得了廣東要員們的青睞，得以起程去北方。他首先定居於南京，在那裡成功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沒有遇到任何干涉。1601年1月4日，他獲准去北京，並立即設法與皇帝的宮廷建立了聯繫，他送給皇帝一架古鋼琴、一幅世界地圖和兩座自鳴鐘。他在給萬曆皇帝的表文中稱：「臣先在本國忝預科名，已叨祿位。天地圖及度數，深測其秘，制器觀象，考驗日晷，並與中國古法吻合。」[7]利瑪竇得到了一份月薪，並獲准在皇城居住。當他受命給皇帝的一位兒子講授科學課程時，利瑪竇得到了最高的恩寵。1610年5月11日，利瑪竇以78歲高齡在北京去世，此時，中國已經有了300多座天主教堂。他的工作包括繪製一幅大的「世界地圖」（《萬國輿圖》），以及翻譯歐幾里得的《幾何原本》。 真正繼承利瑪竇衣缽的是德國耶穌會士湯若望（1591—1666）。他1620年到達中國，最初是在西安傳教。湯若望是一位數學家、天文學家和卓越的語言學家，他受朝廷之命進行曆法改革。最後一位明朝皇帝莊烈帝——其年號為崇禎（1628—1644）——對湯若望表現出特別的尊重。1636年，他在皇宮的附近建造了一家大炮鑄造廠。我們將會看到，在滿族人征服中國之後，湯若望從新主人那裡受到的青睞，絲毫不亞於明朝。 這位耶穌會士的科學知識在明朝的宮廷里所激發出來的興趣，表明明朝最後幾位君主已經模模糊糊地意識到了國家現代化的必要性，但這種認識來得太遲了。在明代初年（1368年），就技術和機械技能而言，中國和西方多少處於同一發展水平上。到了明朝末年（1644年），歐洲已經擁有了現代的科學和裝備，而中國依然處於中世紀。 明代的文學創作也支持這一判斷。最富有生氣的作品是小說和戲劇，明代被認為是小說的偉大時代。五部「經典」小說（其中有四部創作於明代）中，有一部以佛僧玄奘的遊歷為主題，玄奘於公元629年動身去印度，途經中亞。不幸的是，如果你閱讀過那位著名的朝聖者本人所寫的關於這次旅行的生動記述的話，恐怕很難在明代小說家據此編造出的神奇故事中發現太多的趣味[8]。這部小說並沒有那部中世紀文獻中的精確而生動的記述——戈壁大漠的沙暴、大雪覆蓋的天山山頂、印度的大棕櫚樹——而代之以奇異怪誕的冒險、魔法和妖術，就像你在西藏故事中所找到的那些一樣。另外一些明代小說所處理的通常是多愁善感的風流韻事以及羅曼蒂克的冒險傳奇，不過有一點倒是真的，它們常常讓你饒有興味地瞥見了那個時代的風俗習慣。 明代的繪畫可以用一個詞來定義——學院派。諸如《芥子園畫譜》之類的畫論集，研究了宋代山水畫的特性，給出了一份詳盡細緻的配方清單。結果是，所有繪畫全都帶有一副矯揉造作的樣子，比如表現山的繪畫中那些不合乎自然規律地高懸於上方的岩石。另一個結果是，繪畫中也出現了類似於詩歌中的濫用典故。明代繪畫的不幸就在於，人們總是把它跟具有偉大創造力的宋朝時期的那些有壓倒性優勢的作品相比較。不過，明代的少女肖像及閨閣場景依然頗為可觀，在花鳥畫上也有不同尋常的精湛技巧，在水墨畫中，明代的風景畫家們依然表現得相當有力。明代的墓碑肖像——這一繪畫類型有一次相當可觀的復興——以其樸素的現實主義、其表達的清晰及其技術的大膽和精確而引人注目，偶爾有某些東西非常接近丟勒、荷爾拜因或克盧埃。 明代最偉大的藝術是陶瓷。在這裡，為公平起見，你應該避免跟宋代比較，而要從它們本身的優點來判斷明代瓷器。它們值得這樣去評價，尤其是因為明朝的皇帝們也為這一藝術做了大量的工作。1369年，明朝的創立者重建了景德鎮的官窯（在江西境內），這一行業的絕大部分標準都是在那裡確立的，高嶺土就是因為在高嶺附近發現的白瓷土而得名的。 宋代瓷器，主要是單色，或者是從一種色調漸變為另一種色調，在明代瓷器中你依然可以發現這種單色的運用。有各種各樣的青瓷，它們即使比宋代青瓷更暗、更渾濁，但依然非常漂亮；它們被出口到伊斯法罕、開羅和伊斯坦堡。還有福建德化出產的白瓷——通常是佛像的形式——以及其他的紫色和深藍色的陶瓷。但最重要的，還是多色的使用，尤其是在說明性的裝飾中，明代的陶瓷工匠們做得非常成功。景德鎮所使用的高嶺土，其品質能夠抵抗最高的溫度，因此使得最駁雜的釉彩能夠並存。高溫釉彩中最顯著的是青花瓷，其鈷藍色依據本地藍色與「回回青」的混合比例而或者更深，或者更亮。青花瓷的時尚，因為「三彩」（綠、黃、紫）和「五彩」（三彩加上青和紅）的出現而黯然失色。這種對「色彩的大膽並列、鮮艷的色調和彩繪裝飾」的偏愛，是這一時期的特徵。陶瓷越來越傾向於成為繪畫的一個分支，瓷器與明代畫家筆下的絲綢捲軸爭奇鬥豔，他們習慣的主題是精巧的女性形象、蝴蝶和花鳥。 這種風格在清代達到了它的巔峰。 【注釋】 [1]原註：南京是新取的名字（意思是「南方的首都」）。元朝的都城大都被改名為北平，後來，當明朝的行政機構北遷的時候（南京依然作為陪都），又被改為北京（意思是「北方的首都」）。 [2]原註：當我們提到明清兩代不同的君主的時候，我們將使用他們的「年號」而不是「廟號」。丟掉江山的明莊烈帝當然沒有從滿族人那裡得到「廟號」，但大約一百年後，他被授予「莊烈」的稱號（意思是「大膽而堅決」）。 [3]原註：據傳說，天上有一個紫宮（這是一個星座，其中包括北極星），地上也有一個紫宮，後者就是皇帝的住處。 [4]王守仁：《傳習錄·答聶文蔚》。 [5]瓦斯克·達·伽馬（Vasco da Gama，1469?—1524），葡萄牙航海家，最早經海路到達印度。 [6]利瑪竇（Matteo Ricci，1552—1610），字西泰，義大利人，耶穌會傳教士，1583年來華。湯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1—1666），字道未，德國人，耶穌會傳教士，1622年來華。 [7]利瑪竇：《上大明皇帝貢獻土物奏》。 [8]原註：這部小說極受歡迎，但玄奘的「原作」卻很少有人讀。它有一個非常好的英文譯本，是由亞瑟·韋利翻譯的，書名為《猴子》（Monke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