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歷史 · 第27章 馬可·波羅

這兩位離開北京、穿越中亞、去耶路撒冷朝聖的蒙古基督徒的故事，顯示了蒙古人的征服範圍是多麼廣闊，他們通過統一亞細亞，打通了橫跨歐亞大陸的古老通道。這條古代的絲綢貿易和佛教朝聖的通道，自11世紀以來因為伊斯蘭的擴張而被封閉了，如今再一次有商隊和朝聖者來往穿梭。這是蒙古人的征服所帶來的一個不可否認的好處。成吉思汗的征戰，使得馬可·波羅的旅行成為可能。 馬可·波羅的父親和叔叔——尼可與馬菲奧——是兩位威尼斯商人，他們於1260年離開君士坦丁堡，進行穿越俄羅斯南部的蒙古汗國的旅行。從那裡，他們經由布哈拉和中國的突厥斯坦，前往中國。在中國，他們受到了忽必烈的友好歡迎。當他們離開中國的時候，大可汗讓他們肩負了一項使命去拜訪聖座：請求教皇委派100位「通曉七藝」的博學之士來中國。兩位威尼斯人於1266年離開中國，再次穿過中亞，經由敘利亞到達羅馬。不幸的是，聖座低估了忽必烈的請求的重要意義，如果滿足這一請求——派遣100位拉丁文學者去中國——很可能會改變歷史的進程。在1271年底，這兩個威尼斯人再一次動身去中國，只帶上了尼可的兒子馬可，他是一部旅行記的不朽作者，我們將盡力扼要概述他的這部旅行記[1]。 三位旅行者這一次橫穿了波斯的蒙古汗國和阿富汗北部，翻越帕米爾高原，穿過喀什噶爾南部，沿著古老的絲綢之路，經疏勒、莎車、于闐和羅布泊，一直到中國的甘肅省。他們在甘州（馬可·波羅稱之為Canpchu）作了短暫的停留，這是一座他們認為有景教團體存在的城市。接下來，他們繼續向東旅行，探訪了從前的唐古特人的都城寧夏（額里哈牙），在這裡，他們再一次注意到了景教團體的存在，而這個地方的大多數人口都是偶像崇拜者（佛教徒）。從那裡，他們進入了汪古國（今天的綏遠，馬可·波羅稱之為Tenduc），馬可·波羅把這裡當成了祭司王約翰的王國，他提到了「喬治王子」的家族，他們都是基督教信仰的支持者。離開汪古國之後，三個人進入了華北，馬可·波羅像那年頭的突厥人（還有今天的俄羅斯人）一樣，也把這裡稱做Cathay（契丹），這個詞源自於契丹人的國名，他們在11世紀曾統治過這一地區。終於，幾位旅行者到達了上都（馬可·波羅稱之為Chandu），是忽必烈夏天的住地，位於今天的多倫諾爾附近。他們在這裡把教皇格里高利十世的一封信交給了皇帝。後來，馬可·波羅跟著朝廷去了北京，當時被稱為大都或者汗八里（馬可·波羅稱之為Cambaluc）。忽必烈似乎很器重他，委託他管理揚州（他稱之為Yanju）的鹽稅。 馬可·波羅的書記述了在中國的兩次旅程：一次是走西線，從北京出發，經山西、陝西和四川，到雲南；另一次是走東線，從北京出發，經山東、長江下游和浙江，到福建。在這部記述中，他呈現給我們的是一份簡略的關於華北（Cathay）和華南（馬可·波羅稱之為Manji，蠻子，即前南宋帝國）的經濟調查。其中，他提到了華北的煤礦：「有一種黑石，像任何別種石頭一樣，亦采自山中，但燃燒與薪無異，……契丹各省均燃此石。」同樣給他留下深刻印象的還有通航水道所發揮的作用，並認為最重要的是長江（馬可·波羅稱之為Kian），那是中國經濟的主動脈：「江上的船隻，比航行在基督教世界的江河湖海上的所有船隻加在一起還要多，船上裝載的器皿也更精美、更貴重。」馬可·波羅補充道，每年有20萬艘船溯江而上，沿江而下的就更不用說了。他還注意到由忽必烈重修並完善的那條大運河的經濟價值，這條運河，使得從長江下游地區運送稻米至北京成為可能。 為了管理這一龐大的國內商業，以及與印度和東印度群島之間的貿易，在長江下游、浙江和廣東等地區的各大港口，組成了強大的商人行會，足以匹敵佛蘭德斯的行業協會或者佛羅倫薩的大商會。說到杭州（他稱之為Kinsai，意為「天堂之城」）的行會，馬可·波羅寫道：「商人是如此眾多，而且如此富有，以至於沒人能講出全部真相，它是如此驚人。我還要補充說，這些大商人和他們的妻子……不用親手做任何事情：他們的生活過得是如此精緻而潔淨，就好像他們是國王一樣。」紙幣（馬可·波羅幽默地把它比作點金石）的普遍使用，使交易更加便利：「我敢向你保證，他的所有臣民，所有地方和所有百姓，都樂意接受那種紙鈔作為支付手段，因為無論他們去哪裡，都可以用它購買任何東西——各種陶瓷、珍珠、寶石、黃金和白銀。」中國人非凡的商業才能，博得了這個威尼斯人的讚美，他不斷回想起所有這些財富的展示——從印度返回的船隻裝滿了香料：胡椒、生薑和桂皮；中國式平底帆船滿載著稻米，沿長江順水而下，或者沿大運河溯流而上；杭州和泉州的貨船載滿了貴重物品：金絲布料，「各種各樣的絲綢」。簡而言之，他的記述提供了一份13世紀的中國經濟地理志。 馬可·波羅給出了關於中國的主要市場的信息。首先是北京——北方的絲綢中心。在那裡，「每天有1000輛裝載著絲綢的大車進入北京，因為他們把大量的黃金和絲綢做成布料。事實上，他們的布料幾乎全都是用絲綢做的」。四川的主要城市成都（馬可·波羅稱之為Sindufu），製造絲綢，並出口到中亞；長江下游地區最大的米市揚州；以及前宋的首都杭州，馬可·波羅用了專門的一章，把這座城市描述為中國的威尼斯[2]。杭州是主要的食糖市場，也是一個數不清的船隻停泊的港口，這些船隻從印度和東印度群島運來香料，離開的時候滿載著絲綢去往印度和穆斯林世界。杭州城裡有一個很大的阿拉伯、波斯和基督徒商人僑居地。最後是福建的兩個大港口：福州（馬可·波羅稱之為Fuju）和泉州（他稱之為Zaitun）。福州的商人們儲存著大量的姜和萱；此外，「該省食糖的產量大得令人難以置信。有大量的珍珠和寶石交易。這要歸因於下面這個事實：許多商船從印度來到這裡，帶來了大批在印度群島做生意的商人」。不過，全中國最大的商業中心還是泉州：「這是所有印度商船抵達的海港。……也是華南的商人們出發的港口，是一個四通八達的地區。一句話，在這個港口，有大量的商品、寶石和珍珠交易，那確實是令人嘆為觀止的景象。從這座城市的港口，所有這一切分布到了整個華南地區。我敢向你保證，假如有一船運往亞歷山大港或別的地方的胡椒粉被帶到了基督教國家，那麼肯定有一百船胡椒粉來到泉州城的這個港口。」 1292年初，馬可·波羅、他父親和他叔叔登船起程，前往歐洲，忽必烈讓一位年輕的公主跟他們同船而行，她是作為一位新娘被送給波斯的蒙古可汗。他們在蘇門答臘結束了自己的旅行，離船登岸，於1295年抵達他們的家鄉威尼斯。 與此同時，與這幾位大膽商人（馬可·波羅是他們的樣板）同時代的幾位天主教傳教士也開始到達蒙古人的中國。1289年，教皇尼古拉四世（他最近從拉班·掃馬那裡得知在蒙古帝國有許多基督徒老鄉）派遣聖方濟各會修士孟德高維諾[3]前往遠東。孟德高維諾先是在波斯的蒙古汗國、然後又在印度逗留了一段時間，之後，他乘船前往中國，忽必烈的孫子和繼任者鐵穆耳（1294—1307年在位）歡迎了他。孟德高維諾在北京建起了兩座教堂，這部分得歸功於義大利商人彼得魯斯的慷慨，一路上是他陪伴在孟德高維諾的身邊。幾年之內，他為「一萬餘名韃靼人」施過洗，並開始把讚美詩翻譯成一種韃靼方言。汪古王子喬治在那之前一直是個景教徒，通過他皈依了天主教；喬治的幼子也是由孟德高維諾施洗的。 1307年，教皇任命孟德高維諾為汗八里（大都，今天的北京）大主教。1313年，三位聖方濟各會士到達北京，他們將成為孟德高維諾的副主教；他們當中的一位——傑拉德——後來成了泉州的主教，一位富有的美洲人在泉州城建起了一座教堂。泉州城的第三任主教、裴路加的安得烈，在落款日期為1326年1月的一封信里寫道：大可汗給了他一筆退休金，共100個金弗羅林；還說他在泉州城附近為22位修道士建起了一座修道院，他的時間分別花在了自己的教堂和他的山林修道院裡。 繼孟德高維諾和安得烈之後，最著名的天主教傳教士就是聖方濟各會士和德里了。和德里於1312至1318年間從威尼斯乘船出發，橫穿波斯的蒙古汗國，在印度結束了自己的旅程，大約於1324年或1325年在廣州登岸，他把廣州稱做辛迦蘭（Sincalan）。在自己的旅行記中，他談到了這座城市的人口密度，這一地區的財富，糧食的充足與廉價，居民的勤勞品格（他們是天生的商人和絲綢工匠），以及老百姓所崇拜的大量神。他對泉州也同樣有興趣，這個城市「有羅馬城的兩倍大」，在那裡，他受到了聖方濟各會的弟兄們的接待，有機會對那裡的大教堂和山林修道院表示讚美。杭州城甚至贏得了他更大的讚美，據他說，這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城市，位於湖泊之間，有像威尼斯那樣的運河與瀉湖」。說到諸多不同的成分——漢人、蒙古人、佛教徒、景教徒及其他，他們全都在這座巨大的城市裡生活在一起——和德里對蒙古人的行政管理大加讚賞：「這麼多不同的民族能夠和平相處，並被同一股勢力所統治，這在我看來似乎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奇蹟。」通過一位蒙古權貴的斡旋，和德里得以拜訪一家佛教寺廟，與那裡的僧人們討論了輪迴的問題。 和德里對長江下游地區的漁業的重要性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尤其是藉助鸕鶿來捕魚的方法（這種方法在今天的中國依然在運用）。最後，他到達了汗八里（北京），他說：「大可汗所居住的宮殿如此巨大，以至於它的圍牆超過了4英里長，幾座次要的宮殿也圈在其中。皇城因此由幾個同心圈所組成，大可汗和他的宮廷成員就住在第二圈中。在中央，豎起了一座人造假山，主殿就建造在假山上。山上栽植著非常漂亮的樹，因為這個原因它被稱做『綠山』。綠山被湖泊和水池所環繞，一架神奇的小橋橫跨在湖上，那是我所見過的最漂亮的小橋，既因為它的大理石材質，也因為其建築的精巧。在湖上，你可以看到很多水鳥：鴨子、天鵝和野鵝。圍牆之內還包括一個圈養著野獸的大公園。這樣，大可汗無須離開皇宮就可以享受逐獵之樂了。」 「而我，和德里兄弟，」這位傳教士繼續寫道，「在這座城市裡與我們聖方濟各會的兄弟們一起生活了三年半（1325—1328），他們在城裡有一座修道院，甚至在大可汗的朝廷里有職位。事實上，我們的一位兄弟（孟德高維諾）是朝廷里的大主教，每當大可汗出宮巡行的時候為他祈福。」和德理記述了一次這樣的覲見，聖方濟各會士們在主教的帶領下，列隊走近坐在馬車裡的大可汗：「我們舉著一個固定在棍杖上的十字架，唱著《降臨吧，聖靈》。當我們接近御車的時候，大可汗聽到了我們的聲音，吩咐我們走近他。當我們舉著十字架走近的時候，他取下自己的頭飾（其價值無法估量），向十字架致敬。主教宣了福，大可汗以最虔敬的禮節親吻了十字架。然後，我把香插在香爐里，主教向聖上敬了香。」 像之前的馬可·波羅一樣，和德里也注意到了蒙古人所創立的郵政服務的卓越組織和非凡速度：「信使騎著快馬或賽駱駝全速疾馳。當他們遠遠地望見驛站的時候，就吹響號角，宣布他們的逼近。接到以這種方式發出的信號之後，驛站管理人就準備好另外的騎手，以及新的馬匹或駱駝。這位騎手抓過急件，向下一站疾馳而去，那裡，也將發生同樣的交接。以這樣的方式，大可汗可以在24小時之內接收到那些來自偏遠地區的、通常需要3天時間才能到達的消息。」 和德里看來應該是在1328年離開北京的。他首先穿越了汪古國，像之前的其他人一樣，他也注意到了那裡的景教徒。接下來，他經過甘肅，注意到那條商旅大通道沿途的城鎮和村寨，它們彼此挨得很近，以至於你剛離開一個鎮子，就已經看到下一個鎮子的城牆了。他穿過中亞，於1330年5月到達帕多瓦他自己的修道院。 到這一時期，中國的基督教已經在歐洲廣為人知。1340年，教皇本篤十二世派遣聖方濟各會修士馬黎諾里[4]前往遠東。他在經過俄羅斯南部和突厥斯坦的蒙古汗國之後，於1342年抵達北京。8月19日，馬黎諾里受到忽必烈的第十位繼任者、大可汗妥貼睦爾的召見，並獻給大可汗一匹高大的西洋馬，大可汗對這件禮物大為稱賞。1347年12月26日，馬黎諾里乘船從泉州出發，在印度逗留了一段時間，於1353年回到阿維尼翁。1370年，教皇烏爾班五世任命了一位新的北京大主教，但這位教士從未到任，因為蒙古人的元王朝剛剛被漢人的民族起義所推翻，建立了大明王朝，獲勝的漢人全面禁止了一切受蒙古人青睞的「外來教義」，其中就包括基督教。 在結束本章之前，讓我們試著簡單總結一下蒙古人統治時期所帶來的利益和損害吧。 首先，我們說說這一政權所帶來的好處。 由蒙古人所實現的幾乎整個亞洲的統一，重新打通了自公元10世紀以來一直封閉著的橫貫歐亞大陸的通道。絲綢之路，我們已經在安東尼王朝及大漢帝國的時期追蹤過它的行程，其重要價值我們也已在公元7世紀唐玄宗的統治時期看到過，當時，它是佛教徒的朝聖之路——這條穿越帕米爾高原、連接波斯與遠東的漫長的商旅之路，如今被馬可·波羅所橫穿。中國再一次與波斯以及更遠的西方世界建立起了聯繫。距離被縮短了，歐亞大陸更緊密地聯繫在了一起。兩位出生在北京附近的修道士，一位成了巴格達的大主教，另一位成了出訪教皇和法蘭西國王的大使。聖方濟各的信徒們，有的被任命為北京的大主教，有的去福建沿海建造大教堂。一位威尼斯商人進入了中國的鹽政部門。蒙古人颳起的風暴，吹倒了花園的圍牆，把大樹連根拔起，把花卉的種子從一座花園帶到另一座花園。就這方面而言，「蒙古世界」所帶來的利益，跟「羅馬世界」曾經帶來的好處是一樣的；直到好望角和美洲被發現，這個世界才開始看到一個堪與馬可·波羅時代相媲美的時代。 與這些利益相對立的，必定是蒙古人統治所帶來的惡果。這樣的惡果，在物質方面並沒有那麼嚴重，因為，正像我們已經看到的那樣，成吉思汗的孫子、偉大的忽必烈汗（他是數百年來中國歷史上出現的最好的統治者之一）已經恢復了他那位可怕的祖父所毀掉的一切。但從精神層面看，就好像在蒙古統治時期一股清泉在中國人的靈魂中被阻斷了一樣，這種傷害修復起來將會很緩慢。誠然，在蒙古人被趕走之後，新生的漢人王朝——明朝——在各個方面都盡了最大的努力，以恢復到過去——把這段外族占領時期一筆勾銷，讓歷史從它曾經延續到的那一點上重新開始，事實上，這個斷點並不是在1260年，而是在907年。但是，因為它對傳統的極其忠誠，因為它想在每件事情上複製過去，這個新生的王朝被一項沒有生命的任務給束縛住了手腳。這才是蒙古人入侵在中國栽下的惡根。中國的有機體經受了如此劇烈的休克，如此疲勞虛弱，以至於暴風雨剛一過去，它就緊緊地、膽怯地退縮到了自身之內。中國，幾百年來不知疲倦地噴涌了最為驚人的文學、藝術和哲學創造，如今，她除了複製陳舊老套的形式、從副本製造副本之外，再也不敢做任何事情了；她努力保持著對過去的忠誠，卻背叛了她最偉大的傳統。因為，中國過去的偉大，首先在於她復興和更新的無窮力量，在於創造性的自發行為，這種創造力，依次產生過商代青銅器的輝煌、莊子的形上學飛躍以及孟子的超人幻想。在後來的中國歷史中，我們很少找到這種生命活力的蹤跡，相反，倒是發現了自信的缺乏，以及對外部世界的普遍不信任。一顆怯弱的心靈，自然也就遠離了那些已經逝去的偉大時代。 【注釋】 [1]原註：《馬可·波羅遊記》，拜內戴拖編輯，阿爾多·里奇翻譯，倫敦，勞特利奇出版社，1931。 [2]原註：Kinsai在漢語裡的意思是「都城」，現代普通話讀作「京師」。 [3]孟德高維諾（John of Montecorvino,1247—1328），首位來華傳教的聖方濟各會士，也是北京總主教區的第一任大主教。 [4]馬黎諾里（John of Marignolli,約1290—1357），義大利聖方濟各會士，1238年受教皇派遣率50人起程來華，1342年到大都時只剩32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