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歷史 · 第26章 大汗忽必烈

哥哥的去世使得他登上了王位，這一年，忽必烈43歲。到目前為止，他是成吉思汗最卓越的孫子。他是一個天生的政治家——像他著名的祖父一樣，一個優秀的軍事領袖，以及一個精明的政客，他的身上，既有本民族的強壯品質，又有由於有意吸納華夏文明所帶來的優勢。在蒙哥去世的時候，他正在圍攻長江邊上被漢人所占據的城市武昌。接著，為了騰出手來，他與漢人締結了停戰協定，立即趕回了北京。接下來，他繼續向北，去了他在上都的夏日住地，那裡位於今天的多倫淖爾附近[1]。正是在那裡，1260年5月6日，他擁兵自立，自稱大可汗。 忽必烈的即位，並沒有得到家族的承認。他的弟弟阿里不哥也在蒙古的哈拉和林自稱大可汗，事實上，正是為了與弟弟爭鬥，忽必烈才如此突然地與漢人休戰。兩兄弟之間的戰爭（以蒙古為戰場和主要賭注）持續了4年。最後，1264年8月，被擊敗的阿里不哥向忽必烈俯首稱臣。 一旦從家族競爭中脫身而出，忽必烈就能夠繼續他對大宋帝國的征服了。宋度宗（1265—1274）把他的信任交付給了一幫運氣不佳的政治家，他們總是讓那些通常勇氣可嘉的將領的努力付諸東流。不過，蒙古人花8年多的時間才結束了漢人的抵抗。對湖北的襄陽與樊城這兩座姊妹城市的圍攻，用了4年多的時間（1268—1273）才取得成功。守軍表現得異常頑強，當陸路被封鎖的時候，他們一度通過小船來獲得補給，多虧了兩位大膽的船長，他們成功地駛向了漢江，在這次輝煌的英勇行為中，他們獻出了自己的生命。接下來，蒙古人把他們的弩炮兵和石弩投入了戰鬥，這些石弩由那些在他們的軍中效力的維吾爾技師和阿拉伯技師建造並操作。這樣的炮擊終於擊敗了英勇的守軍，這兩座城市的陷落，使得蒙古人能夠經由漢江下游到達長江中游地區，接下來，他們從武昌出發，沿長江順水而下，直逼南京。到1275年年底的時候，所有的蒙古大軍全都會聚到了宋朝的首都臨安（杭州）。 杭州城陷入了一片混亂。度宗皇帝是個有著很高文化修養的人，但卻是個不稱職的皇帝，他把軍國大事託付給了一位無能的大臣——賈似道，此人唯一的政策就是威嚇將士們。度宗去世的時候，賈似道為了保住自己的權力，讓一個4歲大的孩子登上了皇位（1274年）。在此期間，長江下游的戰略要地一個接一個落入敵手。最後，攝政王貶黜了賈似道，但已經太遲了：杭州城被圍。守軍於1276年2月底開城投降。蒙古將軍伯顏進入這座偉大的城市，把兒皇帝送到了忽必烈那裡。忽必烈以不同尋常的仁慈對待他年幼的俘虜。在給了他一筆退休金之後，忽必烈做了法蘭克人對墨洛溫王朝和卡洛林王朝那些被廢黜的王子通常所做的事情——把他培養成了一名僧侶。這位大宋王朝的繼承人，47歲那年在一座佛寺中平靜地離開人世。據馬可·波羅記載，皇太后在退出紅塵、進入一座尼庵之前，也同樣受到了有禮貌的對待。這顯示了蒙古人自從成吉思汗時期以來已經取得了多麼大的進步。在兩代人的時間裡，這個半野蠻民族已經達到了更古老的文明民族的水平。 還有廣東地區留待征服，在那裡，殘留的漢人愛國者們聚集到了那位被廢黜的兒皇帝的哥哥的周圍。抵抗運動的中心廣州得以堅守了很長時間，於1277年陷落。最後一位宋朝的王位覬覦者是個8歲大的孩子，被保護在忠心耿耿的英雄張世傑的船上，幾個季度以來，他居然能夠一直隱藏在廣東沿海的一些偏僻海港。但蒙古人百折不撓，他們組建了一支裝備優良的艦隊，在廣州西南的崖山島附近把漢人的小型船隊給團團包圍了起來（1279年4月13日）。對於大宋的忠臣們來說，這是個災難性的日子。更快的中國小船成功地突破了敵軍的包圍圈，但皇帝乘坐的船太笨重了，沒能及時跟上。皇帝的一位隨從出現在他的面前，嚴肅地說：「陛下的劫數到了。您應該隨它一起結束自己的生命。您的兄長像個懦夫一樣投降了，不要再重複這樣的恥辱。」說著，他抓過那孩子抱在胸前，縱身跳入了波濤之中。至於勇敢的張世傑，當一場颶風颳到他的戰船附近的時候，死神似乎擦肩而過。但他拒絕靠岸，而是爬上了船的主桅樓，點燃一炷香，對天大呼：「我張世傑，已經把這條命交給了大宋王朝。而現在，他們當中最後一位也死了，如果他們的目標依然存有希望，如果皇帝的犧牲應該流芳百世，那麼，就讓老天爺留我一條性命，讓我可以繼續為他們效力。不然的話，我已經活夠了。」就在這一瞬間，一陣旋渦吞沒了他的小船，他消失在滾滾波濤里。 第一次，整個中國全部落入了外來侵略者之手，忽必烈終於在中世紀早期的入侵者們失敗的地方獲得了成功，他實現了無數代遊牧民數百年來的模糊夢想，這是從吉爾吉斯大草原到滿洲森林的每一個蒙古包居民的夢想。幸運的是，由成吉思汗開始、忽必烈完成的這場征服，緩慢得足以讓它最危險的結果得以減輕。對中國的征服，從成吉思汗最初對甘肅的唐古特人的王國的入侵，到宋朝最後的艦隊被忽必烈的水軍所消滅，讓戰無不勝的蒙古人耗去了不下於74年的時間（1204—1279）。當這個艱巨的任務大功告成的時候，漢人發現，那些征服自己的人，並不是成吉思汗的子孫——一個穿著野獸皮毛、只知道燒殺掠搶的遊牧蠻族——而是幾乎和自己一樣的蒙古人。 事實上，儘管忽必烈汗——成吉思汗的孫子——征服了中國，但他本人首先就已經被華夏文明所征服。他的勝利使得他能夠實現自己的永恆野心：成為一個貨真價實的「天子」，把蒙古帝國變成華夏帝國。終於，這條路變得清晰可見了，隨著大宋王朝的消亡，他成了這個1500年的古老帝國的合法主人。這種中國化的一個明顯的信號就是：儘管忽必烈是蒙古的主人，但他已經不再生活在那裡了。1260年，忽必烈定都北京；1267年，在那裡，在古老的中都城的東北方，他開始修建新的城市——大都，也就是蒙古人所稱的「汗八里」——可汗之城，馬可·波羅把它拼作Cambaluc。 作為蒙古人的大可汗，忽必烈不得不在亞洲發動幾場戰爭。成了中國的統治者之後，他聲稱有權得到遠東其他國家的效忠。朝鮮（它或多或少一直在跟他的前任們對著幹）承認了他的宗主權，但他派往日本（1274年和1281年）和爪哇（1293年）的戰船與遠征軍卻沒有成功。大草原的勇士們對大海而言完全是門外漢；他們不得不依靠漢人和朝鮮士兵，但這些人只是在強迫之下才為他們效力的。1281年9月15日，驅散蒙古艦隊的一場颱風，結束了忽必烈征服日本的努力。在印度支那，他也栽了跟斗；1283年、1285年和1287年派去攻打安南王國（今天的東京灣及安南北部）及占婆王國（今安南南部）的部隊，全都遭遇了滅頂之災，因為，那些來自西伯利亞邊陲的勇士，大批大批地死於東京灣的氣候。然而，這些挫折後來並沒有阻止安南、占婆與緬甸承認元王朝的宗主國地位。當忽必烈為爭奪大可汗的頭銜和對蒙古的占有而被迫與他的一位名叫海都的堂兄弟兵戎相見的時候，一場更為嚴重的衝突就一觸即發了，海都在艾比湖附近統治著塔爾巴哈台和準噶爾。 忽必烈成了「天子」，接納了華夏文明，讓蒙古人的帝國越來越漢化，並把自己的住地從哈拉和林遷到了北京，這一切，都讓他的很多依然忠誠於本族傳統、大草原的生活習慣和遊牧精神的蒙古臣民感到不滿。這些心懷不滿的人首先聚集到了忽必烈的弟弟阿里不哥的身邊，他們曾支持阿里不哥稱王，但沒成功。在阿里不哥被打敗之後，這些人在他的堂兄弟海都那兒找到了新的王位覬覦者，他也是成吉思汗的孫子，在偏僻的西部繼續過著遊牧祖先們的那種野蠻生活。這匹大草原上的狼，與忽必烈這個中國化了的定居的蒙古人完全相反。1267年，他成功地從忽必烈的手中奪取了對突厥斯坦的宗主權，這個地方當時被稱為窩闊台汗國，因為它是分封給成吉思汗的兒子窩闊台的領地。1275年，忽必烈試圖收復突厥斯坦，但未能成功，而且，1277年海都險些把蒙古從他的手裡給奪去了。10年之後，海都組成了一個反對他的新的諸王聯盟，從突厥斯坦一直延伸到滿洲。1288年，已經72歲高齡的忽必烈，在一場艱難的軍事戰役中粉碎了這一聯盟，這場戰役是在滿洲打的，馬可·波羅有過詳細的記述。但最終除掉海都的任務，卻留給了他的繼任者——鐵穆耳大可汗（1301年）。 簡而言之，作為蒙古人的大可汗，忽必烈遠遠沒有獲得普遍的成功。儘管他能夠保持對蒙古的完全占有，但他的堂兄弟們卻統治著突厥斯坦和俄羅斯南部，拒絕承認他的宗主權；只有他的弟弟旭烈兀的家族（他們統治著波斯）依然是他忠誠的諸侯。他的同族給他帶來的所有麻煩，都要歸因於這樣一個事實：他放棄了祖先的生活方式，成了一位中國皇帝。 而作為中國的皇帝（元世祖），忽必烈可以說十分成功，正是在這個地位上，他當得起馬可·波羅的讚美：「就臣民、土地和財富而言，他是這個世界上有史以來最強大的人。」沒有哪位天子在履行自己的職責時比那位可怕的成吉思汗的這位孫子更認真。他的「與民休息」的治國策略，治癒了百年戰爭留下的滿目瘡痍。在宋王朝崩潰之後，他不僅保全了這個垮台王朝的制度和行政團隊，而且還盡一切所能去獲得在職官員的個人支持。他所征服的，不僅僅是土地，而且還有民心。他有權獲得最大光榮，或許他並非整個中國的第一個征服者，但是他讓這個國家平靜了下來。 在經過如此大量的破壞和毀滅之後，這個國家處於非常可憐的境地，其間發生的事情，從人口普查的數據中可以看出某些端倪。1125年左右，中國有20882250戶，按照通常的人口比率計算，這相當於大約一億人口。1290年，人口減少到不足13196206戶，這相當於5900萬人口。為了恢復這個國家的繁榮，必須在各個方面做出艱巨的努力。 忽必烈非常關心交通問題，對於這個遼闊帝國的行政管理和食品供應來說，這是一件頭等重要的大事。他修復了御道，給其中大部分御道栽上了樹，沿著御道每隔一段距離修建了商旅客棧。他把蒙古的郵政系統（驛站）擴展到了中國，這一系統贏得了馬可·波羅與和德理[2]的讚美。20餘萬匹馬被分配給各個驛站，據說就是服務於這一系統。為了向北京供應食物，並把稻米從長江下游運出，忽必烈著手在揚州與北京之間修造工程浩大的運河。這條在忽必烈治下修造的皇家「大運河」，其大部分河道今天依然在使用。為了抵抗饑荒，他恢復了「國家保險」措施，這是宋代在開封時期的國家控制法規——這套法規跟鼎鼎大名的王安石的名字是連在一起的。像王安石一樣，忽必烈也頒布了「最高限價」的詔書。在收成好的年頭，餘糧將被國家收購，儲存在公共糧倉里；在糧食匱乏、價格上漲的時候，這些糧倉就會被打開，穀物免費發放[3]。此外，公共救助體系也得以重組，1260年的一篇詔書，命令各地總督為老弱病殘者提供生活必需品[4]。1271年的一篇詔令建立了慈善制度，定期向貧困家庭發放稻米和稷粟。馬可·波羅說，忽必烈本人每天要供養大約3萬名窮人。 蒙古人的行政管理，最大的缺陷就是它的財政。在宋代的制度中，忽必烈發現了紙幣的作用，這種紙幣也叫鈔，由被賦予銀錠同等價值的債券和息票所組成。忽必烈拓展了這一業務，使之成為其財政政策的基礎，馬可·波羅評論道：「你完全可以說，大可汗是一位技藝精湛的鍊金術士。」——因為蒙古人發現了真正的「點金石」，發現了用桑樹皮做成的票據生產黃金的技藝。1264年，忽必烈頒布了一道詔令，規定了所有主要日用品的紙幣價格。從經濟學的觀點看，這是一部通過確立最高限價來控制市場的法律；從財政的觀點看，它是一部固定鈔票匯率的法律。忽必烈的第一位財政大臣、伊斯蘭教徒賽典赤·贍思丁（祖籍布哈拉，卒於1279年）把票據的發行保持在了合理的限度之內；但到了他的後任們的手上——先是來自河中的另一位穆斯林阿合馬，然後是維吾爾人桑哥——一些不健康的實踐開始施行。這兩個人都執行了一項無限制的通貨膨脹政策，很快就導致紙鈔貶值。為了籌款，他們只好求助於重複兌換和對苛捐雜稅的壟斷。阿合馬1282年被人暗殺，死後遭忽必烈貶責；桑哥因為盜用公款而被處死（1291年）。1309年，在忽必烈的第二位繼任者、大可汗海山（武宗皇帝）的統治下，阻止已發行鈔票貶值的努力被放棄了，新的票據被製造出來，但這些鈔票也依次貶值。 最後，元王朝被迫恢復了歷代所使用的金屬貨幣，但是，要想維持財政危機的持久狀態而沒有民意的反彈——這種狀態是忽必烈統治時期（1260—1294）和他的孫子鐵穆耳統治時期（1295—1307）的顯著標誌——那是不可能的。這種持續的通貨膨脹，不可避免地導致了貨幣的連續貶值，其結果就是市場的不穩定，這一切，不能不讓蒙古人的政權在中國的商業最發達的地區、在長江下游大的中心城市以及福建與廣東地區的港口城市變得威信掃地，在這些地方，大多數城市人口——從馬可·波羅所盛讚的強大行會到和德理所注意到的小店主——都靠商業或銀行業為生。14世紀中葉，正是在這一地區，開始爆發反對蒙古政權的普遍起義。 我們剛剛已經看到了，兩位穆斯林大臣接連掌管帝國的財政。無獨有偶，與蒙古人治下的土地所有制大有干係的也是穆斯林。 當蒙古人征服金國的時候，他們在華北發現了一套跟古代中國大不相同的土地所有制。在蒙古人之前統治華北的兩支韃靼人的勢力——契丹人（10、11世紀的遼國）和女真人（12世紀的金國）——已經迫使大量的漢人地主淪為農奴，為的是形成大片的領地賞賜給他們自己的貴族。1183年，蒙古人征服的前夕，農奴的數量已經超過了金國總人口的五分之一：據記載，總數為6158636的人口中，有1345947名農奴或奴隸。 當蒙古人在華北取代女真人的時候，也占有了為金國貴族的利益而編組起來的所有封地和農奴。在華南，從前的大宋帝國，蒙古人也以類似的規模沒收土地；成吉思汗部落的諸王，甚至包括低級貴族（那顏、把阿禿兒）的成員都被賞賜了一塊很好的領土作為他們的私人財產。為了讓中國的經濟重新走上正軌，結束全面劫掠的時期，他們作出了以很高的利率向漢人發放現金貸款的計劃[5]——這些漢人，也就是在征服時期鄉村中被迫淪為農奴的那些人，或者是城市裡那些其商行被他們洗劫一空的人。這些貸款通過銀行行會或商號的媒介來執行，他們通常都由穆斯林所組成，蒙古人稱他們為「鄂托克人」。這些來自布哈拉與撒馬爾罕地區的穆斯林所扮演的角色，相當於中世紀歐洲的倫巴第人和18世紀法國的包稅人。伯希和說：「他們是蒙古時期遠東地區偉大的錢商。」他們想必極其貪婪，因為在1298年，忽必烈的繼任者、大可汗鐵穆耳感覺到不得不保護華南的百姓免遭他們的勒索，或者更準確地說，是免遭雇用他們的蒙古貴族的勒索。老百姓得到保證，可以抵制穆斯林行會的高利貸盤剝，抵制扣押債務人的妻兒。 除了這些特殊問題之外，蒙古王朝在其官方法典《大元律例》中還關注了普遍改善那些在大莊園裡幹活的奴隸、農工和佃農的地位。它力圖做到能夠比宋代立法更有效地保護這些不幸的人免遭主人的壓迫。1295年（鐵穆耳統治的第一年）的一篇詔令，甚至禁止蒙古貴族在莊稼地里騎馬，以免損害農作物。馬伯樂說：「14世紀初的元代法律規定，土地所有者打死農工或佃農是應該懲罰的犯罪行為，犯罪者杖一百零七下。佃農的生活非常艱難，以至於朝廷不得不屢次下令減少過度的租賦。1285年，江蘇的租賦被減少了十分之一，1304年被減少了十分之二，1345年，這一措施被擴大到整個帝國。」 蒙古人在中國的宗教政策，其意義尤其重大。 馬可·波羅注意到，忽必烈對形形色色的宗教顯示出了最大的寬容，或者毋寧說是一種普遍的仁慈。這種姿態有雙重的理由。在成吉思汗時代，蒙古宗教的基礎是一種薩滿教的形式，敬畏那些隱藏在天空、山和水中的力量的每一種表現形式；出於同樣的帶有迷信色彩的畏懼，它還敬畏一切奇蹟製造者的力量。因此，所有已經確立的宗教，以及代表這些宗教的五花八門的教士，都同樣有資格得到這種謹慎的尊重。此外，像忽必烈這樣的第一流的政治家，立刻就認識到了取悅這些不同的教士對於自己的政治目的的價值。為此，他與各種宗教之間締結了相關協定，協定不是一份，而是和已有宗教的數量一樣多。當忽必烈取代宋朝皇帝作為古老的帝國宗教的首領的時候，他也表演了國家儒教必需的儀式姿態，但沒等儒家文士來得及把自己爭取過去，他就開始尋求佛教徒和道教徒的支持，因為他認識到，自己可以利用這種支持來對付儒士們頑固的以宋朝為正統的觀念。為了這個目的，他計劃組建作為國家機構的佛教和道教的教會，各個宗教的首領都由他指定，對他負責。這也正是拿破崙的教會與國家間的關係的觀念。 除了古老的蒙古薩滿教之外（這種宗教從未被完全拋棄），忽必烈的個人偏愛毫無疑問是佛教，尤其是藏傳佛教。在某些佛教徒與道教徒之間的教派爭論中，當他被請求擔當仲裁人的時候，他的裁決總是顯著地偏袒前者、不利後者。據馬可·波羅說，他有一些從錫蘭帶回來的佛教聖物。他把一位年輕的佛教聖僧八思巴喇嘛從吐蕃召到了自己的宮裡，八思巴喇嘛後來成了他的朋友和被保護人，受命仿照吐蕃字母表的樣式為蒙古語設計字母表——這項工作後來無果而終，蒙古人最後選擇了源自古敘利亞語的突厥－維吾爾語的字母表。 忽必烈的繼任者們繼續，甚至更加偏愛佛教僧徒，尤其是吐蕃喇嘛。多虧了皇帝的保護，中國喇嘛教的教權主義在並非沒有不利的情況下得到了發展。當時的一份行政報告聲稱：「人們看到這些喇嘛進入城市，他們並不暫住客棧，而是留宿私宅，趕走主人，以便更容易勾引他們的妻女。他們並不滿足於放縱墮落，還從人民那裡拿走他們本就不多的錢財。他們是公眾的吸血鬼，甚至比收稅官還要殘忍。」這樣的論調毫無新意，是儒家文人謾罵佛教僧侶制度的老生常談，但可以肯定的是，儒士們堅持認為，蒙古人的政權對給予他們的教士對手以過多的特權負有責任，這無疑是普遍不滿的原因之一，這種不滿，對蒙古王朝的不受歡迎以及最終垮台，也發揮了一定的作用。 簡而言之，佛教在蒙古王朝的治下，就像在過去那麼多的韃靼王朝的治下（比如5世紀的拓跋魏）一樣受到偏愛。這一偉大的印度宗教，儘管受到過許多漢人皇帝的私人保護（比如唐朝的許多皇帝），但漢人政府從來都僅僅把它視為一種外來教派——對它的抱怨倒是經常重複，作為皇帝的官方顧問，儒士們對這種外來宗教暫時還可以容忍，但他們從未嘗試著去證明對它的偏愛是正當的。另一方面，中國的遊牧民主子，不管是突厥人、蒙古人，還是通古斯人，都毫無保留地接受了佛教。儒家的行政官員們，在每一次新的韃靼人的政府中總是發現自己處在失敗的一方，他們完全被置身於事外——至少在占領初期是這樣。因此，佛教在中國，最興盛的時期總是外族統治時期。 然而，做出某些保留還是必要的。我們剛才所說的是官方的中原佛教和吐蕃喇嘛教的情形，但在中原，也存在某些秘密社團，比如白雲教和白蓮教，這些教派都聲稱是佛教，但事實上只不過是異教。有人指出，白雲教可能受到了摩尼教信條的浸染，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那樣，摩尼教是在763—840年間傳播開來的，這多虧了維吾爾突厥人的支持。至於白蓮教，它發源於阿彌陀佛虔信派，在1133年變成了一個有大師、夜晚聚會以及諸如此類的秘密社團。這些秘密社團一直或多或少地遭到宋朝政府的反對，在蒙古王朝建立的過程中似乎有過合作，作為回報，他們被允許有禮拜的自由，甚至被承認是合法的存在。然而，不久之後，白蓮教被迫再一次轉入地下，因為遭到了蒙古政府的禁止（1308年、1322年）。他們的夜晚集會，事實上很快就充當了蒙古政權的敵人們的聚會場所。 道教曾受到最初的幾位蒙古征服者的青睞，他們十分自然地在道教術士們的身上看出了他們自己的薩滿教巫師的影子。成吉思汗1222年在阿富汗（當時他正在那裡打仗）召見道士長春真人的時候就曾留下這樣的印象。儘管這位聖徒並沒能給他長生不老的秘訣，大概也只能向他宣講「道」的信條，但這位征服者對他有很高的評價，同意給予道士以豁免令。在忽必烈治下，道教徒失寵了，佛教徒們則把他們對競爭對手的夙怨一股腦兒地擺在了他的面前，例如：他們指控說，道教徒偽稱佛教只是道教的一個分支；在一次公開討論中，道教徒被證明篡改經文、偽造過手稿，結果，忽必烈（他的同情心無疑是放在佛教徒一邊的）下令燒毀那些真實性值得懷疑的著作，讓佛教徒回到了某些被他們的對手所侵占的寺院（1281年）。 教士們之間也存在爭吵。在決定對官方儒教應該採取什麼態度的時候，皇帝面臨著一項更微妙的任務，因為士大夫階層對他的事業是否真誠將取決於這一態度，忽必烈是個非常精明的政治家，不會意識不到這一點。作為一個象徵性的示範，忽必烈曾把山東曲阜孔氏家族（他們跟孔子一脈相傳，從未間斷）的首領召到了他的宮廷里，公開向他表示敬意。忽必烈的孫子和繼任者鐵穆耳最早的舉措之一，就是頒布了一道詔令，要蒙古人和漢人都祭孔，這一舉措讓他贏得了士大夫階層的共鳴（1295年）。 士大夫階層對蒙古政權的這種至少是暫時的支持，因為趙孟（1254—1322）的名字而顯得格外引人注目。他是個特別有代表性的人物，因為他是前宋皇室家族的成員。在1286年同意為忽必烈效力之後，他被委以不同的行政職務（1316年在翰林院得到了一個重要職位），忠心耿耿地為主子效命。趙孟還是他那個時代最偉大的畫家之一，尤以畫馬著稱。被歸到他的名下的表現馬的畫作實在是太多了，以至於你不得不得出這樣的結論：其中肯定有大量的摹本。然而即使是這些摹本，當它們表現毛髮濃密的蒙古馬及韃靼騎手的時候，也是極其有趣的文獻，讓人遙想起蒙古人的統治時期。 除了佛教、道教以及牢牢紮根於中國的儒教之外，還存在景教這種基督教的形式。 我們應該還記得，景教是由來自波斯的傳教士們傳入唐代中國的，並於635年在長安城裡建起了一座景教教堂。在唐王朝的治下，這一宗教很是興盛，即使不是在漢人當中，至少也是在波斯和敘利亞居民當中（他們被絲綢之路的貿易所吸引來到中國），在那些生活在與中國結盟的邊境地區的突厥人當中。正是沿著這些大漠邊陲，我們再一次在汪古突厥人當中發現了13世紀的基督教，當時，他們控制著今天的歸綏（歸化鎮與綏遠鎮）周圍的地區，以及構成山西邊界的長城以北地區。汪古人在蒙古人的朝廷里占據著一個相當重要的位置，因為他們從一開始就是成吉思汗的忠實封臣。作為回報，成吉思汗把自己的女兒嫁給了汪古人的國王，打那以後，蒙古大可汗的家族與汪古王子之間就不斷聯姻。因此才發生了汪古人的喬治（突厥語作Korguz[6]）王子娶忽必烈孫女的故事，喬治是個貨真價實的基督徒，就連他的名字也顯示了這點。通過汪古人，基督教在皇座的每一級台階上、在皇室家庭的內部，維持了好幾代人，因為他們一直是皇帝的忠實支持者（喬治王子在為鐵穆耳大可汗效命沙場的時候於1298年英勇犧牲），他們為自己的信仰贏得了極大的信任。 此外，汪古突厥人並不是唯一宣稱信仰景教的戈壁居民。正像我們已經看到的那樣，信仰景教的還有克烈人，這是一個居住在外蒙古圖拉附近的民族。1203年，成吉思汗把他們納入了自己的帝國。忽必烈的親生母親、唆魯禾帖尼公主，是一個聰明過人的女人，她就來自從前的克烈王室家族，也信奉景教。毋庸置疑，忽必烈希望通過保護景教來顯示自己的忠誠，這種忠誠，針對的不僅是他與汪古親王們的友誼和家族聯繫，而且也是對母親的紀念。這種保護在1287年清楚地顯示了出來，當時，景教教會被置於一個很微妙的位置上。一位被稱做那顏的蒙古親王（他也是個景教徒）在滿洲發動了一場針對忽必烈的反叛，當他們向忽必烈進軍的時候，他們的軍旗上畫著十字架。叛軍剛剛被打敗，景教的對頭們就迅速抓住這個機會來詆毀景教。但忽必烈「憤怒地斥責了那些當著他的面嘲弄十字架的人。然後，他又招呼在場的基督徒，安撫他們，說：『如果你們的主的十字架沒有幫那顏的話，那也有很好的理由……那顏是個不忠不孝的叛逆，他對抗自己的君主。……你們的主的十字架不幫他，這一點做得很好。……』」此外，據馬可·波羅說，在那顏被打敗之後的那個復活節，忽必烈讓人拿來《福音書》，公開對它焚香，並親吻它。 從神學的觀點看，這只不過是顯示對蒙古人所熟知的主要宗教的尊敬，是針對神的不同表現形式所開出的一份保險單，任何更高的估計都可能是錯的。據馬可·波羅說，皇帝這樣天真地承認：「有四位先知，他們受到全世界的敬愛和崇拜。基督教徒說他們的神是耶穌基督，撒拉遜人說是穆罕默德，猶太人說是摩西，偶像崇拜者說是釋迦牟尼。我尊重並敬畏他們所有人，因此，天上最強大、最真實的那一位，我將祈求他幫助我。」然而，從政治的觀點看，忽必烈表現出了對景教的贊同，不僅僅是通過言辭，而且更多的是通過具體的措施：1275年，巴格達的景教大主教得以在北京創立了一個大主教教區；揚州與杭州都修建了景教教堂；1289年，忽必烈創立了一個專門的政府部門，負責處理景教事務；1291年，他任命一位名叫愛薛（即阿拉伯語的耶穌）的敘利亞景教徒為景教事務專員，不久之後，此人就成了他的大臣之一。 在忽必烈統治下的中國，景教社群的生活通過馬·雅巴拉哈和拉班·掃馬的故事而變得廣為人知。拉班·掃馬（1225—1294）與拉班·馬可兩位景教修道士，前者出生在北京附近，後者出生於汪古國（在綏遠），他們於1275或1276年離開中國去耶路撒冷朝聖。汪古親王們試圖勸阻他們取消這個計劃，但白費力氣。他們說：「當我們費了這麼大勁吸引來自西方的主教和修道士的時候，你們為何要離開這裡去西方呢？」但是，當他們看到兩位朝聖者的決心依然不可動搖時，他們為這兩個人提供了穿越中亞所必需的裝備。掃馬和馬可穿越了喀什噶爾和突厥斯坦，於1278年終於到達了美索不達米亞——波斯的蒙古汗國。當時的波斯可汗是忽必烈的侄子阿巴嘎。兩位同胞的到達讓他感到格外高興，並導致馬可在1281年被推上塞琉西亞—巴格達的景教大主教的位置。馬可因此成了馬·雅巴拉哈三世，在波斯的蒙古汗國的歷史上扮演了一個重要角色。至於掃馬，1287年，繼承父親阿巴嘎擔任波斯可汗的阿魯渾派他帶著一項使命去了西方，意在讓十字軍戰士與蒙古人結成聯盟，共同抵抗埃及的馬穆魯克們[7]。1287年9月，掃馬抵達巴黎，美男子腓力[8]親自在聖禮拜堂召見了他。在羅馬，他受到了教皇尼古拉斯四世的接待，在1288年的復活節上，教皇親手給他分發了聖餐，跟他討論了一支新十字軍的組建。正是不可思議的神奇命運，導致這位出生在北京附近的蒙古臣民，成了波斯人的大使，出使羅馬教皇和法蘭西國王。 【注釋】 [1]原註：上都在柯勒律治的《忽必烈汗》中，以一個額外的音節，而獲得了作為世外桃源的文學名聲。嚴格說來，忽必烈的頭銜應該是可汗或者大可汗。 [2]和德理（Odoric de Pordenone,1286—1331），又譯鄂多立克，義大利聖方濟各會士，約在1322年以後在華傳教。著有《真福和德理傳》（又譯《鄂多立克東遊錄》）。 [3]原註：這跟宋代引入的「常平倉」制度是一樣的。 [4]原註：這是宋代已有的「廣惠倉」制度的一次復興。 [5]原註：這些貸款，類似於王安石時期發放（或強行攤派）給農民的「青苗錢」。 [6]喬治王子的名字在漢語文獻中有闊里吉思、奇爾濟蘇等譯法。 [7]馬穆魯克，中世紀埃及的一個軍事統治集團的成員，該集團原本由土耳其的奴隸組成，約從1250年至1517年控制著埃及的政權，直到1811年仍有影響力。 [8]美男子腓力，即法國國王腓力四世（1285—1314年在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