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歷史 · 第17章 太宗李世民

隋朝的衰亡看來註定要把中國投入到另一個分裂和動亂的時期。各地都紛紛崛起了爭霸天下的軍事領袖。然後，出現了一位天才軍人，他註定要復興這個古老帝國，並給中國的歷史和文明帶來一段長達300年的新進程。 他名叫李世民。他的父親李淵被封為唐國公，是山西一個軍事轄區的留守。李淵是位受人尊敬的將領，對於一個處在他這樣重要位置上的人來說，他算是一位再誠實不過的官員了。他是個膽小的人，總是擔心危害到自己，但他是個忠臣，只有到了窮途末路的時候才會違背自己的公職誓言。此外，他還富有儒家的智慧，熟悉先聖的格言。李世民儘管很年輕（他出生於599年，此時不到20歲），但他從小就對歷史掌故和古訓格言耳熟能詳。而軍營生活的經歷（因為他父親的封邑位於邊境，經常遭受突厥人的襲擊）以及他在宮廷里的閱歷——隋朝皇帝的宮廷，極盡奢華、墮落、怪異之能事，以至於在遠東廣為人知——教會了這個年輕人如何利用儒家的智慧，而不是成為它的奴隸。在他的整個事業生涯中（其中也投下了某些古怪的陰影），他自始至終要確保讓傳統道德站在自己一邊。此外，驚人的活力以及幾乎從不出差錯的堅定、勇敢、狡詐、大膽和良好的判斷力，所有這一切混合在一起，造就了他品格的完美。他是他那個時代的理想的人。 帝國正處在兵荒馬亂的劇痛當中。退避揚州的隋煬帝，過著聲色犬馬的生活，而他的將領們則為了爭奪地盤而互相廝殺。年輕的李世民，在他山西的領地里有強大的軍事後盾作支撐，通過與幾位突厥可汗的友好關係而愈加鞏固。此外，他還與各地的官員建立了頗有價值的聯繫，對父親老派的忠君思想越來越不耐煩。為了逼父親採取行動，李世民藉助了典型的中國式的計謀。他買通了宮裡的一位太監。在李世民的唆使下，這位太監向李淵獻上了一個女孩子，以備後宮之用。這位少女想必頗有魅力，因為，那位可敬的李淵絲毫沒有考慮這一行動的後果，就爽快地接受了這個危險的禮物。隨後，李世民向他的父親指出，他們自找麻煩，不小心成了罪犯，宮裡的一個女子被誘拐，有人指控他們是首犯。李淵嚇了一大跳，不由得驚慌失措起來——但現在該做什麼呢？想挽回也已經來不及了。於是，他只好把追隨者召集到他在太原的住所，集結了大軍聽命於自己。與此同時，他僅僅是作為一個忠臣而拿起武器的，為的是把皇帝從其他覬覦者的手上解救出來，以此減少良心上的不安。 每件事情都嚴格按照李世民的計劃向前發展。正如他藉助陰謀詭計而獲得了後宮內部的支持一樣，他也憑藉軍事上的坦誠而獲得了突厥人的同情，這些危險的鄰居把500名精兵和2000匹良馬交到了他的手裡，任由驅馳。與此同時，他的姐姐（像他自己一樣也是一位馬背上的女英雄）賣掉了自己的珠寶首飾，用這些錢招募了一萬人馬，把他們交給了自己的弟弟。李世民的麾下很快就有了6萬人，他與這些人同甘共苦，用自己的榜樣激勵他們，他們全都樂意為他而死。四年多的時間裡（618年—622年），他南征北戰，遭遇了一支接一支大軍，從混亂中恢復秩序。 他父親的躊躇猶豫很快就被環境所打消。在俯臨長江的皇宮裡，皇家衛隊利用天下大亂的機會刺殺了合法的皇帝——隋煬帝。唐伯李淵於是自稱是隋王朝的復仇者，並借著隋朝皇家世系最後一位代表的名義，自命為帝國的軍事指揮官。數月之後，在李世民的煽動下，李淵廢黜了那位影子君主，自己稱帝（618年）。 皇城長安（這座城市在中國歷史上扮演了與西方的羅馬城相類似的角色）首先向這位新皇帝敞開了它的大門——他不是陝西本地人嗎？這個地方自秦始皇時期以來目睹了所有偉大王朝的崛起。接下來，李世民移師攻打洛陽，這座城市在他父親的一位最有力的競爭對手的控制之下。這是一項艱巨的任務，因為這座城市固若金湯，而其他一些覬覦者也為唐軍的成功而憂慮不安，正馬不停蹄地趕來援救洛陽。陪伴這位年輕英雄的，是他從前的一位敵手尉遲敬德，作戰被擒之後被爭取了過來。李世民以他一貫的寬宏大度，不顧身邊人的忠告，讓他指揮自己的一支大軍。 他們剛剛望見洛陽城，李世民就領著一支800人的騎兵隊，率先去探查它的通路，但守軍注意到了，蜂擁而上，把這支小股部隊給團團圍住了。正當這位唐軍首領橫刀立馬、試圖奪路突圍的時候，一位敵軍將領認出了他，拖槍向他沖了過來。這位未來的皇帝險些為自己的輕率而送了命，然而，一直緊跟著李世民的尉遲敬德，飛身上前，殺死了攻擊者。就在這個節骨眼上，唐軍的大部隊投入了戰鬥，救出了他們的首領。與此同時，由一位覬覦者所率領的一支敵軍正從河北趕來解救洛陽。當這支敵軍距離洛陽城只有幾英里的時候，李世民率領一支精選的騎兵隊，在黎明的晨曦中悄悄出發。他飛馬沖向敵軍的營地，打得他們猝不及防，一路殺到了敵將的大帳，敵將受傷被擒。幾天之後，洛陽城投降。 李世民勝利而歸，回到長安（621年）。中國史家對這位年輕征服者的凱旋給出了一幅色彩異常豐富的圖畫。他們描述他騎著披著盛裝的駿馬，緩慢地穿過都城的街道，他身披戰袍和金甲，戴著頭盔，他的弓掛在鉤索上，肩挎箭囊，手持寶劍。被征服的覬覦者走在他的坐騎的兩側，挨著他的馬鐙。《唐書》中描寫的這一幕，根據最近的考古發現可以描述得更生動一些。在那些赤陶墓葬塑像中，可以找到唐代的騎兵，他們的戰馬昂首騰躍，後腳牢牢釘在地面上。我們甚至有李世民最喜愛的坐騎的圖像、名字和記錄。參加長安凱旋儀式的那匹駿馬無疑就是「秋露」了，作為主人的忠實夥伴，它在整個河南戰役中出盡了風頭。至於這位征服者所穿戴的盔甲，在墓葬塑像所描繪的武士或佛像中的護法天尊的強壯的肩頭上，就有它精確的複製品。 中國在恰到好處的時候恢復了統一。突厥人依然在邊境虎視眈眈。 在突厥人看來，中原的戰亂似乎給入侵提供了一個理想的時機。東突厥的可汗——頡利可汗與侄子突利一起率領一大隊騎兵橫掃了邊境要塞，到達了皇城長安的市郊。年邁的高祖皇帝（就是從前的李淵）驚恐不已，念叨著要撤出長安城。李世民懶得聽他喋喋不休，獨自領著100名精銳騎兵，出城向突厥人叫陣。他大膽地策馬來到突厥人的面前，走近他們的隊列，對他們說：「國家與可汗誓不相負，何為背約深入吾地？我秦王也，故來一決。可汗若自來，我當與可汗兩人獨戰；若欲兵馬總來，我唯百騎相御耳。」[1]同時，他還對像突利這樣的首領提出了他的私人請求，他們跟他之間被戰友之誼的紐帶緊密聯繫在一起，李世民在他們的身上重新喚醒了袍澤之情。他堅定果敢的舉止，以及他對突厥人思考問題方式的認識，威懾了這些反覆無常的遊牧民。各個部落的首領在一起交談了一會兒，然後，他們全都掉轉馬頭，疾馳而去。幾個小時之後，這一地區被暴雨所淹沒，李世民立即把他的將領們召集到一起，據他的傳記作者說，他對他們發表了下面這段談話：「弟兄們，現在到了我們展示勇氣的時候了。整個平原已經是一片汪洋。夜晚將臨，到時將會伸手不見五指。突厥人只有在他們能夠射箭的時候才令人生畏。讓我們拿著我們的馬刀和長矛向他們衝鋒吧，我們將在他們還沒來得及準備防守之前消滅他們。」他果真做到了。突厥人的營地在黎明之前遭到了襲擊，唐朝騎兵一路殺到了可汗的大帳。後者請求達成和議，撤回了蒙古（624年）。 隨著時間的推移，李世民日益顯露出帝國保護者的權威形象。他的兩位兄弟越來越妒忌他的榮耀，下決心把他甩掉。就連他的父親（他的皇位的獲得要歸功於李世民）也逐漸開始對他的威望感到不快，不再把國家大事託付給他。一場野蠻的戲劇就這樣鳴鑼開場了，這樣的戲劇，在紫禁城裡就像在拜占庭的秘密宮殿里一樣經常發生。下面引述的《唐書》中關於那些悲劇時期的記載，你在拜占庭史中也一樣可以讀到。他的兄弟設宴為李世民慶功，給他下了毒。他服用了解毒劑，終於康復過來。然後他們又雇用刺客，埋伏在一座宮門附近等他。但一位叛徒提前向他發出了警告（整個故事裡充滿了背叛，正像它也充滿了流血和道德雄辯一樣），李世民搶先下手了。由於事先得到了敵人計劃的警告，他的忠實支持者們在合適的地點布置好了騎兵。在預定的伏擊時間，他在這場暗殺戰中就像在戰場上一樣，比敵人搶先了一步。「他扣緊胸甲，戴上頭盔，拿起弓箭，動身去皇宮。」他的兩個兄弟剛剛看到他走近，就朝他亂箭齊發，但都沒有射中。李世民一箭就射倒了他們當中的一個，而他的副將則殺死了另外一個。就在這個節骨眼上，他的副將布置在隱蔽處的士兵們出現了，據《唐書》說，「無人膽敢前進一步」。與此同時，宮廷侍從和當地百姓也開始聚攏過來。於是，李世民取下頭盔，讓人們認出自己，他站在兩兄弟血肉模糊的屍體前，對人群說：「子弟們，別擔心我的安全；那些想刺殺我的人已經死了！」然後，李世民的忠實追隨者尉遲敬德斬下兩位皇子的腦袋，拿給眾人看。[2] 剩下的事情就是把這次死刑的結果通報給皇帝了，他老人家一直對兩位受害者表現出明顯的偏愛。李世民把這個任務委託給了尉遲敬德。後者無視最神聖的禮法，全副武裝地走進了皇帝的房間，雙手很可能依然是紅的，沾滿兩位皇子的鮮血。你可以從官方記錄的字裡行間閱讀並想像必定會發生什麼，這是儒家偽善的一次絕妙展示，在殺氣猶酣的殺人犯身上引用道德格言，為的就是要證明他們的行動一點也不丟臉。 得知這個消息，老皇帝抑制不住自己的淚水和憤怒。他的第一個行動就是下令進行嚴密的調查。他不懂得，自己已經不再是能控制局面的人了。他的一位朝臣小心翼翼地提醒他真實的事態：「用不著再作進一步調查了……不管這些事情是如何發生的，兩位死去的皇子是總歸有罪的，而秦王則是無辜的。」這幾句話堪比塔西佗[3]，它們給這齣尼祿式的戲劇添上了最後的一筆。朝臣們然後詳細列舉了這兩位被殺皇子所犯下的五花八門的恐怖罪行。他們難道沒有跟父親的幾位嬪妃私通過嗎？這本身就足以讓他們的死刑合法化了。 接著，有人通報了李世民本人的到來。這個弒兄殺弟者擺出最令人感動的孝順樣子出場了，年邁的君主淚流滿面，一把抱住了他，甚至祝賀他挽救了他們的家庭。這是感人的一幕。作史者平靜地寫道：「皇帝一直躊躇著在兒子之間作出選擇。兩位年長的兒子的死，結束了他的困惑，他從前對李世民的愛完全占據了他的心。當他看到跪在自己腳下的李世民像個在祈求寬恕的罪犯時，他抑制不住自己的眼淚。他把他扶了起來，抱住他，讓他安心，說自己完全不認為他是犯罪，確信他的行動只是合法的自衛。」在作出這一番聲明之後，正如人們所期望的那樣，皇帝讓位給自己的兒子。如果不進一步來點富有教益的場面，這齣大戲就不算圓滿：李世民依照禮法拒絕了皇位；內閣全體一致宣布支持新的主人也是白費力氣——他再次拒絕了，並「伏地慟哭，跪倒在父親腳下，懇求他繼續掌權，一直到死」。但老人下達了命令，而李世民作為一個孝順的兒子和忠實的臣民，則不得不服從。就這樣，在強迫之下，他於公元626年9月4日登上了皇位。為了結束任何可能的族間仇殺並使帝國得以平靜，新皇帝處死了他兄弟的所有妻妾和兒女。從前的皇帝退隱到了一座宮殿里，據說，「他生活在備受尊榮和平靜快樂的享受中，而他的兒子也從沒有給他絲毫的機會為自己的退位抱憾」。 這次宮廷政變也給了突厥人以新的希望。新皇帝在那把龍椅上幾乎還沒來得及坐暖，10萬突厥騎兵就從外蒙古出發，穿越茫茫戈壁，向長安進發。626年9月23日，他們出現在北城門外的便橋前。朝臣們再一次懇求年輕的君主放棄這座暴露在敵軍攻擊之下的都城。但李世民——從現在起我們應該用他的權威頭銜「太宗」來稱呼他了——並不是個任人恐嚇的人。突厥首領頡利可汗傲慢地派出了他的一個使者來要求唐朝納貢，威脅說，如果不繳納貢品的話，百萬遊牧民將把長安夷為平地。太宗的回答則是威脅要砍下使節的腦袋。他這是在冒一場大險，因為當時都城裡的軍隊似乎非常少。為了欺騙敵人，他命令他的軍隊從各個不同的城門列隊而出，在城牆下展開，而他自己則以他慣常的方式，領著一小隊騎兵去探查敵軍的虛實。儘管隨行人員極力反對，但他依然騎馬沿著渭河正對突厥人的騎兵編隊，任由他們張弓以對。對遊牧民的心理，他比自己的隨從更熟悉。他的傳記作者引用他的話說：「突厥人了解我。他們知道怕我。僅僅是看見我就足以把恐懼扎進他們的靈魂里。看到我的軍隊從城裡列隊而出，他們就會相信我的軍隊的人數遠比實際人數要多得多。」他繼續騎馬走向敵陣，「滿懷信心，就好像是走向自己的營地一樣。」一見到他，「突厥人就對他堂皇無畏的舉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紛紛翻身下馬，以他們自己國家的方式向他行禮。」就在這個節骨眼上，唐朝軍隊來到了他的身後，在平原上站好了各自的位置，他們的盔甲和軍旗在陽光下閃閃發光。太宗繼續走向突厥人的營地，勒住馬韁，他對唐朝軍隊作了一個手勢，讓他們後退，以戰鬥序列留在原地。 皇帝提高嗓門，大聲向突厥首領頡利和突利喊話，提出要和他們單挑，就像在草原勇士當中習慣的那樣：「李世民並沒有因為做了皇帝就忘掉了使用武器。」他以軍人榮譽的名義，用他們自己的語言，激起他們的尚武精神，他激烈地譴責他們破壞停戰協定，背叛自己的誓言。突厥人面對這樣的挑釁，懾服於這種令人印象深刻的勇氣展示，震驚於唐朝軍隊的部署，突厥可汗於是請和。第二天，在按照傳統祭獻了一匹白馬之後，雙方在渭河橋上締結了和議。這一次突厥人好好上了一課。他們再也沒有回來。 謀士們建議太宗加固長城，以防止類似的威脅再次發生。他笑答：「何須固邊。」事實上，鄂爾渾突厥人的權威，正在被太宗刻意助長起來的內部紛爭和叛亂所削弱。在頡利可汗做出一次魯莽的挑釁之後，太宗把整個唐朝軍隊都擺出來對付他。唐軍突襲了內蒙古歸化（今歸綏）附近的可汗，襲擊了他的營地，驅散了他的部落。接著，他們又把他趕入了外蒙古，一直趕到了鄂爾渾河與克魯倫河，他被迫依附一個部落避難，部落的人把他交給了漢人。這之後，東突厥斯坦的汗國臣服中國達50餘年（630—682）。 《唐書》自鳴得意地描述了突厥酋長們拜服在太宗腳下的壯觀場面。在一次公開朝見中，皇帝很想看到他們所有人在一起，包括兩位新近征服的可汗與那些已經歸順很久的酋長。「剛剛到達覲見廳，他們就恭敬地拜服在地，行三跪九叩之禮。」那些忠誠部落的酋長走在頡利可汗的前面，而頡利則被當做戰俘對待。然而，在經過一番羞辱之後，皇帝明智地寬恕了他，為他安排了一座宮殿，等於把他軟禁了起來。 東突厥的整個汗國（即今天的蒙古地區）就這樣併入了大唐帝國（630年）。和碩柴達木的突厥文闕特勤碑上有這樣一段話：「原來的老爺成了漢人的奴僕，原來的太太成了漢人的婢女。突厥的伯克們放棄了其突厥官銜。在漢人那裡的伯克們擁有了漢人的官銜，並聽從於漢人可汗，為他服務五十年之久。為了漢人的利益，他們向東，即日出之處，一直征戰到莫利可汗之地；向西則遠抵鐵門。」 接下來的20年里，在這些外援的幫助之下，太宗把突厥斯坦的突厥部落和戈壁的綠洲全都納入了自己的勢力範圍之內。隨著他的出現，一個意想不到的、史詩般壯麗的中國展現在驚嘆不已的亞洲各民族的面前。既沒有向野蠻人妥協，也沒有用金銀來收買，太宗便讓他們在聽到自己的名字時就瑟瑟發抖。這一時期的現實主義藝術很好地表達了這種精神，那些浮雕、雕塑和殯葬陶俑中強有力的動物和戰爭主題，連同它們幾乎有些過度的飽滿活力（比如龍門石窟中身強力壯的護世天王），以及他們對著重加強的偏愛（這種加強常常讓它們獲得了諷刺漫畫的強烈效果）。就連唐代的陶瓷製品，連同它們強烈的色彩（橘黃色和明快的綠色），也展現了這一時期的藝術趣味。 如果太宗曾把自己的功績跟歷代的偉大征服者的業績作個比較的話，他一定會想起中國古代最著名的皇帝——漢武帝。這位生活在公元4世紀蠻族大入侵之前的大漢皇帝，在現實中復活了，大唐騎兵的英雄業績甚至超過了大漢騎兵。即便是古代疏勒的征服者班超，也不曾像唐代的將軍們，奪走過那麼多牲畜，打垮過那麼多部落，砍掉過那麼多人頭。在其間的300年里，當中原成為蠻族入侵的受害者的時候，她一直在吸收著獲勝部落的鮮血；現如今，她在鮮血的滋養下日益強大，能夠憑藉從草原人身上汲取的力量，加上一千餘年的古老文明的巨大優勢，與他們相抗衡。 讓我們來看看那些墓葬雕像吧，那些騎兵和步兵的雕像帶有半韃靼特徵的扁平面孔，面貌特徵僵硬到幾乎成為鬼臉的程度；他們要麼戴著突厥兵的帽子，要麼戴著唐軍的頭盔。粗糙地包裹著他們身體的，是僵硬的皮革盔甲，用鐵塊加固了的胸甲和背甲，皮革或金屬鱗片圍裙，他們手持圓形或長方形的裝飾著怪臉的大盾牌——這些人正準備穿越戈壁灘，或者攀登杭愛山。就連佛教工藝品所表現的對象，比如護世天王或金剛手，我們也看到了同樣的盔甲，以及類似的令人敬畏且很不友善的外貌。那些陶俑騎兵的戰馬依然在嘶鳴，在噴鼻，在用前蹄刨著地面，就好像它們在急不可耐地等待沖向疏勒或者龜茲。讓薩珊帝國聞風喪膽、後來又讓新生的阿拉伯勢力寢食難安的西突厥，也在跟他們自己很相似的大唐騎兵的面前垂首彎腰。剛打交道不久，大唐騎兵就掃蕩了他們的營地，燒毀了他們的大車，拆散了他們的氈帳，向西一直打到了塔爾巴哈台峽谷——依然不屈不撓，追擊著他們越過了一望無垠的吉爾吉斯大草原。 一旦擊潰了蒙古的東突厥人，太宗皇帝就可以騰出手來對付突厥斯坦的西突厥人了。後者當時統一在一位強大君主的統治之下，這位君主的領地從阿爾泰山脈一直延伸到鹹海。夏天他住在天山，冬天則移居到被稱為「熱湖」的伊塞克湖畔。他因為佛教朝聖者玄奘的記述而相當知名。那是公元630年年初，在伊塞克湖西岸、今吉爾吉斯共和國境內的托克馬克（碎葉）附近，朝聖者玄奘遇見了這位可汗，正率領他的騎兵大軍向西轉移。「戎馬甚盛。可汗身著綠綾袍露發一丈許，帛練裹額後垂。達官二百餘人，皆錦袍編髮圍繞左右。自余軍眾皆裘毳毛，槊纛端弓駝馬之騎，極目不知其表。」[4]太宗皇帝相信，「遠交近攻」的做法是明智的，因此，只要他還在對付蒙古的突厥部落的時候，就不會去打攪這些西方的部落。然而，公元630年，蒙古已經平定了，機會來了——多半並不完全是自動送上門來的。突厥斯坦那位給玄奘留下深刻印象的可汗，在多少有些神秘的情境下被人謀殺了，他的王國也就土崩瓦解，分裂成互相敵對的部落群。因此，西突厥人的汗國並沒有比蒙古突厥人的汗國活得更長。642年，在烏魯木齊附近進行軍事活動的中國遠征軍一個接一個消滅了所有膽敢抵抗的突厥部落。剩下的全都承認了中國的霸主權。 滅掉突厥之後，太宗皇帝就可以在整個塔里木盆地重建中國的保護國了。 為了理解塔里木盆地這些如今已經破敗不堪的綠洲在中世紀早期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我們必須扼要概括一下我們早先在談到漢代時所說過的那些話。從人種學的觀點看，這些綠洲當中至少有一些地方居住的是說印歐方言的民族，這些方言不僅跟亞洲的亞利安語系（伊朗語和梵語）關係密切，而且也跟歐洲的一些語言（斯拉夫語、拉丁語、凱爾特語，等等）非常接近，至於疏勒地區所說的「東部伊朗」語，那就更不用說了。從文化的觀點看，從3世紀到8世紀，作為佛教傳教的結果，在那裡，梵語和普拉克利特語的文學和哲學著作，像在恆河兩岸一樣受到人們的尊崇。從藝術的觀點看，這塊土地是亞歷山大大帝身後的征服地——這又是佛教傳播的結果，它學到了亞歷山大時期的肖像法。而希臘可以說已經死於拜占庭，然而從那時起，它的藝術影響就密不可分地與佛教教義聯繫在了一起，一直延續到7世紀，從疏勒東部到吐魯番和羅布泊，還能感覺到這種影響——或許，在有些唐朝時期的中國鏡子上，我們可以追蹤到這一影響[5]。就這樣，一顆死星的光芒可以延續數百年時間，穿越時空的界限照亮我們的眼睛。如今的塔里木盆地，不再有任何輝煌的商業、宗教和藝術活動了。沙漠的前進湮沒了肥沃的土壤，伊斯蘭教覆蓋了古老的佛教文化中心。在那裡，你可以找到已經坍塌的整座社會大廈所留下的斷壁殘垣，認識到文明必然消亡的命運，但要是沒有這座大廈，印歐世界和華夏世界之間的通道則絕無可能，而這一切，離我們並不太遠。 關於塔里木盆地的這些綠洲，當時就有過非常生動的描寫，這就是中國朝聖者玄奘在他的印度旅行記中所作的描述（玄奘於629年至630年西行印度，644年返回）。1902至1914年間進行的考古發掘，出土的大部分文物也屬於這一時期。 塔里木盆地那一時期的藝術，直接源自於阿富汗的佛教工藝，連同它的雙重源流：希臘－印度和伊朗－佛教的影響。豐杜基斯坦（位於喀布爾與巴米揚之間）模型牆雕的發現，讓我們對這些影響看得更清楚了。這些雕刻品的年代，是根據在同一地點發現的薩桑王庫思老二世（590—628）的硬幣鑑定出來的，它們表明，阿富汗的佛教藝術依然在按照希臘模式複製著佛教神像，但女像結合使用了純粹的印度樣式，而男像則使用了薩桑王朝時期的波斯樣式。在克孜勒佛窟（塔里木北部的龜茲附近）的壁畫中也發現了同樣的樣式結合，哈金認為這些壁畫屬於兩個時期，最早的來自450至650年之間，另一些則來自650至750年之間。它們一起表明，諸如龜茲這樣的綠洲，其精神甫明是純印度的（多虧了佛教），而其物質文明則顯示出了薩桑王朝時期的波斯的影響也相當大。的確，那些躺著的貴族像（公主像也是一樣）透露出了對波斯原型的直接模仿。絲綢之路沿途的這些綠洲，不僅是從中國到印度朝聖的驛站，而且是中國和波斯之間的商旅落腳點，沒有什麼東西能夠比這更清楚地表明它們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了。我們在談到克孜勒壁畫時所說的那些話，同樣可以用來說碩爾楚克（焉耆附近）的雕塑、吐魯番綠洲的壁畫和雕塑以及（吐魯番盆地南部）于闐附近丹迪納里克的繪畫。 雄心勃勃地要控制上亞細亞的大唐中國，對塔里木盆地的那些綠洲不可能不感興趣，在塔里木盆地建立保護國對於控制通往印度和波斯的商隊通道來說是必不可少的。太宗皇帝希望通過和平的手段把它們納入自己的勢力範圍。距離西部各綠洲最近的吐魯番，其受中國文化的影響也最直接，正像這一地區的佛教壁畫所顯示的那樣，在這些壁畫中，唐代的風格與對印度和伊朗作品的模仿融合了起來，此外，在這一地區起支配作用的王朝也屬於中國的血統。629年，唐朝佛教徒玄奘在去印度朝聖的途中經過吐魯番，受到了本地國王的熱烈歡迎（事實上是如此熱情，以至於玄奘在重新上路的時候竟然跟主人難分難捨）。第二年，這位國王正式提出效忠太宗皇帝。但在640年，他竟然愚蠢到跟突厥的叛亂者結成同盟，要切斷中國、印度和波斯之間的商隊通道。他滿心指望戈壁灘的茫茫沙漠能夠保護自己，但唐朝人的騎兵穿越了戈壁，出人意料地到達了吐魯番綠洲。聽到這個消息，國王又驚又嚇，死了。唐朝軍隊開始攻城，雨點般的石頭砸向了這片綠洲。新國王是個非常年輕的小伙子，他出城來到唐軍的營地。「他謝罪的態度不是很謙卑，一位唐朝將領站起身，說：『我們的首要職責是攻城，何須跟這個小屁孩扯皮？下令攻城吧！』年輕的國王被汗水濕透了，拜伏在地，無條件投降。唐朝的將領把他作為戰俘逮了起來，後來在舉行儀式的大殿里獻給了太宗皇帝。皇帝大宴群臣，為得勝歸來的勇士們慶功，儀式持續了三天。」[6]吐魯番國王那把鑲嵌著寶石的弓，被皇帝送給了突厥將領阿史那社爾。 焉耆（絲綢之路上的第二個重要綠洲）的人幫助了唐朝人打敗吐魯番人，他們跟吐魯番人不和。吐魯番剛剛被吞併，他們驚恐不安，與那些持不同政見的突厥人結成了聯盟。太宗派出了一支新的大軍，在一位名叫郭孝恪的足智多謀的勇士的指揮下，穿越了茫茫戈壁。「焉耆所都周三十里，四面大山，海水繚其外，故恃不為虞。孝恪倍道絕水，夜傅堞，遲曙噪而登，鼓角轟哄，唐兵縱，國人擾敗，斬千餘級。」太宗從皇城裡指揮著所有的軍事行動，一天，「帝語近臣曰：『孝恪以八月十一日詣焉耆，閱二旬可至，當以二十二日破之，使者今至矣！』俄而遽人以捷布聞。」[7]（644年） 塔里木盆地最繁華的城市是龜茲，其佛教壁畫表明它具有很高水平的文明和優雅。龜茲國王名叫蘇伐疊，在本地的印歐語言裡意思就是「金色的神」。630年，他給予唐朝朝聖者玄奘以熱烈的歡迎，承認了唐朝宗主國的地位，但在644年，他突然轉向了，跟焉耆結成聯盟反對大唐帝國。沒過多久他就死掉了，繼承王位的是他弟弟，梵文名字叫訶黎布失畢，意思是「神花」（646年）。新國王感覺到了正在來臨的風暴，匆匆忙忙地派出了一位特使，帶著他表示忠誠的聲明去大唐朝廷。但一切都太晚了。為漢人效力的突厥將領阿史那社爾，已經率領漢人的正規軍和韃靼人的外援兵直奔西域而來。 龜茲人預料襲擊會來自東南方向，來自戈壁大漠。不曾想襲擊反而是來自西北，阿史那社爾走的路線是從烏魯木齊經尤爾都斯河源頭越過天山隘口。從這條路上，來的並不是焉耆的盟軍，驚慌失措的龜茲人眼睜睜地看著漢人的騎兵編隊在城北多石的沙漠中部署開來。國王訶黎布失畢出城面對敵軍，漢人使用了一招蒙古古代戰爭中慣用的戰術——佯裝退卻，誘使武藝高超的龜茲騎士進入沙漠，在那裡消滅了他們。克孜勒的佛教壁畫中描繪了阿史那社爾勝利進入龜茲城的場面。接下來，正當龜茲國王領著殘兵敗將到固若金湯的撥換城（今阿克蘇）避難的時候，阿史那社爾也一路追到了那裡，經過40天的圍攻之後，拿下了這個地方。在龜茲，阿史那社爾斬首一萬一千級，「西域震懼」。 龜茲的陷落，對於戈壁城市的獨立來說是致命的一擊，它標誌著一個屢遭劫難而倖存下來的迷人而優雅的世界宣告終結。克孜勒的壁畫讓人回想起那燦爛的文明，自從這一場劫難之後，它再也沒有完全恢復過。約瑟夫·哈金在克孜勒所作的調查表明，在這一時期（648—650），兩種繪畫風格之間存在一個斷裂，第二種風格使用了更強烈的色彩，以補償浮雕的減弱。在這種風格里，還使用了一種新的波紋，可以明顯感覺到薩珊王朝時期的波斯的影響，然而事實上這是波斯難民的作品，在652年阿拉伯人征服他們的國家之後，他們逃離家園，到這個新建立的唐朝保護國避難。 在控制了吐魯番盆地的北部綠洲之後，唐朝人把注意力轉移到了南部。632年，于闐國王承認了太宗皇帝的宗主權，635年，他把兒子送到唐朝宮廷里擔任皇家侍衛。然而，這些表示善意的證據似乎並沒有讓唐朝人滿意。在648年征服龜茲之後，他們覺得，到了加強對南部綠洲的嚴厲控制的時候了。有人對阿史那社爾說：「公破龜茲，西域皆震恐，願假輕騎羈于闐王獻京師。」說干就干。中國騎兵隊出人意料地到達了于闐綠洲，國王嚇得直打哆嗦。唐朝將領「陳唐威靈，勸入見天子」。國王聽從了他的忠告，而且這一舉動並沒有讓他損失什麼，因為在長安的宮廷里逗留了幾個月之後，皇帝就放他回家了，臨走，還「賜袍帶，布帛六千段」。[8] 吐蕃（西藏）當時仍然是蠻荒未化之地，一位有能力的酋長在拉薩地區建立了一個王國。在發動針對中原的戰爭之後，他最終進入了唐朝的勢力範圍，641年，太宗皇帝讓他牽上了一位唐朝公主的手。就這樣，文明開始在這些野蠻的山地人當中滲透。太宗甚至派出了一位大使去印度，朝見北天竺的國王那陵提婆。不過，中國出使這個國家的最優秀的大使是朝聖者玄奘，他於629年離開都城長安，在遍游中亞和印度之後，直到644年才返回中國。我們已經提到過他經由吐魯番、焉耆、龜茲、天山、伊塞克湖、托克馬克、撒馬爾罕、大夏和喀布爾河谷向西旅行，他的回程經過帕米爾高原、疏勒、于闐、羅布泊和敦煌。事實上，他走的正是古絲綢之路的兩條通道。唐王朝利用這段和平時期重新打通了從中國到印度和波斯的橫貫大陸的通道，這兩條通道自從漢朝衰亡以來總有某些地方被阻塞。有時，太宗的威力甚至追循了朝聖者的足跡。647年，一個唐朝使團在去印度的路上遭遇了襲擊，使臣王玄策去向吐蕃和尼泊爾的酋長（他們都是唐帝國的封臣）搬救兵。王玄策領著他們的小分隊返回了印度，報了襲擊者一箭之仇，用鐵鏈把他們鎖住，帶回了長安。 作為這些征服的結果，唐朝的統治權一直行使到了帕米爾高原。我們可以理解太宗皇帝合理的自豪。他的傳記作者引用他自己的話說：「曩之一天下，克勝四夷，惟秦皇、漢武耳。朕提三尺劍定四海，遠夷率服，不減二君者。」[9] 與此同時，中國力量在精神方面也產生了它的影響。 北魏末年，朝廷曾積極推廣佛教，然而自北魏王朝衰亡以來，這一宗教遭受了數不清的攻擊。574年，中國南方的那些短命王朝之一頒布了一道法令，把「外來宗教」和道教都給禁止了，但6年之後，這一迫害時期便走到了盡頭。隋朝的兩位皇帝一開始都是正統的儒家信徒——就像每一個新朝代一樣，他們也需要官僚階層的支持，以確立他們的合法地位——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都表現出對佛教更熱衷。至於那位後來成了唐太宗的草莽武夫，在他即位的時候，就對印度人的這種投降和克己的宗教感到滿腹狐疑。他評論道：「（梁）武帝末年，頻幸同泰寺，親講佛經，百寮皆大冠高履，乘車扈從，終日談論苦空，未嘗以軍國典章為意。及侯景率兵向闕，尚書郎以下，多不解乘馬，狼狽步走，死者相繼於道路。」他認為道教的「無為」也同樣不值得贊成：「元帝在於江陵，為萬紐于謹所圍，帝猶講《老子》不輟，百寮皆戎衣以聽。俄而城陷，君臣俱被囚縶。」[10]太宗在這些問題上的私人顧問是一位上了年紀的儒家學者，自然也憎恨佛教。他遞呈了一篇讓自己青史留名的奏摺，歷數國家儒教對釋家僧徒的抱怨。下面的節選，讓我們對當時發生在中國的那場觀念之戰看得更加清楚了。 這篇文章開宗明義：「佛在西域，言妖路遠，漢譯胡書，恣其假託。故使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游手遊食，易服以逃租賦。」此外，「演其妖書，述其邪法，偽啟三途，謬張六道，恐嚇愚夫，詐欺庸品。凡百黎庶，通識者稀，不察根源，信其矯詐。乃追既往之罪，虛規將來之福。布施一錢，希萬倍之報；持齋一日，冀百日之糧。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憚科禁，輕犯憲章。」他進一步說：「況天下僧尼，數盈十萬，翦刻繒彩，裝束泥人，而為厭魅，迷惑萬姓者乎！今之僧尼，請令匹配，即成十萬餘戶。產育男女，十年長養，一紀教訓，自然益國，可以足兵。」[11]直到現代，我們還能發現人們在重複著對佛教出家制度反社會、反國家的指控。這種反教權主義，在儒家文人當中——更確切地說，是在幾乎整個官僚階層當中——成為了一項傳統。 太宗皇帝也抱有同樣的觀點，自從626年即位以來，他大大縮減了僧尼的數量。但是，像塔里木盆地這樣一塊深受佛教影響的土地，隨著漢人對其統治權的確立，加上由此帶來的跟印度本身的政治關係，這一切最終改變了皇帝的態度。玄奘的故事就表明了這一點。公元629年，當這位著名的佛教學者請求許可去恆河聖地朝聖的時候，當局拒絕給他必不可少的通行關文。他不得不秘密地越過邊境，避開敦煌的邊境哨卡，在沒有嚮導的情況下孤身進入戈壁大漠之中，在那裡，他險些在旅程剛剛開始的時候就送了命。結合唐朝人的威望和佛教徒的虔誠，當地的統治者們一路保護他穿越了塔里木盆地，使得他能夠通過突厥斯坦和阿富汗到達印度。在印度，他受到了最熱烈的歡迎，出面接待的，不僅有他的同宗教友，甚至還有印度的王公貴族，他們很好奇，想看看這位大老遠地從中國來到他們的國家學習梵文哲學的旅行者。 玄奘不僅僅是一位虔誠的佛教徒，渴望見到那些跟佛陀出生、講道、涅有關的聖地，還是一位最值得注意的哲學家，對婆羅門教和佛教不同的形上學體系，都做過深入透徹的研究。他最後加以發展、並在非凡洞察力的綜合中予以闡述的體系，是一種絕對理想主義的體系，有點像貝克萊和費希特。他承認，個人化的自我和外部世界都是虛無，或者更確切地說，它們共同簡化為他所謂的「唯識」，如果你喜歡，也可以說是「理想的平面」。這是一種介於主觀主義與一元論之間的哲學，但不可能把它恰當地定義為這兩種知性姿態的任何一種，因為它既不像一元論——它否認一切物質的觀念，又不像西方的主觀主義——它否認自我，或者至少是否認物質的自我。 實際上，它遠遠超過了像玄奘這樣的翻譯者展示給中國人的那些體系。它是一套完整的思想財富，包括概念、觀點、形上學建構和知性分析。它的確是印度思想的完整遺產，這些思想已經被改造得使唐朝的臣民能夠理解。儘管有儒家知識分子的反對，但無法抵抗的動態觀念的入侵還是發生了。有一個證據就是，宋代正統的新儒家（被朱熹精細化了）無意識地滲透了這些觀念。這裡存在一種「精神輸血」，只有20世紀西方觀念的突然入侵才可以與之相比。玄奘最卓越的成就，或許並不是穿越戈壁大漠、天山、帕米爾高原和印度的庫什，而是對印度思想這個未知世界的精神探險，這是一片繁茂豐饒、而且明顯無路可通的森林，超過前面提到的所有那些地方，他成功地翻譯了最為複雜、精密、微妙的印度的形上學概念，用的是經過改造加工的、適合這一目的的漢語詞彙——幾乎是一種新的語言——連同並不完美的工具：中國的書寫文字。只有那些不得不把托馬斯主義哲學翻譯成中國文字的傳教士們，才能夠欣賞這樣的成就。 除了是個虔誠的朝聖者和能力驚人的形上學作品的翻譯者之外，玄奘還是一個目光敏銳的探險家和一個精密準確的地理學家。他的旅行記是一部7世紀上半葉中亞和印度的自然、政治和經濟地理學的調查報告：一個國家接一個國家，一英里接一英里。他開列了所經之處的所有地區的農業和經濟活動：從中國的邊境，到波斯的門戶，從阿富汗到印度的阿薩姆邦。他還列舉了在旅行中遇到的所有民族的語言（包括一份梵文文法概要）、風俗習慣（連同種姓制度的梗概）、迷信、宗教和哲學。最後，他極其準確地記載了各地政治權力，連同不同統治者的個人性格。 這些最新的觀察材料，對於太宗皇帝的國際事務來說想必有著獨特的價值。在629年他曾希望阻止這位朝聖者的出發，但當後者於644年回到中國的時候，皇帝陛下卻給予他最殷勤、最友好的歡迎。最後，皇帝向這位旅行者詢問了印度各個王國的情況，對他的回答非常滿意，以至於希望委以大臣的職責。但玄奘完全投身到了他的宗教和哲學工作中，於是拒絕了這個提議。然而，他還是在長安城裡定居了下來，地點就是當時尚未完工的大慈恩寺，太宗皇帝開始喜歡上他了，常常召他進宮。大慈恩寺的獻祭儀式因為皇帝陛下親眼目睹莊嚴的遊行隊列而名聞天下，他是出於與玄奘的友情而同意露一下面。玄奘的傳記作者描述了這次盛大的遊行，陪伴遊行隊列的是旗子和他從印度帶回來的佛像。最近的考古發現證實了這一時期有些中國佛像的印度起源。在山西北部的天龍山石窟發現了一些佛像，顯然是唐代的作品，是對印度笈多王朝時期藝術的直接模仿。它們有柔和的模型、圓潤的魅力與混合的形態，這些顯然都是非中國的，表現了完整的印度美感及其與生俱來的典型感覺。此外，在隋代和唐代早期，還有造型形態的普遍復興。佛教雕塑，拋棄了「中國羅馬式」的貧乏，逐漸恢復了對模式的強調。毋庸置疑，這種改變部分地要歸功於像玄奘這樣的朝聖者帶回來的印度模型的榜樣。 大唐帝國的擴張，遠至印度和波斯的邊境，這不僅導致了跟佛教印度更緊密的聯繫，而且也使得基督教傳教士從波斯與河中出發的旅行成為可能，導致了基督教景教教派在帝國核心地區的確立。公元635年，一位名叫阿羅本（這是敘利亞宗教頭銜「拉班」的漢文翻譯）的景教牧師抵達長安。638年，這位傳教士在這座都城建立起了教堂，781年的古敘利亞文和漢文碑銘記載了這一事件，其中也談到了太宗皇帝對基督教的仁慈態度。[12] 53歲那年，在統治中國23年（這是中國歷史上最輝煌的時期之一）之後，公元649年7月10日，太宗皇帝在長安的宮殿里去世，被埋葬在禮泉附近的昭陵。他讓人在自己的陵墓周圍雕刻了他所征服過的國王們的雕像，以及他在歷次戰鬥中所騎過的戰馬的雕像。他的老兵們對他是如此熱愛，以至於其中一位——就是突厥首領阿史那社爾——想要在主人的遺體前按照古代的方式自殺：「請以身殉，衛陵寢。」[13] 【注釋】 [1]《舊唐書·突厥列傳上》卷一百九十四。 [2]這一段落中的引文新舊《唐書》甚至《資治通鑑》中皆不見，且事件細節與正史的記載也有出入，疑引自現代人寫的傳記。後面段落中未註明出處的引文也都是這樣，而且有一段引文甚至說被殺死的是李淵兩位年長的兒子，這就更是明顯的錯誤了，如果引自中國史書，當不至如此。 [3]塔西佗（Tacitus,約55—約120），古羅馬元老院議員，歷史學家。 [4]《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二。 [5]原註：許多唐朝時期的中國鏡子無力地繼續著六朝的本土傳統；然而，有些鏡子則修飾著跳躍的馬、牡鹿和獅子，在旋渦形圖案和葡萄串中間互相追逐，似乎讓人聯想起希臘－羅馬的（有時候甚或是伊朗的）工藝品。 [6]參見《新唐書·西域傳上》卷二百三十七：「智盛（吐魯番國王）令大將曲士義居守，身與綰曹曲德俊謁軍門，請改事天子。君集（唐將）諭使降，辭示屈，薛萬均（唐將）勃然起曰：『當先取城，小兒何與語！』麾而進，智盛流汗伏地曰：『唯公命！』乃降。」 [7]本段兩節引文均出自《新唐書·西域傳上》卷二百三十七。 [8]本段的引文均出自《新唐書·西域傳上》卷二百三十七。 [9]《新唐書·西域傳上》卷二百三十七。 [10]這裡兩節引文均出自《貞觀政要·慎所好第二十一》。 [11]《舊唐書·傅奕傳》卷七十九。 [12]原註：正是在唐朝時期，中國人仿效印度人首次學會了如何從甘蔗中提煉糖（這一事件的重要性可以從今天四川和廣東地區的甘蔗種植中判斷出來）。他們還學會了如何用葡萄釀酒。在漢代初期，中國首次與疏勒、吐魯番、焉耆、庫車和費爾干納建立了直接的聯繫，所有這些地方，都以它們的葡萄著稱於世。據傳說，葡萄是在大約公元前125年傳入中國的。但直到公元7世紀的唐代，中國人才首次用葡萄釀酒（無疑是照著吐魯番葡萄酒釀造者的樣子），而除此之外，從遠古時期以來他們就掌握了用稻米、黍稷及其他穀物釀酒的技術。在華北，茶（一種生長在南方的植物）的使用從周代起就被人們所知，到了8世紀中葉，它變成了一種民族飲料，各個階層的人都可以使用。 [13]《新唐書·阿史那社爾傳》卷一百二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