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歷史 · 第12章 漢代的盛衰

中國在漢王朝統治下所享受的長治久安，給這個國家帶來了空前的財富，這一時期的藝術可以為此作證。 漢代中國的藝術，對我們來說有著特殊的意味，因為它代表了早期藝術發展的巔峰，這個時候正好就在佛教引入的外來影響徹底顛覆傳統標準之前。 我們已經描述過古代中國青銅器發展的主要階段。首先是商代青銅器，這一時期有著驚人的創造活力，有著生氣蓬勃的力量、自發性和多樣性的主題，這在此後任何年代都是無可匹敵的。接下來是周朝初期，這一時期的青銅器，形態笨重，裝飾貧乏。最後是戰國時期和秦代青銅器，這是一個創造活力復興的時期，其裝飾因為明快的節奏而顯得生氣勃勃。隨著漢代的到來，形態被大幅度地簡化，以至於這個時期的青銅器儘管線條很純淨，但有時候帶有希臘花瓶的那種節制。在它們的裝飾中（在這些青銅器上，除了帶環把的饕餮之外，裝飾並沒有被完全禁止），戰國青銅器的繁複被同樣引人注目的簡樸所取代。所有過度的裝飾（這在某些古代青銅器中發揮到了極致）全都消失不見了。從這以後，主題的典雅精緻便潛藏在「裝飾的對稱，對線條和符號的巧妙使用，以及圓雕中模型的節制」。浮雕中的裝飾，常常被雕刻的圖案或鑲嵌的綠寶石、孔雀石或金銀所取代。「藉助這種方式實現了非凡的裝飾效果，要麼是幾何圖案，要麼因為或真或幻的場景而生氣飽滿：妖怪的形象，跳舞的鬼神，以及打獵或戰爭的場景，全都因為它們驚人的活力而令人稱奇。」在漢代的帶扣上（另外一些則無疑是來自戰國時期），也發現了類似的寶石和貴重金屬鑲嵌，正如我們已經指出過的那樣，衣物的裝飾有匈奴的起源。在漢代中國得到廣泛發展的鑲嵌工藝，也許是從希臘－義大利世界引入的，這也並不是不可能。 銅鏡最早出現在戰國時期和漢代，並迅速傳遍全國。這些鏡子，與其說是為了實用，不如說是為了某種神秘的目的，它們都帶有這兩個時期的裝飾特徵。漢代的銅鏡同樣顯示了在青銅器上所發現的那種幾何的簡樸，這種簡樸絲毫沒有減損道教徒們歸因於鏡子的那種不可思議的神奇力量。 我們在漢代鑲飾青銅器上所發現的隔行交錯的旋渦形和螺旋形裝飾，也被用於同一時期的漆器，這種漆器，不僅在中原發現過，而且在朝鮮的漢人墓葬中、在諾彥烏拉（蒙古的庫倫附近）的匈奴人墓葬中以及貝格拉姆城（阿富汗的喀布爾附近），也都發現過。 從河南和山東所發現的一些小墓室中出土的石雕和淺浮雕，大概是工匠們用鑿子仿照早已消失的宮殿壁畫複製下來的。這是一種線條和繪畫的藝術，畫面上的戰車隊列或舞蹈的神魔鬼怪都充滿了速度和動感。這種藝術有著雙重的意味，它一方面在貴族生活和軍旅生活的場景中努力按照漢代知識分子的想像重構遠古時期的歷史，另一方面又在幻想的場景中再現了因為被官方儒教所摒棄而實際上已經消失了的神話，這樣的神話如果不是殘存在道教傳說當中的話，我們恐怕知道得更少。我們有機會看到，新道教在漢代末期所發揮的影響，以及它在關乎王朝崩潰的宗教運動中所扮演的角色。河南和山東的墓葬浮雕，有助於我們理解這股潛流，它逐步侵蝕著那個時代表面上穩定的儒家社會的基礎。 四川出土的墓柱雕刻，特別是著名的「神柱」，水平更高，在風格上更接近希臘－羅馬的古典風格。不管怎樣，這些都是藝術家的作品，而並不純粹是工匠之作。順便提一下，請注意某些漢代的浮雕，比如陝西的那些描繪獅子（中國並沒有發現過獅子）的浮雕，看上去啟發其靈感的原型即使不純粹是波斯的（像有的人所說的那樣），至少也是希臘－波斯的。這完全可能是絲綢之路的影響的一個例子。 圓雕，似乎在商代大理石雕之後就已經從中國消失了，在戰國時期又以青銅器頂蓋上的龍和動物（比如老虎和公牛）的形式重新出現。這些形象的樸素現實主義在漢代又得到了發展。圓雕不再僅僅作為裝飾圖案而被使用，而是本身就被當做目的看待。出現了大量赤陶墓葬小雕像，包括人、動物和神話形象。這裡，像在古埃及一樣，我們看到了活物的替代品，它們使得死者能夠繼續他們常態的日常生活。這些小雕像，尤其是動物塑像，其主要品質還是樸素而生動的現實主義，沒有過度發達的肌肉，而且充滿了動感。 漢代藝術尚未感覺到佛教的影響，同時，其某些技巧依然保留著跟草原動物藝術的聯繫，就像戰國早期的情形一樣。我們已經指出過，這種草原藝術的特徵，以用作裝備和馬具的小青銅物品——帶扣、扣環和飾板等——為代表，裝飾著程式化的鬥獸圖案，多少有些糾纏在一起，常常被置於不對稱的相反方向。我們還看到，儘管依據時間地點的不同而存在許許多多的變化，但草原藝術，一直從南俄羅斯的斯基台－薩爾馬提亞人的領地，延伸到鄂爾多斯和外蒙古的匈奴人的領土。在俄羅斯阿爾泰山的巴澤雷克進行的考古發掘顯示出這一藝術的連續性；出自公元1世紀初葉的物品，斯基台－薩爾馬提亞人的與匈奴人的在數量上不相上下。外蒙古庫倫附近的諾彥烏拉古墓（鑑定年代為公元初年），甚至更重要。在這座匈奴酋長的墓葬中，人們發現並排放置著一件中國漆器，一些中國絲綢，以及一件華麗的毛織地毯，以純粹的草原風格刺繡著鬥獸，這是兩種文明相互交融的明證。作為進一步的證據，巴黎的塞努奇博物館裡有一件漢代青銅器，主題表現的是草原動物之間的一場戰鬥，卻是按照純粹的中國方式處理的。我們已經看到，公元1世紀漢王朝是如何建立了一個匈奴區作為蠻族同盟者和鄂爾多斯邊境的守衛者。在鄂爾多斯邊境地區，中原藝術與草原藝術之間的融合一直延續到了成吉思汗時期。 這些匈奴同盟國在長城腳下的建立，顯示了對中原強盛的信心。這種信任沒有放錯地方。直到公元4世紀，鄂爾多斯的匈奴人都被證明是一些很聽話的外援。與此同時，大約在公元150年，上蒙古（鄂爾渾盆地）的蒙古人丟掉了他們對東部蒙古的霸權，這種霸權轉移給了另外的遊牧民族——興安嶺北部的土著民族鮮卑，他們看來應該是歷史上蒙古人的祖先[1]。像每一個新興的遊牧部落一樣，鮮卑自然也不斷攻擊中華帝國的邊境，這些攻擊在公元2世紀的整個下半葉斷斷續續地屢次發生，特別是在今日滿洲的南部，但每一次都被擊退了。跟羅馬帝國不同，漢帝國從不屈服於侵略。它的衰落，應該是內部危機的結果，這些危機既有政治危機，也包括社會危機和知識危機。 從純粹的政治觀點看，在公元25年復辟之後似乎獲得了新鮮活力的大漢王朝，很快就故態復萌，淪入了衰落甚至退化。皇子們總是在垂髫之年登上皇位，因生活上過度放縱而在青春年華就一命嗚呼。在宮廷生活矯揉造作的氛圍中，奸黨的勢力日益強大，太后、嬪妃和宦官的影響占了上風。而正當中央的權力日漸衰微之時，儒家文人卻通過為帝國和社會提供官方教條來鞏固其基礎。公元79年，一個由學者所組成的委員會編定了孔子及其學派的著作的權威版本，打那以後，這個版本就有了經典的權威。從前，儒家典籍的原文與解釋在不同的「書」和不同的老師那裡都有所不同。175年至183年之間，為了讓這個版本永遠流傳下去，經典原文被刻在一系列石板上，從這些石板上摹拓下來的拓片，便是印刷技術的肇始——事實上中國的印刷術必定有著類似的起源[2]。儒家經文作為權威教條的確立，導致了儒士作為一個組織化階層的確立。作為官方信條受託管理人的強烈意識，他們傾向於成為一個官方團體——國家的領導團體——並企圖穩固他們在朝廷中的權力。他們起來反對以宦官為代表的奸黨，在經過一場你死我活的政治鬥爭之後，他們暫時被擊敗了。175年至179年間，他們當中有幾個人為了竭力阻止漢王朝的衰落而送了命。 大約就在同一時期，一些道家學派開始組建成組織化的「教會」[3]。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那樣，道教起源於一些由巫師們所組成的古老學派，儘管它的形上學高深莫測，但它從來就沒有脫離過巫術。直到這一時期，道教一直局限於先覺者們的小圈子中。到了漢代晚期，發生了一次嚴重的社會危機，農民階級日益貧困，道教才有了大量的信奉者。我們已經看到了這一危機的早期表現，這也正是王莽改革致力於解決的問題，而自從王莽失敗以來，這一危機就持續增長。馬伯樂說：「漢代的農業社會，由上層的富裕地主（主要是官員或官員的後代）和下層的無地農民或小地主所組成，後者當中，最幸運的人耕種著分配的鄉村土地，而其他人則被迫背井離鄉，成為士兵或盜匪，作為農業勞動者受僱於人，或者成為大地主的佃戶。但極少數人例外，他們決無可能成功地逃離貧困。」 時代青睞於政治鼓動者。在四川和漢水上游，一個姓張的道教術士家族組織了一個秘密社團，在公元2世紀下半葉的政治角逐中扮演了一個積極的角色[4]。張（角）顯奇蹟、治病患、赦罪錯，從玩忽職守的地方當局那裡接管諸如修橋補路、賑災濟貧之類的公共事務，從而贏得了公眾的感激。不出幾年的時間，他就贏得了數十萬追隨者，他把這些人武裝起來，組成了許多軍事小分隊，置於正規將領的指揮之下，以黃巾作為辨別標誌。接著，他們宣布，根據星宿的組合，公元184年相當於一個新的太平盛世的開端。 一聲令下，河北南部、山東毗鄰地區和淮河流域同時爆發了叛亂。當局被驚呆了，各地紛紛陷落。朝廷不得不徵募大量的軍隊以收復這個國家。當黃巾軍被趕出山東的時候，他們重新集結在漢水流域，只有當他們最後的堡壘南陽（河南西南）被攻克的時候，叛亂才得以平定。所有能夠找出來的造反農民全都被殘酷地處死。不過，在經歷這樣的大恐怖之後，人民的困苦越來越深了。詩人王粲（117年—217年）[5]描繪了那些兵荒馬亂的可怕歲月里的一幅令人肝腸寸斷的圖景： 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 復棄中國去，委身適荊蠻。 親戚對我悲，朋友相追攀。 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 路有飢婦人，抱子棄草間。 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 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 驅馬棄之去，不忍聽此言。 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長安。 悟彼下泉人，喟然傷心肝。 【注釋】 [1]原註：西伯利亞（俄語Sibir）這個名字可以追溯到鮮卑或錫伯。 [2]原註：在這些最早的文字雕刻中，字被正著刻進石頭裡，這樣一來，在摹拓的時候，文字就以白色出現在黑的背景上，而且是反著的。「真正」意義上的雕版，最早並不是出現在碑銘上，而是出現在印章上（從公元6世紀早期開始），當時，文字被反著雕成浮雕，印製的時候，文字就以黑色或紅色出現在白色的背景上。 [3]原註：原始道教的基礎，乃是建立在一些小的並且無疑高度排外的會徒教派之上，因為道教體系的創立者們毫不關心任何種類的普及性講道。正是模仿佛教（儘管他們一直在苦苦地與佛教作鬥爭），漢代晚期的新道教徒們才想到要組成一種專注於傳道和政治社會問題的教會組織。 [4]原註：一位12世紀的作家洪邁把中國革命的規律概括為：「自古以來，盜之顯弭，端賴於水旱饑荒。民為饑寒所驅，嘯聚山林，恣意劫掠。……當是時也，必有操巫術之徒，妖言惑眾，伺機謀反，其為害之烈，不可測也。」譯註：此段引文未查找到出處，姑以意譯之。 [5]原書此處有誤，王粲的實際生卒年為177年至217年。後文所引詩為王粲《七哀詩》的第一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