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歷史 · 第11章 佛教的啟示

佛教本質上是一種印度宗教，大約600年來一直只局限在印度。其創立者釋迦牟尼（於公元前565年至公元前486年之間生活在恆河的東部流域），他最終掙得了「佛」這個頭銜（換句話說，就是「大覺大悟者」）。他是尼泊爾叢林裡的一位年輕貴族，棄絕紅塵，過著與世隔絕的隱居生活。在經過漫長的禁慾苦修之後，他認識到這是白費力氣，在伽耶（今巴特那以南）的菩提樹下，他獲得了徹悟。他認識到了眾生皆苦的普遍規律，這表明，俗世只不過是不斷變化的湍流，最終將淪為悲痛。同時應該說，這種悲觀主義，源自於印度人普遍抱持的一種信念，這就是對靈魂轉生輪迴的信念。西方宗教提出了來世的獎賞，而印度教義中的來世，則是以噩夢的形式出現的，因為，所有這些輪迴的機會——生、老、病、苦、死——都是為了永恆的苦難而再生的，這就好像是宣判了來生的苦役。 對於這種噩夢般的輪迴，佛提出了一個解決辦法。要想逃出輪迴世界的這種永恆的轉生循環，首先必須消滅「對生的渴望」（正是這種渴望導致了轉世），消滅自我。這種消滅，是真正的涅或者至福。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佛並不鼓吹自殺（這只能把人投回到最可怕的轉世中），而是提倡與激情作鬥爭，提倡為了一切生命而犧牲個體，把普遍的善推行到為了眾生（包括人和動物）而不斷自我犧牲的程度。佛的教義，一方面是形而上的消極，另一方面，又導致了克己、貞潔、慈悲和溫順的處世準則。 要理解佛教的極大擴張，你首先應該認識到，這樣一種精神氣氛，對於真正高貴的靈魂來說，必定有著相當大的吸引力。特別是，我們不難指出，那些關於佛的「前生」（在各種各樣的人和動物的外表之下）的傳說中充滿著詩意的元素，這些傳說在文學和藝術中都得到過表達。其中包括那個為了鹿群而犧牲自己的鹿王，那隻為了供養道士而自投於火中的兔子，那頭提出把自己的長牙獻給兇手的大象，以及許許多多別的故事。 在其創立者在世期間，佛教就在恆河東部、摩揭陀（南比哈爾）、貝拿勒斯和奧德等邦宣講，再從這些地方逐漸傳播到整個印度。釋迦牟尼所創立的教派，由一個僧侶階層所組成，他們集中居住在寺廟裡，團結了一大幫底層的俗家信眾。在接下來的500年的時間裡，佛教信條自然也得到了修改。在其創立者的那種稍顯冷漠的道德信條的基礎上，添加進了滿足人類心靈需要的神學信仰。歷史上的佛陀，達到了涅（換句話說，就是「寂滅」），對祈禱者來說，變得幾乎不可接近。後來的佛教，通過創造出許多未來的佛——菩薩——從而避免了這種困難，這些菩薩正等待著在極樂世界裡道成肉身的時刻，而這段等待的時間，就被用來拯救俗世蒼生。其中有些菩薩最終會贏得歷史上的佛陀的熱愛。彌勒菩薩就是這樣的情形，他道成肉身的時刻即將來臨，因為這個原因，他被稱為「佛教的彌賽亞」。接下來有觀音菩薩，她的梵文名字表明她是「佛教的神」，相當於「佛教的聖母馬利亞」，這位「女神」觀音，將要在中國佛教里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與觀音菩薩密切相關的是阿彌陀佛（「無量光」），他在中、日幾個虔誠教派中所扮演的角色，其重要性絲毫不亞於觀音菩薩。這座萬神殿的創造（顯然是於公元1世紀在印度北方建立起來的），正好趕在佛教準備承擔起皈化遠東的任務的時候，完成了佛教的主要面貌。 新近創造出來的菩薩，將對這次皈化作出很大的貢獻。這些高高在上的屬靈造像，充滿了憐憫和慈悲，在周圍產生出一種信任和愛的氣氛，這是一種虔誠的、私人化的宗教，東亞還拿不出可以與之匹敵的東西。特別是中國（儒教和道教拿不出任何相似物），將從佛教當中找到一個全新的精神世界的啟示，這對中國社會的所有階層都是有吸引力的。哲學思考在佛教中找到了取之不盡的營養源，多虧了形上學，印度佛教才在接近公元1世紀的時候憑藉它登上了頂峰。一般而言，這樣精心構建起來的體系，其所宣揚的通常是建立在自我和外部世界的非現實基礎之上的絕對理想主義。宇宙成了一個「純粹的思想」王國，一個「理想之海」，這種信條與古代的中國道教有著某種相似之處。除此之外，人們的感情不可能不被關於每位菩薩的無數傳說所吸引，被那些為了讓他們崇拜而設立的慈愛親切、令人驚嘆的佛像所吸引，被聖徒們的生平——「佛教的黃金傳說」——所吸引，被天堂和地獄的繽紛色彩所吸引，最後，尤其是被佛教藝術本身所吸引。 直到基督紀元開始之後，印度佛教才產生出了富有魅力的、深受印度永恆自然主義啟示的藝術。這些最早的、純粹印度雕塑流派的藝術家，從來不敢描繪佛陀的肖像，就像穆斯林不敢描畫安拉或穆罕默德的畫像一樣。毫無疑問，這並不單單是個尊敬的問題，它還是個邏輯問題：因為，一個最終實現了涅的人，換句話說就是一個已經去人格化的人，希望通過肖像讓他復活肯定是矛盾的。即使是在他的生活場景中，佛陀的像也被許多傳統符號所取代。然而，當希臘精神在西北印度紮下根之後，這個觀點發生了變化，最初，那裡是在亞歷山大大帝的繼任者們統治之下，後來是在繼任的印度－斯基台人國王們的治下，他們本人都是希臘文明的堅定支持者。皈依佛教的希臘人覺得有必要寫實地表現佛陀，並從他們的阿波羅神那裡得到了靈感。因此，最早的佛像（大約塑於公元初葉的白沙瓦地區，即古代的犍陀羅），純粹就是阿波羅，簡單地添加了佛陀的一些儀式特徵：雙目之間的智慧標誌，拖長的耳垂（在佛陀還是王子的時候由於佩戴沉重的耳環而導致的），最後是用來承載花飾頭巾的假髻，這一特徵在後來當這種頭飾的樣式被遺忘了的時候發展成了腦殼的隆起部分。 在古犍陀羅和更西邊的哈達（位於白沙瓦與喀布爾之間）所進行的考古發掘中，找到了數以百計這樣的希臘佛陀，它們有著古典主義的輪廓和希臘風格的衣飾。就是這種類型的希臘佛陀，一個世紀接一個世紀，一步接一步，穿越整個中亞，傳遞到了中國和日本，產生出了難以數計的遠東佛陀。至於在這場漫無邊際、穿越時空的旅行中，最初的希臘佛陀已經被改得面目全非，那就更不用說了。等到變成中國的佛陀之後，也就走到了它的終點，不過即使在這時候，依然能憑藉輪廓的線條和衣飾的排列，讓人依稀想起它遙遠的希臘血統。 印度佛教在著手皈化中亞（塔里木盆地）和中國的前不久，就開始採用這種希臘風格的肖像法。 看來很有可能，佛教僧徒們在中國宣講其教義的時候異乎尋常的遲緩。釋迦牟尼死於公元前486年，可直到公元60—70年，才有最早的佛教團體見於記載。事實上，也只有到了那個時候，佛教僧徒在中國的傳教，才因為兩次重大政治事件的同時發生而成為可能。首先，西北印度和阿富汗（當時這一地區也像恆河流域一樣有很深的佛教根基）成了一個偉大帝國的一部分。這就是印度－斯基台人的帝國，這是一個起源於中亞的民族，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所以他們一直保持著跟中國人的聯繫，而剛剛作為最後的印度－希臘國王的繼任者在印度和波斯邊境安頓下來，他們就同時開始接觸印度人的宗教信仰——主要是佛教——和希臘文明。其中最著名的一位印度－斯基台人國王，就是迦膩色迦，他多半跟班超和圖拉真是同時代的人。迦膩色迦留下了一些精美的硬幣，帶有按希臘方式處理過的佛像，用希臘文刻著Boddo（佛）這個名號。除了公元88年一次短暫的反目之外（當時印度－斯基台人試圖插手塔里木盆地，被班超挫敗了），他們與中國的關係一直很不錯，這確保了印度與塔里木地區那些中國人的保護國之間交流的安全可靠。 漢代中國對西域的征服，其對於宗教的重要意義，再怎麼高估也不會過分——這就是有利於佛教在東亞傳播的第二個歷史因素。漢代的「天下」帝國的形成（其範圍直到帕米爾高原，也就是印度的門戶），以及絲綢之路的開闢，使得中國成了印度－斯基台人帝國的鄰居。佛教作為一種普世宗教，很快就因為這一空前有利的地理位置而受益。同樣，大致在同一時期，羅馬人的征服使得天主教在西方的傳播成為可能。就這方面而言，「華夏盛世」在遠東的宗教上的意義，與「羅馬盛世」在地中海世界的宗教意義有著某些相似之處。 因為受到地理位置的支配，佛教僧徒的傳道路線從塔里木盆地南部的于闐地區開始，正像那裡發現的希臘－佛教雕像所顯示的那樣。于闐東北部買里克阿瓦提的一座古代佛塔的院子裡的那些淺浮雕，其鑑定年代來自公元1—2世紀，其衣飾具有純粹的希臘式韻味。佛教的傳教路線遵循沙漠商隊的絲綢貿易通道。在古于闐（在約特干）以及更東邊尼雅附近的地方，發現了羅馬工藝的凹雕，表現的是古代眾神——雅典娜、宙斯、厄洛斯、赫拉克勒斯——或者是駟馬戰車。這些凹雕，顯然大部分可能都是流動的玉石工匠在現場刻下的，那些亞洲希臘人、敘利亞人或大夏人出於利益的誘惑或對旅行的熱愛而不遠萬里來到這個絲綢之國。在羅布泊以南的米蘭，在一座大約公元3世紀的古代佛教寺廟裡發現了一些壁畫，除了佛教的靈感之外，還可以發現羅馬亞洲或龐貝的影響。你會驚訝地發現，佛陀的身邊環繞著僧侶、長著翅膀的精靈、戴著弗利吉亞帽的無須男人、彈琵琶的女人，最後，是駟馬戰車，顯然源自於敘利亞的羅馬藝術。其中一幅壁畫有印度文的題字，顯示畫家的名字叫提塔（Tita），這很可能是提圖斯（Titus）的印度語翻譯。還有幾件東西，比這些佛教和羅馬繪畫更能透露內情，都是在羅布泊沙漠的核心地帶找到的，這裡是沙漠商隊通道到達中國第一個邊境站——敦煌——之前的最後一段。 但對於那些來自西北印度的佛教僧徒來說，塔里木盆地只不過是進入中國的門戶而已。公元60—70年間，一位漢朝親王的宮廷里組織了一個最早的佛教團體，他的封邑在今天的江蘇省。我們有趣地發現，這位親王是位道教徒。事實上，佛教最早在中國傳教的時候，在中國人看來它似乎是一個道教教派；羅馬天主教最初也是這樣，在人們看來只不過是個猶太教教派而已。佛教僧徒們有意無意地利用了這種最初的誤解。要創造一套全新的語彙把印度人的觀念翻譯成漢語——也可以說是翻譯成漢人的思想，從道教中借用類似的術語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也就是照著道教的模子鑄造他們新的表達方式。類似地，17世紀的耶穌會傳教士為了把基督教的神學觀念翻譯成漢語，不得不從儒家知識分子那裡借用部分詞彙。公元3世紀的基督教辯護士也是這樣，從柏拉圖和斐洛那裡借用他們的哲學術語。中國最早的佛教團體，正像馬伯樂所說的，是一些「越來越有佛教氣息的道教」信徒。 最重要的佛教團體，自然是公元2世紀下半葉在皇城洛陽成長起來的一個團體。它是一個帕提亞人所創立的，此人148年到達中國，170年去世。在最早前往中國的佛教僧徒中發現一個帕提亞人似乎有些古怪，但這絕不是孤立的例子。這一時期，以及公元3世紀的上半葉，在中國的佛教僧侶階層中可以找到另外一些帕提亞人，還有印度－斯基台人，統治阿富汗和西北印度的印度－斯基台帝國的本地人。在大漢帝國建立的佛教團體中，這些人的出現賦予了佛教在這個國家的傳播以額外的意義，因為佛的信仰帶給遠東的不僅僅是印度人的思想和希臘人的藝術，而且還有來自古代波斯文明的某些影響。 儘管有這些局部的成功，但在漢代中國，佛教並沒有受到普遍的歡迎。雖然在一開始它因為跟道教的混淆而受益，但道教徒們很快就醒悟過來，公開揭發這一根本性的錯誤，懷著壓制不住的宗派敵意，他們對佛教僧徒窮追猛打。至於儒家知識分子，他們明確宣布了對這個「外來宗教」的最終判決：佛教徒的落髮出家是反社會的，因為這種修行方式摧毀了家庭生活，危害到了祖先崇拜，而佛教僧侶則自私地專注於自己的個人拯救，對國家的命運表現得漠不關心。這只是爭吵的開始，它一直持續到了現代。千百年來，儒家學者和佛教徒一直在拿著不對等的武器互相戰鬥，因為儒教——在這個詞的最寬泛的意義上——所要維護的是官方的國家學說，而佛教，即使是在本人好佛的皇帝的統治之下，也只能代表非官方的活動，這是一種特殊的宗教，不管它在宗教盛行的年代傳播得如何廣泛，但對中國人的家庭和中國人的國家來說，它始終是外來的東西。 在漢朝的統治之下，佛教儘管從未受到過迫害，但它在中國所扮演的角色，卻並不比基督教在圖拉真和奧勒留時代的羅馬帝國所扮演的角色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