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歷史 · 第10章 絲綢之路

漢王朝復辟了。幸運的劉秀如今當上了皇帝（光武帝），在他的統治時期（公元25年至57年），他花了32年的時間來修復戰爭給他的國家所帶來的滿目瘡痍，重新建立了中國在東亞的霸權。 在天下大亂的那些多事之秋，中國自然而然地丟掉了其大部分外國屬地。革命是有傳染性的，某些依然保持忠誠的領地，在動亂歲月里也成了遲來的反叛的中心。印度支那的安南國，就正是這樣的情形，在那一時期，安南國僅僅只包括東京灣和順化以北的安南。現代安南的南部和中部各省，當時還處在馬來－玻里尼西亞人的控制之下。而且事實上，安南人只占據了東京灣三角洲和北部安南狹窄的沿海地帶，因為安南人本質上是這一海岸的稻田耕種者——這種生活方式把他們跟同一種族的鄰居芒族人區別開來，後者則是生活在內陸森林地區的獵人。共同的生活方式使得安南人與漢人的關係更近一層。大約在公元前110年的時候，中國人統治了這個國家，而後者也溫順地承認了這種宗主權。清化的墓葬群中，在同樣的地點，既發現了原始安南人的「印度尼西亞」器具，也找到了純粹的漢人物品。然而，公元40年，作為一系列中國管理失誤的結果，安南人在兩位後來在當地傳說中非常著名的女英雄的激勵下，擺脫掉了中國人的統治。光武帝把平定叛亂的任務交給了久經沙場的將領馬援，他在印度支那海岸（這是當時中國航海家到達過的最遠點）所創下的輝煌業績，為他贏得了「伏波將軍」頭銜。公元42年，馬援進入東京灣，次年初就平定了安南人的叛亂。據傳說，廣南（土倫地區）的那根銅柱就是他豎立起來的，以標誌中國領土與安南那些化外之地之間的邊界。 公元45年，蒙古的匈奴人以及另外的突厥－蒙古人的遊牧部落把遊牧生活帶到了更遠的東方，直逼大興安嶺，為了擊退這些遊牧民，馬援從印度支那出發，奔赴帝國的另一端。不久之後，匈奴人內部出現了分裂。公元46年，上亞細亞出現了一場大範圍的乾旱，以至於三年時間裡大草原寸草不生，成了名副其實的不毛之地，半數畜群甚至還有一些牧民因為飢餓而死去。就像匈奴人中間一直以來所發生的情況那樣，內部分歧緊接著乾旱旋踵而至。公元48年，內蒙古的遊牧民起來反抗統治著外蒙古鄂爾渾河上游地區的首領，因而承認了中原的宗主權。他們沿著鄂爾多斯河套的邊境建立了同盟國，守衛著中國的長城和黃河的那一部分。只要漢人能夠維持他們的霸權，這些匈奴同盟者就一直保持著對漢人的忠誠，而這種霸權保持了200餘年。到光武帝死的時候，漢人的霸權就這樣在遠東恢復了。他的霸業留給了他的兒子明帝（公元57年—75年），才通過在中亞的保護國而得以完成。在他的統治時期，漢人一直在努力最終解決塔里木盆地的問題。 像中亞的其他地方一樣，塔里木盆地也是一個內陸水系地區。從天山和帕米爾高原奔流而下的水道，大多數在匯入塔里木主河道之前就逐漸消失了，而塔里木河，當它自己消失在羅布泊的鹽鹼沼澤里的時候，也幾乎乾涸了。但塔里木盆地卻主要由一片堪與華北黃土相媲美的富饒土地所組成，因此，在那片可以灌溉的土地上，農業耕作者和果園栽培者可以不費力氣地得到豐厚的回報。事實上，這跟尼羅河或幼發拉底河在乾涸的過程中流經美索不達米亞的情形是一樣的。從塔里木河兩岸向後，生活的富庶程度緩慢衰退，只有沿著環繞塔里木盆地的兩個半圓形山脈才能維持生存；北邊有天山拱衛，南邊被帕米爾高原和阿爾金山所環抱。那裡，山坡上依然有活水向下流淌，一串綠洲形成了農業耕作最後的庇護所。這些綠洲，在東邊跟羅布泊以西的疏勒（喀什噶爾）遙遙相對；在北邊——從疏勒往東——是龜茲（庫車）和焉耆，吐魯番就是由此向東北方向延伸；在南邊——又是從疏勒開始——是莎車、于闐（和田）、尼雅和米蘭，最後一塊綠洲靠近羅布泊。 這些綠洲的主要意義就潛藏在這樣一個事實中：它們組成了沙漠商隊的兩條主要路線，一端是中國，另一端則是印度、波斯和地中海世界。它們是遠東和西方之間不可或缺的交流媒介。此外，這些綠洲一直被精耕細作，灌溉作業把它們變成了花園之城，這裡盛產玉米、小麥、甜瓜、西瓜、蘋果、杏子、石榴和葡萄。在這些綠洲上耕耘勞作的農民，不同於他們周圍的阿爾泰遊牧民（儘管他們眼下都說突厥語），反而更像西亞的農業人口。即使在今天，他們的身體外貌也不是蒙古人的，而是非常類似於高加索人的伊朗變種。探險家李默德[1]描述他們有著「濃密的黑色頭髮和鬍鬚，在沒有經過風吹日曬的時候，他們的皮膚呈白皙的玫瑰色，他們長卵形的臉蛋上長著精緻、突出、常常還筆直的鼻子，褐色的眼睛一點也不歪斜」。古代和中世紀早期的中國旅行家也給我們留下了類似的畫像。 這一地區的考古發掘進一步鑿實了這一人種史學的證詞，並表明，直到公元9世紀，吐魯番、焉耆和疏勒等地的人，說的並不是突厥語，而是純粹的印歐語言，跟伊朗語、梵語和歐洲語言很接近。 塔里木盆地的這些綠洲，其對於中國和西方之間的主要通道的重要性，不可能不吸引遠東和上亞細亞的兩個軍事強國的注意。來自杭愛山脈的匈奴人，和來自甘肅邊陲的漢人，全都眼睜睜地盯著這兩條沙漠商隊的路線，全都聲稱自己有權控制它們。大約在公元前100年，前漢王朝統治之下的中原就已經成為吐魯番盆地的那些小國的宗主國。但是，在公元紀元的頭25年里，漢人的內戰卻讓他們在那裡丟掉了大量的地盤，就像在別的地方一樣。 後漢朝廷幸運地擁有一群傑出的軍事將領以收復這一地區，「開西域」。公元73年，漢朝的兩位將領竇固和耿秉（驃騎將軍），率領一支預備遠征軍進入蒙古，把北部匈奴人趕得倉皇逃竄。為了堵住他們的通道，漢朝軍隊在戈壁西部的心臟——哈密綠洲——建立了一塊屯墾移民地。公元74年，竇固和耿秉對吐魯番綠洲發動了一場進攻。匈奴王「走出門，脫帽抱馬足降」。[2] 這些漢人將領中，最大膽的是一位名叫班超的騎兵將軍。他出生於名門望族，他的哥哥和妹妹——後者是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才女之一——前者是《前漢書》的作者。而班超則更喜歡戎馬建功，而非文字傳世，尤其喜歡西部的冒險生活。他還認為「不入虎穴，不得虎子」。[3]有一次，班超受命率領一支小分隊去羅布泊地區打探消息，他從當地國王不甚友好的姿態中推測到對方已被匈奴的使節爭取過去了。在遇到一位當地人的時候，他突然發問：「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對方驚慌失措，將全部實情和盤托出。班超隨即把手下的軍官們聚到一起，「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欲立大功，以求富貴。今虜使到裁數日，而王廣禮敬即廢；如令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為豺狼食矣。為之奈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眾人認為，在採取行動之前要取得隨軍從事的許可，班超憤怒地拒絕了：「吉凶決於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最後說服了他們。夜幕降臨，狂風大作。「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譟。虜眾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眾百許人悉燒死。」完事後，班超把鄯善國王召到自己面前，一言不發地向國王展示了匈奴使節的首級。這位正打算出賣他們的國王，乖乖地重新對漢朝俯首稱臣。 在塔里木盆地的南邊，于闐的國王也正在洗耳恭聽匈奴使節的說辭。這一事件同樣很嚴重，因為，羅布泊能夠阻截沙漠商隊的到達，而與此同時，于闐卻控制著整個南部通道。班超受到這一變節行為的警告，出人意料地到達了于闐。于闐國王對他不夠尊重，因為一位跟匈奴人勾結的本地巫師煽動他反對漢人。這位王室巫師聲稱：「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馬，急求取以祠我。」國王被這個消息給嚇著了，於是冒昧地向班超求馬。班超假裝答應了，條件是要那位巫師親自去取。巫師剛到，班超就把他的腦袋砍了下來，送給了國王。後者屈服了，乖乖地交出了匈奴的使者。 公元75年，塔里木地區爆發了一場反對漢人保護國的普遍叛亂。班超被困疏勒，而另外幾位漢將則被封鎖在吐魯番附近。他們糧盡草乏，不得不用器械裝備上的皮革果腹，但他們堅持到了最後。在此期間，漢朝廷被這些持續不斷的戰爭給嚇壞了。明帝剛好在這段時間去世，他的兒子章帝繼位（公元75年），是年，章帝只有20歲。朝廷頒詔，下令撤出塔里木地區。班超裝出服從的樣子，或者至少是撤到了于闐；然後，他改變了主意，不顧收到的命令，從容不迫地掉轉方向，重新在疏勒站穩了腳跟，把所有在這段時間裡表現出背叛的人全都斬了首。與此同時，來自甘肅的漢朝軍團也正在從匈奴人的手裡收復吐魯番地區。「斬首三千八百級，獲生口三千餘人，駝驢馬牛羊三萬七千頭，北虜驚走。」[4] 在給新皇帝的一篇上疏中，班超極力把朝廷的畏怯姿態與自己在西域的方法策略協調起來。這位漢人英雄指出，那些被文人們指責為勞民傷財的遠距離作戰，其實是一項富有遠見的防衛政策。這個問題事實上就是保護中原免遭匈奴人周期性的攻擊：「取三十六國，號為斷匈奴右臂。」而他的方法才是貨真價實的殖民政策：「以夷狄攻夷狄。」事實上，僅憑強迫新近征服的每個綠洲提供兵力，他就能夠實現對塔里木地區的征服，這些兵力被他用來對付仍在反抗的其他幾個綠洲。在他的軍隊中，除了少數冒險家和那些打算在變故頻仍的戎馬生涯中找回榮譽的流放犯之外，純粹的漢人因素可以忽略不計。他們全都生活在免遭匈奴人攻擊的保護地之外。他對皇帝解釋說：「莎車、疏勒（喀什噶爾）田地肥廣，草牧饒衍，不比敦煌、鄯善閒也，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他明智地把這一地區（這裡因接近帕米爾高原和內陸森林而保持著鬱鬱蔥蔥）與從羅布泊一直延伸到敦煌的那些多石鹽質黏土沙漠進行了對比。 所有這些殖民政策，全都是建立在對當地人心理狀態的認識的基礎上。在這場比賽中，班超是個經驗豐富的老手。公元87年，最近在叛亂中脫穎而出的疏勒國王假裝降順，並請求召見。國王領著一支精幹強悍的騎兵小分隊到達了，計劃發動一場奇襲。而班超這方面，則假裝相信客人的善意，設宴款待他。酒酣耳熱之際，班超抓住了國王，砍掉了他的腦袋。就在同一瞬間，漢朝軍隊露出真實面目，攻擊了敵人的騎兵隊，把他們全給殺了。公元88年，在莎車，班超不得不依靠一支在數量上處於劣勢的軍隊（既有漢人，也有于闐的援軍），他偽裝在夜間撤退，然後通過一次強行軍掉頭返回，在黎明時分向莎車人發起進攻，斬首5000餘人，迫使莎車城降順。 對北方的蒙古，漢朝將領們的意圖（或者說是與班超競爭的好勝心）也同樣堅決。公元91年，漢朝軍隊直搗匈奴的心臟，大概一直到了鄂爾渾河的兩岸，俘獲了匈奴酋長的全家。在塔里木地區，龜茲大綠洲已經完全沒有希望得到來自匈奴人的更多幫助，於公元90年投降。只剩下焉耆仍在反抗。公元94年，班超率領一支來自龜茲和羅布泊的援軍部隊，向反叛者的城市進軍。當地人砍斷了裕勒都斯河上的橋樑，但一切都是白費力氣，班超涉過了這條齊腰深的小河，出現在焉耆城前的沼澤地里。有些焉耆人得以逃過了博斯騰湖，但剩下的人全都被迫投降。焉耆國王被斬首，行刑地點就在他當年殺漢人都護的地方。班超「縱兵鈔掠，斬首五千餘級，獲生口萬五千人，馬畜牛羊三十餘萬頭」。朝廷授班超西域都護，封定遠侯，這位漢人征服者成了中亞事實上的總督。他「逾蔥領（即帕米爾高原），迄縣度（懸渡），出入二十二年，莫不賓從」。也就是說，一直到了波斯和印度的門戶。 在印度和阿富汗的方向，是印度－斯基台人的王國，我們稍後將有機會更充分地談到這個民族，因為佛教正是通過他們傳到中國的。波斯是安息王朝帕提亞人的，由於班超的征服，他們與中國人之間，即使沒有實際接觸，至少是建立起了商業上的聯繫，同時，他們還在幼發拉底河與羅馬帝國接壤。帕提亞人是今日伊拉克和伊朗的大部分地區的主人，毋庸置疑，河中與印度－斯基台人的阿富汗把帕提亞人跟中國人的征服隔離開了。然而，就在羅馬人在美索不達米亞威脅著他們的同時，中國軍隊的進軍步伐，似乎也正從帕米爾高原的山坡上隆隆逼近。公元94年，帕提亞人「藉助一連串的翻譯」，認識到審慎的做法是：派遣一位使節攜帶禮品去大漢朝廷，這些禮品可能被描述為貢品。97年，班超委託他的一位助手（名叫甘英），去跟這些帕提亞人以及更遠的羅馬帝國建立正式的關係。 中國人已經知道了羅馬帝國，並冠以「大秦」[5]這個名字。他們甚至知道東羅馬帝國的一些都城的名字：安提阿被翻譯為「軒都」，亞歷山大城被翻譯為「安都」[6]。如果班超的特使成功到達了羅馬帝國的話，那應該是在圖拉真皇帝登上皇位的時候。圖拉真的統治時期（98年—117年）標誌著羅馬帝國在亞洲擴張的巔峰，在一場令人難忘的戰役中（114年），他作為征服者進入了帕提亞人的都城泰西封。你不妨想像一下，中國軍團與羅馬軍團之間為了中亞的聯合宗主權而結成同盟，或者換一種更謙虛的說法，為了在圖拉真的羅馬人、印度－斯基台人和班超的那些能征善戰的軍隊之間達成一連串的協定。這不過是徒然的美夢。因為中國特使甘英在見到帕提亞人之後，聽由他們勸阻自己不要向羅馬邊境推進。這似乎足以表明：帕提亞人是多麼害怕羅馬與中國之間可能達成的諒解。 公元102年，班超退役。他滿載著榮譽回到了首都洛陽，但29年的戎馬生涯耗盡了他的生命，幾個月之後，班超去世。在他死後，他的偉大事業不可避免地遭受了新的挫折。他在塔里木地區的繼任者們，就內在本質而言都是一些誠實正直的戍邊將領，但他們對殖民地的環境一無所知。在生前，班超已經警告過他們：「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盪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然而，言者諄諄，聽者藐藐，結果，公元106年，塔里木地區爆發了一場普遍的反叛。 中國朝廷再一次變得沮喪氣餒。儒士們又有機會拿出他們古老的和平主義理論，要求放棄保護國。基調總是一成不變，在古聖先王的時代——這在中國文人的說辭里總是被描繪為黃金時代——中國並沒有外國領土：「局限在其固有的邊界之內，人民安居樂業。那麼，我們為什麼要堅持供養這些遙遠的戍軍呢？耗費甚巨，而且也證明無力阻止周期性的叛亂。」在御前會議上，當班超的兒子班勇請求發言時，儒士們的觀點正要占上風。班勇說：「今通西域則虜勢必弱，虜勢弱則為患微矣。孰與歸其府藏，續其斷臂哉！今置校尉以撫西域，設長史以招懷諸國，若棄而不立，則西域望絕。望絕之後，屈就北虜，緣邊之郡將受困害，恐河西城門必復有晝閉之儆矣。」 中國在這些地區所建立起來的保護國，其於文明史的發展關乎至重。正是在那一時期，通過打開穿越塔里木盆地的兩條通道，從而使得中國與羅馬世界建立起了商業聯繫——北邊的通道途經羅布泊、焉耆、龜茲和疏勒，南邊的通道途經羅布泊、尼雅、于闐、莎車和疏勒。中國人就是通過這兩條通道把他們的產品出口到羅馬的亞細亞，其中主要商品是絲綢。這一穿越塔里木盆地的商旅之路（包括它的兩條通道），就是絲綢之路。 中國人的養蠶，可以追溯到非常遙遠的時期。《禹貢》和《周禮》這兩篇文獻的年代，前者來自公元前9世紀至公元前6世紀之間，後者則來自公元前4世紀，其中就說到了絲綢是那個地區（今山東與河南）的主要財源。到了漢代，絲綢卷在與外國朝廷的官方交易中被當做流通貨幣來使用。 當希臘－羅馬世界開始熟悉絲綢的時候，沒有比它的需求量更大的商品了。亞歷山大港與羅馬城為了不同貨物的目的地而爭吵不休。盧卡[7]告訴我們，克利奧佩特拉想在宴會上讓賓客們目眩神迷，而身著華麗的絲綢衣袍閃亮登場。維吉爾[8]在他的《牧歌》中這樣歌唱蠶繭：「賽里斯[9]人從樹上梳下來的精細的羊毛。」用賽里斯這個名字來稱呼中國人，意味深長；它源自絲綢這個詞，因為對羅馬人來說，中國首先是「絲綢之國」，或者稱「賽里卡」（Serica）。絲綢的時髦變得如此流行，以至於提比略[10]制定了戒奢令，禁止男人穿著絲綢衣服，為的是保證對婦女的充足供應。普林尼和馬提雅爾[11]也談到過絲綢貿易，這種買賣總是在首都最時髦的街區里進行。整個貿易都必須經過帕提亞人的帝國，中國史書記載，帕提亞人意欲保護他們對中國絲綢的壟斷，因此，他們阻止了中國與羅馬之間的直接交流，正像我們在甘英的事例中所看到的那樣。 公元1世紀，一位名叫蒂提亞諾斯的希臘－羅馬商人（他是馬其頓本地人，其主要生意看來應該是在敘利亞），產生了一個大膽的想法：通過他的代理人探測從敘利亞到中國的絲綢之路，從而克服帕提亞人的阻礙。他的調查成果，通過推羅城的馬里諾斯（約公元110年）、經由地理學家托勒玫（約公元170年），傳到了我們的手中。這條通道，顯然是從安提阿開始，在希拉波利斯（今阿勒頗以東的曼比季）穿過幼發拉底河，進入帕提亞，再從那裡穿過阿克巴塔那（今哈馬丹）和赫卡托姆皮洛斯（今沙赫魯德），再經馬雷（即木鹿）的安提阿，進入印度－斯基台人的帝國，到達巴克特拉（今巴爾赫）。從那裡折向北，在帕米爾高原的腳下，「走上科默多伊那岩石嶙峋的坡道，穿越崇山峻岭，然後轉而向南，直到那條通向平原的峽谷」，至此，你就來到了一個被稱為「石塔」的地方，叫石塔的地方還有很多，分別位於塔什庫爾干、莎車的西南、阿萊的上遊河谷和疏勒的西部。根據馬里諾斯和托勒玫的描述，這條通道從那裡通過「迦西亞（Kasia）國」——這裡可能就是疏勒（梵語為Kacha），儘管與有些人說的相反——然後，經伊塞頓·希西卡（可能是龜茲）、達姆納（多半是焉耆）和伊塞頓·塞里卡（大概在羅布泊地區）。這條通道經過達克斯塔（很可能是玉門關，從敦煌進入中國的門戶）和吐火羅（可能是今天甘肅省的甘州），那裡是當年所有來自中亞的沙漠商隊的目的地。這條通道終止於「絲都」，很可能就是漢代早期的都城長安（今西安），是當時從西方到達中國的第一座大城市。 絲綢之路並不是漢帝國用來與羅馬帝國來往交流的唯一通道。亞歷山大城的地理學家馬里諾斯和托勒玫還描述了一條海路——這就是未來的「香料之路」，終點是卡提喀拉港，可能就位於今天的東京灣海防市附近的某個地方。《厄利垂亞海航行記》（公元90年）記載，一直向著黃金半島（馬六甲半島）的北邊航行，就可以到達一個名叫「秦那」的內陸城市，中國的絲綢就是從那裡出口到巴克特拉。很有可能，希臘地理學家所謂的秦那（Thina，就是希臘語的China）就是這一時期的漢代首都洛陽[12]。最後，我們從中國的編年史家那裡得知，公元166年，一位顯赫的人物來到中國，聲稱自己是奧勒留[13]皇帝的特使（在中文裡，奧勒留的名字被翻譯成「安敦」）。這個陌生人「自日南徼外」，經海路來到中國，所謂的日南，是漢朝的一個轄區，相當於今天的安南南部。 通過這兩條通道——橫跨大陸的絲綢之路和海上通道——佛教即將進入中國，對於這個遠東王朝來說，這是頭等重要的大事件。 【注釋】 [1]李默德（Fernand Grenard,1866—?），法國探險家，曾於1889年至1894年穿越新疆、蒙古、西藏等地。 [2]《後漢書·耿秉傳》卷十九。 [3]《後漢書·班超傳》卷四十七。本章的引文除特別註明外均出於此。 [4]《後漢書·耿秉傳》卷十九。 [5]原註：秦跟古老的秦國是同一個字，「大秦」這個名字的來歷尚不清楚。譯註：古大秦相當於何地，學界大致有三種說法：一謂指羅馬帝國東部，一謂指羅馬帝國，一謂指黎即亞歷山大城。 [6]安提阿為古敘利亞首都。作者在這裡正好弄反了，中國古書中的黎或黎軒一般認為是亞歷山大城，而安都則是指安提阿。 [7]盧卡（Lucan,39—65），古羅馬詩人，他的《法爾薩利亞》是關於愷撒和龐培之間內戰的史詩記錄。 [8]維吉爾（Virgil,前70—前19），古羅馬詩人，其主要作品為史詩《埃涅伊德》。 [9]古羅馬人把中國稱為賽里斯（Seres），意為絲綢，後面提到的Serica一詞也由此演化而來。 [10]提比略（Tiberius,前42—37），古羅馬皇帝。 [11]小普林尼（Pliny The Yowger,61—113），古羅馬執政官和作家，他的書信提供了有關古羅馬人生活的珍貴信息。馬提雅爾（Martial,約公元前1世紀），羅馬詩人。 [12]原註：China看來似乎是來自古梵語對東方地區的稱呼，而並非像人們常常猜測的那樣是來自秦國這個名字。在必要的時候，中國人會把世界的中心（他們就生活在這裡）跟外圍地區區別開來，一個古老的措辭變成了現代這個國家的名字：中國，按照字面的意思，就是「中央之國」。 [13]馬可·奧勒留（Marcus Aurelius,121—180），新斯多葛派哲學家，羅馬皇帝，161年至180年在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