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歷史 · 第6章 中國的愷撒

公元前246年，未來中國專制制度的締造者登上了秦國的王座，當時他只被稱為「秦王政」。這一年，他只有13歲。他的年幼讓別的諸侯國暫時鬆了一口氣，但這只是一段短暫的緩刑期。他的幕僚提到他的時候說：「秦王為人，蜂準，長目，摯鳥膺，豺聲，少恩而虎狼心。」當他的一位將軍、趙國（今山西）的征服者向他獻上10萬顆人頭的龐大戰利品的時候，他25歲。其他國王不由得想到了自己的末日，覺得只有暗殺掉這位年輕的國王方能保住自己的小命。其中的一位組織了這樣一場謀殺，但秦王僥倖逃過一劫，被剁成肉醬的反倒是那位刺客。打那時起，他的征服便以閃電般的速度接二連三地獲得成功。在公元前230年至公元前221年之間，所有其他的諸侯國（分別為今天的山西、河南、河北、山東、湖北和安徽）一個接一個地被全部吞併。公元前221年，那個時代的整個中國版圖被統一在了秦王的治下，於是，他採用了至高統治者的頭銜——皇帝，由於他是「秦朝的第一個皇帝」，因此，在中國歷史上，他又被稱為秦始皇。 中國的皇帝，隨著中國統一的實現而被創立。在各個不同朝代的統治之下，這個名號維持了2133年的時間（從公元前221年至公元1912年）。 秦始皇在完成中國領土的統一之後，緊接著就是政治、社會甚至智力統一的工作了，這項工作同樣是他的不朽業績中非常值得注意的部分。這位中國的愷撒不僅是一位征服者，而且還是一位天才的管理者，無人能與之比肩。他把秦國的祖先們所創立的軍事和民事中央集權制擴大到了整個帝國。通過大規模的人口交換，他成功地瓦解了最頑固的地方分權制。他的君主獨裁政治結束了在中國社會中似乎是與生俱來的封建制度。他非但沒有像他的將軍們所希望的那樣為了討他們的歡心而創立一個新興的封建貴族階級，反而把帝國劃分為36個郡，每個郡均由一位文職長官、一位軍事長官和一位監督官直接管理。他的丞相李斯，統一了整個帝國的書寫文字標準，這對今後來說是一場意義深遠的改革，因為方言的差異常常使得標準的書寫語言成為唯一可以理解的交流工具，無論在北京還是廣州。此外，他還「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1]這最後一項度量方法還提及了一套馳道體系的創立，其寬度統一為「五十步」，栽種樹木，修建堤防，以防禦洪水。 公元前213年，在丞相李斯的鼓動下，這位中國的愷撒下令銷毀典籍，尤其是儒家的著作。這一措施，使他受到了歷代文人學士的憎恨。在這一時期，傳統上依戀於過去封建禮儀的文人學士，有意無意地成了被秦始皇廢除的那套政治制度的忠實黨徒。為了消滅這個暗地裡的反對派，皇帝便開始「禁書」。這樣一種激進措施，未必像人們所說的那麼普遍，因為不管怎樣，那些典籍終究是倖存了下來。在一個最分裂、最封建的國家中，他的專制獨裁能夠在大約20年的時間裡創立一套足夠強大的中央集權制度，竟持續了2100年之久。無論如何，這總歸是秦始皇的一項重要成就，這項成就足以跟愷撒和亞歷山大大帝的成就相媲美，但比它們更持久。簡言之，他是那些命中注定要重塑人類的最有力的天才之一。 這位中國的愷撒到處樹碑立傳、刻石記功，遍及他的帝國，這些碑銘證明了他並非沒有意識到自己的歷史功績。泰山的碑文讀起來令人印象深刻：「初並天下。」碣石的碑文說：「初一泰平。墮壞城郭，決通川防，夷去險阻。」琅邪的碑文說：「東撫東土，以省卒士。」——這是遠東的「中國太平」（Pax Sinica）的慣用套話，相當於地中海世界的「羅馬太平」（Pax Romana）。更有甚者，還有這樣的話（為了產生同樣的效果）：「黔首安寧，不用兵革。皇帝之德，存定四極。」這樣的套話，讓人聯想起自鳴得意的「華夏盛世」（Orbis Sinicus），堪與「羅馬盛世」（Orbis Romanus）相媲美。 秦始皇的石刻，成為他旅行的紀念物。統一中國之後，他開始巡幸幾個主要地區。他登上了有著神秘色彩的泰山，為的是與天上的神靈交談；他從琅邪台地上凝視東海，試圖與海上的神靈對話，這些神靈是神話中的日出之地蓬萊仙島上的居民。 秦始皇的急務之一，就是抵禦蒙古遊牧民族的入侵，確保中原的安全，這些人當時被稱為匈奴人，遊牧於帝國的蒙古邊境。為了阻止他們的入侵，古代先王們在北部邊境的不同地點修築了一些蜿蜒延伸的城牆。公元前215年，秦始皇把這些尚未完善的古代防禦工事連接成了一條連續的防線。這就是長城。它從渤海灣畔的山海關口向前延伸，直到西北邊陲的渭河源頭（今甘肅）。 直到這一時期，中原的版圖還只包含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中原的南方，尤其是廣東地區，依然是化外之地，蠻荒之地。公元前214年，秦始皇派遣了一支遠征軍，占領廣東，並著手使已經征服了的地區「漢化」。為了這個目的，秦始皇下令搜捕遊民，把他們從長江口遣送到廣東，讓他們成為新領土上的移民。歐洲人的殖民歷史可以提供很多類似的例子，他們通過輸入罪犯而實施了類似的移居地制度。 秦始皇死於公元前210年，按照他的願望被埋葬在今陝西省臨潼附近的一個地方。他的陵墓是一座巨大的古冢，垂直高度48米，斜坡長度約60米——是一座名副其實的人工建造起來的大山。陵墓之內，還埋葬著他眾多的妻妾，以及那些把財寶運送到這裡的工役。 戰國時代目睹了秦國崛起的那段時期（從公元前6世紀下半葉起），以及在秦始皇治下皇室被神化的那段短暫時期（公元前221—公元前210年），目擊了青銅器藝術的一種截然不同的新風格的發展。這種風格從前叫做「秦代工藝」，如今被稱做「戰國工藝」，其特點就在於把器皿側面的動物表現「從浮雕中解放了出來」，正如我們在著名的鯉魚瓮（現藏盧浮宮）上可以看到的那樣。它首先以一種全新的裝飾形式為特徵，飾有隔行而重疊的線條、環圈、鉤子、編織、螺旋和波浪形紋飾，給人以生氣蓬勃或在永恆運動中舞蹈的印象。蜥蜴形狀的龍，已經完全不同於周代青銅器裝飾的緩慢運動，而是被卷進了這種顫動的韻律，跳起了狂熱的舞蹈。類似的活力在打獵場景中也可以看到，這些場景裝飾著後來向漢代藝術轉變的那段時期的青銅器。這種風格既是周代藝術的邏輯發展，更不用說也可能受到了同時期相鄰藝術的影響。這一最早出現在中國北部邊境的相鄰藝術，便是草原藝術。 在這個讓我們牽腸掛肚的時期，那片浩瀚無邊的草原地帶，從俄羅斯南部的黑海北岸，穿越北西伯利亞和蒙古，直到中原的長城，一直被不同種族的遊牧部落所盤踞——俄羅斯血統的高加索斯基台人，蒙古種的匈奴人，全都趕著他們的畜群追隨季節性牧場漫遊漂泊。這些草原上的騎手，斯基台人和匈奴人，擁有一種獨特的藝術風格，尤其表現在那些裝飾性的青銅牌匾上，上面飾有正在戰鬥的動物——野獸與馬、捕食的鳥與鹿，這些動物以一種充滿動感的風格古怪地扭曲，顯出痛苦的樣子。我們已經看到，漢族人為了能夠站在相同的立足點上與蒙古的匈奴人作戰，照著他們的樣子創立了自己的騎兵射手團隊。同時，他們還採用了匈奴人的部分裝束——騎手的長褲取代了戰車御者的長袍，以及他們的部分裝備，尤其是青銅扣環及裝飾品。我們注意到，在這些牌匾和扣環出現的相同時期，中國藝術也出現了風格化的動物主體，它們的節奏韻律與草原藝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儘管它們屬於戰國時期和秦代的中國風格——它們對這種風格的形成很可能有所幫助。這個事實令人頗感興趣，因為它讓我們得以發現：中國藝術不僅與蒙古匈奴藝術及米努辛斯克地區的西伯利亞青銅藝術有著某種聯繫，而且還與俄羅斯南部的斯基台藝術有著某種聯繫（儘管是間接的），而後者，後來因為它與希臘藝術的關係而聞名遐邇。 不管這些考古學比較（這種比較依然很不成熟）可能會有什麼樣的意義，在我們已經到達的這個時期，中國正穩穩噹噹地走在加入世界歷史潮流的路上。這個由秦始皇創立的統一帝國，在接下來的朝代里，註定要遭遇印度、波斯與羅馬帝國。 【注釋】 [1]《史記·秦始皇本紀》卷六，後面所引幾段碑文均出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