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兵器史稿 · 第三節　三代以後之銅兵

三代以後，雖已至鐵器時代，但銅兵猶有沿用者，直至三國時代，尚有人使用銅兵。晉代則銅兵已改制，短兵創用銅椎等器（第五十五圖版第一號），銅鏃則已絕跡。六朝時代，銅兵更稀，鐵兵之制早盛。降至唐代，銅劍完全易形，成為點綴裝飾之品，且為數寥寥。所可注意者，即山東省立圖書館所藏之唐銅炮一尊，如確係唐代之器，則中國在距今一千三百年以前，已有可觀之裝火藥射遠器矣（第五十五圖版第六號）。五胡之時，亦有異樣銅製兵器及附兵，惜乏出土之器，僅有附兵數具（第五十五圖版第四、五兩號）。五代以後，以迄清季，銅兵早廢，所可見及者，如西夏小刀（第四十四圖）。宋明銅錘銅鐧銅鞭，明代銅瓜錘，清代銅鐧，均非正式戰爭之器，不過銅兵之零星遺蹟，為數至少。反是，銅製大炮，至明代而彌精，且其勢力遠及南洋群島，傳達至於馬來諸族。以視元代之以火器傳至印度者，尤稱盛焉。清初亦尚用銅管檯槍及銅炮，至歐洲新式槍炮輸入始廢。但此種用火藥射遠之銅兵，當然不屬於銅器時期之兵器，因吾人以銅兵為目，故附述及之。中國銅器時代尾期，或銅鐵器時期之銅兵，當至漢而止。茲自秦代略論之。 甲　秦代銅兵 始皇兼併六國，統一六國，意欲天下不再用兵，盡毀天下精美優良之銅兵，以鑄金人十二，或以鑄農器，故秦代銅兵，幾無足觀。唯秦去戰國甚近，流風衰而未歇，吾人亦可依前例尋其銅兵之殘跡焉。 壹　秦代長兵 秦季長兵，無異於戰國，唯鐵兵（如鐵戟，各處均有出土實物）漸多耳。青銅長兵，如戈，如戟，如矛，或仍用戰國遺器，則雖名為秦兵，實系戰國之物，故舍而不論。若由秦自造，刻以年號者（秦兵多刻年份，亦仍系始皇一世二世以至萬世之意），則確為秦代兵器。秦代自製青銅長兵中，銅矛與銅戟皆有出土而甚少，銅鏃亦罕見，秦祚短也。秦戈則有之，如第四十六圖版第二號戈，內上刻有「廿四年邡陮□（原文即為□）萬命右軍工戈夏豎」，此秦之「右軍戈」也。第四號戈內上刻有「……左軍……」等字樣，此秦之「左軍戈」也。惜拓本不佳，胡上幾穿不明，戈形不如戰國戈之精銳。第三號戈則近於周戈，胡僅三穿，始皇二十五年器也。執此數器以觀，秦兵尚不如戰國之兵也。 貳　秦代短兵 秦國似未曾有自製精良之短兵。《史記》曰：李斯上書雲，今陛下「服太阿之劍，乘纖離之馬……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此謂秦皇服南方吳越之名劍也。秦代自製之銅劍，與秦戈同，皆刻有年份。第四十六圖版所示第一、六、七三號秦劍，刃上均刻有雙行銘文，注以年份。第一號為空莖管柄劍，第六、七兩號為實莖無後（缺首）之劍，或尾形劍（尾上須另加裝襯），均系周劍舊形。至於實莖有後之周劍，直至後漢時猶繼續利用，秦人亦曾有鑲嵌金銀及綠松石，或鍍金雕龍等美術品，唯甚少耳。秦劍之承用周器，無秦銘，未加刻年份者均被後人目為周劍，以為不屬於秦也。如上節第三十三圖版第五號劍，鑲嵌金銀及綠松石，在大同與秦式銅器一同出土。又第六號劍，柄形特別，且作鍍金龍首含珠形，在朝鮮與秦戈同時出土，均秦劍也。 叄　秦代射遠器 秦代弩機，尚無所聞，弓箭之制，亦罕見於經傳，想與戰國之器，無甚差別。至於出土實物，因秦墓少，發掘亦鮮及此，不若周漢兵器之易於見及，故無可稱述也。 肆　秦代防禦武器 秦既能兼併六國，統一六國，兵力之強，可以想見，其作戰方式當重攻而不重守。《左傳》僖公三十三年春，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戰國策》曰：「山東之卒，被甲冑以會戰，秦人捐甲徒程以趁敵，左絜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之與山東之卒也，猶孟賁之與怯夫。」此言山東兵皆披甲戴胄，而秦兵反棄甲徒步以勝之，秦人之攻擊精神可見。於此知秦人不甚重視防禦武器，其甲冑鎧盾之出土，亦無所聞焉。至於秦代之甲兵虎符，雖非兵器，卻有歷史價值，因並圖之（第四十六圖版第五號）。 乙　漢代銅兵 漢代有四百餘年之歷史，非短祚之秦可比，故其銅兵頗有可觀，且有為三代所無者，如銅弩機即為漢人自行創製之器也。劉備入蜀，後漢之銅兵與三代異形且與中原異形者，乃獲見於四川。吾人所圖二器（第四十八圖版第一、二兩號），頗與中原傳統形式異制，時代演變兼有地方色彩也。 壹　漢代長兵 漢代長兵，似側重戟與矛，漢矛已近於後世之長槍，漢戟亦與周戟異形，且有雙戟之制，介於長兵短兵之間。漢初雖偶用銅戈，大抵前世之遺，其式仍如戰國式，為斜體內長有後刃之戈。但主要兵器仍偏重戟矛。漢代戟制最盛，矛次之。且執戟者不限於武人，如《東方朔傳》載武帝坐未央前殿，東方朔執戟立。是文臣亦執戟矣。衛士均皆持戟而不執戈，如《續漢書》曰：「楊仁詔補北宮衛士，被甲持戟，莫敢輕進。」將領重臣，亦皆以戟為重，此系長戟也。漢有短戟雙戟，如《吳志》曰：「孫權乘馬射虎，投以雙戟。」是國君亦用雙短戟也。又曰：「甘寧執雙戟舞。」是吳將之用雙戟者，更與周戟異制矣。《漢書》曰：「田肯賀上曰，秦形勝之國也，帶河阻山懸隔千里，持戟百萬……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者。」又曰：「陳琳為袁紹檄豫州曰：幕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長戟百萬……騁良弓勁弩之勢。」一則曰持戟百萬，一則曰長戟百萬，豈漢軍盡用戟乎，戟之外更無長兵可言乎？且漢戟多矣，但並非多而不精，且有干將之比焉。如司馬相如之《子虛賦》曰：「曳明月之珠旗，建干將之雄戟，左烏號之雕弓，右夏服之勁箭。」又張協《手戟銘》曰：「錟錟雄戟，淬金煉剛，名配越戟，用過干將，嚴鋒勁柲，摛鍔耀芒。」漢戟之精美鋒銳可見也。 漢代長兵重戟，但亦用矛。三國張飛用長矛，長丈八尺。（著者在歐洲各國古兵博物館所見之古矛，其柲常有長至今尺二丈左右者。蓋斯時兩軍相接，均各挺矛直前平刺，其較長者乃可先及敵人之身。）《諸葛亮集》曰：「敕作部，作五折剛鎧，十折矛，以給之。」並未作戟，豈後漢至三國時，矛之用已漸廣於戟乎？依後世用矛（即長槍）不用戟之風氣觀之，容或如此（東晉出土之槍頭圖詳下）。四川成都華西協合大學，藏有漢代銅矛頭二具，均有中軸而無耳環，其一近柲處穿有一孔，體則較小，或因筒小易脫，故穿孔貫釘乎？（第四十八圖版第三、四兩號） 漢代長兵，雖以戟矛為大宗，但亦尚有銅斧可見。如第四十八圖版第七號漢銅瞿，系南京古物保存所藏器。第四十八圖版第五、六兩號漢空頭銅斧，系成都華西協合大學藏器，兩斧之近柲處，均有形凹槽，不知是否為固柲之用，抑系蜀斧特形，但其斧制已與三代之物異矣。同圖版第一、二兩號銅鉞，前雲恐即系陸懋德氏所未能獲證之劉與楊，他處頗罕見及。但依其以內安柲（一號）及以銎裝柲（二號）之形狀觀之又似直戳刺兵，其鋒甚銳，有如矛頭，不類儀仗陳列之假兵，其名稱尚待考證，其器頗足一觀。至於漢代銅戟，亦有少數實物可圖。如上節第十七圖第三號朝鮮出土大型銅戟，及第四號廣州出土小型銅戟，均漢戟也。唯因十數年以前，學者尚惑於程瑤田氏之說，以內末有刃之戈為戟，認識既誤，藏器亦遂寥若晨星矣（漢鐵戟詳下）。 貳　漢代短兵 漢去戰國甚近，故其短兵，如刀如劍，均尚用周代之兵，尤以實莖有後之銅劍，用途最廣，至馬援征交趾時，尚利用之，越南曾有實物出土（第四十七圖版第五號），且朝鮮亦有出土者，蓋不僅國內為然也。至於周代空莖無後之銅劍，漢人亦恆用之。漢代銅刀，亦如周代環首長刀，唯環上已加修飾，加鑄點綴品，作鳥獸花卉及幾何形。此種漢代環首刀，其勢力範圍頗廣，東至日本、朝鮮，北及匈奴，西抵大月氏，南達越南，均有仿漢制而自製之器，各處均易見及，尤以日本及朝鮮為多，常有收藏至數十器者。除此數種與周兵同式之刀劍外，漢人亦自有其特形創製之短兵，如第四十七圖版之粟紋劍（第一號），系純粹漢器，周代未曾有也。至於其他短兵，如銅錘及短柲銅斧等器，漢人想已先兩晉而用之矣，但缺少實物為圖耳。茲專論其刀劍。 第四十圖　漢刀筆 漢刀之見諸載籍者不少，依其文字度之，漢初仍尚周劍，未久刀之勢力漸大，帝王公卿，均佩刀而不復佩劍，周服劍之風已失矣。《後漢書》及《東觀漢記》均曰：「光武帝懷半臿佩刀，以見李軼。」班固與竇憲箋曰：「昨上以寶刀賜臣曰，此大將軍少小時所服，今以賜卿。」均明示漢代君臣，重刀而不復佩劍。《後漢書·輿服志》曰：「佩刀，乘輿黃金通身貂錯，半蛟魚鱗，金漆錯，雌黃室，五色罽隱室華。諸侯王黃金錯，環挾半鮫，黑室。公卿百官，皆淳黑，不半鮫。小黃門雌黃室。中黃門朱室。童子皆虎爪文，虎賁黃室虎文，其將白虎文，皆以白珠鮫為口之飾。乘輿者加翡翠山，紆嬰其側。」漢之服刀制可謂盛矣。關於造刀之術，載籍闕如，偶有所見，恐已涉及鐵刀；然可見漢人鑄刀之研究，亦頗有功夫也。魏武帝《內戒令》曰：「往歲作百辟刀五口，所謂百鍊利器，以辟不祥，懾服奸宄。」鐵因煉而成鋼，多煉則鋼質愈佳，刃愈柔利。入火入水，煉而淬之，淬而復煉，或不入水俟冷後再煉，至於百次，即所謂百辟也。今人武術家馬良氏，曾于山東得漢鐵刀數柄，均刀身而劍柄劍鞘，據云尚甚犀利，可證漢人製造刀劍之精。因系鐵質，故圖其形於下章漢鐵兵段內。所可注意者，周代人士，少用匕首，因斯時刀劍體短，插體懸腰，易於抽拔，短兵相接，咫尺可用，無另帶匕首之必要，故出土物雖有而極少。戰國時劍體已加長，秦劍尤長，刀體更長，漢代亦然，於是匕首之效用乃增，除服刀或佩劍之外，尤有插掛或懷帶匕首之必要，以擊刺近身之敵人，故漢人視匕首與刀劍並重，此在漢代短兵中亦為一新有現象。 統上觀之，知漢之刀制頗盛，至三國時乃有吳造萬口，蜀造五萬口，晉造八千口之巨數，短兵中已成刀之世界矣。鐵刀既盛，銅刀當然漸次絕跡，然孫權之萬口刀，尚以銅為方頭，漢代似可稱銅鐵並用，過此以往，則純為鐵器時期矣。第四十七圖版第四號漢元嘉長刀，無環，體則更長矣。漢削刀，即削刻竹簡作書之青銅小刀，亦圖示二柄，一無環而有孔貫索以懸身，一有大扁環，較長可掛體，亦南京古物保存所藏器也（第四十七圖版第八、九兩號）。第四十圖漢刀筆，見宋代《宣和博古圖》，亦見清乾隆壬申年天都黃曉峰鑑定、亦政堂藏版之《博古圖》。青銅質，其刃形與上述兩削刀相似，唯下方透空之方體首形為異，且鋒利而體闊厚，似亦可為小匕首之用，則以刀筆而兼自衛之兵矣。又《至大重修宣和博古圖錄》之卷二七，亦錄此刀筆，注曰：「此刀筆長七寸四分，闊六分，重二兩有半，無銘，形制全若刀匕，而柄間可以置瓔珞，正攜佩之器也。蓋古者用簡牒，則人皆以刀筆自隨而削書。《詩》雲，豈不懷歸，畏此簡書。蓋在三代時，固已有削書矣。《西漢書》贊蕭何曹參，謂皆起秦刀筆吏，則自秦抵漢，亦復用之。然在秦時，蒙恬已嘗造筆，而於漢尚言刀筆者，疑其時未能全革，猶有存者耳。」此注近是。依事實言之，恐漢代人民，尚延用刀筆甚久，如南京古物保存所藏之兩削刀，均系漢民間之器，蓋小刀在身，可作百用，人亦圖其便耳。 重刀之習，起於漢代，固如上說；然漢劍亦自有其相當之聲價，未容忽視焉。列朝載籍之稱述漢劍者，並不亞於漢刀之記載。且漢時帝王臨朝，亦尚守周秦服劍之風。如曹植《雜詩》曰：「美玉生磐石，寶劍出龍淵。帝王臨朝服，秉此威百蠻。」想系據漢代儀制而言者。《晉志》曰：「漢制自天子至百官無不佩劍。」想系指前漢之制而言。張敞《東宮舊事》曰：「太子儀飾有玉頭劍。《春秋繁露》：劍在左，刀在右，劍之在左，青龍象也。」是則既佩刀，又佩劍，可謂刀劍並重之時期。 漢代有一特種劍，為數頗多，非櫑具劍或犀具劍之比，猶如漢金錯把刀之用廣而名貴，即玉具劍是也。玉具劍已於上方周劍一段中加以研究，並圖其實物，但其用實以漢代為最盛，漢以後則寥寥矣。關於漢玉具劍之記載，如謝承《後漢書》曰：「建武二年，上賜馮異乘輿七尺玉具劍。」《匈奴傳》曰：「甘露三年正月，呼韓邪單于朝，賜玉具劍。注曰，摽首鐔衛，盡用玉為之。」《王莽傳》曰：「進其玉具寶劍。」《後匈奴傳》曰：「永元四年正月，北匈奴乞降，賜玉具劍，羽蓋車一駟。」《東觀書》曰：「漢安二年，立單于兜樓儲，天子臨軒，賜玉具刀劍。」《禮儀志》曰：「皇太子即位，中黃門掌兵以玉具劍。」凡此均系關於漢玉具劍之記載，可見漢劍重玉，勝於周代，已由刃質而偏重飾品，由柄首而側及鞘篋矣。玉具劍起自周代，至漢代而彌盛，中間亘數百年，降至晉代浸衰，人已漸用金銀玳瑁蚌珠等物替代之，而不復用玉，求其易得或價廉，又不易碎而較為經久也。如《晉志》曰：「漢制自天子至百官，無不佩劍，其後惟朝帶劍，晉世，代之以木，貴者猶用玉首。」周遷《輿服雜事》曰：「漢儀諸臣帶劍，至殿階解劍，晉世始代之以木，貴者猶用玉首，賤者用蚌金銀玳瑁為雕飾。」是則真劍亡而玉具亦隨之以沒矣。漢銅劍圖六器於第四十七圖版中，其形制可分數種，且有漢以前未曾見有之劍，即第一號漢粟紋劍是也。此粟紋劍之護手或衛甚大，已非周劍之臘可比，其柄雖為管體，乃有一後，且柄體如塔形，亦異周劍，刃則無尖而全體等寬，亦為周代所罕見者，可謂為純粹漢器。第二號劍則若周代空莖無後之劍，第三號劍如周代實莖有後之劍，第六、七兩號劍，亦系周制空莖無後之劍也。第五號劍較為精美，在越南清化東山漢墓中掘出，系周制實莖有後之第一種劍，臘上有花銘。此類劍，用期最長久，區域最廣大，域內既多，域外西北東南諸鄰邦，均常有掘出者，於以見漢民族與域外之關係焉（玉具劍圖，見上第三十六圖版及第三十七圖版）。 叄　漢代射遠器 漢代射遠器，可分為弓箭與弩機兩種：漢弓尚用銅飾，其製造大都仿自戰國，《考工記》所述弓制，可資參考。漢弓名稱甚多，如虎賁弓，雕弓，角端弓，路弓，強弓均是。漢人重玉，漢弓有玉飾。如《爾雅·釋器》曰「弓有緣者謂之弓，無緣者謂之弭，以金者謂之銑，以蜃者謂之珧，以玉者謂之珪」是也。銅弩機則為漢人自造或改良之器，用途甚廣，各地出土者頗多，系漢代銅兵中之佼佼者。 第四十一圖　漢代銅弩機詳圖 1. 弩機總形。2. 機盤（郭）。3、4. 鉤括（牙）。5. 扳機（懸刀）。6、7. 栓塞。 漢代箭鏃分為銅鏃與鐵鏃兩種。鐵鏃另見下章，銅鏃大都仿戰國遺制，恐亦用戰國遺物，但漢人亦制有形式略異之鏃，其莖部較長，刃之兩端作左右翼張出形，普通謂之三角鏃。此種鏃與他種漢兵同，先後有人發現不少。鏃之刃部，雕磨刻畫甚精，頗為犀利，出土者尚可割手，與戰國鏃同其鋒銳。鏃之總形，可判為長尾與短莖兩種，又有鐵尾與銅尾之別。第四十七圖版第十、十一、十三、十五等號銅鏃，則均漢代長尾或長莖銅鏃，尤以十五號之莖為長，第四十八圖版所示之第十二、十三、十四三號漢銅鏃，亦系短莖，但其鏃首加厚，作凸出另一鏃首之形，鏃之下端接莖處，則將銳鋒減凹，異於他鏃。此三鏃出土於河北邯鄲縣插箭嶺，或曰系趙武靈王胡服騎射時之銅鏃，因其鏃首凸形，或亦仿胡鏃而為之者。或者漢代人曾仿趙武靈王之制，而自造此種冠首銅鏃，以用之於北方，姑存其說以備一考。 漢銅弩機較為重要，史籍多有記載，如《李廣傳》載李廣以漢大黃參連弩，射匈奴左賢王裨將數人。《後漢書》謂：「陳王寵弩射以參連為奇。」參（叄）連者，連射也，機弩，即弩機也。《藝文志》謂兵技巧家，有「《望遠連弩射法具》，十五篇」。《李陵傳》曰：「發連弩射單于。」《諸葛亮傳》曰：「亮作連弩木牛流馬。」均指銅弩機也。近年四川有出土者（第四十八圖版第八號）。《魏氏春秋》曰：「亮損益連弩，謂之元戎，以鐵為矢，長八寸，一弩十矢俱發。」長僅八寸，正合於銅弩機之用。三國時不僅蜀用弩機，魏亦用之。如魏景初二年春，司馬宣王征公孫淵，六月軍至遼東，為發石連弩，射城中，是也。如第四十八圖版第九號即魏正始二年之銅弩機也。《地理志》曰：「漢兵器以弩為尚，將軍有強弩積弩之名，南郡有發弩官。路博德為強弩都尉。」《博古圖》載漢弩機銘二十七字，曰：「延光三年閏月書言府作六石機郭公鍛賢令磨守丞躬乘鉅史訓主。」又載銀錯弩機六。弩機而錯銀，此漢弩機中之藝術品也。《會稽典錄》曰：「鍾離牧謂朱育曰，吳神鋒弩射三里。」此則吳越弩機之能射及三里者也。 關於銅弩機之機械及製造法，《吳越春秋》卷九曰：「當是時，諸侯相伐，兵刃交錯，弓矢之威不能制服，琴氏乃橫弓著臂，施機設樞，加之以力，然後諸侯可服。」所謂橫弓，著臂，施機，設樞，觀《釋名》第七卷之所釋者，可得大概。其詞曰：「弩，怒也，有勢怒也。其柄曰臂，似人臂也；鉤弦者曰牙，似齒牙也；牙外曰郭，為牙之規郭也；下曰懸刀，其形然也；合括之口曰機，言如機之巧也。亦言如門戶之樞機，開闔有節也。」第四十一圖所示漢弩機詳圖，與明茅元儀氏所著《武備志》中之所示者略同（茅圖名為《法古制銅弩機散圖》），采自《支那古器圖考·兵器篇》，系根據高麗樂浪郡古墓出土銅弩機（第四十八圖版第九號），而拆示其機械者。其張弦時因弩力大小有手撥或足踏之分。唐顏師古《漢書》卷四十二《申屠嘉傳》注「蹶張」曰：「今之弩，以手張者曰擘張，以足蹋者曰蹶張。」是則漢時已有強弩必須用足踏始能張弓矣。各地出土實物，如第四十八圖版第十、十一兩號弩機，均南京古物保存所藏器，系華中出土之物，第十一號略似樂浪出土者，第八號弩機則系四川出土之物，形式較為簡單，異於上圖三器。至於漢弩機所用之箭及鏃，各地出土物亦不同形。如第四十八圖版第十五、十六兩號長尾漢弩機箭矢銅鏃，一為山東圖書館所有，一為安徽圖書館所有，均安徽壽縣出土物。第十五號鏃，猶如漢代長莖（長尾）銅鏃，而刃與莖相接處加大。第十六號箭鏃，則上端有銅管，近刃處有箍，與第十五號同，箭體頗長，漢器無疑也。 肆　漢代防禦武器 漢代去戰國未遠，其甲冑鎧盾之精良，必有可觀，惜乎無出土物可資參證。防禦武器中，尚有特器二種，用途頗廣，即漢渠答及漢刁斗是也。《漢書·晁錯傳》上言兵事曰：「中國之長技五。」復言守邊備塞曰：「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具藺石，布渠答。註：服虔曰：藺石可投人石也。蘇林曰：渠答，鐵蒺藜也。如淳曰：藺石，城上雷石也。墨子曰：城上二步一渠，立程長三尺，冠長十尺，臂長六尺。二步一答，廣九尺，袤十二尺。」是渠近直立體，答近橫立體，渠張臂以刺，而答則橫矛以刺也。《唐六典》有鐵蒺藜之制，注曰：「《漢書》晁錯上疏云：磊石渠荅。注云渠荅鐵蒺藜也。至隋煬帝征遼，布鐵菱於地，亦其類也。」此處藺作磊，答作荅。但後世之鐵蒺藜，恐已較小，至鐵菱則尤小，蓋非漢器之比矣。關於刁斗之制，如漢名臣奏（元和韓宣）曰：「漢興以來，深考古義，宮殿省闥，至五六里，周衛擊刁斗。」《漢舊儀》曰：「晝漏盡，夜漏起，宮中衛，宮城門，擊刁斗，周廬擊木柝（顏延年謂為金柝）。」《西域傳》載杜欽論遣使罽賓曰：「斥候士三百餘人，五分夜，擊刁斗自守。」是則刁斗乃漢軍及漢宮城平時夜間五分其夜而報時，有警時則擊之以報警，故曰守衛之器也。顏延年謂木柝當為金柝，可與置信，蓋漢代去銅器時期不遠，尚用銅兵，匈奴為患，守衛森嚴，報警之器，當皆系銅製無疑，木柝想系後來之物，且形式亦正不同耳。刁斗之形狀何如乎？《李廣傳》曰：「廣不擊刁斗自衛，程不識擊刁斗。註：孟康（魏時人）曰：以銅作鐎，受一斗，晝炊飯食，夜擊持行夜，名曰刁斗，今在滎陽庫中也。蘇林曰：形如鋗，無緣。顏師古曰：鋗即銚也。」是則刁斗之形，如缽盂，又如鑼磬，當系厚銅製。宋《宣和博古圖》繪有漢熊足鐎斗，梁山鋗，及龍首鐎斗（斗之可以區灼者），想均系漢宮中器，禁城之刁斗也，故雕刻較為精貴。至於漢軍用刁斗，必較為輕捷便利焉。 伍　附銅鼓 銅鼓之來源，多出於南方邊疆民族，製造精良，花紋美富（第四十九圖版及第五十圖版），與商周青銅器異趣。南方邊疆民族，作戰用銅鼓，遇有戰爭之威脅時，即擊銅鼓以號召其族人備戰，亦古時戰鼓遺制也。後漢馬援征交趾時，曾得駱越銅鼓以歸，知漢時已有此物。以其為漢時物，為戰鼓，故附列於此。以其為銅製，非鐵制，故不入邊疆民族鐵兵中。 自前世紀以來，西方人研究東亞銅鼓，有認其來源遠在漢代以前之中國者[106]，有不以一地為來源，而分認其枝別者，如德國考古學家海格耳氏所著之《東南亞洲之古銅鼓》一書，即系如此主張。此外尚有荷蘭、法國、奧國，考古學家多人[107]，亦曾於上世紀末年及本世紀初年，為亞洲銅鼓之專門研究，各有著作問世，大致主張銅鼓為中國邊族，或南洋群島土族之自鑄物。至於起自何時，由何種文化期之民族創製此藝術品則均未曾論及，日本學者，數十年來，亦頗有研究銅鼓之士，雖大都推衍上述歐洲學者之先論，但亦有獨具見地，如松崎復（益城）氏所著之《銅鼓考》一文[108]中謂「銅鼓不始於漢代，所謂『馬援鼓』與『諸葛鼓』，均系苗蠻土族自鑄之鼓，或其先人遺物」。並曰：「兩湖，兩廣，貴州，雲南，多蠻夷巢窟，或曰傜僮，或曰峒苗，此唐虞三苗，殷商之鬼方，周之庸蜀，羌髳，微盧，彭濮，其土人自鑄銅鼓極多，系西南蠻夷世代傳鑄之器，秦漢以前早有之矣。」後來日本學者大給恆氏，復補足松崎氏之說曰：「……若夫伏波馬式，則慊堂所說是。然其謂用銅鼓鑄法則非，何則？殷周以來，鑄銅之法具備，何苦效蠻夷法為。思西南蠻夷，久有銅鼓，由馬援孔明獲之，其名始顯，故後世謂此鼓之類，統名為漢銅鼓耳，蓋有兵器與樂器之分焉。」[109]此二說均近是。 銅鼓既為古中國南方民族，因受北方民族之壓迫，南遷而攜帶以往，傳授鑄法，歷久不衰之物，則除現在南方少數民族所居之地藏有大量銅鼓外，閩粵桂湘黔滇川等處，凡為古人南遷所經之地，即令現無苗人居住，亦應有而且實亦有銅鼓常常發現。蓋南遷入山入海，中途必有停歇，且有隨處留人居住之可能，他種古物固有，銅鼓實為古人作戰作樂以及婚喪祈神禳災聚眾不可離之重器，故可因銅鼓而獲見古人南遷之遺蹟焉。自漢以降，南遷之民族，因氣候及環境壓迫之關係，生活日艱，文化日衰，獨於鑄造銅鼓一道，秉承祖訓，歷久不渝，直至明末，猶能自鑄未替焉。古人南遷所遺，或其後人仿鑄之銅鼓，見於載籍者頗多，如《後漢書》載：「馬援征交趾，得駱越銅鼓，並見鑄鼓之法，乃改鑄為馬，上之。」唐章懷太子李賢注引裴氏《廣州記》曰：「俚僚鑄銅為鼓，鼓唯高大為貴，面闊丈余。初成，懸於庭，克晨置酒，招致同類，來者盈門，豪富子女，以金銀為大釵，執以叩鼓，叩竟乃遺主人也。」《隋書·地理志》所志相同，並雲「自嶺以南，二十餘郡均如此」。杜佑《通典》所志亦同。可見唐時南方少數民族崇尚銅鼓之風之盛，且面闊有逾丈者，則戈魯伯夫所圖古神舟中之大銅鼓形（第五十三圖版），並非刻工故意為之張大矣。《晉書·食貨志》曰：「廣州夷人，寶貴銅鼓，聞官私賈人，輸錢鑄敗作鼓，其重禁科罪。」《南史·歐陽頠傳》曰：「梁左衛將軍蘭欽，從征南夷僚，禽陳文徹，所獲不可勝計，獻大銅鼓，累代所無。後頠授越南將軍，衡州刺史，威震南土，又多致銅鼓獻奉，前後委積，有助軍國。」唐劉恂《嶺表錄異》曰：「蠻夷之樂有銅鼓，形如腰鼓，一頭有面，圓一尺許，面與身連，其身遍有蟲魚花草之狀，擊之響亮，不下鳴鼉，多鑄蛙黽之狀（按大銅鼓為南中國古人之軍鼓，此種小銅鼓為其樂鼓）。貞元中，驃國進樂，有銅鼓。張方直貶龔州刺史，修城掘得一大銅鼓，載以歸京，抵襄陽以為龐大無用之物，遂舍於延慶禪院，懸於齋堂，今見存焉。」此鼓之大可知，唐代掘城而得，其鼓之古又可知。宋《太平廣記》曰：「蠻夷之樂，有銅鼓焉，形如腰鼓而一頭有面。鼓面圓二尺許，面與身連，全用銅鑄，其身遍有蟲魚花草之狀，通體均勻，厚二分以外。爐鑄之妙，實為奇巧，擊之響亮，不下鳴鼉。貞元中，驃國進樂，有玉螺銅鼓，即知南蠻酋首之家，皆有此鼓也。」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志器條」曰：「銅鼓古蠻人所用，南邊土中，時有掘得者，其制如坐墩而空其下。滿鼓皆細花紋，極工致，四角有小蟾蜍。兩人舁行，以手拊之，聲全似鞞鼓。」《唐書·南蠻傳》曰：「盤盤在南海，曲樂有琵琶，橫笛，銅鈸，銅鼓，蠡。」宋朱輔《溪蠻叢笑》曰：「麻陽有銅鼓，江水中掘出，如大鐘，長筒，三十六乳，重百餘斤，今入天慶觀。他處鼓尤多，其文環以甲士。溪洞愛銅鼓，甚於金玉，模取鼓文，以蠟刻板，印布入靛缺漬染，名曰點蠟慢。」此重百餘斤大鼓也。宋周去非《嶺外代答》，志銅鼓之花紋獨詳，曰：「廣西土中銅鼓，耕者屢得之。其制正圓，而平其面，曲其腰，狀若烘籃，又類宣座；面有五蟾，分據其上，蟾皆累蹲，一大一小相負也。周圍款識，其圓紋為古錢，其方紋如織簟，或為人形，或如琰璧，或尖如浮屠，如玉林，或斜如豕牙，如鹿耳，各以其環成章，合其象紋，大類細畫圓陣之形，工巧微密，可以玩好。銅鼓大者闊七尺，小者三尺，所在神祠佛寺皆有之，州縣用以為更點。交趾嘗私買以歸，復埋于山，未知其何義也。按《廣州記》云：『俚僚鑄銅為鼓，唯以高大為貴，面闊丈余，不知所鑄果在何時。』按馬援征交趾，得駱越銅鼓，鑄為馬式，或謂銅鼓鑄在西京以前宜若可信。大鼓外亦有極小銅鼓，方二尺許者，極可愛玩，類為士夫搜求無遺矣。」元人之記述銅鼓者罕見。明朱國楨《涌幢小品》曰：「蠻中諸鼓有剝蝕而聲響者為上上，易牛千頭，次者七八百頭，藏二三面者即得僭號為寨主矣。漢人破蠻塞必稱獲諸葛銅鼓，有多至數十面者，此必諸葛倡之，後人仿式而造，其精巧反有過之者。」成都華西協合大學，藏有數鼓，出土於四川，名之為「諸葛鼓」，想此類也。明末有鄺露者，為傜僮雲嚲娘記室，作《赤雅》二卷，謂：「峒中酋長生子者，鑄銅為鼓。」是明末時南方少數民族尚有自鑄銅鼓者。劉錫蕃《嶺表紀蠻》曰：「西南蠻族銅鼓舊制，全體皆銅質，面平底空，中腰凹束，鐫滿旗幟及各種花紋形狀。中心花瓣突起，形式光潤，如被油脂。兩旁有耳，亦有獅龍，花瓣，各種形狀。其面有蟾蜍而鐫漢文者，為上上品。鼓身大小不一，據《賓州志》（今改賓陽）稱：該邑從前得有銅鼓一具，面闊丈余，其大可以想見。今苗山所遺留者，大者圓徑四五尺，小者僅二三尺，重量由二三十斤至六七十斤，百斤之物，已極罕見。予家藏一具，高尺有三寸，徑口一尺九寸，重三十二斤，系其兩耳懸於架上，拊之，其聲隆隆，頗為可聽，然而次品也。」劉氏所述花紋，可補前人記述之不足。貴州苗族之銅鼓，記載亦有，如《黔苗圖說》《黃州通志》《貴陽府志》《遵義府志》《溪蠻叢笑》《敘州府志》等書志，均述及苗族之銅鼓，但大都系小型者，用為樂器，無復軍鼓可言，其花紋亦無甚可觀，均與從略。唯《鬱林州志》（廣西）志一銅鼓，其面上花紋，自邊至中央，乃有十九暈之多，鼓身三重，有花紋二十七暈之多，是較越南河內博物館所藏所謂最美之銅鼓（第五十圖版三a圖形）又勝一籌矣。其花紋圖形，可略見於州志。今錄其詞曰：「州之文昌閣中有銅鼓，高一尺五寸，面徑二尺六寸，底徑二尺六寸，邊出廣一寸，腰束減二寸，自邊至中央，凡十九暈。暈間或為雷文，或為螺文，或為五銖錢文，或為籧篨文，中央隆起，內廓有橫斜十字文。沿邊近里四分強，有六蟾蜍，相去一尺三分，蟾蜍前高一寸，足間一寸二分，後高八分，足間亦八分。鼓身凡三重，帶二十七暈，暈間文與面同。兩旁近上有耳，前後對出，近下亦有耳，左右對出，文如貫索形。模中度鏤刻精工，色如綠沉，土花斑駁，蓋西漢時物也。豸塘嶺北帝廟，石腳堡岩頷廟，亦有鼓，較此為差小耳。」此鼓上下均有雙耳，且位於四方，是與常鼓相異之點。暈數雖多，但並無鳥獸鼓舟及戰士等形，是不同河內博物館藏鼓之處。花紋有五銖錢文（紋），確為漢鼓。近年越南清化東山古墓中，曾掘出漢五銖錢不少，系與漢劍等兵器同時出土者。以五銖錢為紋，果系漢人自鑄乎？抑南方少數民族效之乎？不可知矣。 漢人搜取銅鼓之數極多，在宋時即有藏之秘府者；《老學庵筆記》乃謂「此風自梁時已盛」。梁歐陽頠征南，乃獻大量銅鼓以為戰功，梁秘閣下古器庫，亦藏銅鼓，謝啟昆《銅鼓考》乃謂「此所謂遷其重器也」。近人劉錫蕃《嶺表紀蠻》曰：「即數十年前，黔桂邊境一帶少數民族，尚往往掘得銅鼓，連續埋藏，動輒以數十計，均在深溪密箐之間。」可見南方少數民族埋鼓之多矣。但人搜取之數亦甚巨，假以一二事證之。如敘州府《長寧縣誌》曰：「明萬曆元年，巡撫曾省吾平九絲夷，獲銅鼓九十三面，銅鐵鍋二口，系酋長阿大所蓄，制甚奇古。識者曰，此非鍋，乃鼎類也，其名曰鬵，今三江所出之器，疑即當年所遺者。」是則南方少數民族且有鍋形之銅鬲鼎，即青銅容器矣。《明史·劉顯傳》曰：「克塞六十餘……得銅鼓九十三，銅鐵鍋各一。阿大泣曰：向者擊鼓山巔，群蠻畢集，今已矣。其鍋狀如鼎，大可函牛，刻畫有文彩。」此青銅容器，乃大可烹牛，古時罕有。惜乎其文采如何，未經道及耳。 依上所列，本國文獻關於銅鼓之記載略具，於此可見銅鼓之形制、紋飾、鑄造、用途與收藏，而多推及於漢代。 銅鼓可依時代，可依大小，可依花紋，可依外形四種方法而分類之，前三種分類法，尚無人為之，困難多也。第四種分類法最易，只需搜集或觀摩銅鼓至百餘器之多，依其外形並略及鼓面大體花紋，即可進行分類矣。 德國考古學家海格耳（F. Heger）即用第四種方法，於一九〇二年，在其所著之《東南亞洲古銅鼓》中，依其所有及所見銅鼓一百六十五器，而分之為四類。自時厥後，大都依附海氏之說，更無另為分類之研究者，茲為介紹並推論其分類法於下： 第一形式　可稱為直體三分之銅鼓。其最下一段，為向上包接之直線銳角形，略如形；其中段為直體圓筒形，略如形，有時直體微曲，上段為向下包接平面曲邊形，略如形。此第一形式之銅鼓最多（第五十圖版第一、二、三號），有產自馬來群島者，有產自越南東京及西南中國者。海格耳謂此類銅鼓，系由古代未甚開化民族發明製造者，此等未甚開化民族，現尚居於中國廣西、貴州及四川等處，即今人所稱之苗族及彝族是也。此類銅鼓之研究者亦較多，戈魯伯夫銅鼓之研究，亦即以此類銅鼓為其根據。蓋因此第一形式，實為銅鼓之基礎形式。海氏所取材者，計有三十四鼓（乾隆時清宮中亦藏有佳品十四器，鼓面花紋，均極精緻，銅質亦佳[110]）。此類鼓之表面及胴部，均刻有花紋，面上之暈數，多寡不同，愈佳者暈（即圓圈圖）愈多。暈間之花紋，有人獸鳥魚各種動物形，及植物房屋器具銅鼓船舶等形，有時體上亦有。鼓面上常有蹲蛙（蟾蜍），亦偶有其他蹲勢動物。此類銅鼓除花紋圖畫，容有後代作風外，其形式蓋屬最古者。其廣播之區域，自南中國經越南馬來群島達其極南端新幾內亞島附近之鎧夷島（Cayes）等地。 第二形式　第二形銅鼓，其鼓面寬大，過於鼓身，而向外伸出，略如，或形，其鼓身亦可分為幾部分（第四十九圖版立體圖）。其上部至中部接合點之角度，近有S字母形，下部續為圓錐形，面上則有蹲蛙（蟾蜍）或騎馬像。此形鼓之變化，較第一類為少，而圖畫花紋，亦往往較為簡單。其主要區域，在中國東南部，迤北則達於長江口之希伯島（譯音）。 第三形式　第三形式大致與第二形式相同，其鼓面伸張於鼓身之外，亦如第二形，但其鼓體更為簡單，不如第二形式之鼓體，尚可以曲線代表之，此系不同之點也。此形鼓多小形蛙（小蟾蜍），圓胴自上大而下縮為小。其使用之區域則以緬甸各地卡蘭族之間以及印度支那寮國地方之撣族，暹羅京城盤谷附近地方為最，且至今尚用之，其主要者大都在宮殿及寺院之內。此形鼓之花紋及外表，略如前者，且亦有蹲蛙，故海氏謂系由前二類脫胎化簡而來者。 第四形式　此形式銅鼓之鼓面，與鼓體恰相銜接，毫無大小出入，渾為一體。鼓面中心之星形，大都為十二出，鼓體較矮，其切體略如S字母形，而曲度略減（第五十一圖版第一、二兩號）。海格耳謂此式銅鼓均系在中國製造者，故咸具備中國要素而形小。胴部較短，鼓面蹲蛙之數亦少或竟無之。其花紋多具中國風，面與胴均無人物鳥獸等形，外貌頗似中國之大鼓，繪畫為中國式，且常刻有中國文字（如第五十一圖版第一及第二號鼓面上之近中心圈之第二暈，為銜接排刻之「酉」字。鳥居龍藏因古之酉作，以為馬來群島銅鼓，均圖有此種鳥形。且謂海格耳所引證之銅鼓，以及《西清古鑒》中所圖諸銅鼓，均可依此解釋之）。是以此第四形式銅鼓，顯與漢人有密切關係。其出土地點，多在中國南部。且黔湘桂等地苗族，至今尚有使用之者。 海格耳所擬銅鼓之分類如此，世界學者咸宗之。海氏又曾將各形銅鼓，予以化學分析，其結果如下表： 據此表觀之，第一形式之青銅質最佳，恰與其圖形之精美相稱，其鉛錫之量，乃自百分之十九有奇至百分之三十七有奇。第二形式之合金成分已差，其鉛錫量自百分之二十五有奇至百分之二十八有奇。第四形式之銅質更差，鉛錫量僅自百分之十二有奇至百分之三十二有奇，但百分之二十以上者甚少。海氏及各國考古學家，均認第一形式之鼓，為最古之器，謂第四形式為漢人所制器，第二形式主要產地為中國，第一形式散見於南中國及越南馬來等地，是不啻間接承認銅鼓以中國為其主要產生地矣。海氏之著作，出於四十年以前，斯時不但南中國尚未發現石器時代遺址遺器，即西北各省之石器時代遺器，亦尚鮮出土者，若海氏在今日而再論銅鼓來源，想持論更當不同矣。 形式及銅質以外，鼓面及鼓胴（鼓體，即鼓腹）之花紋圖形，亦為研究銅鼓之要素。海格耳氏及上述諸國研究銅鼓之專家，對於鼓之花紋，均有相當意見發表。最近日本鳥居龍藏研究黔苗銅鼓之花紋甚詳[111]（第五十一圖版第二號銅鼓之面部及胴部詳圖），發現其鼓面有中國字之「酉」字排圈，即古字，以為馬來越南銅鼓上之鳥形，均與此字有關，此點頗饒興味；豈此酉字，或即中華南遷之古民族之一種特徵或徽號乎？其餘花紋，則系三代時或三代後之中國式花紋居多。曩歲上海市博物館楊寬君，曾為本館所陳列之銅鼓花紋之考察一文[112]，僅就該館所有吳愙齋舊藏之湘粵苗瑤族銅鼓八具，研究其花紋而發表特見，略謂鼓面花紋，多與漢銅洗相類似，恐出漢人之手，其言近於事實。鳥居龍藏氏所獲苗族銅鼓之面腹花紋（第五十一圖版二a、二b、二c、二d、二e等圖形）完全中國式，且酉字花紋甚顯，想系漢代或漢以後之物；與西北羌族銅鼓面部腹部之花紋（第五十一圖版第一號），幾於完全相同，此羌鼓曾經陝西圖書館鑑定為宋代之物；又與上海市博物館現存吳愙齋舊藏湘粵之苗瑤族八銅鼓之面部腹部花紋（第五十二圖版第十三號鼓面圖，及第五十圖版第一號銅鼓）亦均大致相同，蓋俱系漢以後所制之器，其雲紋雷紋及萬字直鉤紋，系模仿漢以前之雕形耳，茲類鼓均面上無蹲蛙者也。但如謂面無蹲蛙之鼓，為時較晚，花紋較為粗略，則又不然。試觀河內博物館所藏之鼓（第五十圖版第三號銅鼓）面無蹲蛙，而其面部雕刻圖形之精美，實為越南及馬來群島出土銅鼓之冠。其所圖各形，均系古形圖案，應為古遺畫而為後人摹拓。至於鎮江焦山所藏之銅鼓，在第一與第二形式之間，有六蹲蛙（蟾蜍），其鼓面鼓身花紋之細膩精緻，在上述苗羌瑤各鼓之上，而與河內博物館藏鼓，可略相伯仲，但花紋較為漢化耳（第四十九圖版立體圖）。其青銅質亦薄而佳，非苗羌之鼓可比。其中心星形，則與苗羌瑤之鼓同，亦為十二出，河內博物館藏鼓，則為十四出。據海格耳之研究，普通銅鼓之星光，大都為十二出，其餘為六出、八出、十齣、十四出，以至十六出，均系偶數。至於鼓面蹲蛙，則常有奇數（如五蛙），自二蛙以至十數蛙均有。 就時代論之，大概漢代及漢以後之銅鼓，其花紋顯具中國風，顯為漢族化之作品，故中外學者，皆稱為中國產或與中國有關。若依區域以求之，則其地去中國較遠者，其銅鼓花紋，必尚存有遠古中華文化之遺蹟；一則因外族壓迫較輕、掠奪較少，其苗裔尚得保存先人遺制，二則因未受漢化之故也。但此種花紋，可以證明吾華先民入山出海之遺蹟者，惜亦頗難尋覓。蓋南方各地少數民族自六朝以來，即有埋藏銅鼓之風氣，恐古物尚居地下者多也。吾人今日所獲越南馬來銅鼓之花紋，均采自歐洲人之著作，二十年前，歐洲人尚不信中國全國曾經過石器時期文化，尚以為中國青銅器時代文化系來自西北者，安能注意與中國遠古文化有關之銅鼓花紋乎？於如此材料殘缺之情形中，而欲表示吾人見解，蓋甚難矣，試勉言之。 第四十二圖　銅鼓鳥首花紋變遷圖 甲、乙，第一、第四兩過渡形式。丙，第一、第二兩過渡形式。丁、戊，第四形式。 （一）吾人先釋銅鼓中心之星形或日形。此或系華中先民之民族標誌，猶如何天行君以杭州良渚鎮出土之多數石鉞[113]，為古越族命名之起源之意見。其所以分為六出、八出、十齣、十二出、十四出，以至十六出者，蓋因古人南遷之後，隨地留下族人，繁衍殖墾，其支族仍守先民族志，但以出光紋之不同，以分別其族部耳。在中國者多十二出，因華人守十二行星及十二干支與一日十二時之數之故，在越南馬來者，則十四出及其他數較多。 （二）蹲蛙（蟾蜍）之解釋。此恐非僅如歐洲學者所謂迷信神權崇拜動物，或雨季企望之故，想系古人慾以此形表示南方草澤湖沼，到處蛙鳴，蛙地行軍，系華中遠古民族之實地生活，故有此象徵耳。 （三）緊接中心出光紋之鳥目。此亦系遠古南方民族之旗號標誌，其始作鳥形，後來始逐漸為酉字形及日字形。日本鳥居龍藏所圖之銅鼓鳥首花紋變遷圖（第四十二圖），雖均指後代之銅鼓而言，亦尚可見及其蛛絲馬跡。上海市博物館所藏八銅鼓之鳥首及獸首花紋，尚帶有商周尚虎及回文之制，不必定系漢代花紋也（第五十二圖版第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等號）。古有比目魚，產於南方，此或南方先民之用意，亦屬可能（參見第五十圖版三a鼓面上第一暈中之雙目形）。今姑假定為鳥首，其鳥之形狀果何如乎？今依馬來群島及越南之銅鼓面上所刻大鳥形觀之（第五十二圖版第四、五、八、十一、十二等鳥形。第五十圖版三a鼓面圖中長喙羽首大鳥形及寬喙圓首大鳥形。又第五十四圖版拓本寬喙圓首大鳥形），此種鳥均系中國南方水鳥，數千年前之物，當然較今鳥為大，並非越南及馬來群島之海鳥。楊寬君呼之為鷺紋，是否為鷺，無關緊要，蓋鷺亦華中華南之喙魚水鳥，北地無之，但各銅鼓上所圖之鳥，如寬喙大首者，似鸛而非鷺耳。北方人性剛，喜用猛獸為徽志，如商代人尚虎（如虎頭盔等器），周代人亦尚虎（周亦有虎賁之士，周劍之產於北方者，其劍格常刻虎首形），及熊豹等獸，北人用其皮而圖其形為旌旗及服飾；南人性柔，喜用水鳥為徽志，亦人情地理所宜然，且以自別於北來之族耳。以飛鳥為大量，而以鳥首或雙目緊對星光或日光紋者，正以輔佐其國徽，為群鳥朝陽，翼載萬方，向空矚目，光及飛潛之義也。此亦華中及華南先民故留之遺蹟也。 （四）鹿形。越南及馬來銅鼓，常刻鳥飛鹿走之形，但越南馬來，並非產鹿之區，華中華南，產鹿較多，亦先民南下之遺蹟也。 （五）環首雷紋。蘇門答臘，馬來丹牙克族，及越南寮國出土銅鼓及他器上，常有兩端曲首之迴環雷紋或雲紋，有時其曲首乃類鳥獸之頭（第五十二圖版第一、二、三等號），人均以為系漢代花紋，實則此種中國民族之花紋，來源甚早，蓋在三代以前。依其柔和縮伸之姿勢測之，想亦系華中華南古文化南下之遺蹟也。 （六）舟車。越南出土銅鼓面之舟形（第五十三圖版第一、二兩圖），儼然中國龍舟也。其戰士之裝束，頭戴護項器及兩長羽，有左手執鉞右手執斧者，有左手執持類似矛形之旗幟，右手執箭者。舟之近舵處，有一指揮台，台下或僅置一大銅鼓，或置一銅鼓及一銅鐘（或壺），類似鼎鬲，台上則有一指揮官，手執大弓及箭矢。台外下面，刻一立獸，蛙身而馬足有尾，似備指揮官乘用者。舟之首尾，似均作鳥首形，舟之台上櫓上桅杆上及戰士冠上，均有小旗號，作中有一點之圓圈形，是否欲作鳥首翱翔之狀，抑此圓圈即系南下先民之國徽旗號，均屬可能。夫入海之舟，不作魚龍形，而人舟均作鳥形，所以示其飛來之遠也。此類大鳥，必系遠古華中華南常見之鳥，先民乃以為象徵，而留志其族之來處焉。舟中戰士，峨冠而寡服。其作盛裝廣褲而類於甲冑戰裙者，亦見河內戰鼓面上（第五十四圖版兩拓形）。鳥羽高冠者，及無冠者，均著廣褲，手持斧鉞箭幟，與舟中戰士同，意者舟中人為水軍，此為陸軍乎？是以戰台之下有四銅鼓，台上立者一人，坐而作搗狀者三人（搗擊下面之鼓乎？）。戰士前後擁護者，為一大型帳幕形之車，二車門之間，立一首領，兩手均執有如指揮刀之器。車門及兩邊直柱上，均有圓圈徽號，其輪不顯，或系由人扛抬之車乎？是絕非越南或馬來群島古代原有之交通器，必為華中先民南遷時所攜往使用之物也。 銅鼓原非漢器，其來源當出自吳越等地，苗族人早已用之，以自後漢馬援由南方攜歸中原，世稱伏波銅鼓，吾人因此種關係，乃附銅鼓於漢代銅兵之末，非謂漢代始有銅鼓，亦非謂銅鼓盛於漢代也。 丙　兩晉、南北朝及唐代銅兵 漢初尚可稱為中國銅器時代尾期，或銅鐵並用時期，至東漢已全為鐵器時期矣。且周代鐵兵，近年已有出土者（詳下章），古書記載亦常見。中國鐵器時期，事實上早於漢代。是以漢以後之銅兵，本無足論，今仍擇要圖列之者，蓋因晉代銅兵，具有特形，異於前代之器；五胡六朝之劍器，形式尤殊。且專就三代後中國兵器史中最重要之短兵，即劍之一器而論，六朝而後，以至唐代，銅劍形發生重大變化，亦可謂已至劍式統一時期，嗣後歷代鐵劍，均依唐劍形式，毫無變更。此均為吾人未可忽略之事跡，而有闡述之必要者也。自中國劍形由晉唐而統一以後，中國兵器之進化，似突然停滯，千數百年無所變更。是以外人之論中國兵器者，惑於外觀，未察實際，動輒謂中國固有兵器，只有劍之一物，且其形式極為簡單，千年如一日，蓋無甚可觀[114]，是則未免捨本逐末，輕重倒置矣。 晉代戈制早廢，長兵中銅戟銅矛，尚與鐵戟鐵矛同用，但已反漢代重戟之風，從而重矛，又因矛之不便也，乃改為槍，晉代銅槍，實為後世鐵槍之始祖也（後漢已廣用槍，但其刃銳長，尚未脫矛頭形也）。戟雖有銅質者，已降為儀仗之器，效法漢代棨戟而又過之，軍士均執槍而不復持戟矣。如《晉書·王濬傳》曰：「濬起宅門前路，令廣數十步，曰：吾欲容長戟幟旗。」是戟之實用已早亡矣。晉代青銅短兵，亦有前代所無，而為後世所法式者，如東晉永昌銅椎即是（第五十五圖版第一號）。晉代青銅短劍，尚略存周匕首之制及漢代花紋，但已形狀迥別；環形首乃作紗帽形，臘向下分，刃之近臘處忽窄，莖則寬平，且柄長几等於刃長（第五十六圖版第二號），已雜有五胡體制。晉代青銅矛頭，體制亦較先代為小，且較為簡單，名雖為矛，已與後世鐵槍頭相類似矣（第五十五圖版第二、三兩號）。第五十六圖版第五號銅劍格一具，為福開森藏器，其下最寬處為十三點六公分，如此寬大之劍，如非晉代之物，則系六朝之器，北魏人好作大劍，此或其銅格乎？晉人刀劍之裝飾，承漢遺風，亦尚華美。如《晉書》所載：「會稽王給斑劍二。」《朝史志》曰：「斑劍亦曰象劍，取裝飾斑蘭之義。鞘以黃質紫斑文金銅飾紫條粉錔。」晉《東宮舊事》曰：「太子儀飾有玉頭劍。」陶弘景《古今刀劍錄》曰：「晉懷帝熾，於永嘉元年，造一劍，篆名曰步光。東晉司馬衍，於咸和元年，造劍十三口，銘曰興國。東晉司馬易明，於太元十年，造一劍銘曰神劍。」是則兩晉之世，亦尚有周人重劍之遺風，但銅劍已稀，大都鐵劍銅飾者多。刀之制則較盛，晉《中興書》有三公所服刀之說。《晉書》曰：「赫連勃勃，造百鍊鋼刀，為龍雀大環，號曰大夏龍雀。銘其背曰：古之利器，吳楚湛盧，大夏龍雀，名冠神都，可以懷遠，可以柔逋，如風靡草，威服九區。」百鍊鋼刀，亦如魏太子丕百辟寶劍之類耳，特魏尚重劍而晉則尚刀矣。晉張協作《七命》及《太阿劍銘》，對於刀劍鑄造之術頗有所貢獻，但均系鐵制者矣。兩晉射遠器，因去漢未久，恐尚用漢遺銅鏃，但其數甚少，鐵鏃較多；漢制銅弩機，晉人恐尚襲用之，但晉制者罕見耳。晉人好用大弩，名之神弩，夸言萬鈞神弩。如《晉書·輿服志》曰：「中朝大駕鹵簿，以神弩二十張夾道，其五張神弩置一將，左右各二將。又有由基一行，弩一行，弩一陣。官志三衛前驅，由基強弩為三部司馬。馬隆請募勇士，限腰引弩三十六鈞，弓四鈞，立標簡試（是為後世武人考試製之始，直至清末未衰）。義熙六年十二月，劉裕擊盧循，軍中多萬鈞神弩，所至莫不摧折。」潘岳《閒居賦》曰：「元戎禁營谿，子巨黍異絭。同機炮石雷，駭激矢蟲飛。」此指晉弩機而言其威力也。晉嵇含《木弓銘》曰：「弦弧走括，截飛駭止。射隼高牆，出必有礙。既以禦侮，亦以招王。」江統《弧矢銘》曰：「幽都筋角，會稽竹矢。《易》以獲隼，《詩》以殪兕。伐叛柔服，用威不題。」均以見晉人趨重弓矢制之一斑，至於晉人防禦武器，出土實物，殊難見及，載籍則間有記錄。如《晉書·馬隆傳》曰：「隆討西羌，夾道累磁石，賊負鐵鎧行，不得前，隆卒悉被犀甲（一雲馬隆兵著牛皮鎧），無留礙，賊以為神。」據此可知周人鮮用銅甲而廣用犀兕甲冑者，利其輕便耳，晉人襲其遺風，尚可勝羌人之鐵鎧焉。又《晉書》曰：「晉鎧甲函犀七屬，浴牛千群……晉重鎧浴鐵。……桓伊有馬步鎧六百，上之。……庾翼與燕王書，致襦鎧。」又晉《陶公故事》曰：「臣侃奉獻金華大羌盾五十幡，青綾金革盾五十幡。」可見晉人不但依古制以革屬制盔甲，且亦以革制盾。革居土中易腐化，是以出土實物難見也。 五胡之銅兵，不易見及，第五十六圖版第五號大銅劍格，或系胡人之劍格，因藏主福開森，曾同時在陝西購入其他胡人兵器，即第五十五圖版第四、五兩號青銅器是也。第四號立馬及第五號雙角人首，均系胡人之旗首，可見其兵器裝飾之一斑；馬形與河南等地出土北魏時代之陶器土俑馬形相類似，胡馬嘶風狀也。關於五胡兵器之記載，《匈奴傳》可以參考，其他載籍，亦偶有所述。如《晉書》載赫連勃勃造兵事曰：「……赫連勃勃委阿利造五兵之器，精銳特甚。射甲不入，即斬弓人，入則斬鎧匠。既造龍雀大環百鍊剛刀，復鑄大銅鼓，飛廉翁仲銅駞龍獸之屬，皆以黃金飾之，莫不精麗。」銅鼓而飾以黃金，此為五胡兵器富麗之一證。《東觀漢記》曰：「鄧遵破匈奴，得劍匕首二三千枚。」均匈奴銅劍也。應劭《漢書注》曰：「徑路，匈奴寶刀也。」一千八九百年以前，五胡即有此種良兵，殊可讚嘆。五胡之射遠器，亦為長弓大矢，匈奴射術甚精，其器必佳，惜寶物難見。五胡防禦武器亦精，且多系銅鐵所制，其堅銳光耀，勝於革制者。《北史·突厥傳》曰：「突厥姓阿史，初自平涼以五百家奔蠕蠕，世居金山之陽，為蠕蠕鐵工，金山形如兜鍪，俗號兜鍪突厥，突厥因以為號。」凡此均以見五胡等族防禦武器之精良。南北朝時代以迄隋代之銅兵，實物殊難見及，金陵地下出土物，亦僅見及非兵器之銅器（南京古物保存所中有數具），即鐵兵亦罕有也。依載籍度之，六朝長兵，必依晉制重槍，即矛之變形也；戟則完全變為儀仗衛閽之器，與周秦前漢之戟異形，戈已早亡，殳亦早無聞矣。六朝短兵，刀劍並用，刀已全系鐵制，劍或尚有銅製者，實居少數，鐵劍較多，匕首亦用鐵制。大抵兵士多用刀槍，高級官則尚多佩劍者，是以鑄劍專家，尚有所聞。如梁季秣陵道士陶弘景，即其中之一人也。陶氏著有《劍經》，開道家習劍術之風。又著《古今刀劍錄》，其中盡附會穿鑿之詞，可見晉以後劍之實用日亡，而神話連篇，導人迷信矣。六朝劍未聞有出土者，至於陶氏自鑄之劍謂用金銀銅鐵錫五色合為之，事實上容或可能，但惜未指示其配合之成分耳。又言長短各依劍術法，而未見有劍術法一書，亦難於研究矣。其他載籍，亦偶記及六朝兵器。如《南史》載：「齊高帝以劉懷祖為齊郡太守，賜玉環刀一口。」是六朝之刀尚有環，猶如漢制，唯環系另飾，且有玉環刀焉。又載：「席闡千獻梁武帝銀裝刀。」是六朝之刀，亦有銀裝者。不知僅以銀裝柄飾刃，抑且以銀裝鞘飾套否耳。《通典》曰：「後魏有千牛刀，御刀名也。」《梁書》曰：「梁劉孝儀為晉安王，謝東宮，賜玉環刀。」是梁亦用玉環刀，均漢室遺制。梁簡文帝《謝敕賚善勝威勝刀啟》曰：「冰鍔含采，雕玉表飾。」是又刀之有玉飾者，非只以玉為環也。《南史》曰：「宋貶讓諸侯王條格，劍不得鹿盧形。」鹿盧者，鞘上掛劍之玉飾，漢人稱為昭文帶，是六朝時尚用之也。《北史》曰：「魏畢眾敬獻銀裝劍一口。」是北魏亦有銀裝劍，與南朝同。六朝射遠器，亦重弓矢，大弩不多，漢銅弩機之用漸亡，銅鏃亦絕跡，盡用鐵鏃，箭形亦與後代之物相似。六朝防禦武器，尚不弱於晉代，但已不敵五胡之銅盔銅鎧堅盾矣。梁簡文帝《從軍行》曰：「冰城朝浴鐵，地道夜銜枚。」徐陵《歐陽頠碑》曰：「浴鐵蔽於川原，摐金駭於城堞。」浴鐵摐金，皆銅鐵制之甲冑，已脫周人革制之風，而襲五胡之制矣（趙武靈王已胡服騎射，胡人兵精器利，戰國時已然）。但閱《北史·白蘭傳》曰：「周保定元年，遣使獻犀甲鐵鎧。」是犀鐵尚並用也。又《賀若誼傳》曰：「突厥為邊患，賀若誼重鎧上馬，北夷憚之。」重鎧蓋鐵制而飾銅者也。又《陽休之傳》：「齊文宣郊天，百寮咸從，休之衣兩襠甲。」梁簡文帝《南郊頌序》曰：「玉鎧犀衣之士，連七萃而雲屯；珠旗日羽之兵，互五營而星列。」是雖文學藻飾之詞，亦可透露南朝戰士尚用犀衣，而鎧上或有綴玉之消息。《梁書·元帝紀》曰：「突騎短兵，犀函鐵盾。」又虞世基《講武賦》曰：「衝冠聳劍，鐵盾銅頭。」是六朝人所用之鐵盾，乃以銅為首，利其不銹而生光也。但六朝人之盾，雖以銅鐵制，而體不厚笨，面亦不甚闊大，故能高舉以御矢石。如《南史·梁宗室藻傳》曰：「乘平肩輿，巡行賊壘，賊聚弓亂射，矢下如雨，從者舉盾御箭。」其盾必不甚重大也。 隋繼六朝，三十餘年，兵器無所更變，更無進化可言。 唐代長兵，早已無戈，斧制亦失，戟已淪為儀仗衛門之器，形式近於後世所謂方天畫戟，大都鐵制。周秦及漢初之銅戟，偶有出土者，唐人已目之為古物矣。如《唐書·尹師貞傳》曰：「師貞家掘地，獲古戟十二，置於門前。」是其例也。《唐書》又曰：「李峴兄弟，同居長興里，第門列三戟。」又曰：「唐柳仲郢為諫議大夫，每遷必烏集，昇平里第庭樹戟，架上皆滿。」庭第滿架皆戟，此已屬於官制排場儀仗之屬，而戟之實用衰矣。唐代矛頭，異於周秦及漢初之器，而近於後代槍頭，其柄有時頗長，有時短柄短刃如槍，略似晉永昌槍頭。唐矛均系鐵制銅箍銅飾，唐初或亦尚用銅矛，但其數或不多（第五十五圖版第二、三兩號）。唐代鐵刀，想已有裝長柄用為長兵者，或尚用銅為箍為環為飾，惜鐵腐土中，殊鮮實物可示耳。《五代史》曰：「唐明宗出涿州，遇契丹，戰不勝，諸將引去，石敬瑭敗至河中馬踣，李瓊以長矛援出之。」此言唐將用矛之長也。唐《李光弼傳》曰：「光弼裨將，援矛刺賊洞馬腹。」此言裨將均用長矛也。又《唐紀》曰：「李光弼裨將白孝龍，挺身挾二矛，取河陽大將劉龍仙首級。」此言唐將之用雙矛者。但雙矛猶如雙戟，用法不便而用者亦極少，非常制之兵耳。 唐代短兵，刀劍並用，且有錘鐧等雜兵出現。刀均鐵制銅飾，劍與雜兵，則尚有完全銅製者。唐劍有二特點，應予注意。一即形式之變遷，樹後世劍形之鼻祖。周劍形制甚繁，可分為七八類，尚難悉舉，前已言之。秦劍宗周，僅刃體較長耳。前漢之劍，亦依周制，體亦較長，但已趨於簡單化，且僅偏重甲種周劍一種。後漢之劍，有特形者，但為數不多（第四十七圖版第一號），其常形者，臘已變為獨立劍格，首亦與莖分立，且多用玉為首者，然尚可見及周劍之大體也。唐劍形式，則已完全變更，失去周制，而獨樹一型，後人守之，千數百年而無所變改，此可謂劍至唐代即為後世之統一模型矣。此種千數百年未變之形式，可以第五十六圖版第三號唐代銅劍為其代表器。此劍刃寬而長，中有脊，作斜方切體形，刃之下端雖稍窄，但不甚顯著，刃尖作寬度銳角形，近於直角，其兩邊與刃鋒銜接處，不圓而尖，此完全後世鐵劍刃之常形，直至清末未變也。劍格與劍首，均作雲頭形，格凸出於刃之兩面，而首亦凸出於莖之兩面，莖之上下，微向內彎，莖體作六角形，此種劍柄，亦完全為後世鐵劍柄之常形，直至清末未變也。故曰，中國劍形，至唐代而統一。同圖版第四號含光銅劍，銘文字體不古，刃亦只有中脊，而無邊垠，亦系唐代之器，但有魏或晉劍之可能性。其柄雖尚帶有周代銅劍玉柄之略形，然已備具後世劍柄之要素，首、莖、臘，三部分之形制，均與第三號劍柄大相類似矣。第三號劍之刃、臘（格）、莖、首，均系青銅質，均系一爐所冶，系各部一體之劍，尚存周劍遺風，其形制則永為後世之模範，此其所以為貴也，惜其器已為美人攫去矣。二即劍身鑲嵌及花紋雕鏤之變遷，盡反周秦漢晉之制，而開後世仙俠神話之端，此亦為中國劍史上重大之變化。周至漢時，劍重刃質，劍銘則僅載人名年份或劍名，雕鏤鑲嵌之藝術極精，尤以戰國之劍為最。柄上有以金銀及綠松石鑲嵌者，臘及首雕刻凸體（或凹體）精美花紋，及獸形，或饕餮紋與雷紋，莖上有雕刻盤龍形者（參閱上章周銅劍各圖版），刃上亦有雕龍及他種圖形，尤以天然花紋刃上之花紋為超代之藝術。節言之，古人之劍，均重刃質，首求其有殺敵致果之效能，其次始為雕鏤鑲嵌之美術，銘極簡單，少僅兩字，多亦不過數字而已，且亦有無銘者，其刃亦皆上品。唐劍則反是，刃質優劣不問，鑲嵌藝術，亦不復見，士大夫心理充滿道教神仙妖邪鬼怪之說，劍乃變為鎮邪祛凶之器，一若此數尺銅鐵，鑄為劍形，即具有無上魔力者。於是家懸一劍，即以為祥，不習劍術，而以為劍自可以禦敵而勝，此種迷信之風，始自六朝道家，重以唐代信佛之結果，而神奇怪誕之談益熾矣。故自唐以後，劍類短兵，有一支為釋道所利用，而引入歧途。 唐代射遠器，亦以弓矢為最。據唐《劉黑闥傳》及《太宗紀》，唐天策府有大弓長矢，武庫有大弓。《唐六典·武庫令》曰：「弓之制有四：曰長弓、角弓、梢弓、格弓。弩之制有七：曰擘張弩、角弓弩、木單弩、大木單弩、竹竿弩、大竹竿弩、伏遠弩。箭之制有四：曰竹箭，木箭，兵箭，弩箭。」唐《官志》曰：「備身左右，掌執御弓矢。」唐《禮志》曰：「千牛備身二人，奉御弓及矢，立於東階上，西面千牛將軍奉弓，郎將奉矢。」唐《王忠嗣傳》曰：「有漆弓百五十斤，每弢之。」唐《儀衛志》曰：「親王鹵簿幰弩，一品二品四品，萬年令皆有之。」唐杜甫詩曰：「貞觀銅牙弩，開元錦獸張。」幰弩有靫，銅牙則弩飾也。唐《兵志》曰：「開元十二年更長從宿衛，名彍騎。十三年，始以彍騎分隸十二衛，總十二萬，為六番，內弩手六千（《官志》，諸衛，有弩手左右驍衛各八十五人，余衛各八十三人。隋御營弩手三萬人）。又擇材勇者為番頭，頗習弩射。又有羽林軍飛騎，亦習弩。凡伏遠弩，自能施張，縱矢三百步，擘張弩二百三十步，皆四發而二中；角弓弩二百步，四發而三中；單弓弩一百六十步，四發而二中：皆為及第。諸軍近營為堋，士有便習者，教試之，及第者有賞。」此均述騎士之弩。其弓均銅飾，箭亦箍銅，鏃則盡鐵矣。唐張雲《咸通解圍錄》曰：「南蠻有執旗者，傅城發靜塞弩貫之。」此則唐代守城之大弩，名為靜塞弩者也。唐時西蜀弩名尤多，大者莫逾連弩。十矢謂之群鴉，一矢謂之飛槍，通呼為摧山弩，即蜀時孔明所謂元戎也。又有八年威邊定戎靜塞弩，亦固塞守城之大弩也。崔安潛曾乞洪州弩手，教蜀人用弩，選千人，號神機宮。又高崇文討蜀未下，李吉甫言宣洪蘄鄂強弩，號天下精兵。強者言力大而射程較遠也。韓滉運米饋，李晟船置十弩相警捍。又於宣州教習長兵，鑄軍器。王棲曜為浙西將，以強弩三千涉水，夜入寧陵，希烈不知，晨朝矢集帳前，驚曰，江淮弩士至矣，遂不敢東。此皆指軍士所用之強弩而言也，弩雖強而不甚大，非靜塞等大弩之比也。杜牧注《孫子》曰：「弧矢能威天下，蓋戰法利於弧矢，非得陣不見其利，故黃帝險於蚩尤。以中夏車徒，制夷虜騎士，此乃弧矢之利也。」亦可見唐時弧矢制之盛矣（惜除壁畫及石刻之粗形外，無從得見唐代實物耳）。曩歲濟南山東省立圖書館館長王獻唐氏，惠寄該館所藏銅炮筒之寫真，其器銘曰「龍飛」，長十二點五英寸，口徑上一點三英寸，下〇點七英寸，據云系唐代之器。若然，則銅炮已萌芽於唐代乎？（第五十五圖版第六號） 唐代防禦武器，亦甚講求甲冑鎧盾之制。如唐《太宗紀》曰：「武德四年，執竇建德，降王世充，六月凱旋（一雲七月甲子）。太宗被金甲，陳鐵騎一萬，介士三萬，前後鼓吹，獻俘太廟。」鐵騎萬人，甲士三萬人，何其盛歟！《實錄》曰：「貞觀十九年五月丁丑，營於馬首山，初太宗遣使於百濟，取金漆塗鐵甲，色邁兼金。又以五采染玄金，制為山文甲。甲申，太宗親率甲騎萬餘人，光彩曜日，與李勣會遼東城下，旌旗數百里。……張長遜以兵會討薛舉，賜錦袍金甲。」可見唐代甲騎之盛裝色彩。杜甫詩亦有金鎖甲、綠沈槍之句，所謂鎖子甲者，系用鏈子銜接、互相密扣、綴合而成衣形之甲也。因其柔和便利，可抗利器，而較大型堅甲為輕鬆也。唐時銀甲較少，但有金銀合制之甲。如《唐書》曰：「苻堅使熊邈造金銀細鎧金為線以縲之。」是其一例也。唐代尚金，兼及斧鉞，如《舊紀》曰：「貞觀十二年十月己亥，百濟貢金甲雕斧。」投唐所好也。《會要》曰：「天寶元年正月一日敕，古以金飾應五行之數，宜改為金鉞，威武之義也。」可見唐人尚金之甚。古人稱銅為金，至唐時則已只稱黃金為金，銅為銅矣。唐鎧甲有明光、細鱗、金髹、烏錘、山文、光要等十數名目。如《百濟傳》曰：「武德四年，獻果下馬，後五年，獻明光鎧。」《高麗傳》曰：「帝渡遼水時，用百濟金髹鎧，又以玄金為山文鎧，士被以從。」《唐六典·武庫令》曰：「甲之制十有三：曰明光甲、光要甲、細鱗甲、山文甲、烏錘甲、白布甲、皂絹甲、布背甲、步兵甲、皮甲、木甲、鎖子甲、馬甲。……元和九年七月甲戌，命淮浙江西荊南，造甲以進。」是除鐵甲及飾銅之甲外，尚有皮甲一物也。唐皮甲之用途較少，恐其所制者，已非周秦犀兕堅甲之比，而用普通牛皮矣。但唐人亦尚崇犀革甲鎧，唯藏之宮中，奉為古物或珍品，將領不能私有耳。如唐《郭子儀家傳》曰：「上賜公犀甲一，又賜其明光甲。」是犀甲須上賜，且較明光甲，尤為貴重也。又《列傳》曰：「馬曉大理卿有犀鎧，懼而瘞之，奴告其藏甲，按之無他。」是以大理卿而懼埋犀鎧，恐干禁令，獲誅譴也。唐代鎧甲之名目雖多，而製造則未必盡屬堅韌，善射者一矢可以穿其數甲焉。如《列傳》曰：「薛仁貴討九姓將行，高宗宴內殿曰：古善射，穿七札，卿試五甲射焉。仁貴一發洞貫。」是其一例也。唐鎧如周劍，有三制，長短求合體耳。如《列傳》曰「馬燧節度河東，造鎧必長短三制，稱士所衣，以便進趨」是也。唐代甲工，以安定等地者為較著名。如《列傳》曰：「李德裕節度西川，請甲於安定，弓人河東，弩人浙西蜀，兵器皆犀銳。」系指制兵者言，非謂用兵之軍士也。至於唐甲重金，系尚黃色之故，中國帝制尚黃，不始於唐，但自唐彌甚，迄至清季未變。是以唐季尚有黃質甲鎧，則兼重其色也。如《唐書·百官志》曰：「胄曹參軍事各一人，掌兵械公廨興繕罰謫，大朝會行從，則受黃質甲鎧弓矢於衛尉。」是以帝室近侍官而用黃色甲鎧也。唐甲鎧之護片，銅鐵並用，名為裹罽，其質甚堅，可使矢鏃碰損反卷。如《唐書·李元諒傳》曰：「元諒自潼關引兵討賊，有一矢貫札，中其裹罽，為裹罽所刮，鐵皆反卷，其堅如此。」唯此類裹罽，不知有革制者否耳。日人曾搜獲唐代殘甲片多具[115]，均新疆出土者，今零圖其中四具之一部分（第四十三圖）。兩為鐵質小札，較小（第一、二兩號），兩為革質小札，較大較厚。其革經歷千餘年而不腐朽，雖因新疆氣候乾燥之故，亦可見其質料之堅好，及製造之精良矣（第三、四兩號）。唯新疆在唐代屢遭東西兩突厥部族之侵擾，突厥族之鐵革甲鎧亦極堅良，此數殘片，殊難斷定確係唐人之物，抑系胡人之物耳。宋時新疆一帶，曾為西夏、回鶻及西遼（黑契丹）諸族所占，其北又有日形強大之蒙古族，及吉爾吉思族，如認此數殘甲片為宋代之物，更難斷定其為何族之器。如屬於唐代，則較可能為唐人之甲，因唐人極重甲鎧，品質應勝於宋代之器，乃有歷千餘年而不朽之實質焉。唐代連環鎖子甲，製造極精，除上述記錄外，尚有志之者。如《唐書·西戎·康國傳》曰：「開元初貢鎖子鎧，水精杯，瑪瑙瓶，鴕鳥卵及越諾侏儒，胡旋女子。」《二老堂詩話》：「甲之精細者，謂之『鎖子甲』。」是唐代鎖子甲中，固有西域所貢之物在焉。唐甲尚有五采之制。如《唐書·禮樂志》曰：「帝將伐高麗，燕洛陽城門，觀屯營教舞。按新徵用武之勢，名曰『一戎大定』。樂舞者百四十人，被五采甲，持槊而舞。歌者和曰：『八弦同，軌樂象，高麗平，而天下大定。』」此所被甲持槊，系按新徵用武之勢。是此時戟已淪為儀仗衛閽之器，槊亦變為樂舞之兵矣。唯是唐代樂舞，亦尚有用戟之時，且不用金甲而用銀甲，利其素也。如《唐書·禮樂志》曰：「太宗制舞圖，命呂才以圖教樂工百二十八人，披銀甲，執戟而舞，每三變，每變為四陣，象擊刺往來。歌聲和曰：『秦王破陣樂』。」是雖銀甲執戟，別於戰士，仍列陣擊刺，不落武風也。所謂銀甲，不悉是否如唐金甲之鐵面塗金而塗銀，但似屬可能也。如《隋書·禮儀志》曰：「左右宗侍，陪左右前侍之後，夜則衛於寢庭之中，皆服金塗甲，左執豹環，右執貔環長刀。」貔豹皆隋朝環首長刀之以獸首為環首形者，商周尚虎，戰國雕龍，五胡喜龍雀，至隋乃降為貔豹焉。唐甲除黃白玄及五采五色以外，尚有紫色甲。如《唐書·儀衛志》曰：「夾轂隊廂，各折衝都尉一人，果毅都尉二人，檢校冠進德冠，被紫縐連甲，緋繡葵花文袍。」是紫其甲而緋其袍也。唐人甲鎧尚色彩，其鮮艷有如此者。甚至夸為二十萬人，耀照天地，言其甲之光也。如《唐會要》曰：「先天二年十月，講武於驪山之下，徵兵二十萬，戈鋋金甲，耀照天地。」是均塗金之甲也。但甲之表面雖塗金，其質體仍甚重，且有裹甲至數重者。是以唐人用兵，首重甲鎧，制度密而器具精。如《唐書·楊行密傳》曰：「乾寧二年，行密襲亳州，李簡重甲絕水縋而入，執刺史張燧，以劉金守之。」是重甲且有絕水之功用也。唐人尚甲，故言兵必言甲，稱兵精必言甲精，甚少舍甲而專言他種兵器精利者。如《唐書·王思禮傳》曰：「思禮在太原，器甲完精，人不敢犯。」是其一例也。至於唐時胡番回蠻諸族甲鎧之精良堅美，唐人亦有記載及之者。如《唐書·南蠻傳》曰：「望苴蠻者，在蘭蒼江西，男女勇捷，不鞍而騎，善用矛劍短甲，仄馬步鎧，鞮鍪皆插貓牛尾，馳突若神。」短甲步鎧鞮鍪，前已言之，皆南方銅器時期文化中先民之遺物也。鞮鍪作朱色，與唐人尚金黃之制異，其革犀質，尚存三代遺風，盾為青銅質，則系青銅文化期之遺器。如《唐書·南詔傳》曰：「擇鄉兵為四軍，羅苴子戴朱鞮鍪，負犀革銅盾，而跣足走險如飛。」是唐以苴蠻充鄉兵，而仍任其用所固有之朱鞮鍪犀甲及銅盾也。突厥及契丹族甲鎧之精良，不自唐始，前已言及，至於唐時強大之吐蕃，其甲鎧之堅良精巧，有與諸族不同之點，而近於印度人之古甲者，亦為唐人所稱道，但不知曾否仿製利用之耳。如《唐書·吐蕃傳》曰：「吐蕃之鎧胄精良，衣之周身，竅兩目，勁弓利刃，不能甚傷。」是或細網軟甲，抑銅鐵套筒形甲，被之周身，僅露兩目，而足以抵禦勁弓利刃者。若然，又較鐵片或革片鎖子甲，更為精巧便利堅固矣。 第四十三圖　唐宋殘甲片 1、2. 鐵制小札。約十分之三大。朝鮮總督府博物館藏。新疆三堡出土物。與日本東大寺正倉院傳存之鐵甲殘片比較，似均系唐宋間遺物，用絨絲革麻以連貫各片之殘跡猶存。 3、4. 皮製小札。約十分之八大。新疆出土，與三堡出土者同系。皮革上黑漆塗朱，描以環文。西本願寺橘瑞超氏所得。 第四十四圖　西夏文青銅小刀二柄 （北平燕京大學容庚教授藏器） 唐代武庫，大體似襲漢制而名物不同。如唐《職官志》：「衛尉寺卿掌邦國器械，兵器入京師者，皆籍其名數而藏之；武庫令掌藏邦國之兵仗器械，辨其名數；武器署令掌在外戎器，辨其名物，會其出入……」《六典》曰：「武庫名數，軍鼓三，金四，弓四，弩七，箭四，刀四，槍四，甲十三，鼓排六，旗三十二人，袍五，器用八。……元和九年三月乙亥，賜振武軍弓甲，八月丙子，以戎械賜宥州，十年十二月，以軍器給徐州。」據此，唐代進軍收軍，悉以皮鼓及銅鑼為號令；弓箭之外，有一射數矢，或連發數矢之大弩從焉；短兵唯刀（但將帥尚有佩劍者）；長兵唯槍，矛戟已不列於武庫戰器之中矣。甲數特多，多於袍數三倍，此為唐人重甲制之明證。旗士尤多，是以唐人記載，常有旌旗耀日之詞，以形容其盛。 唐以後無銅兵可言。一則因古兵之制漸廢，如戈、戟、殳、矛等長兵，均已廢罷，而改用槍及長刀，短兵亦漸改用無環裝柄之刀及匕首，劍漸淪為將官飾品及道家法器，銅弩機亦失其用，銅鼓則早即目為蠻夷之器而不用也。二則因鐵礦之開採漸多，鐵價較廉，冶制鐵兵較易，工師易覓，鐵器手工業，又到處繁興，銅器僅因不銹之故，而克保持為容器耳，銅兵自無制之者。三則因國際關係，銅器時代早亡，鐵器時代業已興盛於西北亞洲及歐洲各國之間；邊疆強族，如回鶻、突厥、契丹、蒙古、吐蕃諸族，亦既皆改用鐵兵，均甚精銳，潮流所趨，漢人豈能獨異，故亦視銅兵為古物，而不復用之矣。嚴格而論，漢初已為鐵器時期，唯尚有銅兵殘留，至晉唐銅兵，更完全為鐵器時期過時之物矣。後世雖偶有青銅利器發現，均非兵器性質，不過利銅之不銹，而偶制為小刃，如西夏兩小刀是也（第四十四圖）。 * * * [1]見日本《考古學論叢》一，《南京史學雜誌》，第一卷，第三期，一九二九年七月。 [2]見《參加倫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出品目錄》，一九三五年四月中文版。 [3]見《教育部第二次全國美術展覽會專刊》，一九三七年四月籌備委員會印行。 [4]見《南京史學雜誌》，第一卷，第三期，一九二九年七月。 [5]見安特生：《甘肅考古記》，載《地質專報》，甲種，第五號，一九二五年。 [6]見梅原末治：《中國青銅器時代考》，商務印書館一九三六年。 [7]見章鴻釗：《三靈解》，一九一九年。 [8]見章鴻釗：《中國石器考》，載《地質專報》，乙種，第二號，一九二七年十二月。 [9]見章鴻釗：《石雅》附錄。 [10]見陳經：《求古精舍金石圖》，清嘉慶戊寅年說劍樓雕本。 [11]見陳經：《求古精舍金石圖》。 [12]見程瑤田：《通藝錄》。 [13]見馮雲鵬、馮雲鵷：《金石索》。 [14]見馮雲鵬、馮雲鵷：《金石索》。 [15]見馮雲鵬、馮雲鵷：《金石索》。 [16]見羅振玉：《夢郼草堂吉金圖》。 [17]見吳大澂：《恆齋所見所藏吉金錄》。 [18]見劉心源：《奇觚室吉金錄》。 [19]見李濟：《殷墟銅器五種及其相關之問題》，載《慶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壽辰論文集》。 [20]見裴居立：《銅器與銅兵》，倫敦出版。 [21]見中央研究院《安陽發掘報告》，第四期，一九三三年。 [22]參閱劉嶼霞：《殷代冶銅術之研究》，載《安陽發掘報告》，第四期，一九三三年。 [23]見黃伯思：《東觀餘論》卷上。 [24]見安特生：《中華遠古之文化》。 [25]見《周禮·考工記》及羅振玉《夢郼草堂吉金圖》卷中。 [26]見《金石索》。 [27]以上各器之圖形均見《金石索》。 [28]見《奇觚室吉金文述》。 [29]見鄒安：《周金文存》卷六。 [30]見程瑤田：《考工創物小記》。 [31]見徐傳保：《中國古銅兵器鑄造之研究》。 [32]見《燕京學報》，第五期，一九二九年六月。 [33]見郭沫若：《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 [34]見郭沫若：《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 [35]參見郭沫若：《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第一七九至一八二頁，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版。 [36]見胡肇椿：《戟辨》，載《考古學雜誌》，創刊號，一九三二年。 [37]見郭寶鈞：《戈戟餘論》，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抽印本，一九三六年。 [38]表及文皆見郭寶鈞：《戈戟餘論》。 [39]見《燕京學報》第十六、十七期，一九三五年。 [40]見李濟：《殷墟銅器五種及其相關之問題》。 [41]見法國考古學家毛根（J. Morgan）：《史前人類》之第六十二圖。 [42]見程瑤田：《考工創物小記》。 [43]見黃伯思：《銅戈辨》。 [44]見阮元：《揅經室集》卷五。 [45]見馬衡：《戈戟之研究》。 [46]見陳澧：《東塾集》。 [47]參見郭沫若：《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說戟》，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版。 [48]見胡肇椿：《戟辨》，載《考古學雜誌》，黃花考古學院一九三二年版。 [49]見郭寶鈞：《戈戟餘論》，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抽印本，一九三六年。 [50]見程瑤田：《通藝錄·廬人·刺兵四》。 [51]見李濟：《殷墟銅器五種及其相關之問題》。 [52]見王晫：《兵仗記》，載《昭代叢書》卷四十七。 [53]見王晫：《兵仗記》，載《昭代叢書》卷四十七。 [54]如金（L. W. King）氏之《蘇末爾與阿卡德史》及《銅器時代》諸書。 [55]見徐傳保：《中國古銅兵器鑄造之研究》，一九三一年。 [56]見陸懋德：《中國上古銅兵考》，載北京大學《國學季刊》，第二卷，第二號，一九二九年。 [57]見安特生：《中華遠古之文化》。 [58]見《夢坡室獲古叢論·金類九》。 [59]見《百二蘭亭齋金石記》卷二。 [60]見《金石索》卷三。 [61]見郭沫若：《金文叢考·金文余釋·釋鞞》 [62]見容庚：《鳥書考》《鳥書續考》。 [63]見李濟：《殷墟銅器五種及其相關之問題》。 [64]今譯斯基泰，斯基泰人屬印歐語族。編者注。 [65]見陳經：《求古精舍金石圖》，清嘉慶戊寅年說劍樓雕本。 [66]見戈魯伯夫：《北越南及東京之銅器時期》，一九二九年河內版。 [67]見瑞典《遠東古物博物館專刊》，第二號，一九三〇年。 [68]今譯美索不達米亞，亦稱「兩河流域」。編者注。 [69]見向斯：《中國出土古劍評論》，載《遠東古物博物館專刊》，第二號，一九三〇年。 [70]見西倫（O. Siren）：《中國古代藝術》，一九三〇年巴黎版，第七七頁，第九十六圖版。 [71]見容庚：《鳥書考》《鳥書續考》，載《燕京學報》第十六、十七期。 [72]見向斯：《中國古劍之研究》。 [73]參看英倫不列顛博物院：《銅器時代指南》，一九二〇年。 [74]卡氏文見一九二五年三月上海出版之《中華美術科學叢刊》第三號。 [75]見一八七九年阿布格（J. J. A. Worsaae Aarboger）及其後謝特里（Schetelig）著《中國紅銅青銅器》、明斯特堡（O. Müsterberg）著《日本藝術史》，以及日人清少著《住友男爵之青銅藏器目》等書。 [76]見原田淑人、駒井和愛：《支那古器圖考·兵器篇》，一九三二年版。 [77]見蒙特留斯：《瑞典史前圖考》。 [78]見謝特里：《中國紅銅青銅器》。 [79]見戴希勒特（J. Déchelette）：《台納時代手冊》。 [80]見艾伯特：《史前時代百科全書》。 [81]見明斯特堡：《中國藝術史》。 [82]見伏爾薩（Worsaae）：《新舊世界之石銅器時代》，一八八〇年版。 [83]見杜勒（H. Doré）：《中國雜錄》，一九一八年上海版。 [84]參見原田淑人、駒井和愛：《支那古器圖考·兵器篇》。 [85]見《考工創物小記》《金石索》。 [86]見羅振玉：《夢郼草堂吉金圖》。 [87]見郭沫若：《釋鞞》，載《金文叢考》卷中《金文余釋》。 [88]現稱之為盧浮宮，世上最古、最大、最著名之博物館。編者注。 [89]見程瑤田：《考工創物小記》。 [90]見《越絕書》及《吳越春秋》等書。又山東圖書館已掘出周代鐵器數事。 [91]見吳大澂：《說文古籀補》卷一。 [92]見容庚：《金文編》卷三。 [93]見戈魯伯夫：《北越南及東京之銅器時代》，一九二九年河內法文版。 [94]見徐傳保：《中國古銅兵器鑄造之研究》，載《先秦國際法之遺蹟》附錄四。 [95]見梅原末治：《中國青銅器時代考》，一九三六年商務版。 [96]見《考古學雜誌》，一九二二年巴黎法文版。 [97]參閱《銅器時代古物指南》，一九〇四年不列顛博物院出版。 [98]參閱費昂：《南海古交通》，載《考古學雜誌》，一九二二年巴黎法文版。 [99]見《通藝錄·考工創物小記》。 [100]即闔閭，《左傳》作「闔廬」，《晏子春秋》「廬」字作「閭」。編者注。 [101]從前俄皇武庫中，即察爾斯戈冶—色羅（Zarskoé-Selo）別宮中，藏有馬來克力士劍一柄，系世界罕見之奇兵異寶，其圖形見拙作《亞洲古兵器圖考》。 [102]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四本，第四分，一九三四年。 [103]見《安陽發掘報告》，第二期，第二四二頁。 [104]見李濟：《殷墟銅器五種及其相關之問題》。 [105]見徐中舒：《關於銅器之藝術》，載《教育部第二次全國美術展覽會專刊》，一九三七年。 [106]如德國考古學家西爾刺（F. Hirth）及格魯特（J. J. M. Von Groot）均有專書主張此說。最近法國考古學家戈魯伯夫亦主張源出中國（見戈氏著法文《北越南及東京之銅器時代》一書，一九二九年河內版）。 [107]如法之T. de Lacouperie，奧之W. Foy及Myer，荷蘭之J. D. E. Schmeltz及Van Hoёvell諸氏。 [108]見《慊堂遺文》第二卷。 [109]見大給恆：《古銅鼓考》。 [110]見《西清古鑒》。 [111]見鳥居龍藏：《苗族調查報告》。 [112]載上海《民報》附刊，一九三七年三月。 [113]見何天行：《杭縣良渚鎮之石器與黑陶》，一九三七年。 [114]見達敦（Egerton of Tatton）：《印度及東方兵器》，一八九六年倫敦版。 [115]見《支那古器圖考·兵器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