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報學史 · 第四章　民報勃興時期

官報，無民意之可言也。外報，僅可代表外人之意思；雖其間執筆者有華人，然辦報之宗旨不同，即言之亦不能盡其意也。我國民報之產生，當以同治十二年在漢口出版之《昭文新報》為最早。次為同治十三年在上海出版之《匯報》，在香港出版之《循環日報》，光緒二年在上海出版之《新報》，及光緒十二年在廣州出版之《廣報》；斯四者皆當時深悉外情者之所為，惜國人尚不知閱報為何事，未為社會所見重耳。迨光緒二十一年，時適中日戰後，國人敵愾之心頗盛，強學會之《中外紀聞》與《強學報》，先後刊行於京滬，執筆者皆魁儒碩士，聲光炳然。我國人民之發表政論，蓋自此始。後此《時務報》與《時務日報》等接踵而起，一時報紙，興也勃焉。語其比較知名者如下： 上海：《蘇報》《國民日日報》《俄事警聞》《警鐘日報》《時報》《神州日報》《中國公報》《新世界日報》《指南報》《維新報》《博聞報》《愛國日報》《華洋報》《申江日報》《少年中國報》《獨立報》《江浙匯報》《蘇海匯報》《民吁報》《民立報》《民呼報》《天鐸報》《民意報》《時事報》《輿論報》《輿論時事報》《海上日報》《時事新報》《國民公報》《商務日報》《南方報》《世界通報》（以上日報） 《農學報》《藝學報》《算學報》《中外算報》《實學報》《萃報》《工商學報》《商務報》《江南商務報》《政藝通報》《國粹學報》《普通學報》《通學報》《學報》《新學報》《格致新聞》《新世界學報》《政治學報》《集成報》《求是報》《女報》《外交報》《求我報》《蒙學畫報》《新中國白話報》《大陸》《教育世界》《教育雜誌》《中外大事報》《五洲時事匯報》《揚子江叢報》《新小說》《科學世界》《東方雜誌》《譯林》《選報》《衛生報》《預備立憲公會報》《書畫譜報》《歐美法政介聞》《飛影閣畫報》《飛雲閣畫報》《政論》《國風報》《民聲雜誌》《進步》（以上雜誌） 北京：《京話日報》《強學報》《燕京時報》《京報》《芻言報》《北京日報》《中華報》《中國報》《全京日報》《帝國日報》《京都時報》《帝京新聞》《華字彙報》《金台組報》《憲志日報》《公論實報》《國民公報》《新聞匯報》《京津時報》（以上日報） 《啟蒙畫報》《工藝報》《憲法新聞》《地學雜誌》《北京商務報》（以上雜誌） 天津：《津報》《國聞報》《天津時報》《天津日日新聞》《大公報》《時聞報》《北方日報》《多聞報》《通報》《中外實報》（以上日報） 《國聞匯編》《農學報》（以上雜誌） 廣州：《博文報》《嶺南報》《嶺海報》《寰球報》《商務報》《紀南報》《廣智報》《羊城報》《七十二行商報》《越嶠紀聞》《南越報》《商務總會報》《人權報》《粵東公報》《公言報》《時敏報》《亞東報》《亞洲報》《醒報》《廿世紀報》《國事報》《光華報》《光漢報》《震旦報》《天運報》《國民報》《中原報》《又新報》《可報》《陀城報》《安雅書局世說編》（以上日報） 《報華五日大事紀》《南洋七日報》《半星期報》《農工商報》《保國粹旬報》（以上雜誌） 潮州：《公理報》 蘇州：《蘇報》《蘇州白話報》《日新報》 無錫：《錫金日報》（日報）《無錫白話報》（雜誌） 鎮江：《揚子江日報》 揚州：《淮南日報》（日報）《廣陵濤》（雜誌） 蕪湖：《商務日報》《皖江日報》《皖報》《鳩江日報》 安慶：《愛國新報》 南昌：《博聞報》《新民報》《自治日報》 九江：《江報》 贛州：《又新日報》 漢口：《漢報》《商務報》《武漢新報》《中西報》《大江報》《夏報》《楚報》《湖北日報》《漢皋新聞》《鄂報》《繹言報》《新漢報》《大漢報》 武昌：《通俗報》《湖北商務報》 長沙：《湘報》《長沙日報》（以上日報）《外交俚語報》《湘學報》《經濟報》《廣雅俗報》《算報》《蒙養學報》《演說通俗報》《通俗教育報》（以上雜誌） 重慶：《救時報》《重慶日報》（以上日報）《渝報》《廣益叢報》（以上雜誌） 成都：《蜀學報》《蜀報》（雜誌） 濟南：《濟南報》《簡報》（以上日報）《國文報》（雜誌） 煙臺：《膠州報》《芝罘日報》《山東日報》《勃海日報》 青島：《青島報》 太原：《晉報》《晉陽日報》 奉天：《東三省日報》《大中公報》《微言報》《醒時報》《盛京報》 吉林：《自治日報》 長春：《長春公報》 營口：《營商日報》 哈爾濱：《濱江日報》《東陲公報》 伊犁：《伊犁白話報》 杭州：《杭報》《經世報》《全浙公報》《浙江日報》《危言報》（以上日報） 《杭州白話報》《醫學報》《五日報》《新政交儆報》《群學社編》（以上雜誌） 寧波：《四明日報》《甬報》 廈門：《漳泉日報》《福建日日報》（以上日報）《鷺江報》（雜誌） 福州：《福報》《福建日日新聞》《福建日報》《福建新聞報》（以上日報）《福建七日報》（雜誌） 汕頭：《嶺東月報》《中華新報》 貴州：《西南日報》 桂林：《廣仁報》（日報）《官話報》（雜誌） 梧州：《廣西新報》 香港：《循環日報》《中國日報》《公益報》《維新日報》《香港新報》《公益報》《有所謂報》《少年報》《香港商報》《通報》《廣東報》《香海日報》 澳門：《澳報》（日報）《知新報》（雜誌） 新加坡：《天南星報》《日新報》《叻報》《總匯新報》《圖南報》《中興日報》《陽明報》 檳榔嶼：《檳城新報》 雪梨：《東華新報》《廣益華報》 爪哇：《烏島日報》 巴達維亞：《華鐸報》 馬尼剌：《岷報》 舊金山：《文興日報》《金港日報》《華洋報》《大同晨報》《世界日報》《少年中國晨報》《翰香報》《實文報》《中西報》《華美報》《萬球報》 檀香山：《新中國報》《隆記報》《華夏報》《麗記報》 溫哥武：《大漢公報》《華英日報》 紐約：《光報》《紐約日報》 巴黎：《新世紀》 神戶：《東亞報》《日華新報》 東京：《浙江潮》《湖北學生界》《江蘇》《雲南雜誌》《四川雜誌》《河南》《晉乘》《粵西》《直說》《遊學譯編》《譯書匯編》《新譯界》《中國新報》《學報》《牖報》《學海》《醫藥學報》《衛生世界》《中國商業》《研究會日報》《南洋群島商業》《研究會雜誌》《農商雜誌》《中國蠶絲業會報》《法政學交通社月報》《政法學報》《憲法新志》《大同報》《廿世紀之中國女子》《新女界》《廿世紀之支那》《天義報》《民報》《復報》（以上雜誌） 橫濱：《大同學錄》《開智錄》《清議報》《新民叢報》（以上雜誌） 高麗：《皇城新聞》 暹羅：《啟南報》《華暹新報》 西貢：《光興日報》 以上各報，其中一大部分，始因外侮之刺激，倡議維新，繼以滿人之頑固，昌言革命。武漢義旗一舉，而清社遂屋。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 第一節　日報之先導 我國人自辦之日報，開其先路者，實為《昭文新報》，《循環日報》次之，《匯報》《新報》《廣報》又次之。今碩果僅存者，惟《循環日報》耳。 《昭文新報》於同治十二年閏六月，即民國前三十九年創刊於漢口，為艾小梅所發起。最初每日一出，以閱者甚少，乃改為五日一出。但銷路仍不佳，未幾遂停。 《循環日報》，創刊於同治十三年之春。先是，有王韜（紫詮）者，以上書太平天國忠王李秀成之嫌，清廷欲得而甘心，乃隨麥華陀牧師走香港。旋應英華書院之聘，編輯《聖經》，遂家焉。迨歐海理牧師解散英華書院，王氏遂與該院買辦黃平甫集股購入，易名中華印務總局，此同治十年事也。後就印務總局改組《循環日報》。「循環」雲者，意謂革命雖敗，而借是報以傳播其種子，可以循環不已也。王氏自主筆政，洪幹甫及其婿錢昕伯輔之。錢氏蓋奉《申報》主人美查之命，赴港調查報務以資仿效者也。初創時，新聞用洋紙印刷，船期尚用土紙（南山貝）。新聞常占篇幅三分之一，區為三欄：首欄選錄《京報》，次欄為羊城新聞，又次則為中外新聞欄。然其時交通未便，消息難通，故主筆政者常須述野語稗史以補白。次年，附刊月報，擇重要時事匯為一冊，每年取費一元。嗣因銷數不多，未期年而罷。當時該報有一特色，即冠首必有論說一篇，多出自王氏手筆。取西制之合於我者，諷清廷以改革。《弢園文錄外編》，即集該報論說精華成之。其學識之淵博，眼光之遠大，一時無兩。自是而後，上海、新加坡等地報紙漸興，互相轉錄，材料遂不虞缺乏。光緒四年，該報因省港消息靈通，特將每日報紙於先一夕派送，是為香港漢文晚報之先聲。但往省船隻，例於下午四時開行，而報紙印竣須在八時，故寄往廣州澳門者，仍須俟諸次日。歷四年，因時促事忙，遂取消晚報。光緒三十年，增加篇幅，分為莊諧二部，附以歌謠曲本，字句加圈點，閱者一目了然。光緒三十四年，京滬要事以電報傳達，於是港中各報遂以專電互競優劣。近年該報又迭有改良，無待縷述矣。 《匯報》，於同治十三年五月初三日創刊於上海，為中國第一留學生容閎（純甫）所發起。集股萬兩，投資者多粵人，招商局總辦唐景星實助成之。然又以文字易於賈禍，乃延英人葛理為總主筆，黃子韓、賈季良等為編輯。新聞中時涉及官事，股東不以為然。至七月二十一日，由葛理出名承頂，易名《匯報》，延管才叔為主筆。以《申報》為外人所開設，遇有當時以為不利於中國之事，即與之筆戰。但營業不佳，乃清理賬目，加入新股，於光緒元年六月十四日，易名《益報》，延朱蓮生為主筆。至是年十一月初七日，朱氏辭職，斯報遂廢。此三報以為時勢所限，致難銷行。然每日報首必載新聞目錄，使閱者一目了然，是其特色也。 《新報》，於光緒二年十月初八日創刊於上海。由各省商幫出名，而其款實出自道庫。新聞中英文並列；後此《南方報》《太平洋報》實仿之。惟外人未必閱此報，故次年五月即將英文取消，報名亦改橫寫為直寫。至八年五月二十九日，以銷路不暢，遂歸併於製造局。 《廣報》，於光緒十二年五月二十三日創刊於廣州，為鄺其照（蓉階）所發起。延吳大猷、林翰瀛為主筆。其形式與《申報》同。當道以報館之館字不妥，令改為局字。光緒十七年，以事觸怒粵督李小泉，令番南兩縣封閉，不准復開。有「辯言亂政，法所不容。廣報局妄談時事，淆亂是非，膽大妄為，實堪痛恨，亟應嚴行查禁，以免淆惑人心！」等語。該報不得已，乃遷沙面租界，請英商必文出面，改名《中西日報》，繼續出版。後又易名《越嶠紀聞》，但不久亦停。 第二節　《中外紀聞》與《強學報》 強學會者，清季維新運動之總機關也。先是，康有為及其弟子梁啓超、徐勤、湯覺頓等，在南方組織桂學會，謂非變法自強，則無由救國；並聯合公車一再伏闕上書請求革新政治，此光緒二十年事也。時北方由文廷式之主倡，亦有強學會之組織，已而改為強學會書局，其目的亦在改良政治。其會員有黃紹箕、汪康年、黃遵憲、岑春煊、陳寶琛、陳三立等，而工部尚書孫家鼐、湖廣總督張之洞胥其有力之後援者。康有為等聞之，因即遵海北游，往來上海北京，加入斯會，於是強學會勢益大振，時光緒二十一年秋季也。斯會最初著手之事業，為辦報館與圖書館。袁世凱首捐金五百，加以各處募集，得千餘金，遂在北京後孫公園設立會所，向上海購得譯書數十種，而以辦報事委之梁啓超，英人李提摩太亦參與之。當時會中殊無自購印刷機器之力，而坊間亦不聞有此物，乃向售《京報》處，托用粗木板雕刻印行，日出一冊，名曰《中外紀聞》。其形式與《京報》相似，即托售《京報》人隨《宮門鈔》分送諸官宅，酬以薪金。發行月余，每日居然可送出二三千冊。是年冬季，上海分會亦發行《強學報》[1] ，用鉛字排印，每日出一小冊，亦不取費。守舊派見而忌之，由楊崇伊奏請封禁。翌年二月下諭：「御史楊崇伊奏參翰林院學士文廷式一折，據稱文廷式在松筠庵廣集徒眾，妄議朝政，及賄通內監，結黨營私等事。雖查無實據，事出有因。文廷式著革職永不敘用，並即行驅逐回籍，不許逗留。」於是《中外紀聞》與《強學報》，遂同歸消滅。 注釋 [1]康有為之《強學會報》序云：號物之大者，曰駝、象、騾、馬、牛，皆彭亨龐巨，倍於人體。然而檻之，縶之，服之，乘之，甚且刲之，炰之。駝、牛、馬宛轉悲啼痛苦，受縶、縛、駕、乘、刲、炰，而呼號終莫救，仇怨終莫雪者，何哉？為其弱也。牛馬無罪無辜，服勤供役，勞亦甚矣；而不免宰割者，何哉？為其愚也。《書》曰：「兼弱攻昧」，既弱既昧，自召兼攻，奈之何哉？嘗考三千年青史氏之冊，五大洲萬國之志，若劉石之破洛陽，耶律氏之取石晉，金斡離不之破汴，驅虜搒掠，有若犬羊，斷殊骨肉，宛轉道路，託命異類，寄生鼎俎。當此之時，其與象、駝、牛、馬之受縶、縛、駕、乘、刲割，豈有異哉？豈有異哉？彼馬基頓之破波斯，回教突厥之破羅馬，及近者泰西之分非洲，虜掠凌暴，異種殊族，皆以愚弱被吞食者。然則天道無知，惟佑強者。《易》首系乾以自強不息；洪範六極，弱居極下。蓋強弱勢也，雖聖人亦有不能不奉天者歟？然則惟有自強而已。夫強者有二：有力強，有智強。虎豹之猛，而扼於人；虎豹不能學問考論則愚，人能學問考論則智，是智勝也。至於天人、鬼物、昆蟲、草木，莫不考論，則益智，故貴學。美人學會繁盛，立國百年，而著書立說多於希臘羅馬三千年。故兵僅二萬，而萬國莫敢誰何？此以智強也。夫物單則弱兼則強，至累重什百千萬億兆京陔之則益強。荀子言物不能群，惟人能群，象、馬、牛、駝不能群，故人得制焉。如使能群，則至微之蝗，群飛蔽天，天下畏焉，況莫大之象馬而能群乎？故一人獨學，不如群人共學；群人共學，不如合百億兆人共學。學則強，群則強；累萬億兆皆智人，則強莫與京。吾中國地合歐洲民眾倍之，可謂龐大魁巨矣，而吞割於日本。蓋散而不群，愚而不學之過也。今者思自保之，在學群之。昔在京師，既與諸君子開會以講中國自強之學，朝土集者百數，然猶未足合天下之才。海內耆賢通學，捧手推襟，欲推廣京師之會，擇合群之地，而益宏厥規則。滬上總南北之匯，為士夫所走集，乃群中外之圖書器蓺，群南北之通人志士，講習無間，而因推行於直省焉。凡吾神明之胄，衣冠之族，思保其教，思保其類，以免為象駝牛馬之受檻、縶、刲割，豈無同心乎？抑其甘淪異類耶？其諸有樂於會友輔仁歟？仁者何？仁吾神明之胄，先聖孔子之教非歟？ 第三節　雜誌之勃興 北京強學會既被封禁，其上海支會不得已乃改為時務報館；由汪康年為經理，梁啓超為主筆，努力繼續鼓吹其主張，時光緒二十二年七月也。《時務報》每旬一冊，每冊二十餘頁，以石版印連史紙上，極清晰而美觀。所載有論說、諭折、京外近事、域外報譯等；而域外報譯，獨占篇幅至二分之一而強。時四方新學士子喜康梁之議論新穎，群相呼應，起而組織學會討論政治問題與社會問題。舉其著者，如長沙之湘學會、時務學堂；衡州之任學會；蘇州之蘇學會；北京之集學會；其他如算學會、農學會、天足會、禁菸會等，尤不可以計數，而每會必有一種出版物以發表其意見。於是維新運動，頓呈活躍之觀，而雜誌亦風起雲湧，盛極一時。《勸學篇》謂：「乙未以後，志士文人創開報館，廣譯洋報，參以博議，始於滬上，流衍於各省，內政外事學術皆有焉。雖論說純駁不一，要以擴見聞，長志氣，滌懷安之鴆毒，破捫龠之瞽論。於是一孔之士，山澤之農，始知有神州；筐篋之吏，煙霧之儒，始知有時局。不可謂非有志四方之男子學問之一助也。」蓋指此時而言也。 《時務報》乃捐款所開辦，而湖廣總督張之洞所捐最多。張以報中論說太新，頻加干涉，視主筆若資本家之於僱傭。時梁啓超年少氣盛，不能耐，翌年冬舍而之他；報事遂由汪康年一人主持。迨光緒二十四年夏，朝廷允御史宋伯魯之請，改《時務報》為官報，命康有為督辦。汪康年乃改《時務報》為《昌言報》，延梁鼎芬為主筆，另行出版。於是時務報館乃發生移交與否之問題，而大開筆戰。但未幾戊戌事起，康梁出走海外，《昌言報》亦旋停。此事遂無人過問。[1] 梁啓超走日本後，又創《清議報》，以攻擊慈禧太后及剛毅、榮祿為事。清廷相疾甚，至禁止入口。庚子後，創《新民叢報》，偏重灌輸常識，極受社會歡迎。嘗複印十餘版，至今流行。光緒三十三年，發起政聞社，發行機關報，名曰《政論》，但旋為清廷所封禁。宣統二年，創《國風報》，從各種政治問題，為具體之研究討論，思灌輸國民以政治常識。與《新民叢報》同時又創《新小說報》，以鼓吹革命。中有一小說，名《新中國未來記》，其理想的國，號曰大中華民主國，所言多與後事暗合。 《清議報》，創刊於光緒二十四年十月，每旬出版於橫濱，每冊約四十頁。所載分論說、名家著述、新書譯叢、文苑、外論匯譯、紀事、群報擷華等。閱三年，以不戒於火而止。 《新民叢報》，創刊於光緒二十七年冬季，每半月發行於橫濱，發行人為馮紫珊。每冊約四十頁。所載分論說、學說、時局、政治、雜評、小說、文苑等。出至七十二冊而止。 《政論》，創刊於光緒三十三年九月，每月發行於上海，由蔣智由編輯，為政聞社之機關。每冊六十餘頁，所載分演講、論著、記載、社報等。出至七期而止。 《國風報》，創刊於宣統二年正月，每旬出版於上海，發行人為何國楨。每冊五六十頁。所載分論說、時評、著譯、調查、紀事、文苑等。出至五十三期而止。 當時繼《時務報》而起者，為光緒二十三年正月在澳門出版之《知新報》，同年三月在長沙出版之《湘學新報》，時有三足鼎立之稱。 《知新報》由康廣仁、何廷光為經理，徐勤、何樹齡等為主筆。始五日一出，後改每旬一出，每冊約十五頁，杭連紙鉛印。所載分論說、上諭、近事、譯報等。初擬名《廣時務報》，後以報主維新不取復沓，乃用此名；至光緒二十四年十二月始止。 《湘學新報》後簡稱《湘學報》，為長沙校經書院所編輯。每旬發行，每冊約四十頁，木刻連史紙印。內分史學、掌故學、輿地學、算學、商學、交涉學、格致淺例等，蓋講義體也。出至二十三期而止。 其以紀述國內外大事與介紹新學術與新知識，繼此發行，足資稱述者，有光緒二十三年七月在杭州出版之《經世報》；同年八月在上海出版之《實學報》；同年十月在重慶出版之《渝報》；光緒二十四年三月在成都出版之《蜀學報》；五月在上海出版之《東亞報》；光緒二十七年正月在上海出版之《東方雜誌》及《譯林》；光緒二十八年六月在廈門出版之《鷺江報》；光緒二十九年正月在上海出版之《大陸》；光緒三十三年三月在廣州出版之《振華五日大事記》；及三十四年三月出版之《半星期報》；與宣統二年七月在成都出版之《蜀報》。 《經世報》為章炳麟（太炎）、宋恕等所編輯，論說外，多譯英法文報章；十餘冊即止。 《實學報》為王斯源、王仁俊等所編輯，每月三冊，首載章奏及英日報文，後附刻中西人書籍甚多，均未全。原此報主義，將分天地人物為四綱，包舉宏廣；惜十餘冊即止。 《渝報》之總理為宋育仁（芸子），主筆為潘清蔭（季約）。每旬發行，每冊約二十頁，木刻貢川紙印。所載分諭折、譯報、新論、川省物價、渝城物價、各省新聞、本省新聞、外國新聞等；出至十六期而止。 《蜀學報》每旬發行，為尊經書局所出版。每冊約二十五頁，木刻毛邊紙印。總理為宋育仁，主筆為吳之英（伯傑）。所載分諭旨、學會講義、專論、海外近事、中國近事、蜀中近事等。《叢書報》為此報之附刊。 《東亞報》為韓曇首等所編輯，分論說、宗教、政治、法律、商務、藝學、經世文選諸門。每月三冊，發行未一年而止。 《東方雜誌》，為商務印書館所出版，注意國內外大事。始每月一出；十七年後，改為半月刊。至今繼續發行，為雜誌中時期最長久而最努力者。前年為該報二十周年紀念，曾取二十年內材料之有系統者，仿叢書體例，編為《東方文庫》，計八十二種一百冊，該報精粹之所在也。 《譯林》每冊二十五頁，考貝紙印。所載分法律、經濟、名人傳、商業史、遊記等。執筆者為林長民、魏易等，林紓監譯。出至十二冊即止。 《鷺江報》每旬發行，每冊二十餘頁，杭連紙印。所載分論說、諭折、中國紀事、各國紀事、匯論、西文譯編、閩嶠瑣聞等。出至八十六期而止。 《大陸》為歸國留日學生江吞所編輯。每月發行，每期約百頁。所載分言論、學術、史傳、軍事、商工、教育、時事批評、雜錄、文苑、小說、外論等。出至三十四期而止。 《振華五日大事記》，每小冊約二十頁。所載分論說、群言、學理、世界大事、中國大事、本省大事、淺說、白話、粵聲等。出至五十一期而止。 《半星期報》，每三日發行，為莫梓軨所編輯。每冊約二十頁。所載分論說、短評、科學、新法、群言、小說、文苑、世界大事、中國大事、本省大事等。 《蜀報》，每半月發行，每冊約三十頁，鉛字考貝紙印。由朱山編輯。所載分論著、文匯、譯叢三大類。出至十二期而止。 其仿各史紀事本末及中西紀事體者，有光緒二十三年八月在上海發行之《萃報》，主持之者為朱強父。每周發行，連史紙石印，每冊約三十頁。所載分諭折、中國要務、各國要務、中華新聞、外事新聞、《路透》電音等。繼之者為同年九月出版之《求是報》，為曾仰東、陳彭壽等所編輯。內編分交涉、時事、附錄；外編分西報、西律、製造、格致、泰西稗編諸門，所采多出自法文書報。每旬發行。後此又有《集成報》，及光緒二十八年所出之《選報》，均每旬發行。而《集成報》印刷最精，所載多各省緊要成案，及各使館檔案，分類編纂，刪繁而就簡焉。 其提倡改良農工商事業者，有光緒二十三年四月在上海出版之《農學報》；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出版之《工商學報》；光緒二十九年出版之《商務報》；光緒三十三年在廣州出版之《農工商報》與《實業報》。 《農學報》，每半月發行，每冊約二十五頁，連史紙石印。主持之者為羅振玉（叔蘊）、蔣斧。所載分公文、古籍調查、譯述、專著等。二十四年改為旬刊，九月讓渡於日人香月梅外。出至三百十五冊而止。 《工商學報》，為張德坤編輯，每月四冊，每冊二十餘頁，連史紙石印。所載分諭折、論說、公牘、工商情形、譯論、調查、市情。不久即停。 《商務報》，每旬發行，每冊三十餘頁。所載分上諭、公牘、論說、淺說、商情、譯述、實業、小說等。出至六十五期而止。 《農工商報》，編輯者為江寶衍（俠庵），每旬發行，每期約二十餘頁。所載分論說、農業、工業、商業、工商時事等。至四五十期，改名《廣東勸業報》，至宣統二年始止。 《實業報》，每旬發行，每冊約二十頁，為曾公健等所創辦。體例與《農工商報》相仿佛。至光緒三十四年十月止。 其偏重數理者，有光緒二十三年七月在上海出版之《新學報》；光緒二十四年三月出版之《格致新聞》；光緒二十七年出版之《普通學報》；光緒二十八年出版之《中外算報》。 《新學報》，每半月發行，為新學會與算學會所編輯。每冊二十餘頁，石版連史紙印。所載為上諭、算學、政學、醫學、博物等。 《格致新聞》，每旬發行，為朱開甲、王顯理所創辦，連史紙石印。報中有問答欄，頗便於初學者。又設學舍，請教士講演，並實地試驗，且得代購一切理化器械。後因事中止，與《益聞錄》合併。 《普通學報》，每月發行，連史紙石印小冊，每冊約四十頁。所載分經、史、文、算、格致、博物、外國語、學務等。 《中外算報》，每月發行，有光紙石印小冊，每冊二十餘頁。為杜亞泉等所編輯。 其專言教育者，則有光緒二十七年四月在上海出版之《教育世界》，與宣統元年正月出版之《教育雜誌》。 《教育世界》之創刊，為羅振玉所發起，王國維為主筆，每旬發行。初專事譯述；自六十九期起，改為半月刊，始加改良，分論說、學理、教授、訓練、學制、傳記、小說、本國學事、外國學事等。出至百十六期而止。 《教育雜誌》，為上海商務印書館所出版，每月一冊。今尚繼續發行。 其注意通俗教育者，有光緒二十四年三月在無錫出版之《無錫白話報》，每五日發行，木刻活字毛邊紙印，每冊十餘頁，為裘毓芳（梅侶）女士所創辦。第五期起，改名《中國官音白話報》，每半月發行。繼此者，有《蘇州白話報》《杭州白話報》《揚子江白話報》《京話報》等，其名不勝枚舉。我國報界之有女子，當以裘女士為第一人矣。[2] 其提倡女學與女權者，則有光緒二十八年在上海出版之《女報》，為《蘇報》主人陳范之女擷芬所創辦。每月發行一小冊，每冊約二十頁。所載分論說、新聞、翻譯、教育論等。初出版時，隨《蘇報》附送六期，我國之有女報自此始。後此有丁初我、曾孟朴等所創辦之《女界月刊》；陳以益所創辦之《新女子世界》；秋瑾女士所創辦之《中國女報》。秋女士就義後，《新女子世界》與《中國女報》合而為一，易名《神州女報》。 其提倡兒童教育者，則有光緒二十四年正月出版之《求我報》，每半月發行，連史紙石印。所載分方名、正蒙二編，由淺入深，與今日通行之初等小學教科書無異。繼此者，有光緒二十九年在北京出版之《啟蒙畫報》，與光緒三十四年上海中華學會所出之《蒙學畫報》，均每半月發行，若今之兒童教育畫也。 其專言外交者，有光緒二十七年十一月上海普通學書局所出之《外交報》，及三十年所出之《日俄戰紀》。 《外交報》，每半月發行，每冊約二十頁，考貝紙印。所載分論說、諭旨、文牘、外交紀聞、譯報、要電等；出至一百三十二期而止。 《日俄戰紀》，為上海商務書館所發行，每冊約五十頁。所載分地圖、圖畫、軍事、小史、戰國文牘、海陸戰事、日本防務、俄國防務、中國中立、各國中立、韓國近事、戰地人物、雜記、時論，自開戰迄議和，凡三十冊。 其專研究外國語者，有光緒二十三年正月在上海發行之《通學報》，為任獨（申甫）所編輯。始每旬發行，二年後改為月刊。所載有英語與世界語，分歷史、地理、理化諸學科，由淺入深，與今之函授講義同。發行六年始止。 其專言僑務者，有宣統元年四月巴達維亞華巫編輯所所出之《華鐸報》，主筆為白洲。每周發行，每冊約二十頁，以引導華僑有獨立合群尚武之性質，有國家之思想為宗旨。出至次年八月而止。 其專言地理者，有《地學雜誌》，於宣統二年正月出版於北京，為中國地學會之言論機關。由張相文編輯。始全年十冊，後改月刊，有光紙印。分論叢、雜俎、說部、記事諸欄。民國八年十二月休刊。 其專言法政者，有《法政雜誌》，於宣統三年二月出版於上海，是陶保霖等編輯以研究法律政治現象，參證學理，以促進群治為宗旨。每月一冊，分社說、資料、雜纂、記事諸欄。民國四年十二月休刊。 清代文字，受桐城派與八股之影響，重法度而輕意義。自魏源、梁啓超等出，紹介新知，滋為恣肆開闔之致。留東學子所編書報，尤力求淺近，且喜用新名詞，文體為之大變。守舊者不以為然，乃創國學保存會，發行《國粹學報》等雜誌，以期挽救。但雖注重舊學，而實寓種族革命思想，是其特色也。 《政藝通報》，創刊於光緒二十八年正月，每半月出版於上海，編輯者為鄧實（秋枚）。每冊約四十頁，考貝紙印。每冊分上下兩篇，上篇言政，下篇言藝。宣統元年，改為月刊；但旋即停止。 《國粹學報》，創刊於光緒三十年正月，每月發行於上海。編輯者亦為鄧實。每冊約四十頁，所載以章炳麟、劉師培之文字為多。有光紙印。分政篇、史篇、學篇、文篇等。出至八十二期而止。[3] 《國文報》後改名《山東國文報》，創刊於光緒三十二年二月，每旬發行於濟南。每冊三十餘頁，考貝紙印。所載分論議、序跋、考古、公牘、書札、講義等。出至二十八期而止。 《國粹叢編》，創刊於光緒三十三年正月。所載為佚書、遺籍，出十二期而止。 《保國粹旬報》，創刊於宣統二年正月，每旬發行於廣州。為黃德鈞（繼和）所編輯。但僅出六期即止。 慈禧太后復政後，立於光緒二十四年八月二十四日下諭，謂：「莠言亂政，最為生民之害，前經降旨將官報局《時務報》一律停止。近聞天津、上海、漢口等處，仍復報館林立，肆口逞說，妄造謠言，惑世誣民，罔知顧忌，亟應設法禁止。著各該督撫飭屬認真查禁。其館中主筆之人，率皆斯文敗類，不顧廉恥。即飭地方官嚴行訪拿，從重懲辦，以息邪說，而靖人心。」大有藉口康、梁，將報館一網打盡之意。逮《清議報》出版，清廷銜康梁益甚，故於光緒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又下諭，謂：「前因康有為、梁啓超罪大惡極，迭經諭令沿海各省督撫，懸賞緝拿，迄今尚未弋獲。該逆等狼子野心，仍在沿海一帶，煽誘華民，並開設報館，肆行簧鼓。種種悖逆情形，殊堪發指。著南洋、閩、浙、廣東各省督撫，仍行明白示諭，不論何項人等，如有能將康有為、梁啓超緝獲送官，驗明實系該逆犯正身，立即賞銀十萬兩。如該逆犯早伏天誅，只須呈驗屍身，確實無疑，亦即一體給獎。此項銀兩，並著先行提存上海道庫，一面驗明交銀，免致展轉稽延。如有不願領賞，願得實在官階及各項升銜，亦必予以破格之賞。至該逆犯開設報館，發賣報章，必在華界。但使購閱無人，該逆犯等自無所施其伎。並著各該督撫實力嚴查，如有購閱前項報章者，一體嚴拿懲辦。此外如藏有該逆犯從前所著各逆書，並著嚴行銷毀，以申國憲而靖人心。」但康、梁均寓海外，此諭固無若何之效力也。 注釋 [1]汪康年啟事： （一）康年於丙申秋創辦《時務報》，延請新會梁卓如孝廉為主筆，至今二年。現既奉旨改為官報，則《時務報》名目，自非草野所敢擅用刻印。即從七月初一日起，謹遵六月初八日據實昌言之諭，改為《昌言報》。另延請番禺梁節庵先生鼎芬為總董。一切體例，均與從前《時務報》一律。翻譯諸人，亦仍其舊。祈代派暨閱報諸君共鑒之。 （二）自甲午以來，吾華士大夫，鑒於中國以二十一行省之大，四萬萬之眾，敗於扶桑三島，割地償金，為世大辱，始有亟亟於知彼知己，舍舊謀新，以圖自強而洗大恥者。丙申春，康年與諸人同議，知非廣譯東西文各報，無以通彼己之郵；非指陳利病，辨別同異，無以酌新舊之中，乃議設時務報館於上海。時梁卓如孝廉方留滯京邸，致書康年，有公如設報館某當惟命是遵之語。乃發電信，延之來館，專司論說。及公延古城坦堂張少堂二君翻譯東文西文報。是後諸君去來不常，故撰論譯報，時易其人，而要其直言無隱，冀以草野之見聞，上備朝廷之採擇，則猶夫初志。辦理兩年，未敢謂盡妥善，猶幸上承京外諸大吏之扶掖，中賴同志諸君之輔助，得以漸次推廣，遍及各行省。館中經費，全賴集資。核計五月開館時，南皮製軍倡捐千元，強學會留存餘款七十餘元，又康年經手斥賣無用器具銀三百數十元，收回多付房租銀一百數十元（以上三項，即首次捐款清單內所列之六百二十元），暨出版後諸同志陸續捐助，計共收銀一萬一千餘元，又二千六百餘兩，報費五萬八千餘元（約及十成之八五），撙節支用，幸得搘拄至今。竊自謂可告無罪于海宇士夫矣。惟是去夏以來，人言藉藉，咸謂康年有虧空八千金情事。康年先時猶謂無根之言，不足置辯。近日則言者愈多，京城尤甚。並風聞業已見諸奏章，上塵天聽。事之可詫，莫過於斯。夫館中所收之經費，以捐款報資二者為大宗，其餘均為數甚微。捐款除隨時登報志謝外，又於每六閱月所開之收支清冊，將實收之數，詳細開列。試問助資諸君，有已付款而未登報者否？使此八千金之款，康年取為己用，匿不以報，則彼助資諸君何為默不一言？至於所收報資，亦已兩次開列寄報收款清單表，供人檢核。大約除所託非人被其乾沒，或其人不善經理，以致報費無著，又或相距較遠，尚未收到外，其餘即已盡數列入表內。使康年所侵匿以八千金或取之報費，則必有曾付八千金而未獲列入表內者矣。盍亦就代派諸君而一問之乎？收款之鑿鑿可指，既已如是，則必支用之帳或有不實，而後此八千金之數乃可融入其中而使人不覺。然自丙申初秋以至今夏，計共用七萬二千餘元又二百兩，其用之也，有其時，有其人，並有其籍。且舊年以前，姑不置論。今歲上半年，計共用一萬八千餘元，內除薪資、印報費、寄報費，暨還代派處各款共一萬四千八百餘元外，其餘房租、飯金、各項零用，都共三千二百餘元。以半歲七月除之，計月用四百五十餘元。其為款歸實用，確鑿可知，更何處容此八千金之虛數乎？至於此時所存銀四百兩又一千八百餘元（以六月底為斷），除實存現銀外，亦有款可抵（此皆有著之款，惟暫不能入帳，諸君欲知其詳，請到館查閱可也）。則虧空八千金之說，抑亦不辯而自明矣。此外蜚語謗言，尤不一而足。凡此流傳之言，本不願瑣瑣辯論。惟是吾輩辦事，貴使人信其無他。若所辦之事，甫經就緒。而生平之操守幾不能自白於人，則此後即日與人言維新，言開化，而人將以不肖相待，更有何事可為，不益為當世士大夫所羞辱乎？附綴數言，以諗知者。或不以為嘵嘵也。 （三）茲將康年上黃欽使之呈稿，刊錄於後，借呈助資諸公公鑒。現在帳目均已齊備，一俟奉有明文，即行交出。仍另行籌款，續辦《昌言報》，合併奉聞。「具呈進士汪康年，呈為據實申呈事。竊康年七月二十九日奉到蘇松太道蔡諭開：七月二十三日，奉南洋大臣劉札，准總理衙門電開：兩江總督轉電出使日本大臣黃，湖廣總督轉電出使日本大臣黃，奉旨，劉坤一電稱，康有為電，奉旨改《時務報》為官報，汪康年私改為《昌言報》，抗旨不交等語。該報館是否創自汪康年，及現在應如何收交之處，著黃遵憲道經上海時，查明原委，秉公核議，毋任彼此各執意見，致曠報務。欽此等因。到本大臣承准此，合行恭錄札飭，札道即便遵照，轉飭該報館欽遵等因。奉此，合即諭飭，諭到該報館即便欽遵毋違等因。奉此，康年竊惟已前之時務報館，系由眾人集捐而成，即是商款商辦。故款項出入，非康年所敢獨專。伏讀六月初二日特派康有為督辦之諭中，並有另給開辦費六千兩之旨。又檢查協辦大學士吏部大堂孫復奏，第籌議開辦常年各經費，亦未提及交收一字，名為開辦，事實創而非因；費有常年，責在官而無借商力。是朝旨既未令交代，而康年所辦又系眾人集捐之事，亦何能獨自擅交。此康年難於交代之緣由也。康年於獲見電傳上諭後，遵即暫行停辦《時務報》，一面電催康主政速行來滬，候其主持，以明不敢擅專之意。又讀諭旨，令民間廣開報館以開風氣，康年竊思時務報館原有之款，本系公共糾集，以為辦報之用，故即續辦《昌言報》，上副聖天子廣開言路之盛心，下答捐款諸人集資委託之重任。商款仍歸商辦，此則康年另辦《昌言報》之緣由也。康年辦理報館，至今兩年，以眾人公捐之財，辦眾人願辦之事，若未奉交代之明旨，又未見督辦官報之康主政，遽以商館所有，率行交出，置身事外，設捐款諸人責康年以未能體會諭旨，任意委棄，康年豈能任此眾怨？現在帳目一切，本自齊備。所有以前時務報館之商款，應否並歸官報之處，迭次上諭並無明文，理合靜候秉公核議，諭示遵行。自當按照臨時帳目交代。茲奉前因，合將先今辦理情形，及聽候核議交收緣由，呈明查核。除呈蘇松太道蔡轉呈南洋大臣劉外，合行據實申呈。謹呈。」據呈，時務報館原系民間設立之報，商款商辦，由該進士經理其事。既奉旨改《時務報》為官報，派員督辦，由官撥款。該進士遵即就原辦報館，另擬《昌言報》，刊印發售，尚無不合，應准照辦，候咨明總理衙門查照。該報所出報單，並應按時呈送來轅，以憑匯擇咨送。至《時務報》應否交收，仰候出使黃大臣過滬查明，秉公核議具奏，並印繳照。此批。 又梁啓超有「創辦《時務報》原委記」一文，照錄於下： 本日在《國聞報》中見有汪君穰卿告白云：「康年於丙申秋在上海創辦《時務報》，延請新會梁卓如孝廉為主筆等語。」閱之，不勝駭詫。現《時務報》既奉旨改為官報，又適派吾師南海康先生督辦。局外人見穰卿告白，恐將有謂啟超攙奪彼所獨創之事業者，故不得不詳細言之。夫所謂創辦者何：一曰籌款，二曰出力而已。查《時務報》初起，系用上海強學會餘款。當乙未九月，康先生在上海辦強學會，張南皮師首倡捐一千五百兩為開辦經費，滬上諸當道亦有捐助者。遂在王家沙地方開辦。當時康先生以母壽之故，不能久駐上海，因致穰卿一函兩電，屬其來滬接辦。當時穰卿猶在湖北就館也。既而穰卿到滬，而京師強學會為言者中止，滬會亦因之停辦。當時尚余銀七百餘兩，又將原租房屋已交去一年之租銀追回半年，得三百五十元，又將會中所置器物書籍等項變賣，得二百餘元，共得一千二百金，實為《時務報》嚆矢。第一期報中所登汪穰卿進士梁卓如孝廉捐集銀一千二百兩者，即此項也。第三期以後，改為張孝達制軍捐銀七百兩，汪梁集捐六百元者，系原存七百兩，乃南皮師原捐，故改登，其追回房租變賣器物等項，無從指名，故仍冒我等二人名也。當時穰卿因欲滅康先生舊跡，故不將此款聲明強學會之餘款，而登為汪某等捐集云云。黃公度京卿改之，使並列兩名，實則啟超何嘗有捐集之功，而冒此稱，實滋不安耳。此《時務報》最初之起點也。強學會停辦之後，穰卿即在滬度歲（穰卿已移家上海）。時啟超方在京師，康先生並招至滬，改辦報以續會事。同鄉黃公度京卿遵憲適在滬。公度固強學會同事之人，憤學會之停散，謀再振之，亦以報館為倡始。於是與穰卿啟超三人，日夜謀議此事。公度自捐金一千元為開辦費，且語穰卿云：吾輩辦此事，當作為眾人之事，不可作為一人之事，乃易有成。故無所謂集款，不作為股份，不作為墊款，務期此事之成而已。此等語固公度屢言之，穰卿屢聞之者也。創辦時所印公啟三十條，系由啟超所擬草稿，而公度大加改定者（彼時穰卿力主辦日報，欲與天南遁叟爭短長，公度及啟超力主旬報之說，乃定議）。其後聘請英文翻譯張少堂，系公度托鄭瀚生司馬代請者。東文翻譯古城貞吉，系由公度托日本駐上海總領事代請者。所立合同，亦出公度之手。其致函各處勸捐，托各處派報，亦均公度之力。當時公度在上海，至九月方北行。數月之中，報館一切事，公度無不與聞。其捐款之獨多也如彼，其開辦之出力也如此。今穰卿自稱《時務報》為彼所創辦者，不知置公度於何地也？鄒展書部郎凌瀚，亦強學會同事之人，志願與公度同，故首捐五百金開辦。吳季清大令德綿與公度、穰卿、啟超皆至交，當時又與啟超同寓京師，故《時務報》開辦，一切事無不共之，丙申五月，季清先生與其子亡友鐵樵石樵同到滬，即寓在報館，朝夕商榷一切。故《時務報》公啟，即以公度、季清、展書、穰卿及啟超五人出名，此人人所共見者。（當時公啟訂成一小本，自四五月間即分送各處同志，至第一期出報時，用單張夾在報內，想閱報諸君無不共見。四人之名，豈可剔去？）今穰卿自稱《時務報》為彼所創辦，不知置季清、展書於何地也？同人既議定此報為眾人之事，不得作為一人之事，因得以公議向各同志助捐，而海內君子亦以公議之故而樂助之。二年以來，得款至萬餘金。此實《時務報》公事而非私事之明證。今穰卿稱《時務報》為彼所創辦者，不知置捐款諸君於何地也？至啟超既為穰卿僱工之人，亦復何足比較。然自問創辦時，固不無微勞矣。當丙申五六月間，穰卿湖北館地尚未辭去，恐報館之或不能支，住鄂住滬，不能自決，屢商之於啟超，啟超謂報能銷四千份，則此事便可支持，因固留之。啟超自以不諳會計，憚管雜務，因與穰卿約，彼理事務兼外間應酬，而啟超主報中文字，此總理撰述之名所由分也。當時各因天才，自執一職。天澤之分不甚嚴，總辦之與屬員名分平等，而啟超亦貿貿然自忘其受總辦厚恩為總辦所請之人也。當時總辦之勤勞固雲至矣，然即如啟超者，忝任報中文字。每期報中論說四千餘言，歸其撰述。東西各報二萬餘言，歸其潤色。一切公牘告白等項，歸其編排。全本報章，歸其復校。十日一冊，每冊三萬字。啟超自撰及刪改者幾萬字，其餘亦字字經目經心，六月酷暑，洋燭皆變流質，獨居一樓上，揮汗執筆，日不遑食，夜不遑息。記當時一人所任之事，自去年以來，分七八人始乃任之。雖雲受總辦厚恩，顧東家生意，然自問亦無負於《時務報》矣。然猶不止此。 計丙申七月初一日為《時務報》出報之日，而穰卿於六月前赴湖北，月底始返滬。七月下旬又因祝南皮壽辰，前赴湖北，中秋後始返滬。彼時正當創辦吃緊之時，承乏其間誰乎？雖以啟超之不才，亦只得竭蹶從事，僭行護理總辦而已。此後局面既成矣，捐款既至萬餘金矣，銷報既至萬餘份矣，穰卿之以啟超為功狗，固其宜也。且穰卿之稱《時務報》為彼創辦，不自今日始。當丙申夏秋間，海內巨公同志提倡斯舉，捐款日多。當時我兩人商議，謂不可無謝啟。啟超謂宜將公啟內之五人作為公函。凡有捐款者，五人公謝之。穰卿謂何必如斯，只我兩人出名足矣。凡此等館中雜務，向章皆由穰卿主辦，啟超不能爭也。自八月以後，凡有捐款者，皆穰卿一人出名函謝矣。其函中之言，猶夫本日《國聞報》告白之言也。蓋當初辦之時，早有據為汪氏產業之計，而天下之人視此局為汪氏產業也，亦已久矣。穰卿既為東家，則啟超雖欲辭傭工之名，豈可得哉？當開辦之始，公度恐穰卿應酬太繁（蓋穰卿宗旨，謂必吃花酒，乃能廣達聲氣，故每日常有半日在應酬中。一面吃酒，一面辦事，因不能兼辦全局之事），乃議推吳鐵樵（名樵，四川人，季清先生之子，去年已即世矣）。又開辦時所出公啟內辦事規條第九款云：在報除住館辦事各人外，另舉總董四人，所有辦事條規，應由總董議定，交館中照行云云。自丙申秋至丁酉夏，公度屢申此議，謂當舉總董。以此兩事之故，穰卿以此深銜公度，在滬日日向同人詆排之。且遍騰書各省同志，攻擊無所不至。以致各同志中，有生平極敬公度轉而為極惡公度者。至去年六月，公度赴湘任，道經上海，因力持董事之議，幾乎翻臉，始勉強依議舉數人。然此後遇事，未嘗一公商如故也。總董雖有虛名，豈能干預汪家產業哉？穰卿嘗謂啟超云：公度欲以其官稍大，捐錢稍多，而撓我權利，我故抗之，度彼如我何？公度一抗，則莫有毒予者矣。此言，啟超之所熟聞者也。自茲以往正名之論大起。日日自語云：總理之名，不可不正；總理之權利，不可不定。於是東家之架子益出矣。去年一年中，館中凡添請十餘人，時啟超在滬同事也，而所添請之人未有一次與啟超言及者。雖總辦之尊，東家之闊，亦何至如斯乎？啟超性狹隘，誠不能無所芥蒂。自去秋以來，常不免有齟齬總辦之事，此實不容自諱也。至於館中開銷，公度與啟超當開辦時再四熟籌，但能銷報四千份，即可支持。乃此後捐款萬金，銷報萬餘份，而去年年底幾於不能度歲。致使萬國公報，後旁姍笑。雖曰各處報費難於收齊，然其中曲折，固有非傭工小人所能窺者。穰卿與啟超之有意見，自去年以來矣。同事之難，自古所嘆。以亂易整，旁觀所笑。啟超所以隱忍於心，絕不敢為我同志一言之也。獨所不解者，穰卿於康先生何怨何仇，以啟超有嫌之故，遷怒於康先生，日日向花酒場中專以詆排為事。猶以為未足，又於《時務日報》中編造謠言，嬉笑怒罵。猶以為未足，又騰書當道，及各省大府，設法構陷，至誣以不可聽聞之言。夫謗康先生之人亦多矣，誣康先生之言亦種種色色怪怪奇奇無所不有矣，啟超固不與辯，亦不稍憤。獨怪我穰卿自命維新之人，乃亦同室操戈，落井下石，吾不解其何心也！康先生之待穰卿，自啟超觀之，可謂得朋友之道矣。乙未辦強學會，屢致函請其來接辦，是久以同志可信之人待之也。此次奉旨督辦《時務報》後，即致一函一電與穰卿，請其仍舊辦理，己不過遙領而已（電文云：奉旨辦報，一切依舊，望相助，有為叩。其函則系六月十二日郵政局寄者，文長不能全錄）。康先生之於穰卿，可謂盡道矣。而穰卿既無覆電，又無回信，既不可同辦，又不肯交出。私眾人所捐之金為己產，私眾人所出之力為己功，不顧交情，顯抗聖旨，吾不解其何心也！此後之事，既改歸官辦，則亦非啟超之所敢言。惟於創辦之原委，及啟超之為傭工與否，不得不嘵嘵一辯白之。褊心之誚，固不敢辭；知我罪我，聽之海內同志而已。六月二十四日新會梁啓超謹白。 [2]女子之服務報界，我國以裘毓芳女士為最早。次之，則為陳擷芬女士與胡彬夏女士。光復後，張默君（時名昭漢）女士曾創辦《大漢報》，同時又與湯國黎、談社英、楊季威三女士合編《神州女報》。近年胡彬夏女士曾主編商務印書館出版之《婦女雜誌》，張默君女士曾主編《時報》之《婦女周刊》，談社英女士曾主編《中華新報》之《婦女與家庭》。其著聲於外交界者，則有《時報》駐歐通信員李昭實女士；其專門研究報學而得學位者，則有張繼英女士；在北方創辦《女子日報》者，則有萬璞女士。就吾所知，服務報界最久及撰述最多者，又當推談女士為第一也。 [3]《國粹學報》發刊詞：「學術所以觀會通也。前哲有言，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睹往軌，知來轍。史公之言曰，知天人之故，通古今之變。又曰，好學深思，心知其意。班孟堅曰，函雅故，通古今。蓋化裁為變，推行為通，觀會通以御世變，是為通儒之才。但所謂觀其會通者，非齗齗於訓詁詞章之末，株株守一先生之說也。乃綜貫百家，博通今古，洞流索源，明體達用。昔莊生作《天下篇》，荀卿作《非十二子篇》。皆明學術之源流，歷敘諸家之得失。炎漢代興，通儒輩出。馬談論六家要旨，劉班志七略藝文，於學派源流，反覆論說，尤能洞見元本。至謂修六藝之文，采諸家之言，捨短取長，可通萬方之略，觀古人會通之學，何其盛哉？自漢氏後，二千餘年，儒林文苑，相望而起。縱其間遞興遞衰，莫不有一時好尚以成其所學之盛，然學術流別，茫乎未聞。惟近儒章氏龔氏，崛起浙西，由漢志之微言，上窺官守師儒之成法。較之鄭焦，蓋有進矣。無如近世以來，學鮮實用。自考據之風熾，學者祖述許鄭，以漢學相高。就其善者，確能推闡遺經，抉發閫奧。及陋者為之，則拾摭細微，剿襲成說，叢脞無用。而一二為宋儒學者，又復空言心性，禪寂清譚，孤陋寡聞，閉聰塞明。學術湮沒，誰之咎歟？海通以來，泰西學術，輸入中邦。震旦文明，不絕一線。無識陋儒，或揚西抑中，視舊籍如苴土。夫天下之理，窮則必通。士生今日，不能借西學證明中學，而徒炫晳種之長，是猶有良田而不知辟，徒咎年凶，有甘泉而不知疏，徒虞水竭，有是理哉？嗟乎！舊籍未淪，風徽未沫。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百世之下，猶將感發興起，況生於其邦，可不知尚論其人乎？夫前賢學派，各有師承，懿行嘉言，在在可法。至若陽明授徒，獨稱心得。習齋講學，趨重實行。東原治經，力崇新理。椎輪篳路，用能別闢途徑，啟發後人。承學之士，正可師三賢之意，綜百家之長，以觀學術之會通，豈不懿歟？惟流俗昏迷，冥行索途，莫為之導，雖美弗彰。不揣固陋，擬刊發報章，用存國學。月出一編，顏曰《國粹》。雖夏聲不振，師法式微，操鐘鼓於擊壤之鄉，習俎豆於被發之俗，易招覆瓿之譏，安望移風之效。然鉤元提要，刮垢磨光，以求學術會通之旨，使東土光明，廣照大千，神州舊學，不遠而復。是則下士區區保種愛國存學之志也。知言君子，或亦有取於斯。」 第四節　《國聞報》《時務日報》與《時報》 《國聞報》[1] 為嚴復等所發起，於光緒二十三年十月初一日出版於天津。次月增出旬報，名《國聞匯報》。首譯外論，次譯俄、英、法、德、美、日各報中之各國紀聞，乃北方報紙之最佳者。惜發行未久即停耳。 《時務日報》[2] 於光緒二十四年之閏三月二十一日，創刊於上海。時《時務報》風行一時，然月止三冊，又以提倡變法為主旨。故其經理汪康年（穰卿）乃別出此報，以紀載中外大事，評論時政得失，是時日報故步自封，而《申報》又以先進自負，汪氏乃銳意革新，增加材料，分欄編輯，用報紙兩面印刷，與《申報》相競爭，遂開我國日報改進之機。是年六月，《時務報》改歸官辦，故次月此報亦易名《中外日報》以別之，光緒三十四年，以經濟不充，由滬道蔡乃煌資助。是為我國報界受政界津貼之始。蔡派其鄉人沈仲赫至館監督，編輯者咸感不便，紛紛他去，汪遂以報館全部售於蔡。惟官吏遷調靡常，辦報僅為一時計，未幾《中外日報》銷數大落，遂停刊。 汪氏於光緒三十二年，又創《京報》於北京。至宣統元年，以論楊翠喜案被封。次年，又創《芻言報》，側重評議，為三日刊之濫觴。宣統三年，汪氏逝世，此報亦停刊。其所著社論，以變法圖存為宗旨，而《自強策》三篇，尤傳誦於人口。《汪穰卿遺著》即集各報之文字而成者。 關於《京報》，尚有一事足述。先是，《京報》出版，對於慶親王父子及其私人，譏刺備至。汪為軍機大臣瞿鴻禨之門人，為人所共知。以是瞿乃為權貴所側目。光緒三十三年五月某日，瞿入值軍機。慈禧太后偶與談及慶親王，頗致不滿，有擬令其退出軍機之語。瞿歸告其夫人，其夫人又告汪之夫人。汪又以告曾敬貽，初不過閒談而已。詎曾竟告之《倫敦時報》駐北京訪員馬利孫。馬即據以為實在消息，電告報館發表。而駐京英使反無所聞，乃向外部詢問。事為慈禧所知，甚責瞿之漏言。旋言官即起而劾瞿。所謂暗通報館，即指《京報》；陰結外援，即指《倫敦時報》。是月七日下諭：「惲毓鼎參軍機大臣瞿鴻禨暗通報館，授意言官各節，著交孫家鼐鐵良秉公查明，據實復奏。」同日不俟復奏，又下朱諭：「惲毓鼎奏參軍機大臣瞿鴻禨暗通報館，授意言官，陰結外援，分布黨羽。瞿鴻禨著即開缺回籍，以示薄懲。」當時傾軋之烈可想。故九日慶親王有奏請開去軍機大臣要差之舉。然瞿去而慶親王轉得慰留，亦可見慈禧太后之好惡無恆也。 《時報》[3] 於光緒三十年四月二十九日，創刊於上海，主持者為狄葆賢（楚青）。先是，狄氏抱革新思想自日本歸國後，即與《湘學報》主筆唐才常在上海組織中國獨立協會，圖大舉。假名東文譯社，以掩官廳耳目。經濟無出，則鬻舊藏古書畫以充之。初擬結連各秘密黨，乘間入京。尋八國聯軍之役起，首都淪陷。乃一面邀集各省人氏，組織國會，推容閎、嚴復為正、副議長，以為對外代表人民之機關。一面購置軍火上溯漢口，欲占為起義之地。惜內部事機不密，功敗垂成。從此狄氏灰心武力運動，乃創辦《時報》，為文字上之鼓吹。延陳冷為主筆。獨創體裁，不隨流俗。如首立時評一欄，分版論斷，扼其機樞。如提倡教育，如保存國粹，如注重圖畫，如歐戰後增教育、實業、婦女、兒童、英文、圖畫、文藝等周刊，今均為各報所踵行。又如光緒三十年之冬，為粵漢路建築權，發爭回權利之議論。次年以美人虐待華工，勸國人製造國貨，購買國貨。民國五年，因日人二十一條之要挾，提倡救國儲金，借眾力以振興實業。此皆其犖犖大端，為注意時事者所能記憶。狄氏嘗語著者云：「吾之辦此報非為革新輿論，乃欲革新代表輿論之報界耳。」其所以不惜犧牲，甘與守舊者為敵以此。北大教授胡適（適之）於《十七年的回顧》一文中，於《時報》對於報界之貢獻，言之頗詳。茲節錄如下： 我於前清光緒三十年的二月間，從徽州來到上海，求那當時所謂《新學》。我進梅溪學堂後，不到二個月，《時報》便出版了。那時正當日俄戰爭初起的時候，全國的人心大震動。但是當時幾家老報紙，仍舊做那古文的長篇論說，仍舊保守那遺傳下來的老格式與老辦法，故不能供給當時的需要。就是那比較稍新的《中外日報》，也不能滿足許多人的期望。《時報》應此時勢而產生，他的內容與辦法，也確然能打破上海報界的許多老習慣，能夠開闢許多新法門，能夠引起許多新興趣。因此《時報》出世之後，不久就成了中國知識階級的一個寵兒。幾年之後，《時報》與學校，就成了不可分離的伴侶了。 我那年只有十四歲，求知的欲望正盛，又頗有一點文學的興趣，因此我當時對於《時報》的感情，比對於別報都更好些。我在上海住了六年，幾乎沒有一天不看《時報》的。我記得《時報》有一次徵求報上登的一部小說的全份，似乎是《火里罪人》，我也是送去應徵許多人中的一個。我當時把《時報》上的許多小說、詩話、筆記、長篇的專著，都剪下來分訂成小冊子，若有一天的報遺失了，我心裡便不快樂，總想設法把他補起來。 我現在回想當時我們那些少年人，何以這樣愛戀《時報》呢？我想有兩個大原因： 第一，《時報》的短評，在當日是一種創體；做的人也聚精會神地大膽說話，故能引起許多人的注意，故能在讀者腦筋里發生有力的影響。我記得《時報》產生的第一年裡，有幾件大案子。一件是周有生案；一件是大鬧會審公堂案。《時報》對於這幾件事，都有很明決的主張。每日不但有「冷」的短評，有時還有幾個人簽名的短評，同時登出。這種短評，在現在已成了日報的常套了，在當時卻是一種文體的革新。用簡短的詞句，用冷雋明利的口吻，幾乎逐句分段，使讀者一目了然，不消費功夫去點句分段，不消費功夫去尋思考索。當日看報人的程度，還在幼稚時代，這種明快冷刻的短評，正合當時的需要。我還記得當周有生案快結束的時候，我受了《時報》短評的影響，痛恨上海道袁樹勛的喪失國權，曾和兩個同學寫了一封長信去痛罵他。這也可見《時報》當日對於一般少年人的影響之大。這確是《時報》的一大貢獻。我們試看這種短評，在這十七年來，逐漸變成了中國報界的公用文體，這就可見他們的用處與他們的魔力了。 第二，《時報》在當日確能引起一般少年的文學興趣。中國報紙登載小說，大概最早要算徐家匯的《匯報》，那時我還沒有出世呢。但《匯報》登的小說，一大部分後來匯刻為《蘭苕館外史》，都是「聊齋」式的怪異小說，沒有什麼影響。戊戌以後，雜誌里時時有譯著的小說出現。專提倡小說的雜誌，也有了幾種，例如《新小說》及《繡像小說》（商務）。日報之中，只有《繁華報》（一種「花報」）逐日登載李伯元的小說。那些大報，好像還不屑做這種事情（這一點我不敢斷定，我那時年紀太小了，看的報又不多，不知《時報》以前的「大報」有沒有登新小說的）。那時的幾個大報，大概都是很乾燥枯寂的，他們至多不過能做一兩篇合於古文義法的長篇論說罷了。《時報》出世以後，每日登載「冷」或「笑」譯著的小說，有時每日有兩種。冷血先生的白話小說，在當時譯界中確要算很好的譯筆；他有時自己也做一兩篇短篇小說，如《福爾摩斯來華偵探案》等，也是中國人做新體短篇小說最早的一段歷史。《時報》登的許多小說之中，《雙淚碑》最風行。但依我看來，還應該推那些白話譯本為最好。這些譯本，如《銷金窟》之類，用很暢達的文筆，作很自由的翻譯，在當時最為適用。倘《幾道山恩仇記》全書都能像《銷金窟》（此乃《恩仇記》的一部分）這樣的譯出，這部名著，在中國一定也會成了一部戶曉家喻的小說了。《時報》當日還有「平等閣詩話」一欄，對於現代詩人的紹介，選擇很精。詩話雖不如小說之風行，也很能引起許多人的文學興趣。我關於現代中國詩的知識，差不多都是先從這部詩話里引起的。 我們可以說《時報》的第二個大貢獻，是為中國日報界開闢一種帶文學興趣的「附張」。自從《時報》出世以來，這種文學附張的需要，也漸漸地成為日報界公認的了。 這兩件，都是比較最大的貢獻。此外如專電及要聞分別輕重，參用大小字，如專電的加多等等，在當日都是日報界的革新事業，在今日也都成為習慣，不覺得新鮮了。我們若回頭去研究這許多習慣的由來，自不能不承認《時報》在中國報史上的大功勞。簡單說來，《時報》的貢獻，是在十七年前發起了幾件重要的新改革。因為適合時代的需要，故後來的報紙也不能不儘量採用，就漸漸地變成中國日報不可少的制度了。 狄氏於《時報》之外，又創《民報》及有正書局。《民報》延楊蔭杭（老圃）為主筆，文字較《時報》為激烈。後以款絀，僅出二年而止。有正書局印行碑帖名畫，以保存國粹提倡美術為主恉，並出有《佛學叢報》《婦女時報》與《小說時報》。《佛學叢報》延濮一乘（伯欣）為主筆，為我國闡揚禪理之唯一月刊。狄氏工書畫詩，著有《平等閣筆記》與《平等閣詩話》，曾登載《時報》中，為文學家所谉知。民國十年，狄氏積勞成疾，以《時報》售於黃承恩（伯惠）。 狄氏有弟曰葆豐（南士），於《時報》多所助力。曾創辦《輿論日報》。 注釋 [1]《國聞報》緣起：「光緒二十三年之夏，館之主者議創《國聞報》於天津，略仿英國《泰晤士報》之例。日報之外，繼以旬報。五月而後事成。報將出，客有造室而問曰，《國聞報》何為而設也？曰，將以求通焉耳。夫通之道有二：一曰通上下之情；一曰通中外之故。如一國自立之國，則以通下情為要義。塞其下情，則有利而不知興，有弊而不知去；若是者，國必弱。如各國並立之國，則尤以通外情為要務。昧於外情，則坐井而以為天小，捫龠而以為日圓；若是者，國必危。道光之季，既通道於歐美各洲；咸同以來，若廣州，若福州，若上海，若天津，各以次設立報館。自上年今大冢宰孫公奏設《官書局匯報》於京師，而黃公度觀察、梁卓如孝廉、汪穰卿進士繼之以《時務報》，於是海內人士始稍稍明於當世之務，知四國之為矣。踵事而起者，乃有若《知新報》《集成報》《求是報》《經世報》《萃報》《蘇報》《湘報》等報；講專門之業者，則有若《農學》《算學》等報。雖復體例各殊，宗旨互異，其於求通之道則一也。雖然，凡此諸報，其撰述事例可略分為二類：大抵日報則詳於本國之事，而於外國之事則為旁及。旬報則詳於外國之事，而於本國之事則為附見。閱報之人亦可分為二類：大抵閱日報者，則商賈百執事之人為多，而上焉者或嫌其陳述之瑣屑。閱旬報者，則士大夫讀書之人為多，而下焉者或病其文字之艱深。夫若是，則於求通之術，其或有未盡矣乎？抑吾嘗聞之：積人而成群，各群而成國。國之興也，必其一群之人，上自君相，下至齊民，人人皆求所以強而不自甘於弱，人人皆求所以智而不自安於愚，夫而後士得究古今之變，而不僅以舊德之名氏為可食也；農得盡地利之用，而不徒以先疇之畎畝為可服也；工得講求藝事探索新理，而不復拘拘於高曾之規矩為不可易也；商得消息盈虛，操計奇贏，而不復斤斤於族世之所鬻為不可變也。一群之民智既開，民力既厚，於是其為君相者，不過綜其大綱，提挈之，宣布之，上既不勞，下乃大治。泰西各國所以富且強者，豈其君若臣一二人之才之力有以致此哉？亦其群之各自為謀也。然則今日謀吾群之道將奈何？曰，求其通而已矣。而通下情，尤以通外情為急。何者？今之國，固與各國並立之國，而非一國自立之國也。吾試言吾民不通外情之弊。今歐美教士，足跡遍天下，大都蒙犯霜雪，跋涉險阻，耗資財，勞筋骨，以求其所謂盡人事天之道。此不獨在吾中國然也。而吾民之相遇者，視其勸善之書，則以為收買人心矣；得其治病之藥，則以為迷拐人口矣。此不通西儒之所謂教也。遊歷之士，或登高山，涉大川；地學之家，或搜古蹟，考物產，以求其所謂博物窮理之學。此亦不獨在吾中國然也。而吾民之相遇者，睹其籌筆之記載，則以為偵探矣；見其測量之儀器，則以為魔術矣。此不通西士之所謂學也。尤甚者，見其男女之交際，而或疑為淫亂；見其貴賤之雜坐，而或譏為野蠻。此不通西人之禮俗也。其諸類乎此者，更仆不可以悉計。坐是不通之弊，於是平居無事，則互相猜忌，積不相能。倉卒之間，毫毛之事，群然而嘩，激為事變。數十年來，如鬧教案，殺游士，不一而足。上煩九重之慮，下竭舉國之力，僅而後安。不通外情，其流弊乃至於此，可勝痛哉！可勝悼哉！然則求吾民通知外情之道將奈何？曰，欲通知外情不能不詳述外事，欲詳述外事不能不廣譯各國之報。此國聞報館之所為繼諸家而起也。本館取報之例，大要有二：一翻譯，一採訪。翻譯之報，若俄、若英、若法、若德、若美、若日本、若歐美其餘諸國，萃取各國之報凡百餘種，延聘通曉各國文字之士凡十餘人。採訪之報，如天津本地，如保定省會，如京師，如河南，如山東，山西，如陝、甘、新疆，如奉天、吉林、黑龍江三省，如前後藏，如內外蒙古，外國如倫敦，如巴黎，如柏林，如聖彼得堡，如紐約、華盛頓，訪事之地大小凡百餘處，訪事之人中外凡數十位。本館編報之例，大要亦有二：凡尋常之事，無論內地邊地，中國外國，義取觀覽明曉者，皆登之每日續印之報。至重要之事，亦無論內地邊地，中國外國，苟足備留存考訂者，皆登之十日合印之匯編。閱茲報者，觀於一國之事，則足以通上下之情；觀於各國之事，則足以通中外之情。上下之情通，而後人不自私其利；中外之情通，而後國不自私其治。人不自私其利，則積一人之智力以為一群之智力，而吾之群強；國不自私其治，則取各國之政教以為一國之政教，而吾之國強。此則本館設報區區之心所默為禱祝者也。」 附國聞報館章程： （一）本館出報兩種：日報每日印一張，計八開，用四號鉛字排印，名曰《國聞報》。旬報十日印一冊，約計三萬言，用三號鉛字排印，名曰《國聞匯編》。 （一）日報首登本日電傳上諭，次登路透電報，次登本館主筆人論說，次登天津本地新聞，次登京城新聞，次登保定、山東、山西、河南、陝西、甘肅、營口、牛莊、旅順、奉天、吉林、黑龍江、青海、前藏、後藏各處新聞，次登外洋新聞，至東南各省新聞，東南各報館言之甚詳，本館一概不述。 （一）日報另出附張，不取分文。先登告白，次登每日上諭、宮門抄、京外各衙門奏摺。其所印奏摺，四圍留空白，以便閱報諸君將來匯齊，裁訂成冊。 （一）毀謗官長，攻訐隱私，不但干國家之律令，亦實非報章之公理。凡有涉於此者，本館概不登載。即有冤抑等情，借報章申訴，至本館登上告白者，亦必須本人具名，並有妥實保家，本館方許代登。如隱匿姓名之件，一概不登。 （一）日報每月售制錢三百文。旬報每冊售制錢一百五十文，一年計三十三冊，定閱全年者，每分售制錢四千文。外埠寄費，按照路之遠近，酌量加費。凡代本館經售各報者，其報資按八折計算，即以二成作為代售經費。但各代賣之人，向閱報人取值，不得多於本館所定之數。 [2]論設立《時務日報》宗旨：「嗚呼！上下之壅蔽，人心之頑固，有如吾國者乎？去年膠事亟，國事安危在呼吸。時東友某君，特航海來吾國，至上海，則詫曰，德踞膠州，吾國上下議若沸，而處其國者聲色如故，酬燕如故。問膠事，或不知，或知之又不悉，又若不相關，何若是歟？至膠州，則又詫曰，吾以為膠民晏然若處樂土，何又若是歟？嗚呼！吾人心之不動，患在無以動之也。今若是，豈有冀於後歟？日報之制，仿於中國之邸抄，而後盛行於泰西。又大變其制，能通消息，聯氣類，宣上德，達下情。內之情形暴之外，外之情形告之內。在事者得訴艱苦於人；僻處之士，不出戶庭而知全球之事。顧其利或全或偏，或有利不能無弊。然要之，利勝於弊，於撤壅蔽，辟頑固，力甚大而效甚捷。譬之隆冬始春，百草枯枿，蟄蟲咸俯，震雷一擊，而蟄者起，枯者茁。兩國交綏，戰士懈怠，鼓聲一振，而士皆奮發，悉力致死。然則處今之世，而欲使吾壅蔽頑痼之俗，一變而洞徹，而憤厲，惟日報宜也。顧或謂今上海已有《申》《滬》《新聞》《大公》《蘇》五報，而天津有《直報》《國聞報》，漢口有《漢報》，長沙有《湘報》，福州有《福報》，廣州有《中西博聞報》，香港有《循環》《維新》《華字》《環球》四報。意事無不舉論，無不周，何用贅為？不知聞見患其不博，論說患其不參。博則虛實可相核，參則是非可相校，固不以復出為嫌也。夫如是，故海上同志，復集款設立《時務日報》，出其所得以告當途，並陳其一得之愚。海內賢人君子，其亦矜其志而許之歟？若夫市利之誚，不潔之嫌，吾知免夫！吾知免夫！」 附《時務日報》章程： 本館糾集同人，創建茲舉，一切體例章程，較他報稍異。茲特申明於下，願海宇君子鑒之： （一）本館之意在轉圜時務，廣牖見聞。論說之文務取遠大精確，篇章但求簡賅，毋取冗長。即所登新聞，均擇緊要有徵之事。凡郢燕市虎之詞，概為嚴刪。 （二）本館重在采譯西報，凡緊要新聞及有益之論說章程，悉行摘錄。 （三）現在風氣大開，公司局廠林列，惟辦理情形，局外無從窺測。本館擬逐細探求，以餉究心時務之人。 （四）本報另立專件一門，凡奏疏章程條陳等件之關於時務者，無不廣為搜錄，以資考證。 （五）各處如有異常緊要之事，均令訪友即行電告，俾閱者先睹為快。 （六）報紙分為三層，俾閱者少省目力；句讀加點，以清眉目。 （七）首頁開明目錄，告白分別門類，以便檢覽。 （八）各處訪友，雖已訂定，惟處事不厭精詳，凡沿江沿海各埠及各都會，有才學兼優之人，願襄助為理者，請將新聞隨時寄示，如能入格，即可添訂。 （九）事貴集思廣益，倘有掛漏未妥之處，尚幸諸賢匡其不逮；如有崇論偉議見示者，本館亦為采登。 （十）報價，本埠每張十文，外埠十四文。 （十一）告白價，第一日每字五厘，二日至七日每字三厘，以後每字二厘半。登在首頁加一倍。告白至少以三十字為率，多則以十字遞加。 （十二）本館並登聚會告白，如同業公議及壽筵喜筵，須布告於眾者，均可代登。此項告白，編於新聞之中，使人易見，實為最便。每日每事，取洋一元。 （十三）凡惠寄論說新聞及各項函件，信資概請自給，登否概不寄還。 討論： （一）如有仿製或創製之物，請即函告本館，即可托人前往試驗，如確，當代登報表揚。 （二）如有新撰新譯書籍，亦請送至本館，當酌為代登。 （三）如有已開譯書籍及創意欲撰之書，亦可告知本館登報，以免重複。 （四）如報中登事錯誤，請隨時指正。 （五）如有不愜意於報中行言者，請隨時函示。 （六）如有冒稱本館人及訪事人在外生事者，請速函示，俾得查究。如有致各處要函或取要件之函，均有本館總理或正主筆總翻譯簽字為憑。 [3]《時報》發刊詞：「《時報》何為而作也？記曰，君子而時中。又曰，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故道國齊民，莫貴於時。此豈惟中國之教為然耳；其在泰西，達爾文氏始發明物競天擇優勝劣敗之公理，而斯賓塞以適者生存一語易之。不適焉者，或雖優而反為劣；適焉者，或雖劣而反為優，勝敗之林在於是矣。是故狐貉誠暖，不足以當暑；湘葛雲麗，不足以御冬。與時不相應，未有不敝焉者也。今之中國，其高居於權要伏處山谷者，既不知天下大勢，謂欲抱持數千年之舊治舊學，可以應今日之變，則亦既情見勢絀，蹙然如不可終日矣。於是江湖恢奇小年踸踔之士，其泰西各國之由何途而撥亂，操何業而致強也，相與歆之，奔走焉，號呼焉，曰吾其若是！夫彼之所以撥亂而致強者，誰曰不然，而獨不知與吾輩之時代果有適焉否也。孔子曰：過猶不及。不及於時者蹉跎荏苒，日即腐敗，而國遂不可救；過於時者，叫囂狂擲，終無一成，或緣是以生他種難局，而國亦遂不可救。要之，亡國之咎，兩者均之。若夫明達沉毅之士，有志於執兩用中，為國民謀秩序之進步者，蓋亦有焉矣。顧亦於常識不足，於學理不明，於是勢不審，故言之不能有故，持之不能成理。欲實行焉，而倀倀不知所適。縱奮發以興舉一二事，又以誤其方略而致失敗者，項相望也。則相與懲焉，不復敢齒及變革。嗚呼！全國中言論家政治家，種類雖繁，究其指歸，不出於此三途。耗矣哀哉！今日千均一發之時哉！同人有怵於此，爰創此報，命之曰《時》，於祖國國粹，固所尊重也，而不適於當世之務者，束閣之。於泰西文明，固所崇拜也，而不應於中國之程度者，緩置之。而於本國及世界所起之大問題，凡關於政治學術者，必竭同人譾識之所及，以公平之論，研究其是非利害，與夫所以匡救之應付之之方策，以獻替于于我有司而商榷於我國民。若夫新聞事實之報道，世界輿論之趨向，內地國情之調查，政藝學理之發明，言論思想之介紹，茶餘酒後之資料，凡全球文明國報館所應盡之義務，不敢不勉，此則同人以言報國之微志也。雖然，西哲亦有言，完備之事物必產於完備之時代。今以我國文明發達，如彼其幼稚也，而本報乃欲竊比於各國大報館之林，知其無當矣。跬步積以致千里，百川學以放四海，務先後追隨於國家之進步，而與相應焉，斯乃本報所日孜孜也。吾國家能在地球諸國中占最高之位置，而因使本報在地球諸報館中，不得不求占最高之位置，則國民之恩我無量也夫！國民之恩我無量也夫！」 附《時報》發刊例： 第一本報論說，以公為主；不偏徇一黨之意見。非好為模稜，實鑒乎挾黨見以論國事，必將有辟於親好辟於所賤惡，非惟自蔽，抑其言亦不足取重於社會也，故勉避之。 第二本報論說，以要為主。凡所討論，必一國一群之大問題。若遼豕白頭之理想，鄰貓產子之事實，概不置論，以嚴別裁。 第三本報論說，以周為主。凡每日所出事實，其關於一國一群之大問題。為國民所當厝意者，必次論之。或著之論說，或綴以批評，務獻蒭蕘，以助達識。 第四本報論說，以適為主。雖有高尚之學理，恢奇之言論，苟其不適於中國今日社會之程度，則其言必無力而反以滋病，故同人相勖，必度可行者乃言之。 第五本報紀事，以博為主。故於北京、天津、金陵，均置特別訪事；其餘各省皆有坐訪。又日本東京置特別訪事二員，倫敦、紐約、舊金山、芝加哥、聖路易各一員，其餘美洲澳洲各埠皆托人代理。又現當日俄戰事之際，本館特派一觀戰訪事員隨時通信。又上海各西報，日本東京各日報及雜誌，皆購備全份，精擇翻譯。歐美各大日報，亦定購十餘家備譯。務期材料豐富，使讀者不出戶而知天下。 第六本報紀事，以速為主。各處訪事員，凡遇要事，必以電達，務供閱者先睹之快。 第七本報紀事，以確為主。凡風聞影響之事，概不登錄。若有訪函一時失實者，必更正之。 第八本報紀事，以直為主。凡事關大局者，必忠實報聞，無所隱諱。 第九本報紀事，以正為主。凡攻訐他人陰私，或輕薄排擠，借端報復之言，概嚴屏絕，以全報館之德義。 第十本報特置批評一門，凡每日出現之事實，以簡短雋利之筆評論之。使讀者雖無暇遍讀新聞，已可略知梗概，且增事實之趣味，助讀者之常識。 第十一本報每張附印小說兩種，或自撰，或翻譯，或章回，或短篇，以助興味而資多聞。惟小說非有益於社會者不錄。 第十二本報設報界輿論一門，凡全國及海外，所有華文報章共六十餘種，本報悉與交換。每日擇其論說之佳者，撮其大意敘述之，使讀者手一紙而各報之精華皆見焉。此亦各報館之通例也。 第十三本報設外論擷華一門，凡東西文各報之論說批評，其關於我國問題及世界全局問題者，則譯錄之，如報界輿論之例。 第十四本報設介紹新著一門，凡新印各書，每禮拜匯錄其目及出版局名，定價數目，其善本加以評論，以備內地學者之採擇。 第十五本報設詞林一門，詩古文辭之尤雅者隨錄焉。 第十六本報設插畫一門，或寓意諷事，或中外名人畫像，或各國風景畫，或與事實比附之地圖，隨時采登。 第十七本報設商情報告表一門，上海各行市價，專員採訪，詳細紀載；外埠亦擇要隨錄。 第十八本報設口碑叢述一門，其有近世遺聞軼事，雖屬過去，亦予甄錄，以供史料而資多識。 第十九本報設談瀛零拾一門，凡世界之奇聞瑣記，足以新我輩之耳目者，亦間錄焉。 第二十本報於京鈔及官私專件，取材務博，另裁務精，要者不遺，蔓者不錄。 第二十一本報編排，務求秩序。如論說、諭旨、電報及緊要新聞，皆有一定之位置，使讀者開卷即見，不勞探索。其紀載本國新聞，以地別之；外國新聞，以國別之。 第二十二本報編排，務求顯醒。故一號、二號、三號、四號、五號、六號字模及各種圈點符號，俱行置備。其最緊要之事則用大字，次者中字，尋常新聞用小字。用大字者，所以醒目也；用小字者，求內容之豐富也。論說批評中之主眼，新聞中之標題，皆加圈點以為識別。凡以省讀者之目力而已。 第二十三本報遇有緊要新聞特別電報，當發傳單，以期敏速。 第二十四本報別類務多，取材最富。既用各小號字排入，尚慮限於篇幅，不能全錄，特於每日排印洋紙兩大張，不惜工資以求贍博，而定價格外從廉。 第二十五本館廣聘通人留局坐辦外，尚有特約寄稿主筆數十人，俱屬海內外名士，議論文章，務足發揚祖國之光榮。 第五節　鼓吹革命之健者 報紙之主張革命者，以光緒二十五年在香港出版之《中國日報》為始。其最驚人之文字，為《民主主義與中國政治革命之前途》一篇。繼之者有《蘇報》《國民日日報》《警鐘日報》《廣東報》《有所謂報》《少年報》《民呼報》《民吁報》《民立報》《天鐸報》《復報》《民報》《二十世紀之新支那》等，皆提倡民族主義，鼓吹排滿。其釀成文字之禍者，則以上海之蘇報案為最著。 《蘇報》創於光緒二十三年之夏，為胡璋（鐵梅）所經營，但由其妻日本女子生駒悅出名，在駐滬日本總領事館註冊。後由陳范（夢坡）出資購得。陳系江西知縣，以教案落職，憤官場之腐敗，思以清議救天下；其主張始屬保皇，後變為革命。延吳敬恆（稚暉）等為主筆。先是，有所謂光復會者，為吳及章炳麟（太炎）、蔡元培（孑民）等所組織，為革命運動中之理想的指導者。其會員有徐錫麟、馬忠漢、陳伯平、秋瑾女士等之實行家，當時即借《蘇報》以鼓吹革命。光緒二十九年五月，蜀人鄒容組織愛國學社，發行《革命軍》一書，章為之序，報中亦為文以張之。又於新書介紹欄，說明此書內容。[1] 清廷大怒，密電兩江總督及蘇撫，轉飭上海道，令會審公堂立出牌票，謂：「奉道憲密札，奉蘇撫憲札，欽奉電旨，查有上海創立愛國學社，招集不逞之徒，倡演革命諸邪說，形同叛逆，著嚴密查拿等因欽此。札道拿辦。並先奉南洋大臣諭，滬上各報內，《蘇報》近更狂吠，愈無忌憚，著即拿辦。轉飭密派干役，將單開各要犯分別嚴拿，務獲稟辦，毋稍泄漏疏虞，致被兔脫。一面簽差協捕，立將蘇報館嚴行封閉等因奉此。除另單發封蘇報館外，合飭密拿，仰即協捕立提後開人等，限即日解候訊究：錢允生、陳吉甫、陳叔疇，以上蘇報館主筆；章炳麟、鄒容、龍積之，以上偽作《革命軍》匪人；陳范即陳夢坡，蘇報館主。以上七名，該差不動聲色即行按名拿獲，解究毋延。」陳范時適赴日本，僅其子仲彝及章、鄒等先後被獲。清廷要求引渡，外交團以此案系國事性質，不允。[2] 結果，乃組織額外公堂，派上海縣會審，並延律師聲述案由。謂：「陳范住三馬路二十號門牌，登報大逆不道，污衊今上。閏月初五，登論說界，《康有為與覺羅氏之關係》；五月二十三，登《滿人九世深仇》；五月初八，登《客民篇》；五月十四，登《讀〈革命軍〉，有男降女不降，生降死不降，老降小不降，總之驅逐滿人，匡輔真主》；五月初五，登《章炳麟駁康有為書》，交通外人，能得歡心，可使中外子民輕蔑皇上；五月七日，登《殺人主義即復仇主義，以四萬萬人殺一人，能不快心》；五月初十，登特別要聞，東京留學生捏造上諭。總之，《蘇報》污衊皇上事多，未能一一指出。中國政府飭拿章炳麟、鄒容，因其大逆不道，謀為不軌。其《革命軍》第一章，敘披毛戴角之滿洲人應予殺盡，可比登三十六天堂，升七十二地獄，巍巍哉革命，皇皇哉革命。第二章，革命革命，人心不平，戴滿人而為君；滿人約五萬人，目不識丁者系親王大臣，唱京調二簧者系將軍都統等語。其餘五人，做《康有為論》，做《革命軍》，應是一起，內有龍積之，他系二十六年分富有票案要犯，犯事在漢口，俟後歸另案訊辦。」被告亦延律師出而辯護。[3] 先後會審四次，乃由上海縣下諭：「本縣奉南洋大臣委派，會同公廨委員，暨英副領事，審訊蘇報館一案。今審得錢允生陳吉甫，一為報館夥友，一為司賬，既非館主，又非主筆，已管押四月，應行開釋。陳仲彝系館主陳范之子，姑准交保，尋交伊父到案。龍積之於蘇報案內雖無證據，惟奉鄂督飭拿之人，仍押候鄂督示諭，再行辦理。至章炳麟作《訄書》，並《革命軍序》，又有《駁康有為》之一書，污衊朝廷，形同悖逆；鄒容作《革命軍》一書，謀為不軌，更為大逆不道。彼二人者，同惡相濟，厥罪惟均，實為本國律法所不容，亦為各國公法所不恕。查律載不利於國謀危社稷為反，不利於君謀危宗廟為大逆；共謀者，不分首從，皆凌遲處死。又律載謀背本國潛從他國為叛；共謀者不分首從皆斬。又律載妄布邪言，書寫張貼，煽惑人心；為首者斬立決，為從者絞監候。如鄒容、章炳麟照律治罪，皆當處決。今逢萬壽開科，廣布皇仁，援照擬減，定為永遠監禁，以杜亂萌而靖人心。俾租界一群不逞之徒，知所警惕，而不敢為匪，中外幸甚。仍稟請憲示遵行。」時民氣激昂，領事團對此諭亦持異議，相持不能決。乃移京交涉，至次年三月，始改判鄒容監禁二年；章炳麟監禁三年罰作苦工，限滿開釋，驅逐出境；龍積之省釋。 《國民日日報》[4] 創刊於光緒二十九年六月十五日，為《蘇報》中人所發起，由外人高茂爾（A.Somoll）出面。附刊《黑暗世界》，由連橫（慕秦）編輯，攻擊官僚，不遺餘力。所載《南渡錄演義》，尤足喚起種族之觀念。清廷鑒於《蘇報》交涉困難，乃通令長江一帶，嚴禁售閱。謂：「上海逆黨著書刊報，煽惑人心，大逆不法。業將蘇報館辦事人等按名拿辦，並將報館封閉在案。乃又有人創辦《國民日日報》，依然妄肆蜚語，昌言無忌，實屬執迷不悟，可恨已極。仰各屬府州廳縣，將《國民日日報》荒謬悖逆情形，示知地方商民，不准買看。如有寄售《國民報》者，提究。」一面又由外務部行文總稅務司，謂：「八月初九日，接准南洋大臣諮稱，據蘇松太道袁樹勛稟稱，查上海蘇報館著書刊報，煽惑人心，業將報館封閉在案。現又有人創設《國民日日報》，依然放肆蜚語，昌言無忌。該報執事人等，半多寒酸出身，甘於為非，擾害大局，慫人觀聽，借廣銷場。但使無人閱其報紙，彼必支持不住，不難立即閉歇。除分諮沿江各省，通飭一體示禁，不准商民買看該報外，應請剴行總稅務司轉知郵政局，毋得代寄《國民日日報》，杜其銷路，絕其來源。」旋總稅務司復外交部文：「查郵政局接政寄件，均以信字為主。隨到隨寄。雖有時因特別之故，有開看之權，然其大致，總以如何接收，如何轉寄為本。現奉前因，除抄錄來往文件，通飭各口郵局。遇有皮面書明《國民日日報》交局，概不准其收寄外，理合申復。惟查如此禁寄，防不勝防，實屬不妥。查此項日報系在中國印行，前數月蘇報館既由中國官憲封閉，《國民日日報》似可一律由官憲查封，方為清源之法。」時郵局初興，報多由信局遞寄，故各報亦多譏此法為徒勞而無益也。 《警鐘日報》，為《俄事警聞》之後身，始名《警鐘》，系蔡元培等所組織，與《蘇報》《國民日日報》同一宗旨。清廷介德領事函致會審公堂，出票拘究主筆金少甫、劉師培。經理李春波事先離滬。結果：戴普鶴以發報出售，監禁一年半；胡少卿系校對，監禁年半；代印該報之機器充公。此光緒三十一年三月事也。 《復報》與《民報》[5] ，同刊於光緒三十一二年間，每月發行於東京。其文字之激烈，旗幟之鮮明，較以上各日報為尤甚。《復報》由劉師培（光漢）編輯。《民報》始由張繼（溥泉）編輯。執筆者有汪精衛、胡漢民等，其主義以中英文刊於該志最顯明之處：（一）顛覆現今之惡劣政府；（二）土地國有；（三）維持世界真正之和平；（四）建設共和政府；（五）主張中日國民的連合；（六）要求各國贊成中國之革新事業。其傳誦人口者，有《民族的國民論》《支那立憲必先以革命》，與小說《獅子吼》等篇。逮章炳麟出獄東渡，改以章為編輯。一時有紙貴洛陽不脛而走之慨。 光復會之別派，有於伯循（右任）者，以著書排滿，不容於清吏，由陝遁而至滬，與汪瘦岑、汪秉忠等組織《神州日報》。嗣於同盟會成立之後，先囑其鄉人李季直創刊《須彌日報》。繼乃經營《民呼日報》《民吁日報》與《民立報》[6] ，執筆者均民黨之中堅人物。而宋教仁在《民立報》署名漁父，發表光焰逼人之文，努力鼓吹革命主義。凡所議論，一本學理，能於根本上反覆詳言清政府之腐敗；喚起國民擔負國事之責任心，尤受國內外知識階級之歡迎。學校之內，市肆之間，爭相傳覽。故是時《民立報》於上海遂有革命黨本部之觀。清廷雖加嚴禁，亦未如之何也。 《民呼報》創於宣統元年春，專以攻擊官場為事。當道誣於吞沒陝甘賑款，拘捕房四十餘日，並判於驅逐出境。斯報凡歷九十三日而殤。於走日本，於斯年秋，延談善吾續辦《民吁報》，改變論調，專事攻擊日本。駐滬日領請上海道封禁。出版僅四十二日。於乃於次年九月九日，又辦《民立報》。執筆者宋教仁外，有呂志伊、王印川、章行嚴、覃壽堃等，主張雖屬急進，而無叫囂之習。日銷多至二萬份，晝夜印機不停。入民國後，乃有「豎三民橫三民」之稱。豎三民者，《民呼》《民吁》《民立》也；橫三民者，戴天仇所創之《民權》、呂志伊所創之《國民新聞》、鄧家彥所創之《中華民報》也。橫三民言詞激烈，感情用事，強於從同。於不可，以脫黨相拒。後於以奔走政治，報事完全托之范光熙。迨論調改變，銷數遂一落千丈。二次革命後，只余千份。未幾，遂以經濟缺乏停刊，民黨與非民黨俱為惜之。《民立》廢后，而《神州》銷路又稍增矣。 注釋 [1]《蘇報》新書介紹云：「《革命軍》，凡七篇：首緒論，次革命之原因，次革命之教育，次革命剖清人種，次革命必先去奴隸之根性，次革命獨立之大義，次結論，約二萬言。章炳麟為之序。其宗旨專在驅除滿清，光復中國，筆極銳利，文極沉痛。稍有種族思想者，讀之當無不拔劍起舞，發沖眉豎。若能以此書普及於四萬萬人之腦海，中國當興也勃焉。是所望於讀《革命軍》者。」 [2]慈禧太后以雷霆萬鈞之力，嚴令江督，轉飭上海道，向領事團交涉，將蘇報案諸人引渡。領事已有同意者。幸西報一致反對，故英使薩道首先倡議，謂：「《蘇報》諸人，當在租界鞫訊，斷不可交與華官。使果有罪可據，則加以應獲之罪，亦不能出租界一步。」英政府藍斯庚侯爵在上議院答施賓塞伯爵之問云：「此次諸人，因刊登激烈之詞於報紙，以致逮捕。予嘗一讀其譯文，亦不能不稱其為最激烈最勇猛之議論。按彼等所以為上海工部局所拘獲者，因工部局受上海當道之促迫，不得已而出此。故與華官訂定，諸人當在上海租界之會審公堂審判受罪。迨其中二人既經公堂辯明之罪，則吾等亦不能不照華官所定之約實行之。乃清政府忽有將諸人交出之要求，吾等惟有堅持方針，不為所移。並須寄語吾國之審判此事者，亦當力拒其要求也。上海各領事之意見，雖屬可疑，但吾等自知其決不致孤立。夫華人之正法於北京者，受慘酷之刑罰，其野蠻之情狀，貴爵當亦知之熟矣。由此觀之，目前所論之案，雖有一派人主張交諸人於華官之手，吾等決不當附和之也。然黨於此派之領事官，吾亦不敢謂其必居多數也。」美外部亦令其領事，不得將《蘇報》諸人交與華官，並將主張引渡之上海總領事古納調任。 [3]蘇報案供詞：陳仲彝供：「那陳范是父親，事前到東洋去了。蘇報館總主筆是吳稚暉。這陳吉甫是賬房，錢允生不認識。報館是共同開設，歸父親經理。小的僅止在館內讀書，於主筆事務，不相過問。於報館事務，概不料理。館中共有四個賬房，經理原是父親，如不在館，歸賬房代理。小的只是專心讀書，不管館中事務。那吳稚暉是專管主筆。是實。」錢允生供：「小的實名錢寶仁，並不是錢允生，前堂也曾提及的。系鎮江人，暫寓客棧。蘇報館事，並沒知道。因辦九江礦務來滬，在新馬路跑馬廳女學堂內被拿，不是在蘇報館中拿來的。是實。」陳吉甫供：「系蘇報館告白賬房，即二賬房，不管館中別事。如遇經理人陳范有事他出，系三賬房李志園代為料理。況小的於前年十二月辭去，去年三月又進去，所以銀錢一切都不管的。有舊報告白，呈求明鑑。是實。」章炳麟供：「浙江餘杭人，年三十六歲，不應滿洲考試。《革命軍序》是我所作，《蘇報》論說與我無涉。是實。」龍積之供：「廣西臨桂縣人，年四十四歲。由優貢選四川知縣，到過省的。庚子年，唐才常京卿於富有票事，職貢因母喪停柩在滬，雖到漢口，單上並無名字。次年赴廣東，單上又無名字，今唐京卿已死，只求明鑑。是實。」鄒容供：「《革命軍》是小人所作」，余無別供，不錄。堂諭：「此案會商英副領事，著將陳仲彝等六人，暫行還押捕房，即提供出之蘇報館主筆吳稚暉，代理經手賬房李志園到案須訊核辦。陳范是否避往東瀛，未可輕信，仍飭差嚴緝解究，毋延。」 [4]《國民日日報》發刊詞：「『國民』二字之名義與範圍，東方民族之所不解也；今若易言之曰『蟻民』，則其所順受者也；更易言之曰『鄉民』，則其所尸祝者也。何也？馴伏專制政體之下之既久，一切橫斂慘殺之毒，亦已司空見慣，以為吾儕小人，僥倖寢饋於黑甜之鄉，而老死於黃馘槁項，不見兵戎，亦即了此一生，安問所謂國民，安問國之屬於誰氏。 咄！國何物，而顧以民支配之？豈不以國者，民之集合體也？大凡機體之能集合者，中以含有無數膠粘之質點；即以無意識非官品之金一類，亦豈各原質之不相愛而能化合者？況龐然機體絕大之一國，而以若干不相聯屬蠕蠕蜴蜴之動物闐駢於其內，如豕之圈於笠，如馬之繫於檻，而謂豕視笠，馬視檻，有若何密切之感情，豈可以訓？毋亦視牧兒之惡作劇而已！今以蟻民之名義，定鄉民之範圍，則國一笠也，一檻也，無怪乎三千年來，獨夫民賊，以國為牧場，以民為畜類，其所以圈之系之之術，任憑作弄，而不見有一毫之反動！嘻！東方民族之歷史，可以此兩端盡之者（蟻民與鄉民）。世界陸沉，人道泯棼，即循此兩端舊由之軌道，亦足以經行於小天地之內。何哉？近世紀之間，有隨歐風美雨，新發現於東大陸之名詞，曰國民，曰國民云云者。 今之自命為先導者，其發議疇不曰國民哉？而吾強聒之為國民者，彼且不解國民為何物。則欲以吾理想之國民，組織國民之事業，是不啻無椎輪而求大輅也。雖然，有果也，必有因。有良果也，必有良因。輿論者，造因之無上乘也，一切事業之母也。故將圖國民之事業，不可不造國民之輿論。輿論誰屍之？此亦不難解決之問題也。夫貴族輿平民之界既分，則不在貴族而在平民無疑。然平民之質點甚淆亂，言龐而論駁無當也。蓋輿論者，必具有轉移社會，左右世界之力者也。大凡一國家之成立，當無不有一種無名之輿論，隱據於工規師諫之巔，而政治之發見，亦間受其影響。不過公理之未著明，民黨之無勢力，凡文明上之事業，皆甚幼稚，則此稱輿論，亦遂旁皇而無所著。自十九世紀歐洲有所謂第四種族之新產兒出世，而輿論乃大定。第四種族者，以對於貴族、教徒、平民三大種族之外，而另成一絕大種族者也。此種族者何物也？乃為一切言論之出發地，所放於社會之影光，所占於社會之位置，至於如是。蓋即由平民之趨勢，迤邐而來；以平民之志望，組織而成；對待貴族而為其監督，專以代表平民為職志，所為新聞記者是也。新聞學之與國民之關切為何如，故記者既據最高之地位，代表國民，國民而亦即承認為其代表者。一紙之出，可以收全國之觀聽；一議之發，可以挽全國之傾勢。如林肯為記者，而後有釋黑奴之戰爭；格蘭斯頓為記者，而後有愛爾蘭自治案之通過。言論為一切事實之母，是豈不然。 雖然，言論者必立於民黨之一點而發者也。有足為事實之母之言論，必先有為言論之母之觀念。所為民族之觀念是也。故歐洲之有第四種族，必平民得與於三大種族之列，而後以平民多數之志望，併合發表而為第四種族，乃足以抵抗貴族教會而立於平等之地位。嘻！尚已！哀哀我同胞，誰非民族，而吾民族之觀念何在？ 中國民族之歷史，言之實可丑也。其上有僭竊盜賊之習慣；其下有奴隸牛馬之習慣。兩點相併，其僭竊盜賊也，不可思議；其奴隸牛馬也，愈不可思議。至於今日，羈勒於非種人之下，內奴外奴之重重膠結而不可解。國展轉其已亡；人嬉遊以待死。號稱數萬萬，寧可當歐洲第三種族之一指趾哉？第三種族於沉淪，至於此極；而望第四種族之間起而勃興，胡可也！然第三種族之沉淪，至於此極，而不升高以望第四種族之間起而勃興，又胡可也！ 中國之業新聞者，亦既三十年；其於社會有一毫之影響與否，此可驗之今日而知之者也。有取媚權貴焉者；有求悅市人焉者；甚有混淆種界，折辱同胞焉者。求一註定宗旨，大聲疾呼，必達其目的地而後已者，概乎無聞。有之，則又玉碎而不能瓦全也。嗚呼！中國報業之沿革如是，國民之程度如是。而欲蔚成一種族，吸取民族之暗潮，改造全國之現勢，其殆不能乎？其殆不能乎？故以吾《國民日日報》區區之組織，詹詹之小言，而謂將解說『國民』二字，以餉我同胞，則非能如裁判官，能如救世主（松本君平之所頌新聞記者），誠未之敢望。亦以當今狼豕縱橫，主人失其故居，竊願作彼公僕，為警鐘木鐸，日聒於我主人之側，敢以附諸無忘越人之殺而父之義。更發狂囈，以此報出世之期，為國民重生之日。哀哀吾同胞，儻願聞之！」 [5]孫文《民報》發刊詞：「近時雜誌之作者亦夥矣。姱詞以為美，囂聽而無所終，摘埴索塗不獲，則反覆其詞而自惑。求其斟時弊以立言，如古人所謂對症發藥者，已不可見；而況夫孤懷宏識遠矚將來者乎？夫繕群之道，與群俱進；而擇別取捨，惟其最宜。此群之歷史，既與彼群殊，則所以掖而進之之階級，不無後先進止之別，由之不貳，此所以為輿論之母也。余維歐美之進化，凡以三大主義：曰民族，曰民權，曰民生。羅馬之亡，民族主義興，而歐洲各國以獨立。洎自帝其國，威行專制，在下者不堪其苦，則民權主義興。十八世紀之末，十九世紀之初，專制撲而立憲政體殖焉。世界開化，人智益蒸，物質發舒，百年銳於千載。經濟問題，繼政法問題之後，則民生主義，躍躍然動，二十世紀，不得不為民生主義之擅場時代也。是三大主義，皆基本於民，遞嬗變易，而歐美之人種，胥治化焉。其他施維於小己大群之間，而成為故說者，皆此三者之充滿發揮而旁及者耳。今者，中國以千年專制之毒而不解，異種殘之，外邦逼之，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殆不可以須臾緩，而民生主義，歐美所慮積重難返者，中國獨受病未深而去之易。是故或於人為既往之陳跡，或於我為方來之大患，要為繕吾群所有事。則不可不並時而弛張之。嗟夫！所陟卑者，其所視不遠。游五都之市，見美服而求之，忘其身之不稱也。又但以當前者為至美。近時志士舌敝唇枯，惟企強中國以比歐美，然而歐美強矣，其民實困。觀大同盟罷工與無政府黨社會黨之日熾，社會革命，其將不遠。吾國縱能媲美於歐美，猶不能免於第二次之革命；而況追逐於人已然之末軌者之終無成耶？夫歐美社會之禍，伏之數十年，及今而後發見之，又不能使之遽去。吾國治民生主義者，發達最先，睹其禍害於未萌，誠可舉政治革命社會革命畢其功於一役。還視歐美，彼且瞠目我後也。翳我祖國，以最大之民族，聰明強力，超等絕倫，而沉夢不起，萬事墮壞； 幸為風潮所激，醒其渴睡，旦夕之間，舊發振強，勵精不已，則半事倍功，良非夸嫚。惟夫一群之中，有少數最良之心理能策其群而進之，使最宜之治法，適應於吾群，吾群之進步，適應於世界，此先知先覺之天職，而吾《民報》所為作也。抑非常革新之學說，其理想輸灌於人心，而化為常識，則其去實行也近。吾於《民報》之出世覘之。」 [6]于右任《民立報》發刊詞：「秋深矣！鳴蟬寂矣！草木漸搖落矣！萬籟無聲，時聞寒蛩，似斷似續，如訴如泣矣！此佳節乎？而有心人當之，頓生無窮之感。悲天歟？憫人歟？噫！如此乾坤，吾何獨為此佳節賀，吾亦悲憫中人也！而孰意萬卉將零之時，獨有植立於風霜之表，經秋而彌茂者，此何物？吾愛其色，吾慕其香，吾特敬其有超出凡卉之氣概。此花耶？此名花耶？此豈非世人之所謂晚節黃花也耶？噫嘻！噫嘻！晚節黃花！噫嘻！噫嘻！晚節黃花！『蘭有秀兮菊有芳，懷佳人兮未能忘。』當物而思，其思深矣。香草美人，今昔不遠。當此名花照耀東大陸之際，而更有其色其香其氣概堅於彼壽於彼璀璨於彼者，是何物？非國香乎？萬花環繞，《民立》現矣！是為《民立》發祥之日！是為《民立》出世之瑞！ 『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此非昔人之所自命也耶？《民立》之際此時會，此佳節之中而產《民立》，天之厚《民立》，《民立》敢不自重。大凡一傑物之出現此社會，與此社會即有際地蟠天之關係；否則新事業無異乎陳死人。倘其適宜於此社會也，雖百劫而不磨，而其精光浩氣，時來時往於兩大之間，時隱時現於世人耳目之表，待時而出，自足風靡乎一世；而社會寶愛之，而國家更須珍惜之。夫然後始能自立於四面楚歌之中，以造福於國民。是以有獨立之民族，始有獨立之國家；有獨立之國家，始能發生獨立之言論。再推而言之，有獨立之言論，始產獨立之民族；有獨立之民族，始能衛其獨立之國家。言論也，民族也，國家也，相依為命；此傷則彼虧，彼傾則此不能獨立者也。嗚呼！豈不重歟！ 秋高馬肥，記者當整頓全神，以為國民效馳驅。使吾國民之義聲，馳於列國；使吾國民之愁聲，達於政府；使吾國民之親愛聲，相接相近於散漫之同胞，而團體日固；使吾國民之嘆息聲，日消日滅於恐慌之市面，而實業日昌。並修吾先聖先賢、聞人巨子自立之學說，以提倡吾國民自立之精神；搜吾軍事實業、闢地殖民、英雄豪傑獨立之歷史，以培植吾國民獨立之思想。重以世界之智識，世界之事業，世界之學理，以輔助吾國民進立於世界之眼光。此則記者之所深賴，而願為同胞盡力馳驅於無已者也。雖然，未已也。 內憂外患，相逼而來。東海愁雲，浸及滿洲原野。歃血之約，恐又使馬首欲東者，轉而西圖。新亡國民之臭名，豈獨戴高帽子之族含無窮之痛乎？嗟嗟！將不遠矣！迎秋一葉，已先零矣，恐此後切切淒淒之聲難斷也。在館同人之生此時，自痛其智之僅能知此，自信其政見之亦足以濟此，所補助於國民者，則此後對外當如何有一定之方針，對內當如何有一定之改革，對經濟恐慌當如何有一定之補救法，對人心卑下當如何有一定之救濟法，容他日分析言之。不敢以訛言亂國是；不敢以浮言傷國交；不敢以妄言愚弄國民。所自期者，力求為正確之言論機關而已。力雖不逮，不敢不勉。 夫前數年吾國之言論界，其氣魄之雄建何如，其議論之慷慨何如，其精神之發越何如，而今日者，則何如？或者曰：此皆冥頑不仁之政府所致也，而又何言？記者曰：吾思此，吾欲哭，吾哭此，吾欲吊，吾吊此，吾欲作《招魂》篇。吾特名之曰《騷心》。夫《離騷》，非愛國者之所作乎？其生也，誰知之；其死也，誰憐之；而其忠愛之心，則自信之。記者讀而泣，泣而又讀，則請誦其辭於同胞之前曰：『余固知謇謇之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 第六節　留學界之出版物 清末留學之風盛行，在日本者最多，美國次之，皆青年銳氣之士也。誦習之餘，常編輯書報，以灌輸新思想新知識於國內為己任。其銷行較多者，類如下： （一）以改良桑梓促國人之醒覺為務者 《浙江潮》，創刊於光緒二十九年正月，每月發行於東京，為浙江同鄉會所編輯。每冊六十餘頁，所載分社說、論說、學說、政法、經濟、哲理、教育、軍事、歷史、傳記、大勢、時評等。出至第十二期而止。 《湖北學生界》，創刊於光緒二十九年正月，每月發行於東京。編輯兼發行者，為王璟芳、尹援一，執筆者有藍天蔚、劉成禺、李步青、但燾等。每冊五十餘頁，所載分論說、教育、實業、軍事、歷史、地理、科學、理科、時評、國聞、外事、留學紀聞等。至第四期後，易名《漢聲》，由竇燕石編輯。曾出《舊學增刊》一冊。但出二冊即止。 《江蘇》，創刊於光緒二十九年四月，每月發行於東京，為江蘇同鄉會所編輯。每冊五十餘頁，所載分社說、學說、譯篇、時論、小說、記言、紀事等。出至第八期而止。 《雲南雜誌》，創刊於光緒三十二年九月，為吳琨所編輯。每月發行於東京，每冊約六十頁。分論說、譯述、記事、外交等，而以英、法、越、緬關於西南之文字為最堪動心駭目。 《四川雜誌》，創刊於光緒三十三年十二月，每月發行於東京，以輸入世界文明，研究地方自治，經營藏回領土，開拓路礦利源為宗旨。每冊約八十頁，所載分論著、譯叢、時評、文苑、大事記等。但出至三期即止。 《河南》，創刊於光緒三十三年十二月，每月發行於東京，為武人朱宣等所編輯。以政治革命為目標。每冊約八十頁，所載分論著、譯述、時評、小說、文苑等。但出至三期即止。 《晉乘》，為山西學生所編輯，每月發行於東京。以發揚國粹，融化文明，提倡自治，獎勵實業，收復路礦，經營蒙盟為宗旨。 （二）以介紹學術為務者 《直說》，創刊於光緒二十九年正月，每月發行於東京。每冊六十餘頁，所載分教育、政治、社會、生計、軍事、外交、傳記、外論等。《遊學譯編》，創刊於光緒二十九年，每月發行於東京，為湖南同鄉會所編輯。每冊五十餘頁，所載分學說、教育、軍事、時事、歷史、傳記、地理、外論等。出至十二期而止。 《譯書匯編》，創刊於光緒二十七年正月，每月發行於東京。每冊約五十頁。以翻譯歐美關於行政理財之書為事。由胡英敏編輯。後改名《政法學報》，始分社說、論說、學術、研究資料等。出至十一期而止。 《中國新報》，創刊於光緒三十二年十二月，每月發行於東京，為楊度、薛大可、陳耔美等所編輯。每冊約八十頁，所載分論說、時評、譯件，以提倡經濟的軍國主義為事。出至七期而止。 《學報》，創刊於光緒三十三年正月，每月發行於東京，每冊約百頁。編輯者為何天柱、梁德猷。所載分論理、地理、傳記、博物、數學、化學、物理、英語、法制、經濟、生理、衛生、時事等。 《牖報》，創刊於光緒三十三年三月。編輯兼發行者為李慶芳。每月發行於東京，每冊約六十頁。所載分社說、教育、法律、政治、經濟、實業、軍事、文苑等。出至八期而止。 《科學一斑》，創刊於光緒三十三年六月，為留日學生組織之科學研究會所出版。每冊約七十頁，道林紙印。所載分教育、國文、歷史、地理、音樂、體操、博物、理化、算學等。出至四期而止。 《學海》，創刊於光緒三十四年正月，每月發行於東京。為北京大學留日學生所編輯，分為甲乙兩編：甲編專言文、法、政、商；乙編專言理、工、農、醫。每冊五十餘頁。 《留美學生會年報》，創刊於宣統二年，編輯者為胡彬夏女士。每冊約百頁，印刷極精美。所載分美國留學界情形、美國之政治風俗、時事感言、新思想等。 （三）以振興祖國及華僑商業為務者 《實業界》，創刊於光緒三十一年，為美洲學報社出版。每冊約四十頁，道林紙印。但出二期即止。 《中國商業研究會月報》，創刊於宣統二年正月，為東京中國商業研究會出版。每冊八十餘頁，所載為論說、學說、調查、統計、英文等。 《南洋群島商業研究會雜誌》，創刊於宣統二年，為李文權所編輯。每月發行於東京，每冊約四十頁。所載分論說、譯著、文牘、傳記、調查、報告、僑音等。但出至三期即止。 《中國蠶絲業會報》，創刊於宣統二年，每二月發行於東京。以振興祖國絲業為宗旨。所載多國內各省之蠶業情形，與海外各國之銷行狀況。 （四）以介紹法律常識冀祖國立憲為務者 《法政學交通社月報》，創刊於光緒三十二年十二月，每月發行於東京，由孟昭常等編輯。每期約四十頁，所載多該社研究所得之材料。出至四期而止。 《政法學報》，創刊於光緒三十三年正月，每月發行於東京，由沈其昌等編輯。每冊約四十頁，所載分社說、憲法、行政法、民法、商法、刑法、國際法、財政、殖民等。 《預備立憲公會報》，創刊於光緒三十四年正月，每半月發行於上海，為孟昭常等所編輯。每冊約二十頁，有光紙印。所載分撰述、編輯、紀事三大部。出至二十四期而止。 《歐美法政介聞》，創刊於光緒三十四年七月，每月發行於上海，為馬德潤、周澤青等所編輯。每冊約四十頁，道林紙印。以輸入歐美各國法律知識，擴充我國人政法之觀念為宗旨。出至三期而止。 《憲法新志》，創刊於宣統元年八月，每月發行於東京。為諮議局事務調查會所出版，由吳冠英編輯。每冊約六十頁，所載分論著、時評、譯述、記載、調查等。民國二年六月，改名《憲法新聞》；至是年十一月止。 《憲法新聞》，創刊於宣統元年八月，每周發行於北京，編輯者為李慶芳。每冊約五十頁，所載分憲論、憲史、雜纂三大部十六類。出至次年二月止。 （五）以提倡女子教育與女權為務者 《二十世紀之中國女子》，創刊於光緒三十三年，每月發行於東京，為河南學生會所出版。延恨海女士為主筆。以糾正近世女子教育之謬妄，提倡社會女子，注重道德，恢復女權為宗旨。所謂近世女子教育，蓋指我國日本化之女子教育而言，因當時各女學多延日人為教習也。 時孫文、黃興等常親赴東京，聚學生數千人，演說三民主義，學生受其影響。以海外言論之自由，皆明目張胆，痛談革命。《浙江潮》《江蘇》《湖北學生界》乃其最著者。清廷未如之何，乃嚴禁學生購閱。謂：「查遊學東洋學生，上年冬間在日本東京開設報章，各處分售。察閱報紙，其中議論，雖在開通民智，而乖謬偏宕之語，亦往往雜廁其間。即令毫無流弊，亦非學生應盡之義務。當經傳電蔡公使並監督，設法禁阻，並續經剴切勸諭停辦在案。茲查此項報章，業已出售。誠恐無識之徒，習染其說，殊於學術人心有害。查現在廣設學堂，收召有志之士，優與廩餼，俾得盡心學問，講求實業，冀收明朴忠貞之士為國家效用。此等報章，自無慮其蠱惑觀聽。第恐年少學生，血氣未定，或偶喜新奇，致分向學之誠；或多閱報章，有妨學堂功課。查東西各國，學堂章程，入學期內有一定程限，令其專習，不得旁騖他求。即如抄印書籍，非各生應學者，除學部命令准置外，不得入堂。是置備書籍，必待學部許可，方令入堂。又況不根之游談，漫浪之雜說，可令其隨意泛覽乎？為此特申約束，以杜歧趨。學堂中如有購閱此等報章，及為寄售傳播者，學生即時驅逐出堂，並加以懲治；堂中委員不事先禁阻，亦一律記過撤差；並望監督分教諸公認真誥誡，務令遵依。」然禁者自禁，而此等報章依然秘密輸入。學堂當局對之，亦惟有置諸不聞不見而已。 第七節　提倡閱報與禁止閱報 清廷之對於報館，始則以屈於外侮，為維新而提倡；繼則以誹議雜興，為革命而禁止。前後迥異，而以戊戌政變為之鴻溝。各省大吏，望風承旨，自屬當然之事。如鄂督張之洞，在善後局撥款定購《時務報》二百八十八份，發給全省文武大小衙門及各書院各學堂；浙撫購《時務報》，發給各府州縣；湘撫購《時務報》，發給各書院；廣西洋務總局，通飭全省府廳州縣，購閱《知新報》；直督袁世凱通飭各衙署局所，購閱《外交報》；《湘學新報》見於湖南學政江標之奏牘；《渝報》見於川東道之告示。此皆當時報紙所引以為榮者。而各省大吏，亦頗受報紙之影響，常取其言論以入奏。故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舉行新政之上諭，有：「今之言者，率出兩途：一則襲報館之文章，一則拘書生之淺見。更相是亦更相非，常囿於偏私不化；睹其利未睹其害，胥歸於窒礙難行」之語。迨後禁止報館嚴拿主筆之上諭屢下，內地報紙遂寥若晨星，或閉歇，或遷入租界，當時以閱報者學生居多，故學堂章程禁令中，亦定有「（三）各學堂學生，不准離經叛道，妄發狂言怪論，以及著書妄談，刊布報章。（四）學生不得私充報館主筆或訪事員。（五）各學堂學生不准私自購閱稗官小說，謬報逆書。凡非學科中應用之參考書，均不准攜帶入堂」之條。各省且出示禁止言論激烈之書報，如《新民叢報》《新小說》《革命軍》等，售者閱者，均須提究。[1] 此外尚有官紳合辦之宣講所閱報公所，地方人士所設之閱書報社等，此則始終以提倡閱報為事，於開通民智上固極有裨益也。 注釋 [1]查禁悖逆各書示：「准軍機處函開，近聞南中各省，書坊報館，有寄售悖逆各書。如《支那革命運動》《革命軍》《新廣東》《新湖南》《浙江潮》《併吞中國策》《自由書》《中國魂》《黃帝魂》《野蠻之精神》《二十世紀之怪物》《帝國主義》《瓜分慘禍預言》《新民叢報》《熱血譚》《盪虜叢書》《瀏陽二傑論》《新小說》《支那化成論》《廣長舌》《最近之滿洲》《新中國》《支那活歷史》等種種名目，駭人聽聞，喪心病狂，殊堪痛恨。若任其肆行流布，不獨壞我世道人心，且恐環球太平之局，亦將隱受其害。此固中法所不容，抑亦各國公法所不許。務希密飭各屬，體察情形，嚴行查禁。但使內地無銷售之路，士林無購閱之人，此等狂言，不難日就澌滅等因。仰書坊報館及諸色人等知悉，自示之後，倘取再售前項悖逆各書，一經查出定即飭提嚴辦。其各學堂諸生及士民人等，務各束身自愛，不得購閱，致於咎戾。」 第八節　君憲民主之論戰 戊戌政變後，清廷益任頑固之守舊派，專橫跋扈，厲行極端之反動政治，遂釀成義和團運動。自是以後，全國優秀之士，恐罹黨錮之危，群不出仕，放言高論於民間，隱培革命之種子；復努力探討康梁之主張，究其所以失敗之原因，其結果惟使漢人恍然自覺，知滿清之不足與言改革耳。 康有為走日本後，會孫文亦自倫敦至。日本諸志士，欲令孫康攜手，合圖大規模之進行，卒以君憲民主之根本上不容並立，兩派遂分道揚鑣，距離日遠。前者以梁啓超所主之《新民叢報》為根據，後者以張繼、章炳麟所主之《民報》為根據，遂正式作民主君憲之論戰，曾有《立憲論與革命論之論戰》一書發刊。各地報紙，亦顯分兩派如下： 《上海閒話》云：「至最近辛亥數年之間，政府以預備立憲人民，而內幕之腐敗愈甚。其尤著者，在官僚亦知輿論之不可終遏，乃設法溝通報館，以為私人作辯護。斯時報紙之道德，固已墜落達於極點，而真正輿論無可發泄，則激成反動力，主張根本改革之反對報紙，乃應時而發生也。自此類報紙盛行，全國為之風靡。清政府一方以政治上壓力制止之不效，則別組反對報紙以反對之。所惜者，此中有一極大機會，政府未能利用以和緩反對派之勢力。則當時立憲派與革命派，其所主張之政見本自不同。立憲派之言曰：『國體無善惡，視乎政治，就原有之基礎以謀改良，其事較根本改造為易。』革命派之言曰：『清政府決無立憲之望，不能立憲，惟有亡國；故以根本改革為宜。』此兩派之所爭持，其以立憲為前提則一也。使彼時清政府果能實行憲政，則根本問題即已解決，革命派之消融或在意中。即不然者，事實上並可倚重立憲派以與革命派互持，未始非政治上之作用。惜乎滿清不足語此，名為立憲，違憲之事日出不窮，而結果上立憲派亦有愛莫能助之隱。至庚戌辛亥時，即立憲之報紙，悉已一折而入於革命運動。此則清廷存亡絕續之大關鍵，尤上海報紙黨見離合之一段落矣。」 第九節　清末報紙之厄運 文字賈禍，自古有之；報紙既行，於今為烈。語其最早者，當為《申報》之郭星使畫像案[1] ，以紀載不實，致受外界之詰責。次之則為泄漏機密案，見之彭玉麟之奏議。[2] 故當時大吏之守舊者，常禁民間閱報；言論稍有鋒芒，鮮有不遭蹂躪者。報律頒行以後，官廳益有所根據，憑己意以周內。如光緒三十一年漢口《楚報》以宣布粵漢鐵路借款合同被封，主筆張漢傑監禁十年。《重慶日報》以宣布知府鄂芳劣跡被封，主筆卞小和下獄死。光緒三十二年北京《中華新報》以登載軍機大臣瞿鴻禨衛兵搶掠被封，主筆杭辛齋、彭翼仲遞籍。宣統元年《湖北日報》以插畫有諷刺當道嫌疑被封。宣統二年天津《北方報》以廣告內有「監督政府，嚮導國民」字樣被封。宣統三年漢口《大江報》以時評題為《大亂者救中國之妙藥也》被封，主筆詹大悲監禁一年。北京《國報》與《中央大同報》以宣布安奉路條約被封。廣州《可報》與汕頭《中華新報》，以論溫生才刺廣州將軍孚琦事被封。奉天《大中公報》以登載巡警總局防疫所真相，與《東省日報》，以主張共和提倡獨立被搗毀。此皆犖犖大端，在人耳目者。尤可異者，外人以我國報紙之常揭其短，忌之，利用我國官吏之畏葸，亦時有干涉言論界之舉。如光緒二十六年，廣州《博聞報》《嶺海報》與《中西報》，以登載義和團獲勝西軍敗績事，外人請粵當道封禁。光緒三十年，北京《京話報》載華工往南非後，將遭英人虐待，致應募者寥寥，英使請外部禁止發刊。三十一年，漢口《漢報》載道勝銀行行員陳延慶所開之慶安錢莊，資本不充足，致被提款而擱淺，俄使請鄂當道封禁。廈門《鷺江報》以載金門教案失實，英領請廈門道封禁。《濟南報》及上海《中外日報》《時報》《警鐘日報》屢載德國在山東有不利於中國，德領請魯當道及上海道禁止登載。天津《大公報》以載不購美貨新聞，美領請直當道禁止人民閱看。三十四年，廣州各報以論佛山輪船命案，葡領請粵當道嚴行申斥。宣統元年，上海《民吁報》於中國之危急，泰東之和平，與錦齊鐵路事，有所論列，日領謂有關日本名譽，請上海道封禁。宣統三年，哈爾濱《東陲新報》以載俄人在蒙古招兵，及攫傅家甸防疫權事，俄領請西北道封禁。如此者，又屢見不一見。其他藉故罰款，或停刊若干日者，尚不勝枚舉。且有報館因時受摧殘，而自行停業者。蓋官權之無限久矣，出一言而莫予敢違，以習慣之所趨，而成為不文之法。今忽有昌言無諱之報館，與立於極端反對之地位，而時時刺取不可告人之隱事，宣諸萬眾之聽聞，惡其所為，則思去其籍。彼巍然民上之有司，其痛心疾首於報館欲得而甘心以為快者，豈一朝一夕之故哉？獨是外人之干涉實別有用心，乃亦推波助瀾，隱有「咎由自取，權不我操」之意，其情為最不可恕耳。 注釋 [1]《上海閒話》記郭星使畫像案云：光緒四年六月二十日，《申報》登一新聞，題云：《郭星使駐英近事》。據載：英國各新聞紙言及中朝星使事，每涉詼諧。近閱某日報，言英國近立一賽會，院中有一小像，儼然大清國郭嵩燾星使也。據畫師顧曼云：「余欲圖大人小像時，見大人大有躊躇之意，遲延許久，始略首肯。余方婉曲陳說，大人始允就座。余因索觀其手，大人置諸袖中，堅不肯示。余必欲挖而出之，大人遂愈形踧躇矣。」既定，大人正色言：「畫像須兩耳齊露；若只一耳，觀者不將謂一耳已經割去耶？」大人又言翎頂必應畫入；余以頂為帽檐所蔽，翎枚又在腦後，斷不能畫。大人即俯首至膝，問余曰，「今見之否？」余曰，「大人之翎頂雖見，大人之面目何存？」遂相與大笑。後大人願科頭箕坐，將大帽另繪一旁。余又請大人穿朝服，大人又正色言，「若穿朝服，恐貴國民人見之泥首矣」。以上悉畫師語。該西報又言畫成後，郭以畫像精妙，並欲延顧曼畫其夫人云。自該報郵寄至歐，為郭使所見，而絕大交涉以起矣。 《申報》登載此節新聞，不得不先解決兩大前提：（一）郭使是否有畫像事；（二）即有顧曼畫像事，臨畫時是否有是項語言。此二前提不決，則郭使之怒，怒其造謠乎？抑怒其顛倒事實乎？茲先就當時畫像事實略敘如下： 前清光緒元年，政府以中外交涉日繁，允總理衙門之請，特派使臣出駐各國，此為中國派遣欽差駐洋之始。當時派赴英國者，正使為郭嵩燾，副使為劉錫鴻。二年冬放洋，至三年夏間，劉副使偶於倫敦某書畫會見一天主神母畫幅頗佳，以價昂故，因囑隨員馬格里（英人，由郭、劉在中國攜往倫敦充隨員者）代覓畫工，摹仿一幅。馬隨薦一畫師名顧曼者應之。顧曼摹畫天主像既竣事，郭使見之，甚為獎飾。顧曼因云：「今蒙欽差不棄，願畫尊照一幅，不計畫工，但賜筆費，於願足矣。」郭聞之喜，隨議定筆費二十鎊。正擬擇日繪畫，郭又以不耐久坐，商之顧曼，可否先以相片作藍本。顧應之，即於次日偕同馬格里、顧曼赴照相館拍照而回。當拍照之時，郭意頂珠必須露出，否則外人不知所戴為何帽，又面不可正，亦不可過偏；一一如法拍成，交顧攜往。及十日後，送畫稿來，亦邀郭使賞鑒。此當時畫像情形也。闔使館人員所見聞者如是。 事實如此，而《申報》所登者如彼。時郭使適在法都巴黎，見報後，即飭馬格里函詰畫師顧曼，何以妄造此言；一方電詢《申報》，根究此項新聞究譯自何報，務求水落石出而止。乃顧信去後，得伊家屬復函云：「顧已挈眷出遊，此時行蹤無定，俟回後再行通知作復。」《申報》則兩次電詢，均無回音。迄九月初，始得顧曼來信云：「刻在倫敦繪畫為生，無暇赴法面謁。惟上海《申報》所登各節，全系虛妄；鄙人以繪畫為生，此後聲名既壞，衣食為難。既據《申報》系譯載西報，鄙人惟有一方致函各報辯白，一方根究此項新聞究出何報，何月何日，以為恢復名譽之地」云云。而《申報》兩次去電未復，第三次並將復電之費隨電匯去；電中告以如不作復，定當訴之法庭。至九月初十日，始據《申報》復電雲，「該項新聞，新譯自本年四月某日歐臥蘭美報」。郭使遂飭馬格里前赴該報根問。乃根問之結果，則該報系每星期日發行者，《申報》所云之四月某日，並非星期，則該館並不出報。馬以《申報》電復，恐其月日有訛誤，遂將該報全月若干份，出價購來，乃遍閱亦無是說。於是郭使之怒則更甚。 嗣有人為郭使言，根究《申報》譯載何項西報為一事，先行致函《申報》以及各西報，以證明新聞之錯誤為又一事。今前一事，不妨緩為根究，而更正之舉，似不容緩。郭使善之，旋畫師亦由馬格里覓至使館，當由郭使命顧曼及馬格里各具一辯白之函；稿成，譯成漢文，經郭使點竄數過，然後分寄上海申報館及歐洲各日報登載，以明真偽。至馬格里之具函辯白，蓋當時畫像，郭使與顧曼應對之詞，均由馬為之舌人也。畫師顧曼更正之函如下： 啟者：頃閱本年六月二十日上海《申報》登載，星使駐英近事一則，或謂系由仆口傳出者，殊屬詫異。仆以聲名為重，安甘受咎。今特陳數語以辨其誣。查《申報》所述，系中國欽差在倫敦令仆畫像各情，及畫成後懸諸畫閣之事，所言諸多謬妄。仆目下正在追求原委，茲先為辨正其詞，以免外間之誤會。夫仆之畫像，系馬格里為之先容。帶見時，乞得照像為藍本；畫成後，請星使臨視二次，星使極為稱許。仆方感謝不盡，何至有捏造譏誚之理？且仆與星使言語不通，概由馬格里傳說。馬來詰仆，仆茫然無以為對。謂以全無影響之詞，出自仆口，即馬格里含糊，仆亦斷不能隱忍。以上各情，除函上海《申報》先行辨正，一面根究來歷外，並請貴報刊登，俾閱此報者得知中國此段《申報》，傳自何人，刊自何日，可以早日知照鄙人也。畫師顧曼啟。 馬格里辨正之函則如下： 敬啟者：前於法京獲見本年六月二十日上海《申報》，披閱之下，不勝詫異。查顧曼為欽差畫像，系由仆所引薦。畫成後，欽差初不愜意，經顧曼再三修飾，欽差始言略得形似。迨懸於畫閣，見者極為稱賞；由是，顧曼畫名噪于海外焉。蓋英人以欽差初次來英，詫為罕見，遂使顧曼之畫名，頓為增重。當其畫像之時，彼此言語不通，一切由仆傳達。若如《申報》所言，則僕從欽差將及兩年，曾未見有此形狀。似此平空侮慢，令仆何以自處？後由法京回倫敦，詰以此事之緣起。顧曼指天明矢，堅不承認。且在倫敦閱看新報十餘家，亦未見此一段文字。仆以此等譏誚文字，或因他人有意誣衊，故借畫像為詞，或出自顧曼手筆，要皆無足輕重。蓋顧曼不過一畫工耳，輒敢矢口譏笑，自有人責其非。乃《申報》遽謂英國新聞紙言及中朝星使，每涉詼諧，而仆自隨欽差來此，所見新報，無不欽佩，絕不聞有涉及詼諧者。因思泰西各國，無不講情理，無不講法律，各新聞之司筆墨者亦多明白事理之人，故於各國駐紮星使，從不肯有所譏誚。如若《申報》所載，甚非英人所樂聞也。今顧曼已有辨說，更望將仆此論載入貴報，稍正前言之誣。顧曼之得失不足與校，惟仆自覺其人由仆引薦，言語由仆口傳，此等誣衊之詞，實令仆無顏以對欽差也，用瀝陳之，伏候鈞鑒。馬格里啟。 自顧曼馬格里兩更正之函，登入各西報，外人始知此事之原委，而郭使以事隔多時，怒亦稍息。嗣經館員詳細調查，則知《申報》所登，確有來歷，惟不若原西報之故甚其詞。而西報之所以得此新聞，則蛛絲馬跡亦復別有原因。茲再將事後館員所查得之消息，匯錄如下：時則郭使已瓜屆回華，此事卒亦未具何等之結果也。當顧曼畫像之後，有顧丹者，顧曼之弟，充英倫新聞紙名《代立太理格拉茀》館之主筆。偶聞乃兄代中國欽差畫像則探問之。顧曼初次為中國達官畫像，則亦故甚其詞以告顧丹，雲中國有割耳之罪，故畫貴人時必將兩耳齊露。所言不經，大抵類是。顧丹即以是告之《代立太理格拉茀》館員，嗣又恐礙及顧曼，乃以是說介之別一新聞紙名《喀爾司喀爾納》者，於四月十六日登出。事經顧曼、顧丹、《代立太理格拉茀》《喀爾司喀爾納》展轉附會，及該報傳至上海，又經上海某西報裝點其詞。時則《申報》尚在外人之手，不問事實之有無及真偽，即與盡情披露。觀六月二十日所登之文雲，英國各新聞紙言及中朝星使事，每涉詼諧者，即指《喀爾司喀爾納》報而言云。近閱某日報云云者，即指上海某西報。及郭使致電詰責，始無以對，則置之不復。後經郭使將復電之費一併匯滬，乃知事終難諱，不得已泛指一英京之星期報以為搪塞，固不虞郭使之志在澈究也。然始終未將上海某西報指出，並《喀爾司喀爾納》報之登載，亦未舉以告郭。蓋當時中國無所謂報律，而就轉載別報之件以甚其詞，則幾同勾串造謠矣。宜其只以延宕為緩兵之計也。此案開始於光緒四年四月十六日《英報》之登載，而上海西報則於六月初轉登，《申報》則於六月二十日轉登。迄巴黎倫敦上海展轉函詰，直至光緒五年秋間郭使受代，然後此案成一不了之了局。其亦華字報紙最初最巨之交涉乎？濡筆錄之，作為上海報界之一大紀念也可。 [2]彭剛直奏議：「奉軍機大臣字寄四月二十八日奉上諭，近來寄信，緊要事件，往往漏泄，甚至外間傳播刊入新聞紙中等因欽此。竊維機要事件，似此刊布通都，互相傳播，臣向未曾聞見。近來乃有寄諭及各省緊要公件，未經見有明文，而外間已傳說紛紜，刊入報紙。初謂民間謠傳，未足深信，既而無不吻合，殊堪詫異。即如此次天津所議簡明條約，未接密咨以前，已見各報館詳為刊列。其得信不知從何而來，誠有不可解者。查該報館意存壟斷，惟務搜采新聞，人所未及知者，列入報中，使人以先睹為快，售廣利贏。彼既惟利是視，則所以用其探刺者，無所不至；亦難免不別有營謀，此事之所由漏泄也。且有變混黑白，以無為有，任性議論，尤堪痛恨。臣嗣後惟加謹慎，不敢稍有疏忽，致取愆尤。」 第十節　結論 以龐大之中國，敗於蕞爾之日本，遺傳惟我獨尊之夢，至斯方憬然覺悟。在野之有識者，知政治之有待改革，而又無柄可操，則不得不借報紙以發抒其意見，亦勢也。當時之執筆者，念國家之阽危，懍然有棟折榱崩之懼，其憂傷之情，自然流露於字裡行間。故其感人也最深，而發生影響也亦最速。其可得而稱者，一為報紙以捐款而創辦，非以謀利為目的；一為報紙有鮮明之主張，能聚精會神以赴之。斯二者，乃報紙之正軌，而今日所不多覯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