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史 · 文與道

文者所以在道，正如「筌[1]者所以在魚」，「蹄[2]者所以在兔」，「言者所以在意」（《莊子·外物篇》），不為捕魚則不設筌，不為系兔則不設蹄，不為表意則不發言，不為傳道則不著文，這個道理非常明顯，然而孔夫子的門徒竟不能理解。 《論語·公冶長》記子貢之言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這裡所謂「性」就是人生哲學或人生觀，所謂「天道」就是宇宙原理或世界觀，總起來說就是今之所謂觀點，古之所謂道也。從子貢的這幾句話看來，他是以為文與道各為一事，道在文外，不在文中。果如子貢所云，則一部論語豈不全是廢話，而春秋的褒貶也不表示孔夫子的歷史觀了。 子貢的這種看法，顯然是錯誤的。所以他一直是徘徊於孔子的門牆之外，他埋怨他老師的門牆太高，遮住了他接近真理的道路。他說：「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 孔夫子的牆有多高，不知道，但即使如子貢所云「夫子之牆數仞」，也是遮不住真理的，而況孔夫子並沒有準備把他認為是真理的東西封閉在高牆之內。看來不是孔夫子的門牆太高，而是子貢的學習方法不對頭，他不知道從他老師的文章中去尋找性與天道，硬說他老師的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和子貢一樣徘徊於孔子門牆之外的學生，恐怕很多，以致孔夫子不得不發表聲明。他說：「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用現代語說就是，你們以為我在傳道講學的時候有所隱匿或保留嗎？我沒有隱匿和保留，我之所為沒有不和你們共同商討的，把道傳給你們是我的心愿。 其實，文與道的關係，孔夫子說得很明白。他說：「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3]這裡所說的「文」顯然不是指的「文章」，而是指的文王以來的「道統」。因為這幾句話用現代語說就是，文王既然死了，道統不在我身上嗎？如果上天真要消滅這個道統，像我這樣後死的人，當然不能承繼這個道統，如果上天沒有意思消滅這個道統，那麼，匡人又能把我怎麼樣呢？ 當然從文見道，不是一件容易事情。孔夫子最優秀的學生顏回尚且感到難於捉摸。他說「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何況子貢。 在孔夫子耳提面命之下的學生，尚且搞不清文與道的關係，何況儒家的末流。所以在儒家學說的發展中，產生了兩種偏向：一種偏向是見文不見道。這一派的儒家學者專門尋章摘句，形成一種支離破碎的章句之學。只知襲語錄之糟粕，死扣教條。另一種偏向是離文談道，這一派的儒家學者則束書不觀，空談心性。對於這一派的儒家學者，顧炎武曾有如次的批評。他說：「昔之清談談老莊，今之清談談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遺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辭其末，不習六藝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綜當代之務，舉夫子論學論政之大端，一切不問，而曰一貫；曰無言。」（《日知錄》卷七《夫子之言性與天道》條）這裡所謂不習六藝之文，就是不學習經典著作，不考百王之典，就是不研究歷史，不綜當代之務，就是不研究現狀，然而這些學者卻認為只要憑空一想，真理就悠然而來，而他們也就一聲不響，走進了儒家的神殿，儼然聖人復生。 顧炎武的這幾句話，現在讀起來還很親切，因為這幾句使我們想起了毛主席的教訓，不研究理論，不研究歷史，不研究現狀而高談規律高談體系，這種規律和體系是靠不住的。 （《人民日報》1962年1月21日） * * * [1]筌，捕魚器也，以竹為之。 [2]蹄，兔罝也，即用以系兔之腳的工具，故謂之蹄。 [3]孔夫子的面貌與陽貨相似，匡人誤以為陽貨，以兵圍之，這幾句話是在孔夫子被匡人圍困時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