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史 · 對處理若干歷史問題的初步意見

一　如何處理歷史上的階級關係 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是歷史的動力，在寫歷史的時候，忽略了這一點就會犯原則性的錯誤。 階級矛盾有兩方面，不能只寫一面。要著重地寫革命，也要寫反革命。 矛盾不僅存在於敵對階級之間，也存在於同一階級內部各階層之間乃至同一階層內部各集團之間。不要把階級矛盾簡單化，要著重地寫敵對階級間的矛盾，也要寫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 寫矛盾要分清主要與次要。要著重地寫主要矛盾，也要寫次要矛盾，還要寫出它們的交織和轉化。 主要矛盾不同於基本矛盾，在階級社會，基本矛盾永遠是敵對階級間的矛盾。這種矛盾，像一條紅線貫串著整個階級社會的歷史。敵對階級間的矛盾常常是歷史上的主要矛盾，但主要矛盾不完全是敵對階級間的矛盾，它有時是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有時是民族間的矛盾。不要把任何歷史時期的主要矛盾都說成是敵對階級間的矛盾。 農民戰爭是封建社會的階級矛盾的最高表現形式，必須承認它對歷史所起的推動作用。但農民戰爭發生的時期有先有後，規模有大有小，持續的時間有長有短，對封建社會打擊的廣度和深度有輕有重，所起的作用也就各不相同，不可一概而論。 在經歷了一個大的農民戰爭之後，封建統治階級為了恢復封建秩序，穩定封建地主階級的統治，有時對農民做出一定程度的讓步，但不是對每一次農民戰爭都讓步，他們對於那些小的局部的農民戰爭是不會讓步的。讓不讓，讓多少，這要決定於階級對抗的形勢，決定於農民戰爭帶來的階級力量的對比的變化。不要毫無分析地在每一次農民戰爭之後，照例寫上一節封建統治階級的讓步。 農民反對封建壓迫、剝削，但沒有，也不可能意識到把封建當作一個制度來反對。 農民反對封建地主，但沒有，也不可能意識到把地主當作一個階級來反對。 農民反對封建皇帝，但沒有，也不可能意識到把皇權當作一個主義來反對。 說農民沒有，也不可能意識到把地主當作一個階級、把封建當作一個制度來反對，不等於說農民不反對封建制度、地主階級，只是說他們是在沒有意識到的情況下反對的，或者說，農民所進行的反封建、反地主階級的階級鬥爭是自發的，不是自覺的。 封建社會的農民的階級覺悟，還沒有，也不可能意識到壓迫和剝削他們的，不是個別的個人而是一個階級，一種制度，是不足為奇的。資本主義初期的工人階級還是如此，他們反對的鋒芒，不是一開始就指向資本主義制度，而是指向機器。一直到19世紀90年代，俄國的工人雖然已經感覺到他們同廠主利益的對抗，但工人當時還沒有，也不可能意識到他們的利益同整個現代社會政治制度的不可調和的矛盾。 說農民所進行的反封建、反地主階級的階級鬥爭是自發的，並不排除在自發性中逐漸出現自覺性的萌芽，但在沒有工人階級領導以前，農民戰爭基本上是自發的，不是自覺的。 農民能夠建立自己的政權，這是不成問題的，問題在於這種政權的性質。在我看來，在同樣的封建經濟基礎之上，不可能建立兩種性質不同的政權。農民建立的政權，只能是封建性的政權。 農民戰爭的領袖人物，應該肯定，但不要把他們理想化，現代化，以至把他們說得和現代無產階級的革命領袖一樣。由於歷史的局限性，他們是有缺點的。不要因為他們有缺點就否定他們，也不要因為要肯定他們，就說他們沒有任何缺點。 宗教是人民的鴉片，但在農民戰爭中曾經起過動員和組織的作用。誇大宗教的作用是不對的，不承認宗教的作用，也不符合歷史事實。 正像皇權主義不是俄國農民戰爭的特點一樣，宗教也不是德國農民戰爭的特點。道教、佛教、基督教都曾經被中國的農民利用為動員和組織的工具。 在寫農民戰爭的時候，不要忘記農民戰爭是發生在封建時代，不要忘記農民是小所有者，也不要忘記農民並不代表新的生產力。應該歷史主義地對待農民戰爭，不要強調農民戰爭的落後性、盲目性，也不要誇大農民戰爭的組織性和自覺性。 二　如何處理歷史上的民族關係 我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多民族國家，除漢族以外，還有很多民族。作為一個民族，他們都是各為一個民族，但作為多民族國家的一個成員，他們都是中國人。因此，我們寫中國歷史，要注意不要使漢族人民的歷史與中國其他各族人民的歷史相分離。 各民族一律平等，這是我們對待民族問題的原則。離開這個原則，我們就要犯錯誤。但應用這種原則去處理歷史上的民族關係，不是用簡單方法把不平等的民族關係從歷史上刪去，或者從那些不平等的關係中挑選一些類似平等的個別史實來證明這個原則在中國古代就已經實現，更不是把歷史上的不平等的民族關係說成是平等的。而是要揭露歷史上的不平等關係，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批判的態度，指出這些不平等的民族關係的歷史根源和實質。 民族矛盾，本質上是階級矛盾，必須用階級觀點去分析民族矛盾。但用階級觀點去分析民族矛盾，不是要把歷史上的民族矛盾都說成是階級矛盾。民族矛盾是階級矛盾在民族關係方面的表現，但不等於階級矛盾。 反對大民族主義，是我們對待民族問題的一個原則。但不能因此就否定漢族在中國史上的主導作用。說漢族在中國史上起了主導作用，並不違反民族平等的原則，因為起主導作用的不是漢族的政治特權而是它的高級的生產方法。權利是應該平等的，作用是不可能平等的。 反對地方民族主義，是我們對待民族問題的另一原則。但不能因此就說我國古代的各民族就沒有狹隘的地方民族主義，好像解放以前，中國這個多民族的國家就是一個民族大家庭而不是一個民族大牢獄。 各族人民之間的友好往來是民族關係的主流，但不能說在階級社會的歷史時期各族統治階級之間，就沒有矛盾和衝突。要著重寫各族人民之間的友好往來，也要寫各族統治階級之間的矛盾和衝突。 在寫民族關係時，要區別各族統治階級與人民。為了統治階級的利益，各族的統治階級常常以民族的名義發動對另一民族的戰爭，或者相互勾結，鎮壓自己民族內部的被剝削階級。這些戰爭的策動和政治勾結與各族人民都不相干。但不能因此就說各族人民就只有階級感情，沒有狹隘的民族感情和偏見。由於各族統治階級的長期挑撥，也由於地域的隔絕，言語不通，生活方式、風俗習慣、宗教信仰的不同，狹隘的民族感情和偏見在各族人民中間也是有的。一直到解放以後，我們還在為了反對大漢族主義和地方民族主義的殘餘而進行宣傳教育，何況古人。 不要把漢族以外的各民族作為外國人對待，凡生存和活動於今日中國領土以內的古代各民族，不論這些民族和當時中原王朝的關係怎樣，應該承認他們都是中國人。但也不能因為同是中國人就說他們之間的矛盾不是民族矛盾，甚至可以不分是非。 應該承認民族之間，曾經有過相互侵犯的事實，至於誰侵犯誰，不決定於民族的大小，要根據具體事實進行分析。 三　如何處理歷史上的國際關係 作為一個國家，中國是一個獨立的歷史單元，作為亞洲和世界的許多國家之一，它又是構成世界史的一個部分。因此，不要把中國各族人民的歷史和整個亞洲的歷史相分離，並且一般不要與世界史相分離。 爭取不同制度的國家和平共處，這是最近在萬隆會議中提出來的原則之一，不能要求古人也遵守這條原則，更不能說古人已經按照這條原則來處理他們的國際事務，好像自古以來我國和鄰近國家就是和平共處，就和現在一樣是「兄弟國家」的關係，甚至使用「親戚般友好」等現代化的辭令來形容這種關係。 在整個階級社會的歷史時期，國與國之間的相互侵略是難免的，這是階級政策在國際關係上的表現。我國古代和鄰近國家的關係是各種各樣的，有和平共處，也有相互侵略，應該根據事實，進行具體分析，不要專寫戰爭，不寫和平，也不要從歷史上刪去戰爭，甚至刪去人所共知的戰爭，按照自己的主觀意圖，寫出一個歷史上沒有的也不可能有的和平共處的局面。 反對大國主義是我們對待國際問題的另一原則，但不能說階級社會歷史時期的統治者已經沒有大國主義。在階級社會的歷史時期是有大國主義的，中國古代的歷史學家，常常把自己的王朝和國家稱為「天朝」和「上國」，把鄰國稱為「藩屬」，這就是大國主義的表現。大國主義正是階級社會留給我們的一種最壞的歷史遺產。在寫歷史的時候，必須嚴格地批判這種大國主義的思想。 在階級社會的歷史時期中，國與國之間的從屬關係，往往是征服的結果，但也要指出，單靠暴力是不能鞏固從屬關係的。政治上的從屬和經濟上的依賴是分不開的。 要通過一些具有國際意義和世界性的事件恰如其分地指出中國文化對亞洲乃至世界的影響，也要承認其他國家對中國的影響。 要慎重地處理邊界問題，特別是鴉片戰爭以後由於帝國主義的侵略而改變的邊界問題。 四　怎樣對待發展觀點 用發展的觀點看歷史，這是我們寫歷史的基本原則。但歷史的發展不是直線上升，它「常以跳躍和曲折前進，如果必須處處跟它，那就不僅必須注意到許多無關重要的材料，並且必須常常打斷思維進程」。[1]應該擺脫那些起擾亂作用的偶然性的史實，把歷史納入它向前發展的長流中，顯出它的發展傾向。 在歷史向前發展的進程中，歷史自身表現為各種性質不同的社會。在同一社會又可以劃分為若干不同的階段。每一社會或階段，都有它們獨特的典型的東西，也有前期的殘餘和後期的萌芽，必須找出典型的東西，也不要忽略殘餘和萌芽。 典型總是從萌芽的東西發展出來的，因為所謂歷史的發展，總是把過去的形態看成是自己發展的步驟，後一時期的歷史總是在前期的歷史殘片和因素上建立起來的。不找到萌芽，就無法說明典型的東西。 要善於從歷史上發現新的萌芽的東西，但不能因為看見了一片落葉就說秋天到了。「一葉驚秋」是詩人的敏感，作為一個歷史學家至少要多看見幾片落葉，才能說秋天到了。 萌芽的東西，是歷史上最富有生命力的新的因素，但這種因素，最初總是以微小的、甚至看不見的形態出現於某一地區或某一生產部門，不要把這種微小的、散在的或局部的東西誇大為大量的普遍存在的東西。「沙粒在顯微鏡下就顯得高」，[2]但離開了顯微鏡，沙子還是沙子。 前期的各種因素，常常以十分衰敗或誇張的乃至漫畫化的形式在後期出現，不要被這些殘餘的東西遮蔽了自己的眼睛，以致看不見典型的東西，更不要把殘餘的東西當作典型。必須記得恩格斯的名言：「在發展的進程中，凡從前是現實的一切，都會成為不現實的，都會失掉自己的必然性，失掉自己存在的權利，失掉自己的合理性」。[3] 萌芽、典型、殘餘，在歷史上是交錯的、連鎖的，不要把它們孤立起來。要找到它們之間的內在聯繫，把它們安排在歷史向前發展的鎖鏈上成為一個跟著一個而出現的歷史因素。 歷史的發展，一般地說來，是一往直前的，但發展是有步驟的，步驟是有快有慢的，有的時期發展得很快，有的時期發展得很慢，有的時期甚至陷於停滯狀態乃至出現暫時的倒退，歷史上的復辟，就是倒退。列寧說：「無論過去或將來，每個時代都有個別的、局部的、時而前進時而後退的運動，都有脫離一般運動和運動的一般速度的各種傾向。」[4]因此，對待歷史發展的問題也要具體考查，不要無視歷史前進中的曲折，畫出一道直線上升的線條。 階級社會在它開始出現的時候，就存在著階級矛盾，它是在矛盾中發展，又在發展中出現新的矛盾。要用階級觀點分析這種矛盾，但不要把矛盾一般化，在一個社會剛剛出現或正在上升的時期的矛盾和一個社會在走下坡或崩潰時期的矛盾是不同的，應該區別對待。例如當封建制代替奴隸制的時候，它是歷史的發展。當地主階級反對奴隸制的時候，它是革命階級，雖然這種發展這種革命的結果只是一種新的剝削制度代替舊的剝削制度，一個新的剝削階級代替舊的剝削階級，但在整個歷史發展的進程中則是很大一步的前進。要指出這種前進的歷史傾向，也要指出這種出現在一定歷史時期的新的社會在歷史的進一步向前發展中，又必然要被更高的社會形態所代替。 五　怎樣對待全面觀點 全面看問題是我們寫歷史的原則，但不等於沒有重點，要透過重點顯示出歷史的全貌。 寫任何時期的歷史都必須掌握這一時期的歷史全局。既要看到經濟，也要看到政治和文化，還要看到它們相互之間的內在聯繫。片面地強調政治、文化，否定經濟的決定作用，這是唯心論。但片面地強調經濟，並把經濟的規律絕對化，否定人的主觀能動作用，也不是馬克思主義而是經濟主義。 既要看到漢族的主導作用，也要看到漢族以外其他各族在歷史上所起的作用，還要看到它們之間的相互影響和矛盾。只承認漢族的作用，不承認其他各族在中國史上的地位，這是大漢族主義；但不承認漢族在歷史上的主導作用，而把某些少數民族的作用誇大到不恰當的程度，或者不分輕重，平行敘述，也是不對的。 既要看到中國，也要看到世界，還要看到中國與世界的相互影響。只強調中國的特殊性，以致馬克思主義的一般原理原則在中國史的研究中都不能應用，這是對馬克思主義的背叛。反之，只強調世界史的一般原理原則並按照外國的歷史來安排中國歷史，好像外國史上有過的東西，中國就必須有，而且不能和外國史不同，這是教條主義。 歷史在不同的國度，會著上不同的色彩。這些不同的國家在不同的年代，通過歷史發展的各種階段。個別的國家甚至可以躍過某一歷史階段，但這只是個別的，不要用個別的情況否定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性。 必須用兩隻眼睛看歷史，既要看到歷史上的光明面，也要看到歷史上的黑暗面。在剝削階級統治的社會中，任何時代，黑暗總是主要的歷史內容；反之，任何黑暗時代，也不能沒有一線光明。我們既不要對自己的歷史盲目歌頌，美化階級社會；也不要對自己的歷史採取虛無主義的態度，把自己的歷史寫成蒼白無色，好像只是一些罪惡的堆積。 六　人民群眾與個別歷史人物 人民群眾是歷史的主人，這是我們寫歷史的基本原則。但這條原則並不排除個別的傑出人物在歷史上所起的一定的作用。在寫歷史的時候，要著重地寫人民群眾，也要寫個別的歷史人物，包括帝王將相在內。 人民群眾或勞動人民在不同的歷史時代是以不同的身分加入一定的生產關係的，他們先後以奴隸、農奴、農民、工資勞動者身分出現於歷史。不要在任何歷史時代都賦以一個「勞動人民」的通稱，應該有區別地稱之為「奴隸大眾」、「農奴大眾」或「農民大眾」、「無產階級」或「工人階級」。 在整個階級社會歷史時期，以各種身分出現的勞動人民都是在被剝削被壓迫的情況之下參加歷史創造，不要把他們寫得和解放了的工人階級一樣是當家作主的階級。 勞動人民，不論是奴隸、農奴或農民，他們都反對壓迫剝削，但他們並不了解被剝削被壓迫的基本原因是私有制度，他們不反對私有制度，只反對那些不堪忍受的財產的差別。應該用歷史觀點對待這些歷史上的勞動人民，不要依照現代無產階級的樣子去塑造他們的形象。 要歌頌歷史上的勞動人民，歌頌他們英勇的革命鬥爭，但歷史家不是詩人，除了歌頌以外，還要指出他們的歷史局限性，指出他們在生產中的保守性、分散性和落後性。 要反對王朝體系，但反對王朝體系是反對以帝王為中心的思想體系，不是從歷史上塗掉王朝和皇帝。王朝和皇帝是歷史的存在，是不應該塗掉的，用不著塗掉的，也是塗不掉的。 在我國歷史上，每一個時代或每一個王朝，都有一些傑出的歷史人物。這些人物或者是革命領袖、民族英雄，或者是政治家、軍事家，或者是科學家、思想家、文學家、詩人、藝術家，其中有些是帝王將相。對於這些傑出的歷史人物，都應該加以研究，毛主席說：「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都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5]」並且應該挑選一些最傑出的人物，包括帝王將相在內，寫進通史。 這些傑出人物是有缺點的，要指出他們的階級局限性和歷史條件的局限性，但不要把他們所有的缺點都歸結為局限性，也不要依據簡單的階級成分一律加以否定，要按照他們對歷史所起的作用和對歷史所作的貢獻的大小給他們應有的歷史地位和恰如其分的評價。 馬克思說得好：「我決非要用玫瑰的顏色來描寫資本家和地主的姿態。這裡被考察的一切人，都不過是經濟範疇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階級關係和利益的負擔者。」[6] 七　政治、經濟與文化 經濟是歷史的骨骼，這是我們寫歷史的基本原則。但這個原則並不排除政治和文化藝術。 經濟是歷史的骨骼，政治是歷史的血肉，文化藝術是歷史的靈魂。要寫出一部有骨骼有血肉有靈魂的歷史，不要寫出一部沒有骨骼的歷史，也不要把歷史寫成一個無靈魂、無生命的東西。 不管社會怎樣動亂，總有生產，停止生產人類社會就不能延續。不能在動亂的時期就不寫生產，好像人可以靠劫掠為生。要知道，不生產就沒有可以劫掠的東西。 要寫出每一個時期能生產一些什麼，比前一時期多生產一些什麼，但更主要的是用什麼工具進行生產，尤其重要的是在什麼生產關係之下進行生產。是在奴隸和奴隸主的生產關係、還是農奴和封建主的生產關係、或者是農民與地主階級的生產關係之下進行的。 生產關係是人與人在生產中結成的關係，最後說來，是階級與階級的關係，可是這些關係總是與物結合著。寫生產關係的時候，必須從物的背後去發現人與人的關係，發現階級與階級的關係。 在同一生產關係，例如同一封建生產關係之下進行的生產，前期與後期，中原與邊區，這裡與那裡也有差別，不要一概而論。由於我國幅員廣闊，歷史發展不均衡，有些邊遠地區，還有社會性質的區別。 要寫農業、手工業和商業，不要把它們孤立起來寫，要照顧他們彼此之間的聯繫。作為一個經濟總體，它們是有著內在的有機聯繫的。 寫農業要著重寫土地所有制。土地為誰所有，是判斷資本主義社會以前的社會性質的決定因素。 寫手工業要注意分工的情況，分工是手工業發展的標誌。 寫商業要寫城市與鄉村的關係，要寫交通與運輸，要寫商品與貨幣，否則就會帶有抽象的性質。 政治是替經濟服務的。「每一種生產形式都產生出它所特有的法權關係、統治形式等等」，[7]寫政治不要與經濟脫節。 要寫政治制度和政治措施，這是實現經濟剝削和壓迫的手段。要寫法律，這是反映經濟生活、階級關係的最具體的條文。也要寫政治改革和政變等等，這是經濟利害或社會矛盾的表面化。 每一個時代的文化，都有進步與保守兩派，前者總是帶有唯物論的傾向，後者總是唯心論。要寫帶有唯物論傾向的文化，也要寫唯心論的文化，不要只寫一面。如果有可能，最好能寫出文化戰線上的鬥爭。 文化是經濟的升華，基本上和經濟是適應的，但文化並不完全亦步亦趨地反映經濟生活，有些跑到經濟的前面，有些落在經濟的後面。要具體分析，不要牽強附會。 在階級社會的歷史時期，文化基本上掌握在統治階級的手中，例如封建文化，幾乎完全掌握在地主階級手裡。但地主階級的文化，其中有些也有人民性，不能因為是地主階級創造的文化就加以全盤否定。 民間文學一般說是富有人民性的，但其中也有非人民性的，或者說也有封建性的。因為民間文學的作者，不可能把自己超然於階級社會之外，不受到時代的局限。因此對民間文學，也要分析，不要無分析地一律加以肯定。 說宗教是人民的鴉片，這是指它的作用，宗教也有它的本質和它的發展過程。總的說來，宗教是支配人們的那種外界力量在人們頭腦中的幻想的反映，或者說是物質世界在人們頭腦中的歪曲的顛倒的模寫，是人間的力量採取非人間力量的形式。它不是從天上降到人間的，而是從人間上升到天上的，也不是統治階級想出來的，而是社會經濟最高的升華。寫宗教的時候，要指出它麻醉人民的作用，也要揭示它的本質。 宗教不是一成不變的，每一種宗教都有它的發展過程。一般地說，最初的宗教是自然界神秘力量的幻想形式，以後獲得了社會屬性，更後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綜合起來，由此產生了萬能之神。從原始人的圖騰到資產階級的商品拜物教都是宗教，但它們是出現在不同的歷史階段上的宗教，不能因為它們同是宗教，就把它們的作用說成是一樣的。 八　理論、史料與文章 理論掛帥是我們編寫歷史的原則。 理論掛帥，不是只要理論不要史料，不是用空洞的抽象的社會發展史的一般原理原則代替具體的歷史，只是說要用這樣的原理原則分析具體的歷史。 理論掛帥不是用一般原則去套歷史，把史料硬塞進原則中去作為理論的註腳；而是用理論去分析史料，通過史料的分析，對歷史事件或問題，做出理論的概括。不是用原則代替歷史，而是從歷史引出原則。 理論掛帥，也不是先寫一段理論，再寫一段史料，或者先寫一段史料，再寫一段理論，使理論與史料分離；而是要把史料溶解在理論之中，或者說把理論體現在史料之中，使觀點與材料統一，讓讀者自己從史實的敘述和分析中看出理論。史料應該溶解在理論之中，不要放在理論之外，「就像顏色和大理石的物質特性不是在繪畫和雕刻領域之外一樣」。[8] 通史的主要任務是要依據具體的歷史事實，相對穩定的歷史研究成果，用簡練的文字，明確的語言，畫出歷史發展的輪廓，指出歷史發展的傾向。但這個線條不是大筆一揮就可以畫得出來的，而是通過精細的科學分析做出來的綜合。 分析不怕細緻、深刻，否則不能揭示歷史事件的本質，綜合不怕全面、概括，否則不能顯出歷史的全貌、線索。因此，在分析的時候要鑽進個別歷史事件裡面去，用顯微鏡去發現問題；在綜合時，又要站在個別歷史事件之外，高瞻遠矚，用望遠鏡去觀察歷史形勢。 要嚴格地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原則，把歷史事件和人物放在他們自己的歷史條件之下，用無產階級的階級觀點加以說明。如果離開無產階級立場，不用階級觀點進行分析，而只是用歷史條件與歷史傾向、歷史局限性等等為某一歷史事件或人物的落後、反動進行辯護，這就不是歷史唯物主義而是客觀主義。（參看列寧：《民粹主義的經濟內容及其在司徒盧威先生的書中受到的批評》） 不要類比，歷史的類比是很危險的。在不同的歷史基礎上，不可能出現性質相同的歷史事件或人物。例如在階級社會的歷史時期，都有無產者，但是不要忘記西思蒙第所說的一句中肯的話：「羅馬的無產階級依靠社會過活，而現代社會則依靠無產階級過活。」（馬克思：《路易·波拿巴政變記》第二版序言） 不要影射，以古射今或以今射古。 不要推論，一再推論就會用主觀觀念代替客觀的歷史。 不要附會。 不要過多地追溯或展望，應該把歷史事件和人物寫在他們出現的時期。 不要過多地引用經典著作的文句，最好把文句內含的精神體現在史實的敘述中。 歷史是具體性的科學，論證歷史，不要從概念出發，必須從具體的史實出發，從具體史實的科學分析中引出結論。不要先提出結論，把結論強加於具體的史實。 每一個論點，都要有論據，不要寫空話。 所有的論據都要註明出處，見何書何篇，哪種版本，何年出版等等。 最好用第一手材料。 所用的材料必須和原書核對，如因版本不同而有重要異同，亦須註明。 要批判地接受前人對材料考證的成果。 材料要有擇別，不要為了湊多，把雞毛和雞一鍋煮。也不要在剔除不重要的材料時，把小孩連同髒水一齊傾倒出去。 不要依據孤證做出結論，武斷歷史。也不要堆上一大堆材料掩蓋歷史發展的脈絡。 文章要寫得生動一些。但我們不是寫詩歌，可以全憑感情，也不是寫劇本，可以虛構（寫歷史劇也不能隨便虛構，歷史劇中虛構的人物和故事，也必須是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可能出現的）。我們是寫歷史教科書，既要生動，又要準確、嚴肅。 不要一二三四羅列現象，要條理清楚。每一章有一章的項目，每一節有一節的項目，每一段也要有成為一段的主要內容。章與章，節與節，段與段之間，又要能夠銜接貫通。 文章要剪裁，刪除繁蕪無用的辭句。句子要錘鍊，去掉不必要的字眼。不論是文章的剪裁或句子的錘鍊，都不要為了美詞而害意。 （《光明日報》1963年12月22日） * * * [1]恩格斯：《論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政治經濟學批判》，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181頁。 [2]馬克思：《僱傭勞動與資本》，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19頁。 [3]恩格斯：《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5頁。 [4]《列寧全集》第二一卷，第123頁。 [5]《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二版，第522頁。 [6]馬克思：《〈資本論〉初版序》，《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 [7]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政治經濟學批判》，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151頁。 [8]《馬克思恩格斯論藝術》（一），人民文學出版社，1960年，第11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