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史 · 史與論

翦伯贊 《治史》
在歷史研究工作中,必須把史和論結合起來。所謂史就是史料,所謂論就是理論。我們所說的理論,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要做到史與論的結合,必須先掌握史料與理論。掌握史料與理論,是做好史與論結合的前提條件。 學習理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第一要記得,第二要懂得,但最重要的還是要能應用。記得不等於懂得,懂得不一定就會應用。我們之中有些同志,能背誦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中的名言,也懂得這些名言的意思,但是每當把這些理論結合到具體歷史問題的時候,理論和史料就分了家。如果說也有結合,那不過是把史料貼上理論的標籤,或者把理論加上史料的注釋而已。這不能算結合,只能算生搬硬套。當然,學習應用馬克思主義,經過這樣的階段是不足為奇的。但必須承認,史與論沒有結合好,就是由於馬克思主義還沒有學好。那種滿足於貼標籤、作注釋,自以為馬克思主義已經學好了的態度,是不對的。 掌握史料不是一件容易事情。就中國史來說,歷史書籍,浩如煙海,每一個歷史問題的資料,散見各書,從那裡找到這些資料,這是第一個難題。找到了,問題並沒有完結,因為一大堆資料,哪些是重要的,哪些是次要的,哪些是可靠的,哪些是不可靠的,還要經過審查、判斷。根據什麼標準來審查、判斷,這是第二個難題。審查、判斷了,還不等於掌握了。要掌握史料還需要通過思考,把史料放在整個問題的發展過程中,安排在恰當的地方。怎樣才能把史料安排在恰當的地方,這是第三個難題。必須解決這三個難題,才能算掌握了史料。 掌握了理論和史料,才能談得到史與論的結合問題,有些同志輕視史料,甚至認為重視史料就是資產階級思想,在史料和資產階級思想之間劃上一個等號,這是非常錯誤的。史料不是資產階級的專利品,任何階級研究歷史都需要掌握史料,不僅資產階級要掌握史料,奴隸主階級、地主階級也要掌握史料才能寫出歷史,為什麼無產階級就可以不掌握史料呢?把史料和資產階級思想等同起來,這就無異說,只有資產階級的史學家才根據史料說話,才是言必有據,而無產階級的史學家反而可以信口開河,隨便亂說。事實恰恰相反,只有無產階級才真正重視史料,而資產階級則在他們認為必要的時候,不惜歪曲史料,甚至捏造史料。 在史料的問題上,我們和資產階級的區別,不是誰要史料、誰不要史料的問題,而是用什麼立場、觀點和方法來對待史料的問題。資產階級用唯心主義的觀點和形上學的方法來對待史料,我們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和辯證唯物主義的方法來對待史料。 談到結合,我們過去曾經流行過「以論帶史」的提法,這樣提問題的人,動機是好的,他的意圖,是要用馬克思主義統帥史料,反對不重視馬克思主義的傾向,反對「唯史料論」、「史料即史學」等錯誤思想,因此在當時是起過積極作用的。但不論怎樣,這種提法帶有很大片面性,是一種不正確的提法。因為這種提法很容易令人誤會研究歷史要從理論出發,而不要從史實出發。從馬克思到毛主席都曾告訴我們,研究歷史要從實際出發,從具體的史實出發,不能而且不允許從理論出發,從概念出發。一般的理論或概念只是研究歷史的指導原則,不是出發點。理論和概念是研究具體史實得出來的結論。如果從理論和概念出發,那豈不是先有結論,然後按照結論去武斷歷史?豈不是從理論到理論,從概念到概念,從抽象到抽象?這種研究方法,不是辯證法而是形上學的方法。 「以論帶史」的提法,必須廢除,正確的提法應該是「觀點與史料的統一」。 我曾經說過,寫歷史不要用寫一段史料再寫一段理論的辦法,來體現史論的結合。這種辦法實際上還是史論分家。正確的辦法是讓讀者能夠從史實的敘述中得出作者所要得出的結論。要作到這一點是不容易的,我自己就常常作得不好。當然,這並不排除概括性的結論。在說完了一個問題以後,用極概括的幾句話來集中地強調作者對這一問題的看法,這並不算史論分家。 應用馬克思主義研究歷史,當然可以引用一些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中的文句,但必須搞清楚經典作家說這句話,是為了說明一個什麼問題,不能把經典著作中的言語當作任何問題都可以通用的萬應靈藥。現在好像有一種傾向,覺得史學論文中引用經典著作中的文句愈多,則它的理論性愈高。這樣,史學家的全部任務就在於挑選經典著作中的文句,就在於一再重複這些文句。然而史學家的任務,顯然不是這樣,而是用馬克思主義的精神來研究具體歷史,從具體歷史中引出結論。 必須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原理原則進行歷史研究。但這不是說對於每一個具體的歷史問題、歷史人物都要引用一句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中的言語作為結論。世界歷史是那麼複雜,各國和各民族的歷史都有它們的特點,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毛主席都只是告訴我們歷史發展的總的規律性,只是告訴我們怎樣根據這個歷史發展的一般原則去研究個別國家、個別民族的歷史。他們並沒有對於每一個國家、每一個民族歷史中的每一個歷史問題或人物做出結論。毛主席告訴我們從孔夫子到孫中山都要研究,並沒有把從孔夫子到孫中山之間的成千上萬的歷史人物都做出結論來。然而有些同志總想從馬克思主義的文庫中找出現成的結論,而且有些同志竟然「找到」了每一個這樣的結論。在我看來,這種做法,如果不歪曲馬克思主義,便要歪曲具體史實。 必須反對這種不用腦筋的教條主義的研究方法。但反對教條主義並不是說就可以不學習經典著作,可以不熟悉經典著作中的一些原則、公式。這些原則、公式和教條主義是有區別的。它是馬克思主義在分析社會和歷史中得出來的;教條主義是把這些原則、公式當作一切,不分析具體事實,而用原則、公式代替具體事實。 在這個問題上,我還要著重指出我們和現代修正主義者之間存在著最大的原則性的分歧。修正主義者也在那裡攻擊「教條主義」,但是他們所攻擊的正是馬克思主義的最根本的東西。而我們則是為了創造性地發展馬克思主義。 (原題《關於史與論的結合問題》,載《光明日報》1962年2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