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史 · 關於歷史人物評論中的若干問題

一 一兩年來，在報紙雜誌上發表了不少評論歷史人物的文章。許多歷史人物，如屈原、荊軻、秦始皇、岳飛、史可法等都被提出來重新加以評論，這是一種很好的現象。但是在人物評論中，仍然存在著一些問題；在這篇文章中，我想把這些問題提出來討論一下。 二 在歷史人物的評論中，經常可以看到這樣一種傾向，即離開具體的歷史條件，對歷史人物提出過分的要求，甚至用今天的標準去要求歷史人物。好像不如此就會失掉立場，就不能通過具體的歷史人物去進行階級鬥爭的歷史教育。 作為一個人民的歷史教師或歷史研究者評論一個歷史人物，是應該公開地站在工人階級的立場去和封建地主階級、資產階級對歷史人物的歪曲作堅決的鬥爭；但站在工人階級的立場不等於要用今天的、乃至今天工人階級的標準去衡量歷史人物，而是要求我們用工人階級的歷史觀點，即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去評論歷史人物。 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出發，評論一個歷史人物，當然不是要求我們用今天的標準去要求一個歷史人物；而是要嚴格的聯繫到這個歷史人物所處的歷史時代和歷史條件，進行具體的分析。因為一定的歷史時代只能產生一定的歷史人物，這是歷史的局限性。如果把這種歷史的局限性置之不顧或估計得不夠，都不能正確地評價一個歷史人物。 1938年11月14日聯共中央關於因《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出版而應如何進行黨的宣傳的決議中指出，包克洛夫斯基「學派」的錯誤就在於：「這個『學派』歪曲地解釋歷史事實，它違反著歷史唯物主義，而以今天為觀點，不是以歷史事變所處的條件為觀點來分析歷史事實，因此也就曲解了真實歷史。」[1]這幾句話適用於歷史事實的評論，也適用於歷史人物的評論。 但是在歷史人物的評論中，近來竟有人替秦始皇扣上「極端的唯武器論者」[2]的帽子，又有人批評秦始皇，說他「登上寶座以後，勝利沖昏頭腦，便開始脫離群眾」。[3]又有人宣布關羽的罪狀，說他有「個人英雄主義」以及「破壞統一戰線」等情形。[4]又有人批評岳飛，說岳飛雖然曾經抵抗金人的侵略，但因他後來服從宋高宗趙構的命令，從前線撤退，就是「封建奴才思想」，就只能成為一個「封建時代的平庸腳色」，就不算是「民族英雄」。[5]又有人責備史可法，說他曾經鎮壓過農民革命，又沒有做好「統一戰線」工作，因而以為他雖然「寧死不降，也只是為了殉階級，並不是為了殉民族」。[6]像這樣的一些說法顯然是非歷史主義的，因而都是不對的。 我們可不可以替秦始皇扣上一頂「極端唯武器論者」的帽子，並責備他說他「脫離群眾」呢？我以為是不可以的。因為封建主義乃至資本主義時代的統治者，他們只能認識武器的力量，不能認識群眾的力量。我們怎能要求兩千年前的秦始皇不唯武器呢？至於秦始皇之脫離群眾，並不是勝利沖昏了頭腦，在他的頭腦未被勝利沖昏以前，也沒有接近過群眾，因為一個封建皇帝是不能接近群眾的。 我們可不可以替關羽扣上「個人英雄主義」的帽子並加他一個「破壞統一戰線」的罪名呢？我以為是不可以的。因為「個人英雄主義」只有在人民群眾當家作主的今天才被批判，封建時代正是「個人英雄主義」的時代。至於「統一戰線」之出現於中國的歷史，是在中國共產黨誕生以後，關於這一點，毛主席在《〈共產黨人〉發刊詞》中說得很明白，他說：「統一戰線，武裝鬥爭，黨的建設，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戰勝敵人的三個法寶，三個主要的法寶。」[7]由此可知，「統一戰線」在中國共產黨誕生以前是不可能出現的。照我的體會，「統一戰線」是指工人階級為了進行革命鬥爭而團結並領導其他階級的一種階級政策，並不能應用於兩個封建統治集團的聯盟上。因而即使吳、蜀兩國的聯盟是由於關羽的驕傲而被破壞，也只能說他沒有做好外交工作，不能說他破壞了「統一戰線」。 岳飛和史可法他們都有缺點，都不是完人，例如他們都忠於地主階級，忠於封建皇帝，並且都曾經和農民為敵，但我們可不可以因此就說他們不能稱為民族英雄呢？我以為是不可以的。因為他們都曾經忠心地、英勇地保衛過祖國，都曾經企圖使祖國從外來的侵略者的進攻中得到拯救，並且都曾經為了這樣的目的而獻出了自己的生命。就在這一點上，他們的業績在客觀上就已經超過了他們褊狹的階級利益而被提高到種族國家利益上了。假如我們不要求一個封建時代的將領沒有忠君思想，不要求一個封建時代的愛國主義者就具有和我們今天一樣的愛國主義精神，我以為岳飛和史可法是可以而且應該稱為民族英雄的。 三 在歷史人物的評論中，又可以看到一種與上述的情形相反的傾向，有人基於一種善良的動機，為了培養人們對祖國過去的愛，認為我們應該從歷史上找出多多益善的傑出人物，因而對於某些當時是積極的人物的歷史局限性估計不夠而予以過分的或不適當的表揚。甚至用現代的辭彙來描寫歷史人物，企圖使那些歷史人物現代化、理想化。好像不如此就不能通過具體的歷史人物進行愛國主義的歷史教育。 為了進行愛國主義的歷史教育，我們是應該表揚一些值得表揚的歷史人物，但這並不是說，我們就有權把歷史人物現代化或理想化，而是給予他們以恰如其分的評價。應該知道，把歷史人物現代化或理想化起來，不但不能幫助愛國主義的歷史教育，而是相反地妨害了它，因為這會混淆人們對於祖國在解放前與解放後兩個時期之間的本質上的差異的認識，這會造成一種抹殺歷史遠景的危險，這會引導人們不向前看而向後看。 正確的愛國主義的歷史教育對於歷史人物的處理，應該不僅是培養人們對傑出的歷史人物的愛，讓人們因為我國有這些傑出的歷史人物而感到驕傲，而且應該讓人們進一步認識這些傑出的歷史人物不論如何杰出，但比之我們今天的新的英雄人物還是有本質上的差異。此外，我們也應該為了培養人們對有害於我國進步與發展的歷史人物的恨，而把那些過去歷史上的壞蛋予以譴責。 但是近來在歷史人物的評論中，有人把西漢時代的鐵官徒暴動說成是「無產階級造反」，即因認定鐵官徒是「無產階級造反」，所以說鐵官徒「較之後世出身不光明、領導欠正確的黃巢、宋江等等不知要高超多少萬倍」。[8]又有人把李自成理想化，說他在政治上已經「能夠團結各階層」，在軍事上已經「改變流竄作風」。[9]甚至有人把李自成和我們今天的革命領袖人物相提並論。王季敏先生在座談會上反映說：「假使你問學生：『中國有什麼偉大的軍事家？』他便答：『李自成、朱總司令』。」[10]這些說法都是錯誤的。 中國歷史上的農民革命和農民革命的領袖人物是值得表揚的，但我們能不能說西漢時的鐵官徒暴動就是「無產階級造反」呢？不能。因為無產階級之出現於歷史舞台是和資產階級同時的。無論如何，在兩千多年前的西漢時代，中國是不可能有無產階級造反的。同樣的理由，我們也不能說西漢時代的鐵官徒比之後來的黃巢、宋江等「要高超多少萬倍」。如果這樣說，中國的反封建地主的起義豈不是一代不如一代？而這與實際的歷史是不符合的。具體的歷史告訴我們，黃巢所領導的農民戰爭在歷史上所起的作用比之西漢時的鐵官徒暴動要大得多，至於宋江在中國人民群眾中的影響之大，那是眾所周知的事。 我們能不能說李自成在政治上已經「能夠團結各階層」呢？不能。因為他和李岩等個別知識分子的結合併不等於農民階級與知識分子階層的團結。我們能不能說李自成在軍事上已經「改變流竄作風」呢？不能。因為流竄作風是古代農民戰爭的特點，也是他們失敗的原因，李自成也不能例外。毛主席說：「歷史上存在過許多流寇主義的農民戰爭，都沒有成功」。[11]又說：「應當認識，歷史上黃巢、李闖式的流寇主義，已為今日的環境所不許可。」[12]由此可知，流竄作風只有到無產階級領導的農民戰爭中才能廢除。至於把李自成和今天無產階級革命的領袖相提並論，更是捨棄了對歷史人物作歷史性的評價，這種說法只有模糊學生對歷史人物的本質的認識。 同樣不適當的表揚也表現在對文學家的評論中。例如有人說屈原的作品就「預見性地反映了他那個特定的時代的要求」。[13]又有人說白居易「完全站在他那時代人民的一邊——從而永遠站在一切時代的前列」。[14]又有人說顧炎武的「科學的文學發展觀點和帶有創造性的反對摹擬的寫作方法……遠在『五四』時代胡適提出『文學改良芻議』和『歷史的文學觀念論』三百年以前就已經提出了的」。[15]這些說法也是錯誤的。 在我們的歷史中，產生了許多天才的文學家，其中有些人具有強烈的正義感，他們敢於大膽地暴露封建統治階級的罪惡，熱烈地同情那些被壓迫的人們；特別是屈原，他不但敢於暴露，而且敢於幻想，像這樣的文學家是值得我們表揚的。但是我們能不能說在屈原的作品中就可以找到「預見性」呢？不能。因為只有當馬克思發現了歷史的規律性以後，人們才能依照這種規律性去客觀地對歷史發展的前途有所預見。 白居易的作品誠然是中國古典文學中的良好範例，但能不能說他就是「完全站在他那時代人民的一邊」而且是「永遠站在一切時代的前列」呢？不能，因為只有工人階級的文學家才能是完全站在人民的一邊。封建時代和資本主義時代的某些善良的文學家，他們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同情人民；但決不是完全站在人民一邊。而且在歷史上也決沒有一種人永遠站在一切時代的前列，因為站在封建時代前列的人物是農民革命的領袖，而站在我們今天最前列的則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中國共產黨。 至於顧炎武，無論在學術上或人格上都是值得表揚的，但我們能不能把他的文學改革論和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相提並論呢？不能。因為顧炎武的文學改革是屬於封建主義範疇的，而胡適的文學改革是屬於資產階級範疇的，兩者在本質上是不同的。而且一個人不可能在三百年以前就產生三百年以後的思想。正如魯迅所說：「生在現在而要做給予將來的作品，這樣的人，實在也是一個心造的幻影，在現在世界上是沒有的。要做這樣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著頭髮，要離開地球一樣。」因為人的思想和認識是受客觀存在所制約的。「新的社會思想和理論，只有當社會物質生活發展已在社會面前提出新的任務時，才會產生出來」。[16] 四 從歷史人物的評論中，我們又可以看到這樣一種傾向，即人們為了結合現實政治，常常把過去的歷史人物或事件作一種輕率的歷史類比，甚至不科學地把他們等同起來，好像不如此就是脫離現實，就失掉了歷史科學的現實意義。我在解放以前，也常用以古喻今的方法去影射當時的反動派。其實這樣以古喻今的辦法，不但不能幫助人們對現實政治的理解，而是相反地模糊了人們對現實政治的認識。特別是今天的現實與歷史上的現實已經起了本質上的變革，把歷史上的現實和今天的現實等同起來，那不是把歷史上的現實現代化使之符合於今天的現實，就是把今天的現實古典化去遷就歷史上的現實，兩者都是非歷史主義的，因而都是錯誤的。 例如有人把戰國時的信陵君救趙和明朝李如松東征都寫成了和我們今天的抗美援朝一樣。董傑《記京劇信陵君的演出》說：《信陵君》劇本「用歷史事實，結合了當前抗美援朝的偉大任務，主題思想都很明確，並告訴我們，唇亡齒寒、抗秦即援趙、保家先衛國的許多道理」。[17]方詩銘《十六世紀李如松在朝鮮進行的抗日援朝戰爭》一文中，用了很多現代流行的言語，如「抗日援朝保家衛國」、「中朝部隊的戰鬥是完全正義的」、「是完全符合當時中朝兩國廣大人民的要求的」[18]等等，去努力把明朝的援朝說得和我們現在的抗美援朝一樣。這都是不對的。因為今天偉大的抗美援朝運動是中國人民在毛主席和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高度發揚了的國際主義與愛國主義精神的具體表現，歷史上的任何事件都不能和它比擬。 又有人把荊軻刺秦王描寫為與今日反對侵略保衛和平相同的事業。武克仁改編的《易水曲》中說，荊軻之刺秦王是「受了全燕父老的委託」，又說「千萬被害之人民，都是我荊軻的同黨」。[19]當《易水曲》在重慶上演時，報紙上刊登的廣告大書「侵略必然歸於失敗，和平要用代價換來」、「荊軻刺血濺咸陽，群眾抗暴吞易水」，[20]像這樣的說法真是牽強附會。據史籍所載，荊軻刺秦王並不是「受了全燕父老的委託」，而是受燕太子丹的命令，他的「同黨」只有秦舞陽等少數幾個人，而不是「千萬被害之人民」。因而他之「血濺秦廷」與群眾毫不相干，而是為了報答燕國的太子。而且侵略者並沒有因荊軻之死而失敗，荊軻的生命也並沒有換來和平。假如用這個故事來影射今天保衛和平的運動，豈不給群眾以相反的印象！特別應該指出，這樣的比法是有害的，因為這樣會給群眾一種錯覺，以為保衛世界和平可以採取暗殺個人的手段，而不依靠群眾的力量。 此外，又有人把王安石的「青苗法」說成「類似今日的農業貸款」，「保甲法」是「加強了人民的武裝」[21]。這樣的說法也是不對的，因為封建統治者決不會加強人民的武裝，而「青苗法」與今日之農業貸款更是有著本質上的區別。前者是為了緩和農民的反抗，保衛封建地主階級的統治；後者則是為了發展農業合作社，進行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也是為了結合現實，在歷史人物評論中還有一種傾向，就是號召我們學習古人。例如有人說：「站在今天現實需要的高度來談杜詩時，首先我們應該學習這個『詩聖』的政治態度、生活態度、創作態度。」[22]又有人說白居易的詩「是為人民服務的大眾化的詩歌……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太多了」，又說：「他的詩不但打擊了人民的敵人，也培養了人民戰鬥的意志。我們站在今天新愛國主義旗幟下，要向這位祖國的人民詩人學習他的戰鬥精神。」[23] 我們可不可以向杜甫、白居易學習呢？可以向他們學習，因為從他們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中國古典文學的優良傳統。但是必須指出，我們今天的時代已經不是杜甫和白居易的時代，因而我們今天所要求的文藝作家的政治態度、生活態度、創作態度就不是杜甫那樣的態度，我們今天所要求的戰鬥精神也不是白居易那樣的戰鬥精神。今天的文藝作家所要學習的應該是工農兵，因為他們的政治態度和戰鬥精神才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典範，才是為勞動人民的事業、為社會主義的前途、為世界的和平而不倦的鬥爭的典範。學習他們，才可以作為鼓舞為祖國而忘我的勞動戰鬥的源泉。只有在他們的身上，才可以看到勞動人民的革命英雄主義。 五 在歷史人物的評論中，我們始終沒有看到有人提出歷史上與各族之間的戰爭有關的人物，從這裡，我們知道很多人在這個問題面前遇到了困難。 為了避免大漢族主義，有一個時期，人們幾乎要把一些和少數民族進行過戰爭的歷史人物都要說成侵略，好像不如此就會違反民族政策。後來，又想用一條簡單的公式來處理這個問題，即依據戰爭的性質來決定對於這一類人物的態度。如果是從事侵略戰爭的人物，就應該否定；反之，如果是從事保衛戰爭的人物，就應該加以肯定。至於何謂侵略、何謂保衛則決定於疆界問題，即如果打出了自己的疆界就是侵略；反之，如果在自己的疆界之內與另一種族或部族作戰就是保衛。 我們應該反對大漢族主義，反對侵略，因為各民族權利平等，而彼此無所從屬，這是我們民族政策的原則。但是必須指出，這民族平等的政策只有在我們今天的時代才能出現，如果把我們今天的民族政策去要求歷史上的古人，那就是非歷史主義的，因而也就是錯誤的。 在長期的封建主義時代中，漢族和其他各族人民之間，主要的是和平共處，但各族統治階級之間，有時也發生戰爭。而這種戰爭，有時是侵略他族來擴大自己的領土，有時是抵抗他族的侵略，保護自己的領土。在討論歷史上各族之間的關係時，應該承認這種侵略和被侵略的事實是存在的，並且應該指出歷史上各族的統治階級所實行的侵略政策和不正義的戰爭是不對的。但是，更重要的，是要指出侵略的客觀成果無論如何和統治階級替自己定下的主觀目的是不能完全符合的，甚至是毫不相干的。尤其要指出，歷史上的種族與種族之間的問題不能從世界史中孤立起來考察，必須放在世界史的總體中來考察，即看這個戰爭對於當時世界史的發展是起了推進作用，還是起了阻礙作用。 讓我們拿漢朝向西域的擴張為例吧，很自然地，而且也應該這樣說，漢武帝之出兵西域，當然不會是為了解放西域各族人民，雖然最初是為了抵抗匈奴的侵略，但後來則發展成為對西域各族人民實行掠奪的政策。不承認這一點而替漢武帝辯護是不對的。可是，同時我們要著重地指出，西域各族人民曾因成為西漢帝國之一部，免除了被較為落後的匈奴人的奴役，而這種奴役的後果將使西域各族人民陷於更悲慘的境遇。同時也應該指出，西域各族人民因此而加入了較為高級的經濟體系，取得了與文化水平較高的漢族人民相接觸的機會，這在客觀上是促進了當時西域各部族或種族的社會經濟的發展。在另一方面，我們也要著重地指出，由於西域併入西漢帝國，因而又使漢族從西域各族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東西——外來的物質的和精神的文明；由於各族之間的經濟和文化交流，因而豐富了中國的文化。同時，又由於東西文化的溝通，推動了世界史的發展。 自然，這不是說，所有歷史上的部族或種族之間的戰爭都能發揮積極的作用。相反的，有些戰爭是起了破壞的作用，甚至使另一種族或部族的社會經濟遭受毀滅，特別是在資本主義時代，資產階級對殖民地的侵略就是如此。因此，我們處理歷史上部族或種族間的戰爭，以及處理與戰爭有關的歷史人物時就不能用一條簡單的原則來貫串一切歷史時代，而是要根據各個時代各個部族或種族間的具體歷史條件來進行分析。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正確地解決歷史上與各族戰爭有關的歷史人物問題。 （《新建設》1952年9月號，總第四十八期） * * * [1]《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思想方法論》，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307頁。 [2]述彭：《秦始皇》，載1951年10月26日《進步日報》史學周刊第四十二期。 [3]胡思庸：《問題討論》，載《新史學通訊》第一卷第七期。 [4]丘沙：《從〈關羽之死〉想到舊劇改革》，載《文藝報》第二卷第二期。 [5]秦文兮：《岳飛到底算不算民族英雄》，載《歷史教學》第一卷第五期。 [6]丁正華：《史可法是民族英雄嗎？》，載《歷史教學》第十七期。 [7]《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二版，第597頁。 [8]張政烺：《漢代的鐵官徒》，載《歷史教學》創刊號。 [9]謝國楨：《關於李自成》，載《歷史教學》第一卷第五期。 [10]《新史學通訊》第一卷，第四期，愛國主義與歷史教學座談會紀要。 [11]《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二版，第409頁。 [12]《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97頁。 [13]文懷沙：《人民詩人屈原》，載1952年5月28日《光明日報》。 [14]李又然：《白居易的〈賣炭翁〉》，載《文藝報》第三卷第七期。 [15]馬漢麟：《愛國詩人顧炎武》，載1951年9月23日《光明日報》。 [16]史達林：《列寧主義問題》，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704頁。 [17]《戲曲報》第四卷，第四期。 [18]《歷史教學》第二卷，第六期。 [19]轉引自游藜：《反歷史反人民的易水曲》，載1951年7月29日重慶《新華日報》。 [20]1951年7月29日重慶《新華日報》。 [21]馬昌夏：《王安石》，載1951年11月17日《光明日報》。 [22]顏默：《談杜詩》，載《文藝報》第二卷第七期。 [23]葉兢耕：《白居易的〈秦中吟〉》，載《文藝報》第三卷第十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