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史 · 正在泛濫中之史學的反動傾向
近來，在中國史學的領域中，有一種復古的傾向。這種復古的傾向，表現於有人企圖把中國的史學研究，拉回古典學派的道路。這裡所謂古典學派，即指乾嘉學派的「末流之末流」。
我要著重地指出，這種復古的傾向，是中國史學向前發展中的一個反動。這種反動，不是幾個抱殘守缺的學究之個人的行動，而是「當作一個階級的愚民政策」之一部而出現。這個階級，現在正向全國的人民宣戰，他們企圖用資本主義的武器，保衛封建的統治，因而史學的復古運動者，也就企圖以腐朽的古典學派作武器，進攻科學歷史學派的城堡。
文化的復古與政治的反動是分不開的。有王莽的篡漢便有劉歆出現為新莽王朝的國師，替王莽竄亂經傳，以說明王莽篡漢之符合於聖人的教義。劉歆雖然和王莽一同埋葬了，但「劉歆型」的文化奴才，直到現在依然存在。這說明了只要有人想做王莽，就有人願做劉歆。
今天中國雖不是王莽的時代，然而卻有人想做王莽的事業。因而文化的復古，還是當前重要政治任務。具體的事實指示出來，早在抗戰期間，學術的復古就在不斷地蠢動，特別是史學的復古。因為現實的鬥爭在史學中反映得格外強烈，格外鮮明。
我記得在抗戰的首都重慶，曾經召開過一次所謂「全國歷史學會」。在這次會議中，應詔而至者有二百以上大學和專科的史學教授。這個會議的目的，就是要組成一個古典派的史學陣容，以對抗科學的歷史學派。不幸因為缺少一個領導人物，這次會議算是白開了。
抗戰結束，內戰展開，政治反動日益強烈，因而史學復古的要求更加迫切。恰好這時就有劉歆那樣的文化奴才從美國回來，自告奮勇，於是醞釀已久的史學復古運動終於展開了。
說到這位復古運動的領導者，大家應該記得，他在五四運動前後，曾經揭起實驗主義的旗幟以與古典派為敵。現在為什麼又轉而投到古典派的旗幟下呢？很明白，這不是他個人興趣的轉換，而是他前後的政治任務不同。在「五四」前後，中國市民階級和美帝國主義的共同敵人是封建殘餘。當作一個市民學者或文化買辦，他的文化任務，當然是反對作為封建殘餘的意識形態的古典派。現在，中、美兩國反動派之共同的敵人，是中國的民主主義者，因而當作一個共同的文化奴才，他的任務自然是糾合一切保守、落後、腐朽的學究，以與新的科學歷史學派為敵。不過，和中國的封建殘餘之為美帝國主義的傀儡一樣，中國的古典學派也不過是美國文化買辦玩弄的古董而已。
古典派（即乾嘉學派的本身）並不反動；只有在兩百年後的今日，重新回到這個學派才是反動。因為各種學派都有他自己的時代。在他自己的時代里都有進步性。古典學派治史的方法，在乾嘉時代是嶄新的方法，這表現於它反宋明理學踏空的作風，而以無信不征的精神，開闢了實事求是的學風。
但是研究學問的方法是與時俱進的，跟著時代的前進，就會出現更新的方法；而過去之新的方法，就會變為陳舊。乾嘉學派也不能例外。自從邏輯學的方法傳到中國，乾嘉學派的方法即已相形見絀。到現代中國的史學，已經踏上科學的階梯，乾嘉時代的方法自然更顯得幼稚了。
假如把史學方法比作鏡子，則乾嘉學派的方法是銅鏡，邏輯學的方法是玻璃鏡，而科學史觀則是X光線。至於乾嘉學派的末流之末流，他們手中所有的，則不過是他們祖傳下來的一面生了銹的銅鏡而已。因而復古主義者在今日而提倡乾嘉學派，這就無異放著X光線不用，而主張使用一面生了銹的銅鏡。
誠然，乾嘉學派也留下了光輝燦爛的成績。這種成績，直至現在還被視為中國學術中之最珍貴的遺產。他們對於史學的貢獻，也有不朽的勞績，特別是對於史料的搜集和考證。不過，他們的努力也就止於史料的整理而已。假如史學的任務不僅是整理史料，還要寫成完整的歷史，則乾嘉學派對於史學所做的工作只是一半。
而且就這一半工作而言，他們所做的又僅限於文獻學方面；對於考古學、民俗學的史料，並未著手，因而對於上古的努力，只是寫成了一些神話傳說的匯編。其對於有史以後的史料之考證補註，大抵亦以文獻為據。假如史料的範圍不限於文獻，而還存於文獻以外，則乾嘉學派整理史料所做的工作只是一半。
再就這一半的一半而說，乾嘉學者所做的工作，又偏於僵死的一面。例如就其所補各史表志而言，十之八九為地理志，其次為經籍志，又其次為天文志、律曆志，而對於與社會經濟有關的食貨志，對於與生活習慣有關的輿服志，對於與藝術活動有關的樂志，則無人措意。他若保存在歷代文藝作品中的史料，更是原封未動。假如保留在文獻中的史料，除僵死者外尚有生動的部分，則乾嘉學派對於文獻學上的史料之整理，又只做了一半。
總而言之，所謂乾嘉學派的史學，其全部內容，就是史料的考證與整理；而史料之考證與整理，又偏於文獻學方面；在文獻學方面，復偏於僵死的部分。這對於史學而言，只是做了一個局部而又局部的準備工作而已。
以上是就乾嘉學派的鼎盛時代而言。降及末流，則專以摭拾叢殘、毛舉細故為能事，因而支離煩瑣，愈趨蕪穢。對於這些末流，章實齋曾有這樣的批評：
今之俗儒，且憾不見夫子未修之《春秋》，又憾戴公得《商頌》而不存七篇之闕目，以謂高情勝致，互相讚嘆。充其僻見，且似夫子刪修，不如王伯厚之善搜遺逸焉。蓋遂於時趨，而誤以擘績補苴，謂足盡天下之能事也。幸而生於後世也；如生於秦火未毀以前，典籍具存，無事補輯，彼將無所用其學矣。
梁啓超也說：
總而論之，清儒所做輯佚事業，甚勤苦，其成績可供後世專家研究資料者不少。然畢竟一抄書匠之能事耳。末流以此相矜尚，治經者，現存的三禮鄭注不讀，而專講些什麼《尚書》、《論語》鄭注；治史者，現成的《漢書》、《三國志》不讀，而專講些什麼謝承、華嶠、臧榮緒、何法盛；治諸子者，現成的幾部子書不讀，而專講些什麼《鬻子》、《燕丹子》；若此之徒，真可謂本末倒置，大惑不解。
末流如此，至於末流之末流，即今日之所謂古典學派，則更等而下之。他們再沒有他們先輩那樣的智慧魄力和學問，進行大規模的史料的輯補和考證，只是抓剔糟粕，吹求闕失，企圖抄襲陳說，翻為新論；鉤稽幽隱，用眩流俗。而其所鉤稽與所吹求，又皆支離斷爛，無關弘旨；僵死乾枯，絕無生氣，正如一大舊貨攤，破銅爛鐵，無所不有，而一無可用。然而他們卻人人自以為握靈蛇之珠，個個自以為懷荊山之玉。不知其所握所懷，都是破銅爛鐵。退一步說，即偶使有珠玉，他們也不能琢以為器，貫而為串，依然為無用之物。
一言以蔽之，今日之所謂古典派，實已由「史料的整理」墮落到「史料的玩弄」。然而他們卻以為史之為學，就是「史料的玩弄」；而且只有玩弄史料，才算是史學的正宗、史學的上乘、史學的專家。實則這些玩弄史料的專家，正是章實齋之所謂「橫通」，蓋琴工碑匠之流亞。然而他們亦遂江湖揮麈登壇說法，囂然自命，不自知其通之出於橫也。
任何人都知道，史學的任務決不是史料的玩弄，亦不止於史料的整理，而是要辯證史料，綜合史料，寫成完整而有系統的歷史。然而今日之古典派，他們以為只要把史料變成歷史，便不算史學。
誠然，史料的整理與鑑別，是研究歷史最基本的工作；但史料不就是歷史，正猶磚瓦不就是房屋，秫黍不就是酒。然而今日之古典派，卻指史料為史學，是直指磚瓦以為房屋，指秫黍以為酒，其為錯誤，盡人皆知。
任何學問都要依從正確的方法，才能得到正確的說明。歷史也是一樣，沒有正確的方法，則雖有史料，也不會成為說明歷史的資料，「正猶愚賈操金，不能貨殖。」
沒有方法，不但不能寫成歷史，即搜集史料也不可能。因為史料並不像放在錢櫃裡的金銀，隨手可得；而是像礦石一樣，埋藏在人所不知的地方。沒有採礦學的知識，雖身入寶山，也只有空手而回。今日的古典派即使據有寶山，也是枉然。
古典學派已腐爛至此，何以復古運動者還要提倡他呢？這就是因為這個學派具有迴避現實，學以為學的傳統，足以愚弄青年，僵化青年。他告訴青年，治史的目的，不是為了致用，而是為了娛樂；不是為了從歷史上吸收經驗與教訓，而是昏迷於廢紙堆中，不省人事。這樣習而久之，一個青年便會變成沒有思想沒有靈魂的廢物，便會變成不辨黑白、不辨是非的呆子，從而他們就會把獨裁當民主，把人民當土匪，把美軍強姦中國女學生當「法律問題」，特別會把《水經注》當作最了不得的學問。這樣，一個青年便會白首寒窗而至死不通。結果，和蠹魚一樣葬身於斷簡殘篇之中。
假如古典派之玩弄史料是「玩物」，則復古運動者之愚弄青年，便是「玩人」。但是，我要正告復古運動者，今天的青年，已經不是乾嘉時代的青年，他們是不會被玩弄的。他們對於專制獨裁的暴政，不是容忍，而是反抗，他們決不會從鬥爭的前線退到「時代的後院」。他們正高舉唯物史觀的旗幟，把科學方法當作X光線，照明中國史發展的規律、過程及其傾向，照明反動者的五腑六髒，當然也會照出劉歆的心肝。
（上海《文萃》第二年十五、十六合刊，1947年1月22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