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史 · 怎樣研究中國歷史

怎樣研究中國歷史，這個問題很大，但扼要地說來，就是立場、觀點和思想方法的問題。 首先說到立場問題。 一個史學家站在什麼立場來處理歷史問題，這是歷史研究的出發點。一般說來，階級社會中的史學家總是站在剝削階級的立場，把歷史學當作辯護階級支配和階級剝削的工具，必要時甚至歪曲歷史以引出其所需要的結論。在階級社會中雖然也有少數具有正義感的史學家，他們在一定的程度內對剝削階級的某種行為有時也採取批判的態度；但他們的批判必然要受到階級性的限制。可以肯定地說超階級的史學家實際上是不存在的。如果有人自命為超階級的史學家，那只是為了隱蔽在這個名稱下，更有效地來辯護階級支配與剝削。也是可以肯定的，一個史學家如果站在剝削階級的立場，是不能也不願揭示歷史真理的。能夠揭示歷史真理的只有無產階級，因為只有無產階級才能揭示歷史發展的規律，給與歷史以科學的說明，使歷史科學與革命的實踐相結合。 我們可以充分地指出，中國過去的史學家，最大多數是站在地主階級的立場替封建主義服務的。貫徹著中國歷史學中的正統主義的觀點，就是辯護地主階級的階級支配和剝削的一種歷史觀點。所謂正統主義就是以帝王為中心的歷史主義。照正統主義者看來，所謂歷史，就是一個皇帝加一個皇帝，一個王朝加一個王朝，如果某一王朝被農民顛覆，便是歷史中斷，便需要有另外一個地主奮起草野，再建一個王朝來存亡繼絕，恢復地主階級的統治。總之，過去的史學家以為天下不可一日而無地主階級的統治，因此如果有人企圖顛覆或推翻地主階級的統治，便被指為「盜」、為「賊」、為「匪」、為「寇」、為「叛逆」、為「妖人」，便被當作地主階級的仇敵而遭受史學家的口誅筆伐。在相反的方面，他們把每一個爬上了寶座的地主都頌揚為神聖；把每一個辯護封建制度的理論家都頌揚為人類的師表；把每一個保衛封建制度的打手都頌揚為英雄豪傑。此外，他們又運用一種人道主義的言語，把封建社會粉飾為「王道盛世」。至於他們對於歷史的創造者，世世代代的被壓迫、被剝削和被奴役的人民群眾，就好像沒有看見。如果說在古典的歷史著作中也可以看到一些有關人民群眾的紀錄，那除非這些人可以被利用為宣傳封建道德的資料，例如孝子、烈女、節婦之類，或者可以被當作他們所謂「叛逆」的典型，用以警戒大眾，例如農民革命的領導人物。 現在，地主階級的統治已經最終地從中國史上消滅了，我們研究中國歷史，應該站在勞動人民的立場，批判那種以帝王為中心的正統主義的歷史觀點，建立以勞動人民為中心的新的歷史觀點。我們要從中國歷史上去發現勞動人民的歷史創造，他們的發明與發現，他們反對封建剝削和壓迫的革命鬥爭。這就是說，我們要研究勞動人民的生產的歷史和階級鬥爭的歷史。自然，這不是說，我們就可以不研究封建統治階級代表人物的歷史，相反地，我們應該細心地去研究他們的歷史，因為一部二十四史，最大部分都是封建統治階級代表人物的傳記，只有從這些人物傳記的字裡行間才能發掘出勞動人民的歷史。而且作為一些個別的歷史人物，封建統治階級的某些傑出的代表人物在歷史上也有他們一定的作用。 封建時代的中國史學家，不僅用正統主義辯護他們的階級統治，並且用大漢族主義辯護他們的種族支配。他們把漢族描寫為神明華胄，把居住在中國境內的其他種族或部族說成犬羊或蟲豸的後裔，好像漢族是天生的文明種族，而其他種族或部族則是天生的落後種族或部族，從這裡替漢族的封建統治階級找到了征服中國境內其他各族人民的理論根據。 從春秋、戰國以來，中國的史學家就產生了「內諸夏而外夷狄」的狹隘的種族主義思想，他們就強調「華、夷之別」，就宣傳一種憎惡鄰人的理論。他們宣稱其他部族或種族為戎狄，把這些部族或種族比作豺狼封豕或禽獸。左閔元年傳云：「戎狄豺狼，不可厭也！」左襄四年傳云：「戎，禽獸也。」《國語·周語》中云：「狄，封豕豺狼也。」又云：「戎狄，冒沒輕矺，貪而不讓，其血氣不治若禽獸焉。」像這樣仇視和侮辱鄰人的說教，很顯然在客觀上起了挑撥各族人民之間的仇恨的作用，便利了封建統治階級發動侵略鄰人的戰爭。 在過去的漢族的史學家看來，中國本部是漢族的禁臠，中國境內的其他部族或種族，都沒有權利進入中國本部。因此，居住在蒙古草原的一些部族或種族只要跑進長城，就是「入寇」；居住在青海草原的一些部族或種族只要跑到陝、甘，就是「內犯」；居住在西南山嶽地帶的一些部族或種族只要從深山窮谷跑到平地，就是「作亂」。反之，當漢族的封建統治階級南征北伐，去征服他的鄰人，去向他的鄰人進行武裝掠奪的時候，地主階級的史學家卻說這是宣揚王化。誠然，當漢族統治階級征服了其他鄰近部族或種族地區時，也可能把漢族的進步的生產技術和文化帶到被征服區域，打破其他部族或種族地區的原始閉關性，在客觀上起著推動歷史向前發展的作用；但這並不能改變戰爭之帶有侵略和掠奪的性質，有時這種侵略和掠奪甚至替其他部族或種族帶來了毀滅性的摧殘。然而漢族的史學家往往用最動人的言語歌頌那些遠征異域的冒險家，歌頌那些為了少數封建貴族、地主發財而使千百萬勞動人民成為泥沙的侵略戰爭，歌頌封建貴族地主對鄰近的部族或種族的野蠻的刀劍統治。 現在壓迫和歧視少數民族的時代已經成了過去，我們應該批判那種站在大漢族主義的立場上所寫的歷史，要重新寫著包括中國境內各族人民的歷史在內的真正的中國歷史。 為了寫著這樣的歷史，首先我們應該把漢族歷史的研究聯繫到中國境內各族人民的歷史的研究。因為中國歷史不只是漢族的歷史，而是中國境內各族人民歷史的總和。在研究中國境內各族人民歷史時，固然應該承認漢族人民在中國歷史的發展過程中所起的主導作用和所占的重大比重，不承認這一點是不對的；但同時也應該承認，不論漢族人民在中國歷史的發展過程中起著怎樣重要的主導作用和占有怎樣大的比重，他們的歷史也只能是中國歷史的一個主要的組成部分而不能是全部。其次，我們應該根據具體的歷史事實，對中國歷史上的種族問題予以合理的說明，不應該站在大漢族主義的立場，把漢族在歷史上的任何一次對外戰爭都加以歌頌，把其他各族的任何一次的武裝暴動都說成是入寇或作亂。因為在漢族的對外戰爭中有些是帶有侵略性質的，例如在漢唐時代的某些對外戰爭，就是為了侵占其他部族或種族的土地和財物並奴役其人民而進行的。反之，在其他各族的武裝行動中，有些是為了反對漢族統治者的剝削和奴役的，例如東漢時羌人的武裝暴動、西晉時匈奴人的起義、清代的某些地區的回民起義以及居住西南的諸部族或種族在歷史上的很多次武裝暴動，幾乎都是為了反對漢族統治者的剝削、壓迫和奴役。另一方面，我們也反對站在狹隘的種族主義的立場，把漢族的任何一次對外戰爭都說成侵略，把其他各族的武裝行動都說成是革命。實際上，漢族在歷史上所發動的對外戰爭，其中有些是為了自衛，例如宋代對契丹、女真和蒙古的戰爭都是為了自衛。在另一方面，某些部族或種族對漢族的武裝襲擊或進攻，其中也有些是侵略性的，例如遼、金、元之於宋，清之於明，都是侵略。總之，我們對於歷史上漢族與其鄰近各族之間的問題應該根據具體的史實，進行具體分析，不可一概而論。而且即便是侵略戰爭，也不應視為各族人民之間的敵對行為，應該指出這些侵略戰爭的發動者、組織者、指揮者是各族的統治階級，至於各族人民之間，不但沒有什麼冤讎，而且自古以來就發展著兄弟般的友誼關係。 其次，說到觀點問題。 所謂觀點問題，就是對歷史的看法或認識問題。一個史學家對歷史的看法或認識，不是偶然的。他為什麼要這樣看而不那樣看，要這樣認識而不那樣認識，這是被決定於史學家所屬的階級的。因為一個歷史家對歷史的看法和認識，就是反映這個史學家對現實世界的態度和願望。換言之，就是史學家的階級意識在歷史學上的表現。 在階級社會中，由於史學家的階級屬性不同，在歷史學上也就出現了各種不同的歷史觀。但儘管有各種不同的歷史觀，歸根到底總是貫徹著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兩種敵對觀點的鬥爭。 這幾乎是一個決定的事實，只要是站在剝削階級立場上的史學家，沒有一個不反對唯物主義的。他們一聽到唯物主義這個名詞，就以為是大逆不道；反之，對於唯心主義，則認為是一種盡善至美的東西。這樣的情形是不足為奇的，因為當剝削階級為了要保持和鞏固自己的統治的時候，他們的階級利益就會限制他們對歷史的正確認識，就會要求他們蒙蔽歷史的真理，因為揭發了歷史的真理對於他們的階級支配是一種危險。恰恰相反，唯物主義者就正是要揭示歷史發展的規律，並順應歷史發展的規律推動歷史的發展。 可以這樣說，中國古代的史學家幾乎都是唯心主義者，他們寫著歷史的動機和目的就是為了發揮主觀的觀念，一部《春秋》就是用「微言」發揮作者主觀觀念中的所謂「大義」。有時為了發揮擁護等級服從的思想，甚至歪曲或塗改歷史事實。例如《春秋》上把晉文公召見周天子的史實，寫成「天子狩於河陽」，這就是歪曲歷史的例子。作者之所以要這樣寫，為的是要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即君臣之義未嘗動搖。又如春秋二百四十年間，魯君被他的家臣殺死的有四人（隱、閔、子般、子惡），被殺死在外面的有一人（桓），而《春秋》不見其文，這就是塗改歷史的例子。作者之所以要這樣做，為的是要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即「魯之君臣未嘗相弒」（《禮記·明堂位》）。像這樣的情形，簡直是把歷史當作史學家主觀觀念的註腳。不僅《春秋》的作者如此，其他古代史學家寫著歷史，也大抵都是為了發揮自己的主觀觀念，寫成他們的「一家之言」。 也可以這樣說，中國的古典的歷史著作，幾乎都貫串著唯心主義的觀點。在這些歷史著作中，對於任何歷史事變，都不聯繫到當時的社會經濟去給以說明，總是把這些歷史事變歸結於「卓越人物」的願望。一部二十四史，其中觸目驚心的巨像就是皇帝、聖人和英雄。在古代史學家看來，一部中國史好像沒有什麼現實的東西；如果也有歷史的現實，那就是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程、朱、陸、王等一脈相傳的道統，和秦皇、漢武以次的聖君賢相的雄圖大略，一言以蔽之，就是這些「卓越人物」的觀念。 這種觀念的系統，近代的唯心主義者稱之曰「知識線」。他們以為歷史上存在和發展的就是這條「知識線」。至於其他具體的歷史事實，如經濟生活、政治體制，都不過是觀念的體現。因此，唯心主義的史學家一致強調歷史上的「卓越人物」，好像任何歷史事件都是按照「卓越人物」的願望而實現出來的。例如西漢之遠征西域，就是因為漢武帝好大喜功；鄭和之七下西洋，就是因為明成祖要追捕建文帝；王莽改制，就是因為他想移漢祚；王安石變法，就是因為他急功好利；總之，他們以為不管在什麼歷史條件之下，「卓越人物」要想創造怎樣的歷史，就可以創造怎樣的歷史，換言之，「卓越人物」的觀念是推動歷史發展的唯一動力。 唯心主義者不僅把歷史發展的動力歸結為「卓越人物」的願望，又把「卓越人物」的願望歸結為神的啟示。貫徹在中國歷史學中的天命論，便是唯心主義的最高發展。照天命論者說來，「卓越人物」都是帶有神性的超人。打開二十四史一看，那些王朝的開創者幾乎都是感天而生，應天而王。用現代的話說，這些王朝的開創者都是神、是聖、是上帝最寵愛的兒子被派到人間世界來統治勞動人民的，他們的行為都是上帝授意的。上帝通過讖緯、符瑞給他們以暗示，他們就按照上帝的暗示行動。這樣說來，人類歷史最終極的動力不存在於人類社會，而是要從神的啟示中去尋找說明了。 這樣的看法，當然是不正確的。應用唯物主義的觀點來研究中國歷史，我們首先就應該從中國史上撕去這種騙人的神秘主義的外衣，揭穿唯心主義者的階級本質，正確地指出中國歷史發展的動力不是「卓越人物」的願望，更不是神的啟示，而是社會經濟。社會經濟的結構是歷史的真實基礎。在歷史上各時期的政治、法律、宗教、哲學及其他觀念，歸根到底都應該由社會經濟來說明，因為政治、法律、宗教、哲學及其他觀念都是社會經濟的派生物，只要社會經濟一有變動，它們或遲或早都要跟著變動。社會經濟決定歷史的發展，也決定它的轉變。因此，我們研究歷史，就必須研究歷史上各時期的社會經濟和它的變化，必須分析由這種變化而產生的歷史過程和具體事件，而決不應該用偶然的因素、個人的作用乃至神的啟示來代替因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變化而引起的歷史過程的客觀規律性。總而言之，我們應該把歷史的動力歸結於物質生活的生產，歸結於生產這些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產方式，歸結於社會經濟基礎。 歷史的發展，歸根到底是社會經濟演著決定的作用；但這不是說觀念就毫無作用。唯物主義者從來不否認，而且承認觀念形態對歷史所起的反作用。唯物主義者認為各個歷史時代的觀念形態不僅消極地、被動地反映這個時代的社會經濟情況，並且積極地、能動地反作用於這個時代的經濟情況。因此，我們研究中國歷史，不僅要根據物質的實踐去說明觀念形態，也要從觀念形態中去尋找它們對社會經濟所起的反作用。 其次，過去的中國歷史學也貫徹著進化論的觀點。所謂進化論，就是不承認歷史上有階級鬥爭、有革命，不承認社會發展過程中有質變，而是以為歷史的發展只是和平的漸次的進化，即只有量的增加或擴大，沒有質的突變。在進化論者看來，中國的歷史就是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這樣一代一代地因襲下去，古往今來只有王朝的更替，社會的本質並沒有什麼根本的變革。因此過去的史學家，他們都是按照朝代的先後斷代為史，從來不提到而且反對提到社會性質問題、反對討論歷史階段問題。 具體的中國歷史已經證明了進化論的觀點是錯誤的，因為中國的歷史也通過了一系列的歷史階段，由原始公社而奴隸社會、封建社會，並且也曾孕育出資本主義的萌芽，如果沒有帝國主義的侵入，中國也會自發地走上資本主義的道路。這些相續繼起的社會都是在本質上不同的社會；而且從一個社會到另一個社會都不是和平進化，而是歷史的突變、飛躍、革命。因此，我們研究中國歷史，就要根據每一個歷史時代的社會經濟性質劃分歷史階段，就要說明每一個歷史階段所特有的基本經濟法則和與些相適應的階級關係、政治制度乃至意識形態，就要說明從一個歷史階級發展到另一歷史階級的變革過程。 此外，在過去的中國歷史學中，也貫徹著一種循環論的觀點。孟子說：「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司馬遷說：「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這些說法，幾乎成為過去中國史學家共同的觀點。自從鄒衍五德終始之說應用於中國歷史學上以後，歷史循環論更加定型化了。所謂五德就是金木水火土五行的別稱，所謂五德終始就是五行循環。照過去史學家的說法，每一個王朝都是以五行之一為德而王，如秦以水德王、漢以火德王。中國的歷史就是按照五行生剋的秩序終而復始地打圈子，打了一個圈子，再打第二個圈子，這樣一直循環下去以至於無窮。換句話說，中國的歷史是不斷地回到它的出發點。 必須指出，歷史的發展決不是採取循環的道路，它是一個往前發展的過程，這個往前發展的過程不是一個圓圈，而是一個永遠不回到出發點的螺旋紋。雖然在中國歷史的發展中也有些局部的暫時的倒退現象，但整個的中國歷史則是前進的。雖然在中國史上也有些類似重複的現象，但這些類似重複的現象是在不同的歷史基礎上出現的。因此，我們研究中國歷史，就不應該誇大某些暫時性的倒退現象和在形式上看起來類似重複的現象，而是應該從千頭萬緒的複雜史實中，去揭示那條通過曲折歪斜的過程但始終是向前發展的道路。 最後，說到方法問題。 這裡所謂方法是指辯證唯物主義而言，用辯證唯物主義的方法來研究中國歷史和用其他的方法研究中國歷史的基本不同之點，就是它的目的不僅是說明歷史，而且是改變歷史。 由於基本的出發點不同，由此而展開的研究方法也就不同。首先表現在它不把歷史的研究停止在史料的搜集分類與排比，而是要分析史料，是要從史料的分析中總結出歷史發展的規律，把歷史發展的規律再投入現實的歷史，作為無產階級革命鬥爭的指導原則。 過去中國的史學家以為一個史學家的任務就在於把史料堆積起來，就在於用史料的堆積來表示自己的博學，而且以為只有把歷史研究停止在史料的堆積，才算是歷史學的正統。在當時如果有人對史料進行了一些分析，好像就是歷史學上的異端。辯證唯物主義者也知道要做好歷史研究，首先就是要掌握豐富的史料。因而搜集史料的工作是研究歷史的基本工作。但不論如何，搜集史料只是替歷史研究準備材料，並不是歷史學的終極目的。大家都知道歷史學的任務總不能就是編成一些史料匯抄，它應該是一種分析史料的科學。如果只是搜集一大堆史料而不進行分析或者沒有能力進行分析，那麼，這樣的史料，除了供史學家的玩弄，任何用處也沒有。 因此，用辯證唯物主義的方法研究中國歷史，就應該學會分析史料，把史料變成歷史。 和其他的方法不同，辯證唯物主義者不把他的歷史研究停止在個別問題的吹噓上，而是要把個別問題當作歷史總體中的一個組成環節來研究，看出個別問題在歷史總體中所占的比重、所起的作用、所能體現的歷史內容或傾向。 過去中國的史學家，他們放著中國史上的許多震撼全國乃至震撼世界的歷史大事變不聞不問，專門從中國史上挑選一些最偏僻、最微細，亦即最不關重要、最不能特徵歷史傾向的一些問題，把這些問題孤立起來，大吹大擂，好像一個歷史家的任務就在於吹噓和玩弄這些愈小愈好的個別問題，就在於迴避歷史上的重要問題或關鍵性問題，就在於拒絕對歷史的全面研究。 辯證唯物主義者並不反對把個別問題從歷史的大聯繫中抽出來作精細而深入的研究，反之，我們提倡這樣的研究，因為我們知道只有把個別問題進行精細、深入的研究，由此而綜合出來的結論才能愈益接近於正確。但是我們以為這種被選出來作為研究題目的個別問題，必須是重要的或者比較重要的問題，即通過這類個別問題的研究可以顯示歷史發展的傾向，最少可以說明某一重要史實的某一側面。而且我們以為即使是研究這一類的個別問題，也不應割斷這類問題與歷史總體的聯繫，因為任何個別的歷史問題，如果從歷史的大聯繫中孤立出來，就無法說明它在歷史總體中所起的作用，也無法說明這個個別問題的本身。 因此，用辯證唯物主義來研究中國歷史，就應該學會從歷史上選擇重要的關鍵性的問題，並把這些問題聯繫到歷史的全面發展去進行研究。 和其他的方法不同，辯證唯物主義者不把他的歷史研究停止在歷史現象的表面，而是要從歷史的表面現象的背後去發掘構成這些表面現象的基本東西，即社會經濟結構，再用這種基本的東西去說明表面的現象。 過去的中國史學家以為歷史家的任務就在於毫無遺漏地記述這些歷史上的表面現象，如內亂、外患、黨爭等等的發展過程，至於這些內亂、外患、黨爭為什麼發生、發展，那好像就不是歷史學應該回答的問題。換言之，他們以為歷史學的任務只是敘述歷史的演變，並不說明歷史為什麼要這樣演變。 辯證唯物主義者以為歷史學的主要任務不僅是要敘述「怎麼樣」，而且要說明「為什麼」。因此，辯證唯物主義者反對毫無原則地鋪陳現象、誇張現象，他們主張要給與這些現象以本質的說明，即把目光透過現象去尋找它們的根源。例如我們研究某一時代的歷史，首先應該考察的不是皇帝們的宮廷生活、貴族的姻婭關係，而是這一時代的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以及因為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變化而引起的歷史的變革，因為生產力與生產關係是表征社會性質的重要標誌。只有根據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然後才能對於某一時代的政治現象、文化思想以及一切複雜紛亂的歷史現象給與正確的本質的說明。 因此，用辯證唯物主義來研究中國歷史，便要學會從歷史現象背後尋找本質的方法。 和其他的方法不同，辯證唯物主義者不隱蔽歷史上的階級鬥爭，並且要公然地、堅決地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去揭發歷史上的階級鬥爭以及因階級鬥爭而引起的社會變革。 過去的中國史學家根本不承認中國歷史上有階級，更不承認有階級鬥爭，在他們看來，中國歷史上的農民戰爭不是由於階級的對抗，而是由於幾個好亂成性的「盜賊」或「妖人」煽動起來的。但是具體的史實卻證明了中國歷史上也有奴隸與奴隸主的鬥爭、農民與封建地主的鬥爭，一直到現在，中國的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還在為了消滅殘餘的官僚資產階級與地主階級而進行著鬥爭。 因此，我們研究中國歷史，就必須把中國歷史上的人物及其行動歸納到他所屬的階級予以說明。毛主席說：「在階級社會中，每一個人都在一定的階級地位中生活，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1]這就是說，在階級社會中任何個人都要隸屬於一定的階級，因而任何個人的行動也必然是階級行動的一部分。 在封建社會內，最主要的階級矛盾是地主階級與農民階級之間的矛盾。除此以外，還有次要的矛盾，即封建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例如東晉時代，同一地主階級中，有北方流亡地主與南方土著地主之間的矛盾；同一北方流亡地主階級之中，又有中央派與地方派之間的矛盾。因此，當我們分析階級關係時，就必須記著毛主席的教訓，注意去區別主要的矛盾和次要的矛盾。 同時，矛盾也不是固定的，而是在不斷的變化中發展著。例如西晉的歷史，就充分地表現了矛盾的轉化過程；最初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八王之亂）是主要的矛盾。以後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退到次要的地位，敵對階級間的矛盾（流人暴動）上升為主要的矛盾。最後敵對階級間的矛盾又退到次要的地位，種族間的矛盾（永嘉之亂）上升為主要的矛盾。因此，當我們分析階級關係時，就必須記住毛主席的教訓，注意矛盾的發展和轉化。 總之，用辯證唯物主義來研究中國歷史，就要學會從階級矛盾中去尋找歷史的變革。 （《新建設》第三卷第二期，1950年11月） * * * [1]《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二版，第27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