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聖篇 · 知聖篇

測天之術，古有三家。秦漢以來，惟傳渾、蓋。西人創為地動天虛之說，學者不能難之。或者推本其術，以為古之宣夜。征之緯、子，信中國遺法也。六藝(經)之學，原有本真(原本孔作)。(五十頤卦，立頤以言立教。)自微言絕息，異端蜂起，以偽作真，羲轡失馭，妖霧漫空。幽幽千年，積迷不悟，悲夫！援經測聖，正如以管窺天，苟有表見，無妨更端。踵事增華，或可收效錐管。若以重光古法，功同 談天 ，則力小任重，事方伊始，一知半解，何敢謂然。獨是「既竭吾才」，不能自罷，移山填海，區區苦心，當亦為識者所曲諒焉。光緒戊子季冬，四益主人識於黃陵峽舟次。 孔子 受命製作，為生知，為素王，此經學微言傳授大義。帝王見諸事實，孔子徒託空言，六藝(經)即其典章制度。與今六部，則例相同。素王一義為六經之根株綱領(綱領二字刪)，此義一立，則群經皆有統宗，互相啟發，針芥相投。自失此義，則形體分裂，南北背馳，六經無復一家之言(至聖立言)。以六經分以屬帝王(堯舜湯文)、周公、史臣，則孔子遂流為傳述家，不過如許、鄭之比，何以宰我、子貢以為賢於堯舜，至今天下郡縣立(大祀)廟，享以天子禮樂，為古今獨絕(獨一無二)之聖人？《 孟子 》云：「宰我、子貢，知足以知聖人。」可見聖不易知。今欲刪除末流之失，不得不表章微言，以見本來之真。洵能真知孔子，則晚說自不能惑之矣。 據《易緯》、《孟子》、《公羊》以文王為文家之王，文家即所謂中國，質家則為海外。今按：此先師相傳舊說也。孔子不有天下，又不能不立教(受命為製作)，即「天將以為木鐸」，「天下有道，庶人不議」之意也。而六藝(經)典章，據帝王為藍本，從四代而改，不便兼主四代，故托之於文王。欲實其人，則以周之文王當之。《 中庸 》云：「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憲章文武」；《 論語 》云：「文武之政，未墜於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除擇善而從之外，不能不取己所新創之事，並以為古制，以時制為反古。《論語》之所謂「從周」，「周監二代」，與《孟》、《荀》之所謂「文王」名異實同。蓋經傳制事，皆有微顯、表里二意，孔子製作，里也，微也；托之「文王」，表也，顯也。自喻則為作，告人則雲述。以表者顯者立教，以改作之意為微言，故七十子以後，此義遂隱，皆以《王制》、《 春秋 》為文王西周之政，不復歸之製作。(即劉歆)所謂「仲尼卒而微言絕，七十子沒而大義乖」也。 素王之說，義本《商頌》。[蓋謂少昊。(《論語》大昴星五老觀河洛)]《殷本紀》伊尹說湯以素王之道，[「王」當讀為「皇」，商法少昊，陳素皇之道，《詩》所謂「皇帝上帝」，「上帝是皇」，伊尹陳素統，商法之為王。]此一義也。明文始於《 莊子 》，云：「在下則為玄聖素王」，所謂空王也。《孟》、《荀》皆以孔子與堯、舜、湯、文、武、周公並言。漢人固持此說，即宋程、朱亦主此義。或據「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孔子自雲「從周」，不應以匹夫改時制。然使實為天子，則當見諸施行，今但空存其說於六經，即所謂「不敢作」也。孔子惟托空言，故屢辨作、述。蓋天命孔子，不能不作，然有德無位，不能實見施行，則以所作者存空言於六經，托之帝王，為復古反本之說。與局外言，則以為反古；與弟子商榷，特留製作之意。總之，孔子實作也(旁批曰「即頤卦」)，不可徑言作，故托於述。所云「述而不作」，自辨於作也；「不知而作，無是」。「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自任乎作也。意有隱顯，故言不一端，且實不作，又何須以述自明乎。 余立意表章微言，一時師友以為駭俗，不知專詳大義。因之謂董、何為罪人，子緯為訛說，並斥漢師通為俗儒。然使其言全出於漢師，可駁也。今世所謂精純者，莫如《四子書》，按《論語》，孔子自言改作甚詳，如告顏子用四代，與子張論百世，自負「斯文在茲」，「庶人不議」，是微言之義實嘗以告門人，不欲自掩其迷。孟子相去已遠，獨傳「知我」「罪我」之言、「其義竊取」之說。蓋「天生」之語，即不可以告途人，故須托於先王，以取徵信。而精微之言一絕，則授受無宗旨，異端蜂起，無所折衷。如東漢以來，以六經歸之周史，其說孤行千餘年。今之人才學術，其去孔子之意奚啻霄壤，不惟無儒學，並且乏通才。明效大驗，亦可睹矣。如當掩蓋，則孔子與諸賢不傳此義，後賢何從而窺？奚必再三申明，見於經記？若先入為主，則道不同不相為謀，各尊所聞，各行所知，不辯難駁擊，以立門戶，亦不敢依阿取悅於世，使微言既申而再晦也。 宰我、子貢以孔子「遠過堯舜」，「生民未有」。先儒論其事實，皆以歸之六經。舊說以六經為帝王陳跡，莊生所謂「芻狗」，孔子刪定而行之。竊以作者謂聖，述者謂賢，使皆舊文，則孔子之修六經，不過如今之評 文選 詩，縱其選擇精審，亦不謂選者遠過作者。夫述舊文，習典禮，兩漢賢士大夫與夫史官類優為之，可覆案也，何以天下萬世獨宗孔子？則所謂立來、綏和、過化、存神之跡，全無所見，安得謂「生民未有」耶？說者不能不進一解，以為孔子繼二帝三王之統，斟酌損益，以為一王之法，達則獻之王者，窮則傳之後世。纘修六經，實是參用四代，有損益於其間，非但鈔襲舊文而已。執是說也，是即答顏子兼采四代，《中庸》之「祖述」「憲章」，《孟子》之「有王者起，必來取法」也。然先師改制之說，正謂是矣。如謂孔子尊王從周，則必實得文武之會典，周公之則例，謹守而奉行之。凡唐、虞、夏、殷先代之事，既隻字不敢闌入，即成、康以下明君賢相變通補救之成案，亦一概刪棄，如是乃可謂之尊王、謂之不改。今既明明參用四代，祖述堯舜，集群聖之大成，垂萬世之定製，而猶僅以守府錄舊目之，豈有合乎？夫既曰四代，則不能株守周家；既曰損益、折衷，則非僅繕寫成案亦明矣。蓋改制苟鋪張其事，以為必如殷之改夏、周之改殷、秦漢之改周，革鼎建物，詔敕施行，征之實事，非帝王不能行。若托之空言，本著述之常。春秋時禮壞樂崩，未臻美富，孔子道不能行，乃思垂教，取帝王之成法，斟酌一是，其有時勢不合者，間為損益於其間，著之六藝，托之空言，即明告天下，萬世亦不得加以不臣悖逆之罪也。祖宗之成法，後世有變通之條；君父之言行，臣子有諫諍之義。豈陳利弊，便為無狀之人？論闕失者，悉有腹誹之罪？且孔子時值衰微，所論述者，雜有前代。乃賈生、董子，值漢初興，指斥先帝所施，涕泣慷慨，而請改建，後世不以為非，反從而賢之。且以今事論之，凡言官之封事、私家之論述，拾遺補闕，思竭愚忱，推類至盡，其與改制之說不能異也。此說之所以遭詬病者，徒以帝王見諸實事，孔子托諸空言。今欲推求孔子禮樂政德之實跡，不得不以空言為實事。孔子統集群聖之成，以定六藝之制，則六藝自為一人之制，而與帝王相殊。故弟子據此以為「賢於堯舜者遠」，實見六藝美善，非古所有。以六經為一王之大典，則不能不有素王之說。以孔子為聖、為王，此因事推衍，亦實理如此。故南宮适以禹、稷相比，子路使門人為臣，孟子屢以孔子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並論，直以《春秋》為天子之事，引「知我」、「罪我」之言，則及門當時實有此說，無怪漢唐諸儒之推波助瀾矣。然後說雖表見不虛，非好學深思者，不能心知其意。若改制，則事理平常，今不信古說，而專言著述有損益，亦無不可；至製作之說，亦欲駁之，則先入為主，過於拘墟矣。 《詩》者，《春秋》之大成；《春秋》者，《詩》之嚆矢。孔子六經微意俱同，《詩》為天，《書》為人，《春秋》王伯，《禮》附《書》，《樂》附《詩》，皆取舊文而潤色之，非僅刪定而已。故《 尚書 》所言堯、舜、夏、殷，禮制全與《春秋》相同。今《尚書》、三家《詩》諸書可證也。又《書》有四代之文，俗以為有沿革，乃《大傳》無異同，有大小之分，無沿革之異。唐虞禮制，下與《春秋》相符，正孔子述作六藝之大例。所謂「其文則史，其義則某竊取之矣」。《古書》、《 毛詩 》出於東漢，本誤讀《 周禮 》，以「大統」說小康，致與經文相舛，故賈、馬遠不能如伏、董之詳備符合。一真一偽，各不相同也。然《禹貢》迄於四海，而「周公篇」與《洪範》則為「大統」之先聲，所云「皇帝」、「上帝」、「多方」、「多士」、「小大」、「邦喪」云云者，已為《詩》「大統」開先路。但中外之分甚嚴，此為周公明堂朝諸侯之事，非皇帝大九州大同之治也。 經學四教，以《詩》為宗。孔子先作《詩》，故《詩》統群經。孔子教人亦重《詩》。《詩》者，志也。[即「志在《春秋》」之「志」。]獲麟以前，意原在《詩》足包《春秋》、《書》、《禮》、《樂》，故欲治經，必從《詩》始。緯云：「志在《春秋》，行在《 孝經 》。」行事中庸，志意神化，《春秋》與《詩》，對本行事也。其又云：「志者，則以對《孝經》言之」，實則《詩》與《春秋》虛實不同。《詩》乃志之本，蓋《春秋》名分之書，不能任意軒輊；《詩》則言無方物，可以便文起義。[《尚書》、《春秋》如今人之文，《詩》、《易》如今人之詩。體例不同，宗旨自別。]《公羊》「主人習其讀而不知其罪」，此本《詩》說，即後世所謂「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故凡緯說、子書非常可駭之論，皆《易》、《詩》專說。故欲明《詩》《易》，須先立此旨。緯云：「孔子受命為黑統，即玄鳥、玄王；」《莊子》所謂玄聖、素王之說，從《商頌》而寓之。《文王》篇「本支百世」，即王魯；「商之 孫子 」，即素王。故屢言受命、天命，此素王根本也。孟子以周公、仲尼繼帝王之後， 荀子 以周公、仲尼為大儒。此從《魯》、《殷》二《頌》而出者也。三統之說，本於三《頌》，凡一切舊說，皆當以此統之。董子王魯制，寓於《魯頌》。周公及[「世及」之「及」。]武王制禮作樂，故以王寓之。以其說解《詩》，則有徵信；董、何以說《春秋》，則不免附會矣。緯書新周，不可說《春秋》，而《詩》以魯後周，即此意。《詩》明云：「其命維新」，是經意直以《周頌》為繼周之新周，非果述姬周也。先儒改周之文，從殷之質，亦從此出。「魯、商」二字即「文、質」，「文、質」即中外、華洋之替字。中國古無質家，所謂質，皆指海外。一文一質，謂中外互相取法。為今之天下言之，非古所有。絀杞之例，亦本於《詩》，《春秋》杞不稱公，《三頌》絀杞不言，是其本意。今凡周亡、孔子王，一切駭人聽聞之說，皆以歸附於《詩》。治經者知此意，然後以讀別經，則迎刃而解。他經不復言此，而意已明，方可以收言語、政事、文章之效。《詩》為志，則《書》為行；《春秋》為志，則《孝經》為行。實則《春秋》與《書》同為行，《春秋》、《尚書》皆分《詩》之一體。《周》、《召》伯道，分為《春秋》；《王》、《鄭》、《齊》王道，分為《尚書》。特以較《孝經》，則《春秋》為志，而《孝經》為行耳。今本此義，作為義疏，不拘三家之書，以孔子之微言為主。使學者讀《詩》，明本志，而後孟子「以意逆志」之效明。孔子重《詩》之教，顯以此為經學之總歸，六經之管轄，與《論語》同也。 《孟子》「王者之跡熄而《詩》亾，《詩》亾[「亾」當為|△，|△古作字。與亾字形似而誤。]然後《春秋》作」。《孟子》此意，即「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說苑 》「周道不亡，《春秋》不作」之意。《孟子》言《詩》以志為說，又引《詩》與《春秋》以證王跡，明《詩》與《春秋》同也。歷敘帝王，皆言周公、孔子，周公即王魯，義本《魯頌》；孔子即素王，義本《商頌》。周公實嘗王，故緯說有素王而無王魯。周公及武王，成公讓志以為攝政，故言《魯頌》。不如此，則「詩亡」之義不顯。 《詩》言皇帝、八王、八監、十六牧事，就大一統言之，此百世以下之制，為全球法者也。《尚書》言四代之制，由一化四，此三統變通之意也。一豎一橫，一內一外，皆「治」「平」之教。後以《詩》說百世，未能著明，分《周》、《召》伯道，再作《春秋》以實之。六經重規疊矩，以大包小。《禮》以治外，《樂》以養中，《易》詳六合以外，皆自治之事。此外王之學，亦缺一不可。六經之中，三內三外，三天三人，三實三虛，三知三行，而歸本於《孝經》。六經統為素王，萬世之大法也。(頤卦六爻配六經，以言大統，為教萬世之大法也) 六經皆經孔子筆削，有翻改舊文之處。或頗震驚其言，不知其說雖新，其理至為平易。夫由堯舜以至成周，初簡陋而後文明，代有沿革，見之載記，人心所同信者也。孔子修六藝以為後世法，考三王、俟百世，見之載記，亦人心所同信者也。然洪荒初開，禮制實為簡陋，即茅茨土階、大羹玄酒等類，若於文備之世，傳以為法，不惟宜俗不合，且啟人輕薄古昔之心。是「帝典」不能實錄其事，亦一定之勢也。夫禮家議禮，易滋聚訟，既折衷於聖人，後世猶多齟齬。今使《尚書》實錄四代之文，事多沿革，每當廷議，各持一端，則一國三公，何所適從？孔子不能不定一尊以示遵守，亦情勢之所必然也。既丈質之迥殊，又沿革之互異，必欲斟酌美善，垂範後王，沈思默會，代為孔子籌畫，則其筆削之故，有不待辯而自明者矣。 王符 云：「聖人天之口，賢者聖之譯。」聖人作，賢者述；聖所不備，賢者補之；交相為用者也。《春秋》時，三皇五帝之典策尚多可考(典冊實為孔作)，其言多神怪不經，與經相歧，實事實也。孔子翻經，增減制度，變易事實，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但制度不合者人難知，行事不合者人易知。故《孟子》所載時人之論古事，孟子皆據經為說辭而辟之，實則時人所言所載事實也，孟子所言，經教也。使孔子作於前，後無繼之者(後無賢述之)，則六藝何能孤行於後世？故必有賢者出，依經立義，取古人行事，皆緣附六藝，無改作之嫌，並使後人不至援古事以攻駁六藝，此賢者所以為聖譯。如《 國語 》之傳《春秋》，傳事實之意輕，附禮制之意重，凡一細事皆鋪寫古事古禮。經說之文，連篇累牘，當日事實，萬不如此瑣碎。此傳者託事以見禮文經義，亦如孔子假時事以取事義也。其於孔子事跡，皆緣六經以說之，合者錄之，不合者掩之。古與今合，方免後人據時事以攻六藝，此作者之苦心也。惟其書一意比附，遂足以掩蔽微言。如六藝皆孔子所作，而《左氏》則以為孔前已有。如季札事，將《詩》《樂》師說衍說一篇，而後人遂以此為未刪之本。《易》爻辭為孔子作，其書所言筮辭，皆就《易》師說衍之，讀者遂以為此真《 周易 》，在孔子之先。雖有比附六藝之大功，不無少掩微言之小失。然此不善讀者之流弊，若以微言讀之，乃轉見其發明處不少；心無其義，故書中不見之。賢者於經，如疏家之於注，不敢破之也。[或云：自孔子後，諸賢各思改制立教。最為謬妄！制度之事，惟孔子一人可言之，非諸賢所得言也。] 緯云：「孔子因道不行，作《春秋》，明王制，專就《春秋》立說。」《孟子》云：「《春秋》天子之事。」先師言製作，多就《春秋》言之。《 史記 》：刪《詩》正《樂》在前，因獲麟作《春秋》。考其說，似《詩》《書》《禮》《樂》為一書，因獲麟乃變前志而修《春秋》。前後若出兩歧，然實則非也。孔子知命在週遊之前，於畏匡引文王，於桓魅言天生，實是受命。故自衛返魯，作《詩》言志，以殷末寓素王之義，明三統之法。特後來以《詩》之空言，未能明切，恐後人失其意，故再作《春秋》，實以行事。《孟子》引《詩》與《春秋》明王跡，《史記》引「空言不如行事」，皆此義也。 製作知命，當從五十(生知)為斷，非因獲麟乃起。《詩》《易》詳天事，言無方物，所謂空言。《春秋》《尚書》乃將天言衍為人事。空言在後，行事在前，事有早遲，其義一也。諸經惟《春秋》晚成，絕筆獲麟，師說因以明著。實則諸經皆同，特《春秋》說獨顯耳。「《春秋》天子之事」，諸經亦然。一人一心之作，不可判而為二。《春秋》未修之先，有魯之《春秋》；《書》《詩》《禮》《樂》未修之先，亦有帝王之《書》《詩》《禮》《樂》。修《春秋》，筆削全由孔子；修《詩》《書》《禮》《樂》，筆削亦全由孔子。《春秋》據舊史言，則曰「修」；從取義言之，則曰「作」。修即所謂「述」。當日翻定六藝，是為聖作，人亦稱孔子為作。其雲「述而不作」，言「不作」即作也，言「述」即非述也。與「其文則史，其義則竊取」同意。而作述之事，即兼指六經，不獨說《春秋》。載記總言孔子事，則雲翻定六經，製作六藝，其並稱之文，則多以「作」「修」加《春秋》，於《詩》《書》《禮》《樂》，言「刪、正」。文變而義同，無所分別。因「作」「修」多屬《春秋》，故同稱則六經皆得雲「作」「修」，而並舉則惟《春秋》所獨。此為異名同實。後來不識此意，望文生訓，於《春秋》言「作」「修」，得之；於刪《詩》《書》、正《禮》《樂》，「刪」則以為如今刪定文籍，「正」則以為如今鑒正舊本，遂與「作」「修」大異。亦如說殺殛為死刑，與投四凶、化四裔之義迥乎不同。不知此義一失，大乖聖人本意，為經學治術之妨害。判《春秋》與諸經為二，離之兩傷，一也。以諸經為舊文，非孔子之書，遂卑賤乎《春秋》，二也。諸經失其宗旨，不能自通，三也。離割形氣，無貫通之妙，四也。獨尊《春秋》，使聖教失宏博之旨，五也。今力辟舊說之誤，獨申玄解，務使六經同貫，然後經學宏通，聖教尊隆。 孔子翻經以後，真正周制，實無可考(皆字母書)。後世傳習，皆孔子之言(古文)。或疑古書不盡亡(偽經正名)，今試為明之。《春秋》諸稱號，出孔子筆削，不必實爵，此定說也。乃經所稱之侯、伯、子、男，非諸國本爵，考之故書子、緯，所言諸國爵亦與《春秋》同。《史記》據《譜牒》，因《春秋》，書「蔡桓侯葬」。經一稱「侯」，《譜牒》遂以「侯」為蔡定稱。又時祭烝嘗有明文，春夏無之。時祭異說，如《王制》、《公》、《穀》、《 禮記 》、《 左傳 》、《 爾雅 》、《孝經》互異，春夏異而秋冬不異。豈非據《春秋》為說，實無遺文可證乎？如以喪服為舊典，承用已久，同母異父之服，公叔木問子游，狄儀問 子夏 ，子夏曰：「無聞乎。」向左向右有明文，何至不守舊而冒昧是從乎？《 曾子 問》所言變禮，如有舊文，則自向檢閱可也；不然，告以尋討可也，何必刺刺徒勞唇舌乎？魯行禮自有典冊可稽，何行一禮，涉一疑，動向孔子門人請問乎？曾子、子游同習乎禮，似以襲裼始議而終服乎？典禮皆有明文，時祭自為典禮，何以傳《孝經》者，僅就經文《春秋》立義，以為二祭乎？喪葬有一定之則，何以孔子往觀季札葬，孔子葬，四方來觀乎？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豈聖人一禮，人又一禮乎？禮有成事，樂為世掌，孺悲乃奉命而學，太師反待孔子之語乎？三年親迎，王朝舊典，子張、宰我以為疑，哀公、子貢以為問乎？禮樂出乎天子，知政知德，匹夫何有禮樂之可言乎？從可知：自夫子一出，而帝王之德皆變為一人之事，而佚聞實寡；後世所傳習，皆孔子之說，而舊典全無。今欲於禮制指其孰為舊也，難矣！ 六經旨要，以制度為大綱，而其辨等威、決嫌疑尤為緊要。蓋周制，君臣上下尊卑之分，甚為疏略。[大約與今西人相等。]諸侯實郊天，大夫實用八佾、反坫、三歸。孔子新制，細為分別，故禮以定嫌疑、辨同異為主。《春秋》於大夫、諸侯尊卑儀注，極為區別。禮家、名家之學，全出於《春秋》。故孔子正名，子路猶以為疑，非周公已有此制也。使周公已有之，則人所共明。《春秋》與《禮》，斤斤分別儀注不已細乎！子學、名家大有益於治，原出《春秋》、《禮經》可見也。孔子已創製，不得不以魯郊為成王賜為失禮；八佾、反坫為僭。在當日，特為應行之禮。蓋等威一明，上下分絕，故亂臣賊子懼，失為亂之資。孔子曰：「惟名與器，不可假人。」以此。 《詩》以《魯》為文、《商》為質。[文主中國，即六歌之《齊》；質主海外，即六歌之《商》。]至新周合文質，乃為極軌，所謂「文質彬彬」也。孔子因舊文而取新義，其意全見於《詩》。《詩》者，六經之始基也。《中庸》「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以匹夫繼帝王之統，即《論語·堯曰》章、《孟子》「由堯舜至於湯」章之所謂「聞知」、「見知」，以繼帝王者是也。其所云「祖述」、「憲章」者，謂與帝王無出入，兼有其長，合為定製。《中庸》之考而不謬，《論浯》之兼用四代是也。帝王之制由六經而定，謂為孔子制，可；謂為帝王制，亦可。惟兼采四代以酌定一尊，垂法百世，以為永鑒；因不盡因，革不盡革，既不可分屬四朝，又不能歸併一代，則不得不屬之孔子。《春秋》因魯史加筆削，《詩》與《書》《禮》《樂》，亦本帝王典禮而加筆削。合者留，不合者去，則《詩》、《書》乃孔子之《詩》、《書》矣。《 儀禮 》、《容經》，則本周之典籍。夏殷簡略，又文獻無征，以周為藍本，自然之勢。《論語》「鬱郁」、「從周」，就簡略言也。《中庸》「今用」、「從周」，就無征言也。由此而加因革，過者抑之，不及加隆，「百世可知」，謂此也。本周禮修為《儀禮》、《容經》，亦怍亦述，與《春秋》無異也。樂以《韶》為主，兼用三代，《雅》、《頌》得所，正樂亦同於禮。孔子見世卿之害，教學宜開，於是早定師儒選舉之計，預修四教，既行於一時，並欲推萬世。四教中，《詩》雖言志，然與《書》為一匯，《禮》《樂》為一匯。《詩》以言志，《書》以述行，《禮》以治外，《樂》以養中。所言不能參異，一定之勢也。四教中以《詩》為綱，以《書》與《禮》、《樂》為目。然《詩》為空言，尚未明著，然後乃作《春秋》，以實《詩》意。所謂「深切著明」者也。孔子之意本在於《詩》，後來《春秋》說盛，遂全以《詩》說《春秋》。言「志在《春秋》」，不言《詩》之志，實則《書》《春秋》皆統於《詩》。特一為空言，一為行事。《春秋》與《書》《禮》《樂》皆主新制，同為孔子之書，非獨《春秋》為然。然《春秋》詳人事典制舊文，嚴於遵守，運用無方之道不與焉，故又作《易》以補之。《易》明變化消長，為天道，與《春秋》全反。一天道，一人事；一循守舊職，一運用無方；一常一變，一內一外。知《春秋》而不知《易》，則拘於成法，無應變之妙。蓋《易》專以「通變」「不倦」為宗旨，故欲知《易》，必先學《春秋》。既學《春秋》，不可不知《易》。既能窮《易》之精微，則內外交修，於治術方無礙。盡人事以通天道，《易》所以總學之成，而不沾沾名物理數之形跡。二者相反相成，《易》不立教，以其與《春秋》同也。六經之道以《春秋》為初功，以《易》為歸宿。治經者當先治《春秋》，盡明微言，以四經實之，然後歸本於《易》。此孔子作六藝之宗旨也。 孔子「五十知天命」，實有受命之瑞，故動引「天」為說。使非實有徵據，則不能如此。受命之說，惟孔子一人得言之。以下如顏、曾、孟、荀皆不敢以此自托。[以九流派分，四科一體，原同末異，皆祖孔子。其說甚明。]故自衛返魯，正《樂》刪《詩》，非待獲麟乃然。群經微言皆寓於《詩》，《春秋》已不能全具，特孔子絕筆獲麟，後師以《春秋》為重，遂以微言附會《春秋》，而《詩》反失其說。世卿，三代所同，欲變世卿，故開選舉，故立學造士。使非選舉，則亦不立學矣。作《詩》本為新制。子貢、宰我以孔子賢於堯舜，緣文明之制，由漸而開，自堯舜至於文武，代有聖人為之經營，至周大備。天既屢生聖人，為天子以成此局，不能長襲其事，故篤生一匹夫聖人，受命製作，繼往開來，以終其局。而後繼體守文，皆得有所遵守。又開教造士以為之輔，故百世可以推行。或以秦漢不用《春秋》之制，不知選舉、學校、禮樂、兵刑，無一不本經制。雖井田、封建，禮制儀文，代有改變，然或異名同實，或變通救弊，所有長治久安者，實陰受孔子之惠。且循古今治亂之局，凡合之則安，反之則危。孔廟用天子禮樂，歷代王者北面而拜，較古帝陵廟有加。若非天命，豈人力哉！又豈但鈔錄舊文，便致此神聖之績哉！ 郡縣一事，秦以後變 易經 說者也。似乎經學在可遵、不必遵之間。不知秦改郡縣，正合經義。為「大一統」之先聲。禮制： 王畿 不封建，惟八州乃封諸侯。中國於「大統」為王畿，故其地不封諸侯如王畿。諸侯不封而食祿，藩鎮部道，又立五長之意。漢制諸侯封國大，易亂之道也。秦之郡縣，漢之眾建諸侯，正師用《王制》。《王制》：諸侯世，郡縣不世。雖似相異，然此正用「不世卿」而推廣者也。又如井田，議者動謂不能行，不知《孟子》明雲「大略」，潤澤則在臨時。田多則夫百畝，田少則相時酌減可也。平地則畫井，山地則但計畝相授可也。書文簡略，推行別有細章，豈可株泥舊文？今法有甚富甚貧之病，而《王制》無之，[按：井田乃百世下「大統」之法，於古實無征。今泰西素有齊貧富之議，將來必出於此。]此乃殷法，非孔子特改。當時用井田，孔子萬不能改阡陌；今既用阡陌，亦不便強復井田也。此事變之故，不足為井田病。夫治經貴師其意，遺蹟則在所輕。除井田、封建外，亦不能拘守舊文而行。必欲行井田，則亦有變通之法在。若王莽、張橫渠，得其跡而遺其意者也。 六經，孔子一人之書；學校，素王特立之政。所謂「道冠百王，師表萬世」也。劉歆以前，皆主此說，故《移書》以六經皆出於孔子。後來欲攻博士，故牽涉周公以敵孔子，遂以《禮》、《樂》歸之周公，《詩》、《書》歸之帝王，《春秋》因於史文，[《移書》云：「製作《春秋》以記帝王之道。」]《 易傳 》僅注前聖。以一人之作，分隸帝王、周公。如此，是六藝不過如選文、選詩。或並刪正之說，亦欲駁之，則孔子碌碌無所建樹矣。蓋師說浸亡，學者以己律人，亦欲將孔子說成一教授老儒，不過選本多、門徒眾；語其事業功效，則虛無惝恍，全無實跡。豈知素王事業(六書亦孔子翻經所作)，與帝王相同，位號與天子相埒。《易》與《春秋》，則如二公也；《詩》《書》《禮》《樂》(《莊子》以鄒魯之士能言之)，則如四輔條例也。欲為之事，全見六藝。學校之開，當時實能改變風氣。學之者多，用其弟子者亦多，所謂立行和來是也。孔子初立四教，效已大顯，故欲推而行之。凡六藝學校，古無其事，《國語》、《左傳》言以前有之者，皆賢者依經義之說，分仲尼之功，屬之帝王以前，託詞，非實事也。蓋自《春秋》以後，學術治法，全宗素王。天心欲變其局，孔子應運而生。漢、宋諸大儒，皆同此義。實理所在、人心相同者也。 古聖皆有神怪實跡，聖與天通、人與鬼謀，故能成「平定」之功，大禹是也。《 山海經 》神怪確為(天學)實事，故《左傳》云：多著神奸，鑄鼎作象。至孔子時，先聖開創之功已畢，但用文教，已可長治久安，故力絕神怪，以端人心而正治法。「 子不語 」，則以前皆語可知。雲「不語」，則實有神怪可知。《禹貢》者，孔子本禹事，以己意潤澤者也。禹不必立九州，當時亦無貢筐織縞一切名物。又五服、四岳，與《王制》切合，儼然《王制》傳注，此孔子修《書》，亦如作《春秋》，據史文而筆削之實事也。古聖神怪之事，全經孔子所削，故云「不語」。不得因孔子之言，致疑前人之誤。蓋天人之交，孔子乃隔絕之，以奉法守文，無俟神奇也。 舊以《逸 周書 》著錄《 漢書 》，為秦漢先師采綴而成，亦如《戴記》。今有《汲冢》舊名，或以為實不出於西晉。(後有「蓋孔子正名乃有古文三代口口口」十四字。因晚年風疾左手書，後三字無法辨認。)然序文淺陋，必系偽作。篇中體制不純，間涉殷事。及《王子晉》、《職方》、《月令》等篇，必非周書。蓋晉人取舊本，而別以己意補足成書。中多《 司馬法 》與《書》、《禮》佚文，而雜采古傳記者亦不少。其出汲冢，雖無明文，自必當時再出，故加此名。近人堅以為漢出，不知此決非漢本。《竹書》亦同時所得，亦必有舊本。惟其書多蝕脫，各以已意釋補，如邾盟、滅夏陽之類，皆以為《左傳》之助，至於乖異實事。故《 逸周書 》非真古書也。 孔子為素王，知命製作，翻定六經，皆微言也(，頤卦二五爻皆有經，六爻即六經)。聖門師弟相傳，常語如此，《論語》是也。而又有隱微其言者，如周喪期，孔子製作定為三年，三代通同之。《尚書》言三年者，非實事，新制也。宰我、子貢疑其事，孔子答以「古人皆然」。「古人」即指《堯典》「三載，四海遏密八音」事，不明言改制也。曾子問喪，亦有「夏後氏三年」之文，實則孔子為主改帝王以合己，使若帝王實已如此，不過取之為說。孟、荀以來，微言已不盡傳，又有緣經立義之傳，與之互異。然古師皆傳此義，唐後學者誤解傳義，遂使孔子「作述」全為帝王所奪，《易》《詩》《書》《禮》《樂》皆變為古書，《春秋》則為舊史，所不奪者，《論語》《孝經》而已。 六藝本為孔子新義，特自托之於「述」，《左》、《國》則以為皆出於孔子以前。如韓宣子見《易象》(之言盡在魯，中包《詩》《書》《禮》《樂》，其實六經，故曰：周禮全在魯矣)，季札觀樂歌詩，與《書》《禮》皆多引用。以六藝當出於孔子前，蓋因「述而不作」語，遂舉六藝盡歸之國史舊文。後人不知此說出於依經立義，指以為實，微言之說，遂全為《左》、《國》所亂矣。 《國語》為六經作傳，或以左邱明即子夏。「明」與「商」、「羊」、「梁」同音，左邱即啟予，所謂「左邱明」，即「啟予商」，左邱喪明，即子夏喪明事。「三傳」始師，皆為子夏。為文學傳經之事，故兼言六藝，不僅傳《春秋》。然六藝推之舊文，此欲掩改制之跡，即孔子作而不述之微意也。不言孔子改古書，而言古書合孔子心，本尊向孔子，非欲駁之也。而劉歆乘隙而入，襲此說以攻「今學」，以六藝為舊文，孔子直未造作，於是素王改制等說全變矣。劉歆之說，實《國語》為之先路。同此一說，而恩怨各別，皆以當時微詞隱避，致使大義中絕，聖學晦而不彰。今孔廟既封建王號，用天子禮樂，時勢遠異。又更無所避忌，正當急張微言，使其明著。不可再行隱避遷就，使異端得藉口相攻。況此乃漢、宋先儒舊義，非一人私言。《論語》《中庸》《孟子》先有明文，精確不易。史公云：第勿深究，其所表見皆不虛，信然矣。素王以《詩》說為本根，實即道統之說。先儒誤據「從周」、「不議禮、制度、考文」以相駁，篇中已釋其義。然試再為申之：雲「從周」矣，何以答顏子兼用四代？既雲「不作」矣，何以獨辯「不知而作」？孔子，周之臣子，從周何待言！居今而言從本朝，豈非夢囈乎？聖人立身出言為萬世法，宜何如慎密，今動以天自擬，又雲「其或繼周」、「如有王者」，與「鳳鳥」、「河圖」之嘆；專禮樂征伐之權，斥言「天下無道」；取亡國夏殷與本朝並論，而議其從違；又自負承先皇文王之統，無論道理不合，其有不賈口舌之禍者乎！庸愚皆知畏法，豈有聖人發隴上之嘆，與陳涉、吳廣同科，導人以發難乎？子貢以為堯舜猶賢，南宮适以禹稷相比，子路使門人為臣，仲弓許之南面，宰我輕改舊章，孔門弟子豈皆妄希非分，自居不疑乎？孔子，周之臣子，並非宋君，乃敢以殷禮自用。或以為異書不足信，《孟子》明云：「《春秋》天子之事」，「王者之跡熄而《詩》亾，《詩》亾然後《春秋》作。」「仲尼不有天下」，又屢以帝王、周公與孔子並論。孔子受命製作，有不得不改之苦衷。若夫尊君親上，別有明條，並非欲後人學其受命製作。何嫌何疑？必欲將孔子說為一迂拘老儒乎？孔子教人忠孝，文在別經。許止趙盾，猶蒙惡名，人臣無將，《春秋》名義。若其自處，別有精義；若以此說有乖臣道，則舜、禹、湯、武為帝王垂法，豈學舜、禹者務求禪讓，法湯、武者專力犯上乎？孔子之志與舜、禹、湯、武同符合貫，學之者，但當自審所處，不必以己之所必無，都為古聖之所斷不有。且世之犯刑辟、坐不敬者，又孰為孔子所誤哉！ 聖人一言，必有一言之效。乃自今視之，多為常語。常語則何待言？又何必傳流至今？凡今見為常語者，在當日皆為切要之說。蓋言如藥物，當時為對症，得聖言而病癒，積久成習，遂視為故常。故學者於常語尤當留意推考，因藥求病，足以見當日時事。又《春秋》常於嫌得者見不得，列國行事失禮，使乖舊制，人人所知，孔子何為非之？又何以足傳為經？可見孔子議貶，皆為時制，眾人不知，故譏貶之。如魯之舞八佾，射之主皮，喪不三年，同姓婚，皆真周制，孔子欲改，故譏之。若人共知其非禮，又從而議之，則人云亦云，徒勞口舌。聖人吐辭為經，故凡所言，都為製作。今立此一例，於《春秋》、《論語》諸經，凡所非議，皆為改制救弊；至當時所共明者，則絕不一語。以此求之，然後聖經可尊，聖功可見也。 三統以《尚書》為本，乃經學大例。觀《四代禮制沿革表》、《三統禮制循環表》，可見先儒雖主此說，於經少所依附。今按其說，當於《詩》、《春秋》中求之。四代無沿革，而名號小有異同，此即三統例之大端。至於服色、牲器，猶其小焉者矣。董子云：「九而易者，大九州、九洛、九主之說也；五而易者，五帝循環、《小雅》五際說也；四而易者，《尚書》說也；以三而易者，三《頌》說也；以二而易者，《魯》、《商》中外文質說也。」今以三統立為一專門，先就各經立表，考其同異，更輯傳說之有明文者以補之，以為一類。然後掇拾群經異義，可以三統說者，歸為《續表》。而《四代真制之表》，附於其後，總為一書。名曰《三統》。不惟經學易明，而孔子「百世可知」之意亦見矣。[今已改三統不能循環者為《三世進化表》矣。] 三統立說，孔子時已然，非後儒所附會。如宰我言社樹，《戴記》中所引孔子言四代者是也。《王制》、《國語》、《祭法》廟制，與《春秋》、《詩》、《孝經》時祭，皆當以三統說之。既知此非真四代制，又知此為百世立法，又推本經書為主，以收傳記之說，更推考異義以化畛域。此例一明，而群經因之以明矣。 禮儀與制度有異，禮為司徒所掌，如今之儀注，即《儀禮》是也；制度則經營天下、裁成萬類，無所不包，如《王制》是也。制度最大最要，禮儀特其中一門。欲收通經致用之效，急宜從制度一門用功。若沾沾儀節，不惟不能宏通，人亦多至迂腐。 劉子 政《別錄》，制度為專門，與禮儀別出。至《儀禮經傳通解》、《禮經綱目》、秦氏《通考》，皆以禮包制度，大失經意。今特升《王制》為制度統宗，禮經儀注之文，歸於司徒六禮而已。能悟此旨，經學乃為有用之書。 舊用東漢許、鄭說，以同《王制》者為「今」，同《周禮》者為「古」。丁酉(公元一八九七年)以來始以帝王分門，不用「今、古」之說。蓋哀、平以前，博士惟傳《王制》，而海外《帝德》之學，隱而未明。自漢以後，囿於海禁，專詳《禹貢》五千里之制。自明以後，海禁大開，乃知《帝德》，《詩》、《易》之學，始有統宗。至於王道之學，亦各有宗派。魯學居近孔子，《穀梁》、《魯詩》專為魯學。齊學雖與魯小異，然實為「今學」。弟子各尊所聞，異地傳授，不能皆同。如《公羊》，「今學」也，而禮與《穀梁》不盡同。《國語》，「今學」也，而廟祭與《王制》多反。此中多為三統異說。孔子既定《禮經》，更於其中立三統之制，以盡其變。弟子各據所聞以自立說，皆引孔子為證。《王制》多大綱，故不能盡包群經異義，此為大宗。他如時制可征者，《左傳》之世卿、昏同姓、不親迎、喪不三年，與《孟子》之徹法、魯滕不行三年喪，此皆當時之行事，與六經不同者也。又《王制》統言綱領，文多不具。《春秋》、《詩》、《書》、《儀禮》、《禮記》，所言節目，多出其外，實為《王制》細節佚典，貌異心同。如《明堂》、《靈台》、《月令》之類是也。此類經無明文，各以己意相釋，此潤澤之異禮也。又今《禮記》多先師由經文推得之文，如諸書皆言四時祭，當為定製，而《孝經》先師只言春秋二祭，則以《孝經》無冬夏明文也。諸書時祭名，烝嘗皆同，而春夏祭名互異，則以烝嘗經中有明文，而春夏無明文也。凡此皆先師緣飾經文，別以聞見足成，非經之異說也。今於劉歆以前異禮，統以此四例歸之，不立「今古」學名目。 舊專據《王制》以為「今學」，凡節目小異者，遂歸入「古學」，當入異義。如《祭法》廟制、祭期，與《國語》同，而《荀子》亦有此說。《祭法》有祧、有明堂，《王制》無之，而孔子言祧、言明堂者，不一而足，此不能盡指為異義說也。蓋聖人訂製，先立大綱，細節則多備三統之文。大綱之封建、職官、選舉、學校，群書皆同，而細節則小異矣。即以廟制言，大綱之七廟祀天神、人鬼莫不同，而細節則小異。《祭法》有日月之祀，《孝經》只春秋二祭，配天郊禘說各不同，此三統文質改變之說也。又漢去春秋久，今本《王制》為先師之一本。嚴、顏《公羊》二本，猶自不同，欲以一本括盡「今學」，勢所不能。今欲舉《王制》括「今學」，當以經文為主。如治《公羊》者欲用《王制》，而本傳說與《王制》說不同者，則先標舉經文，次錄傳記，以後再錄三統潤澤異說。然後《王制》廣大，足以包括群經，不致小有異同，輒屏為異說。如《禮記》孔子禮說與《王制》多異，固有依附，然其說多與六藝合，則不能屏為異說。必有此例，然後《王制》足以包之。此為專治《王制》者言。如專家，舉一經推合《王制》，則但明本經，不涉異說。若再牽涉，徒滋煩擾。師說參差，莫如《戴記》，今即以治《戴記》之法治《王制》，使歸統制，參觀以求，思過半矣。 或以諸子皆欲傳教，人思改制，以法孔子，此大誤也。今考子書，皆春秋後四科流派，托之古人。案以言立教，開於孔子。春秋以前，但有藝術卜筮之書，凡子家皆出於孔子以後。由四科而分九流，皆託名古人，實非古書。又今所傳子書，半由掇拾及雜采古書，如《弟子職》、《地員》等篇，乃經傳師說，漢初收書秘府，附《 管子 》以行。《管子》亦非其自作，乃後人為其學祖之，故其中多「今學」專家之語，並有明言《春秋》、《詩》、《書》之教者。今當逐書細考，不能據人據時為斷。至於《司馬法》、縱橫等書，出於政事、言事科，亦為四科流派。苟有會心，所見無非道，不僅於其中摘錄足證「今學」，以備考究已也。 欲知《王制》統宗「今學」，觀《輯義》自明：欲實明改制之意，非輯四代古制佚說不能。[此 書輯 成，則改制之說不煩言而解。]大約《春秋》所譏者，皆改制事。又別以 五經 為主，凡與經不合者，皆周制。《今古制佚存輯》以《左傳》、《國語》為大宗，子史傳記緯候皆在所取，與《王制輯證》同。如《孟子》言周人徹，此周人無公田之證；滕魯不行三年喪、齊宣短喪、公孫丑答以期，皆周喪期之證。俟周制輯全，然後補輯二帝、夏、殷之制，以見《尚書》之譯改。如《 墨子 》夏喪三月，可見《堯典》、《高宗》三年之文，皆非原文。深通此旨，然後知《王制》為新制，而《周禮》之為海外會典與「古文家」之誤說者，亦可見矣。 六經有大小、久暫之分，《春秋》地只三千里，為時二百四十年；《尚書》地只五千里，為時二千年；《詩》地域至三萬里，為時百世，所謂「無疆無斁」；《易》則六合以外。《莊子》云：「六合以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以內，論而不議；」《春秋》，先王之志，聖人切磋而不舍；此六藝大小之所以分。飲器有套杯，大小相容，密合無間。以六藝比之：《易》為大，《詩》為《易》所包，《書》為《詩》所包，《春秋》為《書》所包。《春秋》為最小、最暫，《易》最大、最久。此層次之分，大小之別，而統歸於《孝經》。《孝經》一以貫之，總括六藝，歸入忠恕。此聖人一貫之學，謂「以孝貫六經」也。 西人《八大帝王傳》，亦如《尚書》之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文字今古，有埃及、希臘之分。孔子翻經，正如西人用埃及古文說八大帝事，實以古言譯古書，所以謂之「雅言」，通古今語。而今之談西事者，謂耶穌以前西教，實同孔子，耶穌因其不便，乃改之。此蓋西人入中國久，思欲求勝，遂謂西方古教亦同中國，耶穌改舊教亦如孔子譯帝王之書以為經。時人但知 今言 ，不知古語，好古之士，遂可借古文而自行己意。其說雖不足據，然凡立教翻譯古書以為說，則同也。 舊以《易》為孔子作，《十翼》為先師作，或疑此說過創。今按：陳東浦已不敢以《易》為文王作矣。以《十翼》為《大傳》，始於《史記》。宋廬陵、慈湖皆雲非孔子作。黃東發、陳東浦以《說卦》為卦影之學，非解經而作，必非孔子所作，尤與予說相合。《十翼》既非孔子作，則經之為孔子作無疑矣。或疑《十翼》多精語，非先師所能。今按《大傳》最古，當出於七十弟子之手，且多引孔子語，宜其精粹。又或疑《十翼》多孔子釋《易》之語，必不自作自釋。不知《喪服》、《春秋》，皆孔子作，孔子解釋，不一而足。若孔子一人自作《十翼》，何以《乾》、《坤》彖、象、文言重複別出，自相解釋，毫無義例乎？人但據《繫辭》「文王與紂之時」一語，遂誤周文王；又因《三易》，《周易》、《左傳》引其文在孔子先，遂酷信 俗說 ：經出文、周，孔子但作傳翼。故自古至今，迷而不悟也。[《經話乙篇》別有詳說。] 先儒以《易經》為文、周作，皆誤解《三易》之《周易》。考《左》、《國》言《周易》，皆一變五爻變。今以「周」為「週遊六虛」之「周」，非代名，則文、周之說自潰敗矣。再以十二證明之：(頤卦二五爻兩言經字，六爻配六經，皆孔子作，有斷然據。頤卦乃十朋，小過卦乃十翼，孔子作一翼，即小過，一也；下遞改，至十三)作《易》之人，與文王、紂事相值，故詞多憂患，非以為文王自作。今據《大傳》不質言文王作，其證一也。《十翼》乃先師記錄師說，引孔子語最多，與《公》、《穀》、《喪服傳》同例，必非孔子自撰。先儒以經歸之文、周，不得不以傳歸之孔子，二也。爻辭有姬文以後事，必不出於姬文，三也。《十翼》乃傳體，註疏之先路，孔子作經，必不為姬文作注，四也。《郊特牲》(《禮運》)商得《坤乾》，此未修《易》之原名藍本，孔子本之作《易》，亦如本魯史修《春秋經》，並非文、周作，五也。汲冢本無《十翼》，司馬談稱《繫辭》為《大傳》，與《尚書》、《喪服》同例，即不能謂經文必作於孔子，若《大傳》則必不出孔子，六也。初以經屬文王，東漢乃添入周公，朱子遂謂「四聖人之《易》各不相同」，後人因割裂四分，《提要》比之殺人行劫，一國不止三公，流弊無窮，七也。三易分三代，說不確，即使果分三代，孔子得之商人，本傳以為殷末，亦必非周代之新本，八也。《序卦》、《說卦》，皆先師推演之言，諸家傳本各不同。《繫辭》體同外傳，引孔子說而以《易》證之，必非孔子作，九也。六經皆孔子據舊文，亦作亦述，以《十翼》歸之孔子，作傳不述經，與五經不一例，十也。必信《左》、《國》，《文言》四德，早見穆姜，《十翼》亦多舊文，十一也。《易》與《詩》同為「大統」下俟百世之書，重規疊矩，互相起發，必出一手。《繫辭》文辭雜沓，非一人所作，吳氏曾經審訂，十二也。後師反因《繫辭》而附會，以為文王作，蓋誤讀《左》、《國》、《周禮》，三易文多出孔子以前，因而誤為此說故也。 舊於《儀禮》經記分為「今」、「古」，非也。按周時禮儀，上下名分不嚴。[大約如今西人之制。]孔子作「禮」，明尊卑，別同異，以去禍亂之源。凡禮多出於孔子，傳記以為從周者，託辭也。《儀禮》為孔子所出，孺悲傳《士喪禮》可證。蓋《儀禮》為《王制》司徒六禮之教，與《春秋》禮制全同。亦為經制，非果周之舊文。而《記》乃孔子弟子所記也。今將經記同為經制，為素王所訂之「禮經三百」，先師所云「制禮正樂」者是也。 《論語讖》：子夏等六十四人，撰孔子微言，以事素王。今按：孔子作六藝，撰述微意，全在《論語》。《詩》為五經之凡例，《論語》者，又六藝之凡例也。其中多師弟傳心精微隱秘之言，與夫商酌損益之說，故其言改制及六藝者百餘章。欲知六藝根源，宜從《論語》始。惟漢以後，此義失傳，舊解多誤，不可復見本意耳。 《戴記》、《孟》、《荀》所記史事，全本六藝為說，此賢為聖譯，緣飾經文，以聖為歸者也。其中有時事一例，間與六藝相反。欲紀行事，不能全失其真，固秉筆一定之勢。然緣飾例足以收合同之效，而時事例，更以見改制之功。使必全淹沒實跡，反使人疑三代真是如此。聖人製作之功，必全淹沒不可見。今人讀《史記》，皆知記《春秋》以前事，全為經說，不可以史例之。乃欲以《國語》為史文，左氏為史官，無論其書非史，其人非史，萬不能以史立說！若果存一當時真史，如《元朝秘史》與《紀年》之比，則誠如史公所言「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矣。六藝無傳記，不能孤行；聖經非賢傳，亦難於自立。孔子改舊文以為經，左、戴假六經以為傳。經存經義，傳存傳說，故有素王、素臣之稱。素王不傳說《春秋》，素臣實亦不可獨以《春秋》說之也。故讀《左》、《國》當以經說讀之，不可以為史文。若《左》、《國》之《三 墳 》、《五典》、《八索》、《九邱》，又為「大統」師說。蓋史公尊信《尚書》以唐虞為斷，又因《大戴·帝德、帝系姓》，乃作《五帝紀》。則又「大統」道德之說矣。 孔子雅推桓、文，孟子鄙薄五伯，此時勢不同故。孟子專言王天下，其言「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謂鄙薄不屑稱法。或遂疑左氏為非弟子，故《公》、《穀》為《春秋》作傳例。弟子問及事實，師亦間引答之，不問則不詳，非不見事傳也。荀子稍後於孟，紀《春秋》遺事甚詳，亦《公》、《穀》學。史公學《公羊》，《世家》本《春秋》、譜牒為說；又雲鐸氏、 韓非 、呂氏，多本《春秋》。賈子用《左氏》尤多，此《左氏》通行之證也。董子云：「《春秋》重義不重事」，但謂不重，非全不學。《公》、《穀》師說不重事，謂義較事尤重，非先師不傳事也。後人重《左氏》者，輒以《左氏》為史官，謂《公》、《穀》不詳事。果為史，則一經必有一傳，不應詳略懸殊。考二《傳》說事多出《左氏》外，凡二《傳》微文孤義不能詳備者，《左傳》亦皆無說。如「祭伯來」、「肆大眚」、「郭公」之類是也。不知《春秋》記大事，以明禍福得失，可以史例，如國史所紀。經所記小事，多詳禮制，闡發微義，其細已甚，史所不詳。且《春秋》有筆有削，史所有而削之為「削」，史所無而加之為「筆」。傳曰「我無加損」，是有「加」例可知。舊無而新創之制，則不得不見。祭伯、祭仲、祭叔、單伯、女叔、原仲，當時諸人曾否為監，不可知也。此等事乃欲以史 法言 之，則難矣。《左氏》原書，本為《國語》，惟有大事，不詳瑣屑，不能有一經必有一傳也。總之，《春秋》之功，全在定一王之制，以為萬世法，不徒劉四罵人。「亂臣賊子懼」，謂其改製作、絕亂源、失為厲之階，非謂褒貶而已。經傳果為史法，則不足重，古史、董狐之書故不傳。若以為經學，則不徒以史例責之矣。 《論語》之左邱明，即子夏，所謂「巧言令色足恭，左邱明恥之，某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邱明恥之，某亦恥之」者，蓋倒裝句法，師生一氣，賢為聖譯，故見解好惡相同。 聖門文學為傳經先師，以游、夏為主，即博士之根源，為儒家之統宗。道家專詳帝道，後來文學詳於王制，自命為孔子嫡派，道家遂自外而別以黃老為主，實則皆弟子所傳，為德行科。蓋德行皆 帝學 ，流為道家。文學主六經，別為儒家。學者須知二派皆孔子弟子。實則道家地步高於儒家，以所祖顏、閔、冉、仲，固在游、夏之上，所以《列》、《莊》於顏、閔多所推尚。所詬病者，小人儒家之孔子也。 《國語》上始穆王，下終三家分晉，此不傳《春秋》之實據。孔子六藝，由舊文而翻新義，《國語》紀事，亦由史事而加潤色。孔子舉新事托之帝王，賢者舉六藝緣飾於史事，其用心正同。今於《左傳》分出《春秋》，原書不但傳《春秋》，兼足為六藝之傳。所言皆佚聞軼節，蓋各經師說，《左》實為總括，其書當與《戴記》同重。此為弟子依經立義，非真史文，當時亦絕無此等實事。若當日真史文，則全為《四代禮制佚存》所錄，與六藝相反者也。今言《左傳》不傳《春秋》，乃尊左氏之至，非駁之也。若以為真史文，專為《春秋》而作，則反小視之。且其事不見於經，則史文皆在可刪之例矣。 泰西八大帝王，平大災，御大難，與夫開闢疆宇如華盛頓之類，中國古之帝王，實亦如此。大約孔子未出之先，中國即如今之西人，於保庶兵食之制，詳哉言之。而惟倫教未極修明，孔子乃專以言立教，詳倫理。六經一出，世俗盡變。以今日之中國論，則誠所謂文敝，先師所謂周末文敝者，為今之天下言也。服習孔教久，則兵食之事多從簡略，故百世以下，則以文質合中為一大例。合通地球，不能再出孔子，則以海外通中國，沾孔子教化，即如孔子再生。今日西人聞孔子之教，即與春秋時聞孔子之言相同。學者不見孔子未生以前之中國，觀於今之西人，可以悟矣。 《採風記》言：西人希臘教言君臣父子夫婦之綱紀，與中國同，耶穌出而改之。蓋采之近人之說。竊以此言為失實。三綱之說，非明備以後不能興，既興以後則不能滅。西人舊法不用三綱，恐中人鄙夷之，則以為古實有之，非中國所獨有，因其不便，乃改之。則使中國教失所恃，西教乃可專行。中人不察，群然附和，以為耶穌大力，足以改孔子之制，此最為誤謬！六經中如《禹貢》言九州平治矣，周初乃「斷髮文身」、「篳路藍縷」，以為由中國而變夷狄，則與耶穌改三綱之說同。既經立教，則萬無改變之理！緣立教在文明以後，由人情而作，非逼勒強迫。既作之後，人人服習，則亦萬無議改之理！今之西人，如春秋以前之中國，兵食之政方極修明，無緣二千年前已有教化。以中國言之，無論遠近荒徼，土司瑤僮，凡一經沾被教化，惟有日深一日，從無翻然改變之事。故至於今，中國五千里皆沾聖教，並無夷狄之可言。以一經教化，則從無由夏變夷之理也。 歷觀前代，聚天下奇才博學，積久必成一絕技，超前絕後，實至名歸。唐之詩歌，明之制義，久為定論。國朝諸事不及古，惟經學一門，超軼唐、漢，為一代絕業。漢人雖近古，西漢舊籍，百不存一；東漢囿於古文，賈、馬、許、鄭別為新派，不似國朝精心孤詣，直湊單微。由東漢以溯西漢，由西漢以追先秦，人才眾多，著述宏富，群力所趨，數十年風氣一變。每況愈上，燦然明備，與荀、鄒爭富美，一掃破碎支離之積習。前人云：神化之事，今不及古，惟算學奕棋，獨勝古昔。蓋形跡之事，心思日辟日開，前輩所能，後賢可以掇拾，踵事臻華，後來居上。亦如西人格致諸學，日盛一日，其進不已。經學之用心，與算奕同，故風會所趨亦同。西學目前已如此，再數百年後，其休明不知更為何如！詩歌帖括，體用皆不及經學之尊。留此至詣，以待時賢，百世可知。驗小推大，天意有在，其孤詣獨造，不有默默者為之引導乎！ 歷代科舉專精之業，皆數十年風氣一變。唐、宋詩文無論已，明之制義，相傳有成、宏、正、嘉、隆、萬、天、崇等派，分年畫代，不為苟同。亦如唐詩之初、盛、中、晚，宋詩之西崑、元祐、江西、四靈、江湖。國朝經學，大約可分為四派：曰順康、曰雍乾、曰嘉道、曰咸同。國初承明季空陋之弊，顧、黃、胡、姜、王、萬、閻、朱諸老，內宋外漢，考核辨論，不出紫陽窠臼，游心文、周，不知有尼山也。惠、戴挺出，獨標漢幟，收殘拾墜，零璧斷圭，頗近骨董家，名衍漢學，實則宗法莽、歆，與西漢天涯地角，不可同日語。江、段、王、朱諸家，以聲音訓詁校勘提倡，天下經傳，遂遭蹂躪，不讀本經，專據《書鈔》、《藝文》隱僻諸書，刊寫誤文，據為古本，改易經字，白首盤旋，不出尋文。諸家勘校，可謂古書忠臣，但畢生勤勞，實未一飽藜藿。二陳著論，漸別「今」「古」，由粗而精，情勢然也。李、張、龔、魏，推尋漢法，訟言攻鄭，比之莽、操，罪浮桀、紂，思欲追蹤西漢，尚未能抵隙「古文」。咸、同以來，由委溯源，始知尊法孟、荀。開創難工，踵事易效，固其宜耳。綜其終始，窮則必通，以橫詆縱，後止終勝。廿年以來，讀遺書，詢師友，昔賢構室，我來安居。舊解已融，新機忽辟，平分「今」、「古」，不廢江河。初則周聖、孔師，無所左右；繼乃探源竟委，若有短長。博綜同學，分類研精，圖窮匕首乃見，附綴不類生成。乃如宋、元辟雍鐘鼓，獨享一人，六藝同原，貫以一孔。斯事重大，豈敢任情。既風會之所趨，又形勢之交迫，營室求安，菟裘乃創。師友藥言，佩領夙夜，事與心違，未得輕改。由衷之言，有如皦日。風疾馬良，時懼背道。 中國譚天家舊法，皆謂天動地靜，西人改為地動天虛。中土初聞，莫不河漢其言。積久相習，以為定論。搜考古說，乃多與相同。舊說六經，誤據《左》、《國》，以為文、周國史所撰，孔子傳述之。今以為孔子所作，托之帝王。地靜天動，與地動天虛，節氣晝夜，事無二致。其所以斤斤致辯者，亦如西法得之目驗，積久推測，確有實驗，不能捨實據而談空理。且征之古書，亦如地有四游，明文朗載，且自東漢以後，皆主文、周。秦火經殘，以孔子為傳述家，其說孤行二千年，道術分裂，人才困絕，其利弊可數。劉歆《移太常博士書》，於十四博士之外，請更立三事，謂以「廣異聞、尊道術」，今新學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歲月積累，居然別成一家。舊說之外，兼存此義，未為不可。如必深固閉絕，殊失博採兼收之道。況留此以待後來審定，安知地動天虛，久之不成為定論？事理無窮，聰明有限，是丹非素，未免不公。先迕後合，事所常有， 姑妄言 之，何妨妄聽之乎？[《 勸學篇 》以開民智為主，上編蓋以中法開士智，使不以村學究自畫。] 德陽劉介卿[子雄]舍人，心思精銳，好辟新說。因讀《 今古學考 》，遂不肯治經。以為治經不講「今」、「古」，是為野戰；講「今」、「古」又不免拾人牙慧。故舍經學，專工詩辭。又以《周禮刪劉》為閹割之法，於己說相迕，指為竄改，不免武斷。必群經傳記，無一不通，方為精博。今以「大統」說《周禮》，舊所閹割之條，悉化朽腐為神奇。惜舍人不及見之也！ 國初 蔣大鴻 言墓宅理氣之學，獨標玄解，宗法古初，力攻明中葉晚出之《玉尺經》。或乃不取其書，詆其以一人臆見，欲盡廢相傳之舊說，謂前人無一是處，殊屬偏執云云。竊以此事當論是非，不當論從違之多寡。如《尚書》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左傳》乃以一人為眾，此論是非不計人數之明說。蔣說雖於時術不合，證之古書，實乃相同，則其所欲去者，晚近謬說耳。用備一說，奚不可者？南皮張尚書不喜《今古學考》，謂余但學曾、胡，不必師法虬髯，並謂「洞穴皆各有主，難於自立」。今乃由《春秋》推《尚書》，推《詩》、《易》，六合內外，悉歸部屬。然皇帝各有分司，愚不過借箸而籌。淮陰之策楚項，諸葛之論魏吳，功成身退，與曾、胡實出一途。杖履逍遙，退耕畎畝。劉秉忠、劉青田，何嘗不參預秘謀？亦終不失臣節。 《隋志》、《陸錄》所談各經源流，謬種百出，百無一真。證以《史》《漢》，其說自破。近人言經學，以 紀曉嵐 為依歸。當時譚經諸家，融而未明。紀氏專心唐、宋小說雜聞，未能潛研古昔正書，以辭賦之才，改而說經，終非當行。又以《隋志》、《陸錄》為宗旨，故所說經籍，不脫小說謏聞，疑誤後學，受患頗深。如說《周禮》以為周公舊稿，後來人非周公，隨時修改，久之，當時已不能行云云。是比《政和禮》、《開元禮》猶不足，何足以為經，使人誦習，傳之萬世？《毛詩序傳》出於 衛宏 ，如大小 毛公 名字、叔侄、官爵等說，皆出《范書》以後，乃誤為真。其說二人，真如孫悟空、豬八戒，此等遊戲，評詩談藝則為高手，解經則成兒戲！又如書坊偽《端木詩序》、《申培詩傳》，其書竄亂刪削，至為陋劣！既明知其偽，乃又摘論其中數條，以為義可兼存。似此猶可存，則又何不可存！大抵紀氏喜記雜書，好行小慧，於史學辭章尚有微長，至於經說非其素業，故於各經論述，幾不知世間有博士，何論孔子！時賢推尚紀氏，故略發其說於此。大致悠謬者多，不足與細辯也。 國朝雍乾以後，鄭學盛行。誤信孔氏「疏不破注」之邪說，寧道周、孔錯，不言馬、鄭非。積習移人，牢不可破。嘉、道以後，龔、李諸賢，始 昌言 攻之。然亦如晉王子雍，一生專與鄭為難，乃全不得其病痛所在。考鄭學自魏晉以後，盛行千餘年，其人人品高，號為經師完人。至細考其著作，實不見所長。《詩》、《書》二經，推《周禮》以為說，強四代經文以就其誤解之《周禮》，固無論矣！平生著述， 三禮 為優，《周禮》又其本中之本。《大行人注》言：周之疆域方七千里，天子以 方千里 者一為王畿，州牧各得方千里者六。以一州牧大於天子五倍，似此謬妄，婦孺皆知其非！《周禮》以制度為主，制度以封建為首綱，根本已失，其餘均不足觀。《王莽傳》：莽女為後，十一媵，是天子一娶十二女。王莽晚自娶，則有百二十女。明系歆等附會誤說，然經無明文，盡可改正，[鄭說六鄉、六遂，與《王莽傳》不同，是鄭君改其說。]乃造十五日進御之說。其注百事多略，惟此條最詳。推考變節，無所不至！經所稱「孤」，本即世子，指《春秋》齊、曹世子而言，乃以為「三孤」；經所見諸「孤」字，皆非王臣，則又偽造「大國孤一人」之說。誤中又誤，夢中又夢！其注《儀禮》，至以「諸公」為「即大國之孤」，「孤」何得稱諸公？饗禮即鄉飲酒，明知今古文「饗」皆作「鄉」，何不注於題下？乃以饗禮為亡。饗禮，與鄉人飲酒禮節隆殺不同。鄭明知漢時所行鄉人飲酒禮儀節簡，為欲實《周禮》「鄉」字之說，亦遂以為真鄉黨所行之禮。李氏但詆其破壞家法，不知即以專家論，鄭君於《周禮》、《儀禮》已多不能通，又何論其於「今」、「古」相亂之旁失！考鄭於各經大綱，雖多不得本旨，舊頗稱其細節，如宮室、衣服儀節，實為精密，然大端已誤，細節殊無足取。且進而考其細節，亦多因強附《周禮》而誤。余學專欲自明，不喜攻人，但鄭空負盛名，實多巨誤。後生以之為天人，望洋而嘆，莫敢考索。故由鄭學入手者，如入迷途，久而迂謬成習，以所注之書，無一明通之條，後人讀之，如飲迷藥。為後賢祛疑起見，但一言之，以示其例耳。近來談學校者，力求簡約，為士人省力，以為讀西書之地。觀諸家昕列諸書，仍無門徑、條理。過簡，則謂日月可完；少繁，則老死不能盡。且所列近人義疏，沈沒於聲音訓詁，即使背誦如流，其於致用，奚啻千里！西人謂海王星光十二年方至地球，從諸賢仰望孔子，恐十二年其光仍不能到，以相去不止海王與地球之遠也。 近賢論述，皆以小學為治經入手，鄙說乃易以《王制》。通經致用，於政事為近；綜大綱，略小節，不旬月而可通。推以讀經、讀史，更推之近事，迎刃而解。《勸學篇》言學西藝不如西政。近賢聲訓之學，迂曲不適用，究其所得，一知半解，無濟實用，遠不及西人之語言文字，可俾實效。讀《王制》，則學西政之義，政高於藝。如《段氏說文》、王氏《經傳釋詞》、《經義述聞》，即使全通其說，不過資談柄，繡槃帨，與帖括之墨調濫套，實為魯衛之政，語之政事經濟，仍屬茫昧。國家承平，藉為文飾休明之具，與吟風嘲月之詩賦，事同一律，未為不可。若欲由此致用，則炊沙作飯，勢所不行。釋家有文學派，聲訓之訓，正如《 龍龕手鑒 》、《 一切經音義 》，枝中之枝。從《王制》入手，則如直指心原，立得成果。以救時言，《王制》之易小學，亦如策論之易八比試帖也。[非禁人治訓詁文字，特不可錮沒終身耳。] 阮刻《學海堂經解》，多嘉、道以前之書，篇目雖重，精華甚少。一字之說，盈篇屢牘；一句之義，眾說紛紜。蓋上半無經學，皆不急之考訂；下半亦非經學，皆《經籍纂詁》之子孫。 凡事有末有本，典章流別，本也；形聲字體，末也。諸書循末忘本，纖細破碎，牛毛繭絲，棘猴楮葉，皆為小巧。即《 詩經 》而論，當考其典章、宗旨，毛、鄭所說相去幾何，而辯論其異同之書，層見疊出。「樂」之為樂、為療，「永」之為羕、為泳，有何關係，必不可苟同？以《尚書》論，「今」、「古」二家，宗旨在於制度，文字本可出入。不問辭，專考字；不問篇，專詳句；說《堯典》二字三萬言，詢以羲和是何制度，茫然也。近人集以為《匯解》，一字每條所收數十說，問其得失異同之故，雖老師宿儒不能舉。又如用其法以課十，一題說者數十百人，納卷以後，詢以本義究竟如何？舊說孰得孰失？論辨異同之關係何在？皆茫然不能對。蓋嘗蹈沒其中十數年，身受其困，備知其甘苦利害，以為此皆不爭之辯，無用之學，故決然捨去，別求所以安身立命之術。積久而得《王制》，握綱領，考源流，無不迎刃而解。以之讀群經，乃知康莊大道，都會名區，絕無足音。考求舊遊之車轍馬跡，亦不可得，徒見荊棘叢中，窮隘巷港，積屍如麻。非黑暗不見天日，則磨旋不得出路，父子師弟，相繼冤屈，而不自悟其非。蓋得其要領，則枝自明。且悟其旨歸，文字可以出入。苟循枝委，則治絲而棼。予深入網羅，幸而佚出，舉覆敗以為後來告，願不似余之再入迷人也。[為今之計，以人才為主，不願天下再蹈八比之理學、音訓之漢學，以困人才。] 初以《王制》說《春秋》，於其中分二伯、八伯、卒正、監者，同學大嘩，以為怪誕；師友譏訕、教戒不一而足。予舉二伯、方伯，《穀》、《公》傳有明文。或乃以為《穀》言二伯，但可言二伯；《公》言方伯，但可言方伯。積久說成，乃不見可怪。近日講《詩》、《易》，亦群以為言，不知實有所見，不如此萬不可通。苟如此，則證據確鑿，形神皆合，因多有。後信《詩》說，改名「齊學」，自托於一家，亦以「大統」之說，《齊詩》甚多。非積十數年精力，盡祛群疑，各標精要，不能息眾謗而杜群疑。昌黎為文，猶不顧非笑，何況千年絕學，敢徇世俗之情？又初得一說，不免圭角崚峋，久之融化鋒鍔，漸歸平易。使能卒業，如三傳則安置平地，任人環攻。世俗可與樂成，難與圖始。自審十年以後，必能如三傳之化險為夷，藏鋒斂刃，相與雍容揖讓，以共樂其成。不敢因人言而自沮也。 盧、鄭之學，專以《周禮》為主，因《王制》與之相迕，故盧以為博士所造，鄭以為夏殷禮。學者不知為仇口之言，深信其說，入於骨髓。竊治經以求實用為歸，違經則雖古書不可用，合經則即近人新作亦可實貴。鄭君斥《王制》為古制，本為祖《周禮》以駁異己，乃其《周禮注》內外封國，本經缺略，反引《王制》以補其說。《左》、《國》、《孟》、《荀》，以周人言周制，莫不同於《王制》，與《周禮》迕。北宮鑄明問周制，孟子答與《王制》同，則何得以為夏、殷制？蓋因畿內封國，二書各舉一端，孟子所舉上中卿、上中大夫、上中士，《王制》則專指下卿、下大夫、下士。互文相起，其義乃全，[《王製圖表》中，立表已明。]使二書同文，反失其精妙。說者乃謂《王制》誤鈔《孟子》。此等瞽說，流傳已久，雖高明亦頗惑之。此經學所以不明也。且鄭因《王制》異《周禮》而惡排之，不知二書不同，亦如《孟子》之異《王制》。《周禮》、《王制》，分主「大小」二統，互文相起，妙義環生。亦如《孟子》、《王制》，妙在不同，彼此缺文，以互見相起。《周禮》非用《王制》大綱，且多缺略不能備。本骨肉至親，乃視等寇讎，此東漢以下所以無通才子。之所以不敢苟同昔賢者，正以見二書合通之妙。兄弟夫婦，形體相連，同室操戈，互斗何時了也！ 王刻江陰《續經解》，選擇不精，由於曲徇情面與表章同鄉。前半所選，多阮刻不取之書，故精華甚少。後半道、咸諸書，頗稱精要。陳氏父子《詩、書遺說》，雖未經排纂，頗傷繁冗，然獨取「今文」，力追西漢，魏晉以來，無此識力。邵《禮經通論》以經本為全，石破天驚，理至平易，超前絕後，為二千年未有之奇書。考東漢以來，惟經殘秦火一說。為庠序洪水猛獸，遺害無窮。劉歆《移書》，但請立三事，廣異聞，未嘗倡言六經為秦火燒殘。「古文家」報復博士，乃徐造博士六經不全之說。[詳《古學考》。]妄補篇章，虛擬序目，種種流毒，原是而起。且自經殘一說盛行，學人平時追憾秦火，視諸經皆為斷簡殘篇，常有意外得觀全文之想。其視經已在可增可減、可存可亡之例，一遇疑難，不再細考求通，有秦火一說可以歸獄。故東漢以下，遂無專心致志，推究遺經之人。殘經在可解不可解之間，安知所疑所考者，不適在亡篇內？故經殘一說為儒門第一魔障！余因邵說，乃持諸經皆全，亦備為孔修。蓋授初學一經，首飭之曰：經皆全文，責無旁貸。先求經為全文之所以然，力反殘佚俗說，然後專心致志。精誠所至，金石為開，專一之餘，鬼神相告。故學者必持經全，扎硬營，打死仗，心思一專，靈境忽辟，大義微言，乃可徐引。故予以邵書為超前絕後，為東漢下暗室明燈。[鄭以饗禮為亡，不知「饗」即本經之「鄉飲酒禮」。別有《饗禮補釋》一卷。] 初刊《今古學考》，說者謂為以經解經之專書。天下名流因本許、何，翕無異議。再撰《古學考》，外間不知心苦，以為詭激求名。嘗有人持書數千言，力詆改作之非，並要挾以改則削稿，否則入集。一似真有實見，堅不可破者。乃杯酒之間，頓釋前疑，改從新法，非《莊子》所謂是非無定，蓋馬、鄭以孤陋不通之說，獨行二千年，描聲繪影之徒，種種囈夢，如塗塗附。自揣所陳，至為明通。然我所據，彼方持以自助，何能頓化？彼既入迷已深，化虛成是，舉國皆狂，反以不狂為狂。然就予所見，海內通人，未嘗相迕。蓋其先飲迷藥，各人所中經絡不同，就彼所持，一為點化，皆反戈相向。歷考各人受病之方，投之解藥，無不立蘇。但其積年魔障，偶爾神光，何能竟絕根株？一曝十寒，群邪復聚，所持愈堅。又或如昌黎《原毀》，爭意見不論是非，聚蚊成雷，先入固閉，自樂其迷，願以終老。當此，惟啜糟自裸，和光同塵。蓋彼無求化之心，不能與之莊語。萬物浮沈，各有品格，並育並行，何有定解哉！ 通經致用，為儒林之標準。漢儒引《春秋》折獄，立明堂，議辟雍，各舉本經以對。博士明達政體，其官多至宰輔。余既立《王制》，以掃一切支離破碎無用之說、不急之辨。以《王制》為經，以《典》、《考》諸書為之傳說。習《王制》者，先考《 通典 》，《通典》既通，然後再為推廣，提綱挈領，期年即可畢功。《通典》先經後史，源委分明，經史精華，皆在於是。《典》、《考》之學，尤以《輿地》一門為先務。所有職官、封建、井田、學校、選舉、兵制、食貨，治法大端，輿地在先，而後諸政因輿地而起。古今解經，必先疆域一門，而後諸事隨之而立。說《春秋》、《尚書》者，必先考《禹貢圖》；說《詩》、《易》者，必先考《車輻圖》。今於上卷附《禹貢圖》，下卷末附《車輻圖》以示學人入門之捷徑。《春秋》、《尚書》，皆所以明五千里內之政事；《詩》、《易》，皆所以明方三萬里之政事。《典》、《考》既通，如有餘力，各隨所近，推之別門。不能旁及，但明《典》、《考》，亦不失為通儒。 古人讀書，有闕疑、存疑兩條，所以愛惜精力，使得專心要理。諸葛武侯讀書，但觀大意，政事文章，超前絕後，蓋以此也。近賢不務大綱，喜矜小巧，如孔子生卒考，舊有兩說，參差不同，苟通其意，數言可了。孔氏著為專書，海內矜為秘本，轉相傳刻，學者閱讀已畢，詢其所以然之故，諸說紛紜，迄不能明，是有書如無書也。近人《長江圖說》，以文字說古地名，輾轉附會。苟用其法，雖以《禹貢》全域說在蜀亦可，俗謔所謂「山水遷居」者也。 壽陽祁相國約諸名士，以其先人「祁奚字黃羊」命題，使各撰一篇。諸名士以聲音通假說之，將三字互相改變，至數十說，迄無定解。苟用其法，無論諸人各衍一說，使一人操筆，衍為數十百說，亦數日可成。此真所謂畫鬼神為兒戲。在壽陽幾於玩弄其先人。乃互相傳刻，以為美譚。經傳草木鳥獸，既今古變種異名，又南北方輿同異，專好矜奇炫博，漫衍魚龍，即如九穀養生之原，人所易知。《九穀考》演為圖說，集成卷帖，說者竟茫然不能指實。邵氏《爾雅》有闕疑不說之條，郝氏乃舉其闕略者，悉為衍說。當時以郝氏晚出，後勝於前，積久考其所補諸條，實恍惚無實用，故近人轉謂邵勝於郝。「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使綱舉目張，未為不可。乃諸家謙讓未遑，以識小自居，謬種流傳，遂以小加大，若天地至要至急之物無過於此。不知《典》、《考》之學，綱領最為詳明，苟得要領，事半功倍。諸賢所望而生畏者，乃實簡要；所擇居之下流，乃實萬難。此等不急之辯，無用之學，《莊子》比之棘猴楮葉。余於《周禮凡例》，標《闕疑》一門，凡一切古有今無，及古法失傳之事，皆存而不論。削除荊棘，自顯康莊，不再似前人之說夢鈴痴也。 漢人「今」、「古」二派，「今」作，「古」述。竊以述為主《左》、《國》，作為主《列》、《莊》。考《公》、《穀》說經，直稱「傳說」，以經主孔子，以傳主先師。稱心而譚，自我作古，此博士專主孔子製作六經之本旨也。其弊也悍肆游移，《左》、《國》立說以矯之，務以各經歸之古人。《易·文言》之「四德」，《春秋》之「義例」，《論語》之「克己復禮」之類。有孔子明文者，皆歸之春秋時人，如穆姜、申須、子產、叔向之類，班氏所謂「不以空言說經」者也。「古學」專主此派，舉六藝一概歸之古人。至於《列》、《莊》，則以六經為芻狗，諸書為糟粕。託辭詆譏，其實所詆，非實孔子，蓋謂《左》、《國》所言之孔子。如《左》、《國》以孔子為傳述家，雜取皇帝、王伯舊事 陳言 ，收藏傳述，如昭明之《文選》、呂東萊之《文鑒》，拾人牙慧，不得與於作者之林。六藝分崩瓦解，殘脫割制。如近人經說，於刪《詩》、修《春秋》、序《書》，皆攻其說而不信，以六經皆原文，於孔子毫無相干，然其弊也庸昧顢頇。二說辟分兩門，互有利弊。《莊》、《列》之說為微言，《左》、《國》之學為大義。「古文家」孤行於餘年，其害於學術政事與八股等。經始萌芽，行之既久，不能無弊。經說有文質相救之法，文敝繼以質，質敝繼以文。當其文質初改之日，弊已深，不能不改，亦不敢謂所改者之無弊。陰陽寒暑，循環反覆，相反相成。蓋《左》、《國》大義近於文，《莊》、《列》微言近於質。中國文法二千餘年而易以質，「古文」之說亦二千餘年而易以「今」。事實相因，宗旨亦相同也。 經學與史學不同：史以斷代為準，經乃百代之書。史泛言考訂，錄其沿革，故《 禹貢錐指 》、《春秋大事表》，皆以史說經，不得為經學。讀《禹貢》，須知五千里為百世而作，不沾沾為夏禹之一代而言，當與《車輻圖》對勘。詳內八州，而略要荒十二州，以《禹貢》沿邊要荒不更別立州名之內。外十二州山水部屬，實附見於內八州。中九州惟豫、兗不見「夷」字，夷蔡皆要荒小服，附見邊州，非謂內州之夷。其敘九州，用大乙行九宮法，始東北，終西北，每正方見岳名，余附岳名以見。徐牧附東嶽，諸州可例推。五服加三即為九畿圖，九畿三倍乃為《車輻圖》。《春秋》以九州分中外，是《春秋》以前，疆域尚未及三千里。《春秋》收南服，乃立九州，不及要荒，《尚書》乃成五千里定製。「周公篇」又由海內以推海外，此皆《禹貢》之微言大義。胡氏概不詳經義，泛泛考證，故以為史學，而不足以言經學。 經書以物、理為二大門，《尚書·禹貢》為物之主，《洪範》為理之本，以《禹貢》為案，而以《洪範》推行之。《禹貢》略如漢學，《洪範》略如宋學。一實一虛，一物一事。[《 大學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據《禹貢》以言物，乃知漢師破碎支離之不足以為學；據《洪範》言理，乃知理由事出，宋人空虛惝恍之不足以為學。《尚書》此二篇，與諸篇體例不同，乃群經之總例，不但為《尚書》發。以此立學，明白簡要，與漢、宋同床異夢。 《古制佚存凡例》與《春秋時人載記》，以傳皆言清行濁，故於古制分新舊例。凡古事與經不同者，皆為真古事，以《禮》、《樂》二經出於孔修，如同姓昏、三年喪、親迎、喪服、烝報諸條，其明證。箌室主人引東昏、齊高、隋煬為據，謂《禮》《樂》已定之後，未嘗無怪誕狂亂之人。竊以擬非其倫，所引諸人，皆後世所謂人面畜鳴，亡身喪家，當時群相叱怪，後世引為大戒。若周穆王、齊桓公、魯昭公、哀公、子張、子貢所行所疑，何得以惡鴟怪獸相比倫！禮喪必去官，《春秋》記魯大夫，父死，子即服事出使；禮不世卿，列國卿大夫幾無不世者。在當時為通行，與高澄、東昏、隋煬，千萬中不得一二者過殊。因其相攻，本義愈顯，故予以春秋以前之中國，即今日之西人。如齊桓姑姊妹不嫁者七人，衛宣、楚靈上烝下報者，西人近絕無其事。蓋其通商已近三百年，耳濡目染，漸革舊俗。今日之西人，實較春秋前之中人為文明，是古非今，俗說與情事正相反。 「古學」祖劉歆，以周公為六藝主，孔子為傳述家，所言事事與《移書》相反。蓋《移書》本用博士舊法，以六藝歸之孔修，首以微言大義歸之孔門。若如馬、鄭諸家，既不主孔子，更何有微言大義之可言？每經皆有義例，在文字之外，如數術之卜筮，以及鐵板數、《青囊經》，皆別有起例，在本書之外。不得本例，但望文生訓，如何能通？不惟經說，即李義山、吳梅村詩集，作注者必先於本文之外，詳其時事、履歷、性情、嗜好，並其交遊贈答，當時朝廷盛衰、政輔忠佞，然後能注。區區後人文詩，千萬不足與經比，猶於文字外，無限推索，方能得其本旨。乃東漢以下之經學，則不必先求本師，預考文例，但能識字解義，按照本文，詳其句讀，明其訓詁，即為經說。真所謂望文生訓，不求其端，不竟其委，但能識丁，便可作傳。除《公羊》外。今所行之十二經註疏，一言以蔽之曰：望文生訓而已！靳注《吳集》，相去未遠，文字之外，究心實多。以今日初識筆畫之童蒙，說古昔聖神之微旨，而謂如盲詞市簿，一見能解，一聞能知，豈不哀乎！學者亦嘗假四字以為說，實則阮王二刻，能逃望文生訓者，寧有幾人？蓋欲求義例，必先有師；不能得師，必先於各經先師傳說義例，未讀經先考之至精至熟，然後可以讀經。此法久絕，合宇內老師宿儒，誰能免此弊？劉歆初言微言，後力反其說。願學者讀漢臣劉歆書，勿用新室劉秀顛倒六經之法也。 井研庚子新修《縣誌》，所撰《四益叢書》，備蒙采入《經籍志》，四部共百四五十種。參用《提要》及《 經義考 》之例，序跋之外，別撰提要。子姓、友朋、及門分撰者，各錄姓名。先曾為《序例》，志本以文繁，多從刪節。又家藏本如《楚詞文集》之類，續有增補。《詩》、《易》二經，舊說未定，亦多刪改。然庚子以前所有著述，《縣誌》詳矣。家藏本存以待改，將來刊刻必與《志》本有同異，然「小」、「大」二統規模，《志》本粗具矣。 宋、元、明理學家皆有《學案》，予於《今古學考》外，別撰《兩漢學案》四卷。西漢主微言，東漢主大義。大義主《左》、《國》，微言則主《列》、《莊》。蓋《左》、《國》以孔子為述，為不以空言說經之舊法。主持此說，必須用《論語》「好古」、「敏求」、「擇改」、「並行」之說。六藝雖為舊文，孔子手定，別黑白定一尊，凡沿革與不善之條，悉經刪削，蓋於歷代美善，皆別與定一尊。如田賦取助法，夏、周皆以公田說之，而貢徹之法不取；如譏世卿，《詩》與《春秋》同書尹氏；如行 夏時 ，四代經文皆以夏時為正，《周禮》仍為「大統」皇帝之法，以《論語》「行夏時」及「述而不作」二章，「子張問十世」章為主。擇改因革，大有經營，特本舊文，即為述古。六藝合通，全由筆削，不可如東漢「古文」說經，皆文、周、國史原文，未經孔定，雜存各代，沿革棼亂。如《詩》以為舊有撰人，可也；但既編定，則編書之意，與作者不必全同。舊本歌謠，孔修後遂成為經。《書》本多，斷定二十八篇，則變史為經。其與《列》、《莊》分別之處，則微言派直以六藝皆新文，並非陳跡芻狗過時之物。托之帝王，即《莊子》「寓言」。如《春秋》、《論語》所譏，皆為新制，孔子以前，並無以言立教之事，周公舊制，未傳為經。故一作一述，小異大同。亦如地靜、地動，晝夜寒暑，莫不相同。二說循環，互相挽救。如「古文」專以六藝屬古人，不言審定折中，以新代舊，變史為經，則其病百出，萬不敢苟同者也。 嘗以《春秋》、《書》、《詩》、《易》四經，比於套杯，以《書》容《春秋》，以《詩》容《書》，故舊說莊子、董子，皆以《易》與《春秋》對言。原始要終，而《詩》《書》《禮》《樂》四教在其內。以《大學》比諸經宗旨，《春秋》為家，《尚書》為國，《詩》、《易》乃為天下。[《詩》為下，《易》為天，以《詩》詳地球，《易》言天道。]蓋以大一統言之，「普天之下」，乃為天下，則「國」字為中國之定解。以禹州為國，以王畿為家。《春秋》書王室亂，合六經論之，則「王室」為《春秋》標目。三千里為家，五千里為國，方三萬里為天下，三十六《禹貢》九九畿，然後為天下，是「家室」為《春秋》標目。凡《詩》、《易》中所言室、家、王家、王庭、王廟，皆指《春秋》、《周禮》之《禹貢》九畿；所謂大家、富家，則指皇帝。凡國，如王國、南國、邦國、下國、四國、大邦之類，一國為一王，一王為一《禹貢》，以國屬王，一定不移。二帝為後，中分天下，三皇乃為至尊。群經不言皇者，皆以「天」代之；凡言天下、言天子，皆為「大統」之正稱。「小統」借用其說，遂失本義。以家、國、天下比四經疆域，必得此說，而後《大學》之義顯，群經宗旨乃以大暢。 未修《春秋》今所傳者，惟《公羊》「星隕不及地尺而復」一條及《左傳》「不書」數條。學者皆欲搜考未修底本，以見筆削精意。文不概見，莫不嘆惜。即今日而論，得一大例，足以全見未修之文。蓋孔子未生以前，中國政教與今西人相同，西人航海梯山入中國以求聖教，即《中庸》「施及蠻貊」之事。聖經中國服習，久成為故事，但西人法六經，即為得師，故不必再生孔子。今日泰西，中國春秋之時，若無所取法，天故特生孔子垂經立教，由中國及海外，由春秋推百世，一定之例也。西人儀文簡略，上下等威，無甚差別，與中國春秋之時大致相同。孔子乃設為等威，絕嫌疑，別同異。「惟名與器，不可假人」，由孔子特創之教，故《春秋》貴賤、差等斤斤致意也。《論語》旅泰山、舞佾、歌《雍》、塞門、反玷，上下通行，孔子嚴為決別，故譏之以起義。當日通行，並不以為僭。又如西人以天為父，人人拜天，自命為天子；經教則諸侯以下不郊天，帝王乃稱天子。西人君臣之分甚略，以謀反、叛逆為公罪；父子不相顧，父子相毆，其罪為均；貴女賤男，昏姻自行擇配；父子兄弟如路人；姓氏無別，尊祖敬宗之義缺焉。故孔子特建綱常，以撥其亂，反之正。「百世以俟」，正謂此耳。 此冊作於戊子，蓋輯同學課藝而成。在 廣雅 時傳鈔頗多。壬辰以後，續有修改。借鈔者眾，忽失不可得。庚子於射洪得楊絢卿茂才己丑從廣雅鈔本，略加修改，以付梓人。此冊流傳不一，先後見解亦有出入，然終以此本為定雲。辛丑五月十五日季平自識。 甲辰《四變記》成，以《易》《樂》詩》為哲理之「天學」，《書》《禮》《春秋》為實行之「人學」。三變「大小」，亦更精確。詳於《四譯館四變記》、《天人學考》、《尚書、周禮、 楚辭 、山經疏證》等編。此冊師席本不欲存，及門以存此蹤跡，以為學者階級，因並存之。而附記於此。受業鄭可經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