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經濟學 · 第十一章 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資本主義

自從世界大戰以來，三種政治經濟學體系取得了重要的地位：蘇聯的共產主義，義大利和德意志的法西斯主義，美國的金融資本主義。可以從這三種觀點出發，對它們進行比較：經濟理論、社會哲學和世界歷史。經濟理論是供給和需求、生產成本、邊際生產力、欲望的滿足。社會哲學是人性和它們所趨向的最終目的。世界歷史是從歷時二十五年的法國革命的世界戰爭到我們現在親身經歷的四十次革命的世界大戰為止的實際變遷。這三種觀點是分不開的；想要把它們結合起來的努力，就是現在的所謂「制度經濟學」。 他們從亞當·斯密的個人主義和法國革命開始。斯密提出法國革命所實行的那些原則。這些原則攻擊了公司組織和行會，攻擊了地主，攻擊了政府造成的特權。法國革命廢除公司組織，分掉地主的財產，並且宣告一切個人的平等、自由和私有財產，不受國家或者由國家賜予特權的行會和公司的控制。 斯密以經濟上的供求法則以及政治上的財產、平等和自由的法律代替了重商主義。所需要的對個人的唯一控制，是消費者的欲望。正統經濟學家追隨了斯密一百餘年，起初作為古典經濟學家，他們的學說以生產的勞動成本為基礎；後來作為心理經濟學家，他們的學說以消費者的欲望為基礎。這兩派可以稱為自動平衡經濟學家，他們的推論採用自然科學裡的類比為基礎，就這個問題來說，它成為各個人當中供求的平衡，這些個人是自由、平等、分子式的和可以移動的。可是，結果證明經濟理論必須以歷史為基礎，和必須以平衡為基礎一樣。 在這自動平衡的背後有一種人性的哲學。亞當·斯密的哲學是神學的。人是有理智的動物，受神聖理性的指導。這神聖理性是一位仁慈的上帝，他會給全世界帶來豐裕，只需人類不要用政治和公司的集體行動來抑制和壓迫個人。法國革命廢除公司和地主，崇拜了一位理性的女神。 可是希望不久就幻滅。馬爾薩斯在大革命中就預先說到。人不是有理性的動物——他是感情和愚蠢的動物，所做的事情往往和理性要他做的相反。因此政府不能讓他自由，必須加以強制。 滑鐵盧戰役以後，那預言的使人失望的情況實現了。世界範圍的商業蕭條，歷時三十年，帶來貧困和失業，終於又產生1848年的革命。馬克思現在出現，發表了他的共產主義宣言。他修正了李嘉圖的勞動價值論，把它的唯物主義哲學擴充為階級鬥爭。如果像李嘉圖的理論似乎相信的那樣，只有勞動創造價值，勞動就應該享有全部產物，然而不是作為個別的勞動者，而是作為社會勞動力，通過無產階級專政的手段。供求的「法則」，財產、平等和自由的法則完全取消，代以階級鬥爭和無法抑制的勞資衝突。這種哲學結果產生了俄國革命，具有馬克思的信心，相信此後會成為一種沒有階級的社會。 同時斯密的個人主義向另一種不同的方向發展——趨向無政府主義。這種哲學終於變成義大利的法西斯革命。第一個無政府主義者，威廉·葛德文，在1793年要把斯密和法國革命推進一步，不僅要廢除公司和地主，而且要廢除國家本身，那是對個人的一切強制的根源。馬爾薩斯提出他的感情和愚蠢的哲學，就是為了答覆葛德文的理論。 後來，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那可憐的十年中，葛德文的繼承人普魯東，在他和馬克思的辯論里，主張個人對私有財產的絕對權利，和國家以及一切集體財產對比。個人們可以形成自願的組合，可是那團體組織並不因此就取得個人的財產，而個人能夠隨時脫離，帶走他的財產，不受違背契約的處分。 普魯東的自願組合的幻想很快就證明了也不可能實現。現代的股份公司在五十年代開始形成，成為一種法人，根據可以執行的契約，占有生產手段，替代個人所有者，終於在單獨一個機構里雇用著數以千計的無產的工人。因此革命的無政府主義的下一階段是革命的工團主義，它的哲學家是二十世紀初期法國的喬治·索雷爾。 索雷爾承受了馬克思的階級鬥爭和資本主義制度必然滅亡的學說，可是他把它改變了，從運用專政來占有國家改變到利用工會和總罷工來占有工廠。這是世界大戰後在義大利發生的情況。工人開始占領工廠，農民開始占領田產。總罷工使整個城市陷於癱瘓狀態，也癱瘓了鐵路和電報。工團主義變成有組織的無政府主義和無組織的共產主義。由於既不能從資本家那裡獲得原料，又不能從銀行家那裡獲得信用，最重要的是，由於有組織的罷工破壞者法西斯黨人的興起，它終於垮台。 這是馬克思在他的唯物史觀的哲學裡忽略了的東西。他正確地預言了那必然的趨勢，自由競爭和長期的蕭條將消滅個人生產者，把資本的所有權集中在少數人手裡，把以前獨立的個人變成受僱於這些少數人的工資勞動者。可是他假設然後資本主義會由於本身的無能而沒落，廣大工資勞動者完全由於人數眾多就會占有一切。 他忽略了工資勞動者本身可能會分裂為兩個階級——腦力勞動者和體力勞動者，白領工人和工廠工人，薪水工人和工資工人；爭取對他的所謂腐朽資本主義的控制權的真正鬥爭，可能是這兩種階級之間的鬥爭，他們都依賴他的所謂無能的資本家獲得他們的衣食。他又過分相信小財產所有者的必然消滅，主要地指農民，他的所謂小資產階級，這些人後來表現了很大的組織起來互助的力量。 這是在蘇聯和義大利發生的情況。它的關鍵不在於單純的人數。它的關鍵在於政治的領導以及組織能力，組織一種鬥爭的少數。領導是列寧和墨索里尼。鬥爭的組織是紅軍和黑衫黨。他們的方法都是暴力的組織。 列寧用他的口號「一切權力歸於蘇維埃」，墨索里尼用他的口號「一切權力歸於法西斯」，分別取得勝利。蘇維埃就是我們了解的所謂主要城市中的中央工會或者勞工聯合會，代表當地工資勞動者的工會。它們在俄國成為從戰爭中回國的武裝工人。知識分子，作為一種階級，不得參加蘇維埃。 法西斯最初也是歸國軍人，和美國退伍軍人會一樣，也是失業的，在找尋工作。然後中學和大學的教師和學生參加；然後辦公室里薪水生活者參加；然後城市和鄉鎮裡的小商人參加；然後各種職業中的知識分子參加；然後資本家和地主的兒子參加；然後退伍軍官參加。最後所有的大學教授被迫宣誓擁護法西斯政權。從最初起，墨索里尼的經費就靠工廠主、銀行家和地主供給。終於他們成為不出面的法西斯統治者。 一種類似的陣容在德國出現。德國的法西斯黨是辦公室工作者，中等學校和大學校的青年、小商人，以前的財產所有人，他們由於通貨膨脹損失了自己的儲蓄，他們自己現在失業，和體力勞動的工人一樣在找尋工作。希特勒也是由銀行家、工廠主和地主供給經費，他使失業的舊政權下的軍官充任他的地方組織的負責幹部。甚至在英國，我們看到已經有了一個法西斯政黨的開端。法西斯和蘇維埃實際上是現代資本主義制度下的薪水工人和工資工人這兩個階級，相互仇恨，可是兩者都依賴資本家獲得他們的工作。 當局勢比較安定下來的時候，我們在蘇聯和義大利發現兩個獨裁者，史達林和墨索里尼，他們對政府的控制，依靠兩個對立階級之一的鬥爭的少數對他們的忠誠。在蘇聯，體力勞動的工人是至高無上的，他們享受較好的衣、食、住、醫藥以及戲院中的座位。教授、工程師、科學家、技術家、專家、藝術家、演員、律師、機關辦事員，以及以前的資本家，都是次要的，地位較差，或者完全沒有地位。 在義大利，情況相反。法西斯的忠誠靠政治工作上的優先任用，以及職業介紹所儘先介紹職業來維持；那些頑固不馴的人被鎮壓、處死或者送進孤島監獄。在蘇聯和義大利，審判時都沒有貴族陪審委員，沒有獨立的司法，也沒有立法機構。一切處分都由行政程序衡量，決定於特權階級的官員；法官的任命和去職，由政府的行政首長任意安排。當然沒有許多政黨——只有一個政黨，共產黨或者法西斯黨，僅占全體人口的很小一部分，可是擁有棍棒、手槍和其他暴力的工具。甚至這些黨的領袖人物都由那獨裁者任命和罷黜。 雖然馬克思在他的唯物史觀以及自由競爭和個人自由的最後消滅的理論上是正確的，可是在他對階級鬥爭的解說上卻不正確。社會裡所有的不是一個階級或兩個階級，而是有許多階級；結果是共產主義，或者法西斯主義，或者資本主義，決定於人格、領袖人才以及組織一個戰鬥的少數的能力。 馬克思的理論甚至對美國比對蘇聯或義大利還正確得多。這些國家仍然主要是農業的，完全沒有達到資本主義的工業和金融階段，由少數的資本家雇用著千百萬的工資勞動者。在蘇聯，驚人的五年計劃想要硬把一個農民的國家變成一個工資工人的國家，在五年或十年中完成馬克思認為自由競爭不知哪一天（也許一百年後）才會完成的事物。 對美國來說，他的預言比較接近正確。一百年前，美國人口的十分之九是農民和農民的家庭。今天農民不到五分之一，其餘五分之四已經遷移到城市和村鎮，在那裡或者成為主要由公司雇用的工資勞動者和薪水工作者，或者成為小法西斯商人。甚至人們現在估計，如果農業會採用已有的最好的機器和化學，那就只需要用百分之十的人口種田，就能供給全國人的衣食，並且農民很快地被壓縮得向那百分之十的標準減少下去，特別在大戰以來是這樣。農業機器、化學和集中在比較肥沃的土壤，在農業上造成的結果相當於機械力在工業和製造上造成的結果——把田地農場變成資本主義的組織，由僱工耕作經營，或者租賃給農民，用一種常年計件制度。連鎖商店 [1] 和連鎖銀行對小商人也在發生同樣的影響，把他們變成由大公司雇用的「白領」工資勞動者。一種類似的連鎖農場制度，從分散的農場由一個中央組織經營的辦法中，已經可以看出。全國製造業的十分之九已經掌握在公司組織的手裡。 [2] 自動地並且靠自由競爭的力量，以前的十分之九的人口，一百年前的小業主和美國個人主義的堡壘，逐漸在變成另一種十分之九，現在的工資勞動者和薪水工作者，共產主義或法西斯主義的基礎。個人主義變成公司主義。私人財產變成法人財產。剩下的小部分農民，由於抗拒法院和郡長取消贖取抵押品的權利的意圖，變成革命主義者。 美國固守著殖民地時代的個人主義，雖然它的經濟基礎已在消滅。在共和國的最初五十年中，除了那些獲得立法方面特許的以外，沒有什麼公司組織。所有的公司當時都被看作壟斷事業。當時的反壟斷運動是反公司運動。它們實際上是合法的壟斷，因為每一家公司都是根據立法的特殊法案創立的。為了取得設立公司的執照，企業家不得不和政界人士聯絡。獨立黨執政時，只有獨立黨一派的活動分子能取得執照。民主黨執政時，只有民主黨一派的活動分子能取得執照。政黨的領袖以中間人的姿態出現，代表資本家控制著兩黨。 後來，在1848年從紐約州開始，立法方面制定了一般公司法，規定任何組織只需向國務卿提出公司章程，就可以取得執照。這不是為了便利資本主義，而是為了消除政治上的貪污。立法機關不廢除公司組織，而是使它們普遍化。公司組織不再是壟斷——而是競爭者。它們確立了商人的一項新權利——組合的權利。這種新的權利是現代資本主義的開始。資本主義不是從亞當·斯密開始，而是從「運行中的機構」開始的。 反壟斷的立法然後採取了不同的方向，結果產生了四十年前的反托拉斯法律。任何聯合，不管是公司或者個人的聯合，只要限制貿易，就不合法。 然後，三十年前，又出現了一項新發明——控股公司。這是公司法專家的發明，目的為了逃避反托拉斯法律，首先由新澤西州制定有關的條例。它不是完全新的東西，因為公司向來能持有其他公司的股票和債券。它的新奇在於創立公司完全為了或者主要地為了持有其他公司的股票和取得在其他公司投票的權利。其他各州和新澤西州競爭，從事於此項有利的業務。 控股公司被賦予幾乎無限的權力，它們在本州享受的一切特權，在其他州內也可以享受。對它們的唯一限制現在是美國最高法院。該院在二十年前解散了兩家這種公司——美孚石油公司和菸草公司。可是，十五年前，在製鞋機器公司和鋼鐵公司的解散訴訟中，最高法院支持控股公司，運用了「合理的貿易限制」的新準則——就是，法院的多數認為合理的那種限制。這些控股公司成為金融資本主義的頂點，「現在變成比政府本身更有勢力」。 由於這種司法權的發展，公司組織法律化了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可是，不用廢除司法來實現共產主義或法西斯獨裁，而通過提高司法的地位，使司法高於各州和聯邦的一切立法和行政。現在是美國最高法院解釋財產是什麼，而那些天真地解讀憲法的人卻拘泥地認為財產的解釋應由各州負責。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廢除立法和司法，代以政府行政部門的命令；美國的制度使行政和立法服從美國最高法院的命令。聯邦法院成為美國獨裁的標記。 這是美國的資本主義——不是世界大戰的革命以來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行政統治權；也不是1689年以來英國的立法統治權；而是1900年以來最高法院的司法統治權。它的行政工具不是獨裁者的命令；而是法院的禁令。 還有其他美國和歐洲制度的對比。我們對於蘇聯和義大利的情況，不能確實知道，因為反對派的報紙已經停刊；私人結社已經禁止；大學校里不許自由研究和講學；官方的統計數字不盡可靠。可是，我們可以作概括的比較。 「工團主義」這個名詞起源於法語，意思不過是「聯合主義」。僱主或銀行家的聯合是一種僱主的辛迪加或者銀行家的辛迪加。工會是勞工的辛迪加。可是，歷史已經改變了辛迪加這個名詞的意義。在美國文字里它意味著索雷爾的革命工團主義，目的在於推翻私有財產制和政府。在義大利，它的意思已經變成愛國的工團主義，由政府組織，支持私有財產制和獨裁者的霸權。 在義大利，有四種主要的辛迪加：資本家辛迪加，農業辛迪加，勞工辛迪加和專門職業辛迪加。為了可以經營商業或者獲得工作，各個人必須參加辛迪加為成員，或者至少必須繳納捐款維持他的辛迪加。它們制定規章，規定工資甚至產量，非成員和成員同樣必須遵守。它們的組織分為地方、地區和全國的。它們的幹部和命令必須由獨裁者核准。全國性的辛迪加現在稱為「全國法西斯聯盟」。近來它們在「公司」的名義下改組了，其中包括兩個對立的僱主和職工的聯盟；我們看到了一個「法人組織的國家」，獨裁政治的表面。 這些強迫性的公司代替了議會。它們又是政治的又是經濟的。這好比美國總統將廢除所有的選舉，所有的立法機構和所有的政黨；靠他控制著法西斯黨，永遠保持他的地位，這種黨不是政黨，而是政府的警察力量；然後取消商業部部長和勞工部部長的職位，由他自己擔任各種公司的唯一首腦；禁止一切罷工和閉廠，代以強制的仲裁；召集這些公司開會，一起制定法律規章，管理產業、農業和勞工；可是不用成文法和司法制度，而發布這些法律規章作為政府行政首長的命令，由法西斯黨的行政程序加以執行。 這樣一種轉變不是不能想像的，實際上在美國的政府制度中已經有些習慣。根據憲法，一經對外宣戰，美國政府馬上就變成獨裁。由行政停止人身保障法的效力，等於廢除司法。戰爭工業委員會、穀物公司、運輸委員會、戰爭金融公司的創立，是獨裁者任命的一種「公司部」。各種公司和聯盟在「公司部」面前作為諮詢機關出現，不是代表個人，而是代表經濟利益集團。國會暫時退讓，可是我們南北戰爭以後的建設時期說明總統能怎樣控制選舉；三K黨、公司獨裁以及廠主和商人的協會表示地方和州的選舉可以怎樣控制。我們已經有了法西斯主義的手段，墨索里尼擴大這種手段，只由於造成一種永久的戰爭狀態，為了維持義大利全國的團結，和一切其他國家鬥爭。這種移轉，在有勢力的集團的思想上，是從國內的階級鬥爭轉移到世界性的各國之間的鬥爭。 蘇聯也消除國內的階級鬥爭。很奇怪，這是共產主義的社會哲學。無產階級專政據說只是一種過渡時期，為了有必要在這期內消除人們的利潤心理。他們的理論是，到了所有的人都成為工資勞動者，沒有人能希望靠利息、租金或利潤生活的時候，利潤心理就會消滅。五年計劃是一種宏偉的嘗試，不僅利用外國工程師的幫助，把蘇聯提高到美國的技術水平，而且同時要改變人民的心理，從利潤、租金和利息心理改變到工資心理。到這一點實現的時候，獨裁政治就會在一個偉大的工人的合作的國家中消逝。 可是，由於環境的力量以及其他國家中資本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阻力，馬克思和列寧的早期哲學，所謂無產階級的國際階級鬥爭，已被放棄，蘇聯現在只要求世界範圍的和平以及有機會建設它自己的國家。共產主義變成國家主義。 在義大利和蘇聯，以前的自願的工會和合作社都被禁止，它們所用的手段非常簡單，就是，指派它們的高級職員，由法西斯黨或者共產黨負責執行這些任命。在義大利，它們成為全國法西斯公司的一部分。在蘇聯，工會是工人的委員會，它們對工廠經理下命令；合作社只是政府的買賣代理人。 切不可認為，義大利的法西斯獨裁是一種大企業的獨裁。它也許是這樣，合於帕累托的所謂「財閥政治」，因為大銀行家、製造家和地主供給經費。可是它顯然是一種小企業、小業主和薪水及專業工作者的獨裁。在美國可以和它相比的是「全國製造家協會」和美孚石油、美國鋼鐵、通用電氣、通用汽車、大通銀行這種大公司之間的區別。美國大約有六萬家製造公司，生產著製造品的十分之九，可是其中我們可以叫做大企業的，估計不到二百家。其他五萬九千家是比較小的製造廠。三千萬美元的公司現在是小企業，如果它的唯一的競爭者是一家三億美元的控股公司。在買賣和銀行業的領域裡也是這樣。像希爾士·魯布克連鎖商店或者大通銀行和它的分支機構這種龐大的買賣和銀行公司比較少。大多數是小商人、小企業家和小銀行家，分布在數以千計的鄉、鎮和城市裡。他們的業務只占比較小的一部分。 在義大利，似乎控制法西斯公司的是這些小企業家，因為墨索里尼對大企業做一種姿態，表示它的大頭腦，像我們的洛克菲勒和摩根之流，也會和小人物完全一樣被關進荒島監獄。我們以侮辱法庭罪監禁辛克萊九十天，他出獄後比入獄前在夥伴中享受更大的威信，只因為他不肯作不利於他們的證言。法西斯主義主張把他無限期地關在監獄裡。 在美國的另一種對比是農場主和農場工人。法西斯主義是包括農場主的政黨。它好比是美國的農民協會、農場聯合會和所有的農民合作社都變成「全國法西斯主義農業聯盟」，跟製造家和銀行家的全國法西斯主義聯盟並列。總之，法西斯主義是企業家、銀行家和農場主的專政。 至於一切國家中的小企業家和小農民，他們在現代技術條件和商業蕭條的壓迫下，陷於苦境。一方面大企業在吞併或控制他們的市場。另一方面，工資勞動者在要求提高工資和縮短工作時間。大企業付得起高工資，它們減低工資或者維持高工資，只是一種自己的政策問題。它們實際上處於一種非競爭的地位。可是小企業家和小農場主，在蕭條時期內，不得不減低工資，否則他們的財產就會更被大企業吞併，通過取消抵押品贖取權或者忍痛變賣。那衝突是無法遏止的。從人們企圖在美國形成一個進步黨或者第三黨的努力中可以看出。小企業家、小農揚主以及工資勞動者的組織支持了這些運動，可是在碰到工資、勞動時間或其他勞動立法問題時，小農場主反對，於是該黨分裂。法西斯義大利運用企業家和地主的獨裁、禁止罷工和閉廠、強迫規定工資和勞動時間、運用獨裁者的命令，來解決這種問題。 可是，歐洲制度和美國制度的基本不同，是貧窮和豐裕的不同，是低生活水平和高生活水平的不同。由於豐裕和高生活水平，出現了美國的金融資本主義。這種區別使失業在歐洲成為可能引起革命的危險，而在美國只是可能引起生產過剩的危險。一個工資勞動者的國家，像德國或者英國，即使在充分就業時已經處於飢餓的邊緣，在發生失業時必須用捐稅維持它的賦閒的工人，否則就會發生內戰，結果成為共產主義或者法西斯主義。歐洲國家已經在趨向這種不幸。法國、瑞士以及斯堪的納維亞國家的危險最小。法國仍然是農業國家，農民儘管貧窮，卻不失業。工業崩潰的時候，田地可以養活他們。在美國，從前遇到工業失敗的時候，工資勞動者可能領種荒地，或者回到他們的種田的家庭里去。可是現在，由於資本主義農業的興起以及農民本身的窮困，田地越來越不能作為失業者的避難所。農民害怕過多的農民，正如資本家害怕生產過剩。當一個國家的十分之九的人口成為工資勞動者和薪水工作者，以及農民公然反抗郡長時，失業和窮困可能引起的危險不僅是生產過剩。 義大利的工團主義勇敢地應付這種危險。獨裁者宣布全國的工資和薪水一律減低百分之十二，使企業可能有一種利潤邊際，使失業者可能就業。蘇聯的獨裁用另一種方法來應付，手段更為激烈。一切製造、銷售和銀行機構屬於國家所有，蘇聯對作為銷售者的農民和合作社給予低價，而對作為購買者的同樣農民和工人收取高價，並且，利用兩者的差額，不必借款就可以創造資金的來源，雇用工資勞動者，建設龐大的物質資本。節約是強迫的節約，由於壓低原料的價格而抬高零售物品的價格。他們沒有失業，雖然他們貧窮。 沒有失業保險或津貼的資本主義的美國，以前只是等待飢餓迫使工人接受較低的工資，然後才重新舉辦工業，雇用失業者。生活標準無疑地因此降低，可是，由於自願的失業津貼，它仍然高於歐洲的貧困的水平。過去這一年中全國復興總署才致力於維持工資。 美國資本主義在這些較高生活標準的基礎上進行建設，反駁了馬克思所謂資本主義腐朽的預言。部分地由於所謂自力復興，部分地由於強制的復興，資本主義正達到一個統合的時期，顯然在加強這個制度，超過以前的任何時期。馬克思正確地預言了資本的集中，這個我們稱為大企業。可是，他沒有預見到由於公司組織和高生活水平而可能發生的所有權的分化。一般公司法律已經分散了資本的所有權，雖然一方面促進它的集中。大規模的公司漸漸看出這種所有權的分散多麼重要，在政治上因為它對選舉的影響，在經濟上因為資本本身的增加。他們有意識地把他們的股票和債券散布在數以千計的投資者的手裡；有意識地努力穩定股利，儘管以前「幕內人」曾利用公司組織這種新方法像剝削工人一樣地剝削投資者。最近美國商會主席估計有五千五百萬個儲蓄賬戶、六千五百萬份保險單和五百萬股票持有人屬於法人所有權。一家公司，美國電報和電話公司，它的收費標準由一些假定代表消費者的委員會規定，據報告它的股票持有人在七萬以上。 這種所有權的擴大可以稱為「投資者的好感」的擴大，它使千百萬的美國人對於保存大資本主義感到興趣，一方面他們自己的小資本主義在停止發展，趨於消滅。 可是，資本主義需要立法來實現這種目的。法人組織的特許狀是立法的行為，賦予整體性、永久性和有限責任的特殊權利。主要地通過州立法來實現，例如公用事業法、管理股票和債券的發行和銷售的「證券買賣取締法」以及可以提出的其他類似的法律，使善意的資本家在資本主義的主要保證——千百萬投資者的信心——方面得到保障。然而，必須指出，自從1929年以來投資者的好感遭受破壞，一種聯邦的證券買賣取締法已經制定。這種立法是強迫的復興來幫助自力復興。 強迫復興的另一種運用是勞動立法。直到過去三十年中美國最高法院准許勞動立法擴大和實施，勞動立法才開始有效力。法院受了商業和農民的社會哲學的影響，在重要案件中行動落後；可是大企業實在是比較敏感的，因為它沒有票數。預料不到的結果是，勞動立法和公眾意見在大企業身上比較在小企業身上容易實行。美國鋼鐵公司擊敗了要求八小時的工潮，然後由於政界人士驚慌的請求，又宣布建立每天八小時工作的制度。小企業不是那樣敏感，因為它有票數而沒有利潤。通用電氣公司不等到被立法強制，就實行失業保險。其他大公司也在通用電氣公司的先後實行。也許，歸根結底，大企業在排擠小企業和農民的過程中，要爭取勞工的好感。 資本主義的另一種強迫的復興是工會主義。美國的工會會員只占工資勞動者的百分之十五，而歐洲的工會包括工資勞動者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但是美國的工會組織比歐洲的工會組織力量較強。它把會員的工資提高到兩三倍於無組織的工人的工資，甚至高於小農場主的收入；在歐洲，有組織的和無組織的工人的工資差別小得多。小企業和小農場主在競爭的壓迫下付不起這些工資，而大企業卻了解要防止工會組織發展，最容易的方法是「搶先一著」。他們了解必須要做有益於他們的工人的事情，要做得和工會一樣多或者比工會更多。他們組織就業部門，和他們以前組織生產、稽核、法律和財務部門一樣。他們聘有研究勞動心理的人事專家，甚至用公司協會摹仿工會。然而，連這些自力復興在1929年的蕭條中也受到挫折，第一個被取消的是人事專家。 更重要的是，他們懂得不利用禁令，競爭的小企業卻竭力要保留禁令，不讓工會進入他們的工廠。禁令就是一種司法的命令，起因於美國的司法權制度，類似墨索里尼的行政命令，解散工會，由獨裁政治直接管理勞動。大資本主義不需要它，它是相當於義大利法西斯主義的美國制度。「反禁令」法，如果法院遵守它，就會把法院關在政治的門外，使勞工團體和僱主團體在法律面前處於平等的地位。 美國資本主義的另一種力量是人們可以白手起家，從最低的地位升到最高的地位。培爾曼教授在談話中曾把它比作天主教會。最低級的計日的散工，出身於最窮的家庭，可以成為工頭、廠長、總經理、然後董事長。在我們的大公司里這種事例很多很多。在老的個人主義制度下，個人創立他自己的企業，取得財富，而這種企業在他的兒子和女婿手裡垮掉。現在他創立一個公司，這公司在他死後仍然存在，他的繼任者不是他的親屬（他們主要的是作為債券持有人），而是那些主要由於自己的能力爬到經理地位的窮苦的孩子。 歐洲還沒有學會這種升級的訣竅。階級心理把體力勞動者始終留在他的下等階級里，高級行政人員出身於特權的和受教育的階級的家庭。可是，美國的高級行政人員，如果出身於低微的工人，就會感到驕傲。我常常見到一個富有鬥爭性的社會主義者或工會主義者，因為美國公司組織的這種可以上進的制度，而變成一個資本主義的熱心宣傳家。給一個有能力的經理每年薪俸十萬美元，對一家每年有十億美元買賣經常靠他決定的公司，是微不足道的。可是，這樣神話般的薪俸對小企業和民主政府是不可想像的。一家資本十億美元、股東五十萬人的公司的行政首長，儘管他自己不是一個股份所有人，卻對那傀儡董事會發號施令，他們乖乖地服從。他和董事們都是銀行家派在那裡的。 因為這些選拔人才、升級和高薪，公司比個人能活動的方面多得多。它能雇用專門人才開展它各方面的工作。它能雇用議會活動家和政客，來控制立法，安排投票的陣容。它能雇用法律家起草法律以及在法庭上取得有利的判決。它本質上是一個股票和債券所有人的製造家的組織，由它的銷售部門維持價格；又是一個僱主的組織，由它的勞動部門壓低勞動成本。它設有公眾關係部門，雇用新聞系畢業生向人們宣傳。大資本主義，在經理才能的選擇上具有這樣多方面的便利，它的地位日益穩固，可以對抗小資本家、農場主、工資勞動者甚至政府。就這些後者來說，它們沒有量才錄用的升級制度、對於有能力的個人任期沒有保障、對於雄心大志的人沒有優厚的薪俸。 資本主義的主要力量是銀行制度。大公司把它們的總管理處遷往紐約，或者它們的董事會必須使銀行家滿意，或者它們必須自己控制銀行。這種關係在以往三十年中發生，完全由於有必要保持投資家的好感。銀行發行公司的證券，安排商業信用。它們發現了，如果要保持它們本身在投資家當中的商譽，就不能聽任那些公司由幕內人操縱。因此，它們必須控制那些由它們供給資金的公司。銀行家們也以辛迪加的方式在一起合作，他們作為國際辛迪加進行業務，各人把外國政府和外國產業的證券賣給本國的投資者。因此，美國資本主義是銀行家或金融資本主義，不是以前的商業資本主義或者工業資本主義。可是，即使這樣，在通貨膨脹和蕭條時期，他們曾剝削千百萬的投資者，失掉他們的好感。保障投資者的「證券買賣取締法」，實際上是資本主義的另一種強迫的復興。這些法令遭到那些不了解投資者的好感的人們盲目地反對。 後來，為了公眾的利益，以及有必要經濟使用分散的黃金準備，以便供給一種可以伸縮的通貨，國會把大多數銀行聯合起來，成為一個龐大的聯邦準備銀行制度，類似世界各國的中央銀行。聯邦準備制度訂立它自己的規章，管理它的成員銀行和借款人，很像一個工會。全世界的銀行制度已經成為現代國家和國際經濟管理制度的頭腦，不僅因為這些銀行本身想要擴大勢力，而是因為公眾的利益迫切需要統一經營，代替舊的競爭的個人主義。大的產業公司有代表參加十二個聯邦準備銀行局的董事會，銀行和產業的聯盟於是完成。 然後政府任命一個「聯邦準備銀行董事會」來監督它自己創立的這個龐大的銀行家的政府，可是薪俸低而任期沒有保障，他們所應付的人卻是現代資本主義在建立它的霸權中所利用的薪俸極高和能力最敏銳的人物。 在這裡，當我們研究到銀行制度的時候，戰後全世界的經濟學家正形成新的派別，可以區別為買賣派和管理派的經濟學家。兩者起源於同樣的原因，周期的生產過剩和失業。可是，他們在關於未來和補救方法的問題上得到不同的結論。管理派在最後結論中指望一種極其重要的「經濟計劃委員會」，該會將用限額的方法防止生產過剩和失業。買賣派指望一種聯合一致的國際貨幣和銀行政策，仿佛像國際支付銀行，以及對全世界銀行的金銀準備的控制，目的在於穩定一般物價水平，從而防止生產過剩和失業的循環再現。兩派的根本區別是，買賣派想要在新的情況下保留一切決定價格的買賣的交易中平等和自由的舊原則，而管理派的基礎是一切管理的和限額的交易中那種更舊的上級和下級原則，這些交易決定產量和效率。一派以買賣能力的平等為目的，另一派以生產能力的定額為目的。一派傾向於合理的資本主義，另一派傾向於共產主義或者法西斯主義。 管理派現在占優勢，由於科學管理的驚人成績，以及過去三十年中動力機器的革命性的採用和大量生產。工程師居於首要地位，作為一國的總經理，不管那精通群眾心理的政治家。這些工程的勝利，人人可以看得出。可是買賣派不是那樣令人信服的，因為全世界的物價作用是看不出的，也沒有龐大的國際銀行可以指出多年的成績給大家看。然而，龐大的公司組織的成長，大概主要地不是由於馬克思的技術效率，而是由於金融資本主義的繁榮和蕭條。 斯密和李嘉圖的個人主義派的老經濟學家們說不可能有普遍的 生產過剩這種事。可能有某一種產業或某一個機構中特殊的 生產過剩，結果在那一種產業中價格和工資降低。可是，這種情況會自然地獲得糾正，因為資本和勞動會從這一產業中自由地流入其他的產業，那裡的價格或工資沒有降低。結果在那生產過剩的產業里生產將減少，生產不足的產業里生產將增加，各產業之間會不斷地進行著一種自動的趨向平衡的趨勢，並且它們會環繞著比較生產成本趨於相等。一種產品的供給的增加造成對一切其他產品的需求的增加，因此不可能同時在一切產業中發生普遍的生產過剩和普遍的失業。 可是，這種說法是由於在理論上撇開了貨幣，以及不知道現代大規模的集體買賣。相反的，買賣學派把論點從某種商品的供求轉移到在一切商品上貨幣和信用的供求。普遍的物價上漲，不管由於什麼原因，擴大一切產業中銷貨上的利潤邊際。這刺激所有的僱主同時互相競爭，招致普遍的生產過剩。然後，由於銀行信用普遍的緊縮或者中央銀行的黃金壟斷，或者由於負債過多的忍痛出售，普遍的物價下落減縮一切產業中的利潤邊際。所有的產業，無論大小，完全停頓，解僱它們的工人，因為不可能從一種生產過剩的產業轉移到一種生產不足的產業。大家同時都生產過剩，1927年以來法國和美國的中央銀行集中了全世界貨幣黃金的三分之二。大多數重要的國家，因為商品的黃金價格低落，不得不放棄金本位。 現代資本主義的產業證明了確有普遍的生產過剩的失業。各種產業和各個國家同時訴苦。物價的普遍下跌可以為證。煤、石油、運輸、製造、買賣或者農業方面都生產過剩，在一切資本主義國家中同時發生。根據那種講個人需求和供給的分子式的舊理論，這是不可能的。 勞動工會首先認識到這一點，組織起來防備它，那是在八十年前。然後是鐵路公司，六十年前；製造公司，四十年前。現在農業——個人主義的最後藏身所——正在配合它的定額計劃，停種邊際田地，限制生產。 鑒於這種普遍的生產過剩，管理派經濟學家正在經歷他們的哲學的三個階段。第一是個別企業的「科學管理」階段。第二是整個產業的「規則化」階段。第三是設立一個「全國計劃委員會」，規劃全國所有的產業。 「合理化」一詞在歐洲用來包括這裡的所謂「規則化」和「全國計劃」兩者。創始人是二十年前德國的偉大企業家和許許多多公司的董事臘森瑙；工程師泰勒，四十年前在美國創立了科學管理。世界大戰使所有的國家不得不暫時效法臘森瑙，可是蘇聯和義大利卻在和平時期效法泰勒和臘森瑙。 管理派經濟學家的科學管理階段和規則化階段結果恰恰相反。在科學管理階段，哲學是消除工廠中的浪費，使勞動和機器的效率提高，從而增加產量。可是在規則化階段，目的不是消除工廠里生產的浪費，而是消除市場上生產過剩的浪費。管理的哲學現在改變為「產量的限制」，以便使生產和消費平衡，適合實際的需求，而不致失去對價格的控制。十九世紀經濟學家的自動的平衡，變成管理派經濟學家的調節的平衡。 管理經濟學的第一和第二階段是科學的，因為是根據計量的。可是計量單位改變了。在第一階段，單位是工時。在第二階段，單位是元。增加工廠里的效率，就增加每工時的產量。限制售給市場的產量，就增加以美元計的收入。 這兩種結果，管理派中比較天真的人認為都是一種效率的增加。因此「效率」這個名詞取得雙重的意義——「產量的增加」和「收入的增加」。一個是工程師的科學管理階段；另一個是企業家的規則化階段。工程師的單位是工時，企業的單位是元，管理派經濟學家從小時變化到美元。 在管理派的這個規則化階段，元成為計量單位的時候，買賣派也從個人主義改變為集體的穩定世界物價。可是，在管理派本身範圍以內，現在可以區別三種規則化的一般方法，分別稱為「公平貿易資本主義」、「辛迪加資本主義」和「金融資本主義」。三種方法可能彼此混合，並且有一些分不清楚究竟是哪一種的情況。可是，一般說來，公平貿易資本主義是小競爭者的組合，他們大家同意於一種倫理的法則，各成員在道德上（而不是在法律上）必須遵守，違反這種法則的人不受法律的處分。 辛迪加資本主義更進一步，採取工會的原則，對會員的違章行為加以處罰。辛迪加資本主義在卡特爾這個含糊的名稱下，在德國是合法的，可是在美國是不合法的。結果，在美國，資本主義正在變為或者公平貿易資本主義或者金融資本主義。金融資本主義的方法，人們現在稱為「追隨領袖」的方法，所謂領袖是一個占優勢的公司。 根據辛迪加方法，整個產業被納入一個組織，所有的製造家，大的和小的，效率高的和效率低的，都包羅在內。然後那辛迪加研究市場情況以及他們希望維持的價格，任意地規定整個產業下一期（例如一年）的總產量。總產量這樣地規定以後，辛迪加就派給各生產單位它擔任的一部分，比照它的能力或者它向來經常在銷售的數額。各單位不許超過它的限額。在美國已經有了幾個實例。顯著的一個例子發生在無煙煤工業里；最近值得注意的一個新例子是在原油工業里，此外還有人勸告農業家採取同樣的辦法。 可是，這些辛迪加始終被美國最高法院認為是不合理的對貿易的限制，加以禁止。因此在過去三十年中美國的金融資本主義制度產生，實行控股公司和追隨領袖的方法。 根據美國的自由哲學，你依法不得強迫一個人生產、出售或者競爭，如果他不願意這樣做。他有一種自然權利，可以抑制 生產，正如他有自然權利可以擴充 生產一樣。很合理的，當個人變成由銀行供給資金的控股公司時，公司和個人享有同樣的自然權利。剝奪公司的這種抑制生產的權利，就是剝奪它的自由，根據憲法的第十四次修正條款，這是不容許的。所以美國的方法不是一種辛迪加的強迫的方法，強迫抑制生產，而是一種自願的追隨領袖的方法，以下列的方式實現： 美國資本主義不需要把所有的競爭者聯合為單獨一個控股公司。它只需要把最有力量的公司和關鍵性的公司聯合起來。這些包括擁有自然資源的公司，從事於中間製造和運輸的公司，享有商標、商譽和專利權、可以招致顧客的公司，以及供給公司資金的大銀行家。這是「統合的資本主義」，或者金融資本主義，因為那統合的整體所需要的資金只有銀行家能供給。美國鋼鐵公司，由一個銀行家辛迪加所創立，受銀行家的支持，在它的某些製造部門裡所控制的產量不及全國產量的半數。可是，如果一個小競爭者，由於市面不好和缺乏訂貨，竟敢削減價格，招徠顧客，只需鋼鐵公司的當局宣告它打算「對付競爭」，就會使那不安分的競爭者恢復到占優勢的公司原先規定的價格。汽油供給站，雖然競爭者很多，生意很忙，卻同時售取同一價格，並且在改變價格時採取一致行動。 這是美國的資本主義。它是一種銀行家的經濟上的政府，比政治上的政府勢力更大。它的制裁不是國家的暴力，而是那力量更大的信用、利潤和損失的制裁。這種制度像是那老的供求「法則」以及經濟學家的邊際效用原則。競爭仍然自由，可是制裁已經從經濟學家所謂欲望的滿足改變為企業家的害怕破產。小資本家在義大利或者德國是法西斯主義的廣大後備軍，在美國成為金融資本主義的馴服的追隨者。 克萊頓法案中授權公司「對付競爭」的條款，表示美國資本主義的議會活動能力的勝利。克拉克，以敏銳的眼光，在1901年曾指出，當一家公司在一個地方 削減價格以便殲滅一個只有本地市場的小競爭者時，如果法律規定該公司應在它所有的 各地市場上作同樣的減價，該公司就不可能在其他市場上收回利潤，抵補它在那減價市場上的損失。這一下就會使大公司和它的最小的競爭者在買賣能力上處於平等的地位。可是，克拉克教授的這種見解在法律制定時雖然獲得國會議員的支持，一些公司的國會活動家終於能加入「除了為了老老實實地對付競爭」這些字眼。假如不加入這種「除外」，自由競爭的舊理想就可能保留，建立在例如大小企業平等的基礎上。可是，加入了這種「除外」以後，只需提出「對付競爭」的威脅，通常就能迫使小資本家恢復原來價格，並且使美國資本主義清清楚楚地成為一種「追隨領袖」的資本主義。 即使法律上有這種除外，為什麼金融資本主義容許這些小資本家繼續存在呢？他們不是總是小的，不是總是效率低的。他們甚至可以比他們的大競爭者效率較高。他們可以繼續存在，只要他們不生產過多，不減價招徠顧客。這是經濟的理由。 還有一種政治的理由。合成整體的資本家不願意被稱為壟斷者。如果他能指出獲得公眾同情的小競爭者作為目標，就可以藉此避免政治的攻擊。小資本家是他的政治旗幟或掩護。 結果證明，這種自願的追隨領袖的資本主義的美國方法，比較德國的卡特爾、義大利的法西斯主義或者蘇聯的共產主義的法律的強制，力量大得多，伸縮性和效率高得多。力量比較大，因為它付給高薪，爭取行政的才能。伸縮性比較大，因為它使小資本家有機會獲得大利，只要他提高自己的效率。美國鋼鐵公司已經失掉鋼鐵工業的一個部門——鋼管工業——的全部業務，因為一個只有二千萬美元左右的比較小的資本家發展形成了一種生產方法，比鋼鐵公司的舊式方法的效率高得多。補救的辦法是由公司收買那小資本家。美國制度迫使資本主義不得不建立龐大的科學研究部門。也許最高法院做得很對，它摒棄辛迪加資本主義，強使美國走上金融資本主義。 然而辛迪加資本主義或者金融資本主義都不能克服物價極度下跌時期中生產過剩和失業的危險。實際上，生產過剩和失業的波動，對大公司比較對小僱主更為劇烈。再說，有人認為，業務集中在龐大的公司里，往往像減低生產成本一樣增加銷售的費用。 同樣重要的是巨額投資和經常的設備費，以及熟練技工和經理人員的經常費用，這些人必須予以維持，即使工廠停工，其他的工人都失業。工廠設備和經理人員是專門化的，專門為了生產某種特殊產品，不能轉移到其他產品，像老派經濟學家假設的那樣。因此，即使生產已經過剩，利潤邊際由於物價下跌已不存在，最好還是維持生產，只要能抵補經常費用。或者，可以設立一種利潤墊層，用來支付股利，不必雇用勞動，生產貨品來出售。因此金融資本主義比小資本主義會引起還要更多的失業。小資本主義是地方資本主義。金融資本主義是世界資本主義。 這種情況把管理派經濟學家推進到他們的哲學的第三階段——全國經濟計劃委員會。競爭不再是同一產業中個人之間跌價的競爭。產業作為一個單位在行動，不管它是公平貿易、辛迪加或者金融資本主義。競爭成為各產業之間取得消費者的貨幣的競爭。降低價格的舊觀念變成講究推銷術而不減價的新觀念。因此這個計劃委員會將要把各種產業所有的資本家綜合在一起，按適當的比例分配資本和勞動，不僅在每種產業內的競爭者用「規則化」來分配，而且在全國所有的產業之間分配，由一個包括一切產業的委員會負責進行。在管理派經濟學家看來，這不是夢想。他們指出人人看見的兩個實例，蘇聯的最高經濟委員會和法西斯義大利的新的法人組織的國家。 可是，這些實例已經不是自願的資本主義。它們是獨裁或專政。沒有國家的暴力強制，經濟計劃委員會不能實行它的計劃，不管是規則化或者全國的計劃，因為它是一種定額和限額的制度。不是所有的個人，或者公司，或者產業都會自願服從的。如果他們按規定的價格或工資能獲得利潤，就不能指望他們把生產抑制在分配給他們的定額以內。委員會必須獲得國家的幫助，才可能防止生產過剩。我們在堪薩斯和俄克拉荷馬兩州關於油井的法律中已經看到這種開端，它們規定油井的開鑽或產量的擴大必須獲得政府行政部門的批准。把這個例子推廣到所有的產業，我們就了解一個全國經濟計劃委員會的管理的目標，由國家的行政獨裁予以支持。 這就使我們接觸到公共政策和實際政治的根本問題。民主政治和代議制政府是不是有能力來管理這些世界範圍的金融政府呢？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已經作出它們的答案。它們坦率地和公開地廢除了普選、代議制政府、言論自由和結社自由，代以專政和強迫參加受管理的組織。 可是，蘇聯和義大利是小資本主義、小農農業、低生活水平以及對普選差不多沒有經驗的國家。美國資本主義有優厚的薪俸、行政人才的升級、高生活水平、投資遍及千百萬選舉人、普選和一個最高法院。 美國的問題，如果我們根據跟蘇聯和義大利的比較來說，是兩重的：經濟的和政治的。我們可以認為將來有兩件事是肯定的。在經濟方面，是金融資本主義的發展；在政治方面，是最高法院的統治權。不肯定的事是立法的未來，以及工人、農民、小企業家的私人組合和政黨的未來。立法和自願的組合兩者在蘇聯和義大利已經廢除。在美國，我們看得很清楚，兩者都越來越弱。 企業家害怕立法或者國會的開會。墨索里尼的黑衫黨向羅馬進軍，結束一個無能的議會。共產主義者也厭惡普選。美國最高法院宣告立法和國會的行為不合憲法，它自己決定公司組織和它們的營業辦法的合法性。 在現代普選和經濟利益衝突的世界中，立法機關無疑地不受人信任。在一種意義上，國會外的實力派比立法機關的代表性更強。它代表經濟利益集團——立法議員代表各式各樣的個人。義大利曾採用比例代表制，按照他們的票數代表多數黨和少數黨。可是這徒然增加政黨的數目和它們的相持不下，每一個黨代表著不同的經濟利益；這一點給了墨索里尼他的最動聽的理由，可以藉此取消立法機關。 另一方面，普魯士由天主教黨、社會主義黨和民主黨的比例代表制統治了十年以上，成績很好，最後被德國的軍事獨裁廢除掉。 我們知道，在南部各州和我們最大的城市裡，普選已經失敗。在這些地方，企業界和專門職業工作者嚮往著一種企業家的政府，這是我們的法西斯主義。墨索里尼一度是工團主義者，贊成工人占有工廠。他懂得群眾暴力的心理。當他取得企業家和專門職業工作者的信任，向他們要求財政幫助的時候，他已經具備條件，可以成為他們的領袖。 在他改組那多數反對他的立法機構以前，他首先廢除遺產稅和增加消費稅。不久他的暴力行為和對反對派的鎮壓，開始在立法機構中引起反對。終於反對黨完全脫離了立法機關。他然後變為把一切工資勞動者和農民以及僱主組織為強制的辛迪加。這些辛迪加，代表全國的各種經濟利益集團，它們的職員由獨裁者任命；它們代替那種代表地區個別選舉人的多數的舊立法制度。 立法議員的地區選舉制度，在選舉權限於有產階級的時代，運用得很好。那時候立法機關中只能有兩個政黨，代表著鄉村裡的地主和城市中的資本家。可是，自從普選實現以來，在美國差不多一百年，在英國還不到三十年，立法機關開始分裂為許多集團，出現了相持不下的局面以及拉攏合作和辯論的團體，代表著新的經濟利益集團。 可是，當墨索里尼廢除立法上的比例代表制時，他廢除了可以使現代立法真正代表一切經濟利益集團的唯一方法。經濟利益的範圍從此不限於一州的郡區，或者一個城市的選舉區，或者一國的州區。它們超越了地區的界限。它們有了全州和全國的組織。比例代表制企圖解決的問題是怎樣選舉這些領袖參加立法機關，並且把他們留在那裡。他們的領袖是像工會的岡珀斯這種人，或者像鋼鐵公司的加里這種人，或者像農民組織的婁登這種人，或者像社會主義者組織的伯傑這種人，或者像大通銀行的維金斯這種人。這種人的仇敵太多。他們在小地區里不能由多數票連續地一再選出。可是他們在較廣的範圍內用比例或少數代表制可以連續地被選。但事實上，只有沒有仇敵的人能夠被選，美國的政治機器是用來發現和選出「黑馬」 [3] 的方法，他們作為代表性的領袖是不出名的，因為他們的敵人最少。人們後來發現內部的人對他們很熟悉。 辛辛納提市是一個實例，可以說明比例代表制對於使立法機構具有代表性和效力，能起什麼作用；在其他國家中這種制度已經慢慢地擴充到各州和全國的立法機構，只有到獨裁政權加以掌握時才被取消。必須通過自己自由選出的領袖使立法機構足以代表經濟利益集團，才可能期待立法機構有那種經驗和能力，足以控制或者對付美國金融資本主義的那些薪俸優厚的行政人員和政治機器。 可是，義大利的例子擺在我們面前，可以對照。正是這種比例代表制使義大利議會成為一種無能的辯論會，分成許多小集團，造成許多僵局。在美國也可能如此。一家大公司的董事會只有一種經濟利益需要促進——利潤。立法機構卻有十幾種或者更多種矛盾的和部分一致的利益集團。 可是，美國的立法機構和國會已經知道怎樣使它們自己擺脫現代矛盾的利益的複雜性所需要的行政管理方面的具體工作。它們創立了鐵路和公用事業委員會、捐稅委員會、產業委員會、市場委員會，處理鐵路和運貨人之間、僱主和僱工之間、各種納稅人之間、同業中大小競爭者之間的衝突。這些委員會是半立法的機構，在它們最有效力的地方，我們發現它們設置了代表矛盾的經濟利益的組織，作為諮詢小組，很像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公司，所不同的是這些利益集團是自願的，選出自己的代表，而墨索里尼的是強迫的，所有代表是由他本人選派的。 解除了這些繁重的具體工作以後，現代立法機構知道怎樣限制自己的工作範圍，只做一些可以發生效力的事。它的有效的領域是一般法律和一般的行政標準。這些一般規則是矛盾的經濟利益集團之間的妥協問題，而半立法的行政機構仍然辦理具體工作和政策的執行，和以前一樣。 可是，要改進和保留立法機構的最重要的理由，是它們可以保護自願的社團組合。這種保障扼要地陳述在起源於1689年英國革命的民權條例里。然而，每個時代必須更改或補充它的民權條例。它們不僅是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和研究自由的權利，而且最重要的是結社自由的權利。在我們的時代，這種權利意味著工會、農民合作社、商業合作社、政黨。在蘇聯和義大利被廢除的就是這些權利，因為立法機構被廢除了。 即使如此，這些自願的組織已經開始知道它們也必須限制自己的活動範圍，只作能夠發生效力的活動。在美國，我們有一些實驗可以根據。早期的勞動組織，到勞工協會 [4] 為止，企圖通過自願的組合以合作和自我就業代替資本主義的就業，根據一人一票的民主原則，而不根據一股一票的資本主義原則。它們的組織在用大眾投票選舉經理的問題上失敗了。或者，如果它們成功了，它們就不再接受新會員，而用工資雇用非會員，因此最後變成通常的公司，轉向資本家方面。 農民的合作社也有同樣的經驗。六十年來，它們在一人一票的民主原則上始終是失敗。小合作社似乎進行得很順利，它們大家利害相同，彼此又相當熟悉。可是，在會員經常變動，有政治、宗教、膚色、種族、語言、人格上的區別的地方，就派別滋生，內部的政治關係決定經理人選，不管經理的能力怎樣。 大公司只從事於一項活動——利潤。過去四十年的美國工會，不像其他國家的工會，已經知道只注意爭取一項利益——工資、工作時間和工作規則。它們不想管理企業，只想儘可能取得企業的成果的一大部分。 農民仍然處於四十年前的勞工組織的階段。政府幫助他們，對他們的合作社供給資金，供給他們領袖人才。他們還需要證明，大規模地組織起來以後，他們能夠選舉自己的領袖，任期有保障，內部可以升遷，薪俸相當優厚，能夠應付那些大公司。人們對他們的主要勸告是選舉較好的經理和付給較高的薪俸。不幸的是，一般說來，不能說他們有能力這樣做。有幾個銷售合作社可以為例；可是，不管我們考慮哪一方面的活動，我們必須依賴立法來保障這些組織團體的權利，不是通過從上面供給它們領袖人才，而是通過保證它們不受外部強有力的競爭者的歧視。 一個從匈牙利獨裁政治下逃避出來的著名流亡人物對我說，所有這些關於民權條例的議論都是廢話，我這樣抱住民權條例不放，可以算是自由主義的最後遺民。據他和其他歐洲人的看法，世界必然地在向著共產主義或者法西斯主義推進，自由主義者將逐漸地或者猛烈地被排擠掉。實際上是一種值得注意的對比，美國的憲法以「權利」為基礎，而蘇聯和義大利的憲法以「義務」為基礎。義務成為獨裁政治的倫理。這是一百四十年中發生的變化，從法國革命的人類的權利改變到蘇聯和義大利獨裁政治的人類的義務。人的權利是他的各種自由，人的義務是否定或克制他的自由。可是人的權利現在是自由結社的權利。 這是現代經濟學的問題，現在人們稱為「制度經濟學」。制度不過是集體行動在控制、解放和擴張個人行動。它也許是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或者資本主義。法國革命的經濟哲學想要廢除集體行動。現在全世界的經濟哲學是集體行動的哲學。剝奪人們經濟 自由的，是失業和貧困。剝奪他們的政治 自由，不過是一種防止革命的手段，但確實是必要的手段。他們用集體行動保留他們自己的自由，或者通過自願結合的團體或者通過政黨。 也許美國資本主義正在「經濟計劃委員會」的偽裝下趨向法西斯主義。它已經從抑制共產主義和工團主義開始。可是在立法機構完全不受信任以及法官由獨裁者隨意任免以前，它不能達到最終的法西斯國家的地步。由於這些抑制，就抑制了使工會、農民協會、商業合作社和政黨等自願的組織可能產生的那種公民的自由。正是這些組織——而不是老的自由個人行動的個人主義——是現代自由主義和民主主義的藏身之所，從而避免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或者金融資本主義。 但是，在現代的情況下，是否能決定蘇聯的共產主義、義大利的法西斯主義和美國的金融資本主義三者之中哪一種是較好的公共政策，還有疑問。在那兩種歐洲的制度以及其他模仿它們的制度中，自由受到抑制，知識分子（包括藝術家、發明家、工程師、編輯、教授）受到排除，不單是因為他們受到暴力的壓制，而且因為個人的創造性和天才在一個恐怖的國家中不能發揚。 但是，這些人是全國人口中很小的一部分。絕大多數是工業、農業、運輸和銀行等各方面的體力勞動工人和事務人員。對這些人來說，現行制度在物價上漲時使得他們精神沮喪，物價下跌時弄得他們窮困，並且就業機會的缺乏使他們受到威脅。如果共產主義或者法西斯主義在低工資的基礎上使他們生活安定，他們並不因沒有自由而感覺痛苦。 個人的節約也有同樣的情況。個人節約曾經是小資本主義的基礎；小資本主義排除了封建貴族政治的浪費，獲得杜閣和亞當·斯密的熱烈贊成。二十世紀金融文明的通貨膨脹和收縮，消除了個人所有權的精華，這種個人所有權以前一直在誘導個人工資勞動者和農民節約儲蓄、精打細算、承擔他們有機會克服的風險以及維持美國共和國。節約在變成法人組織的公積金和蘇聯或義大利的限額那種制度化的節約，那些在美國資本主義制度下節制個人享受、以便儲蓄投資為將來打算的人，受到那些及時行樂的人的嘲笑，後者掙得錢來隨時享受，可是現在比那些可能享受而不肯享受的人，處境並不較差。 如果這些儉約的個人，由於變成一種工資和薪水勞動者的無產階級，而在資本主義文明中不復存在，那麼，對絕大多數的人來說，很可能共產主義或者法西斯主義的專政也許比美國的金融資本主義較為可取。沒有疑問，那種專政馬上會消除學術自由和出版自由，可是一方面經濟學家暫時在蘇聯、義大利和美國有三套新的大規模的實驗室，可以試驗他們的古典的、快樂主義的和制度的學說。 * * * [1] 就是「聯號」，一般屬於一個公司組織。——譯者 [2] 參閱本書，《利潤的邊際》。 [3] 原文是dark horse，指實力未知的候選人。——譯者 [4] 指1869年在美國費城成立的勞工協會（Knights of Labor）。——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