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中的人性 · 第一章 政治道德

在前幾章里，我論證說，政治學的效能，也就是預測各種政治原因的結果的力量，很可能會增強。我用兩個事實作為我的論證的基礎。第一，現代心理學向我們提供的人性概念比與傳統的英國政治學相聯繫的人性概念真實得多，儘管也複雜得多；第二，在自然科學的影響和範例下，政治思想家們已經開始在他們的討論和調查研究中使用量的而不僅僅是質的語言和方法，因此既能更充分地說明問題，又能更近似準確地解答問題。 在論證中，沒有必要問政治學中這種改進會在什麼程度上影響政治史的實際進程。發現真理的最好方法，無論人民群眾信與不信，終歸是最好的方法。 但是，正如亞里士多德所說，研究政治是「為了行，而不是為了知」，研究者遲早會捫心自問：我的學科中的變化對我在其中生活和工作的那個政治世界會產生什麼影響？ 例如，我們可以設想，一位剛在一次斗得不錯但徹底失敗的反對坦慕尼協會的運動中扮演「超然派」角色的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教授可能會說：「政治學的方法愈精細，愈準確，對政治的作用就愈小。天文學家每年都發明更精巧的預測星球運動的方法，但卻無法運用他們的全部本領使一顆星偏離軌道一英寸。因此，我們研究政治的人會發現，我們的知識越豐富，只會使我們越感到無能為力。我們也許能夠根據我們的科學學會精確地估計報業辛迪加、高級酒店或者階級、國籍和種族的盲目本能所發揮的力量，但是又如何學會去控制它們呢？我們確實是在用一種新方法思考這些事情，但是這並不能使我們在競選中獲勝或防止戰爭。」 因此，我打算在本書的第二部分闡明這些正在開始改變政治學的新傾向在何種程度上也能作為一種新的政治力量被人們感知。我將試著來估計這些傾向的可能的影響，不僅是對於研究者或有修養的政治家，而且是對於僅僅從第二手或第三手接觸政治學的普通公民。本著這種意圖，我將在以下各章中分別論述新傾向同我們的政治道德理想的關係，同國家的代議政體和行政機關的形式和作用的關係，以及同國際和種族理解可能性的關係。 本章從該觀點論述新傾向對政治道德可能產生的影響。在使用政治道德這個名詞時，我的意思並不是說某些出於政治動機而做的事情是道德的，出於其他動機是不道德的，反之亦然，而是要強調說明，有些道德問題只能密切聯繫政治學予以研究。當然，有些品格是各行各業共通的，比方我們人人都必須做到仁愛、誠實和勤勞，我們巴望倫理老師們幫我們這樣做。但是每一個行業也有它特殊的問題，這些問題必須首先由它自己的研究者闡明，然後才能由倫理學家來處理。 在政治中，這些特殊品格問題中最重要的一個問題，乃是政治家據以形成自己的見解和宗旨的方法與他影響他人的見解和宗旨的方法之間的關係。 一百年甚或五十年前，那些為一個他們對之尚無經驗的民主政體工作的人在這個問題上並不感到憂慮。他們不是把推理視為一個艱難而不確定的過程，而是看作當一個人遇到影響其利益的問題時頭腦的必然和自動的運轉。因此，他們想當然地認為：生活在民主政體下的公民在使用選票時必定受理智的引導；使別人最清楚地了解自己的結論以及結論所根據的理由的政治家是最成功的；如果選民有充分機會聽取自由而真誠的討論，好政府就有了保障。 今天，一個剛離開課堂踏上講壇的候選人幾乎肯定會從同樣的想當然開始。 他在準備講稿時心中堅信，選舉的結果將取決於他所說明的政治原因與政治結果之間的關係。他的第一個震動可能來自於每一位專業選舉幹事對每一位候選人說了又說的格言：「開會沒用。」幹事對他說，到會的人當中十個有九個本來就是他那個黨的忠誠和習慣性的支持者。如果他的演說在邏輯上無懈可擊，其主要政治重要性也不在於他說服那些早已被說服的人的本領，而在於他的支持者們由於欽佩他的演說才能而可能萌發更大的進行遊說的熱情和願望。 慢慢地，他學會對他的演說和他的對手的演說扣動選民心弦的方式作出估計。比方，他可能會突然意識到自己打開裝有其他候選人在某次他不大感興趣的選舉（例如貧民救濟委員選舉）中的演說詞的封袋時的心情，發覺他對演說詞要麼根本未加注意，要麼只注意到一些喚起某些習慣性思緒的詞句。等他到了已足夠自信或足夠重要，可以為自己擬一份政治綱領的時候，他就懂得向大批選民發表的任何言論都必須受限制——提案只能在「實際政治範圍內」提出，要簡單、明了，精心地適應忙人的半有意識記憶及愛好。 所有這一切意味著他自己的政治推理力正在受到磨鍊。他逐漸認識到，每一個人的利益、思想習慣和能力以及經歷都和任何其他人不同，認識到控制政治力量的成功取決於懂得這一點以及仔細了解人性的種種共同因素。但與此同時，要相信他是在把他據以作出自己結論的同樣的推理方法施之於聽眾，對他是越來越難了。也就是說，他傾向於把選民當作他的思想的題材而不是參與者。他就像柏拉圖的詭辯學者一樣，正在學會懂得公眾是什麼，而且在開始理解那頭「巨大而強有力的野獸的激情和欲望，如何接近和掌握它，什麼時候它變得最兇惡和最溫順，什麼情況下發出幾聲吼叫，其他野獸發出的什麼樣的聲音使它平靜或者激怒」。如果他堅決防止自己從一個錯覺轉到另一個錯覺的危險，他可能仍舊記得選區里不只是他一個人對政治作出過推理並正在作出推理。如果他親自進行遊說，有時會碰到一個中年工人，比他自個兒更接近生活真實，會發現他的這個選民已經耐心地和深入地對政治進行了三十年推理，他本人在那種推理中毋寧說是一條荒唐可笑的材料。或者，他會同一個商人交談，不得不承認這個商人對他的提案的結果看得也許比他自己更透徹，但是願望差異的鴻溝卻把他們分開：一個人所希望的恰恰是另一個人所害怕的。 然而，無論這位候選人是多麼真誠地看重投他的票或不投他的票的人當中較有頭腦的人據以作出結論的方法，他仍舊容易感到他自己在競選中扮演的角色同任何推理方法根本毫無關係。記得我第一次參加競選之前，一位最老資格的政界朋友對我說：「記住，你是在進行一次六星期的廣告活動。」時間是短促的，有數不清的細小事情需要安排，候選人偶爾同個別選民進行思想交流之後，馬上又恢復對全體選民進行的廣告活動。只要他這樣做著，所謂「在選民中決不使用最嚴謹的邏輯思維方法乃屬大謬」這句格言（如果他有工夫想到這句格言）在他看來與其說是不正確不如說是文不對題。 過了一些時候，這位政治家甚至不願再同他的選民講道理，而終於把他們當作徒然有感覺和見解的純粹非理性動物，他本人則是控制他們的純粹理性的「超人」。正是在這個節骨眼上，一個堅定而能幹的政治家成為最有效能和最危險的。博林布魯克 [1] 在教他的「愛國君王」如何通過了解人來統治人時，說了一句令人難忘的話：「那個徹頭徹尾的膽小鬼——人。」在達爾文之前一個世紀，他像斯威夫特 [2] 和柏拉圖一樣，能夠以絕對的超脫把他的同胞當動物看待。他認為，他本人是「社會上少數人之一，這少數人幾乎獨占了人類的全部智慧，他們生下來就是為了教育、引導和保護人類。註定要成為人類的導師和保護者」。至於其餘的人，「理智對他們絕少影響：妄想的一個轉變，往往像一陣狂風那樣猛烈和突然地決定他們的行為。」 博林布魯克最傑出的弟子是迪斯累里 [3] ，他寫道：「作為人類行為和人類進步里程碑的偉大成就，沒有一樁應歸功於人的理智。……人只有根據感情行動時才是真正的偉大；只有當他發揮想像力時他才是不可抗拒的。甚至摩門教徒擁有的信徒也比邊沁多。」迪斯累里待維多利亞女皇「像一個女人」，而從未完全擺脫牛津大學薰陶的格萊斯頓則待她「像一個群眾大會」。 迪斯累里的本性無論多麼厚道，他巧妙地利用他所統治的人民的本能在當時不少人看來卻似乎在政治中注入了一種冷酷無情的因素，而在他的本性不太厚道的弟子倫道夫·丘吉爾勳爵 [4] 身上出現時，就似乎更加冷酷，更加無情了。但是，同樣的冷酷無情現在經常發生，將來也許會發生得更多，只要一個人為了專心追求一個政治目的而不惜衝破攔在他路上的所有一切理智或道德常規，情況就總是會這樣。記得好幾年前，我曾經同俄國恐怖主義運動的一個領袖作過一次長談。他說：「即使情況允許，同農民講道理也是無用的。使他們受影響的是行動而不是言語。如果我們殺死一個沙皇，或者一個大公，或者一個大臣，我們的運動就變成一樣實際存在的、值得重視的東西，否則的話，對他們來說，運動是根本不存在的。」 政治中有一個含糊的慣例，即除了講道理，用任何手段影響同胞的意志都不光明正大。這個慣例在戰爭中是不存在的。拿破崙所說，「在戰爭中，人們都具有正義感，道義和輿論是勝利的一半」，就是這個意思。奇怪的是，當人們有意或無意地決定將那個慣例置之腦後時，他們不知不覺地就使用了戰爭的語言。二十年前，英國的社會黨人經常使用「階級戰爭」這個字眼來證明社會黨應當採取巴涅爾 [5] 所發明的那些議會恐怖主義（對立於議會辯論）方法。1906年，蘭茲唐尼勳爵向上院建議不要推測自由黨控制的下院提交他們的議案的良好或不良行政效應，而只研究接受或拒絕這些議案在下次大選時對選民的心理影響，他不知不覺就用了個軍事的隱喻。他說：「如果我們進行辯論，就必須在儘可能對我們自己有利的基礎上進行。在這件事上，我認為基礎對本院不利，我認為關鍵是，即使我們暫時獲勝，我們的勝利到頭來也會落空。」 [6] 因此，乍看起來，目前政治學正在發生的變化，其結果將是年輕政治家摒棄一切道德傳統，而作為他們新的書本知識的結果，採取那些利用人性中非理性因素的方法，這些方法迄今一直是年長者和覺醒者的行業秘密。 例如，曾經有人告訴我說，有一小群婦女於1906至1907年在實際政治範圍內提出了婦女選舉權問題，其中有一個婦女曾在大學裡受過嚴格的心理學訓練，這些婦女採用的策略基本上是起因於她的這樣一個口實：要使男人思考，首先必須使他們感覺。 [7] 還有，數月前，一位也學過心理學的印度鼓動家錢德拉·帕爾 [8] 先生模仿蘭茲唐尼勳爵的口氣說：「在把心理學原則用於研究政治問題的時候，我們認為重要的是……不應該做任何事情使政府成為一個對我們有影響的機構。因為如果政府變得溫厚，變得可愛，如果它變成好政府，那麼，我們脫離政府獨立的證據就會逐漸消失。」 [9] 錢德拉·帕爾先生和蘭茲唐尼勳爵不同，不久就被捕入獄，但是他說的這番話卻在印度產生了巨大的政治影響。 如果這種心理態度和基於這種態度的戰術獲得成功，那麼，它們必然以愈益增快的速度傳播；而且正如按照貿易中的格雷欣法則，劣幣如果過多必然驅逐良幣一樣，在政治中，較容易和立時見效的宣傳方法必然驅逐較難而效驗較差的方法。 今天，人們不能光用知識能使人聰明這個說法來回答這樣一個爭論。在從前時候，依靠人只要學會了解自身就能使生活和行為臻於完美這一信念是很容易的。在達爾文之前，多數政治空談家都習慣於描繪一種只要徹底實行他們的原則即可產生的完美的政體，例如柏拉圖和莫爾的共和國、培根的阿特蘭提斯島、洛克的必須有意識地實現上帝意志的政府，或者邊沁的奠基於「行為動力表」的功利國家。然而，我們生活在達爾文之後時代的人已經接受了一個慘痛的教訓，就是決不能指望知識來引導我們臻於完美，無論這種知識是多麼充實。現代的生理學者認為，如果他的工作獲得成功，人的健康狀況會比處於愚昧狀態來得好，但是他並不夢想創造一個完全健康的民族；他總是準備發現他所難以控制的種種生物學上的原因使健康狀況更趨惡劣。教育學作者如今也不再硬說他能在他的學校里培養出完美無缺的人物。如果我們的想像居然又重新走上烏托邦的老路，那隻消記住，我們是其他動物的骨肉之親，我們沒有比親屬更多的權利來假設上蒼已規定好我們只要尋求一種十全十美的生活就定能如願。蜜蜂將來可能會意識到它們自己的天性以及在營造得井然有序的蜂房裡浪費掉的生命和勞力。然而它們也可能懂得，被如此有限的觀察和推理力所牽制，並被如此瘋狂的熱情所束縛的生物，是不可能擁有大大改進了的機體的。它們可能被迫認識到，只要它們是蜜蜂，它們的生命就只能是混亂、狂熱和短促的。政治調查研究的對象是目前狀況的人，是今後幾個世紀人的生活組織中可能有的變化。幾十個世代之後，我們也許會發現，這種調查研究所帶來的政府的進步與通過選種這一冒險實驗改變人類本身所產生的變化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但是，無論我們多麼急於不存幻想地了解我們的生活真相，對任何沒有根據的事不抱期望，我們還是可以從回憶中獲得一點安慰，那就是，在政治歷史有案可查的過去幾千年中，人類在天性不變的情況下，已經在政體方面取得了巨大進步，而那些進步往往是在新知識影響下形成的新道德觀念的結果。 我們知識的點滴增加對我們行為的最終和更廣泛的影響，確實與它的即時的和較狹窄的影響大不相同，而且更加重要。我們每個人都生活在一個想像的天地里，這個天地只有一小部分應歸功於我們自己的觀察和記憶，更大一部分應歸功於我們從他人那裡學來的知識。諸如美洲的發現或較近天體的真正運動的確定在我們心理環境中所產生的變化，使人類在宇宙中所處地位的總概念受到了影響，這種影響最終證明比刺激探險家和提高航海技術的直接影響更加重要。但是，以往世界觀的任何改變，其規模和重要性都及不上過去五十年里發生的變化，例如人及其環境的新歷史回溯到迄今沒有想到的年代，不斷變化的世界的無限前景取代了空想的天堂樂園的完美，尤其是科學闖入我們內心最深處的領域。這類變化的影響確實往往來得比我們希望的慢。前不久，我曾和一個人交談，他是那些當達爾文發表《物種起源》時剛開始智力生活的人當中最能幹的一個。他告訴我，他和他的哲學家兄弟如何指望一切事物立刻就變得煥然一新，而隨著歲月的流逝，他們又如何怏怏地承認失敗。但是變化儘管慢，意義卻是深遠的。 至於我自己，我覺得達爾文的工作所開闢的新知識廣闊範圍的最重要政治結果乃是行為概念擴展到把目前大多數人未意識到或察覺到的對心理過程的控制也包括在內。我們的有意識行為範圍是由我們的自我知識範圍確定的。在人類知道怒是一樣可以同發怒的自我分開來的東西之前，以及在發明一個名字使那種知識流行以前，控制怒不是一個行為問題。怒是發怒者本身的一部分，只能由其他感情，例如愛或懼的侵入所制止，愛或懼在延續時同樣是自我的一部分。人類種族之能生存，端賴怒或懼或愛在合適的時候以合適的強度落到他頭上。但是當人類給怒起了名字，思想能超越它，怒就進入了行為的領域。從此以後，在這一點上，人就能夠要麼選擇半有意識地服從在過去進化史上證明有用的衝動的老路子，要麼選擇受考慮後果指導的完全有意識地控制衝動的新路子。 一個懂得恐懼的性質，並具有控制恐懼的能力的人，如果看到一塊鵝卵石順著湍急的河床向他一蹦一跳地衝過來，他會要麼服從直覺的衝動立刻跳到一邊，要麼以行為代替本能，站在原地不動，因為他已經估計到，卵石再彈跳一下就會改向。如果他決定站著不動，也許會犯錯誤。事實可能證明，由於他的有意識推理能力差，直覺的恐懼衝動反而比推理過程更安全可靠。但是由於他可以選擇，甚至服從衝動的決定也是一個行為問題。柏克深信人的政治推理能力與他們的工作完全不相稱，因此畢生敦促英國人民循規蹈矩，亦即按照原則服從他們的習慣性政治衝動。但是柏克鼓吹的循規蹈矩因為是選擇的結果，所以跟過去時代的盲目效忠有所不同。那些已經吃過知識之樹的果實的人是不會忘記這些果實的。 在政治以外的事情上，那棵樹的果實的影響正在我們的生活中進一步擴大。無論我們願意與否，進餐時盲目服從食慾的老習慣總之已越來越受我們關於食物的數量和品種的生理效用的知識（儘管是不完善的知識）的影響。切斯特頓 [10] 先生像戲劇中的獨眼巨人一樣大聲疾呼地反對那些使人類生活複雜化的人，叫我們「憑衝動吃魚子醬」，而不要「憑原則吃葡萄核」。 [11] 但是，由於學過的知識不會忘掉，切斯特頓先生只是在叫我們憑原則吃魚子醬罷了。當一個醫生知道心理暗示在治病中所起的作用時，可能會又恨又怕這種知識，但卻擺脫不了。他發現自己在留意自己的話語、音調和姿勢的非故意的影響，直至認識到自己是身不由己地在估計能據以產生這種影響的方法。過了一些時候，就連他的病人們也學會注意「醫生對病人的和藹態度」對他們自己的影響了。 由於在政治中關於人類的比較朦朧的衝動的知識正在傳播（哪怕只靠一些流行的新名詞），政治家和選民同那些衝動的關係正在發生變化。美國的政客們管某種專門受僱用的演說家叫「使聽眾入迷者」，這個名詞馬上通過報紙從政客那裡灌輸進聽眾的頭腦。花兩美元去坐在大廳里「入迷」的人體會到的確實是些陳舊的感覺，但是體會的方式截然不同。英國的報紙讀者一旦聽到「轟動」這個詞兒，可能試圖每天早晨把他內心的最深處向低級小報那些受過訓練的心理學家開放。他可能按照當天報紙的暗示憎厭德意志帝國六千萬奸狡的無賴，為一顆到來的彗星戰慄，為政府前座議員中的懦夫憐憫，或者擔心一個女啞劇演員會放棄她的角色。但是他不能阻止意識深處存在一個注視著他的「感覺」並為此感到羞恥的自我。甚至現代小說和戲劇的迅速增強的心理複雜性也有助於使當代人與他們的情緒衝動的關係複雜化。正在閱讀《埃文·哈林頓》或某一個讀過《埃文·哈林頓》的作者所寫的小說的年輕商人，在櫻草會 [12] 或自由社會委員會舉辦的聯歡會上同一位伯爵夫人握手感到快意，但是對自己的快意多少有點持批判態度。他的讀過《紳士約翰·哈利法克斯》的父親只消兒子情況下十分之一的恩賜就會神魂顛倒。一個在戲院裡看過《約翰牛的另一個島》的選民可能比他的只看過《肖勞恩》的父親更加認識到一個人對愛爾蘭問題的看法不但可以感知，而且還可以思考。 就這種變化擴大的程度來說，政治家今後可能會發現越來越多的選民半無意識地「識破」他們利用感情的手腕。 但是，自我知識的這種無意識或半無意識的擴大未必會自行與控制衝動的政治手腕的發展並駕齊驅。要使這種趨向奏效，必須有意地採用和反覆灌輸新的道德和理智概念——我們的感情和欲望可能依附的新的理想實體——來加強。 自從弗蘭西斯·培根再一次找到亞里士多德的最佳思想途徑以來，「科學」一直是這樣一個實體。「科學」、科學方法和科學精神的概念，是由少數學者一代又一代地建立起來的。起初，他們的概念只限於他們自己所有，其效果顯示在他們實際獲得的發現中；但是對於人民大眾來說，他們和魔術師沒有什麼兩樣。現在這種概念已經傳遍全世界。在歐美的每一個教室和實驗室里，自覺的科學思想塑造了千千萬萬永遠不能幫助產生這種思想的男人女人的意志和願望。科學思想已經滲入自由或天賦權利等政治概念從未滲入過的非歐洲種族。喀土穆的阿拉伯工程師，日本軍隊里的醫生、護士和將軍，印度和中國的學者，都把他們的整個一生奉獻給科學，孜孜不倦地工作；不僅英國、美國或德國的城市工人，就連義大利或阿根廷的農民也在學會尊重權威，並對那種隨時可使收成增加一倍或制止牲畜中傳染病蔓延的有組織研究方法表示讚賞。 不過，對於絕大多數人（即便在歐洲）來說，「科學」僅僅與他們身外可以用試管和顯微鏡來檢驗的東西有關。他們朦朧地意識到有一種意志的科學，但是那種知識至今還沒有向他們提供行為的理想。 美國的政治家們的確比任何其他國家的政治家更成功地學會了從外部控制他人的無意識衝動的本領，但是近來那裡有一些關於必須有意識地從內部實行控制的值得注意的言論。特別是有些曾在美國大學裡學過科學方法的人目前正在試圖把理智行為的科學概念擴充到政治上去。但是我覺得，他們的宣傳不少是無的放矢，因為它採取了「理智」與「感情」相對立的舊的形式。例如，前不久，耶魯大學校長在一篇動人的演說中說，「每一個發行一份訴之於讀者的感情而非訴之於讀者的理智的報紙的人……都在對我們政治生活最脆弱的一點施行攻擊。」如果四十年前赫胥黎在探索自然過程中僅僅用這種方式宣傳理智反對「感情」的話，沒有人會聽他的。人除非先激起感情，是不會甘心忍受「難以忍受的思想病」的，而科學概念的力量正在於它觸動人的感情，從尊重、好奇和無限期望等感情中汲取思想的動力。 耶魯大學校長的意思似乎是，人要理智，就必須變得沒有感情。他最好還是重新讀一讀《共和國》里柏拉圖論述國家最高宗旨的那段文章，國家的最高宗旨通過一種加強感情動力的「和諧」在人的心中實現，因為各種感情不再互相鬥爭，而是集中在理智所發現的一個目的上。 在政治中，把理智同感情對立起來加以宣傳確實特別無用，因為人類的感情不僅為政治思想提供動機，而且還確定政治判斷中必須使用的價值尺度。在試圖理解這一點的時候，也許因為從通行的語言中得不到什麼幫助，只好求助於柏拉圖愛用的「藝術」的比喻。在音樂中，好的和差的作曲家的區別不是一個訴諸聽眾的理智而另一個訴諸聽眾的感情。兩者都必須訴諸感情，因此兩者都必須深刻地體會聽眾的感情，並強烈地激發自己的感情。他們的成功或失敗所系的條件決定於我們心靈中一些他們所無法改變的東西。不過，一個用廉價的技巧只打動聽眾的一部分心靈，而另一個則打動聽眾的全部心靈，要求那些聽他演奏的人的理智暫時沉浸在強化和淨化了的感情中。 但是，除了單純宣傳之外，如何才能在政治動機中推廣這種理智與感情、思想與衝動和諧一致的概念呢？人們想到教育，尤其是科學教育。但是，研究者要把理智行為概念從實驗室推廣到群眾大會必須具備想像力，而這種想像力卻是不常有的。如果把科學教育的一部分用來如此這般研究科學家的生平，既揭示他們的發明，又說明他們的心理經歷，如果年輕的生物學家認真閱讀達爾文與萊爾 [13] 之間的通信（當萊爾為了一個尚未澄清的真理打算放棄他的巨大名聲所依賴的結論，並中止他最強烈的宗教信仰時），那麼，這種想像力就可能較多地存在。 但是，絕大多數學生如果要學習理智行為概念所依靠的事實，就必須更直接地學。我個人認為，關於心理學一些已有定論的事實的極簡單的課程，如果耐心地教的話，任何稍許受過科學方法訓練的十三四歲兒童都是可以理解的。例如，威廉·詹姆斯先生的《心理學原理》中論習慣的一章，只要文字稍加簡化，完全能夠被他們掌握。再有，城市裡的兒童如今生活在層出不窮的廣告的心理藝術中，能夠很容易地使他懂得，為什麼當大人打發他去買一塊肥皂時，他會傾向於買廣告做得最大最多的那種，這種傾向同那種極可能導致買高級肥皂的心理作用有什麼關係。理智任務概念必不可少的知識基礎可以在學校里通過學習有關更深刻的心理經歷的純文學進一步擴大。十二歲的兒童能理解卡萊爾的《彭斯論》，只要認真地在課堂里讀，六年級的學生則可以從沃茲沃斯的《序曲》學到不少東西。 不過，精心教授人天性中感情的和理智的東西以使人把理智和感情的協調想像為一個道德理想，對於這個問題還需要進行認真的思考和觀察。例如，性的本能在所有文明國家中正在日益成為認真思考的題目。在性的領域裡，以考慮後果為基礎的行為正要求對純粹衝動採取愈益增強的克制。但是，沒有人能保證說，他已經想出辦法在青春期前或青春期內講授有關性本能的赤裸裸的事實而不過早地刺激性本能本身。 再者，醫生們越來越認識到營養不僅僅依靠食物的化學成分，而且還依靠食慾，我們能夠意識到自己的食慾，並在某種程度上用意志加以控制和引導。不久前，威廉·麥克文爵士在《英國醫藥雜誌》上說過這樣一句話：「我們要好好地消化吃進去的食物，就必須輕鬆愉快地從享受角度對食物表示熱烈歡迎。」但是，要通過教學來創造威廉·麥克文爵士所暗示的那種理智和衝動的協調卻非易事。如果你告訴一個孩子說，食物之所以有益健康，是因為我們喜歡它，因此我們有責任喜歡那種我們天性的其他因素使之既有益健康又討人喜歡的食物，你會發現自己除了使他覺得好笑以外，一無所獲。 所以，就政治感情而言，說教師必須首先使學生意識到那些感情的存在，然後增強它們的力量，最後使它們受對政治行為結果的慎重推理的控制，是極其容易的，但是在學校的實際教學條件下實際做起來卻難到極點。艾克蘭先生1893年任教育大臣時曾在夜校章程中加進了一個「公民生活與義務」教學大綱。它詳細說明收稅員、警察等在社會生活中發揮的作用，每一部分都穿插一個教訓，如「光為個人利益服務是不夠的」、「好政府需要熱心公益精神和智慧」、「投票選舉需要誠實」、「投票既是權利又是信任」。幾乎每個學校出版社都趕印出一本關於這個題目的教科書，許多教育委員會都鼓勵它的推廣；可是這個實驗經過慎重試驗後卻公認失敗了。新的教科書（所有這些書當時都由我審閱）恐怕是曾經在書架上占有一席之地的書當中最無價值的，含有各種教導和訓誨的課文沒有引起學生絲毫興趣。如果要使我們的少男少女像蘇格拉底的學生一樣深深地被國家這個概念所打動，教師和教科書的編著者們顯然必須以類似蘇格拉底對真理的熱愛以及他的辯證法的嚴格精神對待他們的工作。 還有，如果兒童在幼年仍然要在學校里學習威爾斯先生稱為的「祖國意識」，那麼，我們通過回憶雅典可以獲得成功所系條件的暗示。兒童在心裡記住倫敦的百萬人口以及臭水溝的長度，是不會學會熱愛倫敦的。如果要用文字激發他們的愛，這種文字必須像《俄狄浦斯·科隆諾斯》中稱頌雅典的合唱詞一樣優美。但是這種文字只能出於對他們所寫的東西有切身體會的偉大詩人之手，在我們能有一位愛倫敦猶如索福克勒斯 [14] 愛雅典的詩人之前，恐怕必須使倫敦本身變得更美些。 不過，最容易激發兒童感情的不是文字，而是景物和音響。因此，要使兒童愛祖國，就必須要麼讓他們欣賞祖國最壯麗的景物，要麼讓那些景物在他們心頭呈現。一個公共建築物或一次儀式要使兒童無畏的眼睛留下難忘的印象，必須像伊普爾或布魯日 [15] 的建築物或日本的儀式一樣真正令人難忘。幸虧社會生活的美好方面不只是體現在建築物和儀式中的，沒有一個溫切斯特兒童在蘭特波特貧民窟訪問多林神父歸來後會無動於衷，儘管兒童的眼睛看個人動機中真正的東西比看華麗外表中真正的東西更敏銳。 成年政治家在有意識地強化自己政治感情道路上遇到的困難更為微妙。一個在倫敦教育委員會畢生從事教育工作的人告訴我說，當他對自己的工作感到厭倦，當報告裡的文字變成僅僅是文字，統計表上的數字僅僅是數字的時候，他總是動身到一個學校里去，細細觀看一個個班級里學童的臉，直到工作又來勁兒為止。但是，對於一個準備做這種試驗的人來說，甚至「感情」這個詞也是危險的。開足馬力幹活的工人嚮往的是寧靜和平和的而不是猛烈和騷亂的衝動，他的幹勁的感情刺激一旦形成以後，也許在極大程度上應該處於完全自覺的水平以下。醫院裡的外科醫生被一長排病床的景象和聲音所刺激，如果只看到少數幾個病人送到他房裡來，工作會提不起勁。但是他在工作時間唯一意識到的就是治病救人這個宗旨，大腦、眼睛和手的半無意識衝動都和諧地集中在這個宗旨上。 多數成年政治家意識到新的罪惡可能比意識到新的美德得益更大。例如，有一天，「輿論」這個詞本身可能被公認為最危險的政治罪惡的代名詞。人們可能藉助習慣和聯想教會自己去懷疑那些在他們不動腦筋的情況下莫名其妙地鑽進他們頭腦里的傾向和信念，而這些傾向和信念只要其來源未被追究，任何一個被雇用來製造的聰明的組織者都能製造。世界上最容易統治的國家乃是居住著一批不信奉國教的商人的國家，他們在生活中從來不進行政治推理，一發現自己頭腦里有一個強烈的政治信念，就宣稱那是個「良心」問題，因此不在懷疑或考慮的範疇之內。 但是，可能有人會問，認為柏拉圖的「靈魂和諧」概念——感情與理智兩者因自覺協調而強化——能成為現代國家總政治理想的一部分，豈不是空想嗎？在日俄戰爭之前，恐怕多數人會回答是。現在多數人會回答不是。日本人在某些方面的理智道德概念顯然比例如法國人差。例如，我們聽到過不少事情，證明在日本大學裡，思想自由並不總是獲得重視。但是，在備戰年代以及戰爭年代中，日本人的兼感情和理智而有之的態度中有一種在歐洲人看來是嶄新的東西。拿破崙堅決反對那些把事物看作他們希望是的事物的「空想家」，在他本人屈服於他自己的幻想以前，將他們化為了齏粉。但是我們把拿破崙的洞察力歸之於自私。在日本這個國家裡，每個士兵在戰爭中都超過拿破崙，都比拿破崙更加決心不是看到偉大的原則或突出的傳統，而是看到鐵的事實；然而他們的愛國主義熱情卻比甘必大 [16] 還熾烈。其中一個原因可能是日本人遺傳的組織性，但更可能是他們的心理環境的影響。他們對科學概念表示由衷的歡迎，這個概念是首先在歐洲得到詳盡闡述的，目前依然在同一些舊的觀念作鬥爭。對日本人來說，科學是同天理聯合而且確實是融為一體的，自從他們通過中國從印度學會天理以來，天理永遠是他們的各種宗教的基礎。因此，他們養成了一種宿命論的而非聽天由命的人生觀，使絕對服從造化與不懈地思考和行動結合起來。 人們希望，在西方國家，宗教的感情傳統和哲學傳統與科學所引進的新的理智任務觀念之間能發生同樣的融合。這種融合將會產生巨大的政治影響。但是眼下這種希望尚難實現。在整個基督教界，舊信仰與新知識之間不可避免的衝突，恐怕不僅在宗教的結論與科學的結論之間，而且還在宗教的心理習慣與科學的心理習慣之間產生了分歧。今天的科學家不再夢想從一位英國主教那裡學會一條規律（就像他們的前輩從巴特勒主教那裡學會行為蓋然性學說）——信仰決不可固定，必須永遠向新證據的最小徵象開放，在必須行動的時候，要堅決按照不完善的知識（如果那是可以獲得的最好的知識）行動，就像按照最完善的論證行動一樣。最新的一道梵蒂岡通諭的方針不會讓更多的修道院院長像門德爾 [17] 修道院院長那樣在多年耐心觀察中為機體進化得出一個新的生物基礎。在政治中，心理習慣的作用遠比接受或拒不接受教條或證據來得重要。當一個英國教士坐在早餐桌前閱讀《泰晤士報》或《郵報》時，他對當天新聞的看法不是取決於他相信或不相信就不抵抗和貧窮髮出某些訓誡的人是上帝本人，而是取決於他所受的留心自己見解的起因的訓練程度。事實上，詹姆森博士關於約翰內斯堡襲擊的聲明像號角一樣激動了多數教士，而關於最近的一位社會黨議員不是正人君子的暗示則在他們當中產生了一種真正厭惡和失望的情緒。 因此，新的理智行為理想可能要等從許多方面涉及我們生活的心理態度發生更大變化後才能在政治中產生有效影響。總有一天，理智和感情協調一致的概念將會在我們道德意識的最深處取代目前可憎的混亂和無益的爭鬥。當那一天來臨後，政治中許多現在不可能的事情都將變為可能。政治家不僅能夠控制和引導自身的衝動，對其性質了解得更充分，而且還能使聽眾理解他的目的。那時，大臣和議員們將會從日本最好的官方報紙那種我們聽來非常奇怪的質樸的語言中找到最有力的表達方式，而公民將學會像日本軍隊期望他們的將軍那樣期望他們的議員殫思極慮，只有那樣，人類才既成為自然的僕人又成為自然的主人。 * * * [1] 博林布魯克（1678—1751）：英國政治家、作家。——譯者 [2] 斯威夫特（1667—1745）：英國諷刺作家。——譯者 [3] 迪斯累里（1804—1881）：英國首相，保守黨領袖。——譯者 [4] 倫道夫·丘吉爾（1849—1895）：英國政治家，英國保守黨內有影響的人物。——譯者 [5] 巴涅爾（1846—1891）：愛爾蘭民族主義者，愛爾蘭自治派領袖。——譯者 [6] 英國議會記錄（行業糾紛議案，上院，1906年12月4日），第703頁。 [7] 據報道，潘克赫斯特夫人曾在1908年7月26日出版的《觀察家》中說過這樣一段話：「無論被稱為婦女參政主義者的婦女是些什麼樣的人，她們至少懂得如何同公眾取得聯繫。她們掌握了時代精神，學會了廣告的藝術。」 [8] 錢德拉·帕爾（1858—1932）：印度1905年民族運動領導人。——譯者 [9] 引於1907年6月3日《泰晤士報》。 [10] 切斯特頓（1874—1936）：英國評論家、詩人、散文作家和小說家，著有時事評論集《異教徒》，反映他在南非戰爭中堅決袒護布爾人的觀點。——譯者 [11] 《異教徒》，1905年版，第136頁。 [12] 櫻草會：為紀念英國保守黨政治家迪斯累里而成立的一個組織。——譯者 [13] 萊爾（1797—1875）：英國地質學家。——譯者 [14] 索福克勒斯（前496—前 406）：古希臘三大悲劇作家之一，今存世之作有《俄狄浦斯·科隆諾斯》等七部悲劇。——譯者 [15] 伊普爾和布魯日均為比利時的著名風景勝地。——譯者 [16] 甘必大（1838—1882）：法國總理，第三共和國奠基人之一。——譯者 [17] 門德爾（1822—1884）：植物學家，修道院院長。——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