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中的人性 · 第五章 政治推理的方法

傳統的政治推理方法不可避免地具有其題材上的缺點。在思考政治的時候，我們難得深入那些非常容易在我們頭腦里形成的簡單的實體，或者認真地探索現實世界的無限複雜性。一些抽象的政治概念，例如正義、自由或國家，就像實際存在的東西一樣貯存在我們頭腦里。一些專門的政治名詞，例如「政府」、「權利」或「愛爾蘭人」，都向我們暗示單一的「模式標本」概念；而我們就像中世紀的生物學家一樣，傾向於認為一個物種的每一成員在一切方面都和模式標本相同，彼此也相同。 在政治學裡，一個「凡甲都是乙」形式的正確命題幾乎一定意味著許多具有甲的特質的人或物，其變異數就和個人本身一樣多。可是，在我們的語言以及與語言相聯繫的心理習慣的影響下，我們總是要麼把甲當作單獨一個具有乙的特質的人，要麼當作許多同樣具有那種特質的人。當我們在報紙上看到「受過教育的孟加拉人對政府不滿」這條消息時，我們要麼在看報過程中附帶出現的半無意識視覺形象中看到單獨一個對政府流露不滿情緒的「巴布」 [46] ，要麼依稀看到一大群同樣的「巴布」同樣都對政府表示不滿。 這些擬人化和劃一又唆使我們在政治思維中使用培根時代以來的自然科學一直反對的那種從大而未經考驗的概括作出先驗的推論的方法。今天沒有一個科學家硬說行星繞圈子轉是因為行星是完美的，而圈子是一個完美的圖形；也沒有一個科學家硬說每一種新發現的植物必能治某種病，因為大自然賦予一切植物以治病的特性。但是，「邏輯的」民主主義者仍舊在美國爭辯說，由於一切人生來平等，政治機關必須輪換，「邏輯的」集體主義者也往往根據國家應擁有一切生產工具的「原則」堅稱一切鐵路公司的經理必須由普選產生。 還有，在自然科學中，原因的多重性和相互作用概念已成為我們習慣性心理內容的一部分；但是，在政治中，迷信書本的學生以及街上的人說話的口氣卻仿佛每個果都只有一個因。比方，如果提出英日同盟問題，任何兩個政治家，無論他們是海德公園人群外圍的流浪者，還是為《泰晤士報》撰稿的學院院長，都有可能一個說一切國家都是疑心病重的，因此這種同盟必定失敗，另一個說一切國家都是受其利益指引的，因此這種同盟必定成功。《織工馬南》中的「彩虹」房東聽過好幾千次政治辯論，最後才選定了一道公式：「真理在你們中間；像我常常說的，你們兩個都對，也都不對。」 在經濟學裡，把抽象和同一的詞當作仿佛等於抽象和同一的物的危險，在過去半個世紀裡就已經被認識了。當開始有這種認識時，「經典」政治經濟學的信徒們表示反對，說抽象是思想的一個必要條件，只要我們清楚地了解我們所做的事情，它所產生的一切危險就都能避免。站在新、老經濟學結合點的巴奇霍特 [47] 於1876年寫道： 「政治經濟學……是一門抽象的科學，就像靜力學和動力學是演繹的科學一樣。因此，它是對付一個不真實的、假想的主題……不是我們實際上認識的真實的人，而是一個比較簡單的假想的人……」 [48] 巴奇霍特進一步爭論說，只要記住一系列假想的、簡單的人，真實的和複雜的人就可以刻畫出來了。他說：「科學的原理是常識——首先是一些簡單的事例；先了解主要的力量在儘可能小的阻力下如何起作用，等你充分了解以後，再把每一個干擾因素的各個結果接連加上去。」 [49] 但是，這種心理彩色石印圖畫製作法雖然有時不失是一種學會一門科學的好方法，卻並不是使用這門科學的方法；巴奇霍特也沒有說明他從多層抽象概念形成的人的複雜形象應如何實際用來預測經濟效果。 當傑文斯 [50] 於1871年發表他的《政治經濟學原理》時，已經普遍感到，一個簡單的、假想的人，或甚至由許多個不同的簡單的、假想的人構成的複合圖像，雖然對回答考題有用，但是在制定一項工廠法或仲裁一項按物價漲落計算工資法時卻沒有什麼用處。因此傑文斯把他的經濟方法建立在個別事例的多樣性而不是同一性上。他把一個工作日的工時或花錢獲得的滿足單位排列在上升和下降的曲線上，並用數學方法表示一根曲線（無論是代表一個假想的數值還是代表一個已確定的事實）在哪一點上與其他曲線相交最為有利。 這個方法是與講求實際的人用來獲得實際而可靠的結果的方法一致的，儘管是粗略的一致。一個鐵路公司的經理要了解他的旅客所能承受的最高運費率，如果有人對他說，運費率是根據一切人都希望儘可能少花氣力多掙錢的規律定的，這條規律的作用又被人們不願破除老的工作習慣所修改，他對這種說法是不會感興趣的。他需要一種方法，這種方法不僅僅是向他提供已經發生了什麼的口頭「解釋」，而是使他能夠對於在特定條件下會發生什麼作出一個量的估計。不過，他能夠（我以為他現在也經常這樣做）用傑文斯的方法從記錄運費和運輸量等實際統計數字的曲線相交點得出以半便士和噸計的明確結果。 傑文斯的方法從創始以來正在不斷發展；經濟方法和統計方法已差不多變成一樣，疲勞或後天技能問題、家庭影響和個人節儉問題、企業家或雇員管理問題，都已以定量的形式提出和討論。如馬歇爾教授前不久所說，在經濟學中，定性推理已經過時，定量推理正在開始取而代之。 [51] 假使不是討論企業和金融，而是討論政治體制的結構和作用，方法上類似的變化又有多大的可能呢？ 挑選一些顯然能夠用量的方法來處理的政治問題當然是很容易的。例如，可以舉出大英帝國聯合協商會議使用的會議廳的最佳面積問題——假定廳的形狀已經確定。問題的主要因素是會議廳要有氣派，要大得足可容納各行各業的代表並能進行委員會工作，又不可過大，要使所有的人不必豎起耳朵就能聽見討論。最後決定的面積將代表這些因素的折中，容納的人數將少於單單考慮代表因素和氣派因素，而多於單單考慮便於討論因素。 一群經濟學家可能同意畫或想像一系列「曲線」，代表每增加一個面積單位在氣派、代表恰當性、委員人數、衛生等方面獲得的利以及每增加一個面積單位在影響討論方便等方面的弊。氣派曲線和恰當性曲線可能是直接估算的結果。可聞度邊際方便曲線可畫在實際的「變異多邊形」上，表示足夠數目可望參加會議的各種類別和年齡的人在那樣的房間裡能聽見人家說話也讓人家聽見自己說話的距離。經濟學家們經過討論以後，還可能進一步就每個因素對最後決定的相對重要性達成協議，而且還可以用熟悉的「加權」統計方法實施他們的協議。 答案可能是：在一個高26英尺的房間裡為317個委員每人提供14平方英尺地面。當答案確定以後，聽力上會有一個「邊際人」（也許代表一個74歲、健康情形一般的人），他就說話的清晰度而言聽不見或正好能聽見「邊際人」的聲音——此人在牛津大學生物學教授專門畫的多邊形上代表巴利奧爾學院聲音最輕的兩位導師。從委員會工作觀點來看，委員接連增額而效用不斷降低曲線上的邊際點可能表明這種工作必須要麼減少到遠遠低於各國議會常見的水平，要麼大半由非議會成員的人來做。美學的氣派曲線可與英國建築師協會主席正好不至於寫信給《泰晤士報》抱怨的一點相交。 任何在這類線上進行的討論，即使曲線僅僅是語言形態，也是切實有用的。不是一個人反覆說一個堂堂帝國的會議廳必須顯示其使命的氣派，另一個人回答說會議廳而不能進行會議等於虛設，而是兩者都不得不問：「多少氣派？」和「多少會議便利？」這個問題似乎往往是由密切關心美學效果而毫不關心會議便利的建築師解決的。建築師在報告中列舉的理由似乎很有說服力，因為其他考慮不在建築委員會的頭腦里，他們一個時候只考慮問題的一個方面，而不設法使所有方方面面協調。否則就不能解釋下述事實：華盛頓眾議院的會議廳不適宜供議員進行辯論，猶如一把十英尺闊的調羹不適宜喝湯。印度國民大會黨的能幹的領袖們於1907年犯了同樣的錯誤，當時他們一味注意炫耀，竟一致認定，凡是困難而令人興奮的策略問題，必須由一千五百名代表在一個巨大的帳篷里當著近萬觀眾的面討論。我擔心，倫敦郡議會也很可能輕視對這類問題的量的推理方法，1912年可能落成一座新的大廳，它顯示倫敦的氣派和建築師的天才是綽綽有餘，但是其他任何用場都不適合。 當答案不是從一個而是要從幾個「未知數」當中尋找時，定量方法的本質也不會改變。以倫敦提供最佳類型的小學這個問題為例。如果假定只提供一種類型的學校，問題將以和會議廳的面積問題相同的方式提出。但是，倫敦大多數地區都可能在每個兒童步行距離內設立四五個不同類型的學校，問題就變成如何選擇少數類型的學校以使學生和課程之間的「不適合」程度儘可能小。如果我們認為兒童的天資（或「聰穎」）多少有些差異，問題就變成如何使學校類型適合於一個相當精確的智力差異多邊形。最佳結果可能是設立五種類型的學校，分別代表百分之二天資最聰慧的、百分之十較次的、百分之七十六居間的、百分之十低智的以及百分之二「智力有缺陷的」。這就是說，地方當局必須按照那種比例提供中等學校、高智學校、普通學校、低智學校以及弱智學校。 營養及其他家庭環境的普遍改善可能使差異多邊形變「陡」（亦即使更多的兒童接近正常標準），或者可能增加顯示非凡遺傳聰慧的兒童的數目從而使多邊形「變平」；無論哪種情況都會使學校類型之間或甚至類型數目之間的最佳比例發生令人滿意的變化。 要敦促一群政治家就畫出表示通過在城市工業人口中逐步滿足由社會主義和個人主義這兩個名詞所表明的那些需要而獲得的社會利益的曲線達成一致意見就更難了。不過，可以使政治家承認，為此目的而畫出曲線是一個觀察和調查問題，個人和國家之間社會義務的最佳分配將在這一點或那一點相交。對於許多社會主義者和個人主義者來說，嘗試用這種方法思考他們的問題是一個極其寶貴的鍛煉。如果要求一個社會主義者和一個個人主義者問自己：「多少社會主義？」或「多少個人主義？」那麼，即使在一人回答「只要個人主義，不要社會主義」，而另一人回答「只要社會主義，不要個人主義」，這種討厭的情況下，也可以得出一個進行認真討論的基礎。 當然，每個向社會主義或個人主義發展的階段都改變問題的其他要素的性質，或者諸如印刷術、代議政體、文官考試、功利主義哲學等發明可能大大滿足社會主義者和個人主義者的欲望，這些事實使問題變得更加複雜，但是並不改變其量的性質。關鍵的一點是：就一個政治思想家能夠採取馬歇爾教授稱為的量的推理法而言，他的詞彙和方法不是經常暗示一種虛假的單純，而是指明他所處理的每一個事例都和另一個事例不同，每一個果都是許多能變的因的作用，因此，除非考慮到一個行為的全部條件及其相對重要性，那麼，對這個行為的結果的估計就不可能是準確的。 但是，如果一個政治家既不是處理一個像建造大廳或學校那樣明顯是量的問題，也不是企圖賦予像社會主義或個人主義這類抽象名詞以量的意義，而是處理負責的立法的巨大複雜性，這種量的方法又可能使用到什麼程度呢？ 在回答這個問題時，先來看看某位政治家思考一個重大體制問題的方式，這對於我們是大有裨益的。 就拿莫利先生在《格萊斯頓傳》中所談格萊斯頓在1885—1886年的秋天和冬天對愛爾蘭自治法案的思考來舉例吧。我們獲知，格萊斯頓在過去好些年裡就已經斷斷續續為愛爾蘭問題焦思苦慮，而現在他自稱是「不斷地思考這個問題」，並「通過研究和反思來作好準備」。 他首先必須考慮英格蘭人和愛爾蘭人的感情狀況，並估計這種狀況在什麼程度上以及在什麼影響下可望改變。關於英國人的感情，他說：「我期望許多人心中慢慢地、健康地醞釀著最後的結果。」另一方面，愛爾蘭人的自治願望是不會改變的，在他的問題期限內，應該看作是「固定的」。不過，無論在英格蘭還是在愛爾蘭，他認為「相互的依戀」都可能會增強。 在就贊成某種地方自治下定決心之前，格萊斯頓研究了每一種可行辦法，特別是發展愛爾蘭郡政府或者所有三個聯合王國都參加的聯合組織。他零零落落地從奧匈帝國、挪威和瑞典，以及「殖民型」政府的歷史中得到啟發。他差不多每天都讀伯克的著作，並驚呼「一個多麼了不起的關於愛爾蘭和美國的知識寶庫！」他從迪西 [52] 的《憲法研究導論》中論半主權議會的一章獲得了不少教益。他設法從私人密談中的新鮮觀點並通過想像「文明世界」會有什麼想法來看這個問題。當他接近他的主題時，他已經有了「韋爾比和漢密爾頓專門為他編制的數字」統計報告，舉行過「關於財政和土地的秘密會議」，而且在愛爾蘭對帝國稅收的貢獻應當是十五分之一還是二十分之一這個問題上差點同巴涅爾 [53] 決裂。 在格萊斯頓的估計中，時間和人是重要因素。如果索爾茲伯里 [54] 勳爵願意實行某種愛爾蘭自治措施的話，問題就可能會發生根本性的改變，而如果大選結果產生了一個獨立於愛爾蘭和保守黨之外的自由黨多數，也會同樣如此；而莫利先生則說他的全部估計的基礎是「自由和自治的所有偉大永恆之舉對他的不可抗拒的吸引」。 莫利先生的敘述最多只涉及格萊斯頓在這幾個不斷思考的月份裡頭腦里必然存在著的一小部分問題。比方說，沒有提到宗教，沒有提到軍事形勢，也沒有提到永遠存在著的對自治施加限制的可能性。但是已足夠說明一個政治家在考慮一項新政策將會有什麼影響時政治思考的複雜性。 那麼，格萊斯頓的最後決定又是用什麼邏輯方法作出的呢？ 比方說，他是處理一系列簡單的問題呢，還是只處理一個複雜的問題？我認為，很清楚，一些孤立的、相當簡單的推理會接踵而至；但是，同樣清楚的是，格萊斯頓的主要思維努力是使他頭腦里所有辛辛苦苦收集起來的材料同整個問題協調。這一點已由在這個時期內密切參加格萊斯頓的腦力勞動的莫利先生的一段說明他自己想法的引文所強調。 莫利先生引用加德納教授的話說：「歷史學家冷靜地、隨心所欲地解剖一個人的思想，並且把它們像博物學家的陳列室里的標本那樣貼上標籤。他們一口咬定，做這件事純粹是為了抬高自己，做這件事是為了國家目標，做這件事是出於崇高的宗教動機。在現實生活中，我們可以斷言情況並非如此。」 很明顯，儘管格萊斯頓的頭腦是悠閒自在地在「自由和自治的偉大永恆之舉」中活動，他自始至終在追求一個量的方面的解答。「自治法案」對他來說並非是一個簡單的實體。他懂得，對愛爾蘭政府可能有無數方案，因而力圖就他自己方案的每一要點在許多不同力量中作出一種微妙的調整。 對格萊斯頓先生來說，這種複雜的調整工作的一大部分顯然是無意識的。在整個過程中，你會感到——任何曾經必須作出重要性較次的政治決定的人都可以把它同他的親身體會相比較——格萊斯頓是在等待頭腦里出現一個解答的跡象。他意識到他所作的努力，同樣也意識到他的努力正在同時被引向許多不同的考慮，但是對實際推理過程卻基本上沒有意識到，這種推理過程在他睡眠時，或者思考別的事情時，恐怕比他醒時和專心致志時進行得更加迅速。莫利先生的一句話說明了一種每位政治家都熟悉的感覺。他說：「讀者知道格萊斯頓先生的主要思路是指往哪個方向的。」 這就是說，我們所觀察的與其說是科學的作用，不如說是藝術的作用，與其說是自覺方法的作用，不如說是悠久經驗和訓練有素的才能的作用。 但是，人類進步的歷史卻在於逐漸地、部分地以科學代替藝術，以年輕時通過學習獲得的支配自然的力量代替中年晚期作為經驗的半無意識產物的力量。因此，這裡就涉及另一個問題：那些符合大自然的複雜性的政治思維形式到底可教不可教？目前是不常教的。在每一個世代，無數青年男女被政治吸引，因為他們的才智比同伴敏銳，同情心比同伴廣泛。他們有的成為自由主義或帝國主義的信徒，有的成為科學社會主義或人權或女權的信徒。對於他們來說，自由主義和帝國主義，權利和原則首先是真實和簡單的東西。或者，像雪萊一樣，他們把全人類看作相同的個人的無窮重複，「千千萬萬的人」「等待、堅定、身手敏捷、自鳴得意。」 [55] 對於所有這一切，他們用我們連我們的政治語言一同繼承下來的老的先驗方法來論證。但是，過了一些時候，他們內心就開始滋生一種不真實感。複雜而艱難的世界的知識闖入了他們的頭腦。像幾位我曾經與之度過一個夜晚的老憲章主義者一樣，他們告訴你說，他們的政治統統是「空話」——只說不做。他們當中，除了那些已經把政治當做職業或投機事業的人之外，絕少人能堅持到由於厭倦和失望而從新的知識獲得新的信心。經過第一次失望以後，絕大多數人都求助於習慣或黨性作為他們的政治見解和行動。既然不再把不認識的公民同胞當作一個簡單類型的劃一的重複，他們也就壓根不再想到他們，而只滿足於使用政黨的一些關於人民群眾的習慣用語，並體會到一些偶然結識的朋友的個別存在。 沃茲沃斯 [56] 的《序曲》清晰動人地敘述了一段心靈的歷史，這段歷史必然是千千萬萬不會寫偉大詩篇、其理智力量被政治上的幻滅削弱和浪費了的人的歷史。他告訴我們說，他在1792年法國大革命尚在開始階段時所愛的那個「人」，在1798年發現僅僅是「頭腦的作品」。經過失望痛苦和感情失挫以後，他看到了「個人……那個我們親眼目睹的人」。但是，在那個從錯誤的總體單一化到僅僅著眼於個體的轉變中，沃茲沃斯估計各種政治勢力或幫助政治進步的力量也永遠消失了。 要制止這種不斷重複的失望，就必須在政治中推廣定量方法，必須改變年輕的政治家進入的那個精神世界的詞彙和聯想。幸虧這種改變似乎至少已經開始了。每年都在積累更多和更精確的詳細政治事實；所積累的詳細事實要用於政治推理，就必須從定量角度加以使用。制定立法的腦力工作，無論是常任官員做的，還是皇家委員會或內閣閣員做的，定量的形式一年比一年增多，定性的形式一年比一年減少。 就拿目前的濟貧法委員會採用的方法同1833—1834年擬訂新濟貧法的著名的、極其得力的委員會所採用的方法來比較吧。老的那個委員會報告所使用的理論很容易被列入先驗的演繹形式。凡人皆追求快樂，逃避痛苦。社會應力求使反社會福利行為受到痛苦，使社會福利行為獲得快樂。要做到這點，可以使每個人及其子女的生計在正常情況下依靠他自己的努力，把那些不能做有益於社會的工作的窮苦人同那些能做有益於社會的工作的人隔離開來，並且讓窮苦人從自覺努力或痛苦束縛兩者擇取其一。這種理論導致「一個我們覺得所有的人都承認，就連那些其實踐與之不符的人也承認的原則，即貧民的處境大體上不應使之真正地或明顯地和最下等階級的獨立勞工的處境一樣稱心如意」。這個先驗的論據出色地用了許多由小組委員匯報或在委員會前舉證的例子，說明勞動者除非給他們指出兩條路，一條是餓肚子，一條是嚴格限制，他們就不會竭盡全力去干，雖然並沒有試圖對其性格和行為由每一例子代表的英國工人的百分比作出估計。 這個由特殊的例子說明但未證實的先驗的推理是如此清楚和如此容易地為普通人所理解，以致這項影響到一切既得利益的1834年濟貧法在下院以四比一的多數，在上院以六比一的多數獲得通過。 另一方面，1905年的濟貧法委員會雖然有不少委員受過1834年傳統的訓練，但為處理面前的眾多證據所迫，不得不採取新的方針。委員們不再半無意識地假定人的能力在快樂和痛苦兩個概念前完全依靠人的意志的作用，而是不得不將無數從量的角度觀察到的與影響貧民及潛在貧民的意志有關的眾多因素的事實製成表格並加以研究。例如，他們無法迴避下列任務：估計健康狀況（這取決於良好的環境）所產生的工業效果；估計希望（這可能由國家提供的老年福利實現）所產生的工業效果；估計遠大目光（這是教育的成果）所產生的工業效果；以及將所有這些與未來的快樂和痛苦概念所產生的「純經濟」動機相比較。 換言之，委員會所搜集的證據不是為了說明已經用其他方法確立了的總的命題，而是為量的問題提供量的答案；所有的例證都按照一個熟知的統計規劃積累起來，直到計算結果重複出現說明進一步積累已無意義為止。 1834年，在處理濟貧法的政治機器時，只消擺道理說，由於人人都謀求自身利益，納稅人會選舉一些盡其所知促進全社會利益的保護者，條件是設立一些代表所有地方利益的選區，選舉權則按每個納稅人利益的比例授予。至於設立的選區是新的還是舊的，當選者有沒有其他任務，在當時似乎是沒有多大關係的。 另一方面，在1908年，感到有必要探究可能在選舉中影響納稅人或候選人心理的一切事由，並利用一切可以獲得的證據來評估它們的相對重要性。例如，必須研究，在人們保持與議會選舉及市議會選舉有關的政治行動習慣的選區里，投票率是否最高；一次涉及除濟貧法管理外其他問題的選舉是否更可能在選民中引起興趣。還有，如果一個選區一年中不止進行一次選舉，從投票百分率可以發現選民對每次額外選舉的熱情會順著一根急劇下降的曲線減退。 因此，委員會或議會就政府政策和選舉機構作出的最後決定必須用主要是量的方法使所有這些和其他許多需要考慮的事情平衡起來。也就是說，這根最後與由證據表示的曲線相交的線賦予把擔心未來作為發憤圖強動機的重要性，或者賦予把個人健康作為提高個人效能的重要性，要比如果把兩者中的任何一個作為唯一需要考慮的因素而賦予的重要性來得小。如果不是為了節省當選代表的精力，「官僚」將會比要求的多，如果不是為了保持公眾的同情和同意，官僚將會比要求的少。在整個論證過程中，英國人民將不會被（如約翰·斯圖亞特·密爾所說的）「按照平均數或總數」看待，而是被看作包含許多個別的人，這些人能按照他們的膽力和體力、「性格」以及對未來的各種想法影響他們目前行為的程度排列在「差異多邊形」上。 再有，自從1834年以來，討論濟貧法報告的公眾也發生了變化。如今，報紙撰稿人在討論貧困問題時，不再使用諸如「窮人」、「勞工階級」或「下等階級」這類應用於整個社會階級的籠統字眼，而是傾向於使用表達對各種差異的量的估計的字眼，例如「十分之一的底層階級」或「不能被雇用者」，而每個報紙讀者都對商業部月度報表中記錄工會會員實際失業狀況的季節和周期變動的統計數字相當熟悉。 關於政治思維里這種從質的論證形式到量的論證形式的轉變，還可以舉出其他許多例子。不過，也許只要舉一個有關國際政治的例子就夠了。六十年前，主權是一個簡單的質的問題。奧斯汀 [57] 曾經論證說，任何地方都必須有個主權者，而主權無論在專制國家手裡，還是在共和國手裡，都必須是絕對的。但是，1885年為了防止瓜分非洲引起一系列像瓜分美洲所引起的戰爭那樣長的歐洲戰爭而在柏林召開的會議，卻迫於面臨問題的複雜性，不得不按照量的方針來解決主權問題。因此，自從1885年以來，大家都十分熟悉當時為了表達主權的等級而杜撰的名詞：「有效占領」、「腹地」、「勢力範圍」——阿爾赫西拉斯會議也許還增加了一個最低等級：「合法志願範圍」。現在，決定某一特定地區是否是英國的領土，就像決定一根含有一定百分比的碳的棒應當叫鐵或者鋼那樣，已經平凡之極了。 甚至在思考所觀察到的政治事實的最細小部分時，有些人也不受忽視個別差異的誘惑。我認得一個人，他在為工業立法建立一個統計基礎方面也許比英國任何其他人貢獻更大，記得他曾經告訴我說，他用一整天時間把數千次「鐵路事故」（每次事故的環境都和任何其他事故不同）分成幾大類，而他感到自己就像《笨拙》畫報中那個狼狽的搬運工，必須把大自然的種種精妙之物按照他的公司的不精妙的價目表予以安排。他引用搬運工的話說：「貓是狗，豚鼠是狗，可這個烏龜是條蟲。」 但是，必須經常牢記於心：量的思維並不一定甚至並不籠統地意味著按照統計數字來思考。數字抹煞標上數字的單位之間的一切差別，它並不是唯一的，甚至不總是代表各種量的事實的準確方法。例如，一張相片有時可能比一行數字更接近量的真實，更容易記住，更有利於論證和驗證。我看到過的最精確的量的政治文件要算是一套進酒鬼收容所的女人的照片。照片比任何類似測量記錄更精確地說明了身體組織和神經組織的種種變化。一個醫生委員會可以容易地把照片按照一系列愈益嚴重的變態予以編排，並顯示一個「邊際」女人的照片，對於這個女人，在考慮到費用以及最好鼓勵個人負責之後，國家應該暫時或永遠予以收容。任何人看過這個記錄都不會忘記。 的確，政治思想家有時必須模仿桌椅匠，桌椅匠在做一件特別精緻的活兒時不用最精細的摺尺而靠觸覺進行量的估計。如果一群出身、教育和思想類型各不相同的人首先對一系列涉及諸如增加或減少國家干預的政策的可能結果大致達成協議，然後找出他們的「喜歡」在哪一點上變成「不喜歡」，一個政治問題的最精確估計也就出來了。人是人的尺度，即使他在每一情況下選擇最不受能力不足影響的測量方法，他仍然是在使用定量的方法。但是，正是在數字估計不可能或不合適的情況下，政治家可能通過有意識地使用量的概念獲得最大幫助。 曾有人反對採用隱含的或明確的量的政治推理方法，說是這樣勢必要使根本不相同的事物互相平衡。他們問，如何使包含在一場持久戰中的民族榮譽的邊際單位與被認為是其等價物的附加稅邊際單位平衡起來？如何使用在科學基金上的最後一個金鎊與用在一位已故科學家的紀念碑或養老金計劃最後一項細節上的最後一個金鎊平衡起來？回答顯然是：政治家必須干，干就會使他面對的一切可行辦法獲得平衡。財政大臣在年度分配補助金和減免稅款方面所做的平衡工作，與一個在聖誕節有一二個金鎊可花的老百姓到底是把錢用來訂一份《中國傳道》還是在廚房和餐廳之間安裝一扇旋轉門所做的平衡工作，性質上並沒有什麼兩樣。 一個更嚴重的反對意見是，在政治中不應該從量的角度進行思維，這樣做會把一般的原則考慮斷送掉。「邏輯原則」也許只是大自然的精妙之物的不適當代表，但是如果把邏輯原則放棄掉，就變成一個純粹的機會主義者了。 在這些反對者的頭腦里，從簡單原則進行推理思維的唯一替換物似乎是標洛 [58] 公爵在德國國會就普選發表的演說中的看法。據報道，標洛說了這樣一番話：「只有最教條的社會黨人仍舊把直接普選看作偶像和一貫正確的教條。他本人並不崇拜偶像，也不相信政治教條。一個國家的幸福和自由並不整個地或部分地依靠它的憲法或選舉權的形式。倍倍爾 [59] 先生曾經說過，總的來說，他喜歡英國的狀況甚於喜歡法國的狀況。但是，英國的選舉權並不是普遍、平等和直接的。梅克倫堡根本沒有普選，海地則可以誇口擁有普選，而最近全世界的人聽見不少關於海地的稀奇古怪的新聞。難道可以說梅克倫堡比海地治理得差嗎？」 [60] 但是，標洛公爵的演說表明，他若不是有意拙劣地模仿一種他不贊同的學究或推理風格，就是沒有能力掌握量的政治思想方式的基本概念。如果普選權的「教條」意味著一切有選舉權的人因而在一切方面都變得彼此一樣，而普選權是好政府的條件之一，那時，也只有那時，他對普選權的攻擊才是正確的。然而，如果普選權的願望是基於這樣一個信念，即大大擴充政權是好政府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其他還有種族天賦、行政責任等因素），那麼，他的演說是完全沒有意義的。 但是，標洛公爵是在發表國會演說，在國會演說中，那種深刻地影響各種會議和委員會議事程序的從質的方法到量的方法的轉變還沒有獲得很大進展。在議會的正式辯論中，就連那些使我們最受感動的演說也往往使人想起格萊斯頓先生，在他的頭腦里，一當他起立發言，他在伊頓公學和牛津大學所受的詞語的訓練就總是同他對事物的經驗發生衝突，他從未說清楚，「自由和自治的偉大而永恆之舉」，究竟是指某些因素在教會和國家每個問題上必定有巨大和持久的重要性呢，還是指一切好人都能夠從絕對和權威的法則中推斷出一切政治問題的先驗的解答。 * * * [1] 巴布：半英化印度人的貶稱，多指略懂英語的印度職員。——譯者 [2] 巴奇霍特（1826—1877）：英國經濟學家、評論家。——譯者 [3] 《經濟研究》（朗曼出版公司1895年版）第97頁。 [4] 同上書，第98頁。 [5] 威廉·傑文斯（1835—1882）：英國經濟學家。——譯者 [6] 《經濟學雜誌》，1907年3月，第7、8頁。「從化學比擬稱為的定性分析已完成了它的大部分工作……從定量角度決定各種不同經濟力量的相對力量所取得的進步卻小得多。那項較高和更艱巨的工作必須等待徹底的現實主義統計學的緩慢發展。」 [7] 迪西（1835—1922）：英國法學家，其所著《憲法研究導論》（1885年）被認為是英國憲法的一部分。——譯者 [8] 巴涅爾（1846—1891）：愛爾蘭民族主義者，愛爾蘭自治派領袖。——譯者 [9] 索爾茲伯里（1830—1903）：英國首相，保守黨領袖。——譯者 [10] 《雪萊詩作》，第4卷第8頁。 [11] 沃茲沃斯（1770—1850）：英國詩人。——譯者 [12] 奧斯汀（1790—1859）：英國法學家。——譯者 [13] 標洛（1849—1929）：德國宰相和普魯士首相。——譯者 [14] 倍倍爾（1840—1913）：德國社會民主黨和第二國際的創始人和領導人。——譯者 [15] 1908年3月27日《泰晤士報》。